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

前言

前段时间，在凯迪社区的原创文学里发了【爱之家的故事】一贴，这是一篇记录我事工的文字。我以为凯迪的原创文学这个版块比较适合我，读者的流量不大，滚动不是太快。我嘛，只有这点能耐，让我去猫眼发帖是绝对不行的，因我根本对付不了那儿太多的“挑战者”。

几年下来，感觉在原创基地里的老同学们基本上已经容忍了我，他们不再像刚开始那样视我为“神棍”了。虽然不时还有网友戏称我为“基地女唐僧”，但是我能分辨，这话并没有恶意。

就在我发【爱之家的故事】时，有一位网名为吉安路的网友出现在原创里。他的文章写的正是我所熟悉的小城里他所经历过的、也算是我熟悉的一些事件。几乎同时，另有一位名为青原山人的网友也出现了。通过网上沟通，我们知道彼此之间应该不会很陌生，过去是校友，今天是网友，于是，关系开始加密。

清明时节，我们几位基地的同学在江西省吉安市见面了。他们二位是回吉安去扫墓，我呢？我没有亲人葬在吉安，我的亲人都葬在老家余姚，自然去到吉安不像他们那样为要扫墓。

很蹊跷的是，我既没有扫墓的需要，竟会也在清明时节想要回到吉安去。我们几个不约而同来到吉安，绝对不是一次偶遇，我相信这是神的一次奇妙引领。

我去到吉安，是为要参加一次绝对、绝对想不到的会议。

到上海定居已经多年的我，几乎不再想到、也不再向人提起自己在江西那些年间经历的种种往事。可以说是因年代久远记不起来了；然而，更客观地说，是我自己刻意将逝去的往事封存在心灵记忆库的深处了。

吉安路和青原山人两位网友在原创文学里出现，将我记忆深处的东西激活并搜索出一部分来了。

实话说，我对我们的母校白鹭洲中学的印象已经非常模糊，除了叫得出几位非常要好的同学和几位对我如同亲生子女老师的名字外，基本上已经想不起来那段时间的任何人事。然而，离开学校后，在那些年间发生的事，却似乎因着这两位江西的网友出现，渐渐在我心中浮现出来了。

这几年，我没少去过吉安，我儿子亚迪非要选择住到吉安去，于是，我就隔一段时间前去吉安看望他一次。然而，基本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而且都是路过吉安，在那儿下车逗留一两天，专程去吉安的机会几乎没有。

记得每次我乘上去吉安的火车驶过樟树镇后，就会不自觉地走向靠右边的车窗边，不由自主地留意在火车轨道边的“新干园艺场”是否快要到了？当我一看到那块有“新干县大洋洲园艺场”几个字的破旧招牌时，却又会不由自主地别转脑袋，不愿再多看它一眼。

我的这种举止连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我那么想要看到却又害怕看到这个地方？当然，没有谁会理解我的复杂心情，这个地方带给我的伤痛回忆，在世界上是无人知晓的，连跟我生活了一辈子的丈夫也毫不知情。

不止一次我曾审视自己：这种矛盾惆怅心态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是在躲避什么吗？不然，为什么会这样？自感信主后已经蒙神医治了心灵创伤的我，真的很难解释自己的这种反常举止。

自从凯迪的原创基地里出现了两位江西网友后，我觉得自己再也不能逃避了。不能逃避的意思，就是应该勇敢地起来面对。可是我要面对的是什么呢？这是个先要搞搞清楚的问题。

我在江西省新干县呆了十一年。这十一年既是国家经历文革浩劫的十年，也是我这个普通公民刚刚步入社会，处在风华正茂青春时期的年代。如果说，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国民在十年浩劫中经历了无以复加的痛苦历程，当然我也不能幸免。因此可以说，这十一年是我在政治上、情感上和经济上最最痛苦和窘迫的十一年。

或许就是因为这些痛苦，使我有种不堪回首的感觉，使我有不由自主想要丢开忘却的意念。也许由于我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还很深，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然而，我又是一个反传统的人，也许我会认为正确的做法就是忘记它，使自己不再在过去的阴影下怀抱仇恨度日，我应该享受今天，做一个阳光女人。

可是，我总觉得自己这么着不对，那么着也不全对。是啊！忘记它，并不等于没有它，只是将它置入记忆库的深处而已。基督徒都明白，一个人在世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会导致永恒的结果，绝不会说过去就能过去了的。

圣经说：【太12:36-37】 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圣经还说：【林后5:10】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那令人不堪回首的十一年里，我确实受到很深的伤害。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我也曾经将一份深深的伤害给过那些在我生命中与我共同经历过那段时日的人。这一点我由于信耶稣已经有所认识，因而我不能回避。

可是，实际上我却一直在回避那一段时日的经历。或者说，在潜意识里，我想要回避自己给别人曾经带来过的伤害，回避自己那时犯下的过错。我自认为明白这个罪恶的社会带给我极大的伤害，然而，自己也在这个罪恶的社会里投入了一份自己的罪恶，可我却没有力量来思索自己的问题，面对自己的过错。

说得更明确点，那十一年中，我亏欠了跟我在一起的一些人，我欠了他们各样的债。虽然今天我天良的亏欠已经蒙主的宝血洁净，然而，我却在躲闪之中，不敢将自己蒙主救赎的极大恩典亮出来。显然，我欠了新干县那些年间跟我在一起的人一笔债，一笔必须偿还的福音债。

认识这一点并不容易。这个道理我懂，然而，不是真懂。我在每一次经过新干时那种无意识的躲闪，显明出我对自己欠了新干人的福音债并不真懂。现在主藉着两位江西网友的出现，让我回到过去的岁月里，回到过去经历过的事件中，回到一拨拨跟我曾经相处的人群中。虽然仍是在下意识里，但却使我再也不能躲藏自己了。

我对主说：“是该我去新干还福音债的时候了。主啊！我愿意去那儿，我愿意去面对自己那蒙昧无知的过去。我要去告诉那儿的人，过去我不认识真理，不认识真神，一味地怪罪别人伤害我，一味地怨怪自己生不逢时。现在我要向大家禀报：我不怪任何人在那些年间对我的伤害，因为我也曾经伤害过别人。”

到这一步，也即自己认识到并决定要去新干偿还福音债的时刻，我并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和怎样去作？但是我有最聪明最厉害的一着，那就是仰望神的带领。我知道此刻神既感动了我要去做，他必然也会带领我如何去做？

我呢，自己也在思绪中做出一点盘算。今年五月份，我准备去吉安一趟，一则看望母亲和儿子，二则对吉安教会的肢体有点服侍。当然，这次去吉安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去新干县偿还很久前欠下的的这笔很重很重的福音债。

离开新干足足有三十四年了，那儿的人们绝对已经跟我印象中大不一样了。那时大家一个个都是充满了青春活力的青年姑娘和小伙，可现在无可避免地都变成步履艰难的老头老太了。可不吗？我一个七十斤重的苗条女孩，现今变成一百二十多斤的胖老太，别人不都也一样，扛不住岁月的摧残，已经面目全非了吗？

离开新干足足有三十四年了，那儿的环境绝对已经跟我印象中大不一样了。那个小县城过去我只要半小时就可以从东走到西，从南走到北。现在呢？不光是在省道旁有那个小小的汽车站，还开通了火车，有一个像模像样的火车站呢！虽然我一次也不曾下车去看上一眼，可以想象，新干县城的环境也已面目全非了。

是的，我在四十五年前第一次去看到的那个新干，跟时隔四十五年后要去看到的新干，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会感觉它就像我去过的任何一座小城那样吗？这几年我去过很多大都市，也去过很多小城镇，既没有参照也没有比较地看一个地方，那种感觉绝对是很不一样的。

难道我这次去到新干也像去别的地方那样，到了之后，先在火车站或者长途汽车站附近找个旅馆住下，把肚子先喂饱，然后去办事？可是这次我应该不会是像在其他地方那样，以考察性质作访问，这次我要去到的地方是四十五年前的故土。我肯定是有点目标、意图地去到新干的。

只是在这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究竟想要办哪些事，我想要找哪些人办些什么事呢？老实说，真是没底。

有一个人曾经在我的脑海里浮现过。这个人是我距离现在最近的年份里接触到的除了上海知青外，唯一的一个新干人，他就是任新干县文化局局长的邱少云。好像除了他，我已经记不起其他新干人的名字了。

说起邱少云，几乎我这个年纪的人马上就会想到抗美援朝时的一位民族英雄。也许是因为他们同名同姓，我很自然也很容易记住他的名字。

然而，我记得他，不仅因为他与英雄同名，可能还因为他曾经跟我同事，更可能因为他在我离开新干很久后，到上海来找过我。邱少云来上海找我，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在后面的记录中我会提起的。

我不记得自己听谁说起，邱少云在八十年代荣升为新干文化局的局长。我以为，他的身份跟他的名字一样，足可以成为我在新干期间寻求到帮助的人。

我想，到了新干后，我可以先向人打听县委在哪里？找到县委会，我就问文化局在哪里？文化局的人不会不知道邱少云，即便他退休了，他们也定知道他此刻在哪里，他的家也必定在县城，我一定可以在他家找到他。

我心里的盘算都是在两位江西网友跟我聊起文革的事后开始的。自我决定要面对那一段时日的人事后，我一方面仰望神给我的引领，一方面尽可能发掘脑海中原有的关系，准备实施我去新干偿还“福音债”的短宣之旅。

我预备了一本没有启用过的日记本，准备这次短宣所用。我把自己记得起来的人和地点都在日记本里写下，非常遗憾的是，能够记起的人事很少很少。

这天，我又在咬笔杆，竭尽全力想要回忆点什么？突然，家里的座机响了起来。

给我打电话的人是个陌生男子。这人好像刚刚抓起电话，就跟我套近乎地说：“古娜，你猜猜看，我是谁？”

我有点摸不清头脑，谁这样叫我呀？“古娜”的称呼像是对我的，可是又好像没有人会这样叫我。

在我接触到的人中，直呼我名的人本来就不是很多。这部分人中有人叫我“WUNA”，更多的人错叫我“FUNA”，所以在键盘上敲出来时，我名字中的女字偏旁往往变成提手偏旁，也就是“妩娜”变成了“抚娜”。

叫我“古娜”的男子让我猜他是谁？令我一度摸不清头脑。不过，这只是很短的几秒钟，我的反应够快的，马上我对着电话尖叫了起来。“你是邱少云，新干文化局的大局长先生！”

我真佩服自己那一刻的反应灵敏。几十年不见了，我几乎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短短地几秒钟内就猜到了电话那头的人是谁？我当然要佩服自己一把了。不过，我心里清楚地很，那是圣灵的提醒，不是我本领高强。

邱少云怎么也想不明白，我怎么就会猜到是他？感觉电话那头的他，似乎有点得意。可不是吗，若有一个几十年前的同事，一直没有来往，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分辨出是我的声音，我也会很高兴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人家记得你，心中有你，自然会很高兴了。

可是，老实说，我并不记得他，心中也不曾有过他，这回那么快地猜到是他，纯属偶然。那是因为正好这段时间我在考虑去新干还福音债的事，正好我想到了可以先找他，通过他再去实现其他愿望。

我一直对别人说，在基督徒的字典里，没有“偶然”二字。现在我怎么会认为自己在极短的时间内分辨出电话那头的人是邱少云呢？并且为什么我说自己这么快认出他纯属“偶然”呢？

我想，应该这样说，这确实是一次“偶然”事件，但在这次的“偶然”中有“必然”。

什么是这个事件中的“必然”呢？我以为是神的预备。也就是说，神感动我要去新干还福音债，“必然”会给我有所预备。这个预备是我始料未及的，却是神早已计划安排妥当的。

邱少云告诉我，他打电话给我，是邀请我参加四月九号至四月十二号在新干召开的一次会议。

我都没有仔细听这次会议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会议？我知道邱少云是文化局局长，会议内容自然跟文化有关。当他问我可否抽出时间去一趟新干，是否答应参加这个会议时，你可想而知我会怎么回答他了。

“当然，我当然会去，我一定会去。”我二话不说，很爽快地答应了与会的邀请。

我告诉邱少云，如果没有这个会议的邀请，我也准备要去一趟新干的。不过不是四月份，我准备五月初去吉安时，抽空几天去新干看看。自从三十四年前离开新干后，我一次也没回去过。我现在老了，已经年过花甲，应该去那个我度过青春年华的地方看看，不然，以后想去也可能走不动了。

邱少云自然很高兴我答应参会。他告诉我还有哪些人也会来参加这次会议，这些人自然都是我认识的。这次会议号称是“五个一”工程，1、一台戏；2、一本纪念册；3、一个座谈会；4、一张集体照；5、一场联欢会。

他还说，很多县委领导干部都希望我能够参加这次会议，他们特别委派邱少云负责担纲邀请我，请我务必参加会议。他说：“好几位领导都说‘老邱，你一定要设法找到古娜，让她来新干跟我们大家见上一面。’”

邱少云为自己能够顺利联络到我，并且听我愿意参加会议而感到万分高兴。

我告诉他，我也万分高兴，为有这么一次会议的召开而高兴，为即将见到那么多在新干认识的人而高兴。

其实我真的比他还要高兴，因为我知道这次会议的召开绝不是一件毫无意义的“偶然”事件。对我而言，这是上帝早就有所安排的会议。我万分高兴我的想法在上帝的旨意中，我万分高兴上帝已经预备了我去新干的道路。——藉着这次会议，我能够与尽可能多的老同事、老熟人、老朋友见面，与他们分享耶稣基督救恩的信息。

我问到这次会议的一些具体细节要求，参会者需要自己预备点什么？可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至少得有点思想准备才是。我脱离社会已经有些年头了，几乎没有参加过类似的社会活动，必须得先有些资讯，才不至于错了还不知道错在哪儿？就像吃喝之类的事，我不习惯公款吃喝，我要问清楚我该交上多少会费，这样吃起来心里才有平安。

邱少云知道我是基督徒，最后一次我们见面时，是在位于上海静安区陕西北路的怀恩堂。那是我在就读华东神学院时，第一年借怀恩堂作神学院的校舍。我们是在怀恩堂的门房里见的面，他很好奇我现在所从事的“事业”，也因此知道了我们在世界观和价值观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见我直截了当地问及这个敏感话题，邱少云不回避了。他告诉我这次会议不是用公款，每个参会者也有当尽的本分。他说：“参加会议的人每人交会费二百元，你们是老同志，可以不交，也可根据自己的意愿多交一些。”

二百元不过是意思意思，我知道住一晚宾馆，吃一顿饭，都不止二百元。可人家就是这样定的规格，我能怎么样呢？我当然不能怎么样，但可以凭自己的感动，将自己的花费全数交上去。

邱少云说我们老同志可以不交，这句话令我有点惊愕，也有点忍俊不禁。是的，我们这些人已经都老了，已经被称为老同志了。想当年，我是最年轻的一个，现在却也已经六十多岁了。我在教会里现在还被看为是年富力强的传道人，可是在社会上，我已经是老同志了，想到这里，我只能苦笑笑了。

这个电话使我决定提前一个月出行江西。我准备三月底在上海各教会的事工完毕后，立刻去江西。

新干开会的时间连同报名共是四天，但是我决定会前或会后自己一人在新干再多呆几天。殊不知，我在新干整整度过十一年的光阴，不光跟邱少云等文化部门的人一起呆过一段日子，还在另几处地方与另一些人呆过好多年。我得去我所有呆过的地方看看，那些地方也是我要还福音债的地方啊！

当我在我们几处查经小组里谈到自己的江西出行计划时，大家都呆了。没有谁知道我有过这么一段经历，曾经在新干文工团这个演艺圈里混过三年的经历。现在我突然告诉大家，我要去自己下放过的地\方还福音债，这一点大家都觉得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可是当我说到神给我预备了参加一次会议的机会来还福音债时，好几个人都惊呆了。

如果不是最近发生的事，吉安路网友和青原山人网友的出现，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我自己也几乎不记得做过三年演员，从事过三年的舞台生涯。那些日子固然很痛苦，很特别，但因我以后的日子并没有变得稍为平淡、平凡一些，故此那几年轰轰烈烈的演艺生涯都被我有意无意地淡忘了。

我这一辈子有过很多不平常的三年：三年的演艺生涯；三年的神学造就；三年的监狱磨炼——也许我从事过的学生、工人、农民和商人的经历都不算什么特别的经历，很多人跟我一样，都经历过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改天换地的生活，也都经历过工厂里革命生产两不误的生活，还有就是十年寒窗苦读，还有就是打拼淘金等……

可能大家都有过学工学农的共同人生经历，但是却很少有人像我一样，演过三年的戏，读过三年的神学，还吃过三年官司……这可绝对是非同凡响的人生经历。我信主后，不太跟别人讲我的过去，基督徒在一起常常是面对现在，展望将来，有意无意地就将过去那些非同凡响的经历封存起来了。

现在主感动我起来面对我的过去，也预备我的环境去偿还我欠下的福音债。

我对周边的基督徒讲起了自己以前的事情，他们惊讶，我也诧异。感谢主，因为我已经预备好了，那些往事是到该处理和面对的时候了。

第一部 梨园生涯——新干文工团

六五年的秋天，吉安“专采”（吉安专区采茶剧团）的宁美君导演把我们四个吉安孩子带到了新干。

宁导演是我妈妈的朋友。那时她刚接到调令，从吉安专采调到新干剧团去，她问我妈妈要不要把我给带过去？

后来我从妈妈口中知道，当时宁导演从一个演员变成一个导演，并不是一种提升。宁导演的丈夫是吉安专署的专员，他们夫妻关系很僵。大概是上级领导刻意安排的，让宁美君离开吉安、离开丈夫去到新干，表面上给她升职，从普通演员升为导演，其实是让这对冤家夫妻分开的一种冷处理。

我那时正处在非常时期。虽然我很会读书，到每个学校都被视为学习尖子。但是这不是我的前途，我的前途已经被“反动官僚子女”这顶巨大的政治高帽给压垮、给断送了。

从小学升中学开始，我就知道自己是个毫无前途的人。

记得小学的班主任老师为了我升上中学，跑到教育局据理力争的那番话：“赵妩娜这么好的学生，怎么可以剥夺她读书的机会呢？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啊！你们无论如何也得让她读上中学啊！”

我的录取通知单一直被扣押着不下发，直到快要开学了才收到。

越来越严峻的政治形势，使我妈妈不得不为我做一番另类的盘算。跟宁美君导演去新干，实现我的舞台梦，大概算是那个时候最好的安排了。

我确实曾经有过舞台梦，我喜欢文艺，虽然我更喜欢文学，但是舞台表演也是我喜欢的一项。

那个时候，舞台上出现的都是一些对我们十几岁的女孩子来说很具魅力的英模形象。我记得自己常常被歌剧里的江姐和韩英，红霞和姗妹所迷恋，幻想自己就是她们。

那段时日，我不但学习成绩拔尖，文体活动也踊跃参加。我会背诵几乎所有歌剧【江姐】、【洪湖赤卫队】、【红霞】、【红珊瑚】里的唱段，我还会“手拿碟儿敲起来”……。

我不但看电影，看戏剧，也去剧团看排练。

妈妈那时在专区人民医院的行政部门工作，她自己不是搞文艺出身的，但是她的朋友很多都在文艺界，因此我有不少机会跟这些人和他们的孩子在一起。有时我在他们的排练现场，看他们排演，常常幻想有一天也能在舞台上像他们一样展示自己的表演才华。

其实我并没有舞台表演的才华，可我以为自己有。

记得在白鹭洲中学时，我担任过一个学期的文艺部长，也参加过很多次文艺演出。然而自感在舞台上时，压力会很大，集体舞的动作往往跟不上，有时候还会出洋相。

有一次，吉安高中举行诗歌朗诵比赛，我是一名参赛者。赛前很多天我就开始紧张，总觉得自己到时会出丑。那天轮到我上台了，没有人看到我的双脚在发抖，可我知道自己的心和脚都抖抖索索的。上了舞台，不知道是否因闭着眼的缘故，没看到地上麦克风的线，一上去就被绊了一跤。当我尴尬地爬起来时，全场的同学都哈哈大笑起来。

可想而知我当时那副窘态了。我既有怯场的毛病，其实，只要不把自己放在会出洋相的地步就是了。可是，我仍然不甘从文艺部长的位置上下来。现在我想，大概我的性情中很有那么些喜欢在人前突出自己，也就是一般意义上说的爱出风头的特质。

记得那时我很羡慕几个女同学，她们在舞台上表演很是到位，很是潇洒，就像比我高年级的同学陈萍和秀卿、芳卿等，她们在舞台上的表演非常美妙。可我在舞台上却总是别别扭扭的，还不愿意被人小瞧。

我以为自己学习成绩很好，必然也会有表演的才干。我想把所有的天分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虽然自己因为出身问题成为时代的弃儿，可我还想在众人的目光之下，被人喜爱，甚至敬仰。

母亲对自己的女儿不太了解和关注，她更不知道我的小脑瓜里整天在想什么？那时，在单位，甚至在吉安市，母亲都算是个用现在的话来说明星一类的人物。然而，对自己的历史问题，好像她还不如我这个小女孩感受到那么多的耻辱和痛苦。

母亲见我在学校里又当文艺部长，又当校广播员，想当然地以为我身上有很多文艺细胞，是个做演员的料。当宁导演调到新干去，问她要不要把我带去？就二话没说，同意宁导演把我带到新干了。

第一章   错入梨园

这次我见到新干文工团的老同事们，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自嘲“入错了行”。

大家无一例外，客气地说：“哪里？哪里？要不是正好遇到文化大革命，你完全有可能在文艺界出人头地的。”——笑话，根本不可能。再说，我现在根本就不想要出人头地了，我很感谢主，我终于进到主在我身上的计划和旨意中。

从新干回到吉安妹妹的家中，讲起自己当年入错行的事，妹妹说：“那时去新干剧团可是你想要从事的文化事业唯一的路啊！你想当记者，想作编辑，根本不可能。我们这种出身的人连大学都别想进去，更不可能从事文化系统的工作。除非你去工厂当工人，下放到农村去当新时代的农民。不然，还有什么出路？”

妹妹说的对，那时的政治形势哪里容得我们有自己的选择？哪里容得我们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喜好择业？我妈妈在那个年代中，在同样的政治背景下，算是路道粗的一个人。正因为她认识的人多，我才有机会被宁美君导演看中，带到新干去，未经考试就成了新干文工团的一名演员。

那时的新干文工团还不叫文工团，叫“新干采茶剧团”。改为“新干文工团”是我去那儿不久，在文革时改名的。

采茶剧是一种地方剧种。在江西，当时有两个影响最大的地方剧种，一个是“赣剧”，另一个就是“采茶剧”。

我记得六十年代初期，很多地方剧种拍成了电影。妈妈跟电影公司的“舅舅”（其实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是我妈妈一个朋友）常常带我去看电影。那时候有越剧【红楼梦】和【追鱼】，我是看了又看，此外，赣剧【还魂记】也是我看了很多遍的。

我喜欢越剧，因为我的亲舅舅朱铿是上海越剧院的编导。有一段时间，我住在舅舅位于静安区“陕南邨”的家中。舅舅的居家“陕南邨”，当时是上海文艺界的人士聚集居住之地。朱铿舅舅和我的第一任舅妈，原在上海滑稽剧团从业的演员朱茵，是使我对地方剧种产生好感的早年启蒙者。

相比起来，采茶剧不是那么有名。采茶剧好像没有什么剧目拍过电影，我记得在江西的地方剧种中，拍成电影的只有赣剧【还魂记】。我之所以还记得这些，是因为里面的男女主角是由潘凤霞和童庆礽这对夫妇主演，他们虽不很出名，可他们的儿子——体操运动员童非——却很出名。

现代人可能对潘凤霞和童庆礽这对赣剧明星都没有印象，但是对童非一定都会有印象。祖籍在江西省峡江县的国家优秀体操运动员童非，在国际比赛中多次获得世界冠、亚军，是男子团体世界冠军队——中国队的主力，童非与李宁并称为风格各异的“双子星座”。

那时还有一个地方剧种被拍成电影，就是豫剧【朝阳沟】。这大概就是我还能记得起的仅有的一些戏剧片段了。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宁美君导演带着我和陈冲、勒小荷以及一名叫方克成的小男孩来到新干。我们四个孩子的家都在吉安市，同一天时间从吉安市来到新干县，同被破格录取，成为一名戏剧演员。

我们四人中属方克成最年幼，他是五二年生的。那时他的个子很小，在新干剧团众多的演员中，就像一颗一直滚动着的小“黄豆”。勒小荷比我和陈冲大一岁，可是她看上去却比我们小许多，有点像是个少先队员。小荷对自己发育不够健全的身体是这样解释的：我是早产儿，才六个月就被生下来。若不是妈妈是医院职工，我就没命了。

