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南主演的电影:蹉跎岁月——新干造纸厂

第三部  蹉跎岁月——新干造纸厂

我和陈冲经过又一轮死磨硬泡，终于走出了园艺场，进入工厂，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

人事部门的人希望我们能够再等等，别那么匆忙地去到一个不适合我们的工厂里。他们说，如果我们愿意再等上一两年，新干县将会有很多工厂上马，到时我们就可以进到一个比较适合我们工作的厂子里。而现在他们安排我们实在有困难，现有的工厂少得可怜。

陈冲不愿等，我也不愿等，即便我们得到承诺，保证就一两年，等批下来几个省重点工程后，我们一定可以从园艺场直接进到某一个像样的厂里去，我们还是不愿等。我们宁可先去到这个工厂不像工厂，农场不像农场的地方，也好过继续在园艺场无休无止的高强度劳作。

新干砖瓦厂的名字并不好听，赶不上纺织厂和化工厂等。但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不错，离县城只有五里地，步行半个多小时就到达县城。虽然劳动强度确实也很大，但是比起园艺场的双抢来，应该算不得什么。

我们是女职工，最重的活儿，就像制砖和烧窑都由男职工干。我了解到，在砖瓦厂，女职工只要晒晒砖就行了。

人事部门那几个干部吃不消我和陈冲的死磨硬泡，只好答应我们先去砖瓦厂，等到省办的那几个新厂批下来，再把我们从砖瓦厂调过去。

我在这期间，也就是离开园艺场进到县办工厂之间的时段里，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有点奇怪，所以我一直没忘记。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竟还是记得。

我梦见自己手里捧着一块砖，这块砖很沉很沉，但我感觉它不是土制的。突然，一不当心，我手中的砖掉落在地上，它散开了，变成一张张纸。原来这块很重的砖是纸质的，纸质的砖竟然比土质的还要重？真有点搞不懂。我一张张将散开的纸张拾起，聚拢，它们在我手中变成了一本厚重的书……

我把这个梦告诉陈冲，陈冲对此一点也没有兴趣。她认为我知道自己要去砖瓦厂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梦到了手里捧着砖。她认为就这么简单的事，而且在她看来没有什么好寻究的。

可是我却一直放不下这个奇怪的梦。我总觉得这个梦对我有启示，启示我未来的道路。

做过这个梦不久后，我就明白了第一步，我们在砖瓦厂呆了不多时日，就调到新干造纸厂了。我手中的砖突然变成一张张纸，就是我们要进入新办的造纸厂的预兆。当然，这个梦的预兆到若干年后才完全应验，后来我几乎天天捧着大量的如同砖头一样沉重的书卷……

新干砖瓦厂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给我，值得纪录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以为晒砖的活儿不会太累，可是，我想错了。

当男职工从机房里将一车车很湿的刚制成的土砖运到晒砖的轨道上来时，我们这些晒砖女工要三口三口地将砖从车上取下来，当即很均匀地一横一竖地分开。三块很湿的砖头起码有十多斤，要靠手腕的力量托住分开，还真是一个硬功夫呢！在堆放时，必须像堆积木那样放在很准确的位置上，否则就会倒塌。一倒塌，砖就没用了，还须很麻烦地将一车车烂泥拖回到机房重新返工。

如果天气一直很好，砖头晒过几天后就干了。然而，不总是晴朗的天，遇到刮风下雨，晒砖女工就苦了。白天还好点，逢下雨天，一边堆放制成的砖，一边把“草铺”盖在砖行上。殊不知，往往这时候湿砖非常难以堆放，一路上手推车上的砖淋着雨过来，没有骨架很软的砖，要再堆放不到位，那就必散架成烂泥了。

有时候，收工时看看天挺好的，就不盖“草铺”了，免得第二天要掀开它让砖晒太阳。可是如果半夜变天，就得赶紧起床去盖“草铺”，谁要偷懒不想起床，可想后果是什么？第二天你的砖道上必是一滩滩烂泥，等着花大力气将这些烂泥运回去机房吧！

经历过几次这种凶险的事后，我晚上很长时间没有好的睡眠。这是在砖瓦厂给我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之一。

第二、我记得自己在砖瓦厂的一次吃饭比赛中，一顿吃了九两米的饭，那可是好几盘啊！

今天人们也许会觉得那时我们这些人很无聊，竟拿自己的肠胃来开玩笑。是啊！在今天，我一顿最多吃三两米的饭，要我再吃上九两米的饭，非把我撑死不可。然而，在那个粮油受控配给供应的年代里，我就是一顿吃过九两米的饭。而且我把这九两米的饭吃下去，几乎没用什么菜，大概最多也就是吃了一小块腐乳而已。

那天砖瓦厂吃饭比赛得第一名的男职工，他足足将二斤米的饭吃进肚里。我们一大伙的人很可笑地观察了他凸起的肚皮，没有发现裂痕。我若是看到裂痕一点也不会惊讶，将近一脸盘的饭吃下去，按说真会撑破肚皮的。

那时候粮食很是紧张，为什么大家不匀着点吃，宁可平时节省着，也要在比赛中海吃一顿？当时我也想不明白这个问题，现在有点明白了。虽然粮食是紧张，但是人的心灵更为饥渴。整天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任何文艺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人们，不知如何来打发剩余时间，就只有这样来找乐子，来满足一时的心头之快了。

可怜啊！没有主的人生，实在是可怜。我那时也就是这样地虚度年华。

第三、在短短几个月新干砖瓦厂艰苦劳作的日子里，我遭遇到人间最悲惨的一件事。

有一个在机房里工作的男职工。他是新干荷埔公社某个大队的人，刚刚结婚不久，大概蜜月期还没过呢！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就这样要了他的命了。

那天，砖瓦厂的医务室给每个职工配备一包预防疾病的药片（我忘了是不是预防疟疾），每人好像是三十片，一天两次，早晚各服一片，半个月吃完。发药的人好像有讲过怎样按规定吃药，但是领取药物时大家都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很多人都没有听清楚吃药的规矩。

开始发药还不到一个时辰，我们突然听说某某人死了，他把发给他的一包药全吃了，结果就死了，来不及说一句话，更来不及送医院，就这样地死了。

我非常震惊和害怕，不仅是我，当时全厂职工都傻了眼，有人手里握着的小包药还没暖过来呢，不料没病的人吃药反而吃死了，这岂不是一件令人震惊的大事？

跟那人同宿舍的一位职工说，他们两人一起领了药回到宿舍，准备去打饭。死者问了一声这药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得到饭前吃的结论和答案后，他还开玩笑地说了一声：“吃了这包药，可以省一顿饭呢！”

听他说话的人没在意他说的，更没料到他真的把整个一包药吃了下去。结果呢？他真的省下了这顿饭，并且从此以后他省下了所有的饭，再没有吃过人间的一顿饭了。

我亲眼看到新干医院的车辆来将他的尸体运走，不敢靠近，同事们说他的脸变成紫黑色了。

就这么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一个蜜月期还没度完的小伙子，去见马克思（当时的习惯说法）了。不用说，他的家人——父母和新婚妻子——哭得死去活来。

过了两天，那人的新婚妻子来顶替他上班了。有人说，这位青年寡妇还是挺幸运的。当时顶替还没有作为一项人事政策开始实施呢，这个女人由农村户口变成了商品粮户口了。

我想，这大概是她仅受到的一点安慰吧！

我和陈冲在新干砖瓦厂没过几个月，很快地新干发生了一些大变化。江西省工业局在新干有了大动作，开办了好几个规模不算小的工厂。我和陈冲也因着人事部门作出的承诺，当然也加上我们再次去强烈“请调”，终于分配到靠近新干中学的新办厂——新干造纸厂，开始了我们的蹉跎年华。

第一章  四面楚歌

新建的厂里什么都没有，机器还没有运过来，我们一大批刚刚从各公社和各大队抽调上来的知青倒比机器更早进厂。于是大家要从制砖、制瓦开始，自力更生开办新厂。

厂领导的级别很高，书记是省里的一个厅级干部。跟我们一同进厂的有一个南昌知青告诉我们，李烈书记是高干，造纸厂能够在新干县开办，全是他的功劳。是李书记去省里争取到的。

我和陈冲在造纸厂成了“弱势群体”了。当然，严格说来，我们只有二人，不能算是“群”体。但是我真的感到自己一来到造纸厂就像是进到一股洪流之中，快要被淹没的感觉。造纸厂的职工并不多，但是明显的分成了几大派。而我和陈冲只能算是另类，一派也不派了。

上海知青是造纸厂的第一大派。具体有多少个上海知青进到造纸厂来了？我记不太清楚。反正你会听到在宿舍里，饭厅里，车间里，到处都是讲上海话的人。当然，现在他们都不是知青了，他们是上海人，知青这个名称已经是过去式，越来越远逝了。

令人不安的是造纸厂还有很多说南昌话的人。我一直听不惯人讲南昌话，觉得南昌话听起来很不文明，很不礼貌。其实应该算是我的偏见，南昌话怎么啦？你不喜欢听那是你的事，干嘛跟文明礼貌扯在一起？但是，一听到人讲“那大罗汉”，就令我不舒服，不能不跟文明礼貌扯到一起来。

还有一拨新干本地人，这群人你不能小看他们，他们一个个都是好角色，有深厚的背景。不然，他们是进不到造纸厂来的。这些新干当地人，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是当官的，虽然官不算大，但是算得是土霸王。常言道：蛟龙斗不过地头蛇。上海知青很多人的父母远比这些人的亲戚官大，但是在这个地方，大家都懂得别得罪了当地人。

我只知道造纸厂是省办厂，虽然选址在新干县城，但却是省工业部的一个下属厂。至于我们这些职工呢？我们显然很是得意，为自己成为这个厂里的职工很感得意。

陈冲在这方面远比我在行，她认清了形势，马上就除掉了自身的优越感。她知道了剧团出来的人在园艺场也许会受人尊敬，在砖瓦厂也被人刮目相看，然而，在造纸厂你跟别人没什么两样，大家都是普通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员。

我倒是很看好自己这个新的身份。我终于成为工人阶级了。什么是工人阶级？那可不一般，那可是中国的领导阶级。你会看到，虽然经过了文革在剧团的大批斗，也经过了园艺场这个人间地狱的熬炼，多年来的政治教育的成果在我身上还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我。我被洗脑洗得够彻底了。

很快地我和陈冲两个来自吉安的女孩子被分化瓦解了。根据我们不同的出身背景，陈冲加入了南昌人的队伍，我则进到上海人的行列。不但跟两个不同群体的人在一起玩，连语言也改变了。我们不再说吉安话，陈冲说起了一口地道的南昌话，我也讲起了平常只在家里讲的上海话了。

造纸厂分好几个车间。

第一道工序是在“切料车间”。切料车间里有很大的切料机，将各种原料切成碎片，包括一台锯板的机器。在切料车间里的职工一般都是男的，女职工力不能胜。有时候造纸的原料是一种巨大的树木，那些用来造包装纸的原料都是巨大的松树。把一段段几乎称得上是树木的原料放进锯板机里，是要很大的力气的，女员工根本不可能搬得动这些原料。

将原料切碎后，有一条传送皮带将这些碎木碎秆放到一个很大的铁球里。这个巨大的铁球叫“蒸球”，是在高温蒸汽的作用下把碎木片和碎麦秸蒸煮得像浆糊一样的用具。这第二道工序叫做“蒸煮”，在“蒸煮车间”工作的人不多，因为这里完全是机械化操作，用不着那么多的人。但是在这个车间的人必须是大个子体力强的人，将偌大的球盖盖上，没有体力是万万不行的。

接下来的一道工序是打浆。经过蒸煮已成碎浆的造纸原料还不能马上投入使用，还得经过一道更细碎的工序。打浆机和漂洗机在地底下，不，正确地说，在高出地面一公尺多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很大的台子，机器在台子底下。操作人员在打浆台上操作，不但要看仪表显示的数据，还要时不时地用一个网子将打好的纸浆捞上来测试一下合格不合格。为了经常要进行的测试，打浆台上有一个很大的洞，便于操作人员伸进去到底下的打浆机里捞纸浆。

通常打浆和漂洗两道工序连在一起，这两道工序所在的车间叫“漂洗车间”。

接下来的一道工序就是造纸了。“造纸车间|”的人守着一条有很长毛布连接的纸机，时刻盯住毛布看纸张的厚度和宽度是否在一定的指数内，不时地要进行一番调整，使出来的纸张合格。

最后一道工序是切纸和打包。切纸机也是一个庞大的机器，但是切纸工人操作起来不算太难，也算是机械化程度较高的机器。造纸厂的“生活”越往后道工序，需要的体力越少。因此“切纸车间”几乎是清一色的女工。

在造纸厂整个流水程序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漂洗车间。曾经发生在漂洗车间的一件往事使我日后有了一个很难消除的死亡阴影。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这件事究竟是发生在我们这个造纸厂，还是发生在其他兄弟造纸厂，总之，这件事已经成了我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死亡阴影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有一个漂洗车间的女工值晚班时，由于太困倦，去到打浆台上那个没有盖子的洞口取样时，一不留心掉到浆池子里去了。由于是在半夜三更的晚班，没有人注意到她不见了。直到天亮时接班的人到了，才发现她不见了踪影。大家到处找也找不到她，正当大家为此事深感困扰时，有人发现造纸机上出现了人的头发。这下子把大家惊呆了，才知道这个女工已经尸骨无存了。

我记得自己在造纸厂那段时间，很怕上到打浆台上去。其实打浆台上还是很稳固的，那个洞口后来也做了一个网盖。但是我一想到脚下就有打浆机和漂洗机，驱动打浆机和漂洗机的马达正在高速运转；想到曾经有一个女工不当心掉下去就真如同人间蒸发般，连骨头皮毛都找不到了，就会不寒而栗。

这是后话。回到刚兴建造纸厂我们自力更生办厂时期，我们刚进厂就分了车间。陈冲分在造纸车间，我则分在切纸车间。

虽然一进去就分了车间，但是各人进到自己的车间机器旁做事是晚些时候。那时机器都还没有安装好，工人也都没有预备好上机操作。所以好几个月我们整天除了学习外，就是劳动。

学习的内容有业务方面的学习，也有政治学习。那段时间，政治运动虽然比文革初期少了些，但是抓思想品质仍然是当时的主流。政治学习还是整天把人搞得云里雾里的，心灵始终不得安宁。

业务学习倒是很简单，听师傅讲解机器的原理构造，在理论上先掌握一部分知识。机器还没有安装好，我们只能听老师在黑板上对着图纸讲解，讲接下来我们每个人要接触到的机器性能和如何来操作。

刚进造纸厂时，劳动很是繁重，劳动的主要事项是制砖。那时我跟陈冲已经懂得了制砖的一整套程序，对我们而言，关键是劳力的付出。制砖完全是体力活，既是体力活，就免不了会想要偷懒。

造纸厂的制砖不是全套的制砖，只有后面的工序，也就是说造纸厂只有烧砖部分工序。大卡车把一些砖坯从外面运来，我们在师傅的授意下把一口口砖坯挑着送进砖窑里，让烧砖的师傅在砖窑里堆好。整个烧砖的工序也都由请来的师傅操作，砖瓦烧好之后，再由师傅授意让我们把制成的砖瓦挑出窑洞。造纸厂的职工就是打打下手，做装窑、出窑等体力活。

然而，装窑和出窑都是重体力。于是，造纸厂的女工比砖瓦厂的女工在初建时期付出的劳力更大。砖瓦厂的女工主要是晒砖，造纸厂有现成的砖坯，不要晒砖，造纸厂的女工就得干男劳力干的那些装窑、出窑的活计。不然，一大批的女工就无事可干，而不多的男工就负荷太重了。

虽然进到造纸厂来后，有一度同样很辛苦，但是我们大家都为自己跳出了农门而庆幸。时不时有还在插队的知青朋友来造纸厂参观，他们流露出来的羡慕眼神，让我们明白自己应该知足，我们已经是很幸运的人了，建厂初期的这点苦实在算不得什么？再说“自力更生”是我党的光荣传统，我们应该发扬光大嘛！

我们刚进来时，很多人住在一个大统间里。那时宿舍还没有建好，还等着我们自制的砖瓦来盖呢！我和陈冲一开始跟一些新干当地的女工分配住在一起，陈冲好像没什么，可我跟她们住一起很感别扭。

殊不知，住在一起的人很难分你、我的，我的东西不让别人动那是不可能的。陈冲能够毫不留情地告诫别人不许睡她的床，不许用她的碗，可我做不到。尽管我也讨厌别人不经我同意睡在我的床上，随便拿我的碗去吃饭，但是我很难开口跟别人约法三章。于是，我跟别人的矛盾反而比陈冲跟别人的矛盾要多得多。

记得刚进造纸厂，我头一回休探亲假就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我回吉安去探亲，回来时令我大吃一惊。我的床单被人用剪刀剪了一个洞，一个满是刀齿的洞。一看就是剪刀剪出来的印。可是我左问右问，没有人肯向我说实话。有人告诉我是老鼠咬的洞，我才不相信呢！分明是剪刀剪出来的。

经过我一再打听取证，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我不在造纸厂时，一个当地的女工家里来了一个亲戚。晚上那个亲戚就睡在我的床上，偏偏那天那人的“大姨妈”来了，把我的床单弄脏了。脏了也就脏了，帮我洗干净不就行了吗？然而，这些愚蠢的家伙，怕我回来后会说她们，干脆将“大姨妈”留下的血印用剪刀剪掉，并想好一套说辞，说是老鼠在我床上做客，给我留下一个它做客的纪念。

你说我该拿这人和这事怎么办？我一条好好的床单，很漂亮的床单，就这样被人糟蹋了。我气得不得了，大骂了那人一顿。可是骂了她一顿后，我又能怎么样呢？让她赔我，她赔不起。那年头有我这么条好看的床单可是件稀罕事，当地工人用的都是土布做的被子床单，她们上哪儿买来赔我？她们都是来自农村的，又哪里有钱去买床单赔我？

我就只有罢休了，不罢休又能怎么办呢？

然而，我这一罢休，别人更不把我放在眼里了。那些人变本加厉对我，使我原本应该过着的高兴日子就是没法高兴起来。

我发现自己真的很笨，真的笨到家了，被一些乡下的女孩欺压了还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貌似我一个大城市出来的人，却对这些来自乡下的小妞深表无奈。

还记得那段我们自力更生兴办工厂的初期阶段，我真的很不会做人，被人坑了还落下坏名声。

有一次，我发现自己放在箱子里的钱包被人动过了。打开钱包一看，一共四张十元的钞票少了一张。那时候，我们每月的工资才十八元，这总共四十元的积蓄可是我全部家当啊！我很生气，大声嚷嚷一定要把偷我钱的小偷给找出来。

我煞有介事地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按当时的习惯说法当成是阶级斗争的动向。我认为在我们当中有阶级敌人在使坏，我的钱被偷了，这不是件小事，厂领导应该当一件事来处理。那个年代被盗的事很少很少，就像犯奸淫，也是一桩大的不得了的罪。我遇到被盗的事了，于是就上纲上线地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可是，没有人支持我，一贯喜欢上纲上线的人这时都三箴其口了。一气之下，我要求搜身，对所有同室的人都搜身。其实那时候我心里已经明白了是谁偷了我的钱，只是我没有当场抓住而已。不仅是我，我认为陈冲也知道是谁偷了我的钱，但她不肯出来指正，她不愿为了我而得罪这个有很好出身的贫下中农子女。

由于我硬是要求要全体搜身，而且指名道姓地说是谁干的这事？我触怒了一些人，相反地我被人质疑说贼喊捉贼。持这种看法的人说不可能有小偷偷了我的钱，原因是我四张十元的钞票还剩下三张。小偷真要是偷我的钱，干嘛还给我留下三张？分明是我自己记错了，或者说我故意弄出一点事来，故意要把水搅浑。

我认为这是小偷的狡猾之处。她没有全部将我的钱偷走，有一种可能是她以为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放在箱子里。我这人平常大大咧咧的，用钱也没个数，想到用就用。她知道我的秉性，利用我的“糊涂”（其实我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糊涂和缺心眼）来造成一种假象，使人想象钱的短少不在于别人而在于我自己，是我自己用忘记了，不是小偷窃取。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小偷没胆敢偷太多。如果她一下子身上多出来四十元（当时的四十元堪比当今的一千元都不止），一定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她哪来的那么多钱？于是她只敢拿一小部分，不至引起我的怀疑，也不至引起她的家人和邻舍的怀疑。

可是无论我怎么说，都没有人听我，反而怪我的人比听我的人更多。我当时真是气得要吐血。明明有人偷了我的钱，不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那窃贼，反而指向我这个被盗者，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可是我百口莫辩。我不但没有得到领导支持把失窃的损失要回来，还给我加上一顶政治大帽子，说我一贯对贫下中农看不起，说我是在污蔑贫下中农，给我一顶这么可怕的政治大帽子。

我现在回忆起自己当初的举止言行，确实有很多可懈之处。我当时看不惯陈冲所谓的会做人，认为她不过是个市侩，我可不要做那种市侩。我以为自己很高尚，其实我同样是卑劣的，自己不认识自己而已。

就说陈冲给人的约法三章吧！我看起来似乎不像她那么小气，别人动也不能动她的东西。其实我内心也不喜欢别人动我的东西，却要装成不在乎的样子。从这一点看，就可以知道陈冲比我诚实，怎么想的就怎么做，我心里想一套，做出来却是另一套。

我最大的问题是不会与人很好的相处，也就是不会做人。我既不能跟人很好的相连，又不能与人有该有的界限。

我的骄傲使我不愿跟我不喜欢的人太接近，尤其是跟和我看法不一样的人，我会保持很远的距离。其实我并不在乎对方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在新干剧团和新干园艺场都有来自城市和农村不同的人，对有些乡下人，就好像剧团的八伢子，我就很看好他，特别喜欢他那种实诚和淳朴。

我看不惯一些小鸡肚肠和贪图小利的人。对于此种人，我敬而远之。这种人不仅有来自农村的，同样也有城市居民。我对这种人常常会用一些刻薄的话语去损人家，由此得到的结果不用说，我自然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最困难的还在于我跟人没有界限。也就是说该划清的界限我划不清。

比方说，人人都知道男女有别，在与异性接触时要尽量注意分寸，千万别单独与异性过往甚密。我自认为能够把握自己，不太去管别人的感觉。并且说实话，很多时候我更愿意和男人打交道，我觉得男人心胸宽阔些，头脑缜密些，跟他们打交道相比跟女人打交道更容易。于是，我就不在乎自己会给别人留下话柄，认为只要自己站得正，身正不怕影子歪嘛！我管你们怎么想？反正我没有你们认为的歪心就够了。

不仅在男女关系方面我缺乏界限，在很多物质方面或者更深心灵层次上我也同样缺乏该有的界限。

就好像我和陈冲一分到大宿舍里，她首先就跟别人讲清楚不许动她的东西。我看陈冲这个样子，还嘲笑她太过小气。由于我对陈冲的界限太多持反对的看法，就给别人一种印象，我不在乎自己的东西给别人用。然而，是否真的不在乎呢？我这种没有界限的结果给自己带来的是无穷尽的烦恼。

后来我信主了，知道了神可以在四个方面做得很好，而人却没有办法做好，这就是我们这种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人不能在世间很好地享受人生的主要因素。

究竟是哪四个方面我们本该做好却没有做好，以致使我们的人生充满了矛盾、痛苦和坎坷呢？

第一，人都不能与他人有好的相连；第二，人都不能与他人有正确的分离；第三，人都无法像神那样分别善恶；第四，人都不能有成人该有的担当。

“相连”是在情绪上对人产生依附感的能力，是在最深的层面和别人产生关系的能力。当人与人相连时，他们会分享彼此间最深的思想、梦想、感觉，而并不害怕被对方拒绝。

“相连”是生命中最基本的理念之一，这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神创造了我们，并且赋予我们一个饥渴——要与他和与别人建立关系。我们内心深处是一个看重关系的人。

没有和人建立起相连的关系，人的灵魂会陷于心理和情绪的问题中。不和人有关连，心灵无法欣欣向荣。不论人的个性如何，有多大的成就，若不能与神与人相连，心灵就会备受痛苦。

“关系”或说“相连”是神性格的基础。我们既然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关系则是我们基本的需要，是我们成为什么样人的基础，没有与神和与人相连的关系，人就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不能成为真正的人。

由于始祖的犯罪，他们成了与神隔绝的情况。他们彼此也分开了，不再有他们所需要的基本人际关系，这使得他们被推入一个孤立的情况中——孤立于神，孤立于彼此。他们成为在痛苦中的人。就从那时候开始，疏离就成为人类最主要的问题。

福音就是关系的重建，也就是相连所包含的意思。相连使我们与神，与人，与自己连结。

可是，那时候我没有信主，我不懂得相连的关系与我和与他人都十分重要。我不但孤立于神，也孤立于人。由于没有办法与人有很好的相连，我的心灵非常痛苦和困扰，常常为自己“做了好不得好”而倍感痛苦。

再说与人该有的“分离”吧！

广泛地说，界限是标示出一个极限、范围、或边缘的一些界线或事物。

心理上，界限是对于自己与他人为不同之个体的认知。因这不同之感，每个人乃具有独立的身份。它说出我们是什么，不是什么；会选择什么，不会选择什么；会忍受什么，不会忍受什么；会感受到什么，不会感受到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简言之，界限界定了我们。

如同地籍上的界线界定了产权的范围，心理和灵性上的界限界定了我们是什么，又不是什么。

许多人挣扎于发现、设定、防卫他们个人的界限。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终于何处，而别人又始于何处？以致于他们受到缺乏目的、无力、惊慌、丧失自我特性、失序、沮丧、不负责任以及许多其他问题之苦。这些问题也导致他们与别人缺乏真正的亲密。

缺乏界限之最具毁灭性的后果，会在身体和情绪上遭到虐待。不能订定界限的人容许自己一再被人控制，甚至于别人伤害。

就如相连那样，神依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一个有界限的你、我。神也有一些途径使你、我可以修复严重损坏的界限，或以之建立新的界限。

神自己是一位相连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是永相连结的。他们有一个永恒的合一。然而，正如单一性是神最基本的特质，他在单一性中也具有多样性。圣父、圣子、圣灵是相异分别的三位，他们并非溶合在一起就失去了个别的本质。他们彼此之间是有界限的，他们各有自己的才能、责任、意志与人格。他们能同时在不同的地方，也能做不同的事却不失去了关系。

神与他所创造的是分开的。神不是泛神论的神，他可以与我们有关系，但他不是我们，我们也不是他。相同的是在人类的层次上，因我们是照他的形象造的，我们也各与他人有分别。我们各有本身的人格、意志、才能与责任，我们应与他人相连而不失去自己的本体身份与个体本质。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像他”。

但在人的层次上，正如我们与他人的连结已因堕落而损坏，我们对自己与人的分离性、界限与责任的认识也已损坏。我们都对自己止于何处、与别人始于何处感到困扰。我们往往不知道自己真正是什么人？其实我们并非别人口中所形容的那样。

这就是我真实的光景。我刚进造纸厂时，就十分突出地处在这种光景之中。我既不会与人很好的相连，也不懂与人该有分离。我把自己搞的关系紧张得不得了，跟同事的关系，跟领导的关系，还包括跟自己的关系，我处在一个四面楚歌的景况之中。

我挣扎于自己的愿望和残酷的现实这一巨大的落差之中。看到别人有朋友分担和分享，而我自己却孤立于所有人之外，我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加上我的骄傲使然，我就认定这一切都是别人的过错，而我自己却是高尚的，因为我不愿像市侩那样活着，所以才会遭遇这一切。

当然，就算在我对自己有所认识的今天，我也不能说陈冲和其他职工对我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我也有自己的问题，我不能推诿自己的问题。

我不能与人有好的相连关系，我看不起这个，看不惯那个，使我在造纸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过去我还有虽不是朋友却总也分不开的“冤家朋友”陈冲，我们在剧团和园艺场住同一个房间，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是朋友也还有很多话可说。然而，现在我们虽然还在一个厂里，她却进到南昌人的队伍里，而我呢，虽然在上海人的行列中，仍然只能算是孤家寡人一个。

我也不能与人有正确的分离。我不愿像陈冲那样跟人界限划得那么清楚，把自己搞的像是“神圣不可侵犯”似的，可是我却连必要的界限也没有。我真的不知自己跟厂里那些靠我很近的人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止于何处，也不知对别人应该始于何处？我非常困扰，没有人能够帮助我出离我当时“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

我真的有很多问题。虽然我们受限于生活环境。比如说十几个人住一个大房间，大家很难有什么私密？这也是我的箱子即便上了锁，也会很容易被人打开一样。大家住得这么近，几乎是床挨着床，别说性格性情一目了然，就是各自的生活习惯也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挨着我睡的那个人知道我什么时候在房间里，什么时候上厕所，反正大家很难有什么隐私。

尽管这确实有些难处，但是造成我的钱被窃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这个人有喜欢“显摆”的大毛病。我有什么好东西总喜欢拿出来“显摆”“炫耀”一番，虽然我也确实比一般人来得慷慨大方，但是总的来说，这不是因为我真愿意与人分享我所有的，而是我喜欢显摆。正是我这种弱点，使我总陷于被人算计的境地里。

那时候，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很是单调，几乎各地的影剧院里都是整天关着门，难得有几个电影或剧目公演。我们这些年轻人除了上班时间忙碌工作外，下了班很难有吸引我的聊天内容。我在进到造纸厂的初期阶段，心灵感到很是枯萎。

有一次新干电影院在放一部朝鲜影片【鲜花盛开的村庄】。那年月，朝鲜影片是最时髦、也是难得被批准上映的影片。为了配合阶级斗争这个目的，就只有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让中国人有机会欣赏。【卖花姑娘】和一些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如【海岸风雷】、【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影片也是那个时间出台的。

我们一听说有新片上演，个个都像过节过年那样，兴高采烈地商议如何去购票看电影？

同房间的室友常常鼓动由我出面去买票。大家说我在影剧院里有熟人，能够购到好票。我一般二话没说就会答应，因为我喜欢别人说我有钱，也有路子，喜欢别人说我慷慨。那些夸我的人这么做的目的是想让我请客，她们可以白看电影。我呢，还特别喜欢有这种机会“显摆”自己，让别人知道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请大家看电影这种事我一向是很乐意做的。

我常常一买就是二十多张电影票。基本上是收不回任何一张票价的，虽然说是由我代买，却没有一个人得到票后会给我票价钱。我希望自己这样做能够赢得比较好的人际关系，然而，并没有人夸奖说我对别人好，相反地很多得不到我赠票的人骂我是个十足的傻瓜，那些得到我赠票的人也都不领我的情。

这些事成了直到今天还在被我丈夫取笑我的一个话题。丈夫在我进到造纸厂好几年后认识了我，他对我在造纸厂的所作所为从上海人那里有很多了解，别人向他讲起我这个人时，说到我的慷慨大方时，总带有嘲讽口吻。我也知道，当时很多厂里的上海人看我对那些贪别人便宜的人不加防范，是嗤之以鼻的。

总之我因不懂真理，不知该如何与人相处？我自以为是地做了很多傻事，一面“善待”人，一面伤害人。就像我因自己没有界限，就给一些爱占便宜的人有机可乘。在我被别人伤害时，我不知不觉地又去伤害人。那次我要求对同房间的室友实行全体搜身，这是对很多人的伤害。

我想得很简单，没有偷我钱的人是不怕搜身的，这种搜身反而能够显明自己的清白。我觉得如果是我，我不但不会因为要求被搜身而气愤，反倒因为有了一个辨明自己清白的机会而高兴。——我这个自以为是的人以为自己想的总是对的，以为别人看问题的角度也会跟我一样。

为此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丢失的是十元钱，我却伤害了很多人。结果我刚刚进到工人阶级队伍里，却站在与大多数工人阶级对立的立场上，成为一个大肆攻击贫下中农子女、混淆阶级战线的工人阶级的“敌人”。

其实对那个我至今都以为确实是她偷了我钱的女工，我从心底里是同情她的。她的家境很贫寒，如果是现在我完全会跟她分享我的“荷包”。但是，那时我不能这么做。那时给别人钱财会需要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像我这么个出身不好的人，如果莫名其妙地给一个贫下中农子女一些经济上的支助，绝对是别有用心，是腐蚀拉拢革命后代的表现。我会因此被打进万劫不复的境地的。

然而，尽管那时我不可以明目张胆地向人施舍，可是如果遇到这种被人伤害的事件，我要真有对人的同情心就该不予追究才是。可见我所谓的怜悯之心还是很有限虚假的，当我的利益受到伤害时，我心里的怜悯就远逝了。因为我并没有真正的怜悯心，我怜悯的对象说穿来还是自己。

我那时一直在内心说服自己为什么要追究（我曾经想过算了，她也挺可怜的）？因为我认定我若是不追究，那就是容让一个坏人在做坏事，这是不对的。我在阶级斗争哲学的灌输下，以为这个世界有所谓真正的好人，也有十恶不赦的坏人。我想要做一个好人，但是要做一个好人有一点就是不能容让坏人做坏事而不揭发不斗争。

现在我再要遇到这种事，当然不会像过去那样害人不利己了。我已经略微懂得了如何与人有好的相连，也懂得了如何正确地与人有分离。我不再纠结于对人始于何处和终于何处了，因为我的主已经改变了我的生命，我有了主的生命，就在这些方面得到了很好的更新变化了。

虽然那时提倡自力更生办厂，虽然我们在建厂初期付出了很多的劳力，但自力更生的结果，并没有使体现出造纸厂的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曾经我们花费了好大力气办的工厂，如今已经只剩下一堆废墟了。这次我回新干，造纸厂不但没有一个人，机器也都不复存在了，厂房的砖瓦都被人窃走，剩下一个空壳，心里真是感慨多多。

办工厂是这样，做人也是如此，我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被人认可的好人，终究还是没有自力更生成为一个好人，那段时间我算是真正经历到什么叫“做了好不得好”的“好人做不得”的人生逻辑了。

第二章  江边小屋

我和陈冲调出园艺场不久，霍永和也离开了园艺场。

好像霍永和没有如我和陈冲那样，为了离开园艺场去人事部门死磨硬泡过。在我们离开不久后，他就被调到新干县航运局工作。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对口分配吧！大学生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劳动锻炼，后来都陆陆续续地对口分配了。霍永和是厦门大学的学生，他选择的学业是“海洋物理系”，在新干这个小地方，哪有什么对口的单位让他发挥他的学长啊！于是，霍永和被调到航运站工作。

他在航运站干什么我不知道，也许是技术活吧？我知道霍永和是个很优秀的人，他的业务成绩一定很好，在新干这种地方一定是大材小用。可是这种话我当时是绝对不能说出口的，就连想都犯忌，被人听到一定会认为我们在提倡走“白专道路”呢！

霍永和及时地告诉了他的动向，他邀请我去他工作单位玩。我很高兴自己在航运站有了一个好朋友，以后我要买船票去吉安就可以找他帮忙了。

航运站在赣江边上有一幢二层楼的小屋，既是办公楼，又是职工宿舍。说是职工宿舍还是不够贴切，因为除了霍永和住那儿外，没有其他职工住在二楼的宿舍里。我去他的地方一看，觉得简直是太惬意了。在农村呆了不少年后，能够有这么个工作单位，有这么个濒临赣江的居住小屋，简直是天堂。

霍永和很愿意我跟他一起分享他的“天堂”。他把他的一个朋友叫来，我们三人每周休假日，就在他的“天堂”小屋里聚集。于是我认识了霍永和的朋友，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的男生于吉安。

听他们说，他们早就彼此认识了，刚刚分配来到新干时，他们就成了好朋友。他们成为好朋友有一个基本条件，那就是出身相同。于吉安和霍永和一样，同属于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大概这也可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典型吧！

但是这对好朋友很少见面，霍永和在园艺场时，跟我们知青一样，请假外出很不方便，礼拜天也得干活。而于吉安远在桃溪公社，来一次新干也不容易。除非是新干县召集所有的下放大学生开会，他们才能见上一面。

我那时心里很孤独，于是常常光顾霍永和的家——他的江边小屋。

于吉安是个很有趣的人，他很善于言谈。我们三人在一起，基本上都是他在“高谈阔论”。他看了很多书，我以为几乎每本世界名著他都看过。他问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我无法回答的问题。

我们在一起聊得最多的是音乐。

霍永和的小提琴拉得很好，何继中根本不是在他那个档次上。可是霍永和做人非常低调，他不会显摆，他拉小提琴并不是为了显摆。在园艺场时，他总是一个人关起门来拉小提琴，那阵阵悠扬的琴声从他的宿舍里传出来，我会注意凝听，有时还会停住脚步仔细凝听。

霍永和小提琴拉得好，于吉安的歌唱得好，他俩真是一对好搭档，让我这个心灵干渴的人终于有了一丝的滋润了。我听他们一个拉，一个唱，很是享受。

于吉安有一副很好的歌喉，他常常就着霍永和的琴声，用他特有的美声唱法唱出许多绝妙的世界名曲。过去我虽然也有文艺爱好，自己也吃过一段时间的文艺饭，但是我对外国名曲知之甚少。自从跟这二位老兄认识并且熟悉后，我被他们熏陶得也对外国名曲十分感兴趣了。

我最爱听于吉安唱意大利拿波利民歌【我的太阳】了。于吉安用他特有的浑厚嗓音唱到——

“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

暴风雨过去后，天空多晴朗。

清新的空气，令人精神爽朗，

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

还有个太阳，比这更美，

啊，我的太阳，

那就是你——

啊，太阳、我的太阳，

那就是你，那就是你！”——

往往唱到快要结束“那就是你，那就是你！”时，于吉安的眼神会朝向我，然后很深情地继续唱下去。我在这时就会装作什么也不领会，一门心思在听他唱歌的样子。

我相信这一切霍永和都看在眼里。然而，大家都不说什么，都不想将这种单纯美好的气氛打破，也不想改变最初我们三人之间的美好关系。

我被他们琴声和歌声陶醉，这对他们的鼓励很大。于是我们这个小小的文艺沙龙，只有三个人的文艺沙龙，就在这个优雅的江边小屋建立起来了。

有时我也会跟他们一起哼唱一些十分伤感的歌曲。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常常在一起唱南斯拉夫民歌【深深的海洋】和俄罗斯民歌【草原】。

“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

不平静就象我爱人，那一颗动摇的心。

年轻的海员，你真实的告诉我，

可知道我的爱人，他如今在哪里？

啊，别了，欢乐！啊，别了，青春！

不忠实的少年抛弃我，叫我多么伤心！”……

“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

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草原。

车夫挣扎起，拜托同路人；

请你埋葬我，不必记仇恨。

请把我的马，交给我爸爸；

再向我妈妈，安慰几句话。

转告我爱人，再不能相见；

这订婚戒指，请你交还她。”——

这些外国民歌最能打动我当时那颗脆弱的心了。霍永和知道我的遭遇，我含着眼泪唱这些歌曲时，他总是低着头拉琴，尽量跟我一起进入我的情感中，体认着我的感受。

我明白霍永和的用心，他知道我那时特别需要藉着唱这类歌把心中的郁闷发泄出来。他不会嘲笑我，他也不用任何世上苍白无力的语言来安慰我，他用自己那苍劲有力而又优雅隽永的琴声来体认我。

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朋友，我无法想象，那个时候我若是没有他们二位好朋友，我怎么度过那段极其寂寞和痛苦的日子。我在园艺场遭遇到情感的重创，到了造纸厂又被人伤害打击，我四面楚歌，只有在周末时才能来到江边小屋跟两位朋友在一起排遣我的忧伤。

离开了园艺场这个令我伤心之地，离开我还不能适应的造纸厂的环境，我和霍永和都觉得得到了很大的自由。

我感到霍永和在我和于吉安面前，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过去那个在园艺场的霍永和，很是腼腆，见到异性就满脸通红；过去那个霍永和少言寡语，我还当他是个“三根闷棍打不出……”的闷葫芦，现在我知道了他完全不是那种人，他是个不乏幽默感，而且很健谈的人。

跟霍永和和于吉安在一起很令我愉快。我们之间忘记了性别的差异，我把他们俩当哥们，他们看我这样，也把我当成是哥们。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也许我们心灵禁锢的太久了，我们无话不谈，没有任何界限地瞎说，无论是该说的还是不该说的，我们都很放肆地照说不误。

于吉安学的是化学系，新干县那时还没有对口的单位可以安置他，于是把他分在桃溪中学教书。于吉安的英语很好，学校就给他教授两门课，一门英语，一门就是他的本科——化学。

教授一个山区中学的英语和化学，对于吉安来说，那就是小菜一碟。他根本不需要花时间备课，所以他有很多空闲时间。每逢周六，他就早早地把学校的事安排妥当，做好一切准备，乘最后一班车赶来新干县城。

那时没有双休日，一周有一天休息就算不错了。这一天，是我们三人相聚在一起的宝贵时间。

我呢！周六下班后，匆匆忙忙随随便便去食堂吃过晚饭，就赶去霍永和的江边小屋。差不多那时于吉安已经到了，我们高兴地彼此问安，为我们能够再次相聚而庆贺。

周末的晚上，我们一般都在赣江边拉琴唱歌，也谈各人的读书体会。自从认识于吉安后，我开始大量地阅读世界名著。于吉安真有本事，不知他从哪儿能够弄来这么多的好书，使我在那段时间内受益无穷。

每次于吉安从桃溪出山，就会带上一两本书借给我阅读。我过去看的书都是那类市面上很流行的革命书籍。虽然这些曾经被视为革命的书籍在文革时也遭遇到厄运，但是我还是将之看为是革命的书籍，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属于红色书籍。

那时外国文学我读得很少，不是我不喜欢，而是我没有读过。除了【牛虻】一书外，在认识于吉安之前，我没有读过别的外国文学书籍(还有幸读过一本哲学类的书籍【英雄与英雄崇拜】）。

于吉安借给我第一本世界名著是【红与黑】。一看这本书，我就爱不释手，一口气将它读完了。

那时候我们读书，尤其是读这类被视为不健康的书，很是艰难。我要背着所有的人，不让任何人知道我在读外国文学，如果有人知道我读这种书报告给领导，那就够我受得了，我一定又会成为批斗的对象，成为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了。

通常我会躲在厕所里看书。有人也曾经发现我一上厕所，半天都不出来。他们不知道我呆在厕所里干什么？好在没有人像我这样躲在厕所里看书的，故此没有人怀疑我有什么不轨的行为；此外，我常常钻在被子里看书。这很不容易，我们居住的宿舍一开始是那种大宿舍，十几人一间。我既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看书，只好钻进被窝，用手电筒的光来看书。那时候，手电筒成了我很好的读书工具。

看第一篇【红与黑】时，我注意的当然就只有它的故事情节了。我记得那时，我非常喜欢德拉莫尔侯爵小姐这个人物。我为她的敢想敢做敢爱的行径而倾倒，幻想自己若也是这个人物就好了。

记得那时候，霍永和和于吉安对书中另一位女主角德瑞那夫人印象很好。我有点不解，在我看来德瑞那夫人的优柔寡断是我不屑的。为什么霍永和和于吉安一致地看好德瑞那夫人，而不看好德拉莫尔侯爵小姐，我搞不懂？

殊不知那时的我才二十来岁，社会阅历很少，对男女情爱更加知之甚少。我能从那些名著中读出什么亮光来指引我的人生呢？当然不能。不过有一点，我们当时讨论这些我不懂的问题，对我以后的兴趣转移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现在想起自己那时的幼稚看法，就不禁会哑然失笑。是啊！那时我太可笑了，竟以这种可笑的看法参与讨论。后来我经历了很多，在经历很多事后，我再去看【红与黑】，每一次看过之后的感受就与原来不一样了。

我记得自己在读神学时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四看红与黑】。在那篇文章中，我也有写到第一次看【红与黑】时自己的幼稚看法。我写到自己当年对德瑞那夫人和德拉莫尔小姐的看法时，承认自己看法的幼稚和肤浅。

我在写【四看红与黑】时，重点谈到于连在贝尚松神学院时的光景。那时就在天主教修院里已经出现了一个被视为异端的詹森派，第一次看这本书时，我对这些自己一点也不懂得故事情节会忽略过去，而对情感的描写会很认真地看。信主之后，我的视野更开阔了。所以第四次看【红与黑】时，我对司汤达所有的记述我都能认真地体认了。

应该承认，那段时间我们三人对文学、音乐、等各方面都是有差距的。

这种差距不是霍永和与于吉安之间的差距，而是我跟这二位之间的差距。论学识，我比他们差远了，他们是那类既有知识又有见识的人。而我呢？是个孤陋寡闻见识颇少的女孩子。不过，我自己也觉得自己特别有好奇心和求知欲，这些特点使我跟他们在一起不觉得别扭。

使我们能够和谐相处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反叛，他们非常看好我强烈的反叛精神。

记得有无数个夜晚，我们三人在明月之下侃侃而谈，谈到深夜了都舍不得离去。但是，这时候我是不能耽留在这种意境中的。我必须面对现实，我的现实是什么呢？晚上十点钟之前，我必须赶回造纸厂，不可以在外留宿。那个年代随便在外留宿不是小事，会当成一件政治大事看待的。

每每在这种时候，我依依不舍地告别这二位朋友。他们也依依不舍地为我送行。于是从新干航运站的江边小屋到新干造纸厂这条小道上，就经常会看见我们三人漫步的身影。——他们会一直送我到造纸厂的宿舍旁才回去。

