陈真打武田:雅婧：盛世之忧 明代苏州的市民抗争

仇英版《清明上河图卷》，该图描绘的是明朝中期苏州繁荣的景象。与呈现汴梁风土人情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相比，仇英版《清明上河图卷》中房屋建筑更为规整宏大，崇楼台阁、深宅大院，连商铺的门面也颇为宽敞，画中裱画店、银楼、香楼、古玩瓷器店等，正是明代新兴的行业，加之女伎歌舞弹唱、校场骑射练武等场面，一幅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风俗画跃然纸上。

明中期之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大发展，城镇的规模不断扩大。与之相随的，是城市中发生新型的群众抗议运动。由底层工人、生员构成的罢市、抗税等运动，风起云涌。台湾学者巫仁恕的《激变良民》，以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探讨明清的市民丵运动的原因，阶层分布，类型与结果。

本版文章，根据巫仁恕的学术论述，重新叙述晚明苏州地区的各类抗争，一窥商品经济发展后，江南地区在士大夫阶层领导下的民变及其内在动因。

神宗朝的前期，张居正当国，天下义安，看上去，依旧延续了大明朝中期以来的鼎盛格局。苏州，是江南地区相当繁盛的一座城市。由于水陆交通便利，丝织品行业大幅度发展，苏州成为苏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但盛世之下，乱局却在展开。

万历年间苏州的社会格局

明开国以来，奖励开垦，降低赋税，兴修水利，加上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江南地区的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与经济作物的种植，使得城市发展大幅度加快。

明自中后期以来，推行一条鞭法，徭役、地丁，分摊入亩。由此，无地农民，纷纷进城，并为手工业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仅江南一地，就出现了33个大中型商业和手工业城镇。水陆便利，商业繁茂。至万历年间，杭州居民“数百万之众”，扬州人口八十万余，“人烟浩穰，游手众多。”苏州城“自阊门至枫桥，将十里，南北两岸，居民栉比。”

就苏州而论，在万历朝，苏州城里百工聚集，手工业者猛增。作为江南丝织业重镇，苏州纺织工人最多，机匠有千户。有官方的织染局，但更多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工作。城市中的人口，分为三个群体。占最大规模的，是城市中的手工业者，他们从事纺织业，从事各种日常生活品与奢侈品加工，但这部分人获利有限，仅能糊口；其次，是工厂主，或由乡绅转化而来，或由市民中的富裕阶层转化而来；最后，是生员，或已经考取功名的人，在明代，这一部分人是享有部分特权的知识阶层。而厂主与生员群体，往往是同构的，有钱者使子女获得较好的教育，以使下一代能走入仕途，获取政治身份，这是传统社会的常规进取之道。

在苏州的太平景象之后，其实我们并不能看到太多手工业者对抗厂主的抗丵争运丵动。恰恰相反，而是这两者联合抗丵议明政丵府。

常规性抗争：米粮

民以食为天。粮食能否充裕，往往是古代大城市化的常规性难题。江南堪称天下富庶，但同样遭遇此一问题。

苏州稻米，分早晚两季，但仍难以供给城市。每年十一月，晚稻下之后即涨米价，至第二年七八月到顶峰。如果广东运苏州的米粮路线受阻，苏州的粮价，就会进一步上涨。由此，每逢春夏之交，米粮抗争就成为常例。

苏州城，士绅多，文化发达，甚至不少青楼女子也有文才。戏曲小说歌谣与民间揭帖一样，都能成为信息的宣传工具，抵达各个群体的民众。所以，参加暴动的人很多，有小商贩、工人、商人，还混杂着浮游棍徒。但领导者，大半是有功名地位的士绅及生员。

明中后期，科举竞争激烈，生员卷入抗争，是部分表达对科举的不满。而士绅群体，向来在传统社会负有“公义责任”。

抗粮运动，最终往往以官府的妥协，开仓“抚”民而获得成功。这是季节性的闹事，还算温和，一年总有一两次。但常规性的抗议，却培育了苏州城的抗议能力。

不过，抗粮运动的唯一指向，未必仅是政府，也针对囤积居奇的商人。

由常规性的抗粮提供的社会组织与动员能力，进而抗矿监税使，并不是意外。

http://news.ifeng.com/opinion/sixiangpinglun/detail_2011_08/06/8221815_0.shtml

抗税抗监：反抗官方非常态的斗争

万历中后期，神宗为加强内帑（区别于户部的国库，由皇帝直接管理）收入，派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到处采矿征税。江南地区，更成矿税流毒的重中之重。