我和陈冲同年，按月份来讲我比她还大几个月，但是陈冲却显得比我老练稳重。因此新干剧团的演职员工都认为我们四人当中，陈冲最大，方克成最小。

其他三位一来到剧团，立刻显出他们的表演天赋。而我这个起初被认为最有前途，马上就能够上戏台的人，却令所有人感到极其失望。毫无疑问，我是一个绣花枕头，外表好看，里面稻草一堆。

我自己呢？原以为登上戏台，立马可以成为一个女英雄。我要的是那种女英雄的感觉，却并不知道这个感觉来之不易。

由于没有任何功底，我站在戏台上，身子是漂浮的，左右摇摆，一点也立不住“桩”。我不知道如果我成为一个电影演员，是否也要苦练功段站得住“桩”？也许电影演员不像戏剧演员，身段的功夫一点也不能马虎。

于是，练功成了我最大的痛苦。

我的师傅是新干采茶剧团的女一号，不过她不是“花旦”，而是“青衣”。她一开始看中我，也许是因为我的气质不错，我那目空一切的气质使师傅错看我是个可塑之才。从表象看，好像我是个很自信的人，绝对不把困难放在眼中的人。我自己也一度以为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难倒我。

然而，真实情况绝非如此。

首先，我的嗓子是成为一个采茶剧的好演员最大的阻碍。我不知道别的地方剧种是否也只能容忍民族歌喉的嗓音？反正在新干剧团，我的嗓音很不被看好。大家都认为我是个“左嗓子”，意思是说，我的嗓音更适合美声唱法。总之，练嗓时，师傅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无论我怎样努力，她都不满意。

其次，练腰功、腿功几乎要了我的命。你想想看，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半路出家学唱戏，虽不能说全身筋骨都已邦邦硬，可也不是那种说下腰就能够成弓形，说踢腿就能够到头顶的呀！

师傅不愿意费时间为我陪练，就把我交给负责灯光布景的老柄师。老柄对我表面客气，下手可厉害了。他不顾我痛得哇哇直叫，硬是将我当成个布娃娃，想要直就直，想要弯就弯。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更为可怕的是“泐大顶”。这种“倒立”的活儿对某些人而言，一点都不难。跟我同去的另三人，他们可以一直“倒立”很久不下来。我呢，抬腿蹬上去时，就抖抖索索的，上去后，我的两手撑住身体总是感到力量不支，整个人“倒立”着，看上去就摇摇晃晃的，随时可能掉下来。

为了对付我，老柄师想出一辙，就是点蜡烛。估计一根蜡烛点上后，至少要半小时才燃尽。这岂不是要我的命吗？我倒立着能够支持一刻钟就不错了，让我半小时倒立着不下来，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可是，老柄师严格按照我师傅的要求待我，不让我给自己“放马”，看我手已经哆嗦个不停，还是忍心不让我下来。

没有办法，实在撑不下去了，我就不顾摔得鼻青脸肿，由着身体倒立着劈头盖脸地倒在地上。这样倒地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了，是人，总该相信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可能宁愿自己摔得鼻青脸肿，也不坚持下去呢？可是我的师傅非说我是故意这样，是为要反抗练功，是为了不愿吃苦，才故意让自己摔在地上的。

记得那时候，我恨死了师傅。

我的师傅长着一张长脸，别人送给她一个十分不雅的绰号——“马婆”，也就是马脸的意思。“马婆”并不是剧团的人给她的绰号，她在剧团是说一不二的好角色，没人敢给她取这种不雅的绰号。据说是观众送给她的。整个新干县的老百姓，都认为“马婆”戏演得好，扮啥像啥。非常可惜，师傅没有得到一个好听的绰号。

师傅一开始收我为徒，指望我为她脸上增光。可是我不光不是唱戏的料，更令她不能容忍的是我吃不起苦。别人练功时不敢喊一声苦，我却常常怨声载道。于是，她不再在我身上费工夫，干脆把我交给老柄师不管不顾了。

刚进剧团时，不光是练功很辛苦，更为辛苦的事是挑着戏担下乡演出。

“忆往昔，峥嵘岁月，我们青春年少，踌躇满志……双脚走遍新干的村村寨寨，扁担挑行家乡的山山水水……”从这次发给我们的致新干采茶剧团团友信的措辞中，就可以看出那时我们的生活、工作情状了。

我们四个刚刚从城市来到乡镇的少年人，哪里受得起挑着戏担行李一走就是半天山路的苦楚？

相比起来，我比他们三人更不如。方克成年龄小，个子小，大家都看他是个孩子，相对来说，照顾他就多些。勒小荷是早产儿，也是小个子，同样容易博得人的同情。我和陈冲的命就没有那么好了。尤其是我，当年算是个“傻大个”，我发育的早，比别的同龄人个子大。可是，我却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废物，别提有多遭人讨厌了。

刚刚进剧团时，我感到很不满足。且不说练功的苦楚了，就是演戏，也没有一个剧目是我喜欢的。我喜欢什么剧目呢？不是古装戏，而是现代戏。虽然我看过很多古装地方剧目，但是在舞台上表演的古装戏，却一点也不喜欢。

我盼望自己进到新干剧团后，也能够担纲几个角色。我想演的是那些角色呢？当然是江姐、韩英之类的英雄角色了。我在学校里就会唱所有歌剧【江姐】的唱段，盼望着有一天我也能够站在舞台上，披一件红色羊毛衫，穿一袭蓝色旗袍，带一条白色长围巾，在台上气度轩然地高歌：

“看长江——看长江，战歌掀起千重浪；

望山城——红灯闪闪雾茫茫，红灯闪闪雾茫茫。

一颗心，似江水奔腾激荡；

乘江风、破浓雾，飞向远方——

飞向高高华蓥山，飞向巍巍青松岗；

岗上的红旗招手笑，唤我快把征途上，快把征途上——

上征途、挥刀枪，巴山蜀水要解放；

带去山城星星火，让川北——遍地腾烈焰、满天闪红光。

今日告别雾重庆，乌云层层夜未央；

待等明朝归来时，迎回一轮红太阳。

待等明朝归来时，迎回一轮红太阳。”……

这就是我的理想，这就是我为什么想要做一个演员？我希望自己的舞台形象就是女英雄江姐的形象，可是来到新干剧团后，发现现实距离我的理想太远太远了。

首先，剧团很少排大型剧目，原因是剧团演出地点常常不是城市的大舞台，而是乡村的小舞台。观众也不是城市里像我一样的热爱英雄、有英雄情愫的一批人；而是一些喜欢用地方方言打情骂俏那种搞笑剧目的老百姓。

我担任的第一个主角，是一个小舞台剧“赶猪”的女一号。

【赶猪】是一部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剧目，当然也有点爱情内容的穿插。主题是新旧思想在一对父女之间的矛盾纠葛。女主角名叫赵迎春，我扮演第一个角色就是那个跟我同姓的赵迎春，我跟另一位青年演员杨玉林同台，（大家叫他八伢子，非常令人痛心，前两年他因肝癌离世了）他演父亲，我演女儿。

可怜的我，那时站在舞台上，就像站在针毡上那么不自在。

我必须在导演规定的位置上，唱着小曲儿、就着锣鼓点子挪动每一步，一定得在导演规定的位置上。我从后台就着锣鼓点子走向前台，一边打着手势，一边走着台步，而且口里还得唱着：

“晴朗的天空，万里无云，东庄走来我赵迎春；

我有事要往那五里屯呀，一路上观不尽公社的美景……”。

我的天，这里哪有什么公社的美景呀？现实是我不得不跟大家一样，挑着戏担行李，非常吃力地从这村走到那村。从“东庄”走到“五里屯”辛苦的体验倒是真不少，可我却从来没有一份“观不尽公社的美景”的闲情逸致过。

每次下乡演出，我都累坏了，在极度的体力压力之下，我根本就体会不到剧中主角赵迎春心中的那份喜悦之情。我的脸，跟我的心一样，很累很紧张，在舞台上表现出来的也就是很累很紧张的样子。我甚至根本无法踩在点子上，该亮相时不亮相，该云步时不挪动，总之糟透了，别人感觉糟，我也感觉糟。

打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离开剧团从事别的岗位工作后，还常常会想起剧团下乡演出时的艰辛生活，那是没有体验过的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的一种艰辛。后来我观看类似【舞台姐妹】等文艺片时，看到那些剧目中挑着戏担下乡巡演的情景，就会触景生情，无限感慨。哎，没有经历过这种场景的人，会觉得这种生活很好玩，而且很风光，你来试试，就知道是什么滋味了，累不死你才怪！

去农村巡演的“过界”是最辛苦的一件事了。所谓过界，就是从刚演过的地方走向下一处准备演出的地方。先由负责联络人打前站，去联系好下一站的哪个公社哪个大队。确定好在什么地方搭舞台，确定好由哪些农户接待演职员工的吃住等事宜。基本上都在距离上一站不远的地方，彼此间隔大约五里到十里的距离。

每一站演出大概是三到四场，也就是说，隔个三四天就得过一次界。过去没有交通工具，靠的是步行；过去没有柏油沥青马路，走的是山间小路和田埂小路。各人除了自带被褥行李，还要分担演出时用的服装、道具以及灯光、布景的戏担。

我们几个刚刚进团的小年轻，能够对付自己的行李都已经不错了，哪里还可能分担戏担的重量呢？一副副装满服装道具的戏担可沉了，都不下于一百斤，这哪是我们能够肩负的重荷啊！于是，我们便很不被看好，被看做是剧团的累赘。尤其是我，演戏不行，挑戏担又没力，于是成了新干剧团的头号累赘。

如果那时我稍稍谦卑一点，可能日子会好过点；可是我天生那副清高孤傲的样子，看着就令人不舒服。别人告诉我要怎样对师傅讲话，我不但不听，还露出一副不屑的面孔，好像没有必要这么做。

分管我的师傅“马婆”在剧团可是说一不二的角色。她有资本，一来会演戏，二来嫁了一个好老公。

我最不屑的不是她那身为“名角”不可一世的狂妄。我虽然初出茅庐，至少还懂得要尊重业务水平高的人。我的不屑是看不起她所谓的好老公，那个男人的那副长相，尤其是那种德性，再加上师傅依仗他的得意劲，最令我不齿了。

师傅的老公跟她同姓，大家都叫他郑股长。其实他不过是个副股长，但是姓得好，就变成正股长了。

这原本也没什么，可是这位股长先生比局长还会耍威风了。偏偏他就职的单位也够威风的，在县公安局。那年头，在公安局工作就像是掌握了人的生杀大权，他自己不威风，别人也千方百计要给他树立威风。

我那时刚刚离开家庭，进入社会，对这个初初涉足的未知世界，其实内心是充满恐惧战兢的。但我是个好强的人，再怎么内心恐惧战兢，表面上也装成满不在乎。

这次去到新干，见到原新干剧团的团友们，男男女女无一不说：“那时的古娜真是个胆子大、见识广的女孩子，不像我们这些人，胆小得连树叶掉下来都害怕会砸死。”

他们哪里晓得，我表面显明出来的所谓胆大，其实是装出来的。我的骄傲是所谓胆大的一种表象，我内心非常惧怕师傅，看到她那严厉的样子，再想到她后面还有一个掌握我生杀大权的老公，暗地里常常有不寒而栗的恐惧感。然而，我很会伪装，表面却是一副不羁的样子。

那时剧团所有的人都住在一处。一座看上去更像是一座寺庙的院落，当时住了全剧团差不多五十余人和他们的亲属。

由于每天清晨要早起练功，所以不用剧团规定，演员们都只能是住在剧团里。这所“庙”，既是宿舍，又是练功房和排练厅。除了到彩排的时刻，全体演职员工去到隔了一条小巷的剧院里彩排外，除了下乡演出外，这所“庙”竟然是五十多人的居家生活和工作打拼的全部处所。

住在剧团里的人大多数是单身，很多人像我一样，还是初出茅庐的青年姑娘和小伙，都还没有结婚；有些结了婚的人，配偶也在乡下或在外单位。少有像师傅那样的，全家都住在剧团的“庙”里。

仔细想想，师傅家的情况明摆着，也只能是这样了。她是主角，在剧团里是挑大梁的，却已经有了两个小不点的孩子。那年头，很少有人请得起保姆带孩子，长辈帮带孩子的情况也不多。那年头，每个父母的都有好些个孩子，基本上顾不上带隔代孩子。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做师傅丈夫的人，就不得不下班后在第一时间回到位于剧团的家，帮助在剧团挑大梁的妻子照看孩子了。

到了下乡的时候，师傅的丈夫——尊敬的股长大人——自然不可能跟着她下乡帮忙分担家务，于是，师傅家一个“小不点”的妹妹，就随剧团下乡帮姐姐带孩子，跟着我们一起穿山越岭，到处巡演。

那段时日，剧团的人比家人还亲，二十四小时呆在一起。住在一起的人，自然会有很多接触点和摩擦点，这就是直到如今我还难以忘怀、并且对师傅和她的股长丈夫多是负面印象的原因之一吧？

我一点都不畏惧团长，也不畏惧管我练功的老柄师，内心却畏惧师傅，还有她的老公——那个掌握剧团演职员工命脉的丈夫。看他从我身边经过，就会全身起鸡皮疙瘩。

团长是个爱才的人，我虽然在戏台上看不出是个前途无量的人，但是身兼团长和编导的洪光荣先生却从我的几篇小文里，发现我有潜力，他看我为一个可塑的作“编导”的材料；我记得有一次，洪团长鼓励我写一些短小的剧目，他说能通过的话，可以安排排练并演出。可惜后来紧锣密鼓展开的文化大革命，将我这条通往“编导”的路给掐死了。

那时跟我接触多的人中，可算是老柄师了。老柄师是个善良的人，虽然师傅让他管我练功，他不能不盯我紧点，对我要求严格点，但是他对我很善意。我知道他对我严格是出于好意，他希望我在戏台上能够出人头地，别被人看不起。

此外，老柄师还让我跟他学习做舞台效果。那时，我们每个人都要担任一两项演出之外的事物，有人管服装，有人管道具，老柄师让我跟他一起，负责舞台效果。

然而，那时候做舞台效果的方式非常原始。我常常因为害怕被简单的“火枪”砸响的火药溅到自己身上、尤其是溅到眼睛，心里很是紧张。这一紧张，舞台效果肯定受影响，该响的时候不响，剧情发展到不该响时反而响了。为此我挨了不少尅。老柄师也被连累，怪他没有带好我。

“马婆”师傅不是善良之辈。也许是她在剧团的地位决定了她的人品，或许她觉得自己的丈夫不光是公安局的一个股长，也理应肩负着一项更神圣的使命，把剧团的政治思想工作搞好的缘故，她比团长还厉害，团长都不得不看她的眼色行事。就因这一点，使我对她特别反感。我分给她直接带，也不想学聪明点来讨好她，使自己的日子好过些。

我总感觉师傅的丈夫当时住在剧团里，除了解决他们家庭的难处外，还真负有一定的使命！师傅常常吊在嘴巴里的一句话我可忘不了：“你们呀！可别演牛鬼蛇神演多了，一不当心，都变成牛鬼蛇神了。”——看来，她丈夫的使命之一就是盯着大家看，看有哪些演员已经属于牛鬼蛇神之列了。

师傅出身好，业务也好，在剧团是不多见的。剧团里大凡业务好的一些演员，不知怎的，出身都不太好。就像男一号的杨安陆，他戏演得可好了，演【红色娘子军】里的党代表洪常青，那可是一点也不逊色于电影演员王心刚，扮相也不比王心刚差。然而，很可惜他出生于地主家庭，在剧团里只得做个唯唯诺诺的人。

我呢？不用多说，我的家庭出身在剧团里可是坏到数一数二的地步了。别人最多是地主、富农的儿女，可我是反对军阀的子女，还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像我这种人，本该更是唯唯诺诺了，偏偏我不，我就像师傅那样，说起话来从不低三下四，对任何人都毫不恭维。

其实，这并不是我对人没有礼貌，不讲道理，我只是缺少出身不好的子女那种该有的自卑。老实说，我其实有自卑感，但我没有流露出来。因为我知道这种自卑感流露出来的话，非但得不到同情，反而越加招致仇恨打击。别人已经不把我们当人看了，我不想自己看不起自己。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检讨自己的内心真实光景。那年头，虽然我们出身不好的人在政治上倍受打击，可是我骨子里却很骄傲。表面的骄傲和内心的自卑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在我的心灵深处埋藏非常可怕的苦毒。

我因为父亲当年曾经是国民党的团长，可说是受尽了屈辱。但老实说，我内心却一点也不恨他。我父亲早就死了，他被政府镇压枪毙了，我对他没有丝毫印象，为什么我要恨他呢？

我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内心责怪父母害了自己，虽然我也曾有过一些过激的行为（在文革中被迫写声明与母亲划清界限脱离母女关系），但内心从不曾恨过我的父亲。我想，这是因为我听长辈私下里讲到过父亲是怎样一个人的缘故。

我记忆中有一次姨妈和舅舅看到我时，他们都忍不住感叹说：“妩娜太像她父亲了！可惜了她父亲这个才子，双手挥毫，双手握抢，真是少有的文武双全的大才子，却英年早逝了。”

你想，一个孩子听到这种话会有怎样的感受？反正当我知道父亲在亲戚眼中是个这么有本事的人后，我不恨他了。我觉得有本事的人不应该遭恨，尤其他是我的父亲，更尤其是我很像他。如果我恨他，岂不是恨我自己了吗？

我不想恨自己，我觉得自己很不错，有德又有才，很不错。干吗要恨自己呢？我不过生不逢时而已，如果我不是在这种政治出身不好必受歧视的社会背景下，不定会怎样的出人头地，人们看到我不定会把我视为女中豪杰呢！

这也许就是与我们对立的阶级说我们这种人有“杀父之仇”的逻辑推理吧！我虽然没有仇恨之心，但是父亲被杀，我不觉得一定要为此感到羞耻，甘愿承受一种羞辱，并把自己放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地位上。

现在我知道了，我的这种感觉，其实本质上表现出来的还是我骨子里那骄傲的罪性。

由于我出身不好，且又不甘心唯唯诺诺地做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会遭遇什么？就可想而之了。师傅当然不会以我出身不好、却又那么清高这一点来定我的罪，来“杀我的威风”。她这点聪明还是有的，这个剧团五十多号人，出身好的人不到十个。以出身不好为由来治我，别人虽然嘴里不说什么，心里还是会对她有看法甚至抱有敌意的。

她对付我最好的办法就是骂我、也竭力地证明我是个不求上进，怕苦怕累的资产阶级臭小姐。

我呢？确实有她讲的这些方面的问题。可是，我愿意吗？我也希望自己能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呀！可是我能背负的就只有这么多，让我背负我无法背负的重担，当然是十分困难的事了。

于是，我就在这种煎熬着度日，在人间我过的是“炼狱”里的生活。

不下乡的时候，我的“炼狱”是受师傅和老柄师在练功时刻对我严厉的训责和压迫（压腿和迫顶），我常常被搞得焦头烂额，甚至鼻青脸肿；下乡的时候，每次过界就成了我的“炼狱”，别人都走到一里多外，几乎见不到人影了，我还担着行李“褃哧褃哧”地走着，走着……

每次到过界的日子，我心里都害怕极了，怕前头走得快的人丢下我不管。好像我就要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野村路上被弃了。我的理智告诉我不可能，他们不会真的把我一个人丢弃不管，只是以此来治治我，让我明白自己是个没用的家伙，台上台下都没用，是个只会吃饭，啥事也干不了的废物。

可我还是害怕，看到别人都走远了，我害怕；遇到岔路口时，我不知道自己该选择那条路去追寻他们？我更是害怕。我想快点走，赶上队伍，然而，肩上的重担又不堪负荷……无数次我的心在滴血，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满怀着理想和憧憬来到新干这间小剧团里，却是苦度着艰难的时日。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我入错行了？如果我不听从妈妈的意见，不跟着宁导演来新干，也许就不会受这么多苦了。别人都以为我找到一个好职业，成了一名女孩子都会羡慕的女演员，我的梦想也成真了。可是，我为什么一点也不快乐，反倒是充满了孤单和痛苦的感觉呢？

莫非我真是入错行了？

第二章   懵懂少女

我不知道，若不是接踵而来，一搞就是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我是不是真的就如同大家现在说的，兴许也能在文艺界出人头地、大施拳脚呢？不过，我现在的答案是——不会。

文革对我而言，另有一层特别的意义，那就是扳转了我的脚步，使我有机会重新书写我的人生。

我现在完全相信圣经上诗人所说的：【诗139:13-16】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这话的意思不信耶稣的人是无法明白的。就是说，你人生经历的下一步岁月，对神而言，并不是未来式。也许对我们渺小的人类来说，大家都不知明日会如何？但是神在至高之处，他既对我们的过去了如指掌，对我们的未来也都尽知。当然他不会强逼你走他喜悦的道路，但他却会为你预备道路。你若行走在他预备的道路上，必定会有个精彩的人生。

可惜那时候我不明白，我以为自己可以书写自己的人生。虽然我生不逢时，虽然我怀才不遇，但是我仍然可以不甘于命运的屈辱，我要抗争，为自己遭遇到的不平等而抗争。

然而，你想，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她靠什么来跟这个不平等的世道抗争呢？

是啊！也许我确实是入错了行，我的强项在新干剧团实在难以发挥。我内心有很多予以表达的意念，却无法在舞台上以戏剧的形式表达出来。我内心深处的那【英雄与英雄崇拜】的情愫，看来真无法通过戏剧舞台来展示。

说来很少有人会相信，一个小女孩，只读到小学二年级的女孩，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本卡莱尔著的【英雄与英雄宗拜】一书，竟然费尽脑汁拼命想要读懂这本书。结果当然是读不懂，然而，我仿佛明白了书名是什么意思？我以一个十来岁的女孩特有的解读方式来看待这个时代的英雄，并崇拜着这个时代的英雄。

我对英雄的定义是为了自己崇高的理想，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的人。教科书里的革命烈士们当然就是英雄，文艺作品中的江姐和洪常青们当然就是英雄。我要像他们那样活着，也愿意像他们那样死去。

我们所处的时代，能够提供给我们做英雄的机会实在不多。既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让你去参战，也没有青面獠牙的敌人供你去抵抗。周围整日就是一批为裹肚腹而辛劳的人们，他们没有理想和抱负，只有生存的本能。这些个在舞台上创造英雄形象的人，在舞台下，真是小人又小人。

其实，我自己何尝不是如此。整天陶醉在英雄的梦幻中，事到临头却连小人都不如。我还不如我师傅的小妹，她比我小四五岁呢！却能够跟着姐姐到处过扁担、行李、孩子、尿布的生活。我当时不理解这个小女孩为什么不去读书？为什么没有抱负？为什么把自己大好的时光荒废在姐姐的孩子们身上。

【英雄与英雄崇拜】这本对我而言似懂非懂的书籍，在我的人生中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往好里说，它使我产生了一种英雄情结，带领我追求积极向上的人生。往坏里说，给了我生命的意义非常负面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不觉得生命是宝贵的。我认为，如果我的人生不能像英雄般地活着，那么苟活的生命就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那就不如死去。

你看到我这个懵懂少女对生命的极端看法了，所幸的是在一次剧团意外事件中得到些微纠正。

前面说过，刚进剧团时，我非常渴望剧团演出大型剧目，渴望自己在大型剧目中成为英雄女一号。然而，差不多半年之久，剧团除了在县城排戏外，都是下乡演出。——文化局有规定，县级剧团每年下乡演出的时间不能少于半年。

好不容易等到了排大型戏的日子了。有一个当时几乎每个剧团都在排的剧目在新干剧团上演了，它就是应景剧目——【焦裕禄】。这个剧目女性的戏份不多，主要演员基本上都是男性。

杨安陆毫无疑问是扮演焦裕禄的A角，这种角色非他莫属。不知何时，剧团也开始启用青年演员担任戏份很重的角色了。这次【焦裕禄】的主角，不但安排有杨安陆，还确立了姚理汝为焦裕禄的B角。

姚理汝比我大不了几岁。他出身于贫下中农，有一个哥哥在部队当连长。他可是新干剧团少有的军属！我想，领导定是有意培养他成为剧团台柱的，总不会一直让杨安陆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霸占剧团的台柱位置不放的。

姚理汝得到焦裕禄的B角后，很努力。排练时他从不缺席，即使是杨安陆排戏时，他也不离不弃地守着，想要多挖点戏路出来。杨安陆当然也很耐心地指教他，不然，一定大帽子压下来，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

