郫县华宇物流:改革慈善 体制是绕不过去的坎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以最快的速度造就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富豪，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们在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积累了巨额财富的同时开始越来越重视自身的社会责任。1998年特大洪灾以来，中国的慈善事业开始逐渐成长，经过2008年的雪灾、汶川大地震，2010年的干旱、玉树地震、南方大水，在每一次灾难面前，各方的慈善行动赢得了国人的赞许与感动，然而，伴随而来的争议也越来越多。

中国尽管缺少宗教文化的传统，但并不缺少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今天，不少地方政府把慈善捐款当成 “第二税源”，本来属于纳税人自由、自愿 、快乐选择的慈善捐款异化为 “被慈善”、“被捐款”，这让素有乐善好施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参与公益慈善的热情受到极大抑制。

早前，英国广播公司以《超越“富”而不“善”》为题报道了中国不缺少富翁，但慈善家很少的现象，并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种种原因。据统计，中国工商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只有不足1%的企业参与过捐赠；近年来，中华慈善总会所获捐赠的70%来自境外，包括港、澳、台，而中国大陆富人的捐赠不到15%.

在中国，慈善事业应该是刚刚起步。此前，中国慈善的公众参与度及捐款总额还与现实要求有很大距离；对于善款的管理和使用，也引起过质疑和猜测。因此，改革慈善体制已成为各方的共同期待，成为发展慈善事业绕不过去的“坎”.

民间慈善与政府责任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没有市场，没有社会，政府集中了政治、经济、社会的一切权利、资源，也承担了一切责任。经济体制改革30年，中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但社会建设和社会领域改革起步很慢。许多国家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残疾人、孤儿及其他社会福利领域，很大一部分是政府资助、由非营利组织经营的。在中国，这些领域主要还是国家事业单位体制，由政府包揽。在政府允许民间力量进入的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主要选择了市场部门，而不是非营利部门。如民办教育，在中国是市场投资行为，而国外的私立教育主要是非营利的。如美国排名前十的大学都是非营利私立大学。迄今中国还没有一所真正公益性的非营利民办大学。香港90%的中小学是政府补贴、社团办学，而内地非营利的公益中小学数量还在个位数。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目标，在政府体制改革方面，要求 “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温家宝总理2010年4月1日在《求是》杂志撰文，提出社会事业区分为 “基本”和“非基本”. “基本”部分由政府完成，而“非基本”的社会事业应交给社会和市场，政府需要履行的则是监管责任。

政府公益与民间慈善大方向一致，但有界限。政府公益用的是财政税收的钱，民间慈善用的是民间捐款或服务收入；政府可以把财政的钱拿出来购买民间组织的公共服务，但不能把民间慈善捐款拿到政府的口袋里弥补公共财政的不足；政府要支持民间公益的发展，并担负监管的责任，但不能自己越位操盘，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厘清民间慈善与政府责任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政府与对于 “官办”慈善组织的关系。中国民间公益领域存在两种生长力量，一是自上而下，从官到民的组织，公募基金会、慈善会属于这种力量；二是自下而上、扎根民间的草根组织。第一种力量有行政力量的支持，有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吸纳了绝大部分民间捐赠，但因为历史的原因，没有把基层的公益服务机构--草根组织作为消化这些资源的 “腿”.它们的根还扎在政府行政系统内，这就有意无意地强化了政府对民间慈善资源的吸取，民间慈善捐款成了弥补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预算外资金。一些地方现在还是把公募机构的捐款列入政府预算外收入统计的。

属于第二种力量的草根公益组织，因为没有政府背景，根据现行法规，在登记注册前需要先找一家政府部门做业务主管单位--俗称找 “婆婆”，然后才有资格到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注册。找“婆婆”难，使得一些知名的民间组织如自然之友、红枫妇女热线努力了十几年、二十多年都没有拿到 “出生证”.民间公益服务组织“出生”难和获取本土资源难并存，它们只能依靠境外慈善资金的支持，只有一点点“洋奶”而没有 “母乳”的哺育，中国的民间慈善组织不可能发展壮大。

公益慈善产业链的再造

在各个国家，基金会是慈善资金的提供者，大量专业性的公益服务组织是消化这些资金的终端。慈善资源的流向是：捐款人出钱，基金会 （慈善会）收钱、管钱，公益服务组织花钱。捐款的使用大部分用在服务、用在支付公益组织的人工成本上，而非基础设施、硬件建设上。这个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慈善资金流向公开、透明，受到捐款人、社会和政府的严格监督；所有收钱、管钱、花钱的机构都会自觉把自己的账务公开，成为“玻璃口袋”.原因很简单，慈善组织要想得到公众支持，获得捐款，必须依靠自己的公信力，得到公众的信任，慈善资金只会流向最有效率的机构。正如 “股神”巴菲特把370亿美元捐给盖茨基金会那样。

中国公益慈善产业的产业链是断裂的，有的机构为钱多得花不出去发愁，有的机构在做 “无米之炊”.公募基金会（慈善会）实行从官到民的转型、建立慈善资源由民间流向民间的机制，对于公益产业链的再造举足轻重，责无旁贷。这种改革尝试已经开始。“5·12”灾后重建中，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从13亿元捐款中拿出2000万元公开招标资助民间组织灾后重建项目，体现了捐款使用公开、公平、竞争、高效的原则，社会好评如潮。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基会和南都基金会共同发起的“2009中国慈善导航行动”，以 “公信力、持久力、创新力”为指标，通过公开竞争，给16个坚守汶川地震灾区从事灾后重建的草根NGO提供项目资助，倡导“让慈善更加阳光，让爱心更有信心”现代慈善理念。

在公益慈善产业链再造中，非公募基金会将扮演重要角色。从2004年《基金会条例》实施以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异军突起。到2009年，数量已达846家，直逼有近30年历史的公募基金会（991家）。非公募基金会让中国的富人从只能开捐赠支票到自己创办慈善机构，对于改善中国民间慈善的生态环境具有里程碑意义。非公募基金会的资金是独立的，可以自主决定资金使用的方向与方式，将成为民间公益服务组织的重要资源提供者。

2005年中华慈善大会提出“携手慈善，共创和谐”，反映了政府和民间组织合作的共识，也揭示了中国民间慈善发展的健康路径。深圳和北京中关村已开始民政部门直接受理民间组织登记的实验；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政府采购社会组织公共服务项目纷纷启动，政府投入的力度将越来越大。在慈善体制的改革转型中，草根NGO要提升组织的能力和项目管理水平，让基金会 （慈善会）放心地提供资源，进行平等合作；同时要学习与政府对话、合作，获取政府的信任与资源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