久而久之，有人发现了我们三人常常在一起。不知是谁开始放出了流言蜚语，说我们三人在谈三角恋爱。

讲这种话的人也许根本不懂什么是三角恋爱，以为只要有三个人，一男二女或者一女二男在一起，就算是三角恋爱。他们看到我和霍永和以及于吉安常常在一起，看到在皎洁的月色下他们送我回造纸厂，我们一路谈笑风生情景，就认定我们关系很好。既然有男有女，必是跟爱情有关，就草草地断定我们之间是三角恋爱的关系。

第一次听见这种混账话，可把我气坏了。可是，你要我如何去堵住别人的嘴呢？让我跟别人讲明我们只不过是好朋友，我们在一起谈理想、谈文学、谈音乐，别人会信吗？弄不好别人还以为我们这三个出身不好的人在一起会有什么政治阴谋呢？

霍永和和于吉安是听不到这种声音的，这种声音主要来自认识我的一些人。我知道自己喜欢在男人圈里跟男人“高谈阔论”，不喜欢和女人“讲吃讲穿”一定会引起多人的不满。但是我万万想不到这种不满会以毁谤我们谈三角恋爱这种下流的方式来表达。

我生气地告诉霍永和和于吉安有关别人议论我们的事，我想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他们好像对此满不在乎的，只要我不受伤，他们觉得没什么。原来他们只是担心我会有什么不舒服。

我为了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信誓旦旦地对他们说：“笑骂由人笑骂，我行我素而已！”

他们互相对视了一眼，认同了我的看法。在他们眼中，我就是这样的人，这就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也是他们看好我，我们三人能够走到一起的地方。

可是造纸厂里的一些人背后议论我们三人在谈三角恋爱还不够，还有人故意当面想出一些话来刺激我。有一天，一个上海女知青故意装作关心的样子地来问我：“赵妩娜，今天‘胖翻译’没有来找你呀？”

她这是指于吉安，我一听就知道她这是指于吉安。于吉安人长的是有点胖，戴着一副眼镜。可是她这么说也太损人了吧？她竟然把于吉安比作是【小兵张嘎】这部电影里的日本翻译官，简直是太损人了。

我们那时的审美都受政治脸谱的影响，但凡是跟媒体里显明出来的反派人物有点相像的人，一定觉得是难看的人。这个女知青这话马上就起作用了，她这话让我对于吉安的感觉就像立马给他判死刑了。

其实，那时我和于吉安的关系还是一般的朋友关系，于吉安并没有开始对我展开追求攻势，他最多也就是在唱歌唱得忘形时，借机表达一下对我的青睐而已。我对他的感觉就像对霍永和的感觉一样，我们是好朋友，我们很谈得来，我们之间有很好的默契。

突然有人来嘲笑我，说我在跟一个类似于日本翻译官那样的人交往，这对我是极大的侮辱。我非常生气，甚至这种莫名奇妙的气恼会怪到于吉安身上，你为什么会那么胖呢？你若是不那么胖，人家也就不会这样笑话我了！

看看，我有多不讲理？难道于吉安就为了要和你做朋友，必须也来责怪父母给他这副身材和这个模样吗？

总之，从那天开始，我就定意不让于吉安有机会向我表达他的感情。我不会看中他的，不仅是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不够我的标准，还是因为他长得像日本翻译官。

那时我很看重我未来夫婿的家庭出身，我心中暗暗下决心，绝不能找一个跟我一样出身不好的人。霍永和也好，于吉安也好，我们只能做朋友，做很好的朋友。至于恋爱关系，绝不可以，我不能让下一代跟我一样，永远背负着黑五类的政治重担。

现在我回忆起自己当初那种可笑可怕的想法时，觉得很羞愧。我的想法对于吉安实在是一种侮辱，可我却在当时将他当成是我的羞辱。我实在是个很败坏的人，但愿我的一切罪恶败坏都在基督耶稣里得以洁净。

造纸厂的女工对于吉安的恶意评价，我当然不会那么愚蠢地告诉于吉安，让他听着难受，就连霍永和我也不能讲。我只是心中定意决不答应于吉安对我的求婚。我那时已经有感觉，过不了多久，于吉安就会向我求婚了。我既已看到有人如此负面的看待于吉安，就不能自取羞辱，让别人来嘲笑我赵妩娜找了一个“日本胖翻译官”。

我们继续像往常那样，每周都有一次聚集。这种聚集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非常难得。

不止一次，我们在江边小屋里畅饮香槟。你很难想象，那种物质奇缺的年代里，我们这些已经沦为社会最底层的人怎么可能还能畅饮香槟酒？是的，纵然你有物质条件，有宽松的环境，在七十年代初期，能够举杯畅饮香槟仍然是一种奢求。

于吉安史学化学的，他懂得香槟是如何制成的。他们二位都是大学生（也许今天的大学生就没有这种能耐了），在我看来，当时的大学生就像变戏法的人那样，总能变出许多叫人惊喜的东西来，香槟酒就是其中之一。

我不是很记得那时于吉安用了一些什么原料，只听他一会儿吩咐霍永和准备开水，一会儿吩咐霍永和去买什么东西，反正都是市面上很容易买到的材料。过不多久，一种味道十分地道的饮料就出来了。大家面对赣江，举起手中的碗，大声呼喊“乌拉”，一饮而尽。

好几次我在香槟的作用下异常激动，激动得就想让时间止住，带着这种姿态进入永恒。我们实在活得太辛苦了，巴不得最好时间就此打住，我们就这样进入永恒。其实我那时根本不知道真的有永恒，只是眼前的美好使我不想就此让它过去，我想要留住它们，我想一直就这样。

偶尔的寻欢作乐不但不能解除我们内心的压抑，反而越发加增压抑感。我们喝着自制的香槟，唱着一些非常伤感的外国民歌，把一周来那些不愉快的事弃之脑后。

我记得自己是从江边小屋开始学会喝酒的，后来在很多次痛苦的经历中，我不止一次饮酒买醉，想要以这种方式来排遣痛苦。其结果可想而之，就像俗语说的：以酒浇愁愁更愁。

就在外人传说我们三人在谈三角恋爱不久的某一天，我们的文艺沙龙里出现了第四个人。她是许婷，从厦门来看霍永和的一个女青年。

霍永和把许婷介绍给我和于吉安，他是这样说到许婷的：“我们从小就认识，他的父亲跟我父亲是同事，她没有下放，一直呆在厦门，现在在一间街道工厂里做工。”

不用说，他俩关系很不一般，不然，许婷怎么可能从厦门跑到新干来看望霍永和？我和于吉安都心照不宣。于吉安看上去很高兴，为霍永和有女孩子来看望他由衷地感到高兴。许婷见到于吉安时，也流露出一种喜悦感。

然而，当我和许婷互相打量时，我们都显出一副很不自然的表情。从第一眼开始，我发觉许婷就对我怀有敌意。我呢，从她不信任的眼光里，我也反射出来一种很不友好的目光。

那天我们没有像往常那样放肆地喝啊唱啊！我们不敢太过造次，怕许婷不喜欢我们这样。大家都知道，霍永和不容易，他离开大城市来到新干这座小县城，实在不容易。现在有一个大城市的姑娘来这座小县城看望他，我们不想因为我们太过造次，给许婷留下不良印象，使他们的关系遭遇损害。

许婷是那种看上去很时髦却也很俗气的女孩。她长得不错，胖胖的圆脸，白净的皮肤，曲卷的头发，一看就是那种招摇的城市姑娘。她的穿着打扮在新干县城也是特别耀眼的，新干县城已经因为兴办了许多工厂，多了很多上海人在街上走来走去，但即便如此，许婷的穿着打扮仍然是非常靓丽耀眼的。

其实我应该也像于吉安那样，对许婷和霍永和的未来深表祝福才对。可是我不知怎么就是无法表示出对他们俩那一番该有的祝福之情。虽然，从外表上看，他们俩确实挺般配的，但是我却认定他俩并不是一对理想的配偶，因此我装不出那种假意对他们看好并祝福的样子来。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都在责怪自己，我怪自己不该以那种不信任的眼光来看待许婷，我凭什么对许婷第一眼就是不好的看法呢？是不是我对霍永和有非分之想，才会对许婷“横挑鼻子竖挑眼”，看她不顺眼呢？

我扪心自问不是这回事，我虽然很看好霍永和，但是我对他没有那种霸占之心。

如果我稍有一点对霍永和特别的心，我完全可以向他表明，并赢得他的心。我没有，我只是将他看成我最好的朋友，我希望他过得好，但是我感觉到他若是跟许婷相好了，他们不一定能过得好。在我眼里，霍永和和许婷不是同一类人，他们很难在人生的道路上相携相伴一路到底的。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想，也许这就是女人的直觉吧？许婷一看就是那种爱慕虚荣的女孩子，她无法对霍永和这种感情比较深沉的人感到满足的。怎么说呢？他们一个是以满足肉欲为目的的人，一个是以魂的满足为目标的人。这两个人是很难处得来的。

我觉得自己跟霍永和是同类，我们都是对肉欲不屑一顾却对魂里的需求很大的那种人。我可以不在乎吃什么穿什么，可是我对一个人思想，情感和意志的光景如何却很看重。我觉得霍永和相比其他人，他就是那种思想较为深刻，情感较为丰富，意志较为顽强的人。

然而，这些我认为是美好品格里的东西，许婷却不一定很看重。许婷是个追求外表的人，对一个人内在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她似乎并不在意。

多年后，霍永和向我讲起了他们夫妻间存在的一些问题，说明那时我对许婷的看法是十分正确的。

1986年我在上海读神学时，霍永和来上海出差，他找到我，向我诉说自己家庭遭遇到的变故。

那时霍永和已经调回厦门多年了。他和许婷已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女儿。

许婷虽然嫁给了霍永和，但是她显然对丈夫很不满。那时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像在厦门这种大城市，且是“侨乡”的大城市，已经四处充满铜臭味了。许婷原本就对金钱特别青睐，对于霍永和不想“趁改革之风乘风破浪往‘钱’行”就大加鞭笞了。为此，他们夫妻之间充满了争吵，家庭变成了一个战场。

许婷虽然已经身为母亲，但是她却不甘在家相夫教子，她几乎成了一个社交场上异常活跃的人物，厦门市的大小舞场，处处留下了她的身影。他们的孩子虽然还很小，但是许婷完全不理会孩子的需要，忙着出入于各种社交场合，把家务和孩子一股脑儿都扔给霍永和照看。

霍永和跟我谈这些时，显然有种跟许婷无法过下去的意味。

我那时已经信主了，看人看事不像过去那么偏激。我劝霍永和别把许婷跳舞的事看得太过严重，许是经过那么多年的政治压抑，人性需要来个释放。我说这话是有缘故的，有一阶段我也进出于舞厅，不但是我，连我很传统保守的丈夫，也曾经迷恋过舞池里的舞步很难自拔。

霍永和告诉我许婷的问题不仅是人性的压抑需要释放这么简单的事。听话听音，我听得出来，显然许婷已经有很过分的作为，不仅是不恪守妇道，已经有红杏出墙的作为了。

看到霍永和充满痛苦的表情，我真不知怎样来安慰他？我知道像他家里发生的这种变故，很多家庭都正在发生着。这个世界人人都在寻欢作乐，尤其是我们这代人，被压制了这么久，现在开放了，给我们最后一个“享受”人生机会。没有主的人，大多数会这样想的。

然而，摆脱新时期的烦恼，除了归信耶稣之外，别无他法。我知道许婷是这样，我这个貌似比她境界更高的人同样如此。事实也是，如果我不是信了主，我这个家庭也早就不复存在了。事实上，我虽然自觉比许婷内在的东西更多，但是这些魂里的东西照样满足不了我。因为只有灵里的满足才是每个人真实的需要。

我记得自己当时对霍永和有很多说教，我劝他来投靠耶稣。那是我们从新干分别后在上海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我信主之后第一次向他传福音。我曾经跟霍永和通过几封信，他也知道我正在读神学，但是他大概想不到我会一个劲地向他说教。是的，原本他有很多话要对我说，此刻却变成他只好一个劲地听我说教了。

我劝霍永和千万别动要跟许婷离婚的脑筋。虽然我看到许婷这种对丈夫不忠的行为也很愤怒，尤其是她的丈夫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如果在以前，我要是听到霍永和告诉我许婷红杏出墙的事，一定会鼓动霍永和跟她离婚的。

但是我现在想问题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知道人性的软弱，对于人性的软弱最好的办法不是以恶制恶，而是宽恕。所以我劝霍永和饶恕许婷，尽可能保全住这个家庭，不为别的，就为孩子，也该饶恕许婷才是。

我还记得当时霍永和那种表情，他很真心地祝福我的改变。是的，我变得他都要不认识了。但是他一面很欣赏地听我的说教着，一面露出他无法抑制的一丝苦笑。我知道事情远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这种事摊在任何人身上都不好过。然而，我又能给他什么建议呢？除了劝他饶恕许婷外，任何建议都不合适。

也许当时霍永和找我，只是为要找个人谈谈，使自己内心的郁闷有个释放的渠道。我们过去是那种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霍永和必定认为我是个最好的听倾诉的对象。

然而，我让他失望了，非常抱歉，我让他失望了。但是我只能这样，就算我什么也不说，光是听他倒自己的苦水，这对他就一定有益吗？难道这就是他真正需要的吗？我不以为。我想我的说教在人看来，似乎是有那么点不近人情，但是务必给他指明一条路才是对的，当然他能否走上这条路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些都是多年后的事了。

当初我跟许婷的接触，我们彼此双方都很不看好对方。

许婷一定觉得我是她的“情敌”，可是我不是。我呢？很不满意她对霍永和那种专横跋扈的样子。虽然这是霍永和和她之间的事，我算什么，有什么必要说三道四？但是我们是朋友，我看到朋友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心里会很不高兴。我认为霍永和是个值得尊敬的好人，许婷对他不够尊重，这是我不能容忍的。

许婷在新干呆了大概有三周，我们见过三次面，每次见面，这种印象都在加深。也许许婷这是故意当做我的面对霍永和颐指气使，要让我看到霍永和对她如何惟命是从的。可是她是无法明白我的想法，如果她尊重霍永和，我会对她很好感，可是她对霍永和撒的骄气和娇气，反而使我更看不起她。

不过，我内心对许婷的这些负面看法掩饰得很好。我不能让霍永和为难，也许许婷真是他惟一的婚姻对象，许婷来新干是霍永和通过成家回到厦门故乡的惟一机会，可别因为我的造次，给朋友带来终生遗憾。

我和许婷短短的三次相处，基本上可以说是友好往来，然而，我也知道自己很是虚伪，自己是带着面具与许婷相处的。我们一起吃喝玩乐，我表面装作很开心地看她来到新干，很开心我们彼此认识。

令我不满的是于吉安。不知为何，我希望于吉安跟我看法一致，既然一致，他也该和我一样对许婷有很多负面印象。我觉得既然我们都是朋友，那就应该站在朋友的立场上说真心话，对许婷是否合适于霍永和，有个客观的看法。然而，于吉安并没有我认为的客观的看法。他对许婷的赞美令我觉得很不舒服。

其实这是我的问题，可我却处处责怪别人。我不在乎于吉安故意造出来假象，或者霍永和故意说谎，硬把我和于吉安往一处靠。只要对霍永和的婚姻和调动有好处，我愿意被误会成于吉安的女友，使许婷放下怀疑，对霍永和信任。但是当我们回到只有三人的场合时，于吉安对许婷的看法还是令我大跌眼镜。

73年和74年这两年时间里，霍永和的江边小屋带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除了许婷来的那几周外，我们在江边小屋充分地享受了人世间最美好的魂里的享受。那段时间，是我的思想最深刻的时间，也是我情感最丰富的时间，至于我的意志力，也在江边小屋里得到了不少的扩增。

第三章  教唆犯罪

在新干航运站那座江边小屋里，我的魂生命得到很充足的喂养。然而，魂力量的加增，并没有使我人生变得美好些。我现在知道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但是在以往很漫长的一段时日里，我以为自己这种陶冶情操的日子对我很重要，它使我与众不同，我希望自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我的身体很难适应繁重的体力劳动，于是千方百计想要躲避强体力劳动。我躲避的方式很多，尽管也很笨，但是当时却是我聊以自慰的聪明做法。

记得在园艺场时，我由于无法承受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就泡病假。陈冲一直到今天都还提起我休病假很多这回事。她以为我休病假是因为能够开到病假单。她认为我母亲在医院工作，为我泡病假开了方便之门。她怪自己没有路子，开不到病假，就不得不看着我常常休病假而独自神伤。

其实我从来也没有利用我母亲在医院工作的便利开后门弄过病假单。也就是说，从来没有哪个认识的医生好心为我开过病假单。如果那段时间我真像陈冲说的那样，常常利用病假不出工，那也是因为我真的具有不上班的条件。或者说，我的病假是通过合法的途径开到的，我真的有病，医生是根据我的病情、而不是因我像在人事部门死磨硬泡那样给我开出病假的。

问题出在哪里呢？我确实有病，但这个病不是原本就有的，是我故意弄出来的病。说来真是很惨，就为了几天病假，我原本没病却去整出病来，是不是很傻？然而，这确实是傻，我愿意犯傻，我就是这么傻傻的为了逃避繁重的体力劳动，故意把自己的身体弄垮，指望得到几天病假可以在家休息。

有一次，我发现自己胸前高出一块东西。我很高兴，没准这是个肿瘤，如果我得了肿瘤（当然最好是良性不致命的），就可以住在医院不用出工干活了。于是我强烈要求医生给我切片做活组织检查，要证明我是患有肿瘤了。

医生其实对每个人的病情都不敢有十足的把握作出判断。他们问我感觉如何，我说很痛，这块高起的地方令我有刺痛感。其实，我若是不去动它，根本就没有感觉，存心去动它，当然也会有一些触痛感了，但是这种感觉根本就算不得什么，只是我为了故意要把事情弄得复杂点，严重点，就谎称自己感到很疼痛。

医生怕延误了我治病，只好同意给我活检。我住进了当时在青原山的一家医院里，医生帮我敲下一小块软骨，拿去做活检。我不是急切地等好消息没有问题，我是健康的，我希望听到的是另一个消息，我胸口上有一块肿瘤，需要花很长时间诊治。我不能马上回新干园艺场去劳动，我的病需要住院医治。

活检结果是骨质增生，没什么大碍。可是我不想要这个结果，因为这个结果不会给我足够的病假好好休息。我太需要休息了，然而，活组织检查只需要三五天的休息就可以痊愈上班了。

为了使自己休息时间更长一点，我问医生有没有办法遏制骨质增生？医生认为没有必要。可我自己觉得有必要，我不能由着它不断地长大。医生提出来可以打封闭针，但是他认为这么做实在没有必要。不过他没法说服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很痛究竟有多痛？为了保险起见，在我一再要求下，他同意给我打封闭针。

这样我就赢得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我可以不回新干园艺场从事我力不能胜的重体力劳动。为了逃避繁重的劳作，我常常想出各种办法混病假，好在那时年轻力壮，这么折腾下来没有出什么大问题。

后来我认识了于吉安，跟他描绘自己混病假的事。于吉安说：“你真傻，混病假也不该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啊！你这样折腾，很容易伤害自己身体的。”

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不就是适应不了太强的体力劳动吗？我要有办法，也不会这样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的。

于吉安告诉我一些装病的办法。早知有这些很简单的装病办法，我就不会无缘无故开这一刀做什么“活检”了，更不会为了多几天病假单，去打什么封闭针。打封闭针可痛了，可是对我而言，这种痛好过劳动指标给我的巨大压力。我当时完全不考虑后果，我这样做会不会留下什么可怕的后遗症？我完全不考虑，那时候为了逃避繁重的体力劳动，我连死的心都有了。

于吉安告诉我，如果你要混病假，最好的办法是给自己整出一个大病来。整这个大病完全可以不伤身体，一个人如果肾脏有问题，他就不适合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如何使自己既不伤害身体健康，又能被查出患有肾脏疾病呢？于吉安给了我一个妙法。

一般检查肾脏是否有问题，医生都是让化验小便。于吉安指导我，去医院化验小便时，先把一个鸡蛋敲碎，很当心地将鸡蛋的蛋清滴一两点在准备去化验的小便里。这样化验的样本里含有蛋清，出来的指数一点会有+号，根据你放进去蛋清的多少，加号多少就不一样。通常小便里有三个加号就会被看做肾脏出了大问题，需要医治，不适合重体力劳动了。

于吉安还告诉我一个测定肺部有问题的好办法，你没有肺病，这个办法可以帮助你整出肺病来。

如果你怀疑自己的肺部有问题，通常医生会让你去照x光。你要想让医生误以为你的肺出了问题，照光之前先在肺部的准确位置上用棉签沾上碘酒淡淡地涂上一点。这样照射科的医生就会看见你的肺部有阴影，报告中显示出来肺部有阴影的话，就会被诊断为你患了肺结核之类的病。有了这种病，你自然也就不适合参加重体力劳动了。

听于吉安这么一说，我跳了起来。早知道有这些个办法就好了，我就可以逃避园艺场繁重的体力劳动了。可惜我到现在才知道，我现在已经来到造纸厂，重体力劳动的机会不是太多。我从事的工种是切纸，基本上是机械化操作，我不必请病假来对付我的工作。

这些好办法对我已经不起作用了，真令人遗憾。但是陷在罪恶深渊中的我，一点也不觉得于吉安是在教唆我装假犯罪，反倒为自己掌握了一门技巧而洋洋自得。虽然我自己不能受惠于新掌握的犯罪技巧，但是我却很愿意将此当作一项炫耀的本事，帮助别人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

我在一个网站里看到有一篇描写当年的知青是怎样想尽一切办法回城的，就想起了自己也曾经帮助别人用不法手段回城。这篇东西如是记录：

“插队到第三年，知青们开始陆陆续续离开农村，有上学的，有被招了工的，剩下的可都着了急，纷纷自找门路。家里和部队有关系的，把孩子送去当兵。在单位说得上话的，把孩子调到干校。

还有的知青，突然就不见了踪影，隔了一段才听说，是北京来了人，拿着首长的条子，悄悄给接走了。再不济的，也能把孩子转到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区，虽说也是插队，但起码交通方便，吃喝也不用愁。

什么事都怕比，大家是一块儿来的，热热闹闹，日子再苦，也能往下熬。如今伙伴们纷纷离去，送走一个，留下的人总要难受半个月。走的念头就像憋急了一泡尿，弄得人坐都坐不住。

那些家里没权力没路子的，指望不上，就得靠自己想办法。于是，很多人就想到了办病退。

可那时年轻力壮，身体跟牛犊子似的，远无病史，近无现行，医院的设备也不是摆设，哪能你说什么人家就认什么。俗话说没什么别没钱，有什么别有病，可这个时候，你要是真有个什么病，反倒遭人羡慕。

人们为了能够开出病退证明，也是八仙过海，想尽了手段。比如量体温之前，先灌一肚子热水，不管低烧高烧，比正常体温高就行。有的干脆胳肢窝里就夹个热水袋，体温计一插，还不到五分钟，那温度高的，大夫看了都害怕。还有的几十里山路跑着去，坐到医生面前已是上气不接下气，马上让大夫测心跳和脉搏，要是正常才见鬼了。

更有那鲁的，使出绝的手段。大夫问，你哪儿不舒服，他回答是腰，大夫给他检查，伸手一摸，腰上别着个硬东西，圆把薄刃，竟是一把菜刀。大夫二话不说，坐下就把证明给开了。不是大夫立场不坚定，你看那小伙子眼都红了，为这事挨上一下子，实在是不值得。

当然动刀的只是极个别的，大多数人都采取了和大夫套磁的办法，后来风靡全国医疗界的拿红包，可能就是起源于这个时候。

我们队剩下的几个知青都是文人，那些个手段是使不出来的，要说人有了专业技能，什么时候都不吃亏，武的咱不会，就来文的。现成的手艺，为何不用。那病退证明不就是一张纸吗，都是印好的现成格式，咱到医院里去顺几张就行。至于病历，照着别人的抄，什么肝炎肺炎心律不齐，血压高关节炎，什么管用咱填什么，关键就是那枚章子，只要盖上它，狗爪子划上的印儿都算数。

说起模仿图章，那是我们在刻印小报时发明的一项副产品，在‘文革’中用过多次。

那时很多组织都有宣传队，经常搞什么演出。门票多是油印的，盖上章子就发行。我们如果没票就仿制，找一张真票，放在蜡纸下边，量好尺寸，就开始仿刻。票面仿制并不难，无非就是几行字，图章得费点劲儿，把它照原样描下来，然后像刻宣传画那样一点点地刻，刻好了，取一团棉花，蘸上红印油，把蜡纸覆在票上，轻轻一擦，一枚逼真的章样就印上去了。我们用自制的门票混入过多场演出，无一失手。

队里这时只剩了三个知青，大宇他爸是右派，自然上学招工都没他的份儿。黄毛他妈在街道作坊糊纸盒，二强家也是无权无势。三人走投无路，就想起了‘文革’时我们玩过的这点技巧。

要说混几张票算不得什么原则问题，可要假造病退证明就不是小事。闹不好甭说北京回不成，还有可能被抓起来。三个人击掌为誓，要守口如瓶，绝对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然后就进行了分工，大宇字好，负责刻印和填写证明，黄毛手快，派他到县医院去偷单子。二强的同学已办好了证明，让他去借来一用。

商议已定，各人分头行事。大宇去找油印机，他在寒窑里搬开了三个粮食囤，移走了500斤玉米之后，终于发现了装着油印机的木箱。打开一看，居然一样不缺，完好无损，钢板没有生锈，铁笔照常能用。

一切准备齐全，三个人接下来要做的事，今天听起来都可笑，就是选病。那时我们每个知青户都有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几个人翻了半晌，各自选了一个。

二强选的是腰椎间盘突出，大宇文气点，选的病也不一般，叫房性心颤。黄毛开始选的是痔疮，众人嫌恶心，给骂了回去，又改成了风湿性关节炎。然后从书上列的症状里挑上几条，由大宇仿着医生们惯用的龙飞凤舞的笔道往表上填。

在蜡纸上刻那枚章子，花了大宇几乎一天的时间，毕竟三年没刻，手硬的不行，前两个都刻坏了，到第三个才找到了感觉，终于成功。

大家睁大了眼睛，屏住呼吸，看着大宇把蜡纸覆在证明上，用棉球蘸了印油轻轻地擦。擦完了，大宇将蜡纸慢慢地揭起，一枚红红的印章赫然出现在证明的下方。大家拿着这份自制的证明仔细观瞧，觉得看不出什么破绽，那枚章子就像是随意盖上去的，用力不够，油也不足，有的地方留有空白，给人一种纸张粗糙的感觉。大宇说，这样才真实，否则，刻得越多，漏洞也就越多。

三张证明制作完毕，大宇把那张蜡纸，一把火烧了。

大家把证明小心地收了起来，完成了这一件大事，几人却如心怀鬼胎，忐忑不安。他们在校时都是老实学生，从未干过违法的事，这证明能带来什么后果，是凶是吉，谁也不知道。可现实的困境，又使得他们不得不走这一步险棋。

可能是天意怜幽草吧，他们一路过关斩将，竟把事儿顺利地办成了。知青办的人把那证明只瞥了一眼，就丢在旁边，简单问了几句，低头就办手续。我想管事的人心里也清楚，那么多的知青办病退，有几个是真的，何必那么较真。这假证明未必做得天衣无缝，还是人家手下留情，想积德罢了。

事情过了30年，老同学聚会，闲谈中聊起此事，我才知道。想不到‘文革’中打派仗练出的本事，还能在关键的时候发挥点作用。知识改变命运，这话的确有道理，不服不行。

英雄不问出处，如今大宇在美国，念完了博士当教授。二强自己开公司当老总，听说买卖做得还不错。黄毛在某部门工作，已混上处长了，在下属面前，也是人模狗样的。不过这三人提起当年事，还是心有余悸，轻松不起来，因为二强现在时时腰疼，黄毛腿脚也不利索，大宇呢，随身带着硝酸甘油片。凡事皆有因有果，谁知道这是不是假证明惹出的祸呢，看来话是不能随便说的。”……

这篇东西现在看起来你会觉得很轻松诙谐，但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会懂得这些调侃的话后面意味着什么。这几个北京知青在返城时用的手法还是高明的，没有以伤害自己和他人为前提，只不过弄虚作假。可是那些伤害自己的人为了同样的目的，真是不值。

有一个新干青年人写的回忆文章——【上海知青】中这样写道：

……四十年前，全国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纷纷下放到广大农村锻炼，插队落户，与农民一样，战天斗地。

从小在大城市生活的知识青年，有的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远离父母，来到偏僻的、落后的乡村，住的是简陋的泥瓦房，没有天花板。男的住一间，女的住一间，都是统铺。吃的是大米饭，基本上没有什么菜吃，我看到他们就着酱油或盐水吃饭。有时农民给点蔬菜或几个鸡蛋。他们分别要拜上不同的师傅，假如师傅家里杀了年猪，那就有一顿肉吃了。

那时没有公交车，去县城二十多里都是走路，连自行车也没有，有时就靠爬拖拉机捎些路程。大部分男生练就了一身爬拖拉机的本领，就象铁道游击队员爬火车。

下放在孙家的上海知青六人。小蒋、小陈、小虞、小施、小高等。他们是按政策每家几个孩子要下放多少来的，开始很不习惯，慢慢地就适应了。

记得那年我上高中暑假回生产队参加双抢，割禾到很晚收工，我摸黑挑着一担一百三十多斤的稻谷往回走，又饿又累，慢腾腾。和我同在一组的小虞返回半路来接我，挑起一担谷飞快的走。还撂一句话“你就是会读书”，可见他们的劳力有多强。

小高有一本【牛虻】的小说，这是我当时看过的最好的小说。他们有时关起门来唱起【金陵之歌】，想起家中父母，然后就哭起来。陈峰是我大哥的徒弟，经常和我们一起干农活，每当中途休息的时候，往往和我们一起摔跤。他学会了做木工，会做不少农具，他为了返城，竟然用斧头砍掉一个手指，自残以赢得回上海的机会。……

看到其中一段没有？“陈峰是我大哥的徒弟，经常和我们一起干农活，每当中途休息的时候，往往和我们一起摔跤。他学会了做木工，会做不少农具，他为了返城，竟然用斧头砍掉一个手指，自残以赢得回上海的机会。”

这个陈峰绝不是知青回城采取极端手段惟一的一个。我若是继续在园艺场呆下去，不知会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来。

我说过，为了逃避繁重的体力劳动，我连死的心都有了。也许我比其他人更在乎名声，就算是死，也要死得“伟大”。毛主席曾经为女英雄刘胡兰题词说过：“生的光荣，死的伟大”。我希望自己也是死的伟大的那个人。我也同意司马迁说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要自己的死能够重于泰山。正是因为如此，我在人间炼狱里，没有采取轻生的极端做法来摆脱痛苦

然而，我不能肯定，在那些个无望的日子里，我再不离开园艺场，我会不会也用像陈峰这样自伤自残的办法为脱离劳苦的手段？

现在我看待那些年间自己和别人做的蠢事，这简直不是收录在孝经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那一套能够判定的堕落和愚蠢了。说实在的，那些儒家的东西貌似很有道理，可是一个人在极度的痛苦中，仅靠一些道理能够解决问题吗？

父母给的身体当然不该随意摧残，可是有谁愿意随意摧残自己的身体呢？不是万般无奈，人人都会很好的看顾自己身体的。然而，到了一个忍耐的极限，所有的道理都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人只能走极端了。

我庆幸自己那时没有走极端，庆幸自己在忍耐到达极限之前离开了园艺场。如果我真用了自伤自残的办法，是否就真的能够摆脱痛苦呢？当然不能。我相信那位名叫陈峰的男知青一定会懊恼不已，为自己的极端做法懊恼不已。

在那些个无望的日子里，我走过来了，走得很是辛苦，但总算是走过来了。可是就在我走出园艺场这处人间炼狱时，还有不少知青还是无望的痛苦岁月里。其中我的一个表姐朱薇薇，就还在江西进贤县的山村里插队落户。

朱薇薇是我舅舅的小女儿。不过她的父亲不是我母亲的亲哥哥，是堂兄。我这个舅舅有两个孩子，大表哥在很远的地方工作，不能照顾舅舅。大表哥和表姐相差二十多岁。舅舅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五十年代就中风卧病在床了。我的舅妈已经很年迈了才生下薇薇表姐，结果上山下乡运动，表姐被送到江西进贤县插队落户。

表姐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真正在乡村的时间很少。她为了照顾卧病在床的父亲，虽然下放了，还赖在上海不走，居委会也不好意思一直催促她快去江西，别呆在上海。居委会看到我舅舅的情况和舅妈年纪老迈，也不忍心将表姐赶下乡去。于是多年来表姐人在上海，户口和粮油关系一直在江西。

我有时候来上海探亲，会到建国西路舅舅的家中看望舅舅、舅妈和表姐。每回舅妈看到我就会很沮丧地说起我们的前途问题。是啊！这种日子何时是了？谁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这场上山下乡运动何时能了，而我们这些已经在乡下的青年人难道就这样一辈子吗？

表姐长期呆在上海，幸亏舅舅、舅妈的粮食配给能够支持表姐这张嘴。不然，更不知怎么办了？舅舅是在文革前就患病了，他没有受到过冲击，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大家都热火朝天地搞革命，就把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给忽略了。舅舅一直拿着他教授的高薪，这给表姐呆在上海提供了经济基础。

就在我进造纸厂后不久，我又一次去上海探亲。这回我带给表姐一个好消息，很多知识青年都在搞病退，表姐也有望户口和粮油回到上海了。然而，表姐还是很失望，她说别人够病退的条件，她却不够，还是很难通过这个途径回到上海。

我很诡秘地对她说：“谁说你不够条件？条件是人创造出来的。你可以自己创造条件呀！”

表姐一脸困扰地看着我，不知我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她，我有办法帮助她创造病退的条件。我有两个办法可以使她开出在上海生病的医院证明，一个是生肺结核病，一个是生肾炎，就看她准备选择哪一种疾病病退回上海？

于是我把于吉安教授给我的方法一五一十地告诉表姐，并嘱咐她谁也不要告诉，就连舅舅、舅妈也不能告诉。

这是我第一次实施于吉安的办法，我不能在还没有成功的把握时，就让她给掐死在“萌芽状态”中。我准备拿表姐来做试验，一旦成功了，我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病退返城了。

表姐似懂非懂地听任我说。好半天我才说服她试试看。我告诉她，两个办法都没有任何风险。在肺部涂碘酒一旦被发现，就说这块地方被蚊子咬了，涂碘酒消毒；在小便里面放蛋清也很方便，你不必把鸡蛋带去医院，反正家里离地段医院很近，领到化验单和装小便的瓶子，就赶着到家里来操作，保证没事的。

处在万般无奈中的表姐看我这么有把握，就准备听从我了。不过她一定要我自始至终陪着她，万一出什么岔子，我在她身边她放心些。我愿意陪她，我是个喜欢冒险的人，做这种很刺激的事，是我喜欢的。

我们做这些事是背着舅舅、舅妈做的，他们二老是那种很正统的人，不会同意我们做出格的事，让他们知道了徒增他们的担心和烦恼。所以我们决定自己干，成功了再告诉他们不迟。

我记得那天我很早就赶到建国西路。先是陪表姐去汾阳路地段医院拿化验单，要了一个瓶子后，赶紧跟表姐回到建国西路。舅妈问我：“妩娜，怎么回事？这么快就回来了？”

表姐在卫生间，舅妈不解地问我。

我说：“一会儿还得去，薇薇姐姐有点不便的事，先回来了。”舅妈弄不懂两个女孩究竟为什么神秘兮兮的样子。

表姐自己不敢动手敲鸡蛋，也不敢自己动手将蛋清放到小便里去。这一切都由我代劳了，万一有什么事，我也准备出来顶罪。我让表姐放心，有什么事我来顶着，她只要说什么都不知道就行了。

那天等待结果的分分秒秒表姐的心在发抖，我心也不平静。我不知自己放得会不会太多，如果太多了出现五六个加号，那很容易穿帮的。如果放少了蛋清，那就等于没用。我在做这事时，心里很没有把握。于吉安说过放一两滴就行了。问题是这一两滴究竟怎么个算法，多大的滴？我实在心里没谱。

好不容易我们等到结果。我不懂得看别的化验报告，但几个加号还是会看的。当我看到三个加号时，我高兴地跳了起来。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如果只有二个加号，那有可能不算太严重的问题，医院没准不敢开疾病证明；如果超过四个加号，难免会引起医生怀疑。三到四个加号是我期盼的结果。

当我们拿着化验单去医生那里时，我们还是很担心，怕医生不肯开证明。不过，无论如何这关总要过的，虽然我们平常都是听话的好孩子，但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刻，也只好做坏事了。

地段医院的医生很好奇地看着表姐的化验单。表姐常常来这里为父亲配药，基本上地段医院的医生都认识表姐。那位见到化验单结果的医生，露出一脸的困扰，对表姐说：“阿薇呀，没听说你的肾脏有毛病呀？怎么到这个时候才来看医生？都已经有三个加号了，很严重的。你可要当心啊！”

表姐一脸可怜兮兮的样子。看上去是在为自己的病而担忧，只有我知道，她其实是害怕，害怕自己做的坏事会“穿帮”。我也有害怕，但这种时候，就只有豁出去了。

我在一旁为表姐的情况不住地在医生面前“煽风点火”，我对医生说：“是啊！她都病成这样了，哪里还可以回农村去啊？早该病退回上海了。医生，你就给她开个病退的证明吧？”

那位医生朝我看看，问表姐我是谁？

表姐告诉她：“这是我的妩娜表妹。她看我不舒服，今天一定要陪我来。”

我进一步煽阴风点鬼火：“医生，你看我舅舅家困难多大啊！我舅妈年纪这么大了，照顾中风的舅舅已经力不从心了，表姐再要回农村去，这家的困难怎么才能解决呢？何况薇薇姐姐现在又生这种病。请医生一定要帮帮忙啊！”

医生说我：“小姑娘嘴巴蛮厉害的嘛！”

说管说，最后她终于给我们开了病退证明。不知是因为同情呢？还是“科学数据”。眼下的化验单就是所谓的“科学数据”吗？我们也不知道。

回到家里，我和表姐抱在一起又是哭来又是笑。舅妈看到我们开到了病退证明，当然也很高兴。

从此以后，我在上海所有的亲戚面前更是一个有本事的小姑娘了。大家都很看重我，我的大姨夫——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去医院看病也让我陪着。大家都知道我应对困难的能力不是一般般了。

在表姐身上的试验成功了，我便大加推广，但是我不能向那些与我无关的人推广这种犯罪的经验。我只向一些跟我关系不错的知青把这个经验推广出去。至于我因自己掌握了一门犯罪的技巧帮到了多少人？自己也没谱。反正我成了一个于人有帮助的人了，这给我的内心虚荣感带来一丝满足。

信主之后，我对自己这个罪有深刻认识。也许在别人看来我这个罪算不得什么？我又不是为自己，我是为别人。但是假就是假，任何造假都是罪。我不能为自己教唆别人犯罪而脱干系。我知道神有赦罪之恩，只要我肯来到他面前，无论罪大罪小，他都肯赦免。

其实在神眼中，并没有罪的大小之分。只要是罪，就得承受罪的后果，包括罪的刑罚。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我只要肯来到他面前，他就愿意担当我的刑罚，背负我的罪孽。既然主都已经给我预备了如此奇妙的救恩，我又何苦自己在审判大日那天自己承受这一切呢？

我们很容易自欺，甚至把自己犯罪的理由说得有多么高尚。就像我为别人病退回城而教唆犯罪这个事一样，我为此赢得了很多人对我的感激，但这并不能就看作我是在做一件好事。也许我不知道自己处在那种情况下怎样做才是最好？但是我知道自己如果来投靠神的话，一定会有最好的办法，不需要犯罪也能帮助自己和他人脱离困境。

就好比我曾经的“情敌”樊纯的经历吧！樊纯当时也是在百般无奈之中，她和她的家人却没有依靠任何人的权势，也没有依靠自己的努力，更没有像我一样，以弄虚作假的手段来达到回城的目的。他们全家为了樊纯的处境切切地仰望神的怜悯，他们开的不是人间的后门，而是叩响神的恩典之门。

结果怎么样？樊纯不也回城了吗？神是听祷告的主，神为他们开了天上的这扇门，让她先是进到省歌舞团，后来又带领她去到美国，使她进一步有机会在音乐方面深造。

我那时候不认识这位伟大的神，如果我那时就有神可以依靠，我就不必要以人的小聪明用犯罪的手段达到目的了。只要我们的目的正确，爱我们的神不会不给我们一条路，一条他指引的光明之路。可是，我们却在黑暗里，躲在阴暗角落里，自己谋划自己的前程，提着心、吊着胆，用错误的办法谋取目的的实现。

信主之后，我曾经找到表姐，告诉她我过去有多荒唐离谱。我犯过的很多罪错表姐可能不一定清楚，这件事是知道的，因为自始至终我们都在一起预谋筹划。自始至终我都在用黑暗的办法帮助表姐。

我请表姐原谅我过去对她犯下的罪错。表姐一开始完全不能领会我对她说的是什么意思？是啊！如果不是上帝来开人的心窍，谁能判定一个帮助过别人的人也会有罪错呢？

然而，到了神的时候，神感动表姐也来依靠他，仰望他的恩典和怜悯的时候，圣灵全能的工作开启了表姐昏昧的心灵。表姐这才明白为什么我会认为我们错得离谱，我们错得荒唐。

是啊！不止一人现在来问我，如果我那时就信主了，面对国家政权如此强大的黑暗势力？我又能怎么办？不就只能痛苦地逆来顺受吗？不，大错特错。

是的，我们没有必要与黑暗权势作属血气的斗争。神把我们放在逆境中的目的，就是要将我们吸引来依靠他和仰望他。苦难对人是有益的，苦难会打消人的骄傲和刚愎，会让人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认识到自己需要神。

如果我当时不以错误的办法帮助表姐回城，而是和她一起来仰望神的恩典和怜悯，她就能在黑暗中得到真理的指引，就有力量胜过黑暗。到了神的时候，她的出路问题，神一定会替她解决。

仰望神的过程绝不是逆来顺受的过程，而是非常积极的过程。因为一个仰望神的人他会经历到神的同在和帮助，他的性格和性情会得到神的更新和陶铸，而这种人会变成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一个脱离低级世俗的人。

第四章  因嫉生恨

新干县一年一度的知青先进代表表彰大会召开了。

造纸厂不少人都曾经参加过历年的知青先进表彰大会，然而，他们现在已经不再是知青了。但是大家对曾经的背景还有深深的依恋，因而知青表彰大会的召开仍然在造纸厂激起阵阵涟漪。

我听说何继中也来县城开知青表彰大会了。据说他现在在鸡峰公社混得很不错，是鸡峰公社的先进代表呢！我能想象他会走到这步田地的，他这人很会搞关系，跟干部和村民关系都不错。若有什么先进指标给村头村，他肯定是首选人物。

我从那次何继中的妈妈来过之后，就再也没有跟他见过面，甚至连互通信息也没有过。我从园艺场调到砖瓦厂再调到造纸厂，都没有告知于他。在人看来，我们是彻底了断了。所幸的是我们没有吵架，至于算不算是好聚好散，我自己也搞不清。

听造纸厂的上海知青不断地说起这次知青大会的情况，我也浮想联翩。

何继中会不会上台发言呢？他这一张嘴巴真是死人也会被他说活，他的发言一定会打动人心的。他那标准的普通话和很好的演说才能，会让他赢得很多人心的。我说不出来自己是希望他出人头地呢？还是希望他别那么出众。

有一天，我正在宿舍里休息，突然听见人声鼎沸。有人进来说，很多知青代表来造纸厂参观了。进来报告的人让我们躺在床上休息的人都起来，说一会儿那些参观的人没准还来我们宿舍呢。

于是我赶紧起身，坐在床上看书。

果然不一会儿，有十几个男女知青来到我们宿舍。我一抬头，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何继中，他也认出了我。他真是老资格，见到我一点也不尴尬，朝我笑笑，好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样。

不过，他的潇洒倒是影响到了我，使我立时也摆脱了紧张和尴尬。

我觉得何继中比过去瘦了，也更加黑了。他还是一副干练沉稳的样子，就像是当时的媒体上常常看到的那种知青代表人物的样子。

我不知道造纸厂的人是否知晓我跟何继中的事？陈冲是肯定知道的，她会不会跟别人讲？很难说。造纸厂已经有一股风声，说我跟霍永和以及于吉安在谈三角恋爱；有些人甚至公开打趣我和于吉安。我无法从他们的公开言辞中了解到他们对我和何继中的事知道多少？

何继中走到我的床前，接过我手中的书翻了翻。我不知道他对我这些新的爱好（读外国文学作品）会持什么态度？在我眼中，何继中比霍永和和于吉安都来得正统和进步。也许他看我手中的书，会判断我的立场有大问题，甚至会认为我在政治上已经堕落了。