当时【焦裕禄】的剧本中有一句台词，好像说是：“若我不幸倒下了，请将我埋沙丘上。”（原文记不清楚，大致意思如此）

我记得自己那时看姚理汝如此投入排练中，就开玩笑说：“那么认真，觉也不睡啊！倒下了怎么办？”姚理汝用玩笑话回答我说：“若我不幸倒下了，请将我埋舞台上。”——他这是将焦裕禄的台词篡改了应对我呢！

我万万没想到，一句玩笑话竟会成真。谁都不曾料到，会有一个演员，一个无疾无病的青年演员，真的会倒在舞台上再也没有起来。

忘不了那一天，我们在安源煤矿演出的那一天，姚理汝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倒在舞台上，再也没起来。

现在想想，我之所以别的事都忘得差不多了，唯独还记得这件事，一方面固然是这件事非常大，非常震撼，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一个人好端端地就这样没了；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发生这件事的地点是在安源煤矿。

对中国近代史稍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组织的一场大型的罢工运动。

1920年代安源路矿（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有一万多工人，加上几千个失业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不久，毛泽东、李立三等人两次来到安源了解情况。李立三留下来了，在安源组织工人，发展党员。1922年五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

1922年九月，江西的安源路矿当局拒绝发放长期拖欠的工人工资，并试图解散工人俱乐部。这时候，毛泽东、刘少奇赶到安源，准备领导工人罢工。九月十二日深夜，李立三为总指挥、刘少奇为俱乐部全权代表，领导近两万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九月十八日，在工人们的坚决斗争下，路矿当局终于屈服，签订了十三条协议。这次大罢工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胜利。

这些是过去的教科书告诉我们的安源工人斗争史。当新干剧团去到安源煤矿演出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刘少奇也被揪出来了，安源煤矿的历史在那一刻也被改写了。

记得那天，我站在我们演出的安源剧院门口，看贴满在墙壁上的大字报。当我看到安源煤矿的工人们将自己过去辉煌的历史抹黑改写的时候，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味道。当时我感觉非常迷茫，不知眼前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历史的错误呢？还是今天的错误？我真是搞不懂。

那天，我被老柄师从大字报前拉开，他让我快去装台，告诉我大家都忙着装台，我不可以耽留在大字报前。我带着迷茫的心离去，进到剧院里，跟大伙儿一起装台，忙前忙后忙开了。

我们那年代不像现在，现在剧院和剧团分属两个单位；剧团只管演戏，管理票务和清场等事都由剧院方负责。我们那时剧院是剧团的一部分，算是剧团的不动产。剧团不但要负责票房，还得自行清场，装台。

每次外出演戏都很麻烦，不但要带上自备的服装道具，还得带上自备的灯光布景，所以在其他城镇的剧院演出，我们就得大动干戈，不但要有大型卡车运载灯光布景和服装道具等，更是装台和卸台成了最麻烦和辛苦的一个差事。

我分管舞台效果，装台时事情不是很多，于是就跟在别人后面打打下手。人家要什么，我就送过去。在装台这个事工中，最繁重的是灯光布景。布景还好一点，虽是累一点，但不用爬高。分管灯光的人就不是那么幸运了，不但繁重，而且危险，要爬到十来米的高处去装灯。

姚理汝就在灯光组，青年男演员一般都在灯光组。

这天我们刚来到安源煤矿，我刚被老柄师从门口看大字报的地方叫进剧院，走到台上。这时，我看见姚理汝已经身手矫健地爬到台顶去准备装灯了。我则在舞台的两边帮忙摆好服装道具等一应物件。

我听见姚理汝在叫人，便朝他望去。他整个身子都悬在空中，只有脚勾住了台顶上那唯一的一根大梁。

姚理汝往下伸出一只手，手上握着一根绳子和一个筐子。他看到正在台上来回走动的张亚雄，就对她嚷嚷：“亚雄，把螺丝刀放到筐子里给我。”

张亚雄找到螺丝刀，准备放进坠下来的筐子里，无奈她个子比较矮，够不到筐子。于是，她嗲声地说：“死人，你不可以再往下一点吗？我够不上啊！”

我刚听见张亚雄戏骂姚理汝一句“死人”，立刻就听见“咚”一声巨响，有东西掉了下来。我以为是一个灯没有装好掉了下来，万万不曾想到的是姚理汝这个大活人从十米高的台顶上掉了下来。所有在舞台上忙着装台的人都朝这声的来处望去，大家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

姚理汝倒栽葱地倒在舞台上，血如泉涌般冒出来。我惊呆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我的两眼突然漆黑一片，再也看不清眼前的任何人。不知道这一刻究竟有多久，也不知道是谁头脑清醒地去打电话呼救护车。

最后我看到的一幕是郑妤莺抱着姚理汝的头，跟着一起上了救护车。

我估计姚理汝全身的血已经流干，只看到郑妤莺全身都被血浸透了。当我定下神来，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时，剧院已经没有人了，只剩下我和陈冲。大家不再装台，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发生了这么件大事，想必晚上的演出要取消了。

我和陈冲对望着，两人都不说话，也无话可说。

不久传来了消息，姚理汝已经死了，他的尸体停在安源煤矿医院的太平间内。老柄师来告诉我和陈冲，并让我们去医院，这会儿大家都在医院。看来今晚就得在医院度过了。

我们跟着老柄师到了医院，进了医院的太平间。

那个太平间有点像汽车库，姚理汝此刻就躺在这个像是车库的地方，用白布盖着。全团的演职员工都围坐在这里，饭也没去吃，大家一言不发，各自都在想心思。

我看见许姿容靠在郑妤莺身边，郑妤莺闭着双眼，低垂着头，似哭非哭的样子。许姿容在小声地安慰着郑妤莺。

这时候我才发现，郑妤莺跟大家的表现很不一样，虽然大家对刚刚发生的事件都很害怕，也很难过，但是唯有郑妤莺极其伤心。我问陈冲，郑妤莺究竟怎么啦？陈冲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在出事的现场我看到郑妤莺抱着血如泉涌的姚理汝时，曾经很佩服她的胆量和勇气。我觉得除她以外，所有人都吓傻了，只有她勇敢地靠近姚理汝，一直等到救护车来，把姚理汝抱上车，自己一路随同救护车而去。她真是个非常特别且勇敢的女性，然而，我这个自以为不怕死、一直想要做女英雄的人，这一刻却魂消魄散，英雄气概消失殆光。

我听见有人在低语，说是郑妤莺跟姚理汝在恋爱，现在姚理汝遭此大难，郑妤莺肯定伤心死了。

这个消息使我大吃了一惊。

我跟郑妤莺同一间宿舍，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他们之间的事？在我想象中，姚理汝不太会跟郑妤莺谈恋爱的。郑妤莺的出身不好，姚理汝是剧团重点培养对象，他怎么会往火坑里跳呢？他若是跟郑妤莺谈朋友，肯定政治前途完蛋了。

之前我曾听人说起姚理汝已经有了女朋友，还是个大学生呢！好像就是今年考取江西师大的，难道那个女的一进大学，就把姚理汝给甩了？不然，姚理汝怎么可能和郑妤莺好起来呢？

老实说，我有点想不通，按照当时的情势，我怎么也想不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知道他们俩当时真的是在恋爱中。由此我也就能体会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里所描写的那一幕了。

在【红与黑】这本世界名著中，最后有一段描写，讲的是于连死后，玛蒂尔德以她超人的勇气，捧着于连的头颅亲个不止。那里写到：“她双手颤抖着，揭开了大氅。富凯把眼睛转过去，他听见玛蒂尔德在房间里急促的走动。她点燃了她几支蜡烛。当富凯有力气看她的时候，她已经把于连的头放在面前的一张小石桌上，吻那头的前额……玛蒂尔德跟着她的情人，一直走到他为自己选下的坟墓。为数众多的教士护送着棺材，没有人知道她就独自坐在她那辆蒙着黑纱的车子里，膝上放着她曾经如此爱恋过的人的头。”

过去我看到书中描写玛蒂尔德小姐这种非凡的举动时，会认为这完全是作者的杜撰。世上哪有这种女人，哪有如此胆大的女人。但是现实生活给我看到一幕——郑妤莺对姚理汝所做的——使我相信【红与黑】里描写的故事情节并非完全杜撰。一个为爱而活的人陷入爱的绝望时，是非理智的，什么样的举动都可能会有的。

信主之后我更明白了勇敢不是一种政治理想和信念能够赋予的，那是出于爱。圣经也如此说：“爱里没有惧怕”。

郑妤莺对姚理汝的爱在那一刻完全显明了出来，她变得如此忘我，如此勇敢。她不顾别人知道他们俩的关系会给她带来什么可怕的后果；她也不害怕姚理汝浸满了鲜血的身躯是死是活而紧抱怀中。郑妤莺之所以有这种非凡的举动，那是因为她爱姚理汝，在爱中她已全然忘我了。

姚理汝的突然死亡给了我人生的极大震撼。我看到当死亡临到时，竟是如此可怕，一点也没有英雄主义的豪迈感。我站在姚理汝死去时的现场上，竟是那么恐惧和惊扰，竟是那么无助和无奈。我平常想象的那种英雄主义豪迈感在那一刻完全不存在，在那非凡的时刻，所有的英雄气概和豪迈感都荡涤不存了。

只有爱的力量是伟大的。郑妤莺出于对姚理汝的爱，使她不顾一切冲上前去。那一刻，别人都在恐惧和惊扰，都是无助和无奈，只有她在爱的驱使下，不顾别人会怎么看她，更不顾姚理汝的鲜血溅满自己全身，并且他的生命气息渐渐逝去，她祗想以自己惟有的一点力量要把心爱的人留住，不让他离去、离去……

一个活生生的人顷刻之间就逝去了。我看到生命是如此脆弱，是如此轻薄。然而，生命于人又是如此的惟一和厚重。那些天，我想了很多很多，尽管想不透，但是不能不想，脑子停不下来，由不得自己不去想。

我当然也想到了江姐，想到了赵一曼，想到那些视死如归的英烈们。当他们赴死的那一刻，会不会有我想象的那种英雄主义豪迈感呢？如果没有，他们是无奈地走向死地吗？如果有办法免死，他们会不会另外做出选择，为了那些还活着的爱他们的人，他们会不会做出另外的选择？难道他们真的不顾一切，不顾那些爱他们的人和他们所爱的人吗？

我没有想透，仿佛总也想不透这些个复杂难解的问题。姚理汝的死让我看到一个英雄那美丽的光环后面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不知道。总之，我算是对生命的思考进深了一步，不再认为“只要为理想，或生或死都不那么重要”了。

姚理汝的死只是加深了我对生命意义的思考，真正促使我改变人生观的当然不仅是亲眼看到姚理汝死去。其实在这之前，我这个懵懂少女就经历过一场又一场严峻的生死考验，那是在文革初期我遭遇到的可怕经历。

说来话长了。——

我和陈冲，还有勒小荷以及方克成，我们这四个从吉安来到新干、糊里糊涂走向工作岗位的少年人，一开始跟着剧团下乡演出，受了很多苦。就在我们还来不及圆自己的演员梦，尤其像我那种想要扮演女英雄的梦还来不及圆时，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所谓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就是在文艺界里发动并展开的一场大革命，文艺界首当其冲成为运动的主流单位。剧团属于文化系统，历史戏剧【海瑞罢官】几乎可称为文革的导火线，因而剧团在文革时期是重点单位，既是文革的对象，也是文革的主力。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新干剧团的几个小组都从乡下被拉回县城，参加运动。

文革开始时，没有人知道这场运动究竟要做什么？剧团领导根据上级部门的部署，先是发动所有演职员工对古装戏实施批判。所有的古装戏，没有进步、落后之分，无一例外，统统被看作是封建社会的余毒，是为牛鬼蛇神和才子佳人在涂脂抹粉。

我因为进团较晚，没有赶上排演古装戏，所以这第一轮的批判，似乎没有我的事。

我本来对古装戏就没有什么好感，虽然我喜欢看越剧【红楼梦】和【追鱼】，那纯粹是因为我舅舅是越剧院的编导，是我对舅舅所从事工作的一种敬意。至于那些被视为牛鬼蛇神、才子佳人的古典戏剧情和艺术，以及它们背后深层的政治背景，基本上我不懂，批判起来当然是不得要领。

然而，文革正一步步深入地开展，一个个越来越高层的领袖人物成了人们的批判对象。这令我很不安，然而，我还是没有特别地卷入其中。个中缘故可能是我年龄还小，阅历也少，我不懂这场运动意味着什么？我一个十七岁的懵懂少女还看不透，也吃不准文革究竟是怎么回事？

然而，我也对这场运动有一定的好感，因为这么一来，我可以不再下乡受“过界”的罪了，我也可以在练功时偷懒了。

那些在剧团里挑大梁的师傅们，他们是功夫好，他们是才艺高，然而，他们的功夫和才艺都用在塑造牛鬼蛇神、才子佳人的形象上，很少有英模形象出现在戏台上。过去他们令人尊敬，可是这个时候，我们这些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不再将他们当成榜样，因为我们不想走“白专”道路了。

渐渐地全国上下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不仅在文艺界，在学校、工厂、广大农村的学生、工人、农民都动了起来，整个国家都在文革的热浪当中。这股热潮越来越旺，几乎锐不可当。

新干剧团这时正走在运动的前例，剧团的性质有了很大的改变，由地方文艺团体改制为部队体制的文艺团体。新干剧团由原来的名称“新干县采茶剧团”改为“新干县文工团”

在新干这座小小的县城里，走在文革运动前列的除了新干文工团的演职员工外，还有新干中学的学生们。

我虽然已经离开学校一段时间了，但是，这场文革又把我拉回到学生行列中。这时的我，确实还只是个学生，是个学艺术的学生。从某种意义来讲，我还不能算作演职员工，只能算是文工团的一名学员，类似于今天艺校的学生。

除了我们四个从吉安来的免考直接进入剧团的学员外，当时还有好几位刚刚从学校毕业分到剧团的人，就像日后成为新干县文化局局长的邱少云，他是吉安师范的应届毕业生，他和另一位师范毕业的傅正盛，只比我们早几个月进到剧团。

此外还有一些比我们稍早进团的三四位新干县本地的学员，我们这批青年人就成为新干文工团的积极人物，成了走在整个新干县文革运动前例的中坚分子了。

剧团成立了一个文革组织，我们给自己起名叫【井冈山红卫兵】。

【井冈山红卫兵】看上去是很像模像样的一支队伍。每个人都有一个红袖章，戴在左臂上。不仅如此，每个人还都发有军装和军帽。我们全副武装出现在新干县城的每一处地方，很是威风。

我那时很是兴奋。在我看来，自己已经是一名毛主席的文艺战士。剧团既改编成部队编制，我也就是一名解放军战士了。我虽然出身不好，竟然能够因着进到新干剧团而参军当兵，多神气，多幸运。

我虽然人在新干，却跟吉安的同学们有接触，尤其是那些喜欢文艺的同学。我记得有些原来一起搞文艺的同学因我邀请这时来到新干，我的同学们在新干剧院的舞台上大唱大跳。当然不是那些牛鬼蛇神、才子佳人的封建文艺剧目，我们唱的都是当时最最时尚的革命歌曲，跳的都是大家非常喜欢和认可的革命舞蹈。

前面说过我是个“左嗓子”，唱采茶剧很难听。但是，唱起那些应时的革命歌曲却丝毫不比别的演员差。我最擅长的是舞蹈，虽然我的功底不好，在戏台上老是“站不住桩”，但我跳起舞蹈来，却令那些同行的演员们大吃一惊。

我和我的同学们在新干剧院的戏台上教人跳革命舞蹈（后被称作“忠字舞”）。我们教授的对象有很多是学生，也有居民，同时还有剧团里的演员。那时，跟我一起进新干剧团的几个吉安女孩，看我跟我的同学们在舞台上跳革命舞蹈那种潇洒自如，心里很不是滋味。在戏剧表演上，我不如他们，但是跳舞，他们不如我。

我很得意地在剧院里，一边唱，一边跳，那架势令所有的人都对我刮目相看。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哪里需要往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

打起背包就出发。……”

我不但在“飒爽英姿五尺枪”这一类的节目中独占鳌头，在跳少数民族的舞蹈中我也显示出特殊的才艺。记得那时我们常常跳的舞蹈有“北京的金山上”，那是一首藏族歌曲，我们配上舞蹈，把藏族人民的感恩之情表露无遗。

“北京的金山上光茫照四方，

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

多么温暖，多么慈祥，

把我们农奴的心照亮，

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哎巴扎嘿！”

当时最不容易的是学跳“马蹄步”，有一首反映蒙族红卫兵的歌曲，被编成舞蹈。我一开始也跳不好，我的同学何金珠很耐心地教我怎么跳“马蹄步”。不久，我找到了感觉，很快地学会了跳“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

无边的旗海红似火，战斗的歌声响如云，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闹革命；

啊嗬咳！啊嗬咳！

敬爱的毛主席，不落的红太阳，

草原上人民热爱您，海枯石烂不变心。”

那时我很自豪，因为我的同学给我挣回了面子，让我在一些看我为入错了行的人面前给我挣回了面子。我虽然也是初学这些舞蹈，但是我很快就学会了，我很容易找到跳这类舞的感觉。可是，那些在舞台上功底很厚实的同事们，他们却在跳这类舞蹈时显得笨拙，不如我那么潇洒自如。

当然，毕竟大家都是吃文艺饭的一批人，比起其他人，比起那些学生，那些居民和各个单位的红卫兵小将，剧团的人学跳这些“忠字舞”还不算太难。

不久，剧团整出了一台节目，都是应景的文艺节目。有歌曲，有舞蹈，还有用评弹和花鼓调唱的毛主席诗词和语录等。在这台戏中，我终于找回了自己一点潜在的“才艺”。

记得那时我最爱唱的是评弹【蝶恋花——答李淑一】，此外，还有评弹【为人民服务——忆张思德】。直到现在，我还能将这两曲评弹唱下来，并且唱得有韵有味。

此外，对歌唱家李谷一原来从事的花鼓戏，我也略微有点涉猎。我会以花鼓戏的调唱出很多毛主席的语录段，比如：

“我（啊）们，共产党人，好比（呀）种子；人（嗯）民，好（啊）比，土（呀啊）地；

我（啊）们到了，一个（啊）地（呀）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啊）起来。

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在人民中间（啊），生根开花！”……

看，这就是一个懵懂少女在六十年代那段特殊的日子里生活实景。

第三章   北上串联

那时何止是我，一个才十六七岁的懵懂少女，心怀着远大的革命目标，就是剧团那些“老革命”和“老运动员”，也不比我更强。我们真是应了当时人们常常提说的那句话——就是一群“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在革命的实践中都很容易败下阵来。

1966年八月十八日，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这一天，毛主席身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接受并配戴了红卫兵敬献的袖章。

 此后，毛主席又分别于八月三十一日、九月十五日、十月一日、十八日 、十一月三日、十一日、十一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等多次接见红卫兵。到十一月下旬为止，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达1100多万人。显然毛主席对红卫兵造反运动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他把红卫兵和青年学生视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击力量。

在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鼓舞支持下，各地分散的、零星的造反运动，迅速统一到“红卫兵”这个风靡全国的组织形式下，发展成为一股席卷数千万青年的狂潮。与此同时，红卫兵开始进行全国性革命大串连。

1966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发出通知，规定来京的师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外地大专院校和中学师生纷纷奔向北京；而北京的学生则纷纷奔赴外地。这样就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连。   

那时我所在的新干县还没有开通火车，只有一个很小的汽车站，就在当时的省道旁。那段时间，每天都有很多人南来北往，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他们行进在“步行串联”的“革命路”上。

往南去的学生是到井冈山老革命根据地去散播新时代革命火种的（我从吉安路网友的回忆录里得知当时有谣传毛主席会赴井冈山接见红卫兵，也可能是往井冈山方向去的人不少的原因）；往北的有去北京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听候他的命令调遣的；还有些北往的人心不高，只想到省城去看看别人是怎样全身心投入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去的？

有一段时间，我被派遣在新干文化馆负责作红卫兵的接待工作。新干文化馆位于汽车站旁边的马路上，这时已经开放给步行串联的红卫兵作临时性的客栈使用了。我盯住那些串联的人，向他们打听外面的情况，想要更多地知道我们国家发生的事。我那时是非常积极地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渐渐地我对自己一直呆在接待站做接待工作产生不满，同学们都鼓动我跟他们或者南下，或者北上。我既不能擅自行动，就不停地在剧团当时的负责人耳旁煽风点火，鼓动他们组织剧团的红卫兵赶紧跟上毛主席的指示，出去串联，并且快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

终于剧团领导作出了决定，放下排练演出，出去串联。凡是愿意出去串联的人都可以报名，我们组织一支步行串联的队伍，朝向北方，先上南昌，之后，继续北上。

有三十几位演职员工报名参加了串联队伍。

这三十几号人都很盲目，既没有太长远的计划，也没有太崇高的目的，只是觉得不能落伍，新干县的文革火把还靠我们这几十号人轰轰烈烈地点燃和传递下去呢？大家都觉得，既然别地的红卫兵小将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也不能落伍，理应站在运动前列。我们要去跟省城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把这场毛主席亲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于是，我们这些人穿着一身文艺战士的靓丽服装，身怀一套那个时代的应景才艺，剧团三十几位演职员工在66年十月底出发了，出发去参加全国革命大串连，出发去北京见毛主席。

头几天我们确实做到了步行串联，各人挑着不多的行李包裹，步行往樟树方向走去。

对于我们这些常常担着行李、戏担下乡演出的人而言，步行串联就跟下乡演出的“过界”那样，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相比起来，“过界”更不容易，除了行李之外，更有十分沉重的服装、道具、灯光等物件。我们既能承受“过界”的辛劳，仅挑着行李去步行串联，应该不是大问题。

然而，我们错了，彻头彻尾地想错了。

“过界”虽然负荷更重，但是每次过界的路程都不算长，最多也不会超过十华里。可是，现在我们却真的是踏上漫漫的“长征路”了。新干到南昌就有好几百里，到北京那可是几千里啊！

我们不可以像现在这样，每天只走十几里或几十里路，如此到南昌要多久，到北京又要多久呢？各人身上虽然备有一些“粮草”，但是都不太多，维持不了太久的时间。当然，我们也可以像学生们那样，每到一处就投靠接待站，由接待站提供吃住。然而，这似乎有悖于决定去步行串联的初衷。

刚开始时，我们希望自己不给国家添麻烦。那时好像有规定，只有学生可以享受外出串联免费的待遇，国家干部不提倡外出串联，当然也就不可以享受学生串联的接待。我们算是国家干部，因此应该自己负责串联的一应费用。

第一天，我们走走停停，只走到了与樟树交界的大洋洲。

大洋洲是个小镇，接待能力不强，虽然一些供销社之类的单位也开放给学生居住，但是接待能力仍很有限。大洋洲在新干境内，因而我们虽不在照顾之列，那边的接待部门还是把我们当成学生那样接待，免费给我们吃住。殊不知，剧团在新干可算“太上皇”，这个单位的人可吃香了，无论到新干的哪个乡镇，只要说是剧团的人，必会受到欢迎。

我记得自己在大洋洲住的那一晚可惨了。脚上起了泡，却是不敢挑破它。面对脚上的水泡，我真不敢想象第二天自己是否还有力量继续前行？这时候，我内心有点后悔不该意气用事，自讨苦吃，挑动别人走上步行串联的路。不过，虽是这样想，我可不敢说出来，说出来不但不解决问题，还会被视为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看看别人，尤其是跟我一起从吉安来的另三个小家伙，他们也现出满脸痛苦的样子。他们也都没说什么，大家都知道，即使是累死在这条“长征路上”，也不可打退堂鼓。我们当时可是宣过誓的，一定要誓死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死。当时的情势给我们看到，走红军走过的“长征路”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具体实践。

第二天，行军的速度大受影响，一早出发，很晚才到樟树。途中好几次，我都想要提议拦车前行，如果我们决定了坐车，只要一招手，车子就会停下来把我们带到前方的市镇。

可是，领队不说，别人也不能说，我们只能硬扛着，一步步艰难地往前行。

第三天，由不得我想带头开口说，大家都受不了了，一致要求拦车。出了樟树镇，还没有进到丰城县城，刚刚到达拖船（这个地名有点怪），邱少云就带头招手拦车。停在我们眼前的是一部大型卡车，二话没说，把剧团这三十几个人一股脑儿送到了南昌。

现代人绝对无法想象那时的汽车司机哪有那么好，不给钱就让上车？是啊，现在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事？可是当时就是那样，汽车驾驶员也疯狂地参与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参与就体现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中，为串联的红卫兵大开绿灯，红卫兵想要去哪儿，他们就带着你上哪儿！

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到了南昌后去哪里住宿？可是人家司机同志知道。他不但不收分文地带我们一行人去到南昌，还把我们送到接待站里，安排好我们的吃住问题才离开。

