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涉世家第三段翻译:小平同志的十个“如果”——“理论创新”绕不过去的话题（二）2

　　小平同志断言，中国如果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富起来的人“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去喂肥少数人的社会。而今天中国的现实正是如此：少数人富起来了，“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困”。长期以来，我们总听到这样一种声音，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现在看来，这绝不是什么“转型期”的问题，而是“道路”和“方向”问题。

　　理论家们常常在那里津津有味地批判几十年前那个荒唐的“名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确实是一种不可取的极端“社会主义”。但今天我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又陷入另一个极端呢——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苗？！联系经济、文化、社会等症状去想想吧，那大飞机下马、洋垃圾进口是怎么回事？那恶搞民族经典文化是怎么回事？那鼓吹“红灯区”合法化、“性产业”阳光化又是怎么回事？……说有些“富起来的人”“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苗”，不是危言耸听吧？

　　7、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六万亿美元……就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

　　“主流精英”经常拿当今“富少穷多”的状况气壮如牛地嘶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们的意思是，少数富人现在已经有钱了，证明这就是社会主义！这是对小平同志原创论断的歪曲。而小平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是说全体人民必须摆脱贫穷，这才是社会主义！

　　同时，务必注意这个“如果”句群之前的那句话：“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就是说，这个“人均四千美元”，必须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前提下创造的一个经济成果，必须是在社会公义基础上产生一个经济成果，而决不是在两极分化状态下统计出来的那个“人均”。有些人一直以来，就是企图拿富人的金马桶跟穷人的泥饭碗进行“人均”之后，再厚颜无耻地蒙骗世人：你们瞧，社会主义就是优于资本主义！这是“主流精英”一直在耍着的一种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的把戏，是妄图把社会矛盾的“黑锅”扣在邓公身上！

　　8、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在这个“如果”之前，承接着一段关于对“左”“右”问题的分析。小平同志在谈到“右的干扰”时说：“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说在改革之初“主要的是防‘左’”还有一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的话，那么今天的“右倾”现象是否已经跃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

　　小平同志并不讳言“右倾”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闹革命。但根据小平同志的推论，是否会发生这种严重后果，决定于一个前提，即中国现在是否存在“少数人富裕起来”、而大量的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也就是说，是否在“搞资本主义”。如果是，那将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如果”中，清楚地显示着这个结论。中国除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富民强国的目标，再没有别的选择。

　　尽管胡锦涛总书记在他的“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的论断中没有直接冠名“社会主义”字样，尽管温家宝总理在关于“制度”忧患与忧叹中没有直接挑明那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但他们的理论和行动表明，其“社会主义”的语义是绝无歧义的。因为他们不仅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者和实践者，而且是社会主义改革前程的引领者与开拓者。他们跟普通百姓一样，坚信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坚信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富人民。

　　9、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在这段话的“如果”二字之前有一句话不可不提，这句话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循着这个论断去思考，问题就来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姑且不说是否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只是实事求是地问一句，我们是否已经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或者更直白一点，30年来的道路是否已经偏离了通往共同富裕的目标？如果是，那么“共同富裕”就没有得到“本质”的体现；如果不是，按照官方的说法，为什么会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的状况？而按照基尼系数衡量，为什么会出现两极分化？

　　因此，理论家们面临的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已经出现两极分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按照小平同志在这里给两极分化设定的条件是，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央地”矛盾就会“发展”，而且“可能出乱子”。必须承认，近年各种政治矛盾确实有所“发展”，小平同志所谓的“出乱子”，应不是指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而应是指大规模的政治动乱，故而也应当承认，这样的政治动乱确实未曾发生。

　　但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恰恰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凸显出来：假定没有出现两极分化，为什么各种政治矛盾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如果认定已经出现两极分化，为什么又没有发生“乱子”？目前未发生就等于将来也必然不会发生吗？如何防范“乱子”的发生？如何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有效缓解乃至化解各种政治矛盾？这显然是理论家们绕不过去的问题。

　　10、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这里，小平同志给出了一种“避免两极分化”的经济手段，但小平同志有所不知，在他逝世后的十年间，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导致了诸多咄咄怪事：地产商不为穷人盖房子，教育不为穷人办学，医院不为穷人看病……“富起来的地区”确实交了不少利税给国家，但为民众管理这些财富的国家40多个部委都拿去做什么了呢？国家审计署里有关于他们的大量不光彩记录。地方政府中连“社保基金”这种老百姓的“救命钱”都敢贪、占、挪、转，一句话，没有把本该用于支贫的财政全部用于“贫困地区”。看来，这单一的经济手段远远不能解决“先富带后富”的问题。胡温执政团队兼用了政治、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推进“共享”，如抑制房价、农民免税、农教免费等等，当然，这些举措的实质性推进刚刚开始，取得实质性效果尚需一段时间。

　　小平同志的意思显然是，社会主义制度本应是两极分化的“天敌”。这在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但在实践中却远非如此，从邓公当初的“避免”发展到了今天的“缩小”。如果说“避免”还意味着担心的问题尚未发生的话，那么，“缩小”则表明问题已经发生了。

　　关于两极分化的争论，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认为现在确实已经存在着“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即两极分化的问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富的确实愈来愈富，但穷的并没有愈来愈穷，理由是“水涨船高”——穷人过去饿肚子，而现在可以吃饱了，即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这两种对立观点实质性的分野仍然是：我们现在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如果是社会主义制度，那就应该坚定不移地把“缩小”的事业进行到底；反之，就像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差距还将持续拉大”。理论家们，特别那些志在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不应在这个问题上保持缄默。

　　[结束语] 　　综观这一组“如果”，是“总设计师”在最后阶段的“设计”中为中国留下的最深沉的声音，堪称邓小平理论中颇具基础地位的一个理论板块。他的这一系列理论假设，绝不是不着边际的空洞的政治预言，而是他从自己丰富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生发出来的未来式忧患，是他从自己深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内存中提炼出来的警钟式恒言，是他从自己生前最后一段时光对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的实践探索中打磨出来的望远式洞悉。其中，对他自己在改革开放预演阶段提倡的“摸论”和“猫论”进行了更为理性的补充、调整乃至校正。

　　“翻烂”了《邓选》的理论家如方永刚教授，恳望你尤其能花费更大的精力去“翻烂”《邓选》第三卷，内中有那位“划了一个圈”的老人一生中凝结的最厚重的线条和色彩；“翻烂”五卷《毛选》，内中有一个叫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群体共同构建的庞大而完整的思想体系，那是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源头。“翻烂”它们！“翻”出一个能为中国的改革解惑释疑的经典部头来，“翻”出一个能够启迪和指导中国改革实践的思想体系来，“翻”出一个能够重归“制度”的理论史诗来。

　　现在，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创新是必要的，但应该是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创新。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在马、列、毛、邓理论基础上的创新，是必须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创新，而不是像谢韬们那样恶意“修正”，甚至另起炉灶。但最近有一位老农民告诉我：“创什么新？治国岂能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依我看，能把马、列、毛、邓那一套用对、用好、用活就是最大的创新！”诚哉斯言！（2007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