不过他没有说什么？进来的人有十多个，跟同宿舍的很多都是彼此熟悉的人。大家各自在找熟人聊天，大多数是问造纸厂的情况，比插队落户有没有好，好在什么地方？

何继中说自己早就知道我调离了园艺场。也是啊，他和杨安陆和胡大海在一起呆过，他认识剧团很多人，我们调动的情况剧团的人都知道，自然会传到他的耳中。

他说自己来造纸厂就想看看我现在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并不指望一定会遇到我，但至少可以看到我现今生活的环境。由此看来，他对我还是挺关心的。我这人特别感情用事，看到他这么关心我，心里难免又是一阵感动。那时刻的我，也巴不得他能够生活得很好。

我问起他的情况，他说自己早已不去鸡峰林场了。他住在村头，很多时间跟鸡峰公社的知识青年在一起。村头的民兵连长朱金根很器重他，大大小小的事都拉着他一起干，现在他几乎成了一个脱产干部了。

我没有问及他的感情生活，我很想问，但是问不出口。

临走时，我突然有感动要送点什么东西给他。

过去跟何继中在一起的时候，我一有了好东西，首先就会想到要给他。我妈妈一直到今天还会说起：“我这个女儿真的很傻很傻”。她念念不忘我那时将一条很好的凉席送给何继中用，说我自己很喜欢，舍不得用，却给了何继中（这事我早就忘了，母亲却还记得）。

我的箱包里有一件人武部周干事送给我的塑胶雨衣。那年头这可是一件珍稀物品。我们在园艺场时，遇到下雨天也要出工，那时还没有塑料雨衣，大家都用蓑衣。那种蓑衣可是又笨又重，然而它能遮风挡雨。

周干事用的可是军用物资。军用物资的配给是有规定的，好像每隔二年才发放一次雨衣，还得以旧换新。周干事家在农村，父母下雨天出工下田，应该也是需要这种比蓑衣轻便的塑胶雨衣的。但是他想到我，想到我是个瘦弱的不经风雨的女孩（那时我才不到八十斤），他把这好东西送给了我。

得到周干事这件贵重的物品后，我一直没舍得用。再说，我也不想让人看到我穿军用雨衣，会引起别人嫉妒和闲话，就一直在箱子里闲搁着。这回见到何继中，我突然有感动把这件塑胶雨衣送给他。

何继中当然比我更需要这种物品。我现在在造纸厂工作，一般下雨天从宿舍去车间，冒雨奔过去也不远。再说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打雨伞了。城里人跟农村人不一样。在农村下田里劳作，也有打雨伞的，但是因为手不能闲着，打雨伞很不方便，还会被别人看作是劳动态度不端正。

何继中不论是不是下田劳动，我知道，这件雨衣一定会给他带来很大的便利。我希望这件雨衣使他更好地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施展他的才华。他已经成了新干知青里的一个优秀人物，我那时希望他更加优秀。

何继中没有推脱，他二话不说就接受了我这份厚重的礼物。他知道我这件雨衣是周干事给的，他们不仅彼此认识，有时还有来往。朱金根也让何继中参与到鸡峰公社的民兵工作中去，故此他和周干事偶尔也会碰头。

我记得当时我把雨衣给出去了后，有点后悔。如果何继中能够说声谢谢，也许我就不会后悔了。可是他二话没说，就收了下来，好像我理所当然地应该给他。我心里很不受用，他连声谢谢都不说，真的让我心里很不受用。我想，你这人也太过分了，难不成是我“欠你多，还你少”呀！

那天知青代表来造纸厂后，大家都知道了我和何继中的关系了。当然他们也知道我和他已经分手了，陈冲不会不纠正一些错误看法的。不过，大家看到我对何继中还是那么好，并且将这么贵重的雨衣送给他，都表示不解。

也许在大多数人眼中，不成亲家就成冤家。在大多数人眼中，我跟何继中应该成为冤家对头才是。

陈冲骂我傻。她愤愤不平地说：“你还真有你的，你接待他就大错特错了，还送他东西。他是怎么对你的，你难道这么快就忘了吗？要不要我提醒你，他可是标准的陈世美啊！”

那天听陈冲讲过这话后，我更加后悔了。我真的有点感觉自己很傻。可是我没有怪自己，而是怪何继中。你为什么连声谢谢都不说呢？太不给我面子了。我也有点怪陈冲，干嘛说得那么难听，我心里都后悔了，还一个劲地说我，一点也不给我面子。

是的，我的面子好像比什么都重要。自己做任何事都没有一个界限，反倒怪别人使自己丢了面子。这就是我当年的秉性，也是所有不认识神的人共有的秉性。

自从知青大会召开以后，自从何继中和一些知青来过造纸厂以后，造纸厂的上海人都知道了我跟何继中曾经谈过朋友，也开始对何继中这个人开始关注。漂洗车间的小钢模就曾经是鸡峰公社的知识青年，他很容易得到来自鸡峰公社知青们现在情况如何的各类消息。

有一天，来看小钢模的一位知青说到何继中，他说何继中现在在和塔前村的上海知青王文娟谈朋友。

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一怔。其实我早就有了预感，何继中跟王文娟的关系不一般，绝对不一般。当年我还与何继中交往时，塔前村的知识青年就开始对何继中有兴趣了。记得有一次，她们一伙女生得知我路过塔前村去鸡峰林场，还故意站在村头的路上看我，使我感到特别别扭。

我也不止一次听民办连长朱金根和剧团的老同事们说起王文娟这人。大家都夸她长得水灵，而且性格温柔。别人夸她的时候，我心里特别不受用，我总觉得别人在拿我和她相比。也许在所有的人眼中，王文娟是个又温柔又美丽的好姑娘，至于我嘛！又尖酸又刻薄，而且也没有王文娟那么漂亮，这么一比，我肯定是比下去了。

后来在井冈山铁路上出了樊纯这一档子事，我就把王文娟带给我的威胁弃之脑后了。我知道了樊纯对何继中没有任何想法，但我没有想到，还会有许多人，甚至有一大串的上海姑娘在排队等着想要与何继中交往呢！

今天我这样讲到何继中，也许是太抬举他了。不过，当年这是实情，知识青年在农村呆的时间越长，婚姻问题就越是大问题。那时已经有很多知识青年从吃大锅饭转向吃小灶了。

什么意思呢？过去在知青点里，大家一起轮流做饭吃，后来很多人从点上撤了下来，结伴单独开伙舱了。但凡单独结伴吃饭的知青，不用说基本上都在发展恋爱关系了。

那时，有不少知识青年看到别人一个个都离开知青点的大锅饭，心里难免会有些恐慌。剩下来自己该怎么办呢？女知青于是就都趁早在男知青里面找所谓的优秀者搭伴着过日子，日久生情，很多人就这样结了婚。还有些找不到搭伴对象的人，甚至跟当地青年谈起恋爱来。

何继中在知青中当然好算优秀者。他人长得帅，且是高中生，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虽然文革把这个世界搞得颠三倒四，但是在不少人眼中，还是对工农分子的出身不看好，尤其是那些出身好的子女，他们一点也不看好自己的出身。倒是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希望与工农子女结成伉俪，免得受政治运动无休无止的摧残。

我知道王文娟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有人告诉我，王文娟的家住在上海闸北区的蕃瓜弄。上海人都知道过去的闸北区是棚户区，我有一个远房亲戚也住在蕃瓜弄。我去过那里，蕃瓜弄就是棚户区改建的工人新区。由此可知，王文娟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的子女了。

何继中离开我，我现在知道了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害怕受我出身的影响。可是那时候我以为他移情别恋是看重外貌和才艺。比如，他主动与樊纯交好，是因为樊纯是个才艺很高的女孩子，后来他又在跟王文娟交往，那是因为王文娟是个漂亮的女孩子。

无论如何，当我听到何继中和王文娟在谈朋友时，我的心灵再一次深受重创。

其实我真的不该这样，我已经跟何继中彻底地断了，我凭什么还要为了他和别人交好心存嫉意呢？以一般人的看法，必定会认为我那时心里还在爱着何继中，因而不能容忍他跟别人相爱。可是，那时我是否真的还在爱他呢？扪心自问，我自己都不得不否定。

我根本不爱他。我没有一丝一毫想要跟他复合的愿望。我心里不舒服，是因为自尊受到挑战，为什么在我还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之先，你何继中倒先爱上了别人。至少你得等我有了结婚的对象，才可以去爱别人。你这是不把我放在眼里，你这是故意让我受刺激。

我那时已经彻底否定了我跟何继中之间的所谓爱情。我认为我们是阴错阳差走到了一起，是何继中攻势太强，也是我没有足够的防范，因而才铸成了这段错误的感情。我认为我们之所以最后落到分手的下场，那是因为我们之间根本没有爱情。

其实我那时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我朦朦胧胧感觉到自己不曾拥有过爱情。我把爱情想象得很神圣，如果是出于爱情，不管遭遇什么，都不会导致分手。既然分手，那就不是真爱。

我那时朦朦胧胧的爱情观无非还是小说里的那一套。最早的时候，是江姐和她的丈夫革命先烈彭咏悟那种革命式的爱，江姐亲眼见到丈夫的人头吊在城楼上，她痛苦欲绝，然而她又勇敢地奋起，并起誓要继承对方的事业一直到底；在我看来，这是真爱。

后来我看外国小说看多了，我的爱情观就变成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那种爱，那种不能同生、但求同死的爱。

我审视自己，我跟何继中之间的关系与想象的爱情差得太远了。他对我如何，我不十分清楚。可我对他，完全是虚荣心使然。我愿意跟他，只因别人都说他是一个好青年，长得英俊，又很热情助人，并且追求进步。这大概算是那个时代对一个优秀青年最高的评价了。

我是个耽于幻想的人。我一直在寻求一个像【青春之歌】里的卢嘉川和【小城春秋】里的何剑平那样的青年。他们才是我理想的对象，可是我在我的现实生活中根本找不到这种人。其实，就算是有这种人，恐怕我也会受环境的影响，对这种人敬而远之的。

当我在园艺场认识了霍永和后，有一度我发现霍永和真是个正人君子。他对园艺场的小寡妇刘桃香真够意思，任别人误解甚至毁谤，他也不肯出来为自己辩解，以免伤了小寡妇的心。那时，我真的把霍永和看得很巍峨高大，就像一个英雄般的令我崇敬。

可是我后来跟霍永和走近后，仔细想象我们之间互相的需要究竟是什么后，就再也不敢往前跨一步了。他的出身比我好不了多少，我跟他在一起没有前途，于是我不得不把自己和霍永和的关系锁定在一般好朋友的关系上。

于吉安是个“才高八斗”的人，按说我对这种才华横溢的人也是很看好的。可是听别人说他长得像【小兵张嘎】里的胖翻译后，这对我是个致命的打击。我一开始并没有觉得他的身材长相有什么特别不上眼的感觉，然而，当别人这么说过之后，虚荣心令我再也不能将于吉安作为结婚的对象来考虑了。

于吉安曾经正式地向我求婚过，但我没有答应。我对于吉安说：“我现在不考虑这些事，你也别把我想象得太好。谁跟我算谁倒霉，你就别自找麻烦找我这个倒霉蛋吧！”

于吉安是个聪明人，完全听出我是在拒绝他的求婚。

其实那时候我对于吉安并非完全没有好感。他为我写了许多爱情的诗篇，曾经也打动过我的心。什么“爱神丘比特的神箭”，“为何射不中姑娘的心房”之类的；我曾经为他在我身上如此用心感动过，但是，这种感动很快地也就像过眼烟云般消失了。

霍永和也有心想要撮合我和于吉安，尤其是许婷来到新干后，大概这双青春伴侣私下不止一次议论过我和于吉安的感情到底有没有前途？可是，谁也不曾想过，我对政治出身会如此看重，我万万不敢把自己的婚姻建立在一项不可靠的政治基础上。

我渴望真爱，但是一直耽留在朦朦胧胧的爱意之中。直到我信了主，这才明白原来我心灵一直渴望的是一种“阿嘎配”——神圣的爱。是的，我寻求的爱人不是任何一个人，而是我那时还不认识的救主耶稣。我渴望的那种真爱既不是虚构出来革命式的爱情，也不是只在魂层面上犹如罗密欧和朱丽叶那种死去活来却无果而终的爱情。

圣经把我心灵一直在寻求的这种神圣的爱诠释得非常清楚明白：

【林前13:4-7】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这种神圣的爱任何人都给不出，这也就是在世上真爱难求的缘故。但是神圣的爱又在吸引我们奋力去寻求，这就是造物主和救赎主以及永恒的神吸引我们来他面前的一种超然智慧。

我现在知道了，任何表面上看上去轰轰烈烈的爱，任何表面上看上去相连在一起的银婚、金婚甚至钻石婚，如果不属于“阿嘎配”的爱，都无法叫我满足的。什么外貌，什么出身，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烟幕弹，都只能满足我表层的需要，于我心灵的需求相差十万八千里。

可是我那时候不懂，就白白受了很多的苦。好在我现在懂了，这些苦就不能算是白受了。我可以把自己受苦的经历作为借鉴，使那些和我一样至今还在错误的追求里遭遇痛苦的人作为警示。

回头再看当时我有多么愚蠢，以及这些愚蠢的做法给我带来的痛苦吧！

何继中和王文娟恋爱的事给我的打击还没有平复，马上又传来一条信息：新干县马上就会有一个大型化工厂上马了。这个化工厂将在各公社招聘工人，一部分知青有望能够进到新干化工厂去。

再过不久，何继中被当做特聘人员将进新干化工厂的消息也传到了我的耳中。

把消息传到我耳中来的上海知青显然对何继中被招进新干化工厂一事特别反感，认为这是开后门，不按常规而行的开后门的行径。我也同意这种说法，这绝对是开后门。何继中的父亲是天津大沽化工厂的工程师，他们可以利用同行业的便利，把自己的子女安插进来。大概这就是所谓的特聘吧！

这个消息使当时还处在嫉恨中的我有点感到不知所措。

陈冲和厂里的一些知青来我面前说了很多话。这些话的意思大致是，鸡峰公社的领导大开不正之风。在知青进厂的名额分配上，鸡峰公社的领导干部大有偏心。他们在分配名额时做手脚，把不该进厂的人招进去，应该进厂的人却被拉下来。

我能体会本来有望进厂却因为一些特殊情况被拉下来的那种知青的愤怒心情。如果换做是我，我也不会善罢甘休。那年头知青进厂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大家眼巴巴地盼着有新办厂的消息下来，有招收知青的指标下来。虽然名额很少，但是大家都指望能够公平地分配名额，让那些该走的先走，下次就有机会轮到自己了。

何继中在这方面是没有优势的。首先，他来新干插队的时间最短，别人大都是68年就来了的，他比别人至少晚来了一年多，他是从第一个下放之地内蒙古调来新干的；此外，别的知青都是下放在知青点上，每个点都有好些知青，而何继中是破格进到一个没有知青的村头村落户的。

按时间来算，进厂的人应该照顾那些先来到农村的人。虽然何继中去农村的时间跟大家差不多，但来到鸡峰公社却差很多，他没有资格占用鸡峰公社的一个指标。同时，有些知青很多的村庄一个名额都没有分到，凭什么只有一个知青的村头村却还分到一个名额？这样，对别的知青点来说，分到的指标数是百分之零；而对村头村，这岂不是百分之百吗？

造纸厂的上海人，尤其是来自鸡峰公社知青们，不断地在我耳旁抨击鸡峰公社领导干部的做法，还有人竟然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赵妩娜，你倒是说说看，这么做公平不公平？何继中这种开后门的行径对不对？”

陈冲更是在我耳旁不断地“煽风点火”，她让我出面去造反，为“知青办”把招聘工人的指标给了不该进厂的何继中去造“知青办”的反。

陈冲当着很多人的面对我说：“妩娜耶，你倒是说说看，他们这么做应该不应该？何继中凭什么那么快就进厂，难道他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真的够了吗?他真是知青的优秀代表吗？你想想他是怎么对你的，像他这种人还配做优秀的知青代表吗？去‘知青办’告他，把他拉下来，别让他这种人得意，就这样越爬越高。”

在这种势头中，我完全乱了方寸。一面是所谓的公平，一面是我内心的嫉妒，那种嫉妒的邪灵在我里面不断地吞噬我，加上外面那些人的同情话，恭维话，使我更是不知该怎么做才好了。

最后我输给了自己内心深藏着的那种虚荣心。我觉得自己要大义凛然地出来伸张正义，不能助长社会上开后门的坏习气。也不能让一个品德不好的人当成英模人物被人崇敬。既然大家都说由我出头是最好的，我就应该义不容辞地站出来。

我在陈冲的一再耸动下，再次去到县委“知青办”。还是那个鼠眉贼眼的刘培新稳稳地坐在那把主任的交椅上。刘培新看到我，一脸的坏笑。我搞不懂他为什么总是向我露出那种坏坏的笑，不过对他，我可没有好脸色。我这人也够坏的，求他的时候，刘主任长刘主任短的，不求他时，我就直呼其名。

这回我不打算求他，所以不客气地直呼他的名字。

他倒也不生气，问我有什么好事找他？我告诉他，我真的有好事要找他，他不能不听我的分述。我不是代表自己一个人来的，我是代表广大知青的利益而来。

看我这副架势，刘培新有点愕然。他让我先坐下，请我慢慢地说。

当他知道我是为了新干化工厂的招工名额一事来找他，就想要马上滑脚，说不关他的事。

我告诉他，这事不能说完全跟他无关，不能说全是公社的事。我讲的更具体了，我告诉他，何继中不够资格进厂，他从哪方面来讲，都不够资格。

刘培新一开始搞不懂我为什么会对何继中进厂的事这么愤愤然？是的，他还不知道我跟何继中已经拜拜了。所以当他以何继中“表现优秀”作为一条他可以进厂的理由时，我的分述使他哑口无言。

也许今天的人会觉得我那时是在无理取闹，难不成跟你谈朋友谈吹了，就可以把人说成是道德败坏吗？

今天我也会觉得自己很过分，自己的做法是无理取闹。可是当时的道德标准跟现今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刘培新亲眼看到我当初怎样为了何继中从内蒙调来新干的辛勤努力，更是不会觉得我在无理取闹。也就是说，刘培新也感到何继中甩我是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恶事。

刘培新听我把自己的看法陈明清楚后，他说了一席同情我的话。我对此毫无兴趣，我问他该不该把何继中的名额拉下来，让别的更有资格的人替上去？

他未置可否，只说会找有关部门的领导一起商量一下，会考虑我的意见。

我离开了“知青办”，悻悻地回到造纸厂。

我不知道自己这么做对不对？何继中要是知道我去“知青办”告他，会不会恨我呢？他的家人要知道我把何继中进厂的事给搅黄了，肯定会说我是个坏女孩，报复心理很严重。我是不是真的很坏？在我内心除了报复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情愫吗？对，我检查自己的内心，还有一种想要出头伸张所谓正义的虚荣心。

我那时不是没有思想斗争的。我知道何继中进厂这件事对他自己和家人很重要，他们一定花了很多心血。就这么被我三下两下地搅黄了，我真是该死。我甚至心里暗暗地希望我找“知青办”一事无果而终，这样何继中就不会知道我在当中使坏了，就不会知道我是一个报复心理很重的坏女孩了。

然而，当我跟造纸厂的人在一起议论这事时，我又会被另一种想法所控制。凭什么他何继中就该享受这个名额呢？它本来就该是给另一个鸡峰公社的知青的，那人的表现才真正是好。何继中就只会拉关系走后门，那些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更需要有人出来为他们伸张正义。

我去到县委“知青办”后不久，有消息传来，何继中这回不能进厂了，名额给了另一个知青。

从鸡峰公社来报告这个消息的知青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改变？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原因。那些在鸡峰公社的知识青年以为这是他们奋力抗议的结果，我也希望真的是他们一致抗议的结果。可是我内心深处还是觉得自己的作为直接导致了何继中的这个结局。

当年我对自己所做的事一直没有一个定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做的对，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做的不对。我常常在一种心灵的挣扎中，很是辛苦和痛苦，但我不知这是为什么？我也明白即便自己这么做了，何继中确实是因我而进不了化工厂，这也是咎由自取，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可是我为什么会一直惴惴不安呢？

现在我知道了，我的不安是因为罪恶权势的追赶。我们不明白“罪”也会像是有位格的邪灵一样，抓住人不放。人的良心不安，大致也可以说是这种状况。上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把良心作为一个警钟放在人的内心，如果做了“过”与“不及”的事，人就会不安，这是良心在起作用。

当然，这种良心的作用不十分可靠，一个人在罪恶中呆得太久和陷得太深，良心的功用就容易失效。就像一个人初初犯罪时，良心的作用很明显，那种害怕和忐忑就是良心在提醒。然而，如果人一直不理会良心给自己的提醒和感动，久而久之，良心就变得麻木甚至泯灭了。

在何继中招工的这件事上，我感受到良心所起的作用。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良心十分不安，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可是因为我不明白真理，不知道这种不安是上帝的警示，慢慢地就在自欺欺人中变麻木了。一直到我信主以后，圣灵更新了我的灵魂，我的良心被激活，才知道那时我对何继中做得实在太过分了。

必有很多人会说，何继中进厂确实不合理，他占用了别人的名额就该被拉下来，你这样做是伸张公义，谈不上良心不良心的。我不否认事实确实可能如此，但是这不不能为我当时的过分行为作辩。他该不该进厂是一回事，我那时该不该去“知青办”闹事是另一回事。不能因为他的错误来为我的错误作自辩。

问题在哪里？我是一个有私心的人，也就是一个有罪的人。何继中该不该进厂不该由我这个有私心的罪人来定夺。如果有一个跟何继中没有任何过节的人来“伸张正义”做这事，另当别论。而我是跟何继中有过节的人，我出面来做这事，那就是一种报复行为。事实也是如此，我不能推诿说自己不是“因嫉生恨”而去做这事的。

显而易见别人让我去做这事，也是利用我跟何继中的矛盾。陈冲知道我和何继中的历史问题，她的那番话就是挑起我的嫉恨之心。然而，如果我没有嫉恨之心，任别人怎么挑动，我也不会被耸动和唆使去干这种不齿且又过分的事的。所以我不能怪别人，只能认清自己活在罪恶的权势之下，不由自主地成了魔鬼的奴仆。

那段时间何继中究竟是怎么过来的？我不得而知。他是不是知道了我去“知青办”拉他下来这件事呢？我也不得而知。无论如何我认为这事会对他是个打击，希望这个打击不至于导致他更加去憎恨别人。

如果他能够从这个打击中更多地认识自己，认识到自己不必靠父母的关系也会有好的前途；认识到若是他进了化工厂，就有可能会伤害到的另一个知青。他若是能够这样认识，我想这件事就会成为他的益处了。

何继中没能在74年进到新干化工厂，这也许是一件令他和他家人非常遗憾的事。可是，谁又能说这一定是件坏事呢？我现在真正地明白了，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纵然人看为好的事不一定就是好，人认为不好的事却未必一定不是一件好事。

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何继中抓住了这唯一的一次机会，参加高考。他以高分考取了清华大学，他修的还是他必要继承的父业，在清华大学化工学院就读。毕业后何继中回到天津的家里，也进到父亲所在的厂里担任一名科技干部。

这样岂不是很好吗？虽然何继中在农村是多呆了几年，但是他却一下子从新干跳跃到北京，后来又回到了他的家乡天津。我认为这样真的很好，他是以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赢得了前途，这比他靠父母的关系走后门要好得多了。

我很想有机会把自己卑劣的行为禀报给何继中，让他知道我赵妩娜曾经伤害过他。我是应该请求他的饶恕，即使他有可能不肯饶恕我，我也要把自己的恶劣行径公诸于众。我要让世人看清，一个没有主的人，一个不认识真理的人，不可能能做什么好事，在做一件好事的同时，更有可能同时伴随着一件恶事。

过去我没有勇气把自己做的这件坏事讲出来。——我曾经在华东神学院时见到过何继中一次，那时虽然我已经信主了，还是没有勇气向他承认自己做的这件事，并请求他的宽恕。——我希望现在不会太晚，但愿我这么做能够帮助他认识神。他知道我信主了，他更需要从我身上看到神大能的作为。

第五章  外地培训

造纸厂的兴建工作完成后，开始对全体职工进行培训上岗了。

刚进造纸厂时，我们一面制砖制瓦，准备兴建职工宿舍；一面学习政治和业务，准备进入造纸的流水作业。不过，那时候的业务学习是在理论上的学习，光有这还不够，还得对每个在流水线上作业的工人在实际操作上进行培训，这样才能造出上得了市面的纸张来供应学校、报社等文职单位的需要。

一整套最新型最现代化的造纸机器安装完毕后，造纸厂开始全面对职工进行业务培训。

造纸厂职工的业务培训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厂里请来了一些外来的师傅在各个工序上带班，让工人在师傅的带领下操作非常先进的机器。另一方面将工人派出到兄弟厂去上机培训，跟兄弟厂的工人一起上下班，就像是兄弟厂的普通职工那样。

这时的造纸厂出现了闻所未闻的许多新事、快事。每天都有一些新面孔出现，除非跟你的工序有关的师傅，能够成为你新结识的朋友外，另外的一些新面孔就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了。

跟新干造纸厂关系最为密切的有两个兄弟厂，一个是吉安市造纸厂，另一个是井冈山造纸厂。吉安市造纸厂是在距离吉安市区大约十华里远的骡子山脚下；井冈山造纸厂则是在茨坪的前一站罗浮山口。

吉安市造纸厂派到我们厂的师傅很有意思，他们是很整齐的一支篮球队，这支篮球队的成员分布在造纸厂的各工种中。除了领队的王工外，都是青年小伙子，还不到三十岁。也不知他们到底是被派来教授业务的师傅呢？还是来带领新干造纸厂的工人们如何展开业余体育活动的运动员干将？

于是在我们厂里，除了工作时间外，业余时间的文体活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我这个人原本对体育活动兴趣不大，我爱好文艺，并不爱好体育。可是因为吉安纸厂师傅们的到来，我开始对体育运动也发生兴趣了。

我们厂工人的年龄大多数都跟吉安纸厂这支师傅队伍的年龄差不多。于是很多女工开始对篮球队的师傅们评头品足、议论纷纷了。吉安纸厂有两个小伙子长得很不错，成了我们厂几位上海女知青的青睐对象。我看得出来，上海知青中的根梅对吉安纸厂的小王特别有好感。

老实说，我是不会对这些吉安小伙子有什么意思的。虽然他们很特别，我还是不会对他们发生兴趣。

他们究竟有什么地方显得很特别呢？那就是他们的个头很高，这在吉安人当中并不多见。吉安的男人个子在一米七十以上就不算矮了，但这些造纸厂的师傅们，每个人都在一米七五以上。他们是篮球队员嘛！个子当然高，不然怎么可能选到篮球队去？

在我的审美观中，我也看好男人的个子高。但是不知怎么回事，我对吉安纸厂这批高个子的师傅一个都不感兴趣。也许我是觉得他们属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那类人；而我呢，我比较看好的是那些有思想、有个性的人。然而，不幸的是，这种人都往往比较复杂。

可是我是吉安来的女孩，我会说吉安话。虽然我对那些青年小伙没有特别的好感，他们却都喜欢找我玩。这不奇怪，家乡观念嘛！他们把我当成是老乡，跟我特别亲近。于是不喜欢玩体育活动的我，不得不常常参与其中，我几乎成了那时篮球场上的拉拉队队长了。

从这段时间开始，我跟几个上海姑娘开始有广泛深入的接触，后来跟他们成了较好的姐妹。

我知道根梅喜欢小王，但她说不出口。在上海人眼中，小王配不上根梅，因为他是外地人。但是根梅不一定会有这种地域歧视，她不会像别的上海人那样，把自己是从上海来的看得很了不起。

这并不是说根梅思想境界比其他上海人高。事实上，根梅没有这种地域歧视，乃是因为在上海人当中，她也是被人歧视的一个。她因为自己是苏北人，就感觉低人一等。

上海人会很自然地将人分成几等。第一等是按居住的区域来划分。住在上海的黄浦区，静安区和徐汇区的人最高档，挨下来就是住卢湾区、虹口区和长宁区的人了，再挨下来就是南市区、杨浦区、普陀区和闸北区的人了。

有一句俗话说：杨浦杨浦，样样侪破；闸北闸北，人人赤膊；普陀普陀，又破又大。意思是说住在这几个区域里的人生存环境很差，他们自然在上海算是低等公民了。

还有一等是按祖籍来划分的。在上海，祖籍是苏北的人被视为最低等；接下来上海当地原住民也是被人看不起的。最神气的人是祖籍为绍兴、宁波和苏州一带的人。

这些原本不应该成为将人分成不同等次的标准才是，但是人性的弱点就在于高看这些外表的东西。衡量一个人的好坏，衡量一个人的人生是成功还是失败，大多数人都是以此为标准。很难摆脱这些世俗的标准，于是人要么活在自高之中，要么活在自卑之中。

根梅是一个活在极度自卑中的人。其实根梅是造纸厂最漂亮的姑娘，大大的眼睛，高挑的身材。虽然皮肤有点黑，但是浑身上下浸透出一股健康的美。很可惜不但别人的上海人看不到这一点，就连她自己也看不到这一点。

由于根梅严重的自卑，她常常使自己处在心灵被架空的地位。在外地人当中，她得听从上海人的一套说辞，把自己家在上海看成是件了不起的事，徒增一种虚无缥缈的优越感；然而，在上海人中，她又不得不很客观地看待现实，自己是个苏北人，贫穷、落后、无知等字眼就是描绘父辈乃至自己的特有字眼。

所有进到造纸厂的上海人当中，根梅是惟一的苏北人，故此她的自卑感更强。

我在造纸厂的地位有点特别。

上海人没有谁看不起我，他们会看不起诸如根梅一类的苏北籍上海人，但不会看不起我这个祖籍在余姚、户口在江西，并长期生活在江西的人。在新干的当地人，他们更不会看不起我。他们既没有以对上海人那种排外做法来对待我，同时还将我看成外来受尊敬的一族人。

刚刚进到造纸厂时，我跟所有的人关系都处不好。外地人，当地人，大家都将我看成是瘟神一样，离我远远的，生怕粘着我给自己惹来麻烦。久而久之，大家彼此认识并加深了解后。基本上上海人都接纳了我，新干人也都对我友好起来。唯有几个南昌女工，我始终没有办法被她们所接纳。当然，我内心也不接纳她们。

来到我们厂的这些师傅们，虽说是从吉安来的，大部分也是在吉安的外地人。就好像我们家，在吉安居住多年，还被吉安人看作是外地人。这些高个子篮球队的师傅们，少有真正吉安人的，大部分是移民吉安的外地人。当然，相对吉安本埠，他们是外地人，而对外省人来说，他们又算是本地人了。

小王是南昌人，但他已经是一口标准的吉安话，再没有南昌话的“胡腔”。如此我看他时，心里没有把他当成是南昌人，而当成是地道的吉安人。

我看到根梅对小王露出明显的好感，就有心要来促成他们。可是根梅的情况很是糟糕，她完全被范雨燕所控制。范是个控制欲很强的人，她俨然把自己当成是根梅的保护伞，好像没有自己的保护，别人都会欺负根梅似的。偏偏根梅对她言听计从，因此只要小范不开口表示赞同，根梅纵然心里愿意，也不能表示。

我记得自己当时很好心地去问过小王，愿不愿意跟根梅发展感情？小王对此未置可否。

然而他最要好的朋友，另一位纸机上的师傅小李，却跟我开起玩笑来。他说：“你为什么把别人介绍给小王呢？小王看中的是你，还是你自己跟小王谈谈看吧！”

我对这种玩笑话不予理睬。虽然我也没有敲定自己的结婚对象，但我的内心已经告诉我，未来跟我一起走人生之路的人绝不会是这支队伍中的任何一个。

有一度我看到根梅和小王似乎走得很近了。他们俩都是造纸车间的工人，常常在同一个班次上。我们切纸车间紧紧连着造纸车间，有时我会在上班时活动活动筋骨，跑到造纸车间去，我几次看到小王和根梅头靠着头在窃窃私语，也不知是商讨工作上的事还是讲别的什么事？

那段时间在我们厂里，常常举行篮球赛。我们自己厂无法组建一支像样的球队，就“拿着鸡毛当令箭”，把吉安纸厂这支球队当成是自己厂里的球队。

我那时很是活跃，因为我有一个认识的吉安朋友，他在新干中学教书，他原本是省体校的教练，下放来到新干，我常常到他们学校去玩。纸厂的师傅来新干后，我竭力怂恿这位朋友把新干县的篮球赛都排到造纸厂来。这样我们就能天天凭借吉安纸厂这支球队在新干县“耀武扬威”了。

那时根梅因为对小王情有独钟，她也是我们拉拉队的忠实成员之一。每次开赛了，根梅就会准时到厂部门前的球场上，深情地看着小王在球场上驰骋。休息时，赶快将毛巾和水递上去。

总之，我认为他俩挺般配的，我很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一对。

可是根梅尽管心里愿意，还是需要看小范的脸色行事。小范是那种地域观念很强的人，她很有上海人的优越感。其实我看她在上海也是生活在通常人们说的“下作角”里的人，但是越是这样的人，越发会将仅有的一点优势发挥到极致。在她的思维观念里，根梅绝对不可以“屈尊”自己嫁给一个外地人。

持这种观念的人在上海知青中不止范雨燕一个，只是小范显得特别突出。当然她这样想有一定的理由，上海人若是嫁给外地人，将来回上海的希望就更渺茫了。

小范在本厂找不到合适的上海人可以把自己嫁出去，她后来跟一个萍乡造纸厂的上海籍师傅谈起朋友来了。据说那位萍乡纸厂的师傅出身不太好，在萍乡找对象很难。然而，他很幸运地来到新干纸厂培训漂洗工人，恰逢他这个徒弟小范是非上海人不嫁，因此便成就了他的婚姻大事了。

根梅却因此伤在小范手中了。小范天天在根梅耳旁进言，让她一定要站住自己是上海人的立场，坚守住非上海人不嫁的立场。于是，眼看一桩就要成功的婚姻，硬被小范给搅黄了。

厂里除了有外地来的师傅带我们上机操作外，还常常派操作工人到外地纸厂去接受培训。

记得大概在74年，我也去到外地接受培训半年。

那时候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去吉安纸厂，一个是去井冈山纸厂。

其实说来谈不上是什么“选择”，因为还得跟你的工种相关。从我的意愿来说，我很想去吉安纸厂培训和实习，因为离家近，周日我可以回家去。同时我们已经认识了不少吉安纸厂的师傅，他们都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做客。如果被派到那里去培训和实习，岂不正好可以了却这个心愿？

我不是很想要去井冈山纸厂。一来那里的环境不够理想，二来那里的人不够熟悉。

可是哪里能够由你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呀！在新干纸厂的工人们，对这个问题讨论来讨论去，还是不能如心所愿。最后的结果是上级决定：全体切纸车间的人统统去井冈山纸厂，造纸车间的人统统去吉安纸厂。

陈冲是心满意足了。而我，心不甘情不愿跟着十几位一起去培训的同事只好上井冈山了。

其实我当时的想法是错误的，按我的秉性来讲，我喜欢去没有去过的地方，喜欢接触一些生人。井冈山纸厂应该是符和我心意的地方，可是人就是这么古怪，有了先入为主的思想后，就难以享受后来将会临到自己的惊喜了。

我不是一直以来都想要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生活一段时间、体会当年红军们生活的常态吗？这不正是神给你一个成全你心愿的机会吗？没有主的人凡事都以“日光之下”的思维来看待世事。如果我那时已经蒙了主的真光照耀，我一定会为自己得到这个机会大大地欢欣鼓舞的。

我们一行十多人来到井冈山造纸厂。

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幽静所在。我们被安排住在井冈山纸厂的招待所里，虽然不是星级宾馆的等次，可是在那里有比任何星级宾馆更好的条件——好山好水好风光。

造纸厂建造在一个四面由山包围着的山峦里。住在那地的人不光是“开门见山”，还能享受“开窗见山”的绮丽风光。当然，一打开门见到的山峦离我们的视线没有“开窗见山”的视线近。开门见山还能够看到山脚下有几排厂房，以及最靠近招待所的地方有一个篮球场，而开窗见到的山那就是伸出手去都几乎可以触摸得到。

井冈山这个地方很早就有一批上海人来定居了。我师傅就是58年来这儿定居的上海人，他的妻子也是上海人，三个孩子也都讲一口上海话。许是离开上海的日子多了，于师傅对上海已经不那么留恋了。除了语言之外，他的吃喝习惯已经被江西人同化了。

井冈山纸厂的机器设备虽然赶不上吉安纸厂和最近才建厂的新干纸厂。但是井冈山纸厂因为原料好的缘故，生产出来的纸张却要比其他厂更为优良。在这里主要的原材料是竹子，这儿生产的主要纸张是一种只有十八克的叫“油封纸”的高品质纸张。

我们厂使用的原材料几乎都是松木和芦杆，这种原材料就只能生产包装纸和铜版纸，在新干和吉安纸厂恐怕都没有条件能够造出这么薄、这么亮又这么韧的好品质纸张的。这是井冈山纸厂得天独厚的地方，因为竹子在井冈山满山遍野到处都是。

记得那年，我站在井冈山造纸厂的招待所走廊上向四下观看，想起了有一个电影，叫【闪闪的红星】，影片中的风光跟这里很相似，弄不好就是在这里拍的。那个主角好像叫潘冬子吧，当年的红军在被封锁时期，偷运盐巴就是使用竹筒。就此取材，到处都是竹子，到处都是竹筒。

看到井冈山纸厂的风光，我不由得会想要唱起那首歌：

“小小竹排江中游，

巍巍青山两岸走；

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

这里也有一条小江，小得不能再小的像小溪一样的小江。偶尔也有竹排驶过小江，我特别欣赏“巍巍青山两岸走”的这一十分形象的说法。可不是吗？这里的青山绿水可有灵性了，真是称得上会“行走”，在一条条的小溪小江两岸穿行。想到和看到的，令我不由自主会高歌起来。

在井冈山纸厂这几个月的实习阶段，我们十几个新干纸厂的工人跟着这里的工人三班倒。漂洗车间的人比切纸车间的人来得更辛苦些，切纸机的运转可以停下来，然而，漂洗机一分钟都不能停，一停的话，下面的工序就会受影响，纸张质量也会受影响。

切纸车间有时分三班，有时分两班，主要看生产什么纸张。如果是普通铜版纸，有两班就够了，但是生产油封纸就必须要三班倒了。

范雨燕在漂洗车间，这回跟我一样，来井冈山实习。根妹呢？她是造纸车间的女工，造纸车间的人统统去到吉安纸厂了。根梅也去了吉安，这样她就可以天天看到小王了，不知她和小王的关系会不会有点进展？

陈冲跟根梅同一车间，也分在吉安纸厂实习。我跟陈冲这对合又合不拢，打又打不散的“冤家”自进到新干剧团后七八年时间里，第一次分开这么久。我在这个幽静的地方时不时会想起她，不知她会不会想到我？

我跟范雨燕住在招待所同一间屋子里。我不太喜欢跟范雨燕在一起，她带给人很大的压抑感。

其实老实说，小范人很热情，也没有什么歪心眼。可是她的控制欲实在太强了。她身边的人会不会觉得累呢？一定会。她凡事都要“插一脚”，而且都要别人听她的，好像只有她对，别人不听她的，就会令她很难受。看到她的好心导致了她的难受，别人就只好屈就自己了。

小范老是来我问于师傅的情况。他们漂洗车间好像没有上海师傅，她只好来我们切纸车间寻找“同盟军”。我这人不太喜欢管别人的闲事，对谁谁谁是哪里人不太在意。可是小范对切纸机上的于师傅很好感，不为别的，就因为于师傅是上海人。

她不跟别地方的人深交，大概她觉得人家不配和她做朋友。她的这些错误观念在井冈山纸厂这几个月里可辛苦到她了，这儿的上海人没有习惯一定要跟上海人交往，他们已经被江西人同化了。然而，小范好像故意要在井冈山纸厂把地域的差别突出起来。

不过，我无心做她的傀儡，跟着她的指挥棒瞎转。

本来我和于师傅的关系只是上班时仅有的师徒关系，下了班应该什么事也没有。可是范雨燕的过分热忱使得我不得不把这种师徒关系带到下了班，甚至带到于师傅家里去。小范自作主张地答应于师傅出于客套的宴请，为的是在这个地方也能体会一番“上海情”，吃上几味“上海菜”。

那天，于师傅和他太太请我吃饭，小范高高兴兴地作陪。整个饭局上都是她的市面，她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已经喧宾夺主了。而且在她看来，不是因为她努力斡旋，我跟于师傅于师母的关系不会那么好。在她看来，上海人就应该抱成一团，尤其是在外地更应该彼此照应才是。

很难说她这么想和这么做有什么错？但是，别人也不一定要跟她一样想和一样做，不是吗？然而，小范最让人受不了的一点就是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强加于人。她自己很辛苦地架空自己活着，也要让别人跟她一样，架空自己辛苦地活着。

今天在我已经信主后，回过头来看小范的问题，我认识到其实自己差不多也有这类的问题。小范是以自己为上海人而骄傲，我没有户籍优越感，但仍然有别的骄傲的理由，使自己架空自己辛苦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诚如我在第一章里讲到的，我是个不懂得与人很好相连，也不懂得与人正确分离的人。我想这应该不光是我的问题，也是所有人的问题。小范将不该与人分离的地域观念，变成与人不能很好相连的一个拦阻。而我呢？我虽然没有上海人或城里人的优越感，还会有别的方面的优越感。就是这些不该成为与人分离因素导致的所谓优越感，使我们变得不能与人有很好的相连了。

井冈山纸厂还有不多的几位上海知青，罗勃宁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他比在井冈山插队落户的其他上海知青更幸运，井冈山是个厂矿企业很少的山区，知识青年难得有进厂的机会。罗勃宁不知凭借什么手段成为在井冈山插队的上海知青中的佼佼者。

罗勃宁是在蒸球上工作的员工。一般我们在漂洗车间和切纸车间的人不太容易遇到蒸球上的工人。能够与罗勃宁相遇相识，那是在一场篮球赛上。

井冈山纸厂的招待所前面就有一个篮球场。然而，平常这个篮球场上难得有球赛，不像新干纸厂。自从吉安纸厂的师傅来到新干后，新干纸厂的球场上隔三差五就有球赛。可是我们来到井冈山纸厂快一个月了，还没有看到过一场篮球赛。

想来真是好笑，我这个原本对体育没有一点兴趣的人，就因为吉安纸厂的师傅来培训后，一下子就对球赛发生兴趣了。看到那些长脚队员们在球场驰骋的身影，我竟会觉得蛮好玩的。现在想想，许是当年我的业余生活太过枯燥，这才会对八竿子打不到一处来的观球发生兴趣。

那天有一支球队从茨坪来到罗浮，他们是茨坪车队的球员，来与纸厂球队展开一场友谊赛。广播喇叭报道这个消息后，我就准备好要观赛。我要看看井冈山纸厂球队的水平是不是赶得上吉安纸厂球队的水平？我当然希望井冈山纸厂的球队能够赢得这场球赛。兄弟厂嘛！这点本位主义难免。

罗勃宁的出现在球场上令我眼睛一亮。哇！这可是个好角色。罗勃宁一米八的高个子在球场上很显眼。也许今天看来算不得什么？然而，过去在江西这种山旮旯地方，一米八的个子绝对很突出，很显眼。

罗勃宁不光是个子显眼，他的长相风度也绝对是一流的。我为井冈山纸厂有他而感到高兴，我全部注意力都在他身上，拼命地扯着喉咙大叫“加油”，为他和他的球队助威。

结果他们当然赢了（那时我几乎觉得，我希望谁赢谁就会赢）。

可是，不知这个“长脚”队员有没有注意到我这个陌生的拉拉队员。我想他不会注意到我的，因为我站在招待所二楼的走廊上观赛，那是个很好的位置，但是我的助威呼喊声不容易抵达正在赛场中拼命的球队队员那里，离得有点远了些。

那天球赛结束后，我在招待所的走廊上遇到球场上那位“长脚”队员。我朝他笑了笑，他礼貌地回我一个笑脸。突然我听到他跟旁边的人用上海话打招呼。

我一反常态地用上海话问他：“上海人？在这个厂里工作？”

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我很少主动跟陌生人打招呼，至于这次我为什么会跟他打招呼，自己也搞不懂。我更是很少在江西用上海话跟人交谈，除非在造纸厂跟上海人的同事讲话，还有就是在家里，偶尔也会讲讲上海话。

他点点头。我告诉他，我是新干纸厂来这儿实习的，我在切纸车间。他告诉我他在蒸球上。

那天小范当班，不然，她看到球场上有上海知青一定会高兴地跳起来的。如果小范在，一定用不着我主动出面跟罗勃宁打招呼，小范跟陌生人打交道可有一套了，我却是千载难逢。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主动跟罗勃宁打招呼完全是因为小范。她太孤单了，她需要找到上海人的伙伴。在新干，她整天跟上海人在一起，把根梅和阿七紧紧地拽在手心，让她们都听她的。来到井冈山后，她除了跟我在招待所的宿舍里讲几句话外，除了有一次跟我一起去于师傅家里做客外，她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展示她的说话才能和技巧。