当初我们以为可以不必去享受学生的待遇，然而，几天下来，艰辛的旅程早把我们的优越感打掉了。这时候，谁都不提自费吃住的话题了。谁都不再说“我们是国家干部，跟学生不一样，我们既领取了国家工资，就不该增加国家的负担”这一类的话了。

这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地完成了角色转换，我们呈现在汪洋大海的串联队伍中，不再是毛主席的文艺战士，就跟串联的学生一样，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红小兵了。

到南昌后，我们做的事就是去各大专院校看大字报。我记得自己去过江医，师大等大专院校。此外我也去到江西省委党校和团校，不过不是去那看大字报，而是去找我的“姐姐”。

我“姐姐”叫赵美珍，她比我高三届，跟我同时从白鹭洲中学毕业，她因为出身忒好，被保送进了江西省委团校。赵美珍跟我没有血缘关系，只是大家曾经都在学生会里工作。她当过学生会副主席，我曾经担任过文艺部长，也担任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学习部长。我去到新干时，她保送进省委团校学习。

那时在学生会的干部中，我跟赵美珍最要好，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都姓赵。所不同的是，她出身很好，我出身很不好。她家境很不好，而我家当时被看为有钱人的家庭。她喜欢跟我来往，因我常常会给她一些东西，还有我会将省下来的零花钱都给她。我愿意跟她好，完全是因为她出身好，我觉得有个出身好的姐姐挺沾光的。

我那时候很喜欢看大字报，但是省委团校里没有什么水平较高的大字报吸引到我。虽然在我的心目中，省委团校和省委党校都是权威级单位，但我去到那儿并没有看到特别吸引我的那种有分量的大字报。

我当时喜欢看大字报的目的有二：一是通过大字报了解当时的形势，二来学习写大字报那种犀利的文笔。实话说，当时还真有一些大字报很有水平，看得我目瞪口呆，十分佩服。

我们也去到一些工厂，去了解工人们在文革运动中积极的参与现状。我们去到南昌最大的一个国企单位——洪都机械厂。早听人说过洪都机械厂是兵工厂，想象中的兵工厂是那种森严壁垒的样子，也一度很羡慕在那里工作的工人。现在能够进到兵工厂里，我感到无比荣幸。

那时，虽然一些原本不太开放的单位，被文革这个巨大的政治浪潮像给砸开了闸门那样打了开来，使我们有机会窥视到那里的真面貌。但是毕竟走向串联之途的人太多太多，我们基本上无法融入到别人的运动行列里。因此，剧团的人在南昌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作为。

晚上大家从不同的地方回到接待站休息，见面后肯定会谈起各自的见闻。可惜剧团的人所交谈的内容，基本上没有什么令我感兴趣的新鲜、刺激的东西。倒是同一接待站里其他地方的串联朋友，他们的所见所闻更吸引我。

我不像其他人，我总能从大字报里挖掘出一些内容，让大家感到我没有白跑一趟，我不是一无所获。那时我在接待站里常常高谈阔论，特别引人注意，每每也叫剧团的人对我非常戒备甚至不满。

我不记得在南昌呆了多久？反正不是很久，大家就决定继续北上。这回我们锁定的下一站是武汉，从武汉直往北京。

从南昌到武汉再没有人提议步行了。我好像觉得接待站里其他出来串联的人少有全程步行的。所谓步行串联，其实只不过走过短短的一段路而已，大部分行程都是靠拦汽车和扒火车完成的。

在南昌的接待站里，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去九江的汽车。于是，我们一行人就被又一个好心的师傅无需任何报酬地带到了江西的第二大城市——九江市。

我记得那趟汽车载我们抵达九江时，是半夜二点钟。我们在九江航运站门口坐着过了一夜，很多人都是这样坐在那里等次日凌晨五点去武汉的江船。那可是大冷天，大家被长江江面上的江风吹拂着，蜷着身体坐在地上打盹。好在我们一行都是青年人，没有谁因此感冒发烧，影响行程。

我还记得那时我们乘坐的航船在长江中行驶，速度很慢很慢，感觉比步行也快不了多少。其实那段航程，按今天的速度大概有五六个小时就够了，可是我们却在长江上漂啊漂的，差不多漂了两天才到了武汉。

这一路似乎没有什么值得记忆的。我们在船上给大家唱歌，好像也有跳舞，当然是歌颂党和歌颂毛主席一类的革命歌曲。估计跳舞的效果不会太好，船摇摇晃晃的，脚步很难稳定下来。我在颠簸中很感难受，几乎是躺着进到武汉的。

还有一个片段，就是我十分难受时，有人唤我起来去看“江猪”。我因难受，没有仔细观看“江猪”是怎样的模样？总之感觉皮肤的颜色很难看，形态当然也不会好看。不然为什么人们在丑化人时，总会用猪来形容被丑化的人。江猪虽然与圈养的家猪有些不一样，但它还是猪，既是猪，就不会像海豚那么可爱。

我们来到武汉，先是住在汉口，具体在什么地方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刚来到接待站住下，准备先洗个澡，再把一大堆的脏衣服洗净。然而，马上就得到通知，让大家不要洗衣服，可能会有行动。

在等候行动的时段里，我抓紧时间洗了个澡。刚想不顾一切把衣服洗了时，就听到高音喇叭里传出来通知。

通知的内容是让接待站一切来武汉串联的红卫兵小将注意，现在汉阳兵工厂的造反派同志们正在严峻的考验之中，保皇派正在对造反派实施反扑。我们要赶紧做好准备，去增援汉阳兵工厂的战友们。请大家马上出去，在门口有卡车，各队红卫兵的领队们到大楼去领牌子，领到牌子后，按牌子上的号码坐上奔赴汉阳兵工厂的卡车。

那时候我们简直是一群疯子，既不知道累，也不知道危险。一听到革命造反派受到迫害，就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去。我对汉阳兵工厂更是深有感触，因我知道这是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今天那儿的革命造反派受到迫害，我怎么可以不勇往直前地增援他们？我不能坐等，不能因自己很累就置革命战友的生命于不顾。

我不但自己冲在前面，还对陈冲和勒小荷那种慢条斯理的样子和态度极为不满。我不断地催促她们“快、快、快”，自己早早地侯在卡车旁，巴不得飞到汉阳兵工厂，把那儿的革命同志们救出来。

从我们住宿的汉口接待站到汉阳究竟有多远？我并不知道。我们从下午五点钟出发，一路走走停停，天黑了还没有到目的地。车子在马路上爬行，比人的步行还慢许多。老实说，武汉对我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否则我肯定会下车步行往前冲去。然而，我知道自己不能离开队伍，不然，要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找到自己的队伍是不可能的。

我好像觉得全武汉的革命造反派都去到汉阳兵工厂了。车子被堵在马路旁，无法挪动前行。我们从敞篷的卡车上下来，等着道路疏通后继续前行。可是，道路疏通很是困难，我们在漫长的车龙中的某一段，只能够死等，什么也干不了。

我有点后悔饿着肚子出来。人家陈冲和小荷就比我聪明多了，他们才不管广播里的那种急切的呼叫呢，照旧先照顾自己的肚腹。可是我却生怕自己赶不上汹涌澎湃的革命潮流，还怪别人对革命不够积极。

我一边忍受空腹的痛苦，一边不甘落后地四处打听前面的消息。不仅是道路可望在什么时候能够疏通的消息，更是汉阳兵工厂的战友们现在情况究竟如何的消息？然而，没有人能带给我们准确的消息，大家跟我们一样，前行不得，后退也不能。

时间在无情地逝去，天色完全被黑暗笼罩。最令人头痛的是天公不作美，竟然下起雨来了，我们连个躲雨的地方都找不到。我们乘坐的车是敞篷的，除了驾驶室外，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遮雨。看看前面后面的车，也多是敞篷车，上面的人也都在设法找避雨的地方。

然而，大家都被堵在马路上，上哪儿去找避雨之处呢？看来我只有从邱少云（不是指我们剧团的邱少云，乃是那位真正的革命烈士邱少云）等先烈的身上去寻找革命动力了。

有一点我到今天都不曾忘记，那就是当时的人们互助精神还是挺不错的。如果换作今天，面临这种情况，大家都处在极其困难的处境中，不可能会有丝毫谦让。

然而，就在1966年冬季的某一天，我们被困在去汉阳兵工厂的路上，天上下着瓢泼大雨，身上穿着不多的衣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但是“革命同志们”却能在困难时期互相鼓励，尤其是对我们一些青年女子还特别给予照顾。

我好几次被一些不认识的造反派同志们硬拉进司机座内避雨。人其实还是很有潜力的，在那种情况下，我内心那份英雄主义情愫展露无遗，那种豪迈的气概可说是在那个现场发挥得淋漓至尽。

那个不平凡的夜晚，又是风又是雨的夜晚，我们在通往汉阳兵工厂的路上耽留了一宿，一直到天亮还没有进到工厂里。时不时有消息传来一会儿说是保皇派撤走了，一会儿又说是正打得激烈呢！我们离开作战的现场还很远，只能为那里的革命同志干着急。

现在想来真是好笑，究竟谁是革命同志，谁是反革命，有谁讲得清楚呢？我尤其无法想象的是有一天我竟也成了“老保”，也成了站在革命造反派对立面上的“保皇派”。

最终我们还是没能进到汉阳兵工厂。天蒙蒙亮时，我们得到通知，大家都走，回到接待站去，在接待站等候消息和命令。这时候我们都还在原地，不光是人，车子也停在原地，仍然是无法动弹，前进不能，后退也不行。

接到通知后，我们步行离开那条堵塞的马路，去到五里地外公路上，然后乘公交车回接待站。这一切当然是有组织地进行着。然而，虽然有组织，大家都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想象我们支持的一方肯定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造反派，那对立的一方肯定是一帮穷凶极恶坏透了的反革命分子。

武汉留给我的就是这些印象，那晚的瓢泼大雨，那条堵塞的马路，以及那些跟我们一样心急如焚想着去声援汉阳兵工厂造反派的战友们……

不久，新干剧团北上串联的群体在武汉发生了大裂变。有消息从北京传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业已告馨。现在再去北京是看不到毛主席了，中央也有声音传来，劝阻串联的人去到北京，请大家各自回原单位去抓革命、促生产。

有人主张打道回府。剧团的人大都是离家就不好过的人，想要回家的人不少。但是，因为青年人多，想要继续串联的人也不少。愿意继续串联的人，也有了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继续北上，既然到了武汉，为什么不干脆进京？还有人认为北京方面放话出来，弄不好接待是个问题。可别到了北京后，找接待站也找不到。

我是坚决主张去北京的人。

我想要去北京已经不是一朝一夕，自有了革命大串连始，我的心就飞向了首都，飞向天安门广场。看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的一幕幕感人情景，片中的红卫兵一个个热泪盈眶，片外的我也是热泪盈眶。我好像自己就是天安门广场受接见的红卫兵之一，好像觉得毛主席在朝我挥手，并谆谆教导我说：“你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对不同的意见，大家举手表决。主张回去的人占全数的四分之一，主张继续串联的人虽然很多，但是要去北京的并不多，加我只有五个人。其他的人担心北京不接待，去也白搭。因此大部分不去的人决定先南下去长沙，去到毛主席故居韶山，之后进一步南下去广州。

离别武汉的前一刻，我差一点丢了小命。

那天全体去到武汉火车站，虽然兵分三路，我们却都同一时刻离开接待站去到火车站。各人在自己等候的车次进站时，都拼命往火车上挤，那种场景是现代人想也想不到的场景。现在春运期间，尽管也有乘车难的问题，但是那时不是难，而是非常难。行李架上都满是人，人都不像人，像一个行李包裹，只要有空地就可以放置。

我好不容易挤上一列火车。我以为这列火车是驶往北京，然而，坐定下来时突然得知，这列火车驶往广州——那可是相反的方向啊！情急之中，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赶紧下。可是，等我好不容易快要挤到车门口时，火车已经开了，车门还没有关闭，火车就轰隆轰隆发动前行了。

我不顾一切地夺门而出，跳下火车，摔倒在地。幸亏火车刚刚发动，行驶的速度不是很快。即便如此，我也因一股惯性力量，被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我耳旁有很多人的呼喊声，感觉这些声音是冲着我的。定下神来，发觉自己虽然摔倒在地，却没事，就像从一场噩梦中惊醒了过来。隆隆的火车从我身旁驶过，其声响可谓是震耳欲聋。

有人将我从地上拉起，也有人在察看我是否受伤？我有点不好意思，觉得自己的举止十分不文明。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竟会那么粗野，几乎是在玩命。现在我想到这儿都会有一种后怕，那可是相当的危险啊！现在我想到这儿就会感恩，感谢神，我在母腹里就蒙他拣选，神在那次的凶恶事件中拯救了我。

去到北京的当天傍晚，我再一次遇到凶恶的事。

我们一行五人找到一个接待站住下，这在当时不是很困难的事。火车上都是去北京串联的人，或是外出串联回到北京的人，我们只要跟着别人走，就一定会有吃住的地方。我们跟着同一车厢的一支红卫兵队伍，来到西单的一个接待站。这个接待站原是北京评剧团的演员宿舍，现在被当成接待站使用。

当我把自己简单的行囊放下之后，马上就出去，同行的人怎么也拦阻不了我。我必须在来到北京的第一时刻就去天安门，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不能等了，已经等了那么久，我不能等到次日再去，马上就得去。

现在想想，我那时真的很愚蠢，说得好听点那是幼稚，其实根本就是愚蠢。我以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就侯在天安门，就等着要接见我们这些誓死保卫他的红卫兵小将呢！

我这个冒充革命小将的人那时简直是疯了。在学校里，多年来因为出身不好受的打击，似乎并没有让我变得像别的出身不好的人那样谨慎，那样谦卑；我还是那么激进，那么狂热，这在北上串联的途中完全可以体现出来。

同行的伙伴见无法拦阻我，有一位就跟了我去。我们刚刚出了胡同口，刚刚走上马路，我就摔了一大跤，一辆卡车在距离我不到一公尺的地方急刹车，差点与我相拥相吻。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是个下雪天，我这个长期生长在南方的人，不知道北京的大雪一下就积。我以为自己顶着雪出门没什么大不了的，就不顾脚下的滑溜出了门。幸亏那位驾车的师傅本领高强，不然我就死于非命了，还没等到去到天安门，更别想要见到毛主席，我先到马克思那儿报到去了。

跟我一起出门的陈老师把惊魂未定的我带回了接待站。那次的经历现在想起来，我还有后怕。司机没有骂我是在找死，我自己却认定自己真在找死，在武汉找死未能成功的我，又跑到北京去找死。

若不是神在母腹里就拣选了我，在我人生的每一步遭遇凶恶时，派天使保护了我，有几个赵妩娜也都死去了。

我们在北京停留了一段时间，非常遗憾，毛主席再也没有出来接见红卫兵，我们也就没能见到毛主席。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感觉，在电影里看到的天安门，感觉宏伟壮观极了；可是当我真正地站在天安门前时，一点也不觉得宏伟壮观。我突然意识到，是我的感觉欺骗了我，我这个崇尚【英雄与英雄崇拜】的少女眼中，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在这个时刻体现的非常之大，让我都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在北京期间，我们去到北大、清华、人大等高等学府去看大字报。

在清华大学，我去时正巧赶上一次校园辩论会。已经记不清楚辩论的内容是什么？只是辛辛苦苦排队等候，还是进不去辩论的现场，只好在外面听高音喇叭里传出来的一声声怒吼声，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辩论的双方就像是要厮打起来了。最后，我们很多外地来串联的人只好莫名其妙地离开清华。

在北京呆的时间是有限的，既然中央已经发话了，毛主席不再接见红卫兵，我们就被劝离开北京，回到自己的地方去继续革命。没有办法，接待站帮我们领好回程的火车票，我们只好离开北京了。

拿到的火车票是北京至南京的，正赶上在南京过除夕。那年头大家都昏了头了，没有人想到现在是春节了，要赶回家去跟亲人团聚，吃年夜饭。春节在那时也是属于四旧的“旧风俗”。（所谓“破四旧”，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与此相应，“立四新”，就是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南京的除夕夜对我而言，可说是刻骨铭心的，那天我因为表演“草原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而大出风头。就是那天的风头，把我带进一场几乎是灾难的情感伤害之中。此话后表。

我们北京之行的五人，在南京分手了。他们四人都回去新干，而我去了上海。

在上海我跟我的姨妈姨父，表兄表妹一起住了几天。

我记得当我穿着一身军装，头戴一顶军帽和肩上标有井冈山红卫兵的袖章出现在淮海中路584弄时，我的亲戚都惊呆了。他们很为我感到光荣，因为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是井冈山红卫兵。我的亲戚都没有资格做红卫兵，看到我出现在这条几乎全数都是资本家居住的弄堂里时，他们看呆了，也为我感到自豪。

上海是我串联的最后一站，在上海小住几天之后，我回到新干，立刻投入了血雨腥风的文攻武卫的革命浪潮之中。

第四章   文攻武卫

我回到新干，发现新干的革命形势已经跟我们去串联前大不一样了。

街上满是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主要是来自两方面的争执。争执的一方是站在福州军区司令员刘培善一边的，另一方则是站在以刘瑞森为主的“大联筹”（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一边的。

那时，我根本搞不清楚刘培善和刘瑞森究竟是何方神圣？反正大家都觉得自己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都将对立的一方看成是反动势力，是势不两立的对头。

江西文革的据点是在南昌，新干是下属地区，都是根据南昌方面的信息跟着来事。据说事情是这样的：

1967年3月份，刘培善根据上级安排去南昌，领导江西省境内的 “三支两军”工作。在此之前，他负责抓部队的战备工作，虽也参加了一些军内外“文革”情况的讨论，但并未实际介入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

当时新组建的“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员会”乘着上海“一月风暴”的大好形势，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夺了江西各级政府的权。但是，由于造反派头目万里浪、涂烈的策动和挑拨，各个造反派组织在夺权斗争中产生了严重对立，致使武斗事件不断发生。

1967年4月17日，在万里浪（洪都机械厂一个车间的检验工）一伙策动下，数百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在江西省军区司令部门口静坐示威。他们高呼“炮打林忠照，火烧周子韬，五项要求一定要达到”。“大联筹”的领导刘瑞森认为“到军区静坐是革命行动，一定要坚持下去”，“天天到军区去，把军区缠住不放”，至使静坐示威达两个月之久。

20日，在刘瑞森等人唆使下，“大联筹”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所谓声讨“带枪的刘邓路线”大会，刘瑞森在大会叫嚷要省军区向他们交权、交枪。万里浪、涂烈一伙说“陈昌奉师长支持造反派，独立师驻在江西是为了防止江西省军区政变”。

他们强行冲入省军区办公室，抢走省军区党委会议记录本、军用地图和大批机密文件。砸烂省军区宣传车七辆，抢走宣传车两辆以及扩音机、录音机、电唱机、喇叭等五套广播设备。

省军区受到冲击后，波及到六个军分区、独立师师部和23个县、市人武部也受到冲击。江西日报、广播电台等14个军管单位的军代表被赶走。

当时，福建、江西两省的省委、省政府机关都已瘫痪。而军队正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央军委转批的《福建前线部队公告》，做稳定部队稳定地方的工作。两省军区都先后取缔了一些群众组织，抓了一些人。

江西省委、省人委已不能正常工作，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受周恩来的委派来到江西，与吴瑞山（江西省军区司令员）一同执行三支两军工作。

刘培善到达江西后，经过调查研究，认为江西太乱，已越出常轨，不利生产，不利战备，要稳定。他对于少数搞打砸抢、揪斗地方干部的群众组织看不惯，不支持；并对江西省委的一名领导干部刘瑞森公开站在一派群众组织一边，煽风点火，造省委的反，在南昌20万人的群众大会上点名批评江西省军区是厌恶的。

刘培善对一位准备向群众作检讨的省军区领导说：“沉住气，顶住，天塌不下来！”这在当时与中央文革提倡“造走资派的反”、“夺走资派的权”的导向明显是背道而驰的。从此可以看出刘培善将军在江西“支左”时采取了支持江西保守派（江西省军区和部分军分区）的立场。

1967年6月1日，万里浪一伙以“要刘培善传达毛主席指示”为名，强行将他抓到省人委三楼会议室，连续围攻达7个多小时，直至周恩来亲自打电活才放人。

6月7日下午，在广场五万人大会上，“大联筹”一伙人当场把刘培善、吴瑞山连推带拉绑架走了。晚7时在南昌人民广场吴瑞山与刘培善、林忠照一起向群众作检查后。“大联筹”用船秘密将他们押到南京，再由南京坐火车押到北京。

1967年6月29日凌晨，万里浪一伙人还在刘瑞森的指使下，在莲塘全面夺枪。夺了工厂民兵的枪，夺了军分区哨兵的枪，夺了人武部的枪，夺了军区政治部的枪，夺了警卫团的枪……从此，全省各地夺枪不止。

夺枪后，制造了有名的“八、二四”抚州事件。8月24日，洪都机械厂工人杨栋梁和张羽在“大联筹”的后台程世清的指使下，以抚州军分区“扣留支左人员”，军分区独立营“不服从调动”，军分区部门以上领导“抗拒来南昌开会”等罪名，率部去抚州“平叛”。他们枪杀了抚州市人武部长武生云以及其他65名无辜的干部和群众。数万人被迫害。

南昌的万人大会上发生的绑架事件影响及坏。从此，全省绑架成风。随意抓人、打人，随意挂牌游街，随意围攻漫骂。枪杀无辜……

发生在省城的这些事在新干这个小县城里也有了很大的影响，首先的影响是跟着省城的造反势头，新干的造反派势力控制了整个县城，而新干中学以及新干剧团的造反派是新干县的主力。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卷入这场庞大的派系之争之中？也许是大势所趋，更也许是自己骨子里那股不甘寂寞的特性。

最初剧团分为两派，大多数演职员工都参加了与省城相关的“大联筹”造反组织，只有八个人参加另一方，也即对立的保皇派组织，偏偏我就是八名之一。我不但在外出串联时，最后成为少数派的五名之一，回到团里，又成了我到现在都无法悟出道理来为什么会参加的保皇派组织里的一名“老保”。

毫无疑问，剧团所有出身不好的人都加入了造反派。八名“老保”除我之外，无一例外都是出身好的演员，我的师傅是“老保”，邱少云是“老保”，还有不多几个加入“老保”队伍的人。据造反派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不愿封、资、修反动势力退出历史舞台的人。

现在分析起来，有些因素大概是我加入保皇派组织的原因。首先一个原因，我看不惯“动乱”或者说“骚乱”。

我喜欢有次序，即便这个次序对人性有一定的禁锢，我还是喜欢有序。我害怕一切乱象带给我的那种内心不安的负面感觉。这种由乱象产生的负面感觉，甚至比我直接受到一股力量的压制还令我不安。而当时造反派疯狂的行动举止，无疑就是一种乱象，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乱象。

另一个原因，当时我对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和地方武装部队很表好感，我不愿意我熟悉的一些领导人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不愿意看到一些平时我眼中的尊者被打倒。

就在进入剧团后不久，也就是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初期，我俨然成了新干县的名人，那时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穿着打扮都很特别的女孩子被召进县剧团。新干的普通百姓认识了我，那些在县委大院和县人委，还有就是当时的地方武装部队的领导们也大都认识了我。

新干县是个巴掌大的地方，我要出名很容易，只要在大街上招摇过市走上一圈，马上就被人注意到了。我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可不是走一圈的问题。我喜欢在街市上瞎逛，穿着上海买来的衣服，很是耀眼。加上那种毫不在乎的样子，于是我就成了众人眼中评判的那个“奇装怪服”的女孩子。

在那个巴掌大的地方，不仅我的服装显得非常怪异，我的思想作风更是很显出格。我一点也不以自己的出身为耻，好像自己有资格跟那些出身好的人平起平坐似的。加上我的谈吐，又加上我在剧团这个特别的单位，有很多机会跟县委领导接触，我的与众不同的举止言行因此也很博得一些领导干部的青睐。

我记得那时无论是县长饶启文，还是县委书记苑书范以及他太太——妇联主任李梅花，还有宣传部长黄发龙，他们看到我都亲昵地称呼我“死女仔”，那种新干当地话讲出来的这三字让人特别感到温馨，温暖和温情。

北上串联回到新干后，我的底气和胆量更足了。外出走了一圈，我以为自己比别人更积极向上，更忠心于伟大领袖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比别人更积极地投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当别人越来越指向一些高层领导干部，我却自以为是个公义者，我不能容忍那些我平常看不惯的人借革命之机兴风作浪，借机报复。