明初就曾设个别的宦官核实税务，到万历时宦官们已控制了各地的税务机关。宦官们用增税、滥税的方式大肆搜括银两，在沿江、沿河、道路桥梁处都设置了重重关卡收税，而且多多益善。

明中期后，矿冶采炼业需求增多，获利甚丰。万历年间全国的矿厂几乎都由宦官控制。宦官们及其随从出任矿使后往往与地方地痞无赖相勾结，在地方上欺压官民、掠夺富户、为非作歹。并把掠夺的巨额税额私自截留，中饱私囊。有人统计，万历二十年到三十三年，矿使向国库上缴银两三百万两，私自截留所得八丵九倍于上缴之数。

万历二十九年，苏州织工爆发了大规模反矿税使暴丵动，史称“织佣之变”。这年水灾，物价很高，织造太监孙隆把税加到织户头上，每机一张，税银三钱。于是，先是佣工徐元、顾元等集众二千余人抗议。织工从葑门开始，见到税官就殴杀。投靠过税监的乡绅和富户，也在所难免。

其后几年，万历朝的制度并未更张，朝廷依然往苏州派宦官当矿税使。直至万历末年，此一政丵策更张为止。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城市居民的抗拒矿监税使理解为一种对丵抗国家非常规性政丵策的激进手段。同时，这些激进措施中，也有针对豪门大户的举措。在两个层面说苏州城市工人群体的不满所指：反官方非正常渠道的压迫与反豪门大户的盘剥。

万历年间富庶地区的城市抗议矿监税使的运动，实际上，也并没有生成一个大规模的全国性社会运丵动。与明末各地发生农民起义的情况并不一致。实际上，在万历末年政策更张之后，这一运丵动，就消沉下去了。

反官与保官：国家的问题

同是万历年间，随着政丵治腐败的扩撒，地方倒官，也成为了风尚。沈德符（1578-1642）《万历野获编》，书中记《无锡谑语》、《苏州谑语》、《嘉兴谑语》等，有大量生员或当地人批判地方政丵府的言论。在野书生问政，在明中后期，已成士绅的一大传统。

伍袁萃（1595年前后），作《林君漫录》，称苏州士风，一喜群聚而辱有司；二是擅编歌谣、戏曲与时文讽刺官员，三是替人干谒（以文章向官员宣传政策、推销民间政治精英）。伍袁萃称，“士风薄恶，吴中尤甚”。只要遇到地方官失职，私自加派，敛钱自肥，他们就利用乡评和市民力量，组织问舍，通过出版事业，如歌谣，戏曲与小说，公开叫他下台。甚至殴打再驱逐。

万历三十九年，常州府无锡县一群生员士大夫组织东林党，被平息后，苏州又建起了“复社”。东林与“复社”，都是在野的议政群体，对于政丵府的批评，不外乎行政措施失当、用人不当、宦官干政，等等。

随着万历朝中后期党争开始出现，江南地区，首先成为了北京朝廷党争的一个影子。各派力量，在朝廷之外展开斗争，首先是通过吸收江南地区士绅的支持。由士绅发动驱除地方官，其理由，往往是其余宦官相勾结，贪污腐化。这往往很容易获得广大市民的支持。

结语：抗争的延续性

很难判定，明代万历年间苏州市民的抗争，据有多大的全国性反响，甚至可以说，反响并不激烈。这从朝廷的处置手段以“安抚”为主就可以看出来了。

但苏州实际上并不是孤立的，江南与其他地区的富庶城镇，是作为一个整体在展开抗议。这是传统社会面临的新问题。在唐代之前，城市的最大功能，是区域政治———行政中心，经济功能是其附属的部分。而明中后期，出现了以城市工人与士绅阶层联合对抗行政权力的事件。如果我们对清末各城市咨议局等临时性机构的政治功能进行观察，不难发现，自明至清，城市已经获得了抗议的政治传统。

本版编写/特约记者 雅婧

在唐朝之前，城市最大功能是区域政治，经济功能是附庸，元代之前，都城独大，但元代之后，明代出现了商业和手工业型的大都会，这时候都城不再独大，而是整体实力不如工商业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