我们互通了姓名和上班的班次。我的意思是如果有时间的话，罗勃宁可以来招待所找我们聊天。我们在这儿没有朋友，很希望找到上海知青的朋友。

这席话根本不像是从我口里说出来的，那完全是小范的话。我是在代替小范邀请罗勃宁来我们宿舍做客。

接下来这段时间，罗勃宁就成了我们这儿的常客。可想而知，他在井冈山也是孤独的，有了我们这几个外地的异性朋友，他也觉得挺开心的。

小范竭尽全力使出她高超的外交手段来讨好罗勃宁。自从我跟罗勃宁认识，罗勃宁来我们宿舍跟小范也认识后，小范下班后常常第一句话就是问我：“‘长脚’来过吗？”

想来实在好笑又可怜，就为了这点可怜的虚荣心，小范煞费苦心地周旋在凡有可能认识的上海人当中。但是，她的这种用心，也只能在少数如同根梅和阿七头这类没有主见的人身上产生效果。要想让罗勃宁和于师傅也跟她一样非上海人不交往，那可是难上加难了。

罗勃宁对小范的态度既礼貌又冷漠。小范跟他喋喋不休地灌输上海人应该如何团结一致，这一套在罗勃宁这儿非但没有得到响应，反而激起了罗勃宁的反感。

我看在眼里，心里却不是很明白。我虽然不愿跟小范一样看问题，却不知道小范究竟错在哪里？为什么她的好心总也不能有好果子吃。我其实是明白小范的偏见和她没来由的骄傲是导致她“好心没好报”的根由，但是她真正招人不待见的原因我还是不太明白。

其实那时候我根本不太可能去思考所谓“价值观”的问题，我们都只是在很肤浅的层面上来看待一些人事。也就是说，各人都有自己对人事的一套看法，有些人的看法很容易被多人认同，有些人却少被人认可。

那时有一点我总也不能明白，为什么性别不同的人看问题竟会有如此不同？而我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为什么常常会跟男性达到一致，同时会遭到同性人的嫉妒和反感？其实，并不是我真的如有人说的那样喜欢“勾引”男人的人，我已经是尽量地注意男女有别，但是别人对我的好感不能怪到我头上来呀！

就好比罗勃宁吧！我跟他的认识是有点违反我的做人原则。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什么做人的原则？我从不主动和异性打招呼，这也可以算作一点吧！别说异性，就是同性，我也不主动跟人打招呼。我明白我主动跟罗勃宁打招呼，那是受范雨燕的影响，听到有人在说上海话，一下子就激动起来，忍不住主动打起招呼来。

我以为我帮小范在井冈山纸厂找到上海人，小范就不会那么寂寞，也不会盯住我不放，想要将我死死地拽在手中。她对我的过分热情和接触，已经令我喘不过气来了。我最初不过是要找一个释放自己的渠道，让她跟罗勃宁去用上海话交谈，省得天天被她缠住不放，没想到另一根绳索将我捆绑起来了。

罗勃宁跟范雨燕之间没有共同语言。罗勃宁来招待所每次都是为了跟我交谈，范雨燕在场他不得不敷衍她。

至于那时我跟罗勃宁讲点什么？我已经都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我们之间的“友谊”进展很快，随着我们在井冈山纸厂的培训快要结束了，我们的友谊向前大进了一步。

我可以很确定自己对罗勃宁纯属友谊，没有任何超友谊的想法。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很少能在同性中发展友谊关系？却在异性中不得不以友谊这个词来定位我们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既然跟一个谈得拢的异性不可能发展恋爱关系，那就应该把这种关系定位在友谊上。

我跟罗勃宁不可能发展恋爱关系，原因是我比他大三岁，他是我的“弟弟”。至于罗勃宁会怎样想，我没有问过他，实在是问不出口。

那时候几乎没见过“姐弟恋”的例子，所以我绝不敢也不会走在我们那时代的前列。在我一听到罗勃宁出生于1952年时，已经非常清楚我们之间只能有友谊，不能有所谓的爱情了。

如果我和罗勃宁有超过友谊的感情，我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事。我绝不会干出大逆不道的事来，一方面不敢，另一方面不屑。我的出身不好使我遭遇非难，这是没办法的事，“出身不由己”嘛！但是我若是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来，我决不会原谅自己，因为“道路可选择”，我选择了错路。

现在想起这些，我觉得自己挺可笑的。我已经选择了很多的错误人生道路了，却还总是标榜自己有多正确和高尚。我和罗勃宁之间打一开始就没有敢往恋爱关系里走下去，那根本不是我的正确选择，而是冥冥之中的注定。然而，这种冥冥之中的注定当时并没有使我明白其中原委，结果我和罗勃宁后来的友谊还是带给我很多的烦恼和痛苦。

我告诉罗勃宁我家在吉安，我还有一个妹妹，比我小五岁。罗勃宁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妹妹的年龄跟他正合适。对于我的想法，想要把罗勃宁介绍给我妹妹认识，罗勃宁从来没有反对过。当然，他听我讲起我妹妹是如何多才多艺，弄不好已经动心了。

小范比罗勃宁也大，所以我和小范的谈话中已经否定了我们（包括她小范）不可能跟罗勃宁发展恋爱关系。小范曾经问过我要不要把罗勃宁介绍给根梅，我也否决了。第一我不认为罗勃宁需要我们瞎起劲地为他操劳，他自己有能力找到他心仪的对象；这第二嘛，我没有跟小范明说，我准备介绍罗勃宁跟我妹妹认识。

很快地我们就要结束在井冈山纸厂的培训了。

这段时期，小范没有交接到一个新朋友，井冈山纸厂没有她认为值得结交的朋友。我呢，跟于师傅的关系算是挺不错的，他的太太和孩子都说以后去吉安，会到我家去做客。此外，我还交了罗勃宁这个朋友，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一般，他把我当成是姐姐；我呢，自然也很愿意有这么个“长脚”弟弟。

我离开井冈山纸厂后，罗勃宁去过吉安好几趟，都是住在我家。他见到了我妹妹，对我妹妹印象不错。可是我妹妹并没有看中罗勃宁。

我妹妹曾经下放在泰和县，曾经抽调在某一个小学里教了二年书。很奇怪，我妹妹自己才小学毕业，中学还没读呢，就下放了，下放后竟然成了小学的老师。介绍罗勃宁给我妹妹时，她刚刚进到吉安市一个大集体单位，在赣江制药厂的大集体里工作。她有自己的朋友圈，对我介绍给她的新朋友，她没有兴趣要结交。

我因心里对罗勃宁一直存有歉疚感，为我妹妹没有成为他的女友存有歉疚感。虽然罗勃宁对我妹妹已经有男朋友一点也不难过，也不意外。他不怪我，还是把我当成是好姐姐看待并来往着，我仍然觉得自己有负于他。

以后的年日里，我们很少通信，但是我只要回吉安，就会设法通知罗勃宁，看他有没有时间来吉安相见。表面上看，我们的友谊没有改变。但实际上却变得更微妙了，甚至有点不伦不类。

毕竟在这个社会非亲非故的男女关系很难长久。我跟罗勃宁不是姐弟却称为姐弟的关系，后来给我的家庭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在我一方，我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我们之间是清清白白的友谊，如同姐弟关系的友谊。别人爱怎么说由他怎么说，我照样奉行我一贯的态度“笑骂由人笑骂，我行我素而已。”

最后跟罗勃宁的关系是怎么彻底了断的，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那是我结婚了调离新干很多年后的事情。

我只记得我结婚后，亚迪他爸每次看到罗勃宁来吉安就表现得很怪异，使我不得不找出很多的托词来向罗勃宁解释这种怪异。我也记得后来罗勃宁从井冈山纸厂调到井冈山公安局去工作，他和一位在井冈山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小廖结了婚。他很诚意很坦白地告诉小廖我是他姐，因此小廖没有对我存有戒心。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到上海去，跟罗勃宁在上海他家的一次见面。那时罗勃宁家快要拆迁了，他的那位九十多岁的“阿娘”（奶奶）亲手给我裹汤圆，那汤圆小得不能再小了，里面的芝麻馅却不少，直到现在我嘴里还感觉到阿娘裹的汤圆那香甜的美味。

应该是在我信主之后，我感到我和罗勃宁存在这种关系对双方家庭都不妥当，我就首先结束了跟罗勃宁的来往。然而，在这之前我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曾经跟亚迪他爸进行过“殊死的斗争”。我曾经很怨怪亚迪他爸没有缘由地嫉妒，怨怪他对我不信任。他越是希望我了结跟罗勃宁的关系，我越是觉得要坦荡荡地与他继续交往。

直到信主之后，我真正地认识到圣经里说的“男不近女才好”是真理，这才彻底地结束了与罗勃宁的关系。这时候我跟他结束这种关系，应该不会带给他什么伤害，他已经结婚了，和小廖的关系不错，小廖各方面都很依赖他。他也走向了春风得意的仕途，在井冈山公安局谋得一个职位，在知青当中是绝无仅有的。

现在回忆起这些往事，惟一让我放不下的是我还欠着罗勃宁的福音债，我不知自己应该怎样来还这笔福音债？不过，我不会刻意地要去寻找他们的下落，只要为他们付上祷告的代价，神会安排最合适的人在最恰当的时候，使他一家有机会听到福音的。

对，这就是我今天能够做的事情。

第六章  阿三之死

阿三是根梅的朋友。她们曾经是邻居，是同学，也是在一个知青点上共同“战天斗地”的战友。

阿三来过造纸厂好些次。每次她有事离开生产队来到县里或者途径县城，她就会来造纸厂找根梅，并且时常住在造纸厂一两晚，跟根梅挤在一张床上聊天到大半夜。

阿三长得有点丑，但是就像现代流行歌曲唱的“我很丑，但我很温柔”，阿三是个很温柔的女孩子。第一眼见到她，我就对她倍加关注。我忘不了她，她是那么令人疼爱，也令人动心。当然这种动心跟男女间的情爱毫无关系，而是激活了我内心的伤感和怜悯之心。

古代孟子曾说：善有四端。所谓“四端”指的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仁义礼智即来自这四种情感，故称四端。

我对阿三的怜悯是属于恻隐之心。我一看阿三，隐藏很深的恻隐之心就被激活了。但是那年头，人人自危自保，虽然对阿三的那股美好的心境存在了一小会，但很快就被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给淹没了。

阿三是地地道道工人阶级的子女。用得着我这个黑五类子女对她的怜悯吗？是啊，我也觉得自己的恻隐之心没来由。凭什么我一个反动阶级的子女可以对无产阶级子女存有怜悯之心，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大不恭敬的事情。

于是，我很当心地将这份情愫掩盖起来，深藏在心底。我没有跟任何人说，无论是根梅还是阿三本人，我从来没有表白过自己对阿三的心迹，直到她离世的消息传来，我忍不住躲在一个地方嚎啕大哭了一顿。

根梅调到新干纸厂后，阿三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本来朋友就不多的阿三，自根梅走后就更加孤单了。知青点的人走的走，几乎都走光了。再说原本知青点的那些人，就不看好阿三，少有像根梅这样的伙伴。然而，根梅虽然对她好，但是相隔两地，阿三有了困难和问题，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了。

我对阿三情况的了解，大多数是根梅和小范以及阿七头的对话。那时我们住在一个大统间里，常常不想知道的事也会知道。于是我知道了很多造纸厂以外的事，她们各人在知青点里的朋友和生活状况。由此我也知道了有关阿三的一些事。

阿三在家里排行第三，故此根梅叫她阿三。她的大名是什么？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家也住在闸北区，她和根梅都是苏北人，他们见面都是用苏北话交谈，常常会有“乖乖”之类的话出现。

造纸厂除了根梅之外，都是江南人。大家常常说苏北话用来打趣，根梅并不在意。

阿三家好几个同胞兄弟姐妹都下乡了，因此她很难得到家里对她的照顾。家里不能照顾她，政府的政策对她也没有用处，于是她不得不继续在农村呆着。同样的情况在别人身上就不一样了，我们厂有好几个工人，都是家里多人在新干县插队落户，他们就被招进厂里，也算是一种政策上的优惠或照顾吧！

范雨燕和阿七头，还有大模子余温娟的家都是这种情况。范雨燕的妹妹范雨芝还在洋湖公社插队落户，姐姐范雨燕照顾进了厂；阿七头的姐姐阿六头还在七琴公社插队，妹妹照顾进了厂；余温娟的弟弟还在插队，他让已经属于大龄的姐姐得到照顾先进厂。也许政策规定，一家两个在新干插队，照顾一个进厂。

至于他们各自家里如何摆平的？天晓得。

阿三家里虽然有好几个弟兄姐妹下放到农村，但都不在新干县，也就不属照顾范围。总之，阿三没有这种幸运得到国家政策的照顾。然而，家人呢？对她也是不管不顾的，因此她很是孤单无助。

根梅比阿三幸运多了。她家就只有她在新干插队落户，而她就早早地就跳出了“农门”。再说根梅的父母很疼爱根梅，我们在一起的人完全看得出来。

上海人回家探亲，每每回到新干时，都是大包小包、肩挑手拧的，几乎把上海的好东西都搬到新干来了。那年头好东西并不多，物质奇缺的时代，什么都是好的。肥皂、白糖、草纸都是好的，这些东西都是配给供应，上海的家里可以省着点用，知青回来时每个人包里都少不了有这些东西。

那年代吃的东西也很少，有一阵，我们吃过很长时间的“糖化饲料”。现在的人没有谁能够想象什么叫“糖化饲料”的，我也讲不清楚了，不过我还记得那种味道。不太好吃，但是有点甜味，还能吃罢了。

进造纸厂后，人们的生活比过去都好了些。这从家家带来的食品中可以体现。几乎每个上海人都会从家里带来一大罐“炒麦粉”，就是把面粉加点糖炒熟，当成点心来吃。

我记得我自己就常常有一罐“炒麦粉”放在床头边，晚上肚子饿了的话，就挖一勺抵抵饥。那时候哪有什么夜宵啊！能吃上“炒麦粉”就算是高档生活了。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吃夜宵的习惯，如果肚子饿了，抓两块饼干来吃吃，我就十分满意了（吃饼干比吃炒麦粉省力多了，且味道也好得多）。——我这又在“忆苦思甜”了。

根梅家里总会给她带来足够吃的、用的，这很令小范羡慕。小范一家有两个人在新干插队，再说她妹妹很心不甘情不愿地把进厂指标给了她，自然家里对她的照顾就要少些。她嘴里说家里应该多多照顾还在农村的妹妹，心里也有怪家里不管她的需要。我从她的话中能够听出“音头”来。

根梅是一个很慷慨的人，但是我觉得她应该更多地让阿三分享她所拥有的。可惜阿三已经不在根梅身边，而小范又将根梅牢牢地拽在手中，因而可怜的阿三更是无从得到帮助了。

有一天我听到一个消息，阿三现在在与大虎交往。

从根梅的口中我得知，大虎是他们插队的村庄里一个地主的儿子。我没见过大虎，但是根梅常常讲到他们知青点的事，她不时地会提起大虎这个人。我感觉大虎是个彪形大汉，有一股虎威。不过他是地主的儿子，他那股虎威想必是发不出来的。

根梅告诉我大虎有四兄弟，老大叫大虎，挨下来有二虎、三虎和四虎。一家四个男孩子，一群虎头虎脑的男孩子，一定很有趣。只可惜他们都在被压制的情状中，那股虎气无法宣泄出来；一旦宣泄出来，不知会是怎样的情景？

确如他们的名字给人的感觉，四只老虎个头都很大，都称得上是彪形大汉。但是他们的性格却跟他们的外貌极不相称。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让父母给他们戴上了这么一顶极丑无比的高帽子呢？那年头，地主子女可是农村最最低等的公民，他们不得不唯唯诺诺、低声下气地做人了。

可不是吗？大虎家算是农村劳动力最强盛的家庭了。在城市没什么，在农村劳动力可是很关键的因素。我相信农村比城市更“重男轻女”原因之一就是男孩子劳动力强盛。没去过农村的人，对农村情况不了解的人，很难相信生男生女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区别。

可是这个男丁兴旺的家庭却在农村很是落魄，四个孩子都到了娶媳妇的年龄了，一个都没能娶到媳妇。看光景他们家要成为光棍大本营了。谁愿意把女儿嫁给这种家庭呢？就算是有劳动力，现在已经不是靠劳动力吃饭的年代了。那些不愿干活的“痞子”，只要是热衷革命，其结果比像大虎这样强劳力的人家更容易找到愿嫁的女孩。

根梅告诉我们，大虎不仅是个强劳力，还是个聪明英俊的青年。他接受能力很快，但凡什么新的事物，他比一般农村的青年都更容易接受。自从他们村里有了上海知青后，大虎的言谈举止有了很大的改变。若不是熟悉的人，很难看出他是当地青年，不了解的人还会当他是个上海知青呢！

大虎很喜欢跟知青在一起。据他自己说，政策不许可，他是地主子女，不然，他也搬到知青点来跟大伙儿一块过。如果大虎在知青点，知青们的生活会轻松许多。无论是菜园里还是厨房里，大虎都是一把好手。对那些不习惯种菜和做菜的知青来说，就会解决他们很大的问题。

如果大虎是个贫下中农就好了，那样知识青年接受他的教育就便利许多。可惜那些被许可给知识青年再教育的贫下中农，他们很难手把手地教育城市青年。我们在园艺场时就这样，老农根本不教我们，全由着我们辛辛苦苦地摸索着干，比那些会干的人多花费加倍的气力辛辛苦苦地干。

我是个喜欢“巧干”的人，但是在农村这些年间，从未领略过巧干农活是什么滋味。若说在广阔的天地里我们学到了什么？那就是“苦干”。除了苦干，还是苦干。

像大虎这样的农村青年，一定有很多巧干农活的本领。很可惜他不是贫下中农，不然，这些年我们知识青年在农村定能在有如大虎这样的农民身上学到更多的农业知识。很可惜，我们造纸厂的知识青年在细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成果时，大家都跟我一样，也就学到了一番蛮干、苦干的本事。

回头再说阿三和大虎的事吧！

听说阿三跟大虎相好了，我心里暗暗为她担心，他们会有结果吗？我不仅为阿三担心，也在为大虎担心。也许一般的人会想象大虎这下捡到一个大便宜了，有上海姑娘肯嫁给他，那还不是大便宜吗？

然而，我却在为大虎担心。为什么我会替他担心呢？

我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的。小范她们一伙都在为阿三不值，觉得一个上海人嫁给一个江西人，并且还是个务农的地主子女，那是非常亏的一件事。可我在这时候却同时还在替大虎担心。也许我比小范她们对出身不好的人可能遭遇到的打击和痛苦更容易感同身受，我知道大虎和阿三相好了，这对大虎和他一家来讲，未必是件好事。

果不其然，过不久有消息传来，大虎正在挨批。

别小看挨批的处境，现时代的人挨批最多不过就是被人讲几句不中听的话而已，那时挨批可厉害了。轻则在众目睽睽之下下跪认罪，重则被吊起来毒打一顿。别说大虎这样的小伙子挨批难免遭遇暴力，就是我母亲，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人，挨批的日子都经历过吊打。

我们听见更准确的消息说，大虎跟阿三相好的事件已经成了当地一件头等大事。一个地主狗崽子，竟敢勾引知识青年，这可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动向。如果政府允许这种事发生和存在下去，那就别说等几十年后资本主义卷土重来要复辟了；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阶级敌人就已经开始复辟了。

听说有好一阵子，不止一次，绝对不止一次，大虎在大队的批斗会上被控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他还常常被押到公社去批斗。这顶帽子可不小，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可是毛主席亲自展开的革命运动啊！看来大虎真是惹祸上身了。

生产队和公社对阿三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是他们对大虎一系列的暴力行动实际上就是指向阿三了，如果阿三这时离开大虎，可能大虎的苦难也就结束了。然而，根梅告诉我们，阿三在大虎屡遭批斗后，不但不离开他们，反而更坚定了非大虎不嫁的心。

根梅说这些人对大虎采取这么厉害的暴力斗争，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对大虎家的嫉妒。很多乡里人对大虎一家四个活蹦乱跳、仪表堂堂的小伙子很是嫉妒。在他们看来老天也太不公平了，像这种地主家庭的人怎么可以有这么好的运气，生下四个要模样有模样，要力气有力气的小伙子？

令这些人更想不通的是，竟然有上海女知青愿意嫁给地主的儿子，对这些恨不得把大虎家踩在脚底下的某些贫下中农来讲，心里更加要不平衡了。他们很容易找到发泄自己心理不平衡的方法，那就是用革命的口号来拆散他们，用革命的行动来限制他们。

可是，革命口号和革命行动在阿三这里都碰壁了。阿三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大虎，她看到大虎为自己受了这么多苦，更加坚定了非他莫嫁的决心。据说大虎曾因不愿阿三跟着他被人歧视，劝阿三放弃，表示虽不能结成夫妻，也会一辈子好好地照顾阿三，直到她离开乡村。

可是，显然阿三已经被大虎一家对她的那番诚意所感动，再也无法回头了。

那段时间正是知青开始返城的时候。知青有的搞病退回沪，有的抽调进厂，留在乡下的已经不多。阿三不再抱指望自己能离开这儿，她决心跟大虎一家好好过日子。她不愿这家好不容易有一个女性进驻，自己却在压力之下又放弃。她决定在这四个光棍之家尽上一份大嫂的责任，不管有多大的阻力，阿三都要克服一切阻力，以达成跟大虎生活在一起的目的。

阿三决心已定，任何人都拿她没办法了。根梅劝过她，小范也指责她，但是阿三都没有听进去。

最后他们总算结了婚。结婚之后的大虎时不时地还会被揪出去批斗一番，但是木已成舟，革命口号叫得再山响，革命暴力行得再残忍，也无法将他们两人拆散了。

根梅说阿三家里对阿三的选择很不满意，可是鞭长莫及。阿三的户口不在上海的家中，他们无法用现代家长拦阻儿女结婚的那一遭——不交出户口薄他们便开不出结婚证——来阻止她，于是只能由阿三自找苦吃了。

我不知道阿三有否享受过婚姻的甜美。毫无疑问，她和大虎是真心相爱的，按说他们的婚姻经历过这么多的磨难，好不容易“有情人终成眷属”，一定会感觉甜蜜美满的。但是，结婚后的阿三再也没有来过造纸厂，根梅自从阿三结婚后，也不太关心阿三了，所以我心里的困扰始终无法解开。

不用说，那些嫉妒大虎的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目的没有达到，一定还会变着法子让这对小夫妻日子难过。据说，他们在政治上的刁难达不到拆散他们的目的，就在生活中刁难他们。大虎常常被生产队派遣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做苦工，但凡县里有什么修路筑坝的活计，生产队不派别人，都是让大虎出去干。

这对新婚夫妻结婚不久后就开始分居。阿三婚前常常得到大虎的关心照顾，结婚后反而见他的面都难了。好在大虎还有三个弟弟，这三个弟弟轮流着忠心地替哥哥守护着大嫂，使阿三的日子稍稍好过些。

阿三结婚不久后就怀上了孩子。大虎一家喜出望外，他们家总算有人延续香火了，这在农村可是件大好事啊！阿三虽然知道这个孩子出身后必受歧视，但她管不了那么多了。她知道自己和孩子对这个家庭何等重要，她愿意为这个家庭摆上一切，包括未出世孩子的前程。

由于新干县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再加上大虎家里没有女人，虽然劳力不缺，但是能够帮助她产后坐月子的人却没有，阿三准备回上海去生孩子。

她勉强征得母亲的同意，在快要到预产期时，她回到了上海，回到了父母和家人的身边。

家里人没有一个给她好脸色看，原因是阿三这回来上海，并没有给父母以及兄妹们任何在人前的光彩，相反地使别人更加轻看他们的家庭。

邻居们见阿三典着个大肚子回来，都过来问长问短。阿三的母亲没有办法告诉邻居自己的女儿嫁了个农民，而且还是地主出身。那些喜欢说三道四的邻居们来串门子，都成了阿三和她母亲最最难堪的事，不知怎么回答那些好事的邻居们的盘问。

看到母亲一脸的怒容，阿三只有小心地陪不是。可是已经嫁了，孩子都有了，再怎么陪不是又怎能挽回母亲的心呢？人家都在问：“为什么你女婿不送她来上海，这么远还让她一个人回来呢？”她的母亲无言以答。

曾经在阿三决定要嫁给大虎那一刻始，她母亲就说过：如果阿三坚持要嫁给大虎，就别怪母亲心狠，她决不会让大虎进她的家门。母亲无力拦阻女儿不进大虎的家门，但她却有权决定不让大虎进她的家门。

阿三一定抱着一番美好的憧憬，终究有一天母亲会改变主意的。现在母亲还不了解大虎，等到他们的孩子出生了，等到她有一个像大虎一样虎头虎脑聪明英俊的儿子，母亲和家人都会原谅她现今的悖逆的。

她怀着这种期待，不管别人怎样说，她怀着美好的期待，大虎有一天一定会被她的家人接纳。她期待有一天大虎会进到他们这个空间狭小的家中，甚至肩负起照顾她的父母双亲的重大责任。

阿三的父母都是产业工人，是上海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份子。在他父母的思想观念中，也深藏着普通中国人的重男轻女的想法。也许他们是为阿三考虑，阿三有了儿子在婆家的地位就会很高，他们自己把女儿看得很轻贱，就估计大虎这种农民家庭一定也是重男轻女的家庭。

当阿三的女儿出世后，她的爸妈显出比阿三自己更大的失望。

阿三当然也希望自己能够为大虎家生个男孩，替大虎家延续香火。然而大虎却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大虎的心胸很广阔，他告诉阿三，自己更希望是个女儿，因为他们家都是男孩。他曾经希望自己有个妹妹。父母没有给他妹妹，如果阿三替他生个女儿，他会很高兴的。

阿三生了个女儿，也许大虎真的会高兴。然而，阿三却没法使自己的父母高兴了。她原本希望生个儿子，或许这个外孙能够打动父母的心，有一天她的父母能够看在外孙的份上，接纳女婿。然而，现在计划落空了，父母看到生了个外孙女，骂她是个取债的，如此父母肯定更不会原谅和接纳大虎了。

阿三自从跟大虎恋爱到结婚到现在生孩子，没有过过一天开心的日子。先是大虎无休无止地押去批斗，虽然阿三没有被押到批斗场上，但是她的心灵却一直尾随着大虎被千人指万人骂，痛苦不堪。后来他们结婚了，大虎却跟她分居两地，忍受着相思之痛。

这些都过来了，阿三坚强地扛过来了。她想到爱她的大虎，想到大虎一家人对她的厚望，再大的难处也被她坚强地扛过来了。我常常想，阿三真不容易，如果是我，也许早就放弃了。

阿三没有放弃，她来到生她养她的父母身边，来到上海这个她童年也算度过美好时光的地方，理应更加坚强地面对逆境才是。然而，在父母无休止地抱怨中，阿三扛不住了，她实在是扛不下去了。

她得了产后忧郁症，眼前一片黑暗，不知道自己前面还有哪一条路可以走下去？

她的父母哪里晓得女儿这一路过来受了多少委屈和痛苦伤害？就算是晓得，她的父母也没有这种度量能够体谅和接纳她。他们看到阿三以泪洗面地傻望着女儿，不知道女儿此刻极需要安慰，极需要帮助，反而喋喋不休地抱怨，怪女儿瞎了眼睛，怪女儿自找苦吃。不停地怨怪，不停地咒诅……

阿三怀里的女婴一脸红扑扑的，很健康的样子。但是女婴可爱的样子已经无法打动阿三的心了。我认为这时候阿三的心大概已经悲哀至死，她再也没有生的希望了，即便女儿对她微笑的挽留，也激不起她生的欲望了。

终于到了时候，到了阿三在这个悲惨的世界活到头的时候，她用一根布条扎成的绳索吊死在女儿的身边。

阿三女儿啼哭的声音将她母亲吸引过来时，她已经断气了。她永远离开了爱她的丈夫，离开了才生下不久，刚刚对她露出绽笑的女儿，离开了既疼爱她又恼怒她的父母，离开了这个容不下她的悲惨世界，永远地走了。

大虎接到电报通知，让他即刻去上海。大虎不知道在上海等着他的是什么？他明白不会有好事，他明白他的岳父母不会那么快地原谅他和接纳他，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才会有电报来呼他赶紧去到上海。

可以想象这一路大虎是怎样地忐忑不安，是怎样地情绪激动？他往最坏处想象过发生了什么事件，唯独没有想过阿三会弃他而去，扔下才生几天的女儿弃他而去。等到他叩响岳父家的大门，得知他的爱妻已经不在人世，大虎惊呆了，窒息了。他没有哭，但他的面容却比哭还可怕还可悲，令所有人都不知道他接下来会怎么样？

阿三的父母第一次见到女婿，竟是在这种惨境中见到女婿。他们内心很不安，女儿死在自己的身边，令这双父母很不安。他们不知道女婿会怎么看待女儿在自己家中父母身边自杀的事件？他们有理由害怕大虎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所以他们很紧张地看着大虎，等待着他采取激烈的行动发泄极其悲愤的情绪。

可是大虎没有发作，他甚至没有一句责怪阿三父母的话。阿三已经死了，再责怪这双老人又有什么用呢？人死不能复生，再说死的是他们的女儿，是他们抚养长大的女儿，虽然这个女儿不招他们疼爱，但是也是母亲十月怀胎父亲费尽心力抚养长大的啊！

大虎明白做父母的复杂情感，即便他们很不讲道理地反对女儿的婚事，也很不近情理地在女儿生育时没有好好地待她，但是他们终归是阿三的父母，阿三落到这个结局，也不是他们所愿的。

在上海奔丧的整个期间，大虎好几天一句话也没有说。阿三所有的家人都没听他说过一句话，只见他光是流眼泪，望着阿三的遗像流眼泪，看着不懂事的女儿流眼泪。他把想要对阿三说的话都化成眼泪了，谁也不知道他内心有多痛苦，他是在将这种极度的痛苦化成眼泪宣泄出来。

这些天大虎不仅不说一句话，同时他还不吃也不喝。无论是岳父岳母端上来的饭，还是阿三的弟妹端上来的饭，他一动也不动。看得出来，他的人还在这个世界上，而魂灵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没有人能够用语言跟他沟通，他是在用心灵默默地跟阿三沟通着。

等到丧礼结束了，大虎一天也不愿多呆，决定马上回新干去。

他要带走她的女儿，女儿是他的全部，女儿是阿三留给他的唯一珍贵的礼物。

也不知道阿三的父母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他们提议让阿三的女儿留在上海，由他们作外公外婆的来抚养长大。但是大虎没能同意，他要自己亲手把唯一的女儿抚养成人。不管有多艰难，他要亲手将女儿抚养长大。……

这就是我们知道的全部有关阿三和大虎的事了。这件事发生后，在造纸厂的上海人中议论了好一阵。

根梅不用说是很难过的，阿三是她朋友，是她从小就在一起的玩伴。阿三的离世对根梅也无异于当头一棒，我看在眼里，阿三去世的消息对根梅有一定的打击，使她在对自己的未来和婚姻方面加增了很多负面的东西。可以这么说，根梅从此以后变得更自卑了，她对人生、对婚姻和家庭更缺乏自信了。

小范发表了很多高论。她毫无疑问又一次将自己当成是先知先觉了，她说什么如果当初阿三肯听她的话，不跟这个外地人和地主子女结婚，就不会落到这个下场。她怪大虎害了阿三，如果不是大虎追求阿三，阿三或许是难嫁得出去，但总不至于落到无路可走，只好自杀的下场。

我听到小范的“高见”，很是气愤。真想冲上前去，打她一拳，骂她一顿。可是我不敢，我凭什么要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为大虎“鸣冤叫屈”？难道这真是出于我的反动阶级立场吗？我冷静地想了想，为自己一时的冲动感到羞愧。幸亏我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不知道内心同情大虎的人除了我之外，是否还有别人？根梅有没有点滴对大虎的同情呢？我看不出来。就算有，她也不会讲出来，小范要知道我同情阿三也同情大虎，一定对此大加鞭笞的。

根梅从来没有讲过大虎的坏话，她对大虎的为人了解最多，依我看大虎除了出身不好外，很难找到他别的缺点。虽然我没有见过大虎，根据根梅的描述，我想大虎如果不是地主子女，应该是个很招女孩子喜欢的人。阿三呢？良心是很好，但是她的长相不敢恭维。撇开出身问题来看，那就不是大虎配不上阿三，而是阿三配不上大虎了。

但是怎么能撇开出身来看问题呢？在那个时代，出身可是最大的问题，比外貌，金钱，学识等重要得多。无怪乎阿三的父母要怪大虎不该追求自己的女儿，说什么大虎应该照照镜子、看自己是什么人之类极其伤人的话，也无怪乎很多人都为阿三不值，没有人站在大虎的立场上想大虎究竟有什么错了？

造纸厂好几个男知青在得知阿三死后说：“这个大虎，真是寻死，为什么偏要结婚呢？不结会死吗？”

我理解这些人的话中话，他们是说大虎如果不结婚还好些，结了婚既害了阿三，又害了自己。这话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如果他们处在大虎这种景况中，宁可选择不结婚。

可问题是真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人最好的出路就是独身吗？也许吧，一个地主阶级的子女，如果不结婚，在他这一代就断了香火，可不就等于消灭了一户地主吗？这倒是个好办法，消灭剥削阶级的好办法，比直接杀了他们的办法要文明得多。

然而，看大虎的遭遇，还不如直接杀了他更好呢！

按造纸厂的男知情的意思，不结婚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如果是他们处在大虎的境况中，他们必定做得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也就是说一个成年男子或者一个成年女子，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是不是轻而易举地能够做到不结婚？

当时听那几个男生这样说，我有点搞不懂，甚至有点同意他们的说法。既然地主子女婚嫁的困难如此之大，何不采取独身生活方式，免得给自己和他人带来麻烦和痛苦？

现在我当然不再会那样想了，现在我明白了真理，我就不会讲出这种违反人性或者说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话来了。只是因为现在我明白了真理，才更能够体会大虎当初把阿三娶过门的决心是多么不容易下。

有一段圣经是如此说到爱情的：

【歌8:4-7】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阿，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不要叫醒云云或作不要激动爱情等它自发）。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我现在读到这段圣经时，常常会想到阿三和大虎的故事。

当年我还不信主时，在情感上受过一些创伤，我曾经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爱情。人人都在奢谈爱情，其实都是情欲使然。我曾经想象的那种令我向往的革命先烈的爱和西方观念的爱，在我的周围从未看到过；于是我认定都是些文艺作品虚构出来的爱情故事，真实的爱情在这个世界并不存在。

当我从信仰的经历中明白何谓真爱时，我才知道原来爱竟会有那么多种类，我们把一种人世间并不存在的爱放在我们所爱的对象身上，要求对方以一种他们不可能有的爱来爱自己；结果如何呢？当然是失望和痛苦，当然会把婚姻当成是爱情的坟墓了。

圣经里给我们看到神对人的爱叫“阿嘎配”，这是一种神圣的爱。这种爱是愿意舍己到为对方去死的爱。我们所有的人心灵都在追求得到这种爱，却不知道没有任何人具备这种爱。正因如此，在文艺作品中看到构思出来的爱，更会激起人们的向往，会成为人们孜孜不倦想要寻到的那种高超的爱。

很难怪人们向往神圣的爱，因为这种向往是神放在人的内心的，神将这种向往放在人心里，是将人引向对神的寻求。可是人们在魔鬼的欺骗中将对神的寻求之心泯灭了，将这种寻求之心指向软弱的同类或物质上面。于是你会看到世界上谈爱最多，真爱却最难寻觅，人心对真爱的渴求也就越来越浓烈。

“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爱情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何等悲壮的爱情篇章！然而，今天到哪里去寻找这种悲壮的爱情？今天的人不是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而是拿爱情去换取所要的财宝。

我仿佛看到阿三和大虎的爱情已经快要靠近了真正的爱情境界。当然我也明白在这个弯曲悖谬和邪恶淫乱的时代，真爱的结果只能是悲壮的。如果阿三和大虎有真理的指引，结果定不会如此惨烈！

只可惜大多数国人只能在悲壮中获取有限的真爱——来自软弱同类的爱；什么时候真理的指引怎样才能早早深入人心，使人经历到神那至圣的真爱啊！

阿三已经逝世三十六年了。她的女儿现在怕是已经结婚了吧！

我相信大虎一定会好好地把他们爱情的结晶——阿三的女儿抚养成人。但愿阿三的女儿不再受母亲所受的那些苦，但愿她的出身问题不再影响她获得真爱。

第七章  深刻检讨

我这个人在政治上从未翻身过。尽管文革已经进到后期，而且我已是工人阶级队伍里的一员，然而，在持续的政治运动中，我始终逃脱不了挨批的可悲下场。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又首当其冲成了这个至上而下风靡全国的运动中的一名运动员。

批林批孔运动首先在社会上反映出来。当73、74年之交的某一天早上，随处可见的大字报忽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出现了许多新内容，什么法家、儒家人物评论洋洋洒洒一大篇又一大篇，什么【儒法斗争大事记】，什么批判【三字经】、【千字文】、【二十四孝】等。

对我这个不懂古文，从未接触过儒法两家经典作品的人来说，这些大字报内容非常新鲜，激发了我学习古文及古代哲学的兴趣。当时，有位崇尚法家的哲学家，好像是一位什么“杨教授”吧！他专门写了尊法批儒的文章在报刊上不断发表，还写了一本【中国哲学思想史】，以儒法斗争为主线贯穿全书。

我们造纸厂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时，显得比较平静。主要是学习毛主席对林彪及儒法斗争的一些评论，毛主席喜欢谈斗争哲学。他认为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法家韩非子、荀子是进步的、发展的、辩证的；名家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是辩证的；道家、墨家也具有辩证法。而儒家孔子、孟子则是保守的、顽固的、形而上学的。

毛主席把中国的传统思想史用一分为二的方式概括为儒法斗争史，法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具有一定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反映了中国统一的愿望，而儒家则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反映了守旧复古的思想；秦始皇统一中国反映了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思想的胜利。

在毛主席看来，“焚书坑儒”是值得肯定的；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家”的做法是新兴地主阶级转为保守落后的思想开端，标志着在政治上走向反动，与旧势力妥协的结果；而法家融合道家等思想，成为在思想上与儒家斗争的主要学派，在政治上则反映了改革与保守的斗争。

于是曹操、武则天、王安石、张居正等崇尚改革的古人一下子都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而司马光等反对改革的传统势力都被贬为儒家守旧派的代表。

毛主席认为林彪反对文革，崇尚“克已复礼”，在思想上与儒家是一致的，在政治上是反动、守旧、落后的；他认为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不是好文章，专门给郭沫若写了一首诗喻意规劝。

当时所有的媒体一致肯定毛泽东思想精深博大，内涵丰富，其文章及谈话的发表自然有极其重要的时代背景及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一般人是无法领会其精髓的。

但是，作为政治学习的主要内容，我们当时学得比较多，学习这些对于掌握一点辩证法思想还是很管用的，实际上，对于批林，批了一些“克已复礼”的货色以外，实在也批不出什么东西。批林批孔运动主要是批孔，批孔目的是当时现实斗争的需要，主要是从思想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

我当时对政治斗争哲学一无所知，可是我这人好奇心特强，求知欲特强。无论什么事都喜欢去插上一脚，也不怕这一脚插上去有没有石头砸下来。说得明白点，我不会见风使舵，不识时务，如果一个运动来到，找不到批斗对象的话，我很容易就往抢眼上去送死。

批林批孔批不出什么名堂来，紧随着而来的一个运动叫“教育革命”。

记得在1973中共“十大”前后，高层政治斗争喘一口气，社会也就趋于稳定，好像“革命”也该有个结果了，于是，各界形势又出现了少有的发展。

在教育界，那些掌门人大概认为无产阶级已经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占领了教育阵地，资产阶级学者、权威及思想都批得差不多了，应该是建立正常的教育秩序，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时候了。“教育革命”在学校强调是应该出硕果的时候了。

在社会上，自1970年后从工厂、农村、部队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到大学读书，给人们，尤其是插队知识青年带来了新的希望，也有人在议论说干过一二年的工农兵中间，有可能部分恢复高考制度。当时大部分教师也满怀信心从事这一伟大的教育工程，加强对学生的教学及督促。

然而，大部分学生，特别是中学生，受到“读书无用论”的严重影响，反而认为严格的管理教育制度是文革前“管、卡、压”的那一套，并没有在思想上要接受它。不料，与此同时，江青又来插手“教育革命”，以其极端的政治敏锐性抓住一些问题开始了反击，从而又搅和了考试制度的恢复。

于是，我们看到“批林批孔”运动全面开始后，“教育革命”更达到了一个高潮。

首先是马振抚中学事件。河南省某县一家公社办的学校，由于一名中学生不堪老师的批评愤而自杀，又由于学校及公社对此事没有很好的处理，引起家人的不满，激发了矛盾。这一事件迅速被作为旧教育思想回潮的一起重大事件，上报到中央高层。

江青等人为此写了许多批示，当作中央文件下发，指令对马振抚学校的班主任、校长等责任人都作出严肃处理，甚至还有些人被判刑。从此常常有个别调皮捣蛋的学生以玩笑的形式声称自杀要挟老师，使老师哭笑不得，由此遭成了学校及老师不敢管学生的现象。

此外还有黄帅日记的发表。【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市的一所小学的女学生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要，并加了编者按，反映和揭露小学教育中的一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小学中也依然存在，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也作为一件很严重的事情被提了出来。

过不多久，又发表了黄帅致内蒙古建设兵团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进一步谈了自己的看法，申明观点。这在学校班级都进行了学习讨论，黄帅被作为“反潮流”的一个典型进行学习。 

再就是是张铁生“交白卷”事件。插队知识青年张铁生在辽宁朝阳农学院的入学考试中由于考不出，在试卷后面写了一段话，表达了其对教育制度，特别是考试制度不满的意见。

张铁生作为“反潮流”的典型人物，破格录取为工农兵大学生。在当时，由于他的事情，导致了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夭折，这对于社会影响很大，尤其对在校学生影响更大。

在文革时期，在校生，特别是面临毕业分配的中学生，选择和改变自己命运的机遇极少，读书确实没用。毕业生一般到农村插队落户，仅一人可以留在城市照顾父母，其余子女只能在父母死亡或退休之际顶替原单位工作岗位，所以很多人仅仅读到初中，甚至初中尚没毕业就去工作了。 

人们普遍的想法是，读书再好也不如找一个稳定现成的工作。高中毕业和大学毕业又什么样呢？前景依然不妙。中学生直接考大学的机会是没有的，必须到工厂、农村去工作一、二年，等待稀少的大学名额，而读大学不是凭功课，而是凭出身、劳动、关系等因素。

被录取上大学的人一般都挑选工作比较出色，出身在无产阶级家庭或革命干部家庭，又与领导有“后门”关系的人。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读书没出息，没用处，尤其是学习数理化与外语更没用处。那时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实在地说，当时所谓的“读书无用论”，其实算不上是一种思想问题，而是现实生存问题。人们出于现实生存的考虑，主要会考虑留城工作，而不是考大学。

我那时看到社会上存在这些不合理的现象，也不知究竟有什么问题？反正是心里很不满。

就在我们造纸厂，一些需要有知识的技术岗位并不是给具有学识的人，而是给出身好的和有“后门”关系的人。我对此很不屑，也很不满。然而，别人都将各自的不满藏在内心，最多也就在小范围里背后说说，我却喜欢高谈阔论，甚至语气十分犀利地抨击一番。

记得有一次，难得在厂里露面的李烈书记突然住在厂里不走了。有“斗争经验”的人们都知道，一定上面又有什么精神贯彻下来了，这回不知道谁会当做出头鸟撞到枪眼上给毙了。我听见人们在小声地议论，心里想，政治运动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才懒得去管它那么多呢！

突然，造纸厂的团支部书记阿汪把我叫去，问了我一些非常古怪的问题。她说：“你是不是认为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是成功的，现在已经没有好的教育了？”

我被她问得一头雾水。

老实说，即便我心里可能真会这样想，但我绝对不会这样说的。我哪敢这么露骨地说这种反动的话啊！那岂不是说那么多年，我是白白参加这么多年的文化大革命了？

我摇摇头，表示不懂阿汪这话是什么意思？

看得出来，阿汪跟我的这场谈话不容易。我不是进步青年，平常跟团支部书记汪珂勤接触不多。愿意跟我来往的人除了根梅、小范、阿七这类很世故的人之外，那种政治上进步的知青都不跟我来往。

汪珂勤是上海知青的优秀代表人物。她是那种无论出身、品格、操行、学识都很不错的人。阿汪在厂里众多的知青中只跟少数人来往密切，这少数人当然是要求进步的人了。而我呢？我不属于这类人，我就想要求进步，人家也不会把我列入进步青年的发展对象中。

现在汪珂勤找到我，问了我一些十分敏感的问题。

我觉得她不像是在套我的话，不像是设了个圈套让我钻。阿汪决不是这种人，她一定是听到有人向她反映了我，说我怎么怎么的，她才不得不来找我落实，是否我真的有过别人反映上去的那种言行？

我告诉她我没有说过这种话。阿汪提示我，看到有个别不入眼的工人阶级，有否说过一些看不起他们的话。我想不起来了，真的想不起来了，我想不起来自己对谁说过蔑视他们的话，所以我只能一个劲地摇头。

汪珂勤看我矢口否认，知道我是决计要“对抗到底”了。她只好回去禀报李烈书记，告诉他，赵妩娜不承认自己对文革前的十七年教育路线的肯定，也不承认自己对现今教育改革的不满。