也许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我加入保皇派组织的根本原因，那就是我喜欢跟人唱反调，从唱反调中我会更容易突出自己的个性。看到加入造反派组织的人那么多，我们一同从吉安来的另三人都加入了“大联筹”，我就反其道而行之。我偏不随流而行，我偏要逆流而上。

我记得当时自己不但心里在骂那些兴风作浪的造反派们，也以非常犀利的语言用大字报写出来，并且高高地张贴在剧院最醒目的地方。我用当时最时尚的的字眼来形容新干剧团这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还有一个情节是这次我去新干开会，经老同事们的提醒我现在想到的，那段时间我跟新干人武部的指战员们走得很近。具体说来我是怎么跟他们走那么近的？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

我只记得，文革刚开始不久，新干县人武部那个胖胖的童部长就被造反派迫害致死，听到童部长死的消息，我心里极大地震撼，很是为他不平。童部长也是那种亲昵地称呼我“死女仔”一类的人，当我得知他想不通自杀了的消息，很冲动地奔向人武部，一定要看看他的尸体，我想以此来纪念他对我的好。

当然，我被拦阻了，被那些同样对我很好的指战员拦阻了。他们跟我一样，对童部长的死也很痛心，也很无奈。

照说像我这样出身极其糟糕的人，哪有资格为别人不平呢？我自己都处在朝不保夕岌岌可危的地位上，哪里还有去保别人的力量？可是性格悖逆的我，就是这样常常不顾后果，我行我素。自诩为是那种风云人物，在戏剧舞台上我无法塑造出英模的形象，我便要在现实生活中做个被人颂扬的英模人物。

当我看到形势进一步发展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造反派将斗争的矛头越发指向我心目中最可爱的人，国家和人民的卫士，我们的解放军指战员时，我满腔怒火由心而起。“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在大字报上写道，我坚决地“拿起笔，做刀枪”，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战士，捍卫国家军队，绝不容忍反动分子把矛头指向人们的军队。

我义愤填膺地写出了一份又一份大字报。每张大字报几乎都是一气呵成。写好后，剧团里同一战壕的战友们——其他的“老保”就拿出去张贴。那时，剧院是新干县大字报比较集中的地方。两派的人都在剧院里以文字来争战，各自都说自己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视对方为文革的强大阻力。

我于是更出名了。大家都知道新干剧团的赵妩娜是个握笔征战的勇士。剧院的高墙上到处都有赵妩娜的名字，有的地方是我自己署名写的文章，有的地方是署有我名支持我的文章，还有的地方是用我的名字来开骂反对我的文章。……

这次我来新干开会，郑妤莺陪我到新干剧院的原址去。那儿刚刚被拆，正准备要盖新大楼。

我望着昔日那座曾经挂满我名字的剧院废墟，心里真是五味杂陈、感概万千。

我的师傅“马婆”也曾经是个“老保”，这回她见到我，有点讨好我地问道：“古娜，你还记得吗？当年我们俩都是‘老保’，我记得那时墙上、地上都贴满了大字报，写着‘赵古娜的文章就是好，就是好。’”

这些我倒是不太记得了。我只是记得我的大字报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县委机关都有支持或反对的声浪。学生们就更不消说了，几乎看我成了一个风云人物。我也觉得比起我高年级的同学肖文彪在吉安的影响，自己一点也不逊色。

当然，新干是个小县城，跟吉安不好比，我的出名自然也无法跟肖文彪相比。不过我很感谢神，是他保守了我。不然，我的下场只会比肖文彪更惨。人家肖文彪可是顶呱呱的红五类，还为自己的文革壮举吃了好些年的官司呢！而我却是黑五类当中最黑的一类，你想我会有好果子吃吗？

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我那时写支持地方武装部队的文章共有九篇，也即所谓的“九评”。那时大家应该都记得，有所谓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我好像就是用这种论战的方式来“九评解放军支左部队”，就连文章的篇数都一样。

那时是有人将我的“九评解放军支左部队”，与“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相提并论。我自己呢，也洋洋自得，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你看，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竟然会有这么大的政治野心，无怪乎在北京的宋斌斌等人会走向这种既毁灭自己又毁灭别人的道路。我要不是出身不好，要不是沦落在一个小县城里，真不知会变成怎样的一个怪物呢？

那真是个疯狂的年代，那真是个疯狂的世界。疯了，疯了，全中国都疯了，我也疯了。国家在疯狂中，国民在疯狂中，我也在疯狂中。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是清醒的，我不知道当时神的教会在哪里，我那时甚至不知道有这位坐在天上的神，更不知道那坐在天上的神看到人间的这一幕，看到发生在中国的这些事，会是怎样看待的？

现在我在读圣经时会想到，也许诗篇里的这番话很能针对我们当时所处的环境：

【诗2:1-12】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现在你们君王应当省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事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我想，那些早就信了主的人，一定会从这些经文中看出端倪，认清当时的形势。不会像我那时一样，疯狂地被人当枪使，而那些利用别人的人，把别人当枪使的人，一定也想不到有一天自己也会被打倒在万劫不复之地，难以翻身。

不过，当时的基督徒都已经被打进深渊中，自然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中国当时的革命态势，虽然将中国的国民陷入一片黑暗迷茫之中；然而，不要忘记，原本在中国的上空，已经是漆黑一片了，哪里有真光的照耀？我们只能用圣经里当年犹太人杀害耶稣的疯狂形势来跟中国这场文化大革命相比，得出的结论就是：“黑暗掌权了”。

真是黑暗掌权了。那时我们完全不由自主地陷入所谓的文攻武卫的争端中，一点也没有考虑到个人的生命会有什么危险。老实说大家都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每个人都被把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成第一要务，而自己的生命安危根本就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记得有一段时间，听说江西“大联筹”的人要途经新干去到吉安，我们新干的“老保”们（当然这是别人对我们的轻蔑称呼，我们自称是井冈山红卫兵）都被召集起来，在那条从新干通往吉安和井冈山的省道旁，设置了很多障碍，希望这种行动能够阻止造反派组织的人“南下”去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程。

那几天晚上，我们都苦守在道路两旁。我的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生怕在我们一不留心的当儿，那些可恶的反革命造反派就会从我们眼皮底下溜过，给下面的战友带去危险。

你很难想像，我们在新干守住道路的那些天里，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我们一个个都好像不是身在中国，而是身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又好像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场上。省道上每隔几公里就会架起一道栏杆，所有的车辆要经过，都需停下来检查，不查别的，就查介绍信签署的单位是造反派还是跟我们一条战线上的战友？

除了在明处查询的战友们外，还有很多在暗处的岗哨。我是在一个暗哨里值勤。我们卧在省道的两旁的林子里，一开始甚至连呼吸声都得屏住，生怕自己的不慎给敌人有机可乘。

现在回忆起这些往事，简直好笑极了。造反派也好，老保也好，他们的额头又没有打上印记，怎么可能区分开呢？也许在当地，大家彼此都会知道谁是自己的一方，谁是对立的一方，可是，那些南来北往的外地人，你怎么可能知道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大家连造反派组织和保皇派组织的名称都无法一一分辨清楚，更何谈去分辨每一个人了。

可是，我们当时就真的有那么认真，你不能说谁是“糊涂”，只能说是认真。你要说是“糊涂”，那就马上给你一顶“污蔑革命战士”的帽子，下场一定很可悲，弄不好脑袋都保不住。

我也很认真，而且我当时怎么也想不到有人会刻意地混淆自己所站的队伍。我们会觉得自己站的队伍很神圣，绝不愿意被别人误解，自己当然更不可能去混淆。你最多可以做个逍遥派，但你绝不容许别人把你说成是对立的那一方的人。

当时有一句标语口号是：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呢？我现在连记也记不起来了，那时候光知道自己是站在毛泽东思想路线一边的，也是不在乎自己的死活，坚决要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人。

新干剧团大部分造反派的成员都是出身不好的人，属“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的后代。因此运动一开始，大部分造反派的成员不敢拿我们这些“老保”怎么办？那段日子虽然大家都处在水火不容的地位上，可是毕竟是一个单位的人，白天出去革命，晚上还不得不回到剧团这所庙里睡觉。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日子还要过下去。

可是后来，“革命形势”发生了骤变，造反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的地位在江西直线上升。我们这些在保守派组织里的人一下子“集体失语”，再也没有当初那种张贴大字报时的革命劲头了。

剧团造反派队伍里有少数几个出身好的人，随着斗争势头的转向，他们的地位也这随着革命的势头往上窜了。剧团里几个造反派头头，那段时间都不住在剧团里，他们住在“新干县大联筹”，与新干县中学和新干“共大”（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红卫兵小将们天天在一起，吃住都在一起，整天呆在原县委大院的“大联筹”里。

新干大联筹的造反派头头当中，最突出的一个是新干剧团的导演刘瑾帨。

说起刘导演，我要是翻起老账来，可以说上几天几夜，但我不想多说，他实在是个乐极生悲的可怜人物。

新干剧团原本只是一个很小的县剧团，导演却不少。团长本身就有编导才干，加上一个老资格的陈导演，应该是实力雄厚了。刘瑾帨导演因此在剧团的地位岌岌可危，可是偏偏这时，专采又下来一位宁导演，于是他更感到地位难保了。

我看得出来，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宁美君导演的地位，让刘瑾帨导演很感不适。我们这批从吉安被宁导演带来的孩子，就成了他对宁导演不满而发泄的对象。我不是好欺负的，他因此更加对我不满，横挑鼻子竖挑眼，总要挑我的不是。

就在这时，文革开始了。刘瑾帨认为自己翻身的日子到了。宁导演的丈夫是专员，她的地位原本是剧团的硬档，然而，批斗的对象开始转向走资派时，宁导演从此消失不见了。她借口养病，回到吉安再也不回新干了。刘瑾帨并不以此为满足，宁导演走了，他还在陈导演的手下，很是不甘心。

好在陈导演因出身不好，一到文革，就抱病躲藏、隐忍。洪团长既是管行政的团长，在业务上也不赖，创作了很多小型剧目，他的业务水平不在刘瑾帨之下。不过，他属于走资派，成了专政对象后，自然也就不再出头领导剧团的运动。而且不幸的是洪团长也站错了队，加入了与造反派对立的保皇组织。

这下刘瑾帨在剧团的地位骤升，他不但是新干剧团的运动干将，也成了整个新干县造反派的得力干将。

那时，新干县城里经常能够看到刘瑾帨导演和新干中学的红卫兵小将方天军和谢凡根等几个人，进出位于县委的“大联筹”，他们每天挎着抢在广场、剧院和其他公共场所耀武扬武走来走去。看他那种神气活现的样子，我当时很表不屑，业务不怎么样，政治野心却不小。

现在我信主了，有了自省能力，才知道自己其实并不比刘瑾帨好多少。

这次我回到新干，听到刘瑾帨的一些情况，更让我为自己蒙神拣选和蒙神保守而感恩，且感叹不已。——老同事告诉我，文革结束后，刘瑾帨遭遇到了我们谁都无法想象的逆运。

那年（大约在67年六月份），造反派夺权夺枪后，他们对一些所谓的“铁杆老保”实行了坚决的无产阶级专政。有一个从抚州途径新干的“老保”，据说是像我一样，挂了号的“铁杆老保”。他经过新干“逃跑”时，被造反派发现了，把他抓了起来。造反派当时欣喜不已，觉得他们取得了一个极大的胜利。

那名抚州“铁杆老保”被押到新干广场开了一场批斗会后，就地被造反派枪杀了。

现在老同事告诉我，当时在批斗会中，“革命群众”的怒火难以遏制，有人为了表明自己向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尽忠，不知是谁率先向那名抚州的“铁杆老保”开了一枪。随后，又有人不甘落后，举起枪来又朝他“砰砰”开起来，那个可怜人的身体就像是马蜂窝一样，布满了抢眼。

据说当时刘瑾帨也在场，而且刘瑾帨也朝他补了枪。文革结束后，清算开始了，刘瑾帨作为凶手之一被关押判刑。

刘瑾帨自己分辨说，他并没有向那个抚州“老保”补枪，那人的死跟他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在公安来调查当年在广场的枪杀事件时，调查人员向原剧团的造反派盘查，不止一人说广场批斗会后，刘瑾帨兴致勃勃地回到剧团，曾经向剧团的造反派描绘批斗会的情景。刘瑾帨肯定讲了“大快人心”之类的话，他们也听见刘瑾帨夸耀自己那时的壮举，似乎真有刘瑾帨开枪的事。

文革结束后，清算工作断断续续，变来变去的持续了好些年。老同事告诉我说，刘瑾帨为这次枪杀事件三进三出公安机关，吃了三次官司。刘瑾帨认为自己被冤枉，人不是他杀的；但是人究竟是谁杀的？一直到今天都没有结论。因为那时大家都昏了头，谁开的第一枪根本就没有人留意，至于第二枪和接下来的N枪，那就更讲不清楚了。

剧团的老同事们都认为，刘瑾帨有可能朝那人开过枪，但不会是第一枪。他们确实听见刘瑾帨说广场的事，但不知是真的，还是他自己在吹牛皮和侃大山描绘自己当时的勇敢壮举？然而，这件当年的壮举后来就成为血案，成为罪行，刘瑾帨要“抵赖”已经难以圆说了。

这个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从此交上霉运。刘瑾帨导演不但三进三出公安机关，受尽了牢狱之灾的痛苦，更是在日后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据老同事们说，刘瑾帨一直不服，整个后半辈子一直在上访，不止一次去过北京，去到南昌，为自己的冤屈不平。他的家人当然也跟着他受尽了文革导致的苦痛。

“抚州老保”被枪杀一案就这样断送了刘瑾帨导演。他不但再也不能在文艺界大施拳脚、出人头地，连饭碗也丢了。自从清算文革的血案开始，他就被剧团除名了。

刘瑾帨开始了他漫漫的上访之路。我们知道，这条路不是那么容易走的，像他这样的情况和这样的人在中国那十年浩劫中多得是了。没有谁会为他出头鸣冤的，因为在人眼中，他背负了杀人的可怕罪名。若不是在文革中，杀人还要偿命的，我想，专政机关大概念着他和十几亿中国人都是受蒙蔽的群众，不然，今天就再也没有刘瑾帨导演在世上了。

我听说刘导演如今靠摆地摊度他的艰难下半生，心里很是难过。我问邱少云，这次会议有否邀请他出席？邱少云摇了摇头，他说即便筹委会的人都同意邀请他出席会议，刘导演也一定不会赴会的。看到过去的老同事们，刘导演一定不会好过，邀请他参会的话，无异于揭开他内心那还未痊愈的伤疤。

是啊！直到如今，刘导演的伤口还未愈合。他就这样带着极大的伤害在世上残喘度日，他一定到现在还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啦，为什么自己会沦落到这步田地？他一直不停地上访，不停地喊冤，在上访和喊冤的过程中，少不了有更多的伤害加在他已经无力承担的肩上了。

这次去新干之前，我不但不知道刘导演后来发生的这些事，连刘导演这个人都已经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了。这次回到新干，我记忆库里部分封存的东西翻了出来，刘导演这人又鲜活地出现在我的脑际。只是今天的我，已经与过去全然不同了。这全然不同最主要的是体现在我看待过去的人和过去发生的事，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看法。

刘瑾帨的心灵如果得不到医治，他这辈子真是太惨了。然而，他怎样才能得蒙医治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他不停地鸣冤叫屈，他不停地为自己申诉。也许他还在指望，没准有朝一日，政局又会来一个大翻转，就像文革时那样，一下子人可以被捧上天，一下子又可能被打翻在地，被人踏上一只脚。刘导演会不会还在做这种梦呢？会不会还想回到当年他挎着枪、耀武扬威地在县委机关走进走出的年代呢？

我想起前年去井冈山游玩时遇到的一个人和看到的一幅图景。

有一个老人，大概有很大的年岁了。他穿着电影里当年红军穿的那种衣服，头上戴着电影里红军戴的八角帽。我看到他，很快就分辨出来，他不是为了留念拍照而这副打扮的，他是在一种病态的怀旧情结中。

果然如此，我靠近老人，通过跟老人的交谈，我知道了他对今天的社会变化既不理解，也很不满。他不能容忍“红色井岗”怎么可以变成“绿色井岗”，他不理解人们来到井冈山，怎么可以不是为了缅怀革命传统，而是为了欣赏井冈山的地理风貌，他实在受不了这种变化，就以自己的力量来对抗这种变革。

老人家天天这副打扮在井冈山各个景点里走来走去，为要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井冈山的革命传统。

我想起这些，有点担心刘瑾帨导演会不会也因伤害太深，变得神经兮兮的。在我看来，他要进到正确的思维方向中去，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痛苦了。那么，在我看来，正确的思维角度是什么呢？

第一，刘导演要想想那个被枪杀的“抚州老保”，他不明不白地死在新干，他有多冤屈？他的家人因着他的猝死又有多痛苦和冤屈？无论如何，你刘导演今天还活着，你还有机会看到你的家人，看到这个世界的变化，而且从这些变化中有重新思考人生的机会。

第二，虽然你刘导演为了这一件血案丢了饭碗，失去你爱好的事业，但毕竟这种损失还是你能够承受的。不管你有没有开枪？对你的处理是否真是太严厉？然而，你当时在枪杀现场总是个事实；当时你非但没有阻止枪杀事件的发生，反而为此感到“大快人心”这总是事实。为着这些你自己也不否认的事实，难道就不该有反省，并且愿意承担些微后果吗？

我知道，刘导演自己是不会朝我的思维方向去思考问题的。他只会跟人比，跟剧团其他人比。这一比心里就更不能平衡了。是啊！剧团其他人，站在造反派队伍中的那些人，哪一个有他那么倒霉，现在哪一个不是比他活得滋润？可怜自己到年迈了，一生的才华就消耗在漫漫上访路上，就消耗在两个平方和无数双脚踏过的地摊上。

我听说刘导演的事后，心里萌发了一个想法：我要见他，跟他谈谈。如果我能将福音传给他，告诉他现在还不是最终的结局，他还可以寻求到一条好的出路，或许这就是我来新干的最好的收获了。

我请邱少云邀请刘瑾帨和老同事们一起来我的住处，我要请大家（包括刘导演）吃饭。如果邱少云同意的话，我希望也邀请他参加这次剧团团友聚会。我认为刘瑾帨既然曾经是我们的同事，他就应该得到我们同样的看重。虽然他的际遇很糟糕，但这不全是他的过错，很多是时代和社会造成的问题。然而，我们却不应该对他另眼相看。

不料我的建议一经说出，师傅（马婆）就大叫了起来：“古娜，你真的忘了吗？那天在新干广场，刘瑾帨和新干中学的方天军以及谢凡根把你抓进大联筹毒打了一顿，还给昏迷的你身上泼尿，这些事你都忘了吗？”

第五章   硝烟弥漫

我真是忘了，我是不记得谁是导致那个曾经发生在我身上恶性事件的凶手了？但是，我对那个事件并没有忘记，这是我在新干受到的极大伤害之一，怎么可能忘记呢？

每回路过新干，看到新干火车站，我就会想起这件事。虽不知火车站的具体位置，但我还会想象它就是在当年汽车站的位置，那一天我就在这个位置上被拦截，之后，被殴打几乎致死。

这件事还得从造反派地位的提升和保皇派被打倒在地的背景说起。

江西的造反派取得绝对优势后，虽然新干剧团的保皇派都是出身好的人，但也就被踩下去了。

我在保皇派中是个特例，我出身不好却“跳得很高”，而且写了很多“保皇”文章；这一来，造反派翻身了，我也就倒霉了，而且是倒上大霉了。

当时我一看局势对我不利，就“三十六计，走为上”，回到吉安，躲避风头。我想，若是继续呆在新干，少不了成为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我不能那么傻，必须逃走。

可是，逃到吉安，哪有我的好日子过？虽然我没有在吉安参加哪一个组织，既不是吉安的造反派，也不是吉安的“老保”，但是我在新干太出名了，吉安两派的人都知道我，因此我回到吉安也没有一个安稳之处可以停留。

有一段时间，我因害怕被人找到，就住在“舅舅”的家中。

“舅舅”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所以是假舅舅。假舅舅是吉安电影公司的员工，他跟我妈同姓，他母亲生了四个儿子，没有女儿，就要我母亲做她的女儿，于是我们叫他“舅舅”。他出身很好，自己又去过朝鲜战场抗美援朝，是响当当的红五类，所以我住在他家会比较安全。

那段时间我妈妈被关进了“牛棚”。不过，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牛棚”，而是吉安地区的当权派以及地富反坏右份子云集之处。——妈妈被抓到禾阜桥去修堤坝，和所有吉安市的大人物关在一起。

记得逃回吉安那段时期，我曾经去过禾阜桥一两次。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那些人都被视为“坏人”，视为专政对象。在那里我看到专区人民医院的杜院长（他跟我家有点沾亲带故）和行政科的一些领导干部跟我妈妈在一起。他们看见我来了，对我笑笑，也许他们看到我，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看到自己如今这个样子会怎么样呢？

我尽量躲避那些叔叔阿姨的目光，心里虽然不认为他们是坏人，但是我不敢跟他们说话，连对眼线也不敢。若是被人知道，那可是阶级路线不清楚的表现啊！

我还记得有一次去禾阜桥看妈妈，路上偶遇我的同学王晓华。

王晓华看到我不好意思，我看到她也有点不好意思。原来她爸妈也来禾阜桥修堤坝了。王晓华的爸爸是吉安建工局的局长，她妈妈也是建工局的一个中层干部。王晓华跟我在吉安高中同年级但不同班，我们都喜欢文艺，她跳舞很好，又是干部子女，有一段时间我心里很是羡慕加嫉妒。不料，这个时候，她家也沦落到跟我们家一样的地步了。

当年从吉安市到禾阜桥的这条十几里的公路上，每天都有很多干部子弟走来走去。谁都不知道为什么父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为什么爸妈干革命干得好好的，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反革命？

我直到今天还会和妈妈常常回忆起那条禾阜桥上的探亲土路，回忆起那些探亲路上迷茫的青少年，也会忆起我和妹妹去看妈妈时那种沮丧的样子。

吉安市“八一三”（1967年8月13号）大武斗的那段日子，我已经从新干回到吉安。那时我们家是住在糖果厂对面的地区卫生防疫站里。当时我妹妹才十一岁，已经没有书可读了。

妹妹常常一个人恐惧战兢地呆在防疫站下坡的路上，那里有一个私人卖肉的棚子，她就坐在棚子底下那块割肉的砧板上，看两派人走来走去。她什么也不懂，就是知道造反派和“老保”在打仗。

那时候的“打仗”可不是一群小孩“过家家”，也不是舞台上为戏剧效果而布置的戏景，乃是真刀真枪的战场。

有一天，好像是在“八一三”前后的某一天，我跟妹妹一起坐在吉安饭店旁边、上阳明路那卖肉的砧板上，望着各路红卫兵走来走去。只听见子弹“嗖”“嗖”地从我们耳旁飞过，我们亲眼看到马路上有人中弹倒地。两个女孩像是傻了一般，看到这一切不知该如何是好？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怕，子弹又没有长眼睛，会落在别人身上就不会落在你身上？

这种恐慌的日子刚刚过去没几天。有一天，我正好在防疫站的家里，突然家里来了一帮扛着枪的学生，说是请我到卫校去，有事要问我。原来这是造反派的一个行动，针对“老保”的一个革命行动。我是“铁杆老保”，他们要带我去接受审查，就把我带走了。

妹妹一个人不知所措，看到一批带枪的人把我押走，当时不知该如何是好？连哭也不敢哭。

我被带到离家不远的卫校。过去我并不知道原来吉安卫校是吉安市造反派的大本营，这次看了吉安路网友的回忆录方知自己被带去的地方是造反派的大本营。

我被带进一间教室里，那间教室空荡荡的，没有课桌椅，只有几个人围坐在好像是一张讲台的桌前。看见我被带了进来，他们都眼睛一亮，立刻振奋起来，好像猎人找到了一个猎物。

很快地他们又发现，我还不是一个普通的“老保”，而是一个“铁杆老保”，是挂了号的“铁杆老保”。我在新干县的作为令所有的造反派“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些奉命去防疫站抓我的人，一开始不清楚我是何许人也？不过很快的他们清楚了自己获得的是一只大猎物。

那些学生年龄跟我差不多，可是由于他们都是在“阶级仇、民族恨”的教育中成长的人，对我可凶了。当他们知道我的出身情况，家庭背景后，对我凶极了，好像不杀我不足以平民愤。

看来这次造反派去抓我的行动，并不像吉安路网友的回忆录中提起的是一种漫无目标的抓捕，看来他们已经掌握了我的全部资料，对我是有计划的一个行动。所以我真是成了砧板上的肉，任由这些造反派想要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了。