汪珂勤找我谈话的事很快地在全厂传开了。大家心照不宣，这回运动，我可是首当其冲的运动对象了。很多人看到我离得远远地，生怕沾着我晦气。平常里跟我接触多的那些人，也一反常态地躲我了。

最令我不安的是，李烈书记这段时间坐镇在造纸厂，他不会不知道这件事。如果他也认为我反对江青同志的“教育革命”，那岂不是我会面临很大的危险，轻则开除公职，重则被抓判刑？

我越想越害怕。这回对付我的可不是新干剧团的那些我根本不放在眼里表面风光，内里败絮的一批演艺界人士；也不是像园艺场的老农黄拾根这类肩负着教育知识青年的使命，我表面不得不尊敬、内心却同样看不起的贫下中农；这回对付我的可是个很厉害的角色啊！

李烈书记原本是江西省水利厅的一把手，是高干。像他这样的高干有一度受到冲击，别说是他，比他更高层的干部也有被贬到农村来劳动的。我们知道胡耀邦同志就曾经在九江的共青农场呆过挺长的一段时间。

李烈来我们厂当书记时，已经脱了这顶“走资派”帽子了。他已经官复原职，只是挂职在造纸厂做名义上的负责人。基本上李烈书记很少来新干，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南昌。除非有什么特别的事，这位遥控掌握造纸厂命脉的书记才会亲自来到造纸厂。

我来到造纸厂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才是第一回看到李烈书记。

常常听跟陈冲玩在一起的南昌知青仲秋说起李烈书记。仲秋可是李烈的“铁杆粉丝”（套用现代语言），他们曾经都在洋湖公社呆过，我几乎相信仲秋就是因为李烈的关系得以进造纸厂的。从仲秋的口中，我感觉到李烈是个很受人尊敬的人，有高水平、高素养的人。

可是我还是会害怕。不管怎样，如果我犯有政治错误，李烈再怎么有水平有素养也不会轻饶我的。他是党的高层干部，一切以党性为要。他会怎么看待我的问题呢？会不会把我定性为反对江青呢？如果这样，我就死定了。

害怕是没用的，该发生的事总会发生，该面对的事总要面对。

就在汪珂勤找我谈话没有问出什么名堂来的第二天，她又到我的宿舍里来了。这回不只是阿汪一个人来找我谈话，跟在她后面的还有李烈书记，李烈高大的身躯、严峻的面孔一出现在我眼前，我的脊背冒出了一股凉气。

阿汪轻声地对我说：“赵妩娜，你别紧张，李书记想要找你谈谈。”

我能不紧张吗？见到李烈对我而言，就像见到了毛主席啊！我能不紧张吗？我要是见到毛主席，一定不会是个别人的场面，在大众场面中见毛主席我们都会紧张激动，现在只有三人的场面，对方是个我丝毫不了解的高干，你能说我不紧张吗？

李烈和蔼亲切地对我说：“赵妩娜同志，你也是参加革命队伍多年的老同志了。你一定了解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政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我们绝不会因为你有些言语的过失就看死你的。今天来找你，只想帮助你认识自己的错误，只要你向全厂工人同志们做个检查，承认自己的错误就好了。”

李烈的话还是给了我一头雾水的感觉。

我到底怎么啦？我说了什么错话，做了什么错事吗？我怎么到现在还一点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阿汪是暗示过我，说我有蔑视无产阶级的言行。可我还是不知道自己对哪位无产阶级讲了一些什么话，不知哪位无产阶级是被我蔑视的对象？你要我怎么检讨自己呢？

说实在的，当时我因为紧张、害怕，几乎都想要哭出来。尽管我拼命忍住没有哭出来，但我知道，我的样子一定比哭还难看。

我很委屈的样子想必李烈看在眼里，他没有逼我自己说自己错在哪里？就是他逼我，我真的也说不出来。李书记让阿汪告诉我究竟是什么回事？为什么工作那么忙的李书记还不厌其烦来找我，来做我的思想教育工作？

原来有人向厂领导反映，我为了配合国际国内的反动势力，对当前批林批孔和教育革命严重不满。我的不满溢于言表，突出表现在攻击贫下中农出身的工人阶级。

阿汪更具体地说：“赵妩娜，你有没有说过天才、地才、蠢才之类的话？有没有把矛头指向杨赖俚同志，说他是个蠢才？”

阿汪这话有点靠谱。但是我确实没有说过杨赖俚是个蠢才。此话究竟由何缘起呢？

那天，我们大家都在“出窑”。纸厂停工待料，这是我们职工最不喜欢的一段日子，因为“出窑”是个很重的体力活，尤其是女工，更是希望能够有各种理由逃避“出窑”。

可是，我自来到造纸厂后，劳动态度已经很端正了。即使是“出窑”这种男生都不喜欢干的体力活，我也没有二话，没有想要逃避的思想。

有几个男生显然对“出窑”很抵触，我看得出来，他们千方百计在偷懒。他们不想干有一定的思想问题，那就是好几个本该跟大家伙一起干的人，却能够用各种名目来逃避“出窑”的活计。

我在一旁听他们互相在埋怨，他们怪某某人不该让杨赖俚去做某件事，他根本做不好，让他去是便宜了这小子了，这小子也该跟大家一样来“出窑”才是。

杨赖俚是七琴公社的农民，他因为出身贫下中农，加上叔叔是公社干部，就抽调到造纸厂来当工人了。这种人在造纸厂也不止他一个，几乎每一个当地抽调进厂的人都有后门，不然，进造纸厂的人还不挤破头呀！

杨赖俚在造纸厂特别受宠，真实原因我不知道。但可我宁可相信他是因为显得特别可怜，才特别受宠。他个头很矮小，头上不知是否因小时候不讲卫生还是得了什么疾病，长了一头的癞痢。也不知道他的大名杨赖俚是有了这个状况之后才取的呢？还是因为他有了这个名字的咒诅，才生了一头的癞痢？

其实我对这位杨赖俚同志没有任何成见，也没有产生过蔑视他的想法。基本上跟他接触很少，谈不上对他有好感或恶感。更不可能起心要“配合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对他来进行攻击和污蔑。

那天，不知是姜培宏还是马杰在说起，杨赖俚这小子很有一套，能够把造纸厂的领导搞定。杨赖俚现在不在车间干活了，他跟另一名南昌知青黎木英在收原料，这可是造纸厂最最吃香的活儿了。姜培宏和马杰显然很是为此事不平，所以以一种讲反话的腔调说杨赖俚是个天才。

我在一旁听他们讲得起劲时，就插了进去。然而，我根本没有听出事情的原委，只是听他们在发牢骚时讲到天才一字。立刻接过话茬来说：“谁是天才呀？是你小姜吗？可我看不像啊！鬼才知道你是天才还是地才，是蠢才还是鬼才呢！”说完后，我还冲着他们扮鬼脸。

当时听到我说这话的人应该不少。可是我说这话根本不是借小姜和马杰话的音头来取笑杨赖俚的呀！我想当时在场的人稍稍有点分辨力，也一定能够明白我这话没有蔑视杨赖俚的意思。

不知是谁把我说的这话反映到厂领导这儿，而且把我说这话跟当前批林批孔和教育革命挂起钩来，意思是我对革命运动不满，藉着说杨赖俚的事，攻击江青同志亲手抓的“教育革命”。

听阿汪把这件事端出来后，我一下子瘪掉了，像一只原本有气的皮球瘪了下来。我没有什么话好说的，要上纲上线说我是反对教育革命，我无法辩解。可是我真的没有意思要攻击杨赖俚，我没有对领导重用杨赖俚不满，更没有说领导用的人不是天才，而是蠢才这个意思呀！

但是我真的讲不清楚。李烈书记就在一旁，他应该是很客观地来看待我这话的意思才是。然而，他什么都不说，只是要求我接受批评教育，并且向全厂工人同志们交代这件事，作出检讨。

看来这一关不过也得过了，不作检讨是绝对过不了关了。

看到李烈和颜悦色的样子，我真不知该怎么看待他对我的要求。我没有理由反对，说自己不是这意思，是有人存心跟我过不去，借机打击我。我实在不知道有谁会要跟我过不去，要借这个事件来整治我，所以我不能提出申辩。

再说，李书记完全可以声色俱厉地命令我写检讨，没有必要和颜悦色劝我写检讨。他要对付我，还不是捏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的事吗？我别的没想到，但是这一点想到了。

阿汪也在一边小声地劝我说：“赵妩娜，听李书记的，就写个检讨吧！李书记这样作是为你好，你要懂得他的一番好意，不要硬顶着来。”

他们两个给我的都是一颗软钉子。如果当时他们都很强硬地威逼我，不知我会采取什么态度？负隅顽抗吗？老实说我不敢。经历过一个运动又一个运动，我身上的锐气早就磨光了，虽不至于低三下四过日子，但是怎么也不可能抬头挺胸、气度昂扬地在人跟前了。

我是个服软不服硬的人，李烈书记和汪珂勤这么耐心地劝我，我只有接受李烈书记写检讨的处分决定了。

我相信阿汪说的对，这大概是对我最轻的处罚。确实如此，在没有宣布这个处罚前，我不是担心过轻则开除公职，重则被抓判刑么？既然现在给我的处罚是写检讨，在全厂职工面前宣读检讨，我还不如赶快接受这个决定。

现在仔细想想，那次真是神的奇妙保守。神让我落在李烈书记手中和阿汪手中，我真是万幸。

我知道在造纸厂有一批人是靠整人起家的，他们因为凡事上纲上线，被看做是坚定的无产阶级份子。而像李书记和阿汪对我的和颜悦色的劝说，没准在他们看来还是“对阶级敌人心慈手软”呢！

我真应该感恩，神在那次运动中保守了我；我真应该感恩，遇到两个真正有水平、有素养的好领导。我不能奢望他们站在我的立场上看待那次的事件。既然有人把事情反映上去，有意要把事件弄大，有意要把我放在批林批孔和教育革命的风头浪尖上来，李书记和阿汪对我的处理是最轻最轻的了。

接下来就是我写检讨的时间了。李烈书记让我别上班，先把检讨写了，大家通过后再上岗。我有机会藉着写检讨呆在宿舍里，这是件美事。我动笔比动手干活更轻省，若不是写检讨，我觉得动笔写东西还是种享受呢！

检讨写完了，我交给阿汪。她说不要给她，主要的是让全场职工通得过，她这儿没问题。

看来我还真得将这事当回大事看待，那些存心要整治我的人会让我轻轻松松度过这一关吗？他们会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刁难我，使我长期陷于这个事件中难以脱身呢？

我永远都忘不了那天，造纸厂全体职工被集中在造纸车间开大会。大会的内容就是由我作检查，在批林批孔和教育革命的运动中，我的错误思想应该向全体员工做出深刻检查。

会议的主持人毫无疑问是汪珂勤。此外，李烈书记亲自在大会上发言。阿汪和李书记都说了点什么？我因为紧张，也因为时间久远，已经记不清楚了。估计就是一些应景的话，什么贯彻中央精神之类的话吧！

到了该我发言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都耸拉着脑袋，不敢抬头看人。这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他们也会那么紧张？我不甚明了。已经很明确了我就是这次运动的对象，大家心情应该放松才对啊！可我感觉到很多人比我这个当事人来说，不会更轻松。

我起身站到车间的中心地带，手拿着发言稿，眼睛盯在稿纸上。也不敢东看西看，大家会不会为我担心、难过，我不知道？或者有些人还在担心我的问题会牵扯到他们也不一定。

那天，车间里鸦雀无声，真正地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我屏心静气、声音有点颤抖地念着稿纸上写的东西，所有的人也都屏心静气地认真听我作检讨。李烈书记和阿汪更是不放过每一个字，仔细听我都说些什么？

原话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大意是我责怪自己思想落后，对革命形势认识不清。在这场批林批孔和教育革命的运动中，落在了全体工人同志们的后面。我很感谢李烈书记和阿汪书记对我耐心的教育，帮助我认识到自己确实有很大的问题；如果不认真反思自己的问题，将来会导致不可设想的可怕后果。同时我也给自己一个方向，以后一定接受大家对我的监督帮助，和大家一起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并肩前进。

在讲到李书记和阿汪对我的帮助教育时，我提起自己最初的态度是不服。我不认为自己一句开玩笑的话有这么严重的性质和后果，同时也对把我的问题举报出来的人怀有很深的敌意。但是李书记和汪书记针对我的思想悖逆状况，很有耐心地帮助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哪里？

我检讨自己一直强调主观愿望，而忽略了客观影响；现在我知道了，尽管我在主观上没有对杨赖俚同志有任何的轻视；但是客观上由于我的话已经造成了对他的伤害。我在此要向杨赖俚同志认错，希望得到他的原谅；此外，对于举报我的同志，一开始我很怨怪对方篡改我话里的意思，一度认为对方是存心要整治我。然而，李书记和阿汪书记帮助我看到客观的一面。我现在知道了我说出的这些话，很容易起到跟我主观意愿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我决计不再怨怪那位举报我的思想觉悟高的同志，不仅不该怨怪，还应学习这位同志在政治上的高度敏感。一起时刻警惕资本主义复辟思想对自己的渗透和侵入。

今天的人如果听到我讲这些，一定会感到莫名其妙，会感到这算是哪门子的检讨，完全是在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嘛！但是，那时候人们的思想意识都是如此，我也得从这个角度来检查自己才能过得了关。不过，我万万想不到我不但很快地过了关，甚至还给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是非常好的印象。

这次我回到阔别近四十年的新干，见到剧团不少的人，去到园艺场也有幸见到好几个老职工。然而，造纸厂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残墙剩瓦，一个人都没有了。我非常遗憾地认为我在新干的这三段记忆中，造纸厂将成为一个撅环，我以为我已经无法回忆起造纸厂那几年生活的情景了。

不料，就在我要离开新干县的前一天，剧团的郑妤莺带我在新干曾经留下我的脚踪的马路上行走时，突然有一个妇人在我们面前停住。她问我道：“你不是赵妩娜吗？还认识不认识我？”

我有点不知所措，真的认不出面前这位妇女是谁了。她说自己名叫聂倩兰，还跟我住过一个房间呢？我不光是认不出她的面孔，也记不起她的名字。她没有露出不满的神情，却在帮助我回忆往事。

她说：“你不记得你在造纸厂的事了？我可记得呢！我记得你那天作检讨的事。那天，你的检讨把我们大家都惊呆了，你检讨得很好，凡是造纸厂的人都不会忘记那天你作检讨的事的。”

她这一提醒，我就想起了真有这回事。不过，我怎么也不可能想到我作检讨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会给人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以致过了几十年，造纸厂的职工还会记得这回事。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大家都对我的检讨印象深刻呢？我想了想，大概是以下的原因：

首先，我作检讨时的气度留给大家很不错的印象。我虽然显得有点紧张，但紧张中不乏有镇定，这也许跟我曾经从事的职业有关。有舞台经验的人一般比常人更能够上得了台面，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手足失措。所以那天，我即便是站在“被告席”的逆势地位上，仍然显出一份难得的沉着镇定。

此外我在“朗读”检讨时的声调也给人会有难以忘却的印象。我的普通话说得很好，不会输给一般的厂矿广播员。也就是说，虽然我在做检讨，却像在读一份新闻稿。也许人们在听新闻稿件时不会那么上心，但那天大家非常认真地听我像是读广播新闻稿件那样念自己写的检讨书，自然印象深刻、记忆深刻了。

然而，应该这些都不会是最主要的，那么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我检讨的内容。

我们那个年代是个检讨频出的年代，也就是说，有些人终年都站在作检讨的地位上，我母亲就是这样。一般常常作检讨的人，已经有了一套检讨模式，这所谓的检讨模式一就是敷衍塞责，二就是避重就轻。如果不懂得敷衍塞责和避重就轻，那就等于认下了别人加给你的罪，认了罪就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着服罪吧！

那天我的检讨没有敷衍塞责和避重就轻。我很认真地坦露了自己不服气的想法，又肯定了领导的正确教育方式。同时我还对这个事件的当事人（杨赖俚）提出请求宽恕。我的这些做法是大家都无法预料的。我想，也许大家都认为我会推卸责任，会避重就轻，他们没想到我的检讨没有对任何人的讨伐，只是对自己的检查。

会有好几拨人担心我的检讨涉及到他们。

首先是姜培宏和马杰，如果我对事件进行陈述，势必要把他们拖进来。然而，我的检讨自始至终没有对事件进行过陈述。这样就保住了他们二位不受牵连。

我因为没有对事件进行陈述，也就没有激起众人对告密者的怨怪。我知道，大家很讨厌告密者，今天是我落在他们手中，谁知哪天有别的什么人也会被告密者贻害呢？我在检讨中袒露自己的不服，实际上就是在责难告密者的可耻，但我非常巧妙地把两位领导对我的思想教育拱抬出来，就起到了警示告密者的作用。

现在我是基督徒了，我用圣经真理来审视当年的检讨。我发现之所以我的检讨在当时给众人留下深刻的好印象，那是因为我有认自己罪的内容，有欣赏别人好的内容，如果我当时都是控告别人，推诿责任的话，一定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的。

效果确实不错，现在我证实了效果确实不错。我这回见到陈冲，她向我提起检讨这回事。她说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都背负着一种挥之不去的罪咎感。

陈冲告诉我，去向领导报告我说天才、地才、蠢才这回事的，就是她和仲秋两个人。那时候厂里搞批林批孔的运动，一定要结合实际，仲秋是进步人士，想要挖掘实际人物，就把我挖出来了。陈冲觉得自己对不起我，让我在众人面前作检讨。但是，她说：“你的检讨真的很好，丝毫不影响众人对你的好印象。”

我现在知道了，自己当时不但在工人当中留下了好印象，也给李烈书记留下了好印象。大家仿佛都听说了，李烈书记听我的检讨之后，评价很高。也就是说，李烈书记对我刮目相看。

我自然对李烈书记也是刮目相看。虽然他是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没有一丁点架子，很平易近人。这还不是主要的，他很有经验，懂得怎样保护下级。处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要是不处理我的话，对他对我都没有好处。处理是一定必须的，怎样处理是需要领导水平的。他对我的处理显明出他是有水平的领导干部。

这回在新干，我住在剧团的演员郑妤莺家里三个晚上。我们谈了很多共同的熟人，谈着、谈着，不知怎地谈起李烈书记。我万万想不到，郑妤莺会对李书记很反感。

郑妤莺对李书记的看法令我大吃一惊。她说：“李书记别的很好，就是生活作风有问题。”

“不会吧！你不会搞错了吧？”这可不是一般的问题，郑妤莺怎么可以随便讲呢？

我告诉郑妤莺，李书记生活作风很正派，不是她说的那样。我们在造纸厂的很多工人跟他关系不错，大家一致反映他是个工作和生活作风都很正派的人。

郑妤莺举例说明自己这样看李烈不是凭空捏造。

郑妤莺告诉我，李烈知道她的父亲是新干医院的老院长，她的母亲在文革时被吓出了精神病，而她自己因为出身问题，委屈下嫁给了剧团做饭的蒋师傅。李书记很是同情她，就想要帮助她从洋湖农场调到造纸厂来。

有一天，郑妤莺按约定的时间来见李烈。李烈远远地看到郑妤莺，就快步走向前与郑妤莺一个拥抱。当时可把郑妤莺给吓坏了，她连忙挣脱李烈的怀抱，说：“李书记，不可以，你不可以这样对我，我不是那种人！”

郑妤莺的反应显然也让李烈很惊愕。他连忙说：“对不起，我没想到你会这样认为。”

李烈放郑妤莺走了，因为郑妤莺不想要他帮忙了。从此郑妤莺就认定李烈是个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人，只是她不解，李烈又不是没老婆，为什么还要对她这样？

我听郑妤莺讲起这件事的整个过程，觉得郑妤莺看待李烈当时的举动有偏颇。

我说：“你为什么会因为他给你一个拥抱，就认定他在非礼你呢？也许他是同情你的遭遇，想要藉着对你的拥抱给你一种认同感。我相信李书记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想要非礼你。他约你来是为要帮助你，不是非礼你，你是误会他了。当然，李烈书记没想到你是演员出身的人，还会那么保守，对一个普通的拥抱会那么敏感。”

郑妤莺听我这么一说，也有点认同我的看法了。她说：“也许在那时候我特别没有安全感，我觉得所有的男人都会看我嫁给柏林是想老公想疯了，都会认为我是个随便的人，看我是个见男人就愿意嫁的人。”

想来也是，郑妤莺当时受的打击是常人无法理解的。李烈很难想像郑妤莺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需要多大的力量来支撑自己。别人都以为她好欺负，以为蒋柏林是个没用的男人，不能保护妻子的男人。故此郑妤莺千方百计不让男人靠近她，以此来保护自己清白的名声。

是的，高干李烈虽然从大城市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结果可能对乡下人的思维方式有更多的了解，这是他的进步。但是他还不能对一个受侮辱和受损害的女人的思维方式有了解。不管他的水平有多高，但是如果没有圣经真理的指引，他还是会被人误解，会想要帮助别人却适得其反让别人感受到伤害。

第八章  无聊生活

批林批孔运动毕竟不能跟文革开始时那种政治态势相比，虽然闹了一阵子，很快就趋于平静。我这个“死不改悔”的倒霉蛋，又做了一回出头鸟，挨了一顿好批。

我在全厂职工面前作了深刻检查之后，大家突然对我热情有加，更多的人愿意和我玩在一起了。看起来我是因祸得福啊！现在我却明白，这就是圣经说的：【罗8:28】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呢！当然不是爱神的人。但是我现在知道了，神的旨意是要藉着每一件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呼召我进入他里面，得到他的救恩，成为他的儿女。这每一件事不全是好事，但都是有意义的事，都为我在永恒里的地位作铺垫。社会上流行的说法——坏事变好事——大致也是如此。

可是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有一位神，一位真神。我虽然可以说是个追求真理的人（不然也不会那么起劲地投入文革），却还是在无聊无望中虚度我的时日。

到了1975年，基本上我们已经没有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那种无知狂热了。然而，我们并没有找到人生的方向。我讲的“我们”，自然不含我一人，不敢说所有的人，至少我们造纸厂这些人，包括曾经很追求上进的阿汪和跟她走得很近的那类人，都陷入了无聊的生活情趣中了。

我记得就在那时候，造纸厂刮起了一阵“桥牌”风。好像有人说中央首长中很多人都爱好桥牌，既然中央首长都爱打桥牌，想必这不是一件坏事。于是造纸厂很多知识青年都迷到桥牌中了。

不用说，我是个追求时尚的人。不管一种时尚是大众政治，还是大众文化，我都喜欢走在前列。非常有趣的是我感觉到了那时的时尚不再是政治运动了，已经转向了无害的文化娱乐。

所谓无害的文化娱乐，也是相对的说法。同样是打牌，那时没有人敢“斗地主”，也没有人敢打麻将。在所有人眼中，斗地主也好，打麻将也好，都是有害的文化娱乐。然而，打桥牌却不是。究竟是什么标准来界定“有益”还是“有害”呢？当然不是普通百姓的观念和定规，而是中央首长们的偏好。

我记得自己那段时间完全沉迷在纸牌中了。一下班来不及盥洗，马上就去到男生宿舍里。在那里有一桌造纸厂最高档次的牌桌，聚集着造纸厂打桥牌打得最好的几个人。男生中免不了有姜培宏和马杰，女生不多，常常出现在这里的只有我和阿汪。

你很难想像阿汪竟然也是桥牌迷，我们俩可算是对手了。在这无害的文化娱乐中，我和阿汪会走到一起来，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稀罕事。我们在政治上完全是两个阵营里的人，但是在文化娱乐中，成了肩并肩的战友了。

我跟造纸厂的上海知青真正的“友谊”就是在这段时间建立起来的。来到造纸厂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孤家寡人”一个。陈冲已经很快地融入到南昌知青中了，可是我悬在空中，没有地方着落。虽不时跟小范、根梅和阿七等上海女生有些谈笑，但基本上算不得跟他们建立了友谊关系。

然而，当我们在姜培宏和马杰的宿舍里天天“战天斗地”后，我们真的好像成了同甘共苦的好朋友了。阿汪也把她政治优良的大姐面貌除却了，跟我一样，成了一名牌桌上的巾帼英雄。

（日后，尤其是造纸厂的上海知青们都回到上海后，时不时有些聚集，多数是在顺子和小姚的家里。97年前，我基本上都会去参加每年一次造纸厂知青在上海的聚会；97年后，我跟大家有很长一段时间脱离了关系，原因是我被有关部门“保护”起来了，我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保护对象被保护起来了。

小姚他们找不到我了，很是着急，说是在上海“掘地三尺”也要把我挖出来。此次我从新干回来后，小姚去新干开会——他依然是新干县知青办常常联络的重要知青代表——聂倩兰看到小姚，把我的电话给了他。我们于是又恢复了“友好往来”。

我之所以被上海知青们记得，并且看为是个挺重要的人物，并不是我做出了什么特别的贡献于他们。当然我现在的情况，成为一个“基督的仆人”这个特殊的身份，会是他们看重我的原因之一。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1975年左右，我跟他们在牌桌上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

那时，阿汪是在化验室工作，我是在切纸车间工作。看得出来，阿汪也是下了班就上桌的“角儿”。我们常常通宵不睡地窝在男生这间狭小且空气混浊的宿舍里，紧握着这五十四张牌爱不释手。那时候，好像没有人再注意我是否在“抓革命、促生产”紧跟上级的要求了。连阿汪这种模范人物也在这儿，我只要紧跟她就行了。

我那时完全沉迷在牌技和牌运之中。我告诉自己要有最好的牌技，绝不输于在阿汪甚至两个男生好手；虽然牌运不能由我掌控，但是在牌技上，我是第一流的。

我们那时也时不时会发生争执，最主要的是发现有谁在舞弊时，我们会争吵起来。甚至大家不惜红脸，更甚至好几天谁也不愿搭理谁。不过，那时候还没有拿钱来下赌注，因此输赢之间的利益关系没有现在这么明显。可是在牌桌上，每个人不甘示弱和诡诈贪婪的人性弱点都暴露无遗。

现在想起那段时间的事，我非常感恩。感谢主在八十年代初就呼召我进入他的国度，就像圣经说的：【彼前2:9】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若不是神的拣选，别说我不能去宣扬带领人类出黑暗进入光明的救主耶稣了，我自己就在黑暗中过昏天黑地的日子，并且无法自拔。那段时间没有赌注，就只赌个输赢，输的人难看点，赢的人光荣点，如果那时候也有金钱之类的作为赌注下去，不知我等“高贵、优秀”的人会不会也像那时一样“全身心的投入其中”。

我现在知道了，全世界的人都在魔鬼的掌控之中。魔鬼会用政治利益来掌控人，使人要凌驾于他人之上，同样地魔鬼也可以利用一种娱乐来掌控人，使人迷恋在游戏中不得自拔。当然金钱毫无疑问也是魔鬼用来掌控人的重要手段，一个贪婪的人为了金钱的利益，是不惜赔上自己的一切，无论是时间还是精力，直到把人的生命耗尽。

圣经说：【路4:16-21】 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这段经文指出了全人类的问题。很深刻地阐明了我们的真实地位，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自由的被捆绑、被奴役的地位。耶稣来到世界上，为全人类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藉此代为赎罪的壮举，要将所有的被捆绑被奴役的人救拔出来，得到自由和释放。

我过去一直不懂为什么人对某些事物会迷恋其中不能自拔，也即所谓的“上瘾”。我们那时候已经是打桥牌上瘾了。不打手就发痒，心呢！自然不用说像被勾了魂似的落在那个地方了。无论那个地方是多么肮脏，是多么黑暗，都不会觉得的不舒服不妥当，因为整个人就被捆绑在那里，被看不见的邪魔势力捆绑在那里了。

我是八一年信主的，社会上流行麻将风是八十年代后期的事。最初玩麻将还只是像我们那时玩桥牌那样，只玩个输赢，没有金钱的赌注。现在全国各地城市乡村，几乎五十四号文件（纸牌的戏称）和一四四号文件（麻将的戏称）成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从中央到地方最熟知的文件精神了。

不用说，若不是被主耶稣救拔到自由的境地，我肯定跟今天很多人那样，整天迷恋在两个“文件”之中。即便不是在纸牌和麻将中耗尽我的心力，也是在其他捆绑里深陷其中，不能自主。

前几年，我有机会去澳门的葡京大赌场祷告。我知道很多中央首长和各级官员都会光顾这里。甚至很多人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在葡京狂赌。为什么会这样？深入过这种境地的人就会明白，你无法从深陷的境地里摆脱出来，即使你是中央首长，也是个人；既是个人，就不能自主，一定被后面那一股灵界恶势力掌控自己，不由自主地陷入其中。

我很庆幸自己沉沦在纸牌的捆绑里不算太久，那都是神的拯救，神救赎的恩典没齿难忘。

由于看不清人生的方向和前景，我不光在无聊的纸牌游戏中虚度光阴，还玩起一些更加可怕的游戏——与灵媒相交的可怕游戏。

那时候不知谁弄来一本油印的小书，具体书名我已经既不清楚，内容是“称骨”。真不懂为什么破四旧已经消亡了的东西，一下子又从哪个地府深渊里冒了出来。

我对这些东西突发兴趣，原因是这些玩意儿使我的身价提高了许多。

根据这本“称骨”的小书推算，我出生的年月日加在一起，算出了我有高贵的命运。照这本小书的说法，我是个好命的人，我应该是皇族阶层的人。这似乎是很荒诞不羁，我现在连做个工人都勉强得很，怎么可能会有更好的命，更怎么可能是皇族家庭的命？

然而，也许自己对自己的悲惨命运太不甘心了，我宁可相信书中胡诌的话是真的，我宁可将之视为我的光明前景。“称骨”之后，我俨然觉得自己未来就是公主的地位，是皇室的一员。我傻傻地盼望书中的数据是基于科学的推算，一定会成为现实。

还有一本宿命论的小书介绍说，根据每个人的一口牙的数量也能推算出自己的命运前景。

书中说到人的牙齿数量并非一样多，就是同一个父母所生的孩子，牙齿的数量也不一样多。人最多有三十六颗牙，最少有二十四颗牙。牙齿的数量越多，这个人的命就最好。也就是说，如果有谁是三十六颗牙，那他一定是好命的人，而只有二十四颗牙的人，命最苦。

我对着镜子，把自己的嘴巴撑得大大的，数了数，我共有三十二颗牙。

这就是说，我的命挺很不错，除了最高贵的命运——那些有三十六颗牙的人，就属我命最好。为了确证我真的有三十二颗牙，我还让陈冲对着我的口腔，帮我数是否真是这个数字。得到陈冲的证实后，我放宽了心。我自己安慰自己，不会一直这么倒霉的，我是好命的人，我的前途充满了希望。

有一段时间，几乎造纸厂的人谁都陷进了宿命论的困扰之中。就连我们这些最最讲究科学，最最反对迷信的人，都被宿命论各样稀奇古怪的说法所迷惑，可想而之，那些从农村来的贫下中农子女更是在困扰和迷惑里了。

这些小书就是所谓的工人阶级队伍里和贫下中农队伍里的先进分子所带进来的。他们完全相信，也试图使我们这些比他们受教育更多的人也来相信。然而，事实如何呢？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青年对封建迷信的那一套东西，经过近十年的破碎，还没有彻底放弃。至于新的东西，无产阶级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等，却一点都没有真正立起来。

“破四旧、立四新”看来是彻底失败了。四旧仍然在，四新无踪影。可惜啊可惜，全中国的人们在党的领导下，白白花费了十年时间，就得到这些，学会了“称骨”和“数牙”。既荒唐又可笑。

有一天，更加荒唐可笑的事发生了。

造纸厂的会计是跟我和陈冲一起从砖瓦厂转调到造纸厂来的。不用说，她能够做会计，不是独有她会算计，独有她能胜任，是因为她有很好的人际关系，因此一进造纸厂红梅就担任了最重要的工作，成为造纸厂的财政大臣。

不过，这个红梅倒还是挺看重缘分的，她认为自己和我及陈冲挺有缘的，我们一起晒过砖，现在又一起在造纸，她把我们看成是可靠的朋友。

红梅对我说：“妩娜，你晓得吗？老街有一个瞎子，算命可准了，我去过那里，他把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掐算的清清楚楚，一点也不含糊。我真是服了他了，你要不要也去找他算算看？”

是啊！我要不要也去找他算算看呢？我现在不必担心有人举报我了，因为那些有可能举报我的人比我还更热衷这类事。再说，到了这个时候，大家也都渐渐地看清楚了，举报别人也不一定会落到好的结局里，因此干举报这类事的人渐渐少了起来。

别看我一向跟时尚很紧，那时这些封建迷信的玩意儿还不是时尚，还属于被取缔和被批判的东西，我理应不会对这些乱七八糟的封建迷信玩意儿感兴趣。然而，不知是否真的是被压太深，希望翻身的缘故，我楞就是对这些事发生了兴趣，并且深陷其中。

我跟红梅约好，在某周六的傍晚由红梅带我去见那个算命的瞎子。

红梅不带我去，我肯定找不到的。虽然我已经在新干十多年了，住在县城里也有五六年，但基本上我跟县城的居民打交道很少，也不常去那些弯弯曲曲的小弄堂里找朋友，因此虽有明确的地址，红梅知道我不一定能够找着那算命的瞎子。

她愿意带我去，是她的情分，我当然非常感激她了。我兴致勃勃地跟着红梅在老街的巷子里走着，不时地问道：“怎么还没有到啊？”

这种地方我从来没来过，这可是最最低层百姓的家居。虽然处于城镇，但是比农村还显得破旧、可怕，且肮脏的够可以了。然而，我一门心思要看看那个“活神仙”，一门心思想要知道自己的命运，也不管脚下踩着的是鸡屎还是鸭屎，提着一颗“咚、咚、咚”跳个不停的心，跟着红梅深入到最最黑暗的城镇角落里去了。

我记得那间民居很深很深，它在一条很深的巷内，打开黑漆漆的大门后，又被人带进了很深很深的里屋。

那天我们进到这间民居时，天已经差不多全黑了，可是长长的走廊里没有任何照明的东西。红梅紧握着我的手，跟着那个给我们开门的引路人，在几乎可以算作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摸索到了一团“阴影”面前。

那个瞎子凭感觉知道我们到了。他自己是无所谓黑暗还是光明，因他总是在黑暗中见不到光明的。但他听见我们的声音，就吩咐那个给我们引路的人点灯。于是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的光照下，我看清了那个瞎子的脸，他的眼睛全都凹进去了，脸色灰暗，肯定是营养不良。我不知破四旧这么多年来，他是靠什么营生的？

红梅告诉瞎子大爷（我估摸他有四五十岁了，称他为大爷总不会错），我是她厂里的同事，很想要他对我的前程有一番指引。她有一点讨好卖乖地说自己在冒着危险，替他宣传他的本事。不知红梅这么做有什么好处？是灵媒给他的好处吗？还是一种信念使她要这么做？那我就不知道了。

瞎眼老大爷让我报上自己的生辰八字。

我一开始不懂什么叫生辰八字？瞎子告诉我，我只要把自己的出生年月日讲出来就可以了。

老实说，就算出生年月日，我也搞不懂究竟应该怎么算？在我看来，阴历和阳历全是两回事。我究竟应该给他我阴历出生的年月日呢？还是阳历？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阴历生日是哪一天？就是阳历也讲不清楚。反正我知道自己是二月出生，究竟是二十八号还是二十九号，我不清楚。如果是在二十九号，那我得四年才有一个生日了。

那个瞎眼大爷似乎对我报不准自己的生日这件事并非十分介意。那时我没有想到他其实是在糊弄人，我却看他是个高人，不用我把出生年日报的很准，他也能将我的命运讲个一清二楚。

记得当时他听了我的生日时辰后，扳着手指头进行了一番掐算。他告诉我，我的命运是这样划分的：每五年是一个坎，有时候好，有时候坏。从一岁到十六岁基本上我是好运，没有什么遭遇。从十六岁开始，我遭遇坏运。这个坏运要维持十年之久，但是满十年后，就又开始转运了。

我当时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可不是吗？我真的就是从十六岁开始倒霉的，从小虽然我出身在黑五类的家庭里，但基本上我没有自己承担任何厄运和打击。不像我姐姐，我姐姐从小寄养在别人家里，受了很多苦。我呢，妈妈虽然不太管我，但亲手带大我的外婆对我疼爱有加，我没有受过任何苦楚。

可是十六岁时，我离家参加工作，受尽了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虽然这十年正好是文革的十年，不光是我，家家户户都没有好日子过，可我算是最倒霉的，没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在政治上受压，在情感上受伤，若不是我的性格倔强，一般人都熬不过去的。

瞎子算命先生说我从二十六岁开始转运，这个说法带给我很大的希望。快了，很快就到我转运的时日了。我那时已经快满二十六岁了，算命先生的话使我心情贸然开朗起来，有一种曙光初现的美好感觉。

说到更后面的命运，我心里越发喜悦。

算命的瞎子说我从三十六岁起开始交好运，也就是说，从三十六岁起，我就彻底地摆脱了“受侮辱与受损害”的日子了。为什么我在三十六岁开始有好运呢？算命先生讲得很具体，说是我会遇到贵人相助，这位贵人究竟是谁？他没有讲，表情有点古怪，好像是那种“天机不可泄露”的样子。

自从见到算命先生之后，我的心情好了很多。红梅看到我变得开心起来，就更加起劲地推荐别人去算命。她不惜把我抬出来替那个瞎子做“广告”：“你不相信吗？可以去问赵妩娜，她会告诉你我说的对不对？我有什么必要骗你呢？人家赵妩娜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后来造纸厂究竟有多少人被红梅带去那间黑暗的小屋，带去见那个整天蜷缩在黑暗的瞎眼算命先生，我是不知道的。然而，若是有人来问我是否老先生算命很准，我就照自己领会的说。

我以为有关过去的那些事，他确实说的很对。我从生下来一直到十六岁确实是过着好日子，十六岁到二十六岁倒霉透顶。至于二十六岁以后是不是真的会转运，甚至交上好运，我宁可相信这是真的。否则，我干嘛去算命？

第一次红梅带我去老街算过命后，我记住了那个地方，记住了那个老人。也不知是对那个老人的崇拜还是同情？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吧？我忘不了他。他就像是一道魔咒，跟随上了我。我常常会想起他那个样子，那个瘦骨伶仃可怜可悲的样子。从这个情况来看，我以为我忘不了他更多的是出于对他的同情。

后来我又去了一趟瞎眼老人的住处。这回我不是被别人带去，而是带别人去。这个“别人”跟我关系悠长，他日后成为我的亲人，成为跟我在这个世界上走得最近的人。

你大概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人就是我的丈夫。那是我和亚迪爸爸谈朋友刚开始时，他第一次来到新干，我就带他去老街找瞎子算命。亚迪他爸为了取悦于我，竟然也答应了跟我走进这个黑漆漆的“鬼地方”。

自然，应老人的要求，亚迪他爸也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告诉了瞎子。

那个瞎子扳着手指头掐了一会儿，连连说这是个好命，这个生辰八字指明了是条绝好的好命，一辈子都不会有多少遭遇难见的好命。

亚迪他爸听瞎子这样吹捧他的命好，自然喜出望外。于是，他就不责怪我带他去那种“鬼地方”了。

我再次问起瞎子我的命运（当然这需要再次付给他一笔酬金），我想看看他两次说的是不是一样？

不知是他记性好，还是这里面真有一套规律的说法，反正我把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再次报上去后，跟前次说的基本一样。于是，我相信瞎子算命有一套理论，这些盲目的人都是根据这套理论来推算的。至于这套理论有什么科学根据？那就不是我等凡夫俗子可以明白的了。

那天我和亚迪他爸还向老人打听自己的寿数。第一次我忘了问他我可以在世上活多久？后来我听别人告诉我瞎子能够算出人的寿数，就决计再次去拜访他，问明自己在世的年日。

瞎子告诉我，我会在七十六岁时死去，而亚迪他爸在世会有八十四个年头。

如此说来，我比亚迪他爸早离世了。我当时对自己能够活到七十多岁已经相当满足了，于是对亚迪他爸看自己能够活到八十四岁就“偷着乐”，我并不很在意。

这些是我信主前干的荒唐事，也许不该写出来，但是我还是将它写出来了。我希望自己干的荒唐事能够成为别人的一种警戒，也让更多的人知道神的爱，像我这么个满身罪污的人，若不是神的拯救，势必在罪恶的深坑中继续遭罪。感谢主，把我从对邪灵的痴迷捆绑中救了出来。不然，陷进那个可怕的网罗里，就必要更加遭罪了。

亚迪他爸很有意思，在他还未信主前，我偶尔提起过去犯傻做的那些破事，尤其是谈到这件事时，他会开玩笑地说：“你还真别说，那瞎子说的就是准。你二十六岁开始转运，不就是那年认识我的吗？我可是你的福星，使你悲惨的命运转了过来。你说我是不是瞎子所说的那个贵人啊？你是遇到贵人才交上好运了，我就是你的贵人嘛！”

我没好气地说：“还什么贵人、贱人呢？自从在造纸厂开始跟灵媒来往后，我哪有一天过过好日子？文革结束了，受打压的事少点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以后虽然政治上似乎翻了身，但是跟你在一起受的罪也没少过。真正的贵人是谁？不就是主耶稣吗？自从我信主之后，才真是逢凶化吉，真正地转向了好命。”

可不是吗？自从那年迷上了跟灵媒来往，我没少吃过苦头。亚迪生下来就没有一天不在危险之中，我不知道怎么摆脱自己的困境危境，只有跟着邪灵的指引去干了一系列的蠢事。

我每逢阴历七月半，就会跟着一帮无知的人去做一些十分可笑的事。这帮人你说他们无知嘛！按世界的知识来说，也不完全无知。说他们有知嘛！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好笑，怎么会被迷惑去做那些愚蠢极致的傻事。

我们买来一些草纸（那个时代没有现成的锡箔可买，甚至连金色的纸张都买不到）。我们只能买来一大堆用来擦屁股的很粗糙的草纸，然后又去找来一块木板和一个大大的洋钉，有了这些工具和原材料，我们就开始自作阴府里用的纸钱。

在裁成大约二十五开那么大的草纸上，我们被教授要横着敲上多少个洞，竖着敲上多少个洞？这些都是有讲究的，当然是洞越多越好，所代表的纸钱价值也就越高。为此，我每年到了这一天，敲洞就敲得手臂发酸发痛，最后手连举也举不起来。

身体上的疲乏还不算个啥，最最要命的是心灵里的惧怕。

每年的这段时间，总有一种阴嗖嗖的感觉临到我，好像是阴府的一股势力迫向我追讨着什么似的。在我的记忆中，我的至爱亲朋只有外婆不久前去世了，除了外婆，是谁总在缠住我不肯放手呢？

我父亲在我还没有出生时就已经离开世界，我对他毫无印象，他不太可能成为追讨我的那个人。然而会是谁呢？不知道，可是我却明显地能够感受到这股缠住我的阴府势力。

为了内心的平安，我只有加倍地努力。怎么努力呢？那就是买来很多很多的草纸，在草纸上敲上很多很多的洞。但凡自己想得起来的人，都给他们烧上一些纸钱，免得有所遗漏，被他（她）追讨。

在烧纸钱的那些个晚上，是最最可怕的时刻。可是，越是害怕，就越想要去做这些事驱赶害怕的灵；然而，做得越多，害怕的感觉越甚。于是我就陷入了这种怪圈之中，怕了就去做，希望做了能不怕；做了越加有怕，就又怀疑自己做得不够，就越加多地去做。

那种光景中的我，其实已经被魔鬼捆绑得很深了，我自己却还不知道，还以为跟邪灵打交道能够摆脱困境、得到安宁。这种光景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我信主之后，才被主从捆绑中释放出来，得到了属天的真平安，得到了基督里的真自由。

今天我才明白为什么神要我们敬拜独一的真神，敬拜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难不成神没有那么伟大？还需要我们这些渺小的人来敬拜他才够伟大吗？当然不是。就如圣经说的：【徒4:12】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我靠自己行吗？自己是如此的脆弱，那么些年来一直高唱“全靠自己救自己”，然而我始终未能将自己救拔出离黑暗，因此我没法靠自己；既然我靠自己不行，就来投靠比我更有力量的灵界力量吧！可是与灵媒相交下来，它不但没有给我平安和自由，相反把我拖进了更加可怕和无望的深渊中。

诚然我们有心灵被满足的需要，就像食物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一样。创造我们的神是要以他自己来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可是我们不明白，自己去找邪门佐道来获得满足。

曾几何时，我们在政治运动中冲冲杀杀，我们在对政治领袖的崇拜中想要获得满足；可是事实给我们当头棒喝，毛主席竟然被林副主席给忽悠了。当然究竟是谁忽悠谁我们也搞不清楚，但是前些年的教训是我们被蒙蔽了，被跟我们一样软弱的同类给蒙蔽了。

可是比我们更高的生灵并不一定是能够帮助我们的。邪灵魔鬼虽然比我们人类更高超，但是我们跟它相交的结果，仍然是被它拽在手心里得不到释放和自由。耶稣从天庭走向人类，走向人间，就是为要给我们一条得自由和释放的正确路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道路，信耶稣是唯一的路。

可是我有一度却正路不走走邪路，正道不信信歪道。我跟今天很多人那样，在政治的路途上撞得焦头烂额之后，就投向虚无世界里的那些虚无神灵的怀抱。我每天神神叨叨地、也小心翼翼地度我的艰难时世，似乎是除掉了套在头顶上的一条政治枷锁，却在心灵里套上了一条更强大的假神偶像的锁链。