现在我能太太平平地坐在家里，在键盘上笃笃定定地敲打这段往事，不能不说这是神格外的怜悯和保守。若不是神保守了我，我肯定早就没命了。那年头，红卫兵小将对待“阶级敌人”可凶残极了，他们认为这是革命行动，在革命的行动中，容不得有丝毫“资产阶级人性论”里的残渣余孽思想。

我记得毛主席语录就是这样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红卫兵小将们，他们对另一个阶级的人不可以心慈手软，不然，就会被视为革命立场不稳固，很快地自己也会被视为革命的对象了。别说是他们，我自己也是这样认识的，我也因为这种认识，犯下了我这一辈子难以忘怀的滔天大罪。

记得文革刚刚开始时，“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运动如火如荼。那时，街市上几乎天天都是锣鼓喧天，都有游斗的队伍来来往往。我们都得上街去观看，这是参与革命的具体表现。

观看地富反坏右的游街示众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在新干县，一次是在吉安市。那两次观看游斗，在我心里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永远也不会磨灭。我自己后来被揪出来游斗的经历差不多都忘记了，然而，那两次观看别人游斗的经历却永远不会忘记。

在新干县的那一次经过如下：首先我们接到通知，县城里的地富反坏右份子马上要经过剧团，要接受革命战士的批斗，大家都出去，停下手中的工作，一律出去支持革命者的行动。谁不出去，后果自负。

谁敢不出去呢？已经见识过无数次的批斗场景的人，没有一个愿意去看这种场面，但是也没有一个敢于不顾后果躲着不出去。我那时心灵深处其实很厌恶这种场面，可是我却告诫自己，不可以做一个懦夫，对反革命分子心慈手软的懦夫。

我走到剧团的大门口，那时已经有很多人聚集在那里，剧团所有的人都出来了，在门口等着游行队伍经过。剧团对面是新干林业局，林业局的人也都全体出动，来到门前。

我的旁边是陈冲，她个子比我低，她设法挤到我前面去，我靠边让了让她。在我这是一个不易的举动。我平常很不喜欢别人挤兑我，但是这时候我被陈冲挤在一旁，却很高兴。因为这样，我就不必“首当其冲”了。

那支稀奇古怪的队伍过来了。除了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小将外，这支队伍中的人都是在“破四旧”运动中揪出来的四旧人物，也即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

所有的人头上都带着纸糊的帽子，每顶帽子的形状都不一样，考究点的就好像古装戏角色戴的那种，一般都是像话筒那样圆锥形的帽子。在帽子上有字，表明戴帽子的人是哪一类的“坏”份子，叫什么名字？

这些人都低垂着脑袋，挪步慢行，故意不让人看到他们的脸。不过，有时红卫兵小将会将某个人的脸举起来，让围观的人看，并告知这个被举起脸来的人有什么劣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要故意让围观的人反感，从而激发他们的愤怒之情以及由此产生革命的行动。

我不知道别的围观群众是否跟我一样，也是低垂着头，不忍看到游街示众的人那种痛苦的表情？应该不会的，那时人都失去了理智，以恶为善，以善为恶，是非观完全被颠倒了。

然而，我却低垂着头，闭上眼睛，不忍睁眼看到那些人的表情。我感到自己好像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正在被千人指，万人骂。尽管我知道自己决不会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绝不是反革命派；但是我完全可能跟游斗队伍中的人那样，被看为是个反党的人，因为他们说我的出身界定了我会对共产党有刻骨的“杀父之仇”。

一个老太太经过我的眼前，陈冲突然一巴掌甩在老太太脸上，顿时老太太的脸扭曲了，一种痛苦的表情无法掩盖。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又听见陈冲在看到老太太的痛苦表情受到刺激后，那被激怒的声音。

陈冲大喊口号：“打倒地主婆XXX”，“XXX不悔改，就叫她灭亡”。——

之后，她又大声地对着倒在地上的老太太说：“你以为自己冤枉吗？你想到自己剥削无产阶级时的残酷没有？现在打你一下就知道痛了，当初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时就不知道别人也会痛苦吗？”

陈冲说完了，就把我拉近老太太倒地的地方，对我说：“对她采取革命行动，把她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我手脚无措，被眼前的情况吓呆了。我知道，如果我不采取行动，就会被视为同情地主婆，就会被视为害怕地主婆有一天翻案。可是眼前的老太太已经奄奄一息，只有一口气了。从那一路过来，经过无数个单位门口，被这人推一把，被那人打一拳，现在已经只剩下半条命，一口气了。我怎么打得下手啊？

可是陈冲一直催逼我。我知道还有很多双眼睛在盯住我看，剧团的人都在大门口，都在留意我的表现。我若对那地主婆表同情，明天就要站在她的地位上，被千人指万人骂了。所以我没有退路，只有听从陈冲的话，采取革命行动。

我提腿踢了老太太一脚。她被陈冲拉起来后，我朝她踢了一脚，她又倒地了。

方克成真是个孩子，他见老太太倒地了，不但不扶起来，又加了一脚，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道：“还想装死呀？像你这种地主婆，死一万个都死有余辜。”

他不但补上一脚，又大声呼喊口号：“打死地主老太婆，把她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其他人也跟着呼喊口号。我不敢睁开眼睛看老太太，也不敢看其他“革命群众”，在我的脑海里，已经是浆糊一团了。我不知道这个老太太会不会死？如果她这时候死了，是革命的伟大胜利吗？我真的不知道。

以后很多年，我都忘不了那天的情景。我总觉得那天老太太死了，被革命造反派群众“解决”了。对很多当时疯狂的人来讲，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因为这个世界上从此少了一个剥削阶级，少了一个坏分子。但是，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觉得这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我的心一点也不快乐，充满了忐忑不安的感觉。

我犯的这个大罪一直折磨了我很久很久。尽管我后来也遭遇到跟老太太同样的惨景，我也被拉出去游斗过，但是我并没有因为自己经历了这些，就觉得心安了一些。那个老太太的模样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直到我信了主，把自己的罪交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身上，才从这种负疚感和恐惧感中出来。

另一次看别人游斗的经历也是刻骨铭心的，但却是一次完全不同的感受。

那次我是在吉安，好像文革刚刚开始，我回吉安休假。那时，吉安的街市上也常常有游斗的场面。

有一次，我在永叔路上，刚刚进到“九霞”百货店，就听到有人在喊叫：“快出来，快出来看呀！‘九霞’的老板戴着高帽子游街了。”

吉安市是个小城市，当时最大的百货店就是“九霞”。我常常听妈妈讲起“九霞”的龚老板，说他有九个孩子，个个都聪明英俊漂亮。后来，到了吉安高中，我认识了龚老板的女儿老七、老八，她们是比我高年级的秀卿和芳卿姐妹俩。我心里一直很羡慕龚家的人，他们那么出色，男孩女孩个个都很出色。

这天听说他们的爸爸被拉出来游斗了，我不由自主地跟着顾客跑了出来。果然，一支游斗队伍由远而近。突然我被游斗队伍中的一幕情景吓坏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的“偶像”芳卿就在游斗队伍中，她是那么靓丽，在一群被称为“牛鬼蛇神”的怪诞队伍中，她仍然是并且更加显出是那么出色、靓丽。她没有低下头，避开众人的眼光。虽然她也不像刘胡兰那样昂首挺胸，但是在这支队伍里，她是抬起头来在队伍中行走着的惟一的人。在她身边，是她那年迈的老父亲，她扶着父亲一步步往前行。

也许芳卿自己都忘记这事了，但我记得。我为什么记得呢？不知道。我想，是神让我记住了这一幕，虽然在那举世疯狂的年代里，神让我看到还有人没有疯狂；虽然那个世代是非善恶已经完全颠倒了，但是神让我看到还有人保持着人性的尊严和光辉，保持着从天而来的一份平安。

我后来知道了这就是信仰的力量。龚家是传统的基督徒家庭，父母信主，九个儿女也都信主。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里，他们被打倒当然是无法幸免的事。然而，他们不像别的人家，为自家遭遇的逆境感到不堪容忍。他们有从神而来的力量面对临到家庭的逆境。

我信主后，跟这家人家有一度走得很近。我告诉他们，当初芳卿在游街示众时的表现令我十分震撼。我不知道她哪来的那么大的勇气？她也是一个柔弱女子，为什么竟会如此平静地看待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疯狂事件？

同样的际遇在那些我曾经以为是英雄伟人的人身上就不同了。很多人经受到这种打击都受不了，有些甚至选择以死来逃避临到的灾难；然而，就在这个普通的基督徒的家庭里，一个小女儿却勇敢地搀扶着步履艰难的父亲，一步步在众目睽睽之下，以超越的眼光看待这种态势，既不害怕，又不害羞，一如既往地前行！

我现在把这两次游街示众给我带来的深刻印象写下来，是要让自己想到文革的十年是个疯狂的年代，是个黑暗掌权的年代。在那个是非颠倒，人性泯灭的年代里，我这种又任性又骄傲的人能够侥幸逃脱，留下一口气直到今天认识神，直到今天为神所用，这完全不是我自己的本事和功劳，完全是神的拣选和神的保守。

回到我被抓进卫校时的情景，就会看到我那时的处境是多么危险，幸亏神的怜悯，我才能化险为夷，才能活在今天。

那些个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学生对我很不客气，他们的“阶级仇、民族恨”以一种十分扭曲的表现显明出来。当我被抓进去后，他们高呼口号，把抓住我当成是一个革命的胜利。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哪来的勇气，竟然心里有一种决一死战的英雄气概油然而生。面对自己眼前的可怕危境，我全然不知。我不知道跟我一起抓进来的人就在跟我一样的地方，跟我一样的时刻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他们吩咐我坐地上，那间教室里没有多余的凳子，就算有，也不会给我这个在他们眼中死有余辜的铁杆老保坐。我没二话坐了下来，双腿盘着，眼睛直直地盯着他们。不等他们问我话，我先开口说话了。

我首先申明自己是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战士。我不知自己怎么会站错队伍，也不知自己是否确实是站错了队伍？我认为现在作结论还为时太早。我相信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绝不会拦阻革命势力的发展，虽然我现在被对立的一方视为反革命的力量，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我不是反革命。

（今天写下这些，我感到十分羞愧，然而，那时我确实是这样认识的。我那时把毛主席当神看待，认为毛主席绝不会错，纵然我被打成反革命，有一天毛主席也会来替我伸冤、平反。）

他们用我的家庭出身来打击我，说我是狗崽子，是替封、资、修鸣锣开道的狗崽子。

我义正词严地说：“我没有替反动的封、资、修鸣锣开道，我所有的思想和我写的文章你们都可以看出来，我是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先列的。我的出身不好，但这不是我的过错，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选择的是跟随毛主席走革命路线的道路。”

看得出来，他们已经掌握了我的全部情况，包括我在新干写的一系列大字报。他们提到了九评，也就是我的“评解放军支左部队”的九篇文章。还污蔑我是在跟党中央唱反调，以自己反动的九评来诋毁中央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其实我对“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根本就不是很了解。好像看是看过，但不是很懂。对于国际上发生的事件，我一般都不太懂。由于不懂，也就不感兴趣。只是当有人拿我的“九评”跟那“九评”相提并论时，心里有点洋洋自得，这是我内心的虚荣和骄傲在作祟。

他们告诉我，今天来了，就别想轻易活着走出去。像我这种反革命狗崽子，又是铁杆保皇派，死一千个也不足为惜。现在我若是不坦白不认错，结果就是跟那些对抗革命的坏分子一样的下场。

其中有一个人告诉我，马上他们就要去执行一项革命任务，处决几个跟我一样“罪大恶极”的铁杆保皇派头目。我要是不老实承认自己的反动立场，不写下保证书，改变自己的反动立场，那么我就跟他们一样的下场。

远处传来了几声枪响。这种声音在那段时间时不时会响起，我已经听惯了。不知道是他们在毙人，还是造反派玩枪走了火。后来听说很多造反派玩枪走火死了的，但愿我听到的那几声不是杀了他们的敌人或者他们自己。

我从他们的问话中了解到，他们的行动是配合新干造反派的革命行动。也就是说，他们是从新干得到信息，我逃到吉安为要躲避造反派的追捕。他们接到指令，把我抓住，给我点厉害瞧瞧，让我知道，做一个保皇派，就是今天的下场。

我告诉他们，我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可悲的下场”？我只知道自己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你们要我死，我也只好死了。不过临死前，我希望能够见到肖文彪，我要跟他谈谈，到底我有什么错？我究竟怎样地站错队，站在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了？

他们听到我的请求后，有点感觉愕然。有一个红卫兵问我：“你认识肖文彪？”

我点点头。肖文彪是吉安市造反派的头头，是学生领袖，谁不认识他？我告诉他们，我和肖文彪是校友，我们都曾是吉安高中的学生。他现在可是有名的造反派领袖，不至于不肯见我这个被你们看来是站错队的校友吧？

肖文彪当时在造反派中有很大的影响力。我看得出来，当我提出要见肖文彪时，那些人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不知道我跟肖文彪有什么交情，所以显得有点茫然。

其实，我跟肖文彪一点交情也没有。我只知道他是白鹭洲中学的学生，在文革前，他可不是什么优秀生，完全没有名气。不知怎么在文革中一下子出了名，被解放军支左部队看中了，成了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

肖文彪有两个哥哥，一个在井冈山报社工作，一个在二工局（第二工业局）底下的一个单位工作。这肖氏三兄弟，肖文彪，肖文龙，肖文虎，成了吉安市的风云人物，成了吉安市造反派的精神力量。那年头，吉安市没有人不知道这肖氏三兄弟的，有人后来戏说那时候小孩子要哭闹，大人就吓唬说是“肖文彪来了”，小孩子就再也不敢再哭闹了。当然，这是戏话，其实肖文彪哪里有这么大的威慑力？

不过当时我把肖文彪的名字抬出来倒真起了作用了。这些红卫兵小将听说我认识肖文彪，跟肖文彪是曾经的校友，而且现在又理直气壮地要见肖文彪，他们不知我是哪路人马，就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

我看见他们窃窃私语了一番。之后，有一个人出去了，其他人开始“凉”我，只当我不存在。我猜想他们真的去找肖文彪了，他们一定是去问他们的头头肖文彪，该怎么处置我？

在这等待的近一个小时内，可以想象分分秒秒都是煎熬。我知道自己很危险，弄不好会被他们毙了。看得出来，新干造反派把我形容得很坏，说我是新干头号保皇派，放过我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损失。

但是那时候没有人会“求饶”，就算是真的死到临头了，也少有人会“求饶”。故此，我也没有求他们放过我。

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真不知怎样看待当时人们的心态，是勇敢吗？好像也不是。就像我，当时内心还是很恐惧的，只是迷茫比恐惧更占上风。那种迷茫找不到出路的心态，会在一种伪装的勇敢表象下被隐藏起来。

当时自己有记日记的习惯，事后我把在卫校的那段经历写在日记里。看过我日记的人，都把我看成是一个宁死不屈的英雄形象。其实，我并不是一个视死如归的勇敢女孩。

后来，我的日记本被造反派抄走了，一直躺在新干某个地方的档案室里好多年，直到文革结束。

文革结束后，我调离新干到吉安工作。有一次，大概是八十年代初期的某一天，新干剧团来吉安演出，剧团的演员杨玉林（就是不幸生肝癌已经去世的小名叫八伢子的演员）来找我，告诉我他得到了一本我当年的日记本。

杨玉林请求我把这本日记本送给他做留念，因为他很喜欢我写的日记，他说从我的日记里可以看得出来，我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是一个新时代的女中豪杰。他愿意一辈子有我这个朋友，拥有我的日记是他的荣幸，他感到很自豪。

我笑了，真是天晓得，人哪里会晓得？我勇敢，我哪有勇敢？我都怕死了，还说我勇敢。

日记中那些描写我当时的心情都是假的，我没有把自己的恐惧说出来而已。其实我一直处在后怕中。卫校那次被抓我差一点就被打死了，我后来听说当天确实有人被枪毙了，简直后怕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后怕中。

我能够侥幸活下来，没有别的解释，那就是神拣选了我，神保守了我。我现在确知我能够活着，都是神的恩典。

那天我在痛苦的等待中受煎熬，差不多有两个多小时。那些造反派不理我，任由我坐在地板上等待。他们在屋里进进出出，全不当我存在。这间教室是他们的临时审讯室，类似的审讯室大概还有好几间。我看到那些戴着红袖章的人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心里着急得不得了。不知道他们找到肖文彪后，究竟会给我一个怎样的处置？

好不容易那个去找肖文彪的人回来了，他们几个人又聚拢来审讯我。

为首的一个男生说：“按理来说，像你这样的‘铁杆老保’是要坚决打击，决不手软的。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给人出路，今天我们吉安的革命造反派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于你一条出路——命令你立刻回到新干去，回新干接受那里的革命造反派对你的批判教育。”

他们还警告我可别像其他顽固不化的老保那样，否则死有余辜。他们命令我明天立刻回到新干，若是违抗，那就再没有机会得到宽大处理了。也就是说，这次吉安的造反派给了我一条宽大处理的路。

可能这就是肖文彪的意见吧？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把我要见肖文彪的提议反映到肖文彪本人那里。按常识来看，肖文彪当时是个大忙人，应该不会理会我的要求的。但是显而易见，肖文彪对我的态度还算好，不然，他们不会给我这条出路，让我有机会从吉安卫校这个造反派的大本营里毫发未损地逃脱出来。

我被抓进卫校的这段时间里，家人跟我一起受了大半天的煎熬。我妈妈后来说，她听说我被抓到卫校去了，非常绝望，不敢指望我能活着出来。当时那些看着造反派持枪荷弹将我带走的卫生防疫站妈妈的同事们也认为，我生还的机会很小很小，从那些人来抓我的架势看，简直恐怖极了。

从卫校出来后，我没有在防疫站久留。防疫站不是我的安身之处，我立刻回到假舅舅的家中，他出身好，舅妈又是个很淳朴的妇女，我最好在他的家中避避风头。

第六章   死去活来

我在舅舅家中呆了几天，也是度日如年。吉安市巴掌大的地方，我不敢出门一步，甚至都不敢离开舅舅家的房间半步，怕他的邻居看见去举报我。如果我被造反派发现还没有回去新干，若是他们发现我还在吉安，没准又会把我抓进去。这回要再被抓住，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再也不会宽待我了。

母亲和舅舅商量，吉安不是久呆之地，我必须趁早离开。去哪儿呢？当然是上海，只有在大上海，造反派才找不到我。于是，大家核计送我去上海之事。

困难的是从吉安去到上海，新干是必经之地。除非是飞鸟，不然，插翅难逃，非得经过新干。那时，吉安市还没有修通铁路，只能走公路和水路。然而无论是公路还是水路，都必须经过新干。

我的家人帮我核计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一条合适的去上海的道路。可以肯定的是，新干的公路和水路都已经被造反派所掌控。那年头，说是“抓革命促生产”，其实大家都放下了生产在狂抓革命。不说我也知道，造反派一定在公路和水路上布控，凡他们要找的人，一个也别想从他们的眼皮底下溜过。

我基本已经知道自己的处境是在生死一线间。舅舅好心让我住在他家，别太多顾虑，可是看到他家那么小的地方，三个孩子两个大人只有一间房，我怎么可能安心住下去？于是我决定顾不上什么生命危险了，一定得尽早逃离江西，去到上海，只有在上海，我才有最起码的安全感。

记得那时家人就像在赌命那样计划我的行程，到底坐船去樟树还是坐汽车去樟树？其实两条路都不稳妥，肯定都有造反派查得严严的。我自己在公路上盘查过行人，知道一个有名的人要通过每一个地方，实在不容易。我既是出了名的“老保”，肯定公路和水路都有眼线，别想逃脱。

吉安到樟树的水路航班每天只有一班，轮船到了新干码头，造反派就会上船搜索，无论我怎么隐藏也躲不开这种筛网式的搜索。此外，那时公路交通也很不发达，吉安到樟树或者南昌的公路班次也不是很多，我若要坐公路运输局的客运班车，也一定会遭遇盘查。

这两条路看来是断了，可是还有别的路可以帮助我抵达樟树或者南昌，逃往上海。我们想到了另一条最好的路，那就是搭便车。只要找到去樟树或南昌的便车，就有可能从造反派的眼皮底下逃脱。

于是，家人帮助我寻找便车。妈妈在吉安市有许多熟人朋友，在当时的中粮车队里也有要好的朋友，可以请他们帮忙为我找到一辆去到火车站，然后坐火车抵达上海的交通工具。

我又等了好几天，先是跟我们关系最好的中粮驾驶员张叔叔，他一直没有被派车往那个方向去。那段时间中粮车队也在运动中，大家也对“生产”持消极的态度，都热衷于“革命”。张叔叔很遗憾地一次又一次地回绝我，“今天又去不了了。”

看我心急如焚的样子，张叔叔决定找他的同事帮忙捎上我，让我乘他同事的运粮卡车去樟树。不过我不能坐在驾驶室里，只能蜷在粮堆里度过几小时的车程。我觉得这样更为妥当，万一运粮卡车在新干停了下来，别人在驾驶室里很容易看见我，那岂不跟坐长途车一样麻烦？

我决定跟张叔叔同事的卡车走，只要顺利地通过新干，我就能太太平平地在上海度我“逃亡”日子了。

这天，妹妹陪同我一起去中粮车队，帮我提着一个不大的行李卷。我穿着一条上海亲戚寄来的花裙子，就像是出远门的样子。中粮车队离我们防疫站的家不远，只要上了车，我就放心了。

在防疫站门口，我们被防疫站的一个造反派头头余医生撞见。他诡诘地朝我笑了笑，没有问话。我也不客气地朝他白了白眼睛，不理睬他。——那时候无论是谁，哪怕是一个比你年龄地位都高很多的人，只要不跟你站在同一战线上，都会视他为敌人。余医生就是我的敌人，我没好脸给这个敌人看。

以后发生的事情究竟跟我们在门口撞见余医生有没有关系？我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因此直到今天我还是相信这绝非偶然，余医生是我经历这一环中一个无法忽略的人物。我现在当然不会恨他，因为这一切都有神的许可，若不是神许可，我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神既然许可我和妹妹拧着行李出门时遇到余医生，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

你想象得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了，我们计划很周密的行动完全破产了。我乘着中粮车队的运粮卡车去樟树转火车到上海，在新干车站前面的广场上，司机停车下来，去到广场旁的新干饭店小解，我蜷着身子不敢抬头看人看路。然而，就在我忍不住微微抬头的那一刹那，我看到了刘瑾帨的脸。

不过，刘瑾帨当时没有对我怎么样。我心存侥幸，以为他没有看清我，以为自己可以蒙混过关，以为司机马上就会从饭店的厕所里出来，发动车子一溜烟离开新干，以为我马上就可以在樟树火车站搭上去上海的火车，以为过不了多久我就可以坐在淮海路584弄3号姨妈那宽敞的客厅里。……可是，这都成了我“以为”的不可能实现的美好愿望。

现实怎样呢？现实是我被新干造反派在新干饭店前面的广场上堵截住，我被新干中学的几个造反派学生强行从卡车上拉了下来，带进新干县委大院的大联筹内，开始我那“死去活来”的一段非凡时日。

我已经记不太清楚当时我遭遇到什么？感谢主，这次去到新干开剧团团友会，那些曾经是造反派的同事们倒比我自己更清楚那时发生的事件的具体细节。

我依稀记得自己被新干中学的红卫兵用枪押着，从广场走到离广场不远的县委会。这一路不用说挨了不少拳头和枪柄的抡击，但是我至少是自己走着进到县委会（那时叫县革委）的。

我依稀记得被押进一间小屋，大约有十个平方左右的小屋。一到那儿，就有很多人一哄而上，对我实行拳打脚踢。我不知自己嘴里是否嘟嚷了“要文斗不要武斗”之类的话，也许说过，但这只会更激怒那些红卫兵小将。

我依稀记得审判我的造反派不是剧团那些人，而是几张当时在新干很出名也很出众的面孔。那是新干造反派的头面人物，不记得他们叫什么名字？这次回到新干我被告知，他们是“新干大联筹”有名的方天军和谢凡根等人。

这次我还听说从抓我到审我的背后指使者都是刘瑾帨，革命小将们只是幕前的人物。

我被他们严刑拷打很久很久，头发被绞得男不男来女不女，很不成样子，这是当时对付女性的高招——剪所谓的阴阳头，让你出去难以见人。听说他们把我打昏了之后，就在我身上浇小便，还说我醒过来了又昏死过去好几次。