在造纸厂暗流涌起的一种无聊的生活状态，似乎并没有引起厂领导和那些抓思想斗争的干部们的注意。毫无疑问，那段时间仍然是在抓阶级斗争的当口上，而这些显然是跟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背道而驰的思想。

为什么那些阶级斗争的弦总是绷得紧紧的政治干部们对发生在造纸厂的这一切事熟视无睹呢？我不知道。事后我曾经想过：这究竟是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在衰退，还是他们根本就不真正相信他们平日里很高调信奉的思想和主义？他们其实也许跟我们（像我这种落后分子）一样，并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和唯物论者。

就算有些人不像我这么神神叨叨地转向虚无主义，我看他们也差不多在他们各自的各样捆绑中挣扎着生活。我不知道有谁在那段时间过的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人生，至少在表面上，我没有看到造纸厂有任何一个人是很清楚地走在人间正道上。说得更明白点，没有一张脸上洋溢着喜乐和平安。

这个时候，社会底层的百姓已经没有了文革初期的那种政治狂热和对领袖的无知崇拜了。然而，在中央高层领导机构里，同样有一股暗流在涌动着。权力之争越来越明显，无论是套用什么名目，显而易见，中国的命运仍然在少数人的操控下难以定论，将往什么方向发展？这都不是我等平头百姓能够左右的。

既然我们无法左右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还是来点实用的，于是各等人就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都起来竭尽全力为自己谋利益了。

第九章  经济犯罪

那年头，经济犯罪的现象不是很多，除非是搞财会的，一般老百姓根本没有经济犯罪的渠道。于是，对我们来说，经济犯罪这个字眼也几乎没有听说过。

我发现有经济犯罪的事件，还得从杨金宝去上海治伤开始。

杨金宝是切料车间的工人。有一天上班时，也许他太疲倦了，是不是因为打牌没有好好休息呢，搞不清楚。反正他抱着巨大的木料往切料机里送进去时，一不留心，衣袖的袖口跟着木料卷进了切料机。等他大声呼救，其他工人把电闸关了，将他的手臂从切料机里拉了出来，可以想象，手臂已经断了。

新干医院的救护车把杨金宝载走了。他的家人从七琴公社赶到县城，在新干医院陪护他。据说，医院方面实施了所有的手段，但是无法为他接上已经断肢的手臂。不仅如此，大量流血没有得到控制，在造纸厂护送到医院的过程中，包括清疮等前期治疗没有做好，杨金宝这条手臂恐怕保不住了。

他的家人动用了所有的关系，一定要求保住他的手臂。新干医院是无能为力了，他们向家属提议，看厂里能不能将他送到上海去治疗，或者上海医疗条件好，能够保住他这条手臂也没准。

杨金宝是工人阶级，是贫下中农的后代。“为了阶级弟兄的生命”，厂里纵然一百个不愿意，也不敢说不尽量保住他的手臂。开始厂里也强调了送上海去治疗的种种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是不会被家属认同的。最后，厂领导说若是有人愿意陪同杨金宝去上海治伤，厂里就同意送他去。

杨金宝的家人一辈子都没有出过新干，他的老父亲若不是这次来新干照顾他，连七琴都没有离开过。让他们自己去上海，恐怕是两眼漆黑，找不着北的。所以厂里会提出，这是个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没有人愿意出面来帮助他们，杨金宝去上海就会有困难。

杨金宝认为这是厂里在推诿。只要厂里肯，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厂里上海人多得很，送他去上海治疗，给厂里的上海人提供了一个回家的机会。一来可以报销车钱，二来又可以享受公假。他认为肯定有很多上海人愿意护送这父子两个去到上海的。

我一开始也这么认为。如果我的家在上海，我一定争取这个难得的机会。可是我发现，平常都想要以各种名目出差的上海知青们，现在都一个个做“缩头乌龟”了。放着大好的机会，没有一个人来应承送阶级弟兄去治伤。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

杨金宝的情况不容拖下去，再不去上海做最后的努力就晚了，错过了时间，就是上海的医生也无回天之力。可是谁护送去上海还是没有着落，厂领导着急，杨金宝和他的家人就更加着急。

我打听到了送杨金宝去上海治伤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上海各个大医院接收外地病员都要开后门，除非你认识医院的医生，否则在旅馆里住上一年怕也是进不了医院治疗的。再说，外地人在上海的旅店里住宿，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没有几个县办厂能够支付得起这笔庞大的开销。

也许这些困难就是难倒上海知青们的具体现实困难，他们都没有路子能够帮杨金宝住进医院。如果他不能住进医院，就只有住在旅店里看门诊了。像杨金宝这种病情，光是看门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边没有人肯陪杨金宝和他父亲去上海，那边他的伤势一天天在加重。两方面都心如火燎。

最后听说杨金宝退让了一步，即使住不进大医院，他也要去上海一趟，要亲耳听到上海大城市医院的医生对他的确切诊断，这就是所谓“不到黄河不死心”吧！

厂里又在征集看谁愿意陪他去上海看病，作为陪同者，厂里愿意报销路费，也适当地给予出差补贴。可是还是没有人愿意去，也许这是一桩出力不讨好的事，不然，我想大家都会争着抢着要去的。

没有人想到其实我可以担任护送杨金宝去上海治病的重任。大家也许想我的家不在上海，对上海各样的情况不熟悉，遇到困难会手足无措。然而，他们想错了，我比造纸厂的上海人在上海都更有办法。

造纸厂的上海知青中，也有家长是高干的，就像顺子，她父亲是高干。不过顺子的父亲已经离世了，现在她家已经没有能力帮助别人做事了。而大部分同事的家庭是工人阶层，工人阶层的家庭一般都无力做这事。

在最后关键的时刻，我的挺身而出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不就是陪着杨金宝这个受伤的工人弟兄去一趟上海吗？我去吧！我在上海虽然没有家，但却有很多社会关系。我的亲戚中很多人都很有办法，就像马伯伯，当年母亲住院，就靠他的社会关系，他认识医院的医生。

最主要的是我自己有办法。

我的办法当然不是走后门，我不认识任何大医院的医生。自然没有后门可走。但是我有办法使杨金宝感受到厂里为他尽了最大的力量，感受到我们这些同事们都希望他快好起来。我认为做到了这些，就不枉他去上海这一趟了。

情况确实如此，杨金宝一开始对上海的医院和医术存有盼望。这种盼望是维持他每天生活的力量！但随着希望越来越渺茫，他知道自己终究有一天要接受手臂保不住的事实。

可是让他一步步接受这个事实和打击，比让他一下子接受起来来得更容易些。去上海正是给他一点时间来适应并且接受他已经失去这条手臂的事实，那就让我来陪他经历这一程吧！

厂领导听说我愿意陪杨金宝去上海治伤，当然不会不同意了。我所在的切纸车间换人很容易，不像其他的技术工种，一般人不容易上手。而且厂领导听说我不用住旅店，我可以在上海的亲戚家里住，可以为厂里省下一笔旅店费用，就更加不反对由我来做这事了。

当时厂领导顾及到我一人送杨金宝去上海有困难，就派小范一起去。安定下来后（找好杨金宝父子的住处和看病的医院），小范就回新干，我呆在上海继续陪杨金宝看医生。

于是，我和小范带着杨氏父子上路了。

我跟小范一路核计，我住的地方是上海的高档区域，那里的旅店费用太高，厂里支付起来有困难。在离开新干前，厂里给我交代过，杨金宝的这次看病的费用有一定的限制，不然，厂里很难实报实销。我觉得自己也应该为厂里考虑，便承诺自己一定严格把关，不让杨金宝随心所欲钱用起来无度，造成厂里的经济困境。

小范的家住在老北站。当时上海火车站就在天目西路的老北站，还没有新客站呢！小范也同意在她家附近找便宜的旅店安排他们父子住下来。我呢，每天从淮海路瑞金二路的姨妈家里去老北站也很方便，四十一路一部头。往返只要花费两角多钱的公交车钱。

我们很幸运，小范有一个姐姐就在一所小旅店里工作。于是我们到上海后，很快就搞定了杨金宝父子的住处了。小范姐姐的旅店离小范家很近，离火车站也不过两站路。我们下了车，就直接到了小范姐姐工作的旅店里。

我那时一点也不懂得市场行情。听说这个旅店每晚要耗资十五元才能租用一个小房间，勉强够他们父子二人住下。我觉得有点贵，这么一来，一个月光是旅店的费用就要四百多元了。再加上看门诊的医药费用，弄不好一个月的开销要近千元啊！在七十年代中期，这可是一笔相当大数额的开销啊！

我有点为难，问小范姐姐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地方。她说，如果他们父子要一间单独的房间，这已经是最最便宜的了。除非他们住统间，每人五元一天就够了。

可是杨金宝父子执意不肯，一定要住单间。

想想也是，住在统间里，来来往往的人那么多，是无法休息好的。毕竟杨金宝是个病人，虽然是个外伤病人，但他的伤势很重，也需要有好的休息才是。

小范要我做出决定，我牙一咬，就答应了让他们父子住一个单间。

说是单间，其实也就只有一张床和一张很小的写字台。连脸盆都没有地方放，和热水瓶一起放在桌子底下。

我跟杨金宝讲清楚，厂里说过，这次来上海治病，每个月不能超过八百元的用度，超过部分不予报销。所以我要好好地控制着用钱，免得到时候报销不了自己掏腰包。现在旅店费用已经用去了一大半，还不知医疗费用有多高？我告诉杨金宝，我心里有很大的压力，怕是完不成厂里交给我的任务。

杨金宝才不管那么多呢！我跟他讲也是白讲。好在钱在我的手中掌控着，我比较放心些，他们要用钱得问我要。无论是看病还是交住宿费用，都由我来操办，我可以心中有数地控制他们花钱。

这父子二人其实是很省的，他们连每人一副大饼油条都舍不得吃。

我很同情他们的遭遇，把他们的情况不时地向我的亲戚禀报。我姨妈姨父听我常常讲他们如何节俭，就会不时地让我带点饭菜去他们的住处，帮他们省下一两顿的饭钱。

小范把我们交给她姐姐之后，她的任务就完成了。她在上海小住了几天，就回新干去了。

我留在上海一直陪伴着杨金宝，有时带他去看医生，有时也带他出去玩玩。好几次我带他来到淮海路姨妈的家中，在姨妈家里吃饭，之后再送他回到旅店。

像杨金宝这种情况已经不能住院治疗了。我们去咨询过好几家医院的医生，他们检查了他的伤情后，都摇摇头，表示无能为力。第一、二次我看到杨金宝的表情显得很沮丧，心里很难过。多走了几家医院后，渐渐地他自己也麻木起来了，似乎对手臂恢复功能已经不抱有希望了。

我的心情也随着杨金宝在变化着。一开始我对上海的医院抱有很高的期待，希望这儿的条件好，能够治愈杨金宝的伤势。可是，一趟趟跑下来后，我也绝望了。我开始怀疑自己接手这差事是不是错误？

我之所以接受这差事，是因为想要向造纸厂的人证明自己的能耐。我要证明自己比那些家在上海的人还有能耐。我可以帮厂里省钱，可以在上海为杨金宝找到好的医术求得医治。

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杨金宝的手基本上“死了”，没有感觉了，再要恢复功能是不可能了。至于要不要截肢？那就要看病情的发展了。

杨金宝常常向父亲撒气。我觉得他父亲实在是可怜，这个老农民，一步也不敢离开旅店，除了跟我们去医院外，他哪里也不去，整天躺在旅店的床上唉声叹气。他想家了，家里还有老伴，还有一大堆的儿女，他不能把时间都花在这个儿子身上，还有其他孩子要成家立业呢！

既然医院对杨金宝的情况无能为力，本来最好的选择是早点回新干去。在新干，杨金宝可以一直住在新干医院里得到治疗，比在上海的小旅店里蜗居、比去上海的医院排队看门诊要强得多。可是他不甘心。为此，他们父子之间常常起争执。我呢？左不是来右不是，似乎更愿意考虑父亲的感受，却又想杨金宝也挺可怜的，右手没了，将来作什么好呢？

就在这种不尽如人意的情势下，有一天，我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平常我都是将四百五十元钱交给杨金宝，然后他给我四百五十元的发票。这天我带了钱去旅店，他们父子两不在，我就直接去缴款，就在我去缴纳他们父子俩的住宿费时，发现了一件怪事。

当初旅店说是我们每晚要缴纳十五元的住宿费，其实没有这么多。也就是说，杨金宝跟旅店方在做手脚，旅店方只收他们每晚十元，却让我以为他们需要每晚十五元。至于杨金宝会给旅店多少回扣？我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交出去的一个月四百五十元的住宿费，旅店只得三百元，其他一百五十元由杨金宝和经办人私分了。

这可是了不得的事啊！要知道，那个年代每个工人的工资一个月最多才三十几元，我拿十八元的工资拿了五六年呢！现在杨金宝就藉着住旅店跟人私通，每个月从中获取好几个人的工资。这可是了不得的一件事啊！

我记得自己那天很难很难地开口地跟杨金宝谈到了这件事。

我说，这件事我回去不好交差，请他看着办，怎么是好？杨金宝看这件事已经败露了，先是有点惊慌。但是他比我想象的要老道得多，他似乎没觉得这是件大事。

他对我说：“这有什么不好交差的？你拿发票去报销就可以了，这跟你没关系，发票上是多少钱就可以报多少钱的。”他强调这事与我无关。

而我呢，我怎么可能看这事与我无关？我不但担心厂里在经济上遭遇损失，我更担心这件事背后隐藏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意识的背景。那年代我这种担心十分正常，几乎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这样想的。

可是我天生不是一个立场坚定的革命派。当我看到杨氏父子一副可怜的样子，尤其是杨金宝的父亲那种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就决计照杨金宝说的办。我只当自己傻傻的没有发现他和旅店的人做的手脚，干的勾当。

最令我不解的是旅店里怎么可能允许做这种事呢？这岂不是犯法的事吗？当时我还不知道这就叫“回扣”，更不知道日后这种吃回扣的事在生意场上根本算不得什么，甚至连潜规则都不算，是明打明的做法。那时我就知道这是贪污，我就知道杨金宝和旅店的人一起干了可怕的贪污勾当。

我曾经试着想要让小范的姐姐了解这件事，我受所谓“正义感”的驱使，想要向小范的姐姐举报这件事。小范的姐姐是这个旅店的工作人员，她们的同事有经济犯罪行为，她应该知道并向上级举报。

可是我又发现小范的姐姐对此并不热衷。她对我告诉她，在他们旅店里有一些反常的事，她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看来杨金宝跟旅店的人合起来做这种经济犯罪的事，并不是这家旅店第一件也是惟一的一件事。我当成大得不得了的大事，人家却当成小事一桩。

既然这样，我就只有眼开眼闭了。

在这之前，我要是看到有人敢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会想象这个人简直是青面獠牙的魔鬼。可是我眼前的杨氏父子，他们做了这事后，我并没有一下子改变印象，看他们是那种十恶不赦的坏人；我以为自己会对他们的印象骤然改变，然而，他们在我眼中仍然是值得同情的人。

有一度我也想过，这是不是我的品德操守有问题？如果这事是别人遇到，一定不会像我一样包庇他们。如果阿汪来陪杨金宝治病，就不会出现我现在遇到的这种情况。我想，他杨金宝也是看人做事，他知道我是个不先进不优秀的人物，才敢于在我眼皮底下作这种坏事。

是啊！我可是个既不先进又不优秀的人物，我甚至是个道德败坏的人。我其实不比杨金宝更好，我只是没有他那么大胆，也没有他那么好的出身背景，不然，我也许做的坏事比他还更厉害。

我这样讲自己不是自虐，也不是煽情。就在送杨金宝去上海治病期间，其实我也有一些经济犯罪的事。不过我自认为情节没有他那么严重而已。现在我知道了，无论是情节轻还是重，在上帝眼里都是犯罪。我和杨金宝都是罪人，我们都常常犯罪而不自知，甚至是故意不知。

比如说，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要乘车去看杨金宝，有时陪他去看医生，也有时陪他去玩。这么一来，我的公交车花费不少。为了节省公交车费用，我用自己的小聪明采取两种手法来减少自己的花费。

第一，我尽可能地少买车票。我不敢逃票，就少买车票。

那时上海的公交车分好几种价值。有的是票面四分、七分、一角一分和一角三分的那种，比如26路和13路、15路等；有的是票面一角、一角五分和二角的那种，比如41路和71路等；最贵的是二角。从我姨妈家到老北站乘坐41路，我从淮海路到老北站买足票的话，需要买一角五分。

每天来回买三角钱车票，这在当时来讲可是个大数字啊！我想了想，就买一角钱，步行两站路，也不算揩油。然而，久而久之，反正没有人查票，我就买一角钱乘一角五的站数了。一开始心里很害怕，怕别人知道我揩油，久而久之，也就不害怕了。反正我买了票，就不能算我逃票。

不仅如此，我不但有为自己耍小聪明不买足车票的本事，还有给自己谋利益的本事。也就是说，我乘坐公交车反正有报销的，省下来的票钱不应该为造纸厂，我得为自己。于是，我在公交车站头上看见地上有票面价值高的车票，就捡起来，准备好拿去报销用。这样我可以在报销之后还有一部分剩余钱归给自己。

今天的人很难想像我在当时做这些事时的那种忐忑心理。那时我的良心有一度还是比较敏锐的，做这种事时我会感到忐忑不安，现在我知道了那是神造人时给予人一种警示，做错事时会有的一种警示。然而，如果人不在乎这种警示，非要任意而行，那么良心的提醒渐渐就迟钝了。

我一开始做这些坏事时，会很害怕，久而久之，做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现在我知道了，每个人都是一样，犯罪的手段会随着犯罪次数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高明；犯罪的程度同样如此，随着犯罪次数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大胆妄为。

也许在今天，“节约归己”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事，今天的人已经不用再在乘车时数站，超过几站就算是揩公家的油，今天很多公交车只要一上车，乘一站和乘到底都是一样的票价。貌似现在这一切都不在话下，都算不得是犯罪，但是那时我这样做，就是欺骗犯罪行径，就是贪污腐化行径。

我一直以为自己会这样做，是因为自己的道德败坏，别人都不像我。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全世界都卧在恶者的手下，一个好人也没有。我是这样，别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同样杨金宝是这样，我也好不到哪里去。

也许人们会以为我今天这么说，是在为自己当初的败坏寻找台阶。

不是的，我一点也不想为自己当初的犯罪寻找借口。我的意思乃是说，一个罪人就只可能活在罪中，不是这样的罪，就是那样的罪。我们不可能有义，那些我以为很进步、很优秀的人，其实跟我一样，也都是罪人，也都在犯罪。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自己做一个好人，人人都需要主耶稣的拯救。

杨金宝在上海治病期间，我为他虚报住宿费用是我第一次在金钱问题上感到自己有罪。但是知道自己有罪并不能收住自己的脚步不往罪恶的路上继续前行。这就如圣经说的那样：【创4:7】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它必恋慕你，你却要制伏它。

这节经文给我看到，我们一辈子都在一种挣扎中。我们是想要做好，但是人性中的致命弱点使我们就是做不好。我们做不好，犯罪的后果就不离开我们，像影子一样跟随着我们。这犯罪的后果自然导致我们良心越来越软弱，使我们越来越离不开罪，而我们却在想要以自己的力量来制伏罪的努力中欲罢不能。

打这以后，我胆子大了。我不光是拣公交车票拿去单位报销，还去药店买一些日用品（药物牙膏之类的）当做医药费用拿到单位去报销。这样做的胆子越来越大，就再也没有罪恶感的控告了，反而觉得这样很合理。别人也都在这样做，自己不做自己就是傻瓜。

我从小到大不知犯过多少罪，其中包括我未曾意识到的经济犯罪。现在我在回忆自己的过去时，在写下自己这段经历时，感觉到认识自己的经济犯罪最清楚的是从那时开始。

有时候我会认真地想：为什么那时自己会为这些鸡零狗碎的事那么上心？为什么自己会做那些根本不屑于去做的傻事？我第一次弯下腰拣别人扔在地上的公交车票时，很在意别人看见我会投来蔑视的眼光，我不得不偷偷地趁人不备，快速地捡起来。

现在我知道了，人其实很容易在金钱方面受到试探诱惑的。圣经告诉我们：【箴30:7】 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为人诚实是很重要的品德，尤其是在金钱上的诚实之心和诚实之举。物质的拥有太多或太少都容易引人进入试探。所以圣经告诫我们有求於天地之主时，切记我们需用的饮食物品只要够就行，太多会使我们不认神，就像中国人讲的：饱暖思淫欲；太少会使我们想要去偷窃，以致亵渎神的名。

我现在明白“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的真理了，也就竭力追求那种既不贫穷也不富足的生活。这使我今天的生活变得很轻松，我不需要为了太多的花费而耗损自己的心力，我可以轻松对待每一天。

可是那时，我却在罪恶的重压之下苟且而活。虽不至于被定为经济犯罪，但是罪恶感的控告使我时时提心吊胆，生怕自己做的事败露，会被别人看成是小偷那样的坏人。

其实，那时候我的生活并不缺乏，家里也没有任何负担，真可谓一人吃饱全家饱足。但是心灵的空虚使我只能以追求物质来满足自己。而物质是永远也满足不了自己心灵那个越撑越大的空洞的，于是就陷入了恶性的循环，有了还是不够，越多越是不满足。

记得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闲着就是逛商店。淮海路、徐家汇、静安寺那些个商店不知进去过多少趟了。一会儿在绸布柜台前摸来摸去，一会儿在皮鞋店里试穿来试穿去。我购买的欲望怎么也填不满，好像要把整个上海搬回家中，才能够让我心满意足。

浸淫在这种无休无止私欲中的人怎么可能不进入试探诱惑呢？靠厂里这点工资我能买点什么呢？于是我就开动脑筋怎么弄钱。我为什么会想到要在地上捡票面价值高的公交车票，这就是我动脑筋弄钱的一种方式。

我现在会想到，幸亏那时我没有站在财务岗位上，不然，为了满足我无休止的购物欲望，弄不好我也会去贪污厂里的资金的。我没有办法弄钱，去偷去抢是不敢的，只有动这种歪脑筋了。虽然自己也很不齿，却还是去做了自己并不想做的事。

这就像圣经说的【罗7:18-19】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

保罗把人性的败坏讲得够清楚了，我就像圣经讲的那样是个败坏的人，是个貌似高尚实质败坏的人。

回头再讲和杨金宝在一起时发生的事吧！我之所以会包庇杨金宝利用回扣给自己牟利，一方面是我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人，另一方面我也比较同情处在艰难困境中的他。他都已经这样了，我真诚地希望他得到痊愈，这样也达到我来上海的目的——完成厂里交给我的任务。

可是尽管我们天天走访各家上海医院，终于还是没能帮助到杨金宝得到痊愈。杨金宝一直没有住进医院，认识我们的医生实言相告，已经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了，他这条手臂是肯定保不住了。

于是我只好将杨金宝父子二人带回了新干。小范再没有去上海接我们，由我一人把杨氏父子带回新干。

这时候的杨金宝已经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虽然他在上海只呆了很短的几个月时间，他已经看自己是有见识的人了。不过我认为他的这种见识更多的体现在做人做事的手段上，不是真正地在认识世界上。

当我们一回到新干，就听说了一件令我们大吃一惊的事。在我们去上海的期间，造纸厂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经济犯罪事件。我万万想不到这个事件的当事人竟然是厂里最看好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后代，他们就是我在前文中提到过的杨赖俚和黎木英。

我曾经因为杨赖俚被厂里重用，在别人说些嫉妒的话时，不合时宜地讲了几句难听的话，结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当成是对党的教育革命路线不满受到批判，还为此作了深刻的检讨。这件事就发生在不久前，当然通过批林批孔运动后，像杨赖俚这种人更被重用了。他从原来的切料车间调到收料的岗位上了。

杨赖俚没什么文化，收料虽然要不了很高深的文化，但也需要会计算才行。为此，厂里另找了一位同样是背景很深厚的工人阶级后代——南昌知青黎木英，让她跟杨赖俚一起作收料的工作。

黎木英的绰号叫“木头”。这并不是大家贬低她，说她很笨，就像一根木头那样不开化。大家叫她“木头”是一种昵称，因为她名叫木英。据南昌知青说，黎木英家几代都是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弟兄，她自己呢，据我看来也表现很好，更难得的是她从不以自己出身好自居，对别人她很能出大力流大汗给与帮助。

黎木英原本跟我同一车间，并且是切纸车间的一名小组长。厂里肯定是出于对她的信任和重用，把她调到收料这么重要的岗位上去。这个岗位之所以重要，那是因为它牵涉面很广，收购原料要跟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因此做这事的人必须是以厂里的利益为重的人，是厂里放心的人。

收料的人其实是蛮辛苦的。一开始听说黎木英要离开我们车间去收料，我还说她定要“叫苦连天”呢。一个女同志，整天呆在收料场所，车子一来，一大车一大车的木料和芦杆从车上卸下来，虽然有专门卸料的工人，但是收料的人不时也要过去搭一把手，没有一定的体力是不行的。

我以为黎木英干这活干不长久，过一阵子一定会想要回到切纸车间。然而，黎木英却出我意料之外，很热爱自己新的岗位。看到她干得热火朝天、津津乐道，我还觉得她是个吃得起苦的好青年呢！

可是等我从上海回来后，却听说这两个被厂里重用的人犯了重大的错误。原来他们利用收料的便利，跟供料单位的人串通一气，使厂里遭遇到重大的经济损失、

我过去只看到了收料这道工序的表面现象。我以为他们主要的工作是称料，却想不到这称料的背后居然有这么多的暗箱操作。比如说，那些送料来的单位其实一车料只装有一千斤，但是如果黎木英和杨赖俚给写上一千二百斤，那么财会科就要付上一千二百斤的料钱给供料单位。如此，厂里就损失了二百斤的料款了。

据说杨赖俚和黎木英做这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厂里的会计发现一段时间以来，进料特别多，整个开支比往常用在原料费的钱上多了好些，但是造出来的纸张并没有多出来。会计当然想不到这会是怎么回事？根本不会想到会是收料的人跟供料的人串通起来谋取私利。

这件事是怎么会败露的呢？

有一天，鸡峰公社的供货单位送了一车货过来，这车货的实际重量跟单子上写的重量差得很远。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些参与此事供货方的人贪欲越来越大，以致收货的人越来越不堪容忍他们这样太过分的行径了。

据说黎木英当时实在是太生气了，明明一车货只有不到二千斤，货单上却注明有二千五百斤。如果再放行，恐怕日后实际收货的数字会越来越少于供货单上显明的数字。为此黎木英跟送货的司机吵了起来，不肯验收。要他们把这车货运回去。

这时候，司机也忍不住发火了。这事原本跟司机没有太大的关系，从中渔利的可能有司机一份，但更多的利益不归司机。然而，天已经渐渐黑了，竟然要让司机把这车货原封不动地运回去。他在这儿排队等验货已经耽搁了好几个小时，现在不但不能卸货交差，还让他将一车货原封不动地运回去。他才不干呢！

他们争执了起来。争执的结果呢，事情败露了。

看来杨赖俚和黎木英不止对一个供货单位用这种方式聚敛钱财中饱私囊，跟他们串通一气的供货单位有好几个，并且这些供货单位彼此会互通信息，报告各自得到多少“实惠”。好像他们各自收集的信息资料都显明自己是受惠最少的一个，于是心里就产生不平衡；当黎木英不肯收货的当儿，这种不平衡的心理就突然爆发了出来。

爆发的结果自然就把杨赖俚和黎木英推到了被告席上。厂里出了这档事再也不敢不作出处理了，即便他们两个人是响当当的革命后代，也得处理。处理的结果是两个人都开除公职，卷铺盖走人。

“木头”就这样永远离开造纸厂了。我带着杨金宝从上海回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木头”，以后也没有再见过她。据说她回到南昌，曾经在南昌的一个市郊农村劳动过一阵子，后来在所有的知青回城后，她也回到了南昌市。像她这样的人在南昌很多很多，很容易被淹没在大城市的人流之中。

至于杨赖俚呢？据说回到了他的七琴公社，做回了他的农村青年。像他这样的农村青年也很多很多，大家都不会再记得他曾经有很辉煌的前途，是他自己把自己的前途给断送了。他出身好，没有人会因为他在造纸厂的经济犯罪而歧视他的。

我曾经想过，如果犯这件经济案件的人不是这两个出身特别好的人，而是像我一样出身的人，后果会怎样呢？恐怕就不仅仅是开除公职这么轻的处罚了。现在的人们会觉得这个处罚有点重，但是在那个年代，这个处罚算是最轻的了。如果是我做出这种事，那就不会是开除公职，最少也得蹲几年大狱。

好几位南昌知青跟我讲起这事时，都说：“妩娜，你想到过‘木头’会做这种事吗？我是怎么也不会想到的。真看不出‘木头’是个胆子这么大的人，这样的事也敢做。”

仲秋跟“木头”是好姐妹，她就对我好几次发出这种感慨。

是啊！是想不到，当时我这样回答。可是现在我却要说，这没有什么想不到的。黎木英这么做，是因为她有机会，别人没有做，并不等于别人不想做。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犯别人那样的罪，不是我们不想，而是我们没有机会；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不敢，但绝对不是不想。

第十章  峰回路转

时值1975年，造纸厂的知青们大多数已经对自己的终身大事有了定夺。可是我呢，我还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我好像不是太想成家，可是却又严重地感到不成家的日子比成家的日子还要难过。

陈冲已经结婚了，她的对象小朴是个干部子弟。依我看来，小朴比曾日盛可强多了，无论是外貌还是气质。不过小朴性格很内向，少言寡语的。这也许不太合符陈冲的审美标准，但是无论如何陈冲已经决定跟他结婚，并且婚后不久她就怀孕了。

陈冲的母亲来到造纸厂居住，为了照顾怀孕的女儿。她不时地对我说：“妩娜呀！你也不能再拖下去了。你们俩年龄一样大，现在陈冲马上就要做妈妈了，你怎么可以不上紧啊！差不多就算了，别要求那么高。”

在老人家看来，我是因为“左挑右拣”才不肯成家的。而且按她的经验是“左挑右拣、最后捡个烂灯盏”，陈冲妈妈的意思我最终会找一个“烂灯盏”。

厂里的女工都差不多名花有主了。阿汪找了一个上海电梯厂的技术员，是她父亲的同事。小范嫁给了萍乡造纸厂的上海人小朱。顺子跟小姚也差不多成功了；同时阿七和马杰、根梅和志亮、余温娟和老钉靶都已经敲定关系；还有几对上海知青和南昌知青的配对，比如“老头子”于兴和南昌知青仲秋，小钢模陈明法和南昌姑娘熊红等。

总之，现在造纸厂大概就剩下我是光杆司令一个了。

我根本不担心自己会成为如今语境里的“剩女”。我知道自己有很多选择，可我想要离开新干，我结婚的对象就必须选择在新干以外的地区。那时我们都不会料到，有一天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居住的城市，甚至可以自由选择从事的职业。按当时的光景，我要离开新干的话，一定要找一个外地人才行。

当然，就算是已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日子，已经经历了数不清的政治运动。然而，出身还是个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我选择的对象一定要出身好的人，我不希图是干部子弟，在文革时期，干部子弟也有很多惨遭不幸的；我希望自己找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人，父母必须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那种人。

老实说，我没有勇气找一个农家子弟，那是因为看问题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即便是周干事这样的军人，他出身农家子弟，于我看来还是很难对上我的心事。其实我认为自己找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人就会谈得来，这也是我的主观臆想，后来的事实就证明我想错了。

妈妈认识吉安机床厂的工程师魏叔叔。魏叔叔和他的妻子都是老家在余姚的上海人，机床厂是上海迁到吉安来的众多的厂家之一。有一次，妈妈跟魏叔叔谈起我的事，魏叔叔听说我已经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就决心将我的事放在心上，要帮我找一个上海人，他认为若是这样，共同的语言和话题会多些。

在这之前，我有一位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的舅舅，曾经把他单位的一名技术员介绍给我认识，希望我们能够发展恋爱关系。

这位舅舅跟我也没有血缘关系，他跟妈妈同姓，且大家都也是浙江余姚人，我就叫他舅舅了。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迁了一个部门来吉安，就设置在吉安冷冻厂旁边不远的地方。我那时常常被母亲差去到舅舅家里取马肉和羊肉。那时物质很紧张，买肉要肉票，舅舅单位常常杀马匹和牛羊做实验，肉就分给职工，我们也就常常能够得到这些稀罕的食物了。

舅舅介绍给我认识的那个生物制品研究所的青年人，一副书生气十足的样子，他跟我说话时不敢抬头看我。舅舅认为他家条件好，我要是嫁给他会很享福。他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很体面的人家，跟我们家算是门当户对。

我去上海时，到过那个人家里一次，他家住在延安路的太阳公寓，算是上海的高档生活区。然而，去过他家之后，我马上就放弃了跟他发展关系。我发现他的家庭比我的家庭还要复杂得多，尽管他人看起来很不错，家里条件非常好；但是我已经吓怕了，我认为摊上他这种家庭，我在政治上永远也翻不了身了。

我那个“舅舅”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会拒绝这么好的一门亲事。他自己一直身披“红”的色彩，哪里像我一直身披“黑”的色彩？他当然无法理解我了。

其实那段时间人们的观念已经有所改变，可是我“心有余悸”啊！我害怕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会怎么办？这次文化大革命还没过去呢！若是我找一个跟我一样的黑五类子女，我的孩子岂不是也要遭遇我所遭遇的吗？

魏叔叔听我妈妈说我一定要找出身好的人家，就把我的想法放在心上。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来信，是陌生人的来信。来信者就是我现在的丈夫，我孩子的爸爸。

葛给我写的第一封信有那么点浪漫的色彩，不知他从哪儿抄来的几句诗句（我以为他是抄来的，因为后来我们认识后，从未见他写过诗），让我第一印象感觉到他还不错。

当然，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是他告诉我他家出生在上海的产业工人家庭中。爸爸是上海耐火材料厂的工人，妈妈是徐汇区运输局的工人。

葛是去到吉安机床厂出差时，知道了有我这个人，也得到我的联系方式。他信中告诉我说，机床厂的蔡厂长是他朋友，他每次去机床厂出公差，蔡厂长都会热情款待他。他特别说，这是因为大家都是上海人。

葛说明自己不在吉安市工作，他是支内职工，由上海量具刃具厂支内到吉安三线厂的。他们现在的工厂叫江西省量具刃具厂，位于安福县彭坊境内。他不时会来吉安机床厂公干，跟机床厂的蔡厂长是老朋友了。

他还说，蔡厂长对他的婚姻问题一直很是关注，说要替他介绍女朋友。这次他去吉安出差，蔡厂长把他领到魏工程师家中。蔡厂长告诉他，魏工程师有一个“外甥女”（指我），是个条件很不错的女孩。他们俩已经商量好，准备把魏工程师的这个“外甥女”介绍给他。

就这样，他得到了我的通信地址，给了我这第一封信。

在这第一封信中，他直言不讳地说，魏工程师说我要他先写信给我，不急于见面；他感觉这是对他的一个极大的考验。他从来没有写过这类的信，除了给家里写报平安的信外，他从没有写过任何一封类似情书的信，因此他给我写这封信，内心感到惴惴不安。

我看他这么说，笑了。不错，这个人挺诚实的，敢于亮相自己的弱点。

我是对妈妈讲过，我不要跟没有通过信的人见面。

我为什么有这种荒谬的想法呢？那时候很多夫妻都是分居两地的，通讯也不发达，少有电话来往，都是靠通信往来。如果一个不会写信的人，我怎么跟他沟通呢？我不会跟一个不会写信的人多啰嗦的。再说我自认为看一个人写的信，比看一个人照片更能够看出他的真面目。我要先看了他写的信，觉得可以了，再索要照片。

想不到魏叔叔真的把我这么苛刻的条件当回事了，也想不到葛真的勉为其难地给我写了这第一封看上去还算不错的信。当即我给他回信了，请他寄上一张照片给我；我随信也给他寄了一张我跟马佳琳的合影，那是前不久我们俩在上海城隍庙九曲桥上的合影。

后来葛指责我说，我这是故意刁难他，尤其是我给他寄的照片是两人合影。

照片上的两人是年龄、气质都差不多的女孩子，让他好一阵子猜疑。到底哪一个是赵妩娜？他看出我是个很有心计的女孩子，但是他说，他喜欢有心计的人。

这回我吸取了何继中事件的教训。一开始我就把丑话说在前头，我告诉葛，我家庭出身不好，不是一般的不好，是很不好。我的亲生父亲被枪毙了，我母亲后来嫁的继父也有历史问题。如果我的出身问题对他有影响，最好还是别考虑，我不愿别人受我的影响将来责怪我，说我影响了他的前途。

我这封信是有一定分量的，但是我必须这么写，为的是不给双方带来伤害。

信发出去不久后，葛就给我回信了。他说我是个少有的女孩子，他很重视我。虽然我家的问题可能会对他的政治前途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所谓的政治前途。再说，他是工人阶级家庭出身，找一个出身不好的人也不致会成为被打击对象的。就算会，他也不怕。

看到葛信誓旦旦的承诺，我当时心里很温暖。我已经经历到两次的情感伤害，都是因为出身问题带来的情感伤害。现在有人说出这等肯担当的话语，我心里很感觉温暖。这样，葛在其他方面不够我的理想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他也随信寄来一张身份证件类型的照片。看上去还不错，属于较英俊的那类。不过，感觉他的表情有点显出尴尬，不是很自然的样子。照片跟真人一定还会有差异的，总之照片显明出来的他，我感觉还算不错的。

于是，我决定跟他见面了。

我们见面的地点安排在吉安。葛从彭坊到吉安，我从新干到吉安，距离相仿，也算公平。我们在信中约好下午六点钟准时到吉安市阳明路上的新华书店门口，不见不散。

虽然大家都已经互赠过照片，为了慎重起见，我告诉他，我手上会拿着一本书，我会穿一件绿色薄呢两用衫。

就这样我们见面了，我们开始交往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跟他对弈了一副棋。发现他是象棋高手，我不是他的对手。这叫他有点洋洋得意，却也让他更加发现我是个不寻常的女孩子。于是，他开始穷追猛逐。

很奇怪的一件事，他不但对我的出身毫不介意，对我的政治面貌也丝毫不介意。

葛第一次去造纸厂造访，就发现了我是个政治运动的对象。他后来告诉我说，从车间和宿舍的墙上，都看到我挨批的大字报痕迹。当时他没有说出来，怕我感到尴尬。但是他就此知道了我的日子不好过，我常常处在政治的风头浪尖上，他知道我的日子实在是很不好过。

他说自己当时在心里定意，要在政治上保护我不再受伤。其实从一开始，他就试图保护我了。

从他决定跟我交往的那天始，他就到厂领导那儿把交上去待批的入党申请报告撤了回来。他告诉领导，自己不准备入党了，因为已经没有了入党资格。领导好说歹说劝了他很久，要他从长远看问题，不要只看到眼前自己还没有找到理想的结婚对象，就随便找一个出身不好的女孩子结婚。

然而，任领导怎么好说歹说，葛是铁了心要跟我结婚，不再要什么政治前途了。也许在他看来，成家立业才是大事，比做一个共产党员和做一个先进分子是更大的事。

葛来到造纸厂后，我俩的关系等于公开了。厂里的知青们见我转来转去，还是找了一个外地的上海人，自然想我是不甘心呆在新干县，总有一天会调离这儿。我呢，已经开始想办法准备调往吉安了。

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想要调到吉安市，我很愿意去到葛所在的位于安福彭坊的江西省量具刃具厂工作。无论让我干什么，哪怕就是在食堂里干，我也愿意。我那时一门心思就想要快点离开新干。

然而，葛不喜欢我去他们厂。我若是调到他们厂，他这一辈子就离不开彭坊的山里了。

彭坊这个地方可谓深山老林，躲在里面不出来，恐怕一辈子都没有人能够找到。当然，在深山老林里生活也会成问题，故此没有人故意去到那里不出来，就算是躲避政治逼迫，也没有人愿意在深山老林里不出来。

葛一直想要离开彭坊，他曾经找机床厂的蔡厂长帮忙，想要调到吉安市来工作。蔡厂长已经承诺逮着机会一定帮他。现在他跟我交往了，蔡厂长认为这就是个机会，是他离开彭坊的机会。

于是，你可以想象，葛怎么可能同意我调进山区，怎么可能自己出不来，还让我往这个山沟里钻呢？如果我调进他们厂，那就真的一辈子呆在那里再也别想出来了。

我虽然想要离开新干，虽然一度想要调到葛的单位。但是去过彭坊几次后，也看出那个地方实在是不宜居住。

记得我第一次去到彭坊，葛为了招待我，请假去另一个当圩的镇上买菜。他把我撇在他们厂的招待所里，自己独自一人去到几十里地外的圩镇上买菜。那天，我等他到天黑了，他还没有回来。一个晚上我就惴惴不安在招待所守候，很担心他遭遇到什么事，为什么他这么晚还没回来呢？

直到第二天天亮，葛才回到厂里。他告诉我自己是坐那个当圩的镇上到彭坊镇的头班车赶回厂里的，他这一晚也是彻夜未眠，知道我一个人呆在陌生的地方不好过，他心里也很内疚和担心，但却无法插翅赶回。

葛打开包裹，我看到他的战利品，他辛辛苦苦赶那么远的路买来的猪肝已经发黑发臭了。……

我既已经被否决调往彭坊，也不甘心葛调往新干，于是我们一起努力设法调吉安。

那时造纸厂已经有些成家的人在办调动了，照顾夫妻关系是惟一调动的理由，所以我为了早日离开新干，决定马上和葛结婚，马上呈上请调报告。

很难想像，我当时结婚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要离开新干。我要离开新干这个生活了十多年的地方，再也找不到别的借口和理由，就只能是通过结婚达到目的。现代人很少有这么做的，但是我们那代人，就像我吧，就曾经为了早日离开某一个地方而匆匆忙忙结婚的。

我记得自己办了结婚手续后，就去到人事部门申请调动。

人事部门的人以种种借口推脱，说是很多结婚数十年的人都还没有能够“商调”解决夫妻分居问题；我才刚刚结婚不久，不可能马上就调到一起。再说，他们认为我现在提出商调的理由不符合政策要求，按政策要求，要么是我调到安福彭坊，要么是葛调到新干。而我却申请调去吉安，这些都不符合工作调动的政策要求。

我不止一次在人事部门吵吵闹闹，我再次在刘培新面前软磨硬泡——刘培新这段时间又回到人事部门了，他竟然成了组织部人事科的科长；我竟然又落到他的手中了。

刘培新一开始刁难我，死也不肯出商调函。他认为新干方面没有理由主动出商调函，必须接受的一方人事部门先来函提出商调，然后新干方面再讨论研究，做出决定同意不同意放我走？刘培新说这才是正常的调动程序。

我跟他讲不清楚，他也跟我讲不清楚。我没想到刘培新这人这么难讲话，我当时心里对他又是恨来又是恼，然而，却不敢得罪他。

我就这样跟刘培新僵持着，僵持到我怀孕了，快要生产了，困难越来越大了，还没有结果。我都急得差不多要跪下来求他了，可他还是不肯先帮我出商调函给吉安市人事局。

最后，我的努力总算有了点结果，我们总算达成了一致。

刘培新同意如果我有吉安市任何一个单位的同意接收证明，他就主动给我出商调函。我可以不必让吉安人事部门出证明，只要有单位的证明就行。这样新干组织部人事科就同意我调出，并把我的档案寄到吉安人事部门那里，跟他们商量我的调动一事。

我母亲在吉安市人脉关系很广，她认识不少人，而且这些人大都在领导岗位上。此时葛认识的蔡厂长也在用心给我们联系接收单位，这样，我调离新干的指望眼看就要实现了。

就在这段时间，我为了调动天天跟人事部门的人泡蘑菇的时间，也是我即将临产的时间；就在这段时间，中国历史进入不平凡的1976年，我们国家发生了很多事。

可以这么说，如果我当初不在自己的特殊情况里，也许我会对这些事很热衷参与的。然而，我那时有太多自己的事情要张罗，在忙碌。因此，只好将国家大事就丢在一边了。这个时候的我，显然已经彻底忘记了伟大领袖对我们的谆谆教导：“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了。

刚刚进入的1976年伊始，我心中的偶像总理去世了，对于他的逝去，我心灵是真正的感到悲哀。

在我眼中，总理是惟一正确的政治领袖。他死了，也就是说，再也没有别的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得以存在下去了。我仿佛变得有点麻木了，或者说我是耽在自己的情况和问题里，不再敏感于世上的大事，然而，正确地说，我是对原来的抱负和理想彻底粉碎了。

我仿佛记得自己对那年清明节在广场上出现的一些高水准的标语和诗词还是有点兴趣，也是津津乐道的。但是毕竟那时我的身子已经不方便了，所以听归听，看归看，我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更没有积极投入进去。

接下来，朱委员长去世，唐山大地震。

这些都对我意义都不大，我都不感兴趣，我自己的问题已经将自己弄得够头痛了。那时我还不是很清楚地震会产生对人类的毁灭那么可怕的后果，主流媒体没有提供给我们足够可以引起我们关注的信息资料。另外，朱委员长本来在我心目中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分量，我除了知道他地位很高之外，其他什么也不知道，因此对他的逝去我也没有太过在意。