当时我身上穿的是一条很好看的花裙子，这条花裙子也被剪成一条条的破布条。

这些也是激怒新干造反派，尤其是剧团造反派的因素之一。他们早就看不惯我这副资产阶级臭小姐的派头了。新干剧团的很多演员都看不惯我的衣着跟他们不一样，因着我的衣着特殊，我看上去大概气质挺不错的，吸引很多人。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都是我不可饶恕的罪状，我这种衣着表明我不肯放弃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我现在回想这些往事的时候，就有点明白自己过去为什么会受那么多的罪，为什么会比别的同龄人受更多的罪？那都是性格和性情使然。我的性格和性情很有问题。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孤傲的性格使我树立了很多的敌人。那些我看不起的人，无论是善是恶，我看不起的那些人自然就都成了我的敌人了。还有，就算我心中难得有佩服的一些人，由于我从不说欣赏别人的话，他们也不可能会成为我的同伴，也完全可能就是我的敌人。

我的“我行我素”也是我受罪忒多的原因之一。我不太管别人对我有什么看法，只管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做。那时我从一些文艺作品中捡到一句话，还把这句话当成自己的座右铭。——笑骂由人笑骂，我行我素而已。

你想，就我这副德行，岂能不开罪人落到被众人踩的可悲下场呢？好笑的是我还感到委屈呢！我总觉得自己对别人那么好，却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和认同。殊不知，我的骄傲已经界定了我做得再好也不可能被认同。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圣经说：【箴6:16-19】 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 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布散分争的人。

看看，神最憎恶的罪恶，第一就是高傲的眼。也就是说，我那目空一切的性格就是神所憎恶的。那么，既然神憎恶高傲的人，神会用怎样的手段来对付像我这种高傲的人呢？

圣经还说：【箴29:23】 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赛2:11】 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彼前5:5】……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看到不？神用当时的造反派来对付我，使我这个自视过高的人被他们狠狠地打下去。神许可那些人这样凶狠地对我不是要加害于我，而是要阻挡我的骄傲，为使我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以便他赐恩给我。

当时我受到的屈辱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屈辱，整个新干剧团没有第二个人受过我这种屈辱。我被造反派剪头发，被他们把穿在身上的裙子剪成碎片，被他们你一拳我一脚地打昏过去，还被他们不是用水浇醒而是用尿浇醒……。

现在我真知道了，神许可这些可怕的事件临到我，都是为了我的最大好处。像我这么一个极端骄傲的人，若不是遇到这么大而痛苦的试炼，是很难服下来的。虽然直到那天，我都已经遇到了那么大的磨练，还没有彻底伏在神的权能手下，但是爱我的神知道对付我这种人，什么才是最合适的手段。不管造反派的手段有多可耻可悲，但都在神的许可之内。

是啊！我当时确实被剥夺了很多。但是我现在深知，若是神不许可，就是一根头发都不会落下来，何况是一大片头发被剪下来（圣经也说头发是女人的荣耀啊！）。

是啊！我的长辫子就这样被他们残忍地绞光了。我不太留恋那条漂亮的裙子，却很留恋我的一头长发。在我舅舅家里住的那些日子，舅舅的几个孩子都叫我“长辫子姐姐”。那时人们的审美号称为“长发美”，文革运动也竭力地批判资产阶级的“长发美”错误观念。

我曾经以自己一头长发为荣美，可是现在的我，成了一个怪物，一个人见人厌的怪物。

我不知道自己在县委“大联筹”里是怎么度过那可怕的一整夜的，也不知道后来造反派们怎样将我整回到新干剧团的？好像这一切都在我的脑际里消失不见了。我所有的印象是我被抬回到新干剧团那所“破庙”里，醒来的时候我在自己那顶挂着帐子的床上，帐子放下了。屋子里漆黑一团，剧团同屋的室友都不知上哪儿去了？

还有一个印象，也是我不曾忘却的。在这件事后不知过了多久？也许不是太久，只有几天吧！那天我睁着双眼，身上的伤口还很痛。我很迷茫地望着帐顶，也不知在想些什么？突然我妈妈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大吃一惊，以为自己是在梦中。可是这不是梦，确实是我妈妈从吉安来到新干看我来了。

妈妈后来常常跟我说起那段经历。她说自己得知我在新干广场被抓住了后，很是绝望，以为我这回真会没命了。她不顾自己也在审查的逆境中，立刻去请假，要来新干看我。

好在那次防疫站的造反派大发慈悲，准了她的假，让她来新干看我。（所以我直到今天还有疑问，是不是余医生告发了我，使新干的造反派准确地掌握了我逃跑的信息。后来他们良心发现，就准许妈妈来新干看我。）

妈妈在新干只呆了半个钟点，就被剧团的造反派勒令离开我的病榻前，回去吉安。在这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我甚至都没有跟妈妈说上话。妈妈回忆说，我那时只会哭，哭得她好心酸。可是她却不能跟我讲任何安慰的话语，只能顺着当时的态势责备我不该任性，并吩咐我好好地听从造反派同志们的教育批判，好好地重新做人。

妈妈被迫离开我后，一路哭着回到吉安。她说那时她身子不方便，加上心情十分恐惧担忧，简直不知道是怎么连滚带爬地回到吉安的？她回去以后也大病了一场，但是尽管如此，还是必须继续经受无休无止的批斗。

当然这种情况不是我们一家仅有的，全国都在这种政治态势中，无人得以幸免。我们虽然受了很多苦，但至少命都保住了，还有很多家庭就在这场文革运动中，全家命丧黄泉的。

对别人的情况我不知道太多，我知道有名的“三家村”“燕山夜话”的主角邓拓，吴晗，廖沫沙之一的吴晗，他一家四口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死的死，疯的疯，一个都不剩下了。

我家在文革中也是九死一生过来的，包括十三岁就被迫独自下放到农村的妹妹，无一幸免都受尽了苦难。但是，我家又是幸运的，没有一个人死于文革，像我遭遇到这种凶险的事，都没有死去，我相信这是神格外的恩典和怜悯。不然，凭什么我们就比别人如此这般地更幸运呢？

我不知自己在窘境中究竟过了多久？大概是等到我的头发长长了一点儿，能够出去见人了吧！这其间也许有好几个月之久。我记得这几个月里，除了最初躺在床上的日子外，每天我都戴着一顶风雪帽。那时候，一种毛线织的盖住整个脑袋只剩脸露出来的风雪帽很是时尚，我就用这顶天蓝色的风雪帽遮住了自己的“羞耻”，勉强地度过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这段时间，我有好几次被拉出去批斗。

有一次，我被预先告知第二天在新干剧院又有一次大批斗。这次批斗的模式不同以往，批斗的对象两人一组，就像拳击场上的一场比赛，让两个挨批斗的人互相殴打。谁要是不肯向跟自己一组的批斗对象下手，将受到对方更加严厉的殴打。谁要是下手狠，那就表明他的态度立场端正；反之，就是对抗无产阶级的铁拳。

我为此吓破了胆。

在被押去批斗前的那个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一来我害怕自己的对手是个很强壮的人，我会被他打死。二来我怕对手是个很软弱的人，他会经不住我不得不对他施以的打击，而丧失生命。无论怎样，我都不得心安。

然而，我还不得不为自己的不安而不安，还得检查这种内心的不安是不是有问题？被拉出来批斗的人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是人们的敌人，我这种“怜悯之心”是否就是敌我不分、态度立场不端正的表现呢？

这些困扰直到后来我信主了，我明白了十字架上神那极大的恩典才得以解决。直到我信主了我这才知道，其实我很多时候那种不忍心向敌人下手的心态并没有问题，正常得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那是一种绝妙的救恩，是神的公义和慈爱的绝妙体现。是的，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如何能够并存？耶稣的死就是最好的诠释了。

十架救恩是神智慧的最高体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公义的神不能将有罪的看为无罪的，因此死亡就必要临到众人。然而，神爱我们，不愿我们进到死亡的结局中，所以让耶稣来代替我们经受死亡的审判。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体现出神的公义和慈爱之间的平衡，是神最高的救赎智慧。

我暂且不说当年文革被揪出来的那些人是否真是死有余辜的坏人？我也不说那些对别人实施革命行动的红卫兵小将以及造反派们是否真有资格这样对待那些所谓的坏人？就算是这一切都合法，这一切都合理，我的内心不安也属于正常的，因为我爱（或同情）一个犯了罪的人不能算错。

耶稣是圣洁的主，他同时也是恨罪的人。耶稣并没有因着他的圣洁和对罪的憎恶，就弃绝罪人。耶稣既恨罪，又爱罪人，十架救恩就是这两方面平衡的体现。——我现在明白了那时自己害怕对别人的同情是没有立场的想法不符合真理，明白了自己当时内心的不安是源自不明白真理。

记得那个晚上我很无助，一夜都不敢睡觉，满脑子都是第二天批斗场上可能会出现的可怕图景。后来到天快亮了，实在是累，我才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剧团造反派叫到隔壁小巷里去排队。我揪着心等待这一可怕时刻来到。一同在那里排队等候的还有剧团的团长，听说这次批斗会的主要对象是走资派和保皇派，县委书记和县长等人也会押过来被批斗。

突然，我又被剧团的造反派叫了回去，说是不用参加今天的批斗会了。我揪着的心一下子舒缓了过来，一下子感到自己蒙拯救了。真的不敢想象，如果我那天参加了这场批斗会，接下来的日子会是怎样的情景。那一定是痛不欲生的，那种心灵的伤害一定不会那么容易愈合的。

后来我知道了为什么取消了对我的批斗，这当然不是造反派的好心。

最初参加这种极端的批斗会的女性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这个铁杆保皇派，资产阶级臭小姐；另一个是县委书记苑书范的太太，妇联主任李梅花，她是属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可是，那天李梅花突然病倒了，拖也没法拖到剧院来参加批斗会，由于我的对手没来，造反派干脆发个大“慈悲”，也免了我遭此劫难和丢此大脸。

我很感谢那时候的一些现在已被唾弃的观念，是因着这种观念，我免去了一次极难逃脱的屈辱和损害。我感谢红卫兵看我是个女的，在找不到另一个女对手的情况下，他们作出的英明决策，不让我这个女保皇派跟一个男走资派来对打。

那次我虽然侥幸因李梅花没有到场，因而没有遭致身体受其危害，但是我的心灵已经深受其害了。

我不仅在那次批斗会的头天晚上吓得恐惧战兢一夜没得好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被那种假想场面的恐怖阴影所笼罩。我在梦中无数次进到这种批斗场面中去。在我眼前，总有一个黑影，这个黑影像是男的，又像是女的。然而，黑影总也挥之不去。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还会有这样的批斗会临到自己，那时，我就逃脱不了啦！

尤其可怕的是我无数次地想象一些极为荒唐的问题：1、怎样打别人耳光和避免挨别人的耳光才不会疼痛？2、怎样揪别人的头发和被别人揪头发才不会把头发揪下来？虽然我一辈子从那时到现在都没有打过别人的耳光和挨过别人的耳光，也一辈子没有揪过别人的头发和没有被别人揪过头发；然而，下意识里，我已经做过那种事了。

我曾经被造反派战士教授过如何做这种事？那次批斗会前，造反派给我示范过次日的批斗现场上，怎样才算是立场坚定态度正确？怎样才算是对走资派毫不手软坚决打击？所以我记住了他们对我的要求：面对我的对手，无论是哪个走资派，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应该毫不留情给予打击。不然，我就是在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我也无数次想象过，对方如果对我下手狠，是好事呢？还是坏事？我看应该是好事。如果她不忍心重手出击，我就不会忍心狠下重手。这样，我们是过不了关的。造反派不看到我们鼻青脸肿，不看到我们互相露出凶神恶色，是不会让我们过关的。那样我们就得一直打斗下去，一直到有一个人被打倒在地为止。

在现实世界里，我是逃过那一劫了，但在心灵世界里，这一劫我并没有逃脱。这些事留给我的恐怖阴影，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一直纠缠着我，使我没有一天不在恐惧担忧中，莫名其妙的恐惧担忧中。感谢主，直到我信了主，才击碎这些捆锁着我的心灵枷锁，使我得到了在基督里的心灵自由。

县委书记苑书范和妇联主任李梅花这对夫妻后来调到吉安地区外贸局当领导了。我很荣幸，他们都还记得我。

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吉安市的井冈山大道，他们家所在的外贸局就在我家对面不远的地方。李梅花看到我，还像在新干时那样亲昵地叫我“死女仔”。我不知道，如果那天她不生病的话，如果那天我们不得已要对打的话，会是她把我打趴下，还是我把她打趴下？如果那天我们不得已要互相对打，打到对方鼻青脸肿为止，我们的关系会不会像后来那么好？

好在已经没有这些“如果”了。我感谢神，虽然我心灵受了严重的创伤，但是没有还没有被逼到死地，那是神的保守。是神保守了我没有进入那次的试探，是神救我脱离了那次的凶恶。

这种死去活来的日子具体来说有多久，我已经记不太清了。

可是，我还记得，在我的头发没有完全长齐时，我成功地出逃过一次。那一次我逃出去的时间不短，好像有一个月之久。是我姐夫借来新干看我之机，把我偷偷地带出去的。

我母亲看我处境很是艰难，却丝毫帮助不了我，她当然很辛酸。然而，造反派盯我母亲也盯的很紧，虽然她没有站错队的问题，她不是所谓的“老保”，但是历史问题却也带给她很多苦难，使她不得不每次都做政治“运动员”。或者可以这样说，母亲比我更早些时候就站错了队。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站错队，而她是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就站错了队。

我姐夫是个很有担当的人。他见我在苦难中，决定出手帮我。

其实姐夫的家庭出身也不是太好，他家是小业主，比我家稍好些，可也不是硬档。但是我姐夫人品不错，他那时已经下乡（好像是64年就下了乡了），在一个青年林场成了一个知青头头。他决计把我偷偷带出去，带到他的林场去躲过一劫。

姐夫的林场离开新干县城大概有一百多里地，在峡江境内。

那天，他骑着自行车从峡江来到新干看我，我已经不再卧床了，头发也长齐了些。看到姐夫来看我，我心里好过了许多。姐夫那种“派头”给新干剧团的人一个印象，他也是一个革命造反派战士，因此他们对他还算客气。

姐夫临走时，悄悄地对我说：“你等下就说送我一程，马上回来。”我当时并没有领会他的意思，以为他要我送他到马路上，仅此而已。

那天也该是我能够逃脱造反派的魔掌，过上几天舒心日子。姐夫要走了，我就去向剧团的造反派头头请假，他们竟然同意我外出送我姐夫。

离开剧团那座“庙”，一上到马路上，姐夫就语气决然地对我说：“上车，马上跟我走！”我还没有弄清楚究竟怎么回事，姐夫就把我架上自行车的横粱，他自己则跨上自行车，朝峡江方向飞驰而去。

我在姐夫的林场里住了下来。开始几天，还算太平，姐姐对我照顾很好。我整天在林场转来转去，虽然心里还有点忐忑不安，但是已经脱离了新干剧团这个造反派的魔窟，我得到了暂时的平安感觉。

可是，只要在中国，那就没有一块土地是净土，也没有一块土地是静土。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乡村也呈现出一片疯狂的景象，看来，峡江这块地方也不是我能久居的地方。

尽管姐夫人缘很好，在林场里的知青大部分都愿意听他的。但是这个林场的一大批吉安青年和本地峡江青年中，也分成了两大派。姐夫为头头的这派人多，另一派少数派当然不服他。另一派的人很快就找到反对姐夫的理由了。

他们发现了场长从外地来的小姨子很有背景。看见我的头发有被剪过阴阳头的迹象，他们怀疑我背景复杂。

我已经感觉到知青中对我的评头品足，感觉到大家向我投射过来的不善眼光。可是，我没有办法，去哪儿呢？这儿有人不欢迎我，但至少我姐夫是头，我姐夫不让我走，他们也不敢拿我怎么办。

可是万万没料到，新干的造反派会跟峡江林场的知青反对派联起手来对付我。

新干剧团的造反派们发现我跟着姐夫逃跑了，就去打听姐夫的工作之地。那个时代，户籍制度很严谨，要查一个人的背景资料很容易，只要是当权者要查，没有人可以侥幸逃脱。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一点也没错。

姐夫很稳得住气，他对处在担忧景况中姐姐和处在恐惧境况中的我实施最有效的安慰：“不要怕，我就不信没有活路了。”当时姐夫的沉着给了我一颗定心丸。

然而，要发生的事终究要发生，谁也阻挡不了。

头天晚上，姐夫告诉我，上阜那边有人带信过来，新干造反派已经派人来到林场要人了，看来我很难躲得过。好在来人只找到上阜，而我住在下阜，距离上阜有十几里地，他们还没有赶到。但是那些上阜的造反派肯定会把我交出去，他们是非要把我交给新干来的人带走的。

这一夜我彻夜未眠，不敢想象这次若被带回去会有什么可怕的结果？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姐姐把我叫醒，让我快走。我一脸睡眼惺忪的样子，连脸都来不及洗，就跟着姐姐跑了。我不知道姐姐准备把我带到哪儿去？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这下我可是死路一条了。

姐姐抱着刚刚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外甥在前面猛跑，不停地叫我“快点、快点，他们已经追上来了。”

现在想来真是好笑，我没有经历过抗战，但却在演绎一场躲鬼子的游戏。确切地说，比当年躲鬼子更为可怕。

我们知道当年日本鬼子进山来搜查，咱老百姓跟外来的日本鬼子斗，他“强龙怎能斗得过地头蛇”？可是如今我却惨了，我不是“地头蛇”，他们却比“强龙”的本事大多了。那些带他们来搜查我的人都是林场职工，跟姐夫不在一条战壕里的造反派，他们要借机把我交给新干来的人，并以此狠狠地整整姐夫。

姐夫正在跟那些来人周旋着，姐姐抱着小外甥带着我躲进一个小山沟。我虽然不是很会走山路，然而，求生的欲念使我不顾一切地逃窜，全然不顾树枝将我的脸和手脚划得鲜血淋淋。

最可怜的是我的小外甥了。他才生下来不久，还是那么弱小，却为了我，要受这劳顿颠簸之苦，却为了我，不到一月的年龄竟然就成了一名逃亡者和小难民。

更为令人心酸的是，孩子哭了，却被我姐用奶头堵住嘴，不让他哭出声来。姐姐为了保我的命，简直疯了，她全然不顾这样做孩子因窒息会有危险。她那时只有一个意念，孩子的哭声会让追捕者找到我们，所以要阻止孩子哭出声来。

我的小外甥在眼下这种紧张气氛和恶劣环境的压制吓哭了。原本小孩子的哭是为要吸引大人的关注，以便满足他们的需要；可是我那可怜的小外甥，他的哭声要吸引的可不是关注他需要的人，而是索要我这个“倒霉鬼”小姨命的人啊！

当时我真是个“倒霉鬼”，到哪里都不得安生，到哪里都惹来灾祸。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看到这个外甥，就会想起他小时候为了保我命差点“光荣牺牲”。我觉得我欠了他的，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一定要对他好，因为他曾经以他弱小的身躯救了我一命。

那天新干来的造反派和上阜一些跟姐夫对立的知青造反派没有能抓住我。姐姐、姐夫和我一个月大的外甥用他们的生命保护了我，使我免于被抓，免于立刻再次回到新干那个可怕的地方。

我们在山沟里躲了好一阵子，直到姐夫找上山来，告诉我们那些人无果而归，我暂时安全了，我们才下山。

即便下了山，回到姐夫的地盘——下阜林场，我知道这儿是不能再住下去了。新干的人是否真走了不得而知，但是上阜那些与姐夫为敌的造反派还在，他们会怎么对我呢？不用问，肯定也是对我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了。

不得已我再次回到了吉安，还是姐夫用自行车驮着我，再次远行一百多里地，回到吉安。

第七章   夜半呼声

人们都普遍认为从艺的人不可靠，道德有问题。因为在演艺圈里，具有很多“潜规则”，这些“潜规则”无一不是将人带进堕落的地步。

可我们那时候在剧团里，却没有什么所谓的“潜规则”在运行着。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讲，我在剧团三年从艺期间，剧团上至领导、下到一般演职员工，他们的作风都很正派。

当然，我要说明，我讲的作风正派也就是一般意义的说法。如果按照我今天的真理领受，当然不能这样说。

圣经的看法比起一般世俗的看法，境界要高出许多。圣经说，看到妇女就动淫念，这人就同她犯奸淫罪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以神的真理来看，世人都犯了罪。这个罪不仅是指已经付诸行动的罪行，还包括没有机会实施的罪念。如此看来，有谁可以说自己是圣洁正派的呢？结论是，没有，这世上真正正派的人一个也没有。

我在剧团里属于那种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新潮”和“前卫”的人物。当然，因为我的服饰比较“新潮”，思想比较“前卫”，因而使别人对我有很多负面的看法，有人干脆在底下窃窃私语，说我是个风流女子。

我说过，我的性格里有很多东西，这些东西说好又不好，说不好又挺好的。面对大家对我的负面印象，我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的态度是：“笑骂由人笑骂，我行我素而已。”

在剧团的三年时间里，我一直在“跑龙套”，除了一些小舞台剧外，几乎没有演过像样的角色。在大型剧目里，我当然只能是一名群众演员，既当群众演员，那服装和化妆就只能是一般般，想要在舞台上服装鲜艳点，化妆漂亮点，那就甭提了。因此我只能在舞台下把自己弄得出众些，付出的代价却是被人看为很风流。

可是，有几个青年演员却比我要幸运多了，她们总能在舞台上把自己打扮得很亮丽很出众。即便是演【收租院】一类的戏，全是表现贫下中农形象的戏份，李海鹰也能够在舞台上光鲜亮丽地出场；不像我，穿着破破烂烂脏兮兮的衣服，站在舞台上一动不动地扮演一个泥塑土人。

陈冲比我好不了多少，跟我一样是群众演员。勒小荷和方克成只能在剧中演演少先队员一类的角色，当然也不是跟我相比的对手。然而，有两个青年女演员却是剧团的佼佼者，一个就是李海鹰，另一个则是武涧秀，她们两人是我暗中常常拿来相比的对象。

李海鹰和武涧秀在业务水平上旗鼓相当。有时李海鹰分到的角色胜于武涧秀，有时武涧秀比李海鹰更幸运。她们两人“风水轮流转”，一会儿你演A角，我演B角；一会儿换过来，我演A角，你演B角。有时我感觉到分配角色的编导也挺难的，两人内心都争着要上台，无论让你上还是让她上，对编导来说，确实挺难的。

那段时间全国各地都在上演革命样板戏，我们剧团也在八个样板戏的捆绑之中。

最早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一文，首次将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作为样板戏推出。

过了没多少日子，文艺舞台上又出现了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等第二批“样板戏”。但是这些作品不在样板戏之列，而被称为“样板作品”。

新干剧团曾经用采茶调演出过《自有后来人》一剧，后来这部作品就改名为《红灯记》了。李玉和这个角色当然非杨安陆莫属了，我的师傅“马婆”演李奶奶，也是主角，可形象了。另一主角是李铁梅，当时，李海鹰和武涧秀都演过李铁梅。而我在《红灯记》一剧中，只担任了一个喝粥的角色，只有一句台词——“尽是沙子”。

我们还排练过《红色娘子军》这个剧目，我当然仍是群众角色。杨安陆扮演的党代表洪常青，那形象可真是没话说，他的一举一动，蹙一下眉头，转身亮个相，都会赢来经久不息的喝彩声。在这个剧中，琼花的戏份也很大，李海鹰和武涧秀无疑是琼花的当然扮演者。

新干剧团排练并上演《智取威虎山》后，在全省的公开汇演中得到了好名次。那段时间我连一个滑雪的群众角色都没有得到，陈冲却在此剧中担任了少剑波小分队在茫茫雪原里的一个群众角色，在舞台上表演一系列飞翔的滑雪动作。

我之所以连这点荣幸都没有，那是因为我不幸站错了队，成了一名很不光荣的保皇派。排练《智取威虎山》时，我的头发还没有长齐，还是长长短短、参差不齐的，我还戴着一顶天蓝色的风雪帽，虽然天气已经转暖，我却不敢敞着脑袋见人。剧团不给我角色，也只有作罢，这种形象的我，怎么能够登上大雅之堂？

那时的我，很想有一天能够扮演小常宝这个角色。我不知道当时自己为什么会喜欢这个角色？也许只是里面的一段唱词可以让我尽兴地发泄内心的郁闷吧？

当小常宝开口说“八年了，别提它了……”时，我会立刻进到角色中，我会在那段唱段中把自己的境况摆了进去。

“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

我经历的这场大祸虽然不是很久以前，不是在八年前，但是也真的是场大祸，也真的是场“从天而降”的大祸啊！这场大祸差点要了我的命，这场大祸也使我的母亲伤心欲绝，几乎死去。

我内心的郁闷就好像一块沉重的石块压着，要在《智取威虎山》小常宝的唱段里喷发出来才能够搬开似的，如果给我这个角色，我一定要咬牙切齿地唱出来，直到把心中的郁闷倒空为止。