然而，就在这个阶段，全国人们都似乎在观望什么和等待什么的特殊阶段里，我和我的家发生了一件最大的事件，那就是我们的独生儿子亚迪来到了世间。亚迪一来到世间，我就知道他将是我惟一的孩子，对我而言，他是我一生一世最最重要的一个人。

亚迪的出生带给我的不是喜悦，而是灾难和绝望。

这些都是过去的说法，现在我要说，亚迪是神给我的一份厚重的礼物，是神给我们家最大的祝福。然而，在那个昏天黑地的时代，在我们的国家充满了灾难的年份里，亚迪的出生也是我家的一场灾难，一个打击。

我生亚迪那几天，就像是到地狱里去了一趟，虽然母亲在我身边，丈夫也在我身边，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减轻和解释我难产的痛苦。

经历了近四十小时的剧烈疼痛，亚迪来到世间。他一生下来就出现了一种怪状。他全身的皮肤呈橘黄色，很明显地有别于一般的新生儿胎黄。医生看到这个异常情况，马上对我和葛以及孩子的血液进行检查，诊断结果是孩子罹患罕见的溶血病，必须全身换血，才能存活。

如此情况表明，我好不容易从死神手中逃离出来，孩子又不幸落入死神的怀抱。

我记得那时自己先是躺在地区医院的妇产科病房里，暗自神伤落泪。然后挣扎着去到婴儿室。在婴儿室的小床上，我看到亚迪弱小的身影，他一抽一抽地在生死线上挣扎。

这时我的痛苦到了极点。早知这样，我为什么要受那么多的苦呢？还不如让自己和孩子一起胎死腹中好了。我好不容易活了过来，孩子却又要死去。

为了减轻痛苦，我走到婴儿室的窗前，往窗下俯视。

我看到人们在窗底下来去匆匆的脚步和冷漠无谓的表情，简直不明白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片灰暗无光？来往着的人们为什么会是这样脚步匆忙地走向无常？相对挣扎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我和孩子来说，这些貌似健康愉快地活着的人真的很有意思吗？

那天，我看大家都一样，活着的人和即将死去的人都一样，都是毫无价值的存在。

那时，我不知道有一位神，我不知道我可以来求告神的救赎。我只是觉得人生很没意思，活着的人跟死去的人一样，都没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说，当时我在极度的痛苦中，罹患了产后忧郁症。

我好像再也没有感觉离开新干对我是很重要的事。别说是离开新干，就是要离开世界，我也无所谓了。我曾以为结婚后，单身生活完毕，日子于我将会好过些；不料却是更加无望的生活，更加难捱的痛苦。

今天我明白自己那段痛苦的日子可以挺过来，并不是我有多么坚强，乃是上帝对我的怜悯和恩典，同时也是他对我的拣选和造就。不仅是我，还有我那从死神手中逃脱出来的儿子，我们都是蒙神拣选的一族，神藉着我们在苦难中的仰望，一步步引导我们进入他的国度。

可是那时候我不懂，我却以为是自己命苦，以为是自己被神苦待。我对世人和对世事充满了嫉愤，我觉得自己是如此不幸，是天底下最最不幸的人，我遭遇到的是天底下最最不幸的事件。

神没有抛弃我这个无知的人。在医生宣布无望时，亚迪却奇迹般地活过来了。当然，他依然活得很痛苦，因为神要藉着我们遭遇的痛苦事件吸引我们继续来仰望他的恩典和怜悯。

不仅如此，就在我想不到的时候，我的调动突然成功了。

机床厂的蔡厂长帮我们联系到皮鞋厂的张鹤翔书记。张书记也是我妈妈的熟人，只是平常不太来往。他也是从上海支内来到吉安工厂的党政干部，听说我要找接收单位，就给我出了接收证明，同意我进到吉安市皮鞋厂工作。

这么一来，我和生病的孩子就可以不回新干了。不可想象，如果当时我还不能调回吉安，我怎么可能把这个生重病的孩子在造纸厂这种环境里带大。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在吉安生活了，在吉安，我会得到家人的帮助；再说我娘家就住在专区医院的宿舍里，我孩子的情况也会得到熟悉的医生所重视。

那时候，我不懂这些突然临到我的幸事就是神给我开的出路。我只是接受宿命论的观念，认为自己是“绝处逢生”，也即人们常常说起的——“车到山前必有路”。

圣经说：【林前10:13】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这一真理。

今天我同样会遇到困难和问题，甚至有时我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难以想象地大。然而，我再也不会感到绝望和心生抱怨了。我知道所有临到我的试探都是我能够承受的，并且在承受着一切的同时，一定会有神给予的一条出路。在这样的真理指导下，我才会不害怕，才会不抱怨，才有力量面对困难和问题并继续前行。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1976年9月9日，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

这些天，我儿子在吉安专区医院的急症室里住院治疗；我呢，白天在儿子的病床前守候着，晚上迫不得已回到我妈妈那间狭小的房间里勉强睡上一会儿。一段日子以来，我都这样陪着生病的儿子在生死线上挣扎着。

这天中午，广播里突然反复播放说下午三点有重要广播的消息。大家一听都不知所措，又会是什么事件呢？可以肯定一定是很大的事件，不然不会反复播放这则消息的。

我因此刻不在自己的单位，且儿子的病况不容乐观，心里一直像压了块石头似的沉甸甸的，所以对临到的这件所谓大事，就没有太在意。

下午三点钟左右，我回到母亲的宿舍里去取东西。

我家隔壁住着搞药检的医师吴斳雄，她是泰国归侨，她老公是上海人，在吉安市建工局任工程师。我们两家关系不错。这时她老公正在听收音机，于是我就停住脚步，想要听听收音机里三点钟播出的重大新闻到底是什么内容？

下午三点整，在一片哀乐声中，电台广播员沉痛宣告：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患病后经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与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三岁。

我感到震撼。虽然有关毛主席的身体情况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但也不至于那么愚昧地想象他老人家真的能够“万岁、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然而，一听到毛主席去世的消息，还是令我震撼。

我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有震撼的感觉？也许是已经听众人呼他万岁太久的缘故吧？但也许是潜意识里不希望他长久活着、而现实是他总也活着并主宰着我和全中国人民命运的缘故。反正在那一刻，我听到哀乐声后宣告的重大消息后，真的感觉非常震撼。

后来我听说很多人说他们在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嚎啕大哭，比死了父母还伤心地嚎啕大哭。我虽然很感震撼，但是我没有哭。不知为何？我没有哭，我也不知道如果我是在一个公众场合，会不会也会受别人的影响，跟着众人嚎啕大哭起来。

很有趣的一件事。我听完了这则新闻后，准备要去急症室看儿子去。

我刚一出房门，与隔壁的吴斳雄正好打了个照面，对上了眼线。我看到吴斳雄脸上那种掩饰不住的笑容，她好像拼命地忍、却是没有忍住的笑容。受到她的感染，我也笑了起来。突然我们又觉得这样不妥，于是两人赶紧别转脸去，只当是没看见对方。

后来我一直在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没有别的理由，那就是我和吴斳雄在那一刻是会心一笑的表达着各自的内心。我后来跟我妹妹谈起这件事，妹妹告诉我，她在那一刻也躲避着人，着实开心地笑了一回。可以这么说，至少我和吴斳雄医师，以及我的胞妹下意识里感到这是个好事，毛主席去世不是值得悲哀的事件，是值得庆贺的好事。

可是，我们只能心照不宣地在少数可信任的人面前流露出自己的真情实意。

我对吴斳雄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住在妈妈宿舍里与吴斳雄为邻的日子不多。妹妹告诉我，吴斳雄可是在文革期间吃尽了苦头的人。她若不是嫁给了这个出身好的丈夫，也许就活不过文革结束的那一天了。

吴斳雄的父亲是一个爱国华侨，现今还在泰国居住。他为了热爱自己的祖国，把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送回到了大陆，希望他们能够报效祖国。可是吴斳雄一回到祖国，就开始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因为自己的海外关系，首当其冲成为运动对象。她能够活过来一方面是她的丈夫成分较好，另一方面就是她有个活拨开朗的性格。

吴斳雄对我发出会心一笑，这可以说是她性格开朗的体现。

我呢，也属于性格开朗的人，就算是遇到了天大的灾祸，有过一阵精神忧郁，也还比较容易撑过去。就像亚迪刚刚出世那一阵，我被忧郁症缠绕着，但是没过多久，就从这种忧郁病况中走出来了。我要感谢神，是神使我没有太多幼时的伤害记忆，在我长大成人之后，就稍稍有些抗忧郁的力量了。

这一切都是神的奇妙保守，我能走到今天，都是神在暗中保护我。我家能够走到今天，都是神在暗中保守；还有很多的家庭，就像吴斳雄的家庭，能够毫发未损地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都是神的保守。

毛主席终于没能够像全国大多数人希望的那样“万岁、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他死了，在八十三岁也算是高寿的一年离开世界了。在他死的那天，我这个性格悖逆的人不但没有像大家一样，如同亲人死了般的嚎啕大哭，我还和吴斳雄以及我的妹妹背着人会心地笑了。

这一笑，可以窥视出我们的内心。我们实在是希望这一切早日结束，希望对国家来说，对家庭来说，对个人来说，都是灾难的这一切早日结束。

毛主席的逝世带给我们些许盼望。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会朝向何处发展？全国所有的大人物都死的死，逃的逃，下台的下台——国家的前景如何呢？我们并不知道。

毛主席的逝世也带给我个人些许盼望。我也并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我已经结束了单身生活，已经有了家室，有了一个工人阶级的丈夫和一个刚刚生下来就患病的儿子。丈夫的出身会给我的前途带来什么影响呢？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呢？我并不知道。

但是毛主席的逝世却带给我些许希望。这希望实在是非常渺茫，但是我还是抓住了这渺茫的希望，因为我太需要希望了。没有希望的日子是非常痛苦的日子，尽管这希望几近幻想，可是我还是抓住它不肯放手。

我知道，貌似我虚幻的希望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也证明一切似乎结束，但其实并没有结束。

文化大革命是结束了，但人们的思想意识并没有走向正确的轨道；我的单身生活是结束了，但我并没有在家庭中得到我想要幸福满足和安全感；我如愿以偿调离了我不想再呆下去的新干县，新的环境并没有带给我新的生活。

这一切苦难貌似结束了，但有没有真正的结束？没有。我后来知道了，只要我一天不认识真神和真理，灾祸就不会结束，痛苦就不会远离。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神！毕竟那时全国情况的改变，我家情况的改变，以及我个人情况的改变，都使我在希望渺茫的人世上有了一线希望；我相信这希望是神给我的，为了我勇敢地走人生的道路，是神给了我这希望，尽管我那时还不认识他。

附篇五  远离试探

曾经的朋友有一天会发现并非是真正于你有益的良师益友。当然，这得在你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被颠覆和改变之后，才会对曾经的朋友有重新的认识和评估。

文革期间，我曾经有过两位很好的异性朋友，他们是我在空虚无聊时最好的伙伴。我在【江边小屋】这篇东西里讲的就是我这两个朋友，他们一个是厦大海洋物理系的霍永和；一个是复旦化学系的于吉安。

我们三人曾经被人误会为三角恋爱的关系。在那个人性被压制的年代里，异性之间往来常常被视为不正常。我现在已经被真理矫正，也认为“男不近女倒好”【林前7:1】。可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关系也确系不正常的关系，需要被真理来矫正。

当时，我自认为是个道德情操比一般人高尚的女孩子。我对肉体的情欲很不屑一顾，我以为自己跟霍永和和于吉安的关系不属于这种低级关系。若是有人硬要说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正常，我也会反驳说，我们充其量也不过是“精神恋爱”，不像你们说的和想的那么庸俗。

我那时对柏拉图的“精神恋爱”很感兴趣。我认为“精神恋爱”是一种脱俗的境界，非常高的境界。我不必一定要进到庸俗的恋爱境地，但可以进到超凡的“精神恋爱”中，去享受比一般恋爱更美好的感觉。

然而，我还是没有发展自己跟霍永和以及于吉安的所谓“精神恋爱”关系，原因是我害怕真相。

我希望自己保留对他们二位美好的印象，我害怕自己如果继续跟他们发展友情，那种对他们美好的印象就会被打破。如此这般，我们还不如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好些，自己的弱点不被全然曝光，也看不到他们身上会现出我害怕看到的弱点。

我就这样在自欺欺人的状况下，跟两位异性朋友保持友好往来的关系。那时候我还不认识真理，还不认识【罗3:10】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在我的心灵中，他们二位是“义人”——好人。我需要这世上有“义人”的存在，更需要自己在“义人”的光环之下受到保护。那时，与他们成为好朋友，使我感到有一丝安全感，也使我的生活不是那么沉重。有什么问题和困难，至少我有好朋友可以诉说。

不过，我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没有持续很久，很快地我们就分手了。霍永和调回了他的厦门老家，没有了霍永和，我也不便跟于吉安多来往。于是我们这“三剑客”就被现实给“瓦解”了。

我听说于吉安结婚了，他找了一个同事，跟他一起在桃溪公社中学教书的上海知青结婚了。我心里默默地祝福他，希望他得到幸福，希望他在婚姻生活中获得满足。我们三人都是属于对物质多寡无所谓，但对精神生活要求忒高的那种人，恐怕我们想象的幸福生活是不容易得到的。

霍永和的妻子许婷我已经见过，甚至可以说见识过；但是于吉安的妻子我没有见过面，不知道是不是那种“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反正霍永和是与“贤妻良母”类没缘了，我但愿于吉安能够找到一个“贤妻良母”般的女人。

我自己当然也不是那类男人看好的女人。虽然我被亚迪他爸看得比他的政治生命更重要，然而我还是未能从婚姻中感到满足。故此我更认定了一点，跟男人接触到一定的程度就要止住，如果往深里发展，最终就是失望，就是分手，很难做成“朋友”，更难成为“精神恋爱”的对象。

我离开新干调到吉安市后，大量的知青开始返城。不用说，于吉安肯定回到上海了。他不算是知青，他是大学生下放在新干，应该算是下放干部。那他更不可能猫在桃溪这种山旮旯里，一定比知青更早地回到上海了。

霍永和跟我一直有书信来往，虽然很少，却没有断过。一年总有那么一两封信互通近况。

我调到了吉安，经历了很多艰难后，在吉安信了主。这都是我的人生大事，我都会一一向霍永和写信禀报。我知道霍永和的家庭生活也充满了矛盾纷争等不和谐的景况，心里也很难过。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木已成舟了还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是熬着过日子罢！

不时能够从霍永和的信中知道点滴有关于吉安的近况。他不但回到了上海，而且在上海的名校交通大学任教授。我就知道他是个能人，他比霍永和更加能干，霍永和比较脚踏实地，于吉安是个见缝插针的能人。在这种社会现况中，于吉安当然比霍永和更有前途。

偶尔霍永和的信中会提起他没能撮合我和于吉安的遗憾。

我告诉霍永和，没什么可遗憾的，我们两人做朋友挺不错的，若成为夫妻一定没有好果子吃。我丝毫没有听说于吉安现在是交大的教授，就对当初自己拒绝他的求婚有过后悔。在我看来，于吉安虽然能干，但不是我喜欢的那类人。我要是跟了他，两个人定会吵翻天。必是那种他不服我，我也不服他的格斗局面。

从霍永和给我的来信中，我知道他们夫妻关系很不和谐，我对此很表无奈。如果在以前，我会怂恿他干脆离婚拉倒。可是我现在信主了，知道不可以随便解除婚约。夫妻二人已经成为一体，解除婚约带给双方的伤害就像是将身体肢解开一样严重。故此我信中劝解霍永和不要放弃，并要求他多忍耐许婷对他的折磨。

后来我去上海读神学了。霍永和知道我在上海，他有机会去到上海出差就会来学校看我，这样我们又有了见面的机会了。我呢！把每一次写信的机会和见面的机会都当成是向霍永和传福音的机会。我希望他跟我一样来投靠这位永生的神，只有投靠他，才有力量面对家庭生活中的种种不幸。

霍永和对信仰的事从没有表过态，或者要，或者不要。我知道这事急不得，得多为他祷告，以祷告开路，让圣灵亲自来工作。他不可能为了讨好我而信主，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会在如此肤浅的层面。我知道我对他的劝说一定会引起他的重视，但是却不会成为激动他随便作出决定的因素。

有一天，霍永和给我来信，说是不久后又会来上海出差。他告诉我这次来上海出差，希望见到于吉安，我们三人得好好聚一聚。他把于吉安的地址给了我，请我先跟于吉安联络好，到时我们尽可能多时间的聚在一起畅谈。

于吉安家在延安路、江苏路口，也是上海的繁华区域。那时候，这条路段已经开始改造了。

我去到于吉安的家中，他在家等我到来。只有他一人在，我问他夫人在哪里，是不是上班去了？他回避我的问题，倒是跟我大谈特谈他去日本的见闻。

我不是很愿意听这些。日本的先进跟我无关，激不起我的兴趣。于吉安跟我说这些，无非是为要激起我对中国今天的现实不满。这个时候的我，当然不会一下子就对现实的看法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可是我的信仰使我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一块净土。虽然在于吉安眼中，日本国很不错，但我却不一定会赞同他的看法。

于吉安的变化很大。虽然他常常出国，使他的见识又增加了许多。但是我觉得他变得比过去俗气了，过去的于吉安在我眼中算是超凡脱俗的一个，现在却变得粗俗不堪。

也许在他眼中我的变化也很大，确实我的变化比他要大多了。过去我同他一样，一定会津津乐道于这等事。然而，今天的我，只对人的心灵感兴趣。人的生存环境固然重要，但是人的心灵却是更为重要。就像圣经所说：【箴4:23】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或作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于吉安见了很多世面，但是他的心灵没有蒙保守，被世俗给玷污了。

我看他对我那种表情，感觉很是不舒服。过去他对我很尊重，说话和行动都显出很尊重。现在却显出过分的随便。也许他认为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男女之间不敢越雷池半步，就是朋友，也不可随意造次。现在说话和行动都可以随便了。

还好他没有对我有特别的冒犯，也许他也觉得要保留一点过去美好的东西，至少在过去的朋友面前，他不敢随便造次，保留了一点我看为尊严和正统的东西。

我们说到不久后霍永和就要来上海的事，于吉安表示自己很是期待。我原本也是期待的，但是见到于吉安后，这种期待就有点变味了。我不知道我们见面会是怎样的情景，过去大家在一起曾经是那么美好，现在还会有这种美好的感觉吗？我有点捕捉不定的样子。我在想，他们两个会找回我们当初的那种感觉吗？

告别了于吉安后，我回到神学院。这时华东神学院的校址从北京西路的怀恩堂迁到了西藏南路的沐恩堂，比过去的地段又热闹了许多。然而，我已经对这些环境有了一定的抗拒能力，不再认为环境热闹是件好事了。

霍永和来上海的这天正好是主日，而且这天正好是我被派往金山教堂去实习的日子。

我若是推掉这个实习的机会是可以的，但是我盼望已久；虽然霍永和来上海对我也是一件重要的事，但是比较去金山教堂实习来说，我觉得后者更重要。于是，我没有请假留在家里，只是关照门房的曹伯伯，若有人找我，请他在门房等我，并请告知我下午二点钟前会赶回学校。

在金山聚会的这段时间，我还是受了此事的影响。心里念着霍永和到上海的事，礼拜一结束，我就赶紧往上海赶。按一般情况，我每到一处去聚会，会后总要留下来与肢体交通，留在那里吃过午饭再回沪。可是这天我还是决定不能耽搁，别让霍永和和于吉安在学校等我太久。

等我赶到学校后，知道他们都还没来，我放心了些。我已经答应了霍永和这次他来上海一定克服一切困难好好接待他。当然这种接待没有别的意思，其实就是空出时间来多陪伴他的意思。

前几次，霍永和来神学院看我，每次我都感觉很不方便，只在门房里跟他说一小会话，很多事没有讲透，这次我们希望各自都能把话讲透，包括我跟他讲信仰的问题，也要讲透。

我回到教室里，等着二位朋友的到来，心里在盘算，该在什么地方展开我们之间的谈话呢？就在我们的教室里吗？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前不久何继中就来过学校看我，我就是在教室里跟他见面和短暂交谈的。

我想，尽管何继中跟我的关系没有跟他们更“铁”，但是却还是比较密切的，毕竟曾经有过男女朋友的关系嘛！既然何继中来，我都可以在教室里接待他，那么这两位朋友就应该也不在话下了。

礼拜天在教室里用功的同学不多，我希望教室里没有太多的人打搅我们。这样我们三人就可以畅所欲言了，这不仅是霍永和的想法，也不仅是于吉安的期待，也是我的想法和期待。

于吉安会去接霍永和，我不用担心他们找不到我这地，于吉安上海人，而且我所在的学校是上海最有名气的地方。只要一说人民广场的教堂，没有人不知道。我只需静静地等候就行了。

他们两人到了下午三点才找到我。原来是霍永和耽搁了。他不是一到上海马上就找我，而是被于吉安带到为他定好的旅店里。这样一来，赶到我这儿就有点晚了。早知这样，我也不必从金山匆匆忙忙地赶回上海了。

我听到曹师傅的呼唤，立即下到门房里把他们两人接到教室里。

在偌大的教室里除了我们三人外，只有一二个静静地在看书的同学。按说这个环境还是比较合适做畅谈的。可是他们一走进我的教室，马上提出另找一处地方，借口是不要影响别的同学学习。

我没有另找别处的经验，有点不知所措。我带他们去哪里呢？去礼拜大厅吗？那里可能比教室更不妥，他们都不信主，会觉得在庄严肃穆的礼拜堂里很别扭。再说他们不信主，我跟他们交谈的内容肯定是世上的一套东西，我也害怕这样做对神是极大的不恭。

要不去人民公园？在人民公园里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也挺不错的。

然而，霍永和说：“不如我们找个酒吧坐坐吧！”

我这是头一回耳旁听到“酒吧”二字，感到非常不安。在我的印象中，酒吧是个肮脏的地方，正派人不可能会去酒吧这种地方的。同时，孤陋寡闻的我，根本不知道上海这种地方已经出现了很多的酒吧（时值1986年）。我以为酒吧这种地方，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和文艺作品里才会有呢！

于吉安立表赞同。

我是少数派，再说我实在找不到别的地方可以接待这两位“老兄”，只好同意了。我先前提出过一个借口，说这儿附近没听说有酒吧，但是马上遭遇于吉安的否决。

于吉安笑嘻嘻地说：“赵妩娜大概一天到晚就呆在教室里，从来不出校门吧！你不知道就在你们学校附近的九江路上，有很多间小酒吧呢！”

真的吗？我感到惊讶。学校一面临西藏南路，一面临九江路。而且九江路很短，我怎么就从来没有发现这儿有了很多酒吧呢？看来我真的变了，变得对世事毫不关心了。自然我喜欢购物的习惯也彻底改变，如果我像过去那些年的情形，住在上海的闹市区，不可能不去逛街，也就不可能不知道九江路上出现了很多酒吧间。

霍永和和于吉安对笑了笑。我看得出来，他们是善意的讪笑。这笑容后面涵盖了很多意思，少不了他们会觉得我的信仰将我改变得面目全非了。

于吉安带我们走进了学校附近一家酒吧里。

我希望走远点，避免被人看见。如果有同学看见我和二个男子进到酒吧里会怎么想呢？我是学生会主席，同学们的灵命光景都是我很在意的。若是有同学进酒吧，我一定会大感惊讶，并会当成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然而，现在我这个领头羊，自己却往这种“肮脏”的地方跑，岂不是很那个……

他们两人大概都没有考虑到我的想法。他们只是不想被我的同学打扰，也不想打扰我的同学。他们不知道我们基督徒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具体来讲，“分别为圣”的生活就不该进到这种消费场所。

我这种想法如果在今天强调出来，一定会被看作是异端邪说。今天我也常常进出于酒吧，有时在酒吧招待远来的客人，有时被别人邀请到酒吧去一边议事、一边吃饭。现在我这样做再没有良心不安的感觉了，也不觉得这很属世。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亦！

不过，今天在我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我仍然要说，那时我进入那种场合是很不妥当的。我也很确定，进入酒吧时的不安，确实是圣灵对我的一种提醒。因为那时酒吧这种场合对我这个虽然经历苦难的历程颇多，但对社会认识尚少的人而言，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试探之地，我在那里很可能进入试探，很可能面临凶恶的事。

我们进去的那间酒吧很小。在很小的酒吧里，客人的座位也被隔开成一块一块很小、很小的单元，显得很是私密。一种诡秘的氛围令我窒息，我感到四围各样的陈设和色彩就像是一张大网，要把我和这两个曾经的朋友网进去似的，很可怕，并且让我透不过气来。

然而，霍永和和于吉安在同一个地方和同一个场合里，却如鱼得水。

他们一挥手，立刻就把侍从招过来了。他们面对酒吧的侍从，就像老爷对待仆役那样。我从来没有这样指使过人，因而对他们这种指使侍从的态度，也深感不安。

我那时还是个学生，虽然是做妈妈的人了，但是在经济上还没有能力在这种场合请客吃饭。当我看到于吉安叫的酒菜价格都很高，尤其是酒，在我看来根本不该喝酒，却没有力量阻止他。我只有心里暗暗担心的份，担心自己囊中羞涩，担心到买单的时候，自己不能尽上东道主之宜。

无论如何，他们是来看我的，应该由我买单。我原本决定在学校食堂请他们吃晚饭，学校食堂不错，星期天有好菜可以挑选。我哪怕把一个月的菜金全花光了也行，尽我东道主之宜，这完全是应该的。可是现在我们却在这种高消费的场所喝酒谈天，我是否还要尽东道主之宜呢？我身边带上了我所有的钱，这点钱够不够我买单呢？

霍永和和于吉安都知道我这个人在经济上从不抠门，甚至可以说很慷慨；说得再实际点，不信主的时候，我常常是“打肿脸充胖子”。可是他们不会知道，我今天来读神学，并不像是单位保送我带职上大学那样，单位还给发工资。我读神学就等于被单位除名，什么福利都没有了。

当然，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的神没有叫我缺乏过；虽然我再也不能像原来那样赚钱，但是我没有缺乏过。然而我也深知，我若是不管不顾地乱花钱，像这样进到酒吧来喝酒来消费，神一定不喜悦我的；我若是不顺从圣灵的提醒，就将会落到一个十分尴尬的地步的。

处在这种心境中的我，很难自由释放地跟两位朋友讲耶稣和他的救恩。我在担心中、在矛盾中挣扎着，听他们两人侃侃而谈。虽然他们讲的那一套我很不喜欢，但是我没有丝毫的能力来改变话题。

于吉安大谈特谈他去日本的所见所闻。他告诉霍永和，在日本的那些日子里，他住的酒店常常会有一些提供特殊服务的人进到他的房间来。这些日本女人很是温柔体贴，一点也不像中国女人又尖酸又刻薄又狭隘。虽然他守着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没有做过出格的事，但是他对日本国家的开放程度很是欣赏。

于吉安告诉霍永和，现在的上海也快要赶上日本了。在上海也有很多红灯区出现了，就在我们所在的九江路上就是一个红灯区。再过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在九江路上看到身着艳丽服饰的女人站在马路旁。她们虽然什么也不说，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她们在招揽客人。那些常常来九江路的客人，十之八九就是“嫖客”。

我又一次大跌眼镜。于吉安的话令我震撼，他说的就是我身边的事，我却毫无所知。当他说到“嫖客”二字时，我感到一阵阵恶心。我想这应该不是我假装清高，而是对这种人由衷的厌恶。

霍永和比较体认我的感受。他阻止于吉安就这个话题再说下去，也许他看到我在皱眉头了。可是，于吉安好像若无其事，在他看来我的思想过于陈腐，需要他好好地来开化开化了。

也许于吉安早就有这个打算了。在我去他家那次，他也许就看我不够“时尚”，就有了这个打算，等到霍永和来了，他们俩一起好好地来开化开化我。

他们大概以为我是他们的朋友，他们认为好的东西我也应该会接受。可是，我呢，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我了。我恨恶自己过去在愚昧中的思想情感，虽然眼前的朋友曾经是吸引过我愿意与之为友的好朋友；但是，今天是我希望自己能够把他们拉到我的境界中来，万不想被他们拉到他们的境界中去。在我看来他们应该被“提升”，而我呢？万不可“堕落”下去。

霍永和谈起他跟许婷的感情问题。他一点都不忌讳当着我的面讲自己的太太如何“红杏出墙”的丑事。看得出来他很痛苦，也盼望跟朋友的团聚能够释放这种痛苦。

于吉安对许婷现今的行为态度很是暧昧。他不像我，既反对许婷这种不忠的行为，又劝慰霍永和对许婷持宽恕的心；他说什么现在这种事不稀奇，许婷这样也算是潮流，另外他却又让霍永和别把婚姻看得太神圣，别受婚姻的制约，过不下去干脆离婚。

我目瞪口呆，对于吉安这样给霍永和出“馊主意”目瞪口呆。难道这就是我认识的于吉安吗？那个高唱“我的太阳”的人竟会是如此随便和不忠的人吗？我庆幸自己没有答应他的求婚，没有嫁给他这种对婚姻如此随便的人。看他如今这个样子，我不知他的太太怎样跟他过？

于吉安在霍永和的一再追问下，也说出了他和太太的关系不正常的状态。看来他们的婚姻也是名存实亡了，于吉安的太太不肯跟他离婚，她是那种传统保守的妇女，尽管于吉安多次提出与他离婚，她还是死撑着不肯离。因为她不能让孩子没有父亲，或者有一个不爱孩子的继父。

显然于吉安已经被所谓的时尚和潮流冲击到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他以为自己很前卫，以为太太跟不上时尚，很迂腐。可是，他根本不知道这种所谓的前卫已经有多堕落，已经离真正的幸福满足有多远了！

我一言不发，觉得无话可说。在这二位印象中，我也是个时尚的人，没准他们认为我对婚姻和两性关系也会很随便呢！从过去我跟他们的交往中，一定会得出这个结论：我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人，我是赶时髦的人，我是接受新鲜事物最快的人，我是勇敢的“冲浪者”。

可是他们想错了。其实在我的骨子里，我是很传统的人。别看我喜欢西方的东西，喜欢名著、名曲、名画等西方文艺作品，那是因为那些作品反应的主题是符合人性的，是引导进入真理的。我喜欢符合人性的东西，至于西方社会里那种性开放的玩意儿，我是打心眼里厌恶的。

看到他们津津乐道于性解放的话题，我也很庆幸，庆幸自己蒙主拯救，脱离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目标。若不是神的救恩及时临到我，我一定也会像许婷那样，整天沉迷在舞厅和牌桌；我不是于吉安的太太那种女人，遇到不爱自己的丈夫，我决不愿在他身边呆上哪怕只有一天，一定会离婚的。

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很懂得男人更容易在性方面受到试探，不懂得一个女人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尽量不要靠近跟自己无关的异性。虽然我已经信主，但是那时我对真理还不是很明白；也不知道为什么圣经告诫世人“男不近女倒好”？甚至认为这跟孔夫子的“男女授受不亲”如同一辙。

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基督徒被主教导说要这样祷告：“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试探和凶恶如影随形，时时伴随着我们。一不留心我们就落进试探中，接下来便有凶恶的遭遇了。

我当时听到他们说一些十分不入耳的话，没有丝毫力量去反驳他们，还现出一脸迷惑的样子。我脸上的迷茫其实已经成为魔鬼的攻击点了，自己竟然毫无所知。在我看来，他们的言论令我惊讶且困惑；在他们看来，我是如此迂腐，需要被他们这种时尚的人来点拨开化才是。

这天下午，我们没有在九江路的小酒吧里吃喝太久。霍永和看我一直心情显出很紧张的样子，知道我很怕同学发现我跟他们在酒吧里厮混，知道我不喜欢给别人一种跟异性接触太过随便的印象。他体会我的感受，就建议早点结束。我呢，早点回学校，他也早点回旅店休息，我们可以明天再聚谈。

我松了一大口气。后来仔细想想，那时候我的紧张不完全由于不赞同他们的做法和想法，而是更多地害怕别人对我产生异议。不然，霍永和提议第二天再聚一聚，我就应该不会那么爽快地答应的。我那天因为太害怕被人看见，听说可以走了，就像是逃离鬼门关一样，赶快一走了之。

我没有将买单的机会给霍永和和于吉安。无论如何他们是来看我，应该由我宴请他们才是。

好在我身边的钱勉强够买单，没有落到一个十分尴尬的地步，自己也做了一会紧张的东道主。可是由于我坚持要买单，使自己和他们再次落入试探之中。这几个哥们是不会容让我一个女的请他们自己不回请的，这样一来，我就只有接受他们的邀请，再跟他们“鬼混”了。

第二天我请假去到霍永和住的旅店里和他们再次团聚。

我到的时候，霍永和外出到附近去购物了，于吉安在他的房间里侯我。看到房间里只有于吉安一人，我心里又一阵紧张，生怕发生什么不可预测的事来。

好在霍永和很快地回来了，虽然于吉安对我也略有轻薄的举动，但还不至于是那种不可饶恕的侵犯举动。我看到霍永和回来了，一颗心放了下来。在这个时刻，我只有抓住霍永和做我的保护了，因为他比于吉安更显稳重。

我们一起下楼，霍永和住的旅店楼下就是酒吧间。

我们在一个小单间里坐定。这儿比九江路的酒吧大一些，也许是地段的缘故，九江路地段是在闹市区，地方小菜肴的价格却贵，在这儿，地方略显大些，菜谱上显明的价格也便宜许多。

霍永和让我点菜。我这是第一回点菜，为了给他省钱，我拣最便宜的点。

于吉安真是个不省油的灯，他看我点不出花样来，从我手中接过菜谱要他来点。他才不会像我心里盘算的要替霍永和省着点呢！他专拣贵的点，还美其名曰让霍永和尝尝上海特色菜。

他们两个对我说：“这里不会有人看见你了，你就大胆地吃喝吧！昨天看你那紧张的样子，我们都不忍心，也算是看到了你赵妩娜变成怎么个样子了。”

是的，当年我们在新干县航运局靠赣江边的那个小屋里，三个人常常在一起喝着自制的香槟酒，唱着世界名曲，这些事仿佛就在昨天。我那时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他们岂能料到当年那个不管不顾的赵妩娜，会变成今天这种谨小慎微、恐惧战兢的样子呢！

今天我们的各人情况真的已经完全不同了，我成了一个传道人，在神学院里过一种近似修道的生活。霍永和说是在教育局工作，但实际上却成了一个商人，一个专事教育用品、全国各地到处乱跑的商人。于吉安呢，大学教授，听起来多好听，可是跟他这个大学教授在一起呆久了，我的心都会发抖。

真可谓世事难料啊！

于吉安叫了一瓶红葡萄酒和一瓶白干。他让我和霍永和这两个不会喝酒的人喝葡萄酒，他自己喝白干。我看了看度数，很为他担心，劝他不要喝得太过，免得回家会有困难。

他一脸通红的样子，醉醺醺地说：“我才不打算回家呢！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干嘛总想回家的事？”

看来他是准备一醉方休了。我呢！我可不能不回学校。尽管学校没有不许在外过夜的规定，而且因我家在上海，我常常在婆家过夜，不回校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我怎么可能跟他们一样，作不回家的打算呢？想到这里，我的脸红了起来，心也紧张起来，不知接下来有什么可怕的事会发生？

霍永和也劝我：“你今天就别想着回家了，就跟我们痛痛快快喝一回、聊一回吧！大家都是朋友，没什么关系的，醉了就都在我房里睡觉，没什么关系的。”

什么？让我跟他们俩睡在一个房间里？这成何体统？

我听霍永和都这样说，更是吓坏了。原以为若是于吉安有什么不轨的举动，霍永和可以成为我的保镖，帮助我限制他；想不到霍永和也跟他一样想，希望我留下来过夜。我真是吓坏了，为他们两个这种想法吓坏了。他们不觉得自己这么说这么想太过分了吗？

几杯酒下去，我不但脸红的吓人，心跳的也吓人。我知道自己已经快要到理智崩溃的地步了，若是再继续喝下去，我知道自己一定把握不住自己了。

其实我的酒量算是不错的。记得在吉安市皮鞋厂工作时，有一次厂里百分之四十的工人加工资，我也有份。厂领导决定让所有加工资的工人请客。那天，我喝得唏哩哗啦的，被人从厂里抬回家中。这次之后，皮鞋厂的人都知道我是海量，在酒桌上是个能人，喝酒不成问题。

然而，自我信主之后，我决计再也不酗酒了。圣经告诫我们：【弗5:18】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信主之后，再也没有酗酒的荒唐行为了。

可是，眼下好朋友难得见面，我又喝开了，到了几近醉酒的地步了。

于吉安和霍永和一边喝酒一边讲些无聊的话。也许在他们看来，这些话有得聊，但我却看为无聊。

可是，我一直没好意思打断他们的聊兴，更是把向他们传福音的使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我很难过，非常难过。感谢主，我还知道难过，为自己不争气，达不成目的而感觉难过，却实在毫无力量与眼前的情况抗衡。

我看见于吉安的眼神里露出那种十分可怕的狰狞色相，霍永和似乎看不到这一切，只有我感到威胁。我原以为霍永和也能看到，凭着他一颗善良的心，不能容忍这种邪恶存在的心，他出来制止，不让于吉安继续喝下去。可是看来霍永和也到了不能自控的地步了，情况万分危急，十万分的危急！

更令我恐惧的是于吉安被一团黑雾笼罩住了。我清楚地看到有一团黑影罩着于吉安，就像剧团里演出时聚光灯的白光聚焦在某个重要角色身上的样子。不过这是一团黑雾，不是白光。

我先是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可能是灯光的关系，是灯光照射投注的影子。我努力地使自己看清楚，会不会是灯光的投影。非常令我震惊，不是，这团黑雾不是出于灯光的照射，而是来自阴府的邪恶势力。

我曾经有过一次这种经历，所以我确定这次我看到的这团黑雾是来自阴府的黑暗权势。也就是说，今天我和两位故友的相聚，已经不是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这么简单的事，我们三人是看得见的聚会伙伴，还有看不见的一种位格存在，这团黑雾所代表的就是那看不见的位格。

明确地说，魔鬼就在我们当中，就在于吉安的头顶，就在我的对面，就在霍永和的旁边。

我越看越害怕，越想越害怕。看到于吉安的脸上被酒精烧红茫然无知的样子；看到霍永和也是一脸毫不在意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害怕极了；感觉圣经说的【彼前5:8】 ……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正是对我们说的，魔鬼正在一步步逼近我们，我们很快就是被吞吃了。

我不能束手就擒，我必须赶快离开魔鬼的视线，赶快躲开魔鬼的攻击。

我对两位喝得醉醺醺的伙伴说：“你们继续喝吧，不过，我要走了，我再也不能耽搁了，晚了学校就关门了。”

于吉安似醉似醒地说：“不要走，你不要走。你一定要走啊？晚上你不跟我们在一起了？”

我蹙着眉头，支撑着自己摇摇晃晃的身子，站起来说：“对不起，我必须马上走，你们不要送我，我自己可以回去的！”说完，马上抓起自己的上衣，拿上自己的包，又像逃命一样往外冲去。

霍永和追了上来。他不知道我看到什么和想到什么，他相信我离去是为要在关校门前赶回学校。他一向来是个君子，就在今天被酒精灌得稀里糊涂后，也不忘自己该行君子的事。他一直送我到23路公交车站，看到我上了车，才摇了摇手跟我作别，回到他住的旅店、酒店里继续与于吉安畅谈和畅饮。

我在23路车站等车那一会儿，被凉风一吹，已经差不多完全清醒过来了。这一清醒，我更加恐惧和侥幸。我恐惧的是魔鬼的邪恶，侥幸的是神的保守。若不是神的保守，今晚我不定会怎么样呢？弄不好我真的会喝成醉醺醺的跟两个大男人同卧一室，还不知会滑向多远呢？

这件事在我心里引起的震撼直到此刻（我写现在的文章时）还未能完全平息。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事物的表象，看不到背后灵界的实质。一旦我们属灵的眼睛被打开，看清了事物的真相，就会明白这世界有多糟糕？也会明白主耶稣的救恩对人有多重要。

后来，我在神学院曾经写了一篇论文报告，就记录的是这件事。我给它取名为【试探】，我以为这篇东西的内容会让人意识到魔鬼的试探时刻存在于我们周围，我们必须要远避它，而不能进入它。我写这篇东西还希望能够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别以为魔鬼的作为只是一种拟人的描绘，它可是实实在在的位格存在。

然而，当年在神学院里我这篇文章未能达到我写它的目的。很多同学都没有属灵争战的经历，他们看魔鬼邪恶的作为都是象征性的说法，而不看为是实实在在可怕的有位格的作为。我跟大家讲不通，怎么可能讲得通呢？别说同学，就是老师也没有几人能够明白和理解我写的东西为要说明什么问题？

记得就在那段时间，沈以藩主教任我们的老师，给我们上【新约概要】这门课。沈以藩主教曾经是国际礼拜堂的主任牧师，后来不幸去到威海市度假，在一次海泳时心脏病突发而死。

我把【试探】一文当成我的一篇作业交上去，想要看看沈主教能否站在属灵的高度来看待我经历过的这次试探。沈以藩好像很看好我写的这篇东西，他在下课后对我说，他已把我的东西推荐给国际礼拜堂的一个青年基督徒作家，他希望我和这位当时已经名气很响的作家好好地进行一番文学上的推敲和切磋。

程乃珊是文革后第一代描写都市生活和都市人物的著名作家。她那时的作品【蓝屋】已经在社会上引起高度反响，她也被看为是很有潜力的青年作家，和张抗抗等人一样出众。

我当时并没有想要跟谁在文学上来一番什么推敲和切磋，我那时只对属灵的事物感兴趣。

不过，我听说沈主教已经把我的东西交给程乃珊了，倒是十分想要看看这个有名的作家是怎样看待我的经历的？我那时还不完全明白一个人魂势力的强大不是件好事，反而是拦阻属灵生命成长的坏事。我以为既然程乃珊这么有名，一定是个很有才气的人，必然比别人看问题更能够看得准，也会懂得我想要表达的意思。

有一天，程乃珊约我去她在愚园路的家。我记得那是一个中午，她知道我白天要上课，中午有时间，就约我中午在她家见面交通。

很有意思的是，程乃珊一见到我就问我为什么要读神学？她认为我的文字底蕴很不错，完全可以从事专业的文学创作。我问她是不是指的我可以像她一样来写小说？她点点头。

是的，程乃珊就是写小说出了名的。在她看来，我也可以来写小说，我已经具备写小说的种种条件，既有深厚的文字底蕴，又有深厚的生活底蕴。

我摇摇头，告诉她过去曾经有过作家梦，但是一直怀才不遇。至于我今天嘛！我心里想，我已经选择了做神的仆婢。在我看来，世上的前途再好，就算有一天我真的也能像她那样成名成家，我也不打算走回头路了。

我没有说得那么明白，假意谦虚地说：“我哪是写小说的那块料啊！我只不过藉着论文的主题把自己经历到的一些事写出来而已。”

程乃珊错把我假作谦卑的话当成真的。其实当时我真实的想法是像一位宣教士说的那样：“如果神呼召我作宣教士，我就不要降卑自己来做总统”。

已经记不清楚这句话是哪一位神仆说的，亚迪常常把这句话吊在嘴上，坚定自己服侍神的决心。但我当时说这话时，可不比那些在西方的宣教士们，他们有资格竞选总统，但他们宁可毕生服侍神，也不要世上的荣耀。我没有他们那么好的灵性，我只是藉他们的信心，为自己选择并走上的这条路鼓劲。

我承认，在我的背景下，我讲这话可以说是藉此来拔高自己，不是真正地认识到服侍神的福气，认识到最重要的是要进入神在我们人生的计划和旨意之中。

程乃珊对我属灵争战的经历似乎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她却对我文章中的几个人很感兴趣。她问我现实生活中是否真有霍永和和于吉安两人，我跟他们经历过的那段生活是否确有其事？也许她认为我是杜撰出来的人物和事件，写文章的人为了使文章更加精彩，具有可读性，一般都会杜撰出一些人物与事件。

我告诉她我写的人和事都是千真万确的，我没有一点虚构，当然我不排除有主观。我会主观地想象某个人某件事，但是我不会凭空乱说一气。我告诉她这两个人一直到现在还跟我保持联系，一个就在上海，一个在厦门。

听到我这样说，程乃珊问我可不可以介绍她跟霍永和认识？她说她觉得霍永和这个人很值得成为朋友。

看来她对霍永和更感兴趣，她没有提到想要认识于吉安。如果她想要认识于吉安，我会马上带她去于吉安的家中拜访的。然而，她只提到霍永和。她说，如果方便的话，她会去厦门找霍永和，采访他。大家都是同龄人，她也愿意与霍永和成为朋友。

我那时没有考虑太多，心想，这有什么关系呢？霍永和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让程乃珊这个大作家采访他没有什么不好。说不定霍永和和许婷都会感激我为他们做的呢！

我不加思索便将霍永和的通信地址给了程乃珊，并且相信她有一天真会利用她手中的这支快笔把霍永和这个我认为很不错的中年男子搬上媒体。在我看来，当今媒体上的人物都不太真实，都是那类“高、大、全”式的虚构人物。中国的媒体需要塑造出真正体现人性方方面面的人物出来，那才会有前景。