然而，我是不会有机会咬牙切齿地发泄“大祸从天降”的内心郁闷的，这个荣幸只给了李海鹰和武涧秀，虽然她们没有我这般咬牙切齿的恼怒和怨恨。

李海鹰和武涧秀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李海鹰更适合扮演那种强势性格的女性，而武涧秀却只适合扮演那种弱势性格的女性。这跟她们本人的性格也有关系，李海鹰的性格外向，武涧秀性格内向；李海鹰咋咋呼呼，武涧秀轻声细语。

其实李海鹰比武涧秀更适合演小常宝，可是她只得到了B角的位置，A角被编导给了武涧秀。

令我困扰的是，武涧秀扮演小常宝这个角色还真是不错，虽然杨安陆饰演杨子荣是新干剧团得大奖最主要原因，然而，小常宝如果没演好的话，也是拿不到大奖的。

我记得那段时间我还躲在剧团的那座黑色的“庙”里养伤，我身体的伤口正在痊愈的过程中，然而，我心灵的伤口却不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痊愈的。

剧团有一部分人到南昌去汇报演出了。《智取威虎山》剧组的人差不多统统都去南昌了，“庙”里只剩下不多的几个人，最多大概也就是十多人吧！我不明白这回为什么李海鹰给留了下来，没有跟着剧组去南昌。虽然她是B角，但通常去南昌汇演，她也应该去才是啊！

武涧秀当然去了，她是主演，没有她不行。

非常遗憾的是，为了参加去南昌的汇演，武涧秀连婚假都没能够享完，就不得不和新郎分开。独自一人跟着剧组去南昌，完成新干剧团在文革中这个大业——伟大的业绩。

武涧秀和她老公真是很有意思的一对。他们俩个子一个天高，一个地矮。武涧秀的绰号是“矮矮”，大概只有一米五二左右吧！虽然过去的人个子都不算太高，像我这个还不到一米六的人，在剧团就成了“傻大个”。但是，一米五二的个子也实在太矮了吧！换到今天，武涧秀这种个子的人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演员，更不可能担任主演。

新郎黄卓麟原来也是剧团的演员，不过他在我进剧团前不久，已经调往文教局工作了。当时文化局和教育局已经合并了，叫做文教局。黄卓麟有幸能够从剧团的一名普通演员，调到政府部门去工作，那是因为他出身好，本人也是个聪明能干的人。同时我还看得出来，他在剧团和县委机关里人缘很不错。

“矮矮”和她的夫君“牤子”（高个子的意思）恋爱了很久，好像是青梅竹马那种。他们俩的家乡都在三湖公社，那个盛产橘子的地方。两个人也是同时考进新干采茶剧团的，从58年开始就在一起了。

那年代，剧团对演员婚恋的事管得很紧，结婚很不容易被批准，尤其是女演员。我们都知道，女演员最好的时期自然是婚前了，结了婚的女演员麻烦事很多，有了孩子就更麻烦了。所以剧团一般对演员的婚龄要求很高，那时社会上还没有提倡晚婚，可是剧团却早就对演员有了晚婚的要求。

好不容易“矮矮”和“牤子”熬到了结婚的时期，在大家的祝福声中，他们草草地完婚了。殊不知，那时候结婚可简单了，单位同意了，开个证明到派出所去扯结婚证，之后在单位里请大家吃结婚喜糖，就这样，两人将一应用品收拾到一起来，就算是一家子了。

我那是因为是专政对象，他们结婚时我都没有资格出席他们的婚礼。我只知道武涧秀好高兴啊！她可是双喜临门，又结婚又到南昌去汇演，对一个演员来说，这可真是双喜临门，难得的好事了。

只可惜这对既相称又不相称的新婚伉俪在洞房之夜只相处了几个小时后，武涧秀就离开新干去到省城，等到武涧秀在南昌得知新干发生的事件后，他们已经天各一方，再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以后长达两年的时间，黄卓麟在比剧团这座“黑庙”更黑的监狱里，度过漫长的炼狱（“蜜月”）时期。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双喜临门的一对新婚夫妇会天各一方，甚至新郎黄卓麟会遭遇到牢狱之灾？

都是那天的“夜半呼声”，将一个踌躇满志、得意忘形的新郎送进了人间地狱。

我现在静静地在电脑前回忆着往事，回忆那天发生的那件震撼剧团的大事。这件事与姚理汝在安源煤矿装灯死在舞台上的事相比，可算是有一比了。这件事是我在新干剧团三年从艺期间发生的另一件不可不提的大事。

记得那天晚上，我还是如同往日一样，天刚黑不久，就睡下了。

我睁着眼睛躺在垂挂着蚊帐的床上想心思，那间漆黑的寝室里除了我和陈冲以外，没有别人，其他四个女演员都去南昌汇演了。本来陈冲在《智取威虎山》中也有戏的，她在滑雪的那出戏中有一个群众演员的角色。但是去南昌参加汇演这样的大好事，是轮不到一个刚刚进剧团的学员的，于是，这个群众角色被另一些平常演二号、三号的演员所代替了。

这时的陈冲跟我关系已经大大疏远，她不敢惹我，就躲我。我成了一个“大麻风”病人，人见人躲，恐之不及。

那时候还没有电视，电影也少得可怜，文艺界的人文化生活比起其他中国人来讲，算是比较丰富的。我现在常常会瞎想：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参与的人会那么多，参与的程度会那么深广？这跟当时的文化生活极其枯燥想来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今天的人们获取各样信息的渠道很多，大家才不会热衷跟随所谓权威的意见呢！

如果在今天，要我吃过晚饭后，就躺在床上想心思，这是不太可能了。首先我再也不会那么早就上床睡觉了，就算在床上，也是躺着看电视。同时最主要的是今天我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我们的主而活，即使身体出了问题不能动，躺在床上的我还可以为神的国度早日来到而祷告。总之，再也不会像那时无所事事地躺在床上想心思了。

那天，我就这样想呀，想呀，想累了，就昏昏沉沉地睡了。

半夜里我被一阵嘈杂的声音惊醒了过来。

我听见陈冲起床了，肯定不是天亮了，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文革中半夜三更起床的事多的是了，有时毛主席新颁布了什么指令（最高指示），大家就会被叫起床，半夜三更敲锣打鼓地欢呼毛主席的指示。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会反响很大，可以说是锣鼓喧天。

这天夜里的动静好像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有什么新的指示来了，好像只是限于剧团这座“庙”里的事。然而，我不能起来看热闹。我跟陈冲不一样，我是被管制的人。她可以起床看个究竟，可我不行。

我听见不但有剧团的人的声音，还有些陌生人的声音。声音好像在从我们寝室的对面的那一排屋里发出来的，有人还把我们寝室对面房间里的方克成叫了起来：“小方，小方，快起来，你怎么睡得像猪一样？”

过了一会儿，大概叫小方起来不久，我听见有陌生人的声音在问：“这块地方原来有没有破？”

是陈冲的声音，是她在说：“没有，昨天我看到还是好好的。”

显然，对面房间是个重要的现场，有人在现场上做勘察。究竟勘察什么呢？我不知道。

那时候，我的心常常处于“草木皆兵”的紧张状态。我动不动就会怀疑有没有什么阶级敌人的破坏动向？不仅是怀疑，我还很担心，生怕发生了什么事，自己会与这些事扯上关系。虽然你自己干了点啥？自己最清楚不过了。但是谁知道呢？你根本没有干过的事，甚至连想也没有想过的事，别人硬说你干了，你自己也会莫名其妙地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干过。总之，人若是长期在“草木皆兵”的恐惧感中，神智一定会出问题。

好像这样的折腾有近一个小时。那些外来的人大概走了，剧团的院落陷于寂静。

陈冲回到寝室。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她大概也不能从事件中平静安息下来，也不能马上回到寝室就进入梦乡。陈冲一定想要找个人好好谈谈，所以见我问她，她就回答我的问话，把刚刚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我。

我听到这个消息有点吓呆了。怎么可能？不可能有这回事，我绝不相信。

陈冲告诉我这是真的，黄卓麟已经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了，至于公安局会怎么处理发落他，现在还不清楚。但是他“强奸”李海鹰是个大罪，不可能会从轻发落的，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危急时刻。

黄卓麟强奸李海鹰？打死我也不相信。

黄卓麟前天才完婚，他的爱妻武涧秀昨天才离开他去南昌参加汇演，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黄卓麟会堕落变化到犯“强奸罪”如此可怕的地步？

陈冲把她了解到的所有事发过程告诉我。

武涧秀和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的演职员工是昨天上午赴南昌的，黄卓麟还去车站送了新婚妻子和剧组的老同事们。之后，他回到文教局上班。那时候的人都很追求进步，把婚姻放一边全力以赴工作被认为是敬业，是进步。应该说，这对新婚夫妇都是进步青年。

黄卓麟下班后回到剧团的新家。他原来一直住在文教局的集体宿舍里，现在把家安在剧团里，下了班就回到剧团的新家来。在他们两人的老家三湖公社还有一个新窝，只是因为二人都在县城工作，他们也需要在县城里有个家，经剧团和文教局协商，这个新家就安置在剧团；因而剧团给了武涧秀和黄卓麟一间房间，作为他们的新家。

然而，这间新房不是一间独立的新房。

所谓独立的新房，我指的是有墙、有门、有窗。这间房间是临时隔出来的，为着他们要结婚临时隔出来的。

原来的房间是一间女演员的大统间寝室，跟方克成他们男演员住的寝室只有一板之隔。为了照顾新婚的“矮矮”和“牤子”，剧团请来木工，把女演员的大寝室一隔为二，中间部分还是作女生宿舍，另一边就是他们的新房。

那时剧团的大统间都会住五六个人，每个人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我和陈冲、勒小荷、郑妤莺以及另两个青年女演员共六人住在一间大统间内；我们对面的那间大统间住着李海鹰、武涧秀以及另三位女演员。在他们隔壁是一间较小的房间，住着三个男演员，方克成就住在那间房里。

木工将房间隔开使用的材料很简单，只是竖起一些竹条，在竹条上糊上报纸。原本这间房间有两扇门，一扇窗。现在被一隔为二，每间房有一扇门。然而，因为只有一扇窗，中间女演员的房间就没了窗户，新房占用了唯一的一扇小窗。

由于这些被用来隔房间的竹条都不够长，分割成两间的房间上面还有一大截是通的，房间的隔音因此很不好，隔壁的动静这边听得一清二楚，就好像在一间房里那样没有分别。

这天，大部分演员都去了南昌，男生宿舍里只剩下了方克成；我们这间房间只有我和陈冲在剧团过夜，其他几位有去了南昌的，像郑妤莺这种家里就在县城的人，也回到家中去了。对面的女寝室里只剩下李海鹰一人，她家在三湖，离县城有三十多里地，这天她也在剧团过夜。

事情就这样莫名其妙发生了。在剧团这个平常人很多的院落里，由于现在住在里面的人太少，就发生了这件所谓的“强奸案”，发生了这件对几个家庭来讲都是灾难性的事件了。

从现场的表象来看，黄卓麟半夜翻过那堵纸糊的竹墙，从他们的新房来到李海鹰的房间里，实施对李海鹰的“强奸”恶行。李海鹰被强奸后，她的呼救声将剧团的人从梦中唤醒，报告给公安机关，由此案发，黄卓麟被收押。

陈冲告诉我的可不仅是这些表象，她说李海鹰之所以指正黄卓麟强奸她，是因为听见隔壁小方翻身的声音。李海鹰以为小方知道了黄卓麟从竹墙翻过来到她的房间，她怕方克成会到处去讲，这个事件若是败露了，她李海鹰在剧团就名誉扫地、她的前途也彻底完蛋了。所以，李海鹰在黄卓麟和她完事后，仍然从原处翻过去回到自己的新房；她反复思考，就发出了这声“夜半呼声”，把一件明显的“通奸”罪行说成一件令人感到扑朔迷离的“强奸”罪行。

后来更是有人绘声绘色地将那天的“夜半呼声”编成一幕闹剧。这幕闹剧的“角本”应该是这样的——

……海鹰躺在床上想心思，她心里很是不服，凭什么是她武涧秀去南昌汇演而我却不能去呢？我演小常宝比她可强多了，不用我说，新干的广大观众会说话。武涧秀你神气个啥？不就是嫁了个好老公吗？哼！我将来要找的人一定比黄卓麟强，你们就等着看吧！

海鹰想到这儿有点得意。她是个自信的人，很看好自己的前途。海鹰知道武涧秀各方面都不可能是她的对手，她一定要找一个比“牤子”更出色的男人，让大家看到：我海鹰就是海鹰，是那只在天空自由翱翔的海鹰。

就在这时候，她听到隔壁有了动静，是黄卓麟回到房间里的声响。

海鹰想：他们的蜜月就这样完了，真划不来；将来我若是结婚，一定选个好日子，我才不要什么双喜临门呢！我宁可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也不要去南昌出这个风头！——在李海鹰的眼中，武涧秀本应该把汇演的机会给她，自己好好地度自己的蜜月。但是她为了自己的前途，却牺牲了蜜月，真是划不来。

这时候，黄卓麟在那头也听见李海鹰的动静。

李海鹰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那边的黄卓麟应该是完全感觉得到的。这层竹墙本来就是空的，几张糊墙的报纸如何挡得住孤男寡女闲下来后那颗想要窥视对方的心眼呢？

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的两张床竟也会挨在一起，如果不是一层报纸隔着，李海鹰和黄卓麟岂不是睡在一张床上？

黄卓麟躺下后，问李海鹰道：“海鹰，你睡了吗？”

黄卓麟的问话在李海鹰的心里已然激起了一阵涟漪。她想了想，还是回答了：“睡不着！”

黄卓麟于是说：“那我们说会话吧！”

李海鹰没做声，也没有说好，也没有拒绝黄卓麟说：“太晚了，睡觉吧，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他们两人平常关系挺不错的，大家都是三湖人，是老乡。在新干县，三湖是个比较富裕的公社。而且李海鹰和黄卓麟又都是三湖镇上的居民，不是乡下的“橘民”。在新干人眼中，三湖具有地理上的优势，就像上海人到哪里都会有一种地理上的优势，借着这种优势，自觉高人一等。

两个人都在各自的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眠。

这样厮磨了一小会，还是黄卓麟开口了：“我们说话吧！我过来好吗？”

李海鹰其实挺想跟黄卓麟面对面说话的，听黄卓麟的建议，立刻说：“你想要过来就过来吧，不关我的事！”

这话对黄卓麟可是个鼓励，等于得到李海鹰的赞同了。他进一步说：“你起来给我开门！”

李海鹰可不干，不是她不想，而是不敢。已经深更半夜里，剧团每一间寝室都挨得那么近，有人开门进另一间屋，必会被发现。所以李海鹰否决了黄卓麟的提议。

此刻黄卓麟已经被李海鹰半推半就的说法弄得心里痒痒了，他知道李海鹰其实愿意跟自己有温存的表示。武涧秀不在家，黄卓麟这个在新婚激动中的新郎此刻真的很难按耐住心头那股越烧越旺的欲火。

于是，黄卓麟就对李海鹰说：“你还是快开门吧，不然，我就翻墙进来了。”

这对活宝可是从古典戏里那些痴情男女的偷情戏份里被教育得“炉火纯青”的。对黄卓麟这话，李海鹰并没有急忙拒绝：“别，别，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可是刚刚结婚的人，怎么可以对你的新婚妻子不忠呢？”

谁都没料到，李海鹰会这样说：“你想翻墙就翻墙吧！我可管不着。”

这话等于是给黄卓麟火上加油，激励黄卓麟快点采取行动。那个可怜又可悲的新郎，他大概真是认错对象了，错把隔壁的李海鹰当成是妻子武涧秀在对他挑逗了。他不顾一切地翻墙过来，倒在了海鹰的床上。

事情就这样成了。事成之后，黄卓麟又从原处回到自己的房间，回到自己的婚床上。当然，他不可能马上睡着。

这边的李海鹰突然感到不安起来，她听到隔壁那一头的方克成翻身的声音。李海鹰很害怕，是不是刚才他们做的事被方克成听见了？李海鹰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她小声地叫了几声：“小方，小方。”

她仿佛听见小方“唔”了一声。这一声如果是真的，也必是小方在睡梦中迷糊了的无意识应答。但是李海鹰却当成是一定被小方听见了，他们俩做的“好事”一定被小方知道了。小方明天会怎样对别人讲呢？

李海鹰越想越害怕。你要知道，也许在今天，两厢情愿的事算不得什么，但是在那年头，那可是流氓罪啊！剧团有一个女演员，比李海鹰更出色的女演员，就是因为流氓罪被开除的。那位名叫胡志梅的女演员并没有结婚，只是跟订婚了的未婚夫断了关系，喜欢上另一个青年男子，就被当成流氓开除了。

李海鹰这是做的什么事呀？黄卓麟可不是一般的人，他可是新干县文化部门的“后起之秀”啊！他已经结婚，李海鹰这可是勾引已婚男子，罪更是不可赦啊！

想到这些，李海鹰怕极了。她不能等方克成把这一切捅出去，她不能被冠上一顶流氓罪名被剧团开除，她不能就此完蛋。……这样想过来又想过去，她终于做出了孤注一掷的决定。

她大声地发出了夜半呼声：“有人强奸啦！有人进我房间强奸啦！”……

这个“角本”应该说比较精彩准确地描绘了当时的情景。据说这个“角本”的原创是黄卓麟，黄卓麟为了创作这个“角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但开除了公职，还被判了二年有期徒刑。据说这个判决不算太重，法官心照不宣，知道可怜的新郎中了迷惑，错吃了迷魂药，加上大家都对只作了一天的新娘武涧秀深表同情，就轻判了他。

到底这个“角本”是否准确无误？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去追究，再去翻案了。

这次我回新干见到老同事们，也只是在私下里悄悄地议论这事。我们不能多说什么，黄卓麟已经受到了严惩，开除了公职，并且吃了两年官司。武涧秀是个痴心女子，虽然吃哑巴亏，但是她还对黄卓麟一如既往地忠心。黄卓麟从监狱被放出来后，正逢剧团解散，武涧秀跟他去了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而李海鹰呢？她的结局很惨，她死了，早在七十年代后期就死了。关于李海鹰的死，我会另有一篇详叙。

陈冲显然没有忘记剧团发生的这件大事。这次我们见面了，陈冲告诉我，李海鹰真是一个傻到极点的人，说她有多傻就有多傻，世上简直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傻的人了。我好奇于陈冲对她的判断，在我看来李海鹰并不傻，她演戏很精明，每个角色都拿捏得很准确，怎么可以说她很傻呢？

陈冲向我叙述了另一件事。

在那个“夜半呼声”刚刚过去几小时的凌晨，陈冲一大早去剧院练功，在剧团到剧院的的小巷内遇到李海鹰。

李海鹰像没事似的，见到陈冲，笑了笑。陈冲想要避开她，不跟她打招呼，怕她难堪。可是李海鹰故意把手中的脸盘举起来给陈冲看，告诉陈冲自己刚从河边洗好床单回来（剧团离赣江边不远）。

在陈冲看来，李海鹰这样做是故意让人知道她和黄卓麟做过那件事，床单脏了就是证明。显然她想要撇清自己，把责任推给黄卓麟，说明自己没有冤枉黄卓麟，真的被黄卓麟强奸已遂。她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是否叫得太晚了点，如果黄卓麟真是强奸自己，应该在他翻墙时就叫出声来，那样他就无法得逞，自己就能保住自己的清白之身。

现在李海鹰分明以洗床单来撇清自己，说明自己的清白被黄卓麟玷污了。她这么做根本是不计后果，在陈冲看来是傻到极点的愚蠢做法。

我当然不会认为李海鹰这么做是聪明的。不过，我现在跟大家思考这事的角度很不一样。我会想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为什么会发生，致使几家人因此一辈子活在灾难中，活在阴影下？

当时我因不解且因深深地同情刚结婚丈夫就因背叛自己而获罪的武涧秀，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当然不会有答案。现在我已经信主了，我的结论是因为人们不懂神的律法，如果人们懂神的律法，按神的律法而行，这种事完全可以避免的。

以色列是神拣选的民族，神把律法赐给他们，为的是神的选民在世行走人生之路得到神的指引。在神的律法中，有一条是新婚夫妻必须一年之内在一起，不可分开，为要完成爱的磨合阶段的功课。在这一年中，新郎甚至不能去当兵，当然更不能为了工作离开新娘，他们必须至少一年之内不得分开。

创造宇宙万物和创造人类的神，是通晓人的需要和人的软弱的，故此神颁布了这种命令。我不知道以色列人有多少人明白神的心意，了解人性的弱点？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以色列人严格遵行神的律法，这样就使他们少犯很多罪，少吃很多苦头。神的律法是指明我们的罪，同时神也有恩典，让我们能够远离罪的试诱。

可是我们的文化里没有这种通晓人性弱点的律法，甚至还将放弃家庭和性认为是进步的表现。就是在这种所谓的进步表现中，黄卓麟堕落了，武涧秀倒霉了，李海鹰败坏了。其实，就算是没有发生这件事，他们三人也不见得就真是高尚的，就真是进步的，他们只是掩盖了自己的软弱，只是没有机会实施自己内心的淫念而已。

第八章    朦胧爱意

你想想看，剧团里大都是青年演员，整天生活、工作都在一起，且又在戏文里扮演各种情侣、夫妻，戏剧台词也在教导他们如何表达爱意，是否面临的试探诱惑会比一般人要多得多？我想，这大概就是人们对在演艺圈里的人道德不看好的重要因素之一吧！

既是青年人，必然会有爱意的出现和表达爱意的需要。当然这种爱意并非一定是爱情，很多时候，这不过是一种朦胧的爱意，其实当事人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既身处这样的环境氛围，也难免比一般青年人更容易进入试探诱惑。感谢主，在剧团的三年时间里，我没有跟哪个演员有过什么绯闻。这并不是说，我的道德就一定比别人好，我今天相信，这是神对我的怜悯和保守。虽然那时我还没有信主，根本就不懂神怎么会对我这个性格十分悖逆的孩子有如此奇妙的保守。

尽管我很佩服杨安陆的演技，而且他的长相身段也是绝优的那种，但我没有任何少男少女看到他时难免会产生的那种想入非非。我觉得剧团这几十号人中，无论男女，没有一个符合我的审美标准。我说不出来他们有什么缺点，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剧团里每天都有人在眉来眼去地表达他们各自的爱意。我虽然被人看来“发育得晚”，被人认为“情窦未开”，但是我并非真有那么傻，谁跟谁好我竟然一无所知。

郑妤莺和姚理汝相好我确实没有看出来，一些已经结婚了的男女演员彼此间在“抛媚眼”，仿佛我也不太在意。这也许是我太过以理性思考来想他们的问题，认为他们不具备“谈情说爱”的条件，根本不可能发展感情。

不过，我还是能够意识到演员中有些人彼此的爱意正在升温，很危险地在升温，包括跟我一起进剧团的陈冲。我看得出来，陈冲正和当地的青年演员——杨安陆的徒弟——曾日盛，他们的感情在升温。

有一点我真搞不懂陈冲，她怎么会看上曾日盛？陈冲虽然说不上是个大美人，却是吉安来的城里人啊！曾日盛在剧团是很神气，因为出身好，业务水平也还算高，但是我看到他就觉得“蹉气”（上海话，意思是特别不顺眼，别扭）。他那种阴阳怪气和神气活现让我不齿，我心里在骂陈冲瞎了眼，怎么会看上他这号人？

我写到这里你会看出，不信主之前的我实在是个很糟糕的人，傲慢与偏见是我生命中最明显的特征。我的傲慢与偏见带给我无穷无尽的烦恼和麻烦，然而，我却不想要去除它们。

既然我看不上剧团的演员，那么在我心目中，当时有没有心仪的人呢？当然有，只是我觉得难以启齿，我喜欢的人未必会喜欢我，既然自己知道这点，我还不如将之深藏心底，免得自取其辱。

在剧团那段时间，我暗恋的对象是我上海的表哥延礽。

（表哥：如果你看到我写的这篇东西——我知道你完全有可能会看到这篇东西——你可别得意，那时我是个不懂真爱的黄毛丫头，我错以为朦胧的爱意出现，就是所谓的爱情。现在我要诚实地对你说，我对你完全没有那种世俗意义的男女之情的爱意。）

也许是心中有表哥占据了地位，我对其他人就看不上眼了。不过，我为什么会觉得表哥是我心仪的人呢？我觉得自己现在有必要进行一番反思，看看过去的我，青春年华时期的我，究竟是怎样审美的？

严格说来，我在小学期间就有朦胧的爱意出现了。有人说现在的孩子早熟，我们这代人别说在小学，就是上了大学也不懂得谈恋爱，不