跟程乃珊的交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当时我毫不犹豫地把霍永和的通信地址告诉了程乃珊，事后我有点后悔，我怕霍永和不是我想象得那样，他也许根本就不喜欢被人注意，也不喜欢与名人交往。

我这是一厢情愿地把霍永和给“卖”了，真是对不住他。至少我应该先问过霍永和，问他愿不愿意认识程乃珊，愿不愿意接受她采访，愿不愿意成为她朋友才是？我怎么可以代替他做决定呢？

我很想再次去程乃珊家里收回我留在她那里的文章和霍永和的通信地址。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程乃珊离开了上海，我已经找不到她了。过去她每周三会参加国际礼拜堂晚上的青年聚会，她每次都跟丁光训主教的外孙女一起来到国际礼拜堂的小礼拜厅参加聚会。可是打那以后，再也见不到她的人影了。

现在我再次提笔写这件事，再次讲到自己经历的试探。我回忆起当年无论是沈以藩主教还是程乃珊，他们看我文章时的一些反响。似乎他们都很看好我这篇文章，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们认为好的地方并不是我文章所立意要表达的真正意思。

他们为什么也不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呢？我的题目是【试探】，意在让人知道在我们的周边到处都是试探和诱惑，四处都有陷阱，人真的要当心又当心，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正在寻找可吞吃的人。

可是显而易见，当时沈主教和程乃珊都是在魂的层面来看我的文章。并由此作出结论，我文章中的人物很是真实，很是饱满，并且他们希望能够与我文章中的人物交往。

可是，为什么他们不能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我的文章呢？

他们难道不能从我文章的表述中看到我当时正在遭遇的可怕试探诱惑吗？他们不觉得在灯红酒绿之下隐藏着魔鬼极其邪恶的作为吗？他们不能理解圣经里神对他儿女们那严厉的警告吗？他们不是基督徒、且相信神的话是唯一正确的吗？沈以藩可是主教呢，在中国教会中是数一数二的高层宗教领袖，难道他也对神的话也听之任之吗？

这些我都找不到答案。

今天故人已去，今天我还站在侍奉的岗位上，还天天面临到魔鬼各样的试探和诱惑。然而，今天我周边的基督徒同样有当年沈以藩主教和作家程乃珊那样的人，他们看问题只看表面，不看属灵的实质。我想要表达的意思还有很多人不能领会，对此，我仍然还是无奈又无奈。

我这样地表述我经历的属灵争战，还会有很多人认为我在危言耸听，认为我在宣扬异端邪说，还会有人看我是原教旨主义者。我很无奈，然而，我有依靠，那就是神。我相信神会开启人属灵的眼睛，让那些谦卑的人明白他的真理，走在他的道路上。赞美主！

附篇六  掘地三尺

新干造纸厂已经倒闭了，厂里的工人都走光了。

这回我回到新干，去到造纸厂，眼前是一片残墙断壁。那种破落的样子，使我不敢相信这就是我曾经工作过和居住过四年的地方，不敢相信这里曾经有过我那么多美好、苦涩的回忆。

我在造纸厂的车间和宿舍来回走动了几圈，想要捕捉一点当时的记忆。看到切料车间的原址，我想起了断臂受伤的杨金宝；站在原来的收料场上，我想起了被开除公职的杨赖俚和黎木英；看到曾经有个大大的蒸球的地方，我想起了马杰和姜培宏（听说姜培宏现在罹患癌症，我很难过）；来到漂洗车间的原址上，我想起了小范和那个掉进漂池里尸骨未存的职工；造纸车间和切纸车间连在一起，我曾经在这里做出过深刻检讨，使全厂职工难以忘怀的深刻检讨。这里常常站着根梅和阿七等人，我们算是接触较多的。……

然而，时过境迁，一切都不复存在了，除了几段残墙之外，什么也没有了。为什么那么大的一个厂，说没有就没有了？为什么花费那么多人力财力建造起来的工厂，现在只剩下这些？

我没有指望能够在这儿遇到熟人，毕竟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厂子已经不在了，工人还会留守在这儿吗？

我问起惟一的一家守破厂房的人，他告诉我，我算来得巧，再过一个月，连这些残墙断壁都将铲除了。如果我晚一个月来，造纸厂的原貌就再也见不到了。

见到造纸厂的原貌算我幸运，但是我最希望的是能够见到人。在我的心目中，人永远是第一位，地貌环境和政治环境固然重要，但比起人来，就不算什么了。我还能见到造纸厂的人吗？不敢奢望。

陪同我一起冒雨去到原造纸厂的是剧团的饭师傅蒋柏林。他看得出我心事重重，欲走不走的样子，他没有催我快离开，任由我躇足不前。

我已经快要登上那辆我们雇来的由摩托车改装的“拐的”了，想了想，又下车。

就在这时，一个人骑自行车迎面而来。我没有看见他，因为他的相貌太普通了。这种人我见过千千万万，不可能认识他。然而，也许我出现在这片废墟上实在是太引人瞩目了，他朝我认真地看了一眼。

突然，他发声了：“你不就是赵妩娜吗？我也是造纸厂的，我叫黄干明。你大概不记得我了，可我还记得你呢！你调到吉安去后，我去吉安找过你一次，为了我老婆住院的事。是你妈妈帮我联系的医院，你忘了吗？”

忘了，忘了，彻底地忘了。连他这个人都忘了，哪里还能记得帮助他联系医院的事？

不过，一听说他曾经也是造纸厂的职工，我很高兴，几乎高兴得跳了起来。我年纪大了，有时候的情绪表达还跟小孩子差不多。我一听说黄干明是造纸厂的职工，就知道从他口中可以了解到我想要了解的事，这简直太好了。

黄干明向我证实了刚才那个守工地的人说的话，我若是晚一个月来的话，就再也看不到造纸厂的原貌了，当然也不可能再见到他。到时他不会再来这儿，虽然他家离这儿不远，但是那时候这儿不再跟他有任何关系，他就不会再来了。他告诉我，现在他偶尔会过来看看，他是造纸厂仅有的一个留在这儿与接收方接洽的人。

这儿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机器没了，人也没了。但是尽管还有几片残墙断壁，终究还得有人负责不是？黄干明就是唯一的负责人。

黄干明说自己今天遇到的事挺蹊跷的，本来今天没打算来，但是午饭后，总觉得有什么催逼一样，让他快来一趟。他就来了，就在我准备要走的当儿，他出现了。

我拉着他的手，激动万分地向他诉说我迫切想要见到老同事的心。他也很感动，说是我离开这么多年，竟然还对这儿一往情深。

我告诉他我不光是来怀旧的，我是想告诉老同事们，原来的赵妩娜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成了一个新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全新的人。我希望我认识的同事和朋友都来跟我分享我的新生。

蒋柏林和那位驾驶员以及黄干明都认真地听我三言两语把自己离开新干后的经历诉说了一番。他们对我的信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蒋柏林已经听我在他家中说过很多信仰的事，但是黄干明和这位驾驶员是第一次听说起耶稣基督，他们虽然是第一次，但却表现出很认真和敬畏的样子，令我很得安慰。

我们说起原先造纸厂的人现在的情况。黄干明告诉我，“老头子”于新是混得最好的一个。

“老头子”于新是上海人，之所以得到这么个绰号，是因为他身上具有一股学究气，像是个老夫子那样的学究气。于是大家干脆叫他老头子，二十几岁开始就被人叫做“老头子”。其实他比我只大二岁，是66届高中生。

黄干明说“老头子”在我走后不久，就提拔到县委去工作了。一开始是个普通干部，后来越升越高，升到人大主任。在新干造纸厂解散之后，“老头子”调离了新干，去到某地去当市人大主任了。

我告诉黄干明，还有一个比“老头子”于新混得更好的人，是阿汪。

这一点黄干明就不知道了。阿汪虽然在江西没有混出什么名堂，但她到了上海可是混得最有名堂的一个。她曾经一度是上海公安系统里的佼佼者，说起阿汪来，上海市公安局的干警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她。

我想起了自己的一段经历。

那是1997年12月28日，我被抓的第二天，我从莘庄的闵行分局被押解到市局去。我那时不知道市局在哪里？过去一直听说在福州路上。可是押解我的车子停在了建国路，我问押解我的干警小王和小宋，这是往哪里去？他们说去市局。可是这里分明离卢湾区看守所很近，该不是卢湾分局吧？

那天其实我心里很害怕，但我故意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我不想让小王、小宋认为我做错了什么，认为我害怕临到我的牢狱之灾。所以我故意没话找话说：“我有一个知青朋友在卢湾分局工作，她要是知道我今天被解押到这里，不知会怎么样？”

小王听我说这话，就接口说道：“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我回答：“她叫汪珂勤，我们在一个厂里呆过。”

小王一听说阿汪的名字，马上说：“啊！你说的是她，她早就不在卢湾分局了，她调到市局去了。”

接着，小王又说：“要不要我们替你找她，就说你要见她，跟她谈谈。”

我拒绝了他的建议。我感到他们不是真要帮我，而是想要通过阿汪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让我服罪。

如果阿汪真的出面做我的思想工作，我觉得会很难办。这么一来，我的事情马上就要像前几年的潘伟民事件那样，被所有认识的知青知晓。那样的话，说七说八的人一定会很多。知识青年中没有几个人懂得有人是“为义受逼迫”，他们没准还真以为我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法规呢！

所以我拒绝了小王帮我找汪珂勤的营救方法。在他们看来，我有这个关系在，是我的便利；可是我知道我的被抓是神许可临到我的，也不需要人来营救我。如果神看我没有必要遭遇这场牢狱之灾，神一定有办法救我出去，用不着通过阿汪的关系。如果我不顾神的旨意和计划，对临到我的事件想要躲避的话，那么我就会失去神的祝福。

从解押我的干警小王口中，我知道汪珂勤现在职位很高。他说如果汪珂勤出面保我，我就立马会被放票。可是我知道这是需要代价的，很明显的一个代价，那就是我必须承认自己的罪错，给抓我的人一个台阶下来；不是他们错抓我，而是他们宽待我。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要不信神的人主持正义，没门！想要他们宽待别人，没有任何代价地宽待别人，那也是不可能的。这些人虽然权利在握，但是他们讲究的不是什么仁义道德，他们就像机器一样被操纵着，一定得按统治者的意思办事，他们不会为了主持正义而牺牲自己利益的。

阿汪的人品不错，是我见过的少数不损人利己的人。但是她既然站在现今的地位上，就不可能主持正义，不可能真正地秉公执法。我又何必把她拖出来，陷她于尴尬的境地呢？像我这样关系的熟人，阿汪认识得太多了，她不会站出来为我洗刷冤屈的。

很多事情黄干明这个当地人是不知道的。他是新干当地人，当地人和外来人关注的事很不一样，生活方式也不相同。他们只看谁谁谁官有多大了，谁谁谁发了多少财，盖了多大的房？他们只关心这个，所以他们很记得老头子于新，也记得曾经在厂里的另一个知青姚敬椿。

黄干明告诉我姚敬椿也在新干算是混得好的。虽然他后来调动工作回去上海，但不时还会回来，新干有什么重大的会议召开，就会把他从上海召回来。

我在九七年前跟姚敬椿和他的太太顺子接触较多。那时我住在打浦桥，顺子的家住在襄阳路。顺子的老爸是高干，可惜很早就去世了。她妈妈和哥哥在美国，偶尔会回到上海，家里很好的房子就让姚敬椿他们住着。

顺子的妈妈在美国信了主，故此她特别对我这个献身的传道人有兴趣。我记得当年学校送给每个神学毕业生惟一的一本串珠圣经，我就转送给了顺子的妈妈，顺子也喜欢听我讲论信仰的事。

那时我们偶尔会在襄阳路顺子的家里聚集，凡是回到上海的知青都会在同一天聚集在那里，大家享受聚在一起的快乐时光。然而，阿汪只跟我们聚过一次，她是个大忙人，且社会地位跟我们相比高出许多。也不知是她没能来还是大家觉得没有必要去打搅她，既不是一路人，何必硬凑在一起呢？

最后一次跟他们聚集在一起大约是九七年，我被抓的那年夏天。姚敬椿告诉我们一件惊人的事，说是潘伟民被抓了。我们都不敢相信潘伟民会去嫖娼，会因嫖娼而成为一个阶下囚。

大家对此心照不宣。谁都明白，一个人既然走上了官途，那就势必存在危险，不是他要除去政敌的威胁，就是他的政敌要除去他的威胁。但是我们万万想不到潘伟民的政敌为了除去他，会赐给他这么一个坏透了的名声。

那天姚敬椿对我说：“赵妩娜，你们信耶稣的人是不会歧视像潘伟民这样的人的。过去跟潘伟民讲耶稣，他也许不会要，弄不好他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反而会要耶稣呢！赵妩娜，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监狱里看看潘伟民，跟他谈谈信耶稣的事呢？现在去看他的人肯定不多，我们不如作‘雪中送炭’的人吧！”

姚敬椿讲得好，潘伟民当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那会儿，去拜访的人肯定多的是了。那些人是在做“锦上添花”的事，那些锦上添花的人肯定不会在潘伟民下台后再去关心他，劝慰他的。现在潘伟民倒台了，那些人不在他身上踏上一只脚就算是不错的了，还有谁会愿意去监狱里看望他呢？

我跟姚敬椿说定了，我等他的消息，我随时做好准备去监狱里向潘伟民传福音。我希望潘伟民真的能够醒悟过来，不要再为世上的权钱奔命了。在我看来，潘伟民有今天一点也不奇怪。

仔细想想，潘伟民的人生充满了各样的奇遇。其实神也没有丢弃他，在新干县时，他就曾经遭遇过一次很大的事件，然而，他显然没有从那个事件中吸取教训。

我们在造纸厂时，潘伟民已经是新干某重要部门的工作人员。他能够从一个插队的知青很快地进升到干部，当然跟他的社会关系有关联。潘伟民的女朋友梁某是个高干子弟，这个高干级别很高，比唐氏兄妹的父母级别还要高出许多。正因如此，他在农村呆了没多久，就调离了农村。

可是潘伟民是个不安分的人，我说他的不安分不是指像我这样的不安分。我也被很多人尤其是有关方面的人认为是个不安分的人，但我不是拼命地追逐名利地位权势等那种不安分。潘伟民是个想要出人头地有伟大雄心抱负的人，他自认为是个做伟人和领袖的料，拼命要体现他在这方面的才干。

可是，就在他初出茅庐想要出人头地的时刻，神通过一件极大的事件要把他拉回到正确的人生之路上来。但是他遭遇到这么重大的事件，好像并没有觉悟。

究竟是什么重大的事件呢？

刚刚进入七十年代没几年的某一天，潘伟民把他的伙伴小段叫上，一起偷偷地把单位的摩托车骑出来带上小段去兜风。当时这是件很出格的事，一来能够骑摩托车的人实在是少而又少的重要人物和权贵人物；此外，没有人可以不是因公差而是私自用公家的摩托去玩耍。所以潘伟民做的是一件很出格的事。

最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次偷骑单位摩托的潘伟民闯了个大祸了。他们飙车失控，后座的小段被摔了下来，当场死亡。潘伟民闯下这个大祸，被关押进新干看守所等候发落。

可怜的小段没有为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而是把自己断送在玩耍之中。

小段的父母从上海赶来新干。他们家也算是上海的体面人家，儿子遭遇不测，对他们的打击当然很大。按说随便谁家遇到这种事，都会对肇事者要提起诉讼的。尽管肇事者潘伟民已经被收押，段家姆妈应该还是很责怪把儿子送到死地的潘伟民的。

然而，段家姆妈做了一件令所有上海知青和知情人感到意外的事。她不但没有强烈要求警方对把他儿子带到死地的潘伟民做出严厉制裁，反倒出面为潘伟民说情，请求公安机关放了潘伟民，并且不要给他任何行政处分。

受害者的直系亲属提出这种要求，公安机关焉有不理之理？再说，潘伟民也是有很深厚的背景的，公安羁押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要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所以，很快地潘伟民就被放了出来，仍然在他原来的职位上从业。

我不知道潘伟民对小段的父母是否有再生父母那种情谊？如果换做别人一定会对小段父母终生以德相报的。如果那次不是小段父母出来拯救他，那时他的政治前途就完蛋了。潘伟民后来去上北大，后来从政当上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都拜小段父母那次关键时刻给他的特殊恩惠。

可是，潘伟民没有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反省醒悟，他仍然常常处在风头浪尖上不肯下来。我相信他爬到上海市委宣传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并不是他的真才实干，而是他的裙带和手段帮助他得来的。当然他得到这一切既令人蹊跷，失去这一切也就令人匪夷所思了。

姚敬椿想问题过于简单，我想问题也同样简单。我们以为没人去见倒了大霉的潘伟民，我们愿意去，就能够顺利地去见到他。我们以为上海监狱的门是这么好进的，尤其是对潘伟民这样的政治要犯。

结果我等呀、等呀，也没等到姚敬椿的消息。十分可笑的是，我没有去监狱探望到潘伟民，没能去那个可怕的地方传福音；自己倒一头栽了下去。不久后我自己倒进到监狱里，一呆就超过【一千零一夜】，整整三年之久。

我进了监狱，对上海的司法程序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才知道姚敬椿的想法有多简单。像潘伟民这种人哪里可以随便让人接见的呀！我一个平头百姓，算是跟宗教政治挂了点勾，就严格的不得了。我的亲属——同胞妹妹跑几千里地来看我，都被冷酷地拒之门外。何况是潘伟民，哪是那么容易想接见就能接见的啊！

估计我出监的日子跟潘伟民出监的日子差不多。在二十一世纪初叶，我们都脱离了牢狱之灾。

已经又十多年过去了，大家的情况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潘伟民的变化一定更大。他当年是以嫖娼罪判了四年，但是真正的原因却是跟错了上级领导。领导得势，他也得势；领导失势，他也失势。

我估计潘伟民不会一直沉淀下去的，没准他紧跟的领导现在又得势了，他又浮了上来。弄不好潘伟民现在又成了哪个部门的领导了。当然，他再想成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这么“牛”的角色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当年给他戴上那顶帽子实在太毒，要完全消除这个影响是绝不可能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潘伟民下台真正的原因不是道德问题，绝对是政治问题。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潘伟民在道德上无懈可击，那也无法给他栽赃、戴上一顶这么难听的帽子啊！（苍蝇不盯无缝的蛋）现在领导嫖娼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养二奶、三奶、甚至N奶的事数不胜数。比起现在领导的道德状况，不能不说潘伟民冤，实在是冤！

我从监狱刑满释放之后，没有再见到过姚敬椿和造纸厂的同事们。我想到过去找他们，了解他们的近况，但是不知怎么着手办这事。好几次经过襄阳路，都想下车看看顺子是否还住那儿？但是都因事情繁多，没能遂愿。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没能主动去找同事们的原因，我不知怎么说明自己那么多年消失于他们之外究竟为什么？他们若是问起我这些年上哪儿去了？我不能说谎。然而，告诉他们我去吃了几年官司吗？好像也不妥，怎么说也说不清楚。于是，恢复与造纸厂同事的关系这个问题就被我搁下来了。

2008年六月，我正在天涯博客里争战得十分激烈的时分，突然有一条跟帖引起我的注意。那条跟帖不是跟我在信仰和神学有关的探讨和辩论，而是来自新干的一位官员的信息。

新干档案局有一位四十余岁的中年局长，他从网上搜索曾经在新干县插队的上海知青的情况，为要撰写一本专门描写上海知青的书——【上海知青在新干】。

我的一篇东西引起了郑局长的注意，他看到我提及几个上海知青的名字和情况，就试着跟我的帖；我回帖告诉了他我的电话，他后来又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给他一点资料，无论是文字的还是物品方面的资料。这样，这本书的内容就更丰富了。

我的那篇文章名曰【从政可悲】。我之所以有感动要写那篇东西，是因为在教会里，有人想要从一个传道人走向从政的道路。我要借此提醒他们，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那不是神的道路。基督徒不是不可以从政，但是若是传道人，有主的呼召的传道人走向从政的道路，那是十分可悲的。

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一个很有名的人，并非我提到的这个人很有名，而是他的亲戚很有名，有名到我们在文革时听到这个大名，手脚就会发颤。曾经在新干剧团工作的李冶陶，就是这个有名的张春桥弟弟张月桥的内弟。

然而，76年四人帮（含张春桥）一倒台，李冶陶就完了。他自杀了，那个自杀的现场至今令我战兢难忘。

我记得自己那时刚刚调离新干造纸厂。我从吉安最后一次来到新干搬家，也顺便去到剧团向老同事和老朋友辞行。一走进新干剧团，我看见会议室一张长条桌上白布盖着一具尸体，我吓坏了。

那时已经是新干剧团团长的邱少云把我拉到一边，让我不要害怕。他告诉我，死者是李冶陶，他因受不了四人帮倒台的刺激，被这个打击击垮而自杀了。

李冶陶进到新干剧团是在我离开新干剧团之后的事。新干剧团1968年根据中央文化部的决定予以解散，全体演职员工除了少数几人外，全部下放农村。过了大概四、五年还是五、六年，新干又成立了一支“文宣队”。像李冶陶这样一批有背景的上海知青有幸进到“文宣队”工作，跳出了“农门”。

我听说是李冶陶，开始感到不那么害怕了。可是我不解，他为什么要自杀呢？张春桥倒台了，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他又不是四人帮的爪牙，他干嘛当四人帮的殉葬品？

我很为李冶陶感到惋惜，觉得他挺不值的，死得不值。

当时的政治气候使我不能问很多为什么？就是跟邱少云也不能多问什么。我带着满腹的遗憾、不值，也包括些微的同情，离开新干剧团，这些疑惑直到今天也不能完全解开。

这次我去新干开剧团团友会，我把这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提了出来。我问邱少云当年李冶陶自杀是不是压力太重？他是否承受不了压力才选择轻生的路？

邱少云很确定地告诉我，剧团没有任何人给过李冶陶压力。大家都知道他是张春桥弟弟张月桥的内弟，张春桥倒台了，他心里很不好过。张春桥是四人帮成员之一，当然就没有什么人敢于出面去关心和安慰李冶陶。但是，可以肯定没有人批评指责他，更没有开过什么批斗会批斗他。

邱少云还说：“李冶陶死的时候，我正好在南昌。如果我当时在新干，他也许就不会死了。我是得到他自杀的消息从南昌赶回来的，我要是不去南昌开这会，也许他就不会死了。”

我相信邱少云这是实话实说。

后来我又遇到一位跟李冶陶一起在新干剧团乐队的上海知青朱某，我向他问起了李冶陶的事。

朱某告诉我剧团是没有因为“四人帮”倒台对李冶陶怎么样，但是新干公安局还是给了李冶陶很大压力的。我想也是，新干那些顺从政治势力的人，哪里会放过这么重要的人物，虽然李冶陶自己不算什么，但是中国文化里的那种污泥浊水——同荣同衰——不会没有反映的。

总而言之，李冶陶是个意志力非常脆弱的人，经不起一点打击。他也许生前太看重自己跟张春桥的关系了。不然，就不会因此而连命都不顾了。

档案局的郑局长想要写【上海知青在新干】，是绝对不会需要、也不会对我能够提供的材料感兴趣的。如果我要根据他的需要来提供素材，我一点也供不出。再说我自己不能算是上海知青，甚至连吉安知青都不算，我是个介于下放知青和下放干部之间的一种人。所以，我认为自己不适合参与到这本书中来做点什么。

郑局长电话中告诉我，他原本也希望姚敬椿能够担纲这项工作，但是姚敬椿不肯接手。我想想也是，别说是我，姚敬椿一定也对知青在新干的那些年间的事，有着与当地干部不同看法的。让姚敬椿违背自己的心愿，讲一些违心的应景话，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谁肯这么做了。

至于这本【上海知青在新干】一书会有些怎样的内容呢？不得而知。既然是政府行为，我想一定是讴歌上山下乡运动为主旋律，这种事我等平头百姓还是少掺合为妙。

有一天我也许会得到这本书的。我希望它能客观点。虽然像“阿三之死”的事不可能会收集进去，“李冶陶之死”也不会收集进去，但是我希望它高唱的主旋律不要太离谱，不要跟实际情况完全相悖。因为无论如何，谎言的嘴短，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的。

最终姚敬椿是否会成为这本书的主笔，我也不知道。我已经跟他们很久没有联络过了，大概大家都早已将我忘记了。——在2008年六月，跟新干档案局局长接触时，我就是这样想的。

这回回到新干，已过的往事再一次浮上脑际。我站在造纸厂的旧场地，想着这些人和这些事，思绪汹涌澎湃。我还能见到造纸厂的老同事吗？我跟他们的关系就此完结了吗？

大家都知道我是基督徒，可是我却欠着他们的福音债。无论是谁，跟我关系好的，还是没关系的，我都欠着他们的福音债。这福音债是一定要还的，我去到新干最大的目的就是还福音债；那么对已经回到上海的这些同事们，我怎么能够忽略他们心灵的需要呢？

我久久地思索着自己将要如何来偿还这笔福音债？

回到上海后，我立马又进到繁忙的事工之中，忙着组建赴2010年甘泉香港特会的上海团队。我除了每天写一点东西外，大部分时间还要忙事工。一不留心，又把如何偿还新干造纸厂的福音债这件事弃之脑后了。

我是会忘记自己的负担，然而，我里面的圣灵会提醒我，这就是我人生轻省的最大好处。圣灵提醒我会藉着很多种方式，有些甚至是我所料未及的方式。就像我有了去新干县短宣的负担，神就给我预备新干剧团开团友会，使我得以在最好的时间和方式进行这次短宣。现在，神再次以我始料未及的方式给我机会进入我的负担……

我是四月底从新干回到上海的。五月下旬的某一天，很晚了，我都已经睡下了，手机铃声响了。通常这么晚打电话给我的人都是打我家的座机，很少有人打手机。我看到一个陌生的号码，听到一个女声。

那人问：“赵妩娜，猜猜看，我是谁？”

肯定不是主内的人，主内的肢体或者叫我赵姐妹，或者叫我赵阿姨，很少有人直呼我名。听语音不用说是上海人，不过有哪个上海人跟我这么熟呢？我有一小会愣住了。

不过，仅仅是一小会，我又像那次接到邱少云的电话一样，好像心灵被突然开启，我大叫了起来：“你是顺子。”

对方哈哈大笑，笑得声音有点发颤。顺子说：“算你赵妩娜有良心，没有把老朋友彻底忘掉。”

接着她又问我：“这些年你躲到哪里去了？大家到处找你都找不到。我本想到你婆婆家去找，一看打浦桥已经拆迁得面目全非了。我就知道你一定离开了卢湾区，也不知你搬到哪里去了？”

我说：“我也很想你们啊！都不知道怎样找你们呢？你还住在襄阳路你妈妈那里吗？”

她告诉我，他们早已经搬离了妈妈的家，住到新闸路自己买的房里了。

是啊！这么多年没联系，肯定变化很大。怪不得每次我途径襄阳路想要下车去看看，结果都不能成行呢！原来他们都已经不住那里，我要去也是白去。我很感谢圣灵的每一步引导，在这种细小的事上，圣灵都看顾着我，让我做每一件事都在他的引导之内，不是徒劳。

顺子告诉我，造纸厂的同事们还常常有聚集，前不久他们又聚了一次。

在最近的一次聚会中，大家又谈到了我，说是不能让赵妩娜就这样“滑”掉，不能让我消失掉；说是就算是把上海滩“掘地三尺”，也要将赵妩娜找出来，再也不能让她就此不见了。

我听他们这么说，觉得挺好笑的。你以为上海是新干啊！上海要找一个人哪有那么容易，这个“掘地三尺”的工程可大了，是不容易完成的。

我问顺子：“你倒是说说看，你们准备怎样‘掘地三尺’找到我？”

顺子说：“你可别小看我们，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措施。你还记得仲秋吗？她现在在做房屋中介，她的工作就是一天到晚不停地打电话。我们把你原来的电话和家庭住址给她，让她哪怕是打爆电话也要找到你的下落。当然，我们还有别的办法，你不是信耶稣吗，找一个信耶稣的人比较起来，比大海捞针总要强多了吧？”

他们的思路有点靠谱，是的，只要找到礼拜堂，找到传道人，就有希望找到我。

然而，他们万万想不到可以用最新的方式找我，那可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网络来找我。

也许他们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我会在网络上一呆就呆上几年，而且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网络上。我相信造纸厂的朋友们和同事们也会有上网的，虽然我们都是年过花甲的人，但是上网对一个当年的知青来说，不会是件很难的事。当然这种偶然上网跟我天天挂在网上，还是不同的。

他们不知道用“谷歌”和“百度”来寻找我的下落。如果他们想到了这点，应该很容易找到我的。只要把我的名字打上去，就会看到我的博客和我在论坛上的某些位置，再跟上一贴就恢复联系了。

是啊！我们毕竟都老了，思维方式也跟不上现今的时代了。但是老归老，上帝对一个老人的恩典一点也不亚于青年人。我们这些老了的人，只要有对主的信靠，就必会有主的引领，也会对圣灵更加敏感（这是远离世界的缘故），我们的信息来源和交流渠道比起青年人，既不会少，也不会差。

还有一个问题我没有忽略，那就是为什么顺子此刻弄到了我的手机号码，她是怎样找到我的下落的？

原来前几天姚敬椿去了一趟新干，他是到新干弄到我的电话号码的。这次姚敬椿去新干开会，遇到另一名上海知青也在新干，那人告诉姚敬椿，自己是来开新干剧团的团友会的。

这回新干剧团团友会的规模委实不小，将1958年剧团开办以来，所有的演职员工，只要还在世的，都邀请过来了。不仅有退休回到上海的当年剧团的上海知青，还有已经侨居海外的，都回到新干参加团友会了。

姚敬椿听到这个信息，马上想到我。他告诉那人，造纸厂原来的同事赵妩娜也曾经是新干剧团的演员。他问那人这回赵妩娜来了没有？那人我虽不认识，但是他知道我。而且这次大会我没有接到改期通知提前到会，邱少云也向与会者作了交代。他很遗憾地告诉姚敬椿，不能将我的信息提供给他，我在四月份已经来过又走了。

很巧的是，有一天在马路上，姚敬椿遇到聂倩兰。聂倩兰跟姚敬椿打过招呼后，告诉他我曾经来过新干，并给她我的手机号码。这回姚敬椿总算是逮着我了，从聂倩兰这儿要了我的手机号码后，刚刚回到上海，就让顺子给我打电话。就这样，我们再次联络上了。

姚敬椿接过顺子的电话听筒，跟我也说了几句。听得出来他很高兴我们再次联络，是的，我们都趋于老迈，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不多，朋友间多多来往是有益的，尤其是我们的来往可以展望未来，使我们抓住有限的人生，在未来永恒的世界里有所建树。

顺子告诉我一个令人难过的消息，姜培宏罹患白血病。

这次聚会大家都笼罩在一种无以名状的担忧沮丧之中。一来是老同事得了这种绝症，已经来日不多，见一次面少一次；二来想到自己，谁能担保自己一直健康呢？所以这次聚会大家心里都不好过，为姜培宏，也为自己，着实难过了好一阵子。聚会过去好些天了，想起来又会难过。

姜培宏是造纸厂最最调皮的一个人。他个子高高大大，至少有一米八；但他属于没有心计的“傻大个”。说他没有心计嘛！他却是个“害人精”，跟他在一起总会有事。我在造纸厂的那次批林批孔中的检讨，多少也跟他有点关联。但是几乎所有的上海人都喜欢跟他一起玩，因为姜培宏是个很好玩的人。

现在姜培宏就要面临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日了。我真希望他能够在有限的时日里有得救的智慧，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我问顺子，什么时候我能见到大家，尤其是姜培宏。顺子答应尽快安排下一次的聚会。

顺子告诉我这次聚会大家为姜培宏筹了一点款，现在他生病了，家里经济发生了困难，所以虽然同事们条件都不算太好，还是尽各人所能给他筹了点款。我为大家能够解囊相助感到欣慰，是啊！谁能料到谁在什么时候会发生困难，需要别人帮助呢？过去姜培宏在造纸厂是最不把钱当回事的人，现在竟然也需要别人的支助。

我深知，姜培宏最需要的还不是钱，而是对未来的盼望。像这种罹患绝症的人，钱当然可以给他稍微一点安慰和帮助，但是对未来的绝望是钱解决不了的大问题。一个对未来感到绝望的人，是很难得到医治的。

我希望尽快见到姜培宏，尽快将福音传给他；然而我也知道必须先为他祷告，除去一切拦阻他认识神的东西。不然，他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有福音给他，他也没有力量消受的。

顺子问我现在住在哪里？我告诉她我住在莘庄。她听了又是一声惊叫，并告诉我，上次聚会就在莘庄，在水清路“老头子”和仲秋的家中。她说，大家要知道我住在莘庄而竟然准备“掘地三尺”，一定会大叫“冤屈”的。

我请顺子尽可能快地再次聚拢大伙儿。虽然这并不容易，分散在各个区居住的老知青，且又刚刚在上个月聚会了一次，再次聚拢大家并不容易。但是我还是希望我的愿望能够早日实现。

好了，有了顺子的电话，我就可以随时找到他们了。太好了，先为造纸厂的同事们一一祷告吧，到了主的时候，他们都会有各自的归属的。我不知他们前面的道路，我连自己的道路也要神一步步导引，至于我所爱的同事们，我只有仰望神的恩典和怜悯了。

好不容易我们才放下了电话。我还在感恩的心境中呢！电话铃声又响了，接过来一听，是仲秋。她终于不需要藉着一个个电话“掘地三尺”来挖我，现在我终于浮出水面了。她高兴，我也高兴。

后记

这篇东西到这儿应该结束了。可是我还想写上几笔，为自己这次被神引导去到新干还福音债，并因此写出这长长的一篇“忏悔录”，把过去的“陈年老账”都翻出来再加几笔。

有人看我写了那么多，差不多四十多万字，真是够多的了。他们要说：“你不是说去新干短宣的吗？你短宣的效果如何？有几个人因着你给他们传福音而信主了呢？”

我知道不少基督徒都会想要知道这一类的问题（数点人数，数点成绩是人类的习惯作法，虽然明知神每一次对数点人数都要管教，但是人还是照样要显摆自己的成绩）。或者他们对神如何引导我不感兴趣，但是工作的果效如何？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其实我也很看好工作的果效，但是我却无法对自己做工的果效有任何判断。

保罗说过：【林前4:3-5】 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各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

这里的论断其实就是判断的意思。我从保罗的讲论中得到一个结论，别说是别人，就是自己暗中的隐情和内心的意愿都无法完全显明，所以我最好是不去判断，只是照着主的吩咐去做主要我做的事，结果如何，那不是我的事。

这次去新干，看到一些事，令我一直放不下来，要常常为之祷告。

第一，郑妤莺一辈子受了那么多苦，至今还在不平不解中继续受苦。我跟她讲耶稣，她不感兴趣。我请她主日陪我一起去礼拜堂听道，她也婉言拒绝。

最可怕的是直到现在，她还在为自己这么个“大美人”嫁给犹如“武大”的丈夫而心怀不平。这种不平成为这个大家庭最大的“病毒”，他们的四个孩子一辈子就在妈妈委屈和爸爸屈辱的阴影下。

我试着帮助郑妤莺从以貌取人的错误中走出来，有一点效果，但不大。因此我要继续为这个家庭来祷告，求主释放这个家庭，让他们在真理之光的指引下得以重建。

第二，在园艺场我见到那时管辖我的湖南老农黄拾根，他现在很惨，妻子儿女都离他而去。

有一次黄拾根生了一场大病，很长时间，想喝一口水都没有人帮助他。他过去对人太“狠毒”了。我在他手下呆过，知道是什么滋味。大家因此都嫌弃他，现在他再也没有权利管人了，他有了需要，也没人肯来管他了。

黄拾根看到我时，一脸的内疚，他以为我会忌恨他。其实我都忘记了过去那些年间的事。我很感恩，对我好的人，我能记住他们，对我不好的人，神让我忘记了他们对我的伤害。看到黄拾根，我只有同情，没有一点怨怪。

那天送我和蒋柏林出来到公路旁候车的刘细毛看我也给了黄拾根一些钱，他十分不解，就忍不住说：“这种人你还同情他呀？他都没把你给害死。你不来骂他一顿就算好了，还给他钱？你们信耶稣的人难道有仇不报？”

我笑着告诉刘细毛：“报仇不是我的事，那是神的事。黄拾根现在已经尝到了当初他对人不和善的苦味了。现在他落魄了，需要帮助。我不看他过去如何？只看他现在需要安慰，需要帮助。我帮不了他，真正能够帮到他的是你们这些周边的人。我请你们多多关心这个孤苦伶仃的老农。”

也许是出于礼貌，刘细毛点头答应我的请求。我知道，刘细毛听到了福音，但他与主还没有关系，他当然不会同情像黄拾根这样的人。我也要为此继续祷告。

第三，村头的民兵队长朱金根现在也老了，当年那种“虎威”不复存在。他对福音还是有心了解的，我给他留下了圣经，希望他能够对永恒的事有追求。

但是，朱金根是受过伤的人，他曾经为了枪支走火被审查许久，甚至给他扣很大很重的政治高帽。现在他年老体弱，又一直没有跳出农门，还在艰辛的农活中觅食。

朱金根看到我，心里很感内疚。他大概认为自己是把我和何继中的关系拆开的“罪魁祸首”。我若这次不来新干，不到村头去看望他，也许他还不觉得自己在我和何继中的关系上有什么错处。看到我特地跑到村头去看他，并对他仍然存感激之心和关怀之意，他很内疚。

我看他被内疚之心压制不得释放，就安慰他说，这不是他的错，上帝没有安排我和何继中成为一家子。况且我现在的家庭很幸福，他不必自责。

然而，朱金根可能还在自责之中。

我回上海后给所有的人寄去在新干为他们拍下的照片，都得到热情洋溢的回电，惟独朱金根没有给我回电。我知道我对他的态度令他有些不知所措。他不给我回电没什么关系，他只要记得我对他说过的话：年纪大了，再也没有时间耗在利益之争、权力之争上了，赶快为永恒做盘算才是。

至于我对他生活上的顾念，我不要他感谢我；只希望他能够好好地寻求真理，得到主耶稣的宝贵救恩。

很多人听了我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我没有带领任何一个人做接受祷告。他们都还需要我为他们认识自己是罪人，认识耶稣基督是惟一的拯救来祷告，我的新干短宣还有下文，很多的下文；还有事工，继续要完成的事工。

从新干回上海后，我把自己写的东西陆续在几个博客和论坛上发表。看得出来，不信主的人相比信主的人对我这篇东西更有兴趣，也更好感。

我看有些信主的人不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他们只是在语言的表述上起了变化。他们看我这篇东西没有在语言的表述上合符他们变化的胃口，就对我横加指责，并抨击我的东西毫无属灵价值。

有一天，我有感动要对这部分人说上几句，就在博客上发了一篇短文，名曰【案卷都展开了】。我要藉着这篇短文告诉那些批评和抨击我的人，我为什么要写这篇东西？至于他们说的所谓属灵价值问题，我有我的看法。

这篇【案卷都展开了】的短文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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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说：【但7:10】 从他面前有火，像河发出。事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

圣经还说：【太12:36】 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

【传12:14】 因为人所作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我深深地知道主的救恩是何其宝贵。如果不是主的救恩，我真不晓得我的案卷，也即我人生的档案里都会有些怎样的记录。非常感谢主将我人生档案中很多犯罪的记录给删除了。

但是我也深知，主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并不意味着他的宝血是廉价的。正因为他的宝血珍贵，我更知道我不能轻忽自己的罪，也就是我人生的档案里那些犯罪的记录。我必须真实地认识到它们的可怕，这才会更加珍惜主给我的宝贵救恩，不将主的血看为平常。

最近我一直在写回忆录，其实人生过往的那些事，原本都在我的案卷里呆着。即使我已经信主了，但并不等于我那些犯罪的记录得到了处理。人是很容易自欺的，有些自己犯过的罪错，根本没有真正的认识，也算不得真正地认罪，就自欺地说主的宝血解决了。结果如何呢？还陷在一大堆的问题里出不来。

我写回忆录，也就是试图自己来把我的档案展开一部分，进行深刻的反思。我若是自己不展开，等到审判大日来临时还得展开，那时就再也没有“改写”的希望了。所以我今天面对自己的过去，那是圣灵的工作。因为【约16:8】 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或者很多基督徒不会同意我这说法。我认识很多人，他们以为只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来到耶稣面前，那些犯罪的记录就不复存在，被一笔勾销了。

如果以此来看宝血的功效，那没错。但是以此来看自己的罪，那就大错特错。

自从我开始写【往事并不如烟】一文后，有些基督徒不看好，甚至有人跟帖说我写的东西没有属灵的价值，大概他（她）若是有权的话，势必将我写的文章从博客里删除出去。

我不知道这些人如何看待属灵和属世？今天我面对这种人和这种事，只能一笑置之。

过去我写的东西或者因为属灵的字眼很多，就被认为有属灵的价值。而今天，我是在为罪、为义、为审判作忏悔呢！我回忆过去，过去我还不信主，我还活在罪恶中，哪来的属灵字眼可以形容我过去不堪回首的属世生活呢？

然而，尽管没有属灵的字眼在我回忆录的字里行间满足那些只会看属灵字眼的肢体们，我令他们大失所望了。我还是没有忽略他们的需要。既然我满足不了他们，我可以介绍他们去看别的博客，那些正在用属灵字眼讲解圣经真理的文章。我但愿这类文章能够满足这类肢体的内心需求，如果他们内心只需求这些的话。

在我看来，我的需求就是蒙圣灵光照，认识自己的罪。同时我的需求也是蒙圣灵指引让我看到主耶稣的义，他为了我来担当我的罪本该自己承受的刑罚。我的需求还有就是认识末日神的审判，我人生的档案会被展开，我档案里的记录会显明出来，作为神审判我的依据，我必须先来为末日审判求神解决我过去犯的罪。

关于我这些需求，不一定非要用属灵的字眼来描绘。更不需要贴上一些所谓属灵的神学标签。

我这些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话，跟加尔文主义无关，也跟阿米念主义无关，跟马丁路德无关，也跟卫斯理约翰无关。跟谁有关呢？只有圣灵。是圣灵来告诉我主耶稣替我做的一切，他可以来涂抹我人生档案里的犯罪记录。所以只跟他有关。

有肢体也许要说：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吗？你怎么就老是盯着自己的过去不放呢？没错，这的确是圣经里的话。但是请你看清楚圣经这段话究竟指的是什么？

【腓3:12】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得着我的或作所要我得的）

【腓3:13】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腓3:14】 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正确地说，我们要忘记的不是过去犯的罪，不去处理它们。我们要忘记的是曾经得到的那些可能会叫我们自满的东西。因为那些叫我们自满的东西不甩掉，会影响到我们更多地得着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然而，曾经犯过的罪错是不会忘记的，也不该忘记的。不会忘记是因为它像影子一般跟随着你，捆绑着你。首先你就要击碎这些捆绑，才能心无旁骛地奔走天路。不该忘记是因为主的救恩将这一切本该有的悲惨后果给解决了，忘记（注意忘记和注重之间的差别）过去从某种意义来讲就意味着背叛；忘记过去你就很容易将神的救恩看为平常。

认识自己究竟错在哪里，并非靠自己苦待自己，而是靠真理的关照。所谓认识自己罪的过程也是认识真理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两天，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决的，有时是我们要终生来认识的一个漫长过程。

我信主已经三十年了，一直没有对文革那段时间自己犯下的罪错有过真正意义的反思。

今年四月份，在神的带领下，我去到阔别四十多年的地方，还我欠下的福音债。我记录了和正在记录自己在那段时间经历的一些往事，也就是在圣灵的光照指引下，掀开自己的人生档案来处理过去的问题。或者也就是再次经历圣经的话：【约16:8】 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当然，这种处理并不是凭我自己，而是在圣经真理的光照指引下。老实说，若不是圣灵的工作，我根本不会认识自己是害人者。我会自怜、自恋地将自己看成是受害者。这样，我将终生在愤愤不平中痛苦地度日，更是无法消除我的案卷中那些我害人的记录。结果你就可想而知，我要接受神的审判，因为我没有自省（自己责备自己）。

有一件事很奇怪，我的回忆录在外邦人的网站里倒是比较看好，而在基督徒的网站里竟会有人起来跟我叫板。这不包括那些不愿理解老一代人生活的青年人，他们不关注文革的事“无可厚非”。

是的，当今的青年人只关心自己，不关心父辈们曾经是怎样生活的。但是，我们岂不是应该知道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的手下，魔鬼的邪恶作为岂不是万变不离其宗，换汤不换药吗？

如果能够这样看问题，那么虽然各人所处的时代不同，应该没有所谓代沟的。我曾经有过的错误价值观和审美观带给我的伤害，同样地有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何不从别人身上获取借鉴和教训呢？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我的过去，我在乎的是通过自己的经历，尤其是现在的回顾和反省，我的档案里那些罪错都会因为我认真地反思和认识得到解决。我在乎的是到那一天，案卷展开了，我档案中的一部分，也就是十年文革中我的所作所为已经得到了主宝血的遮盖和涂抹，这样我就能坦然无惧见我主、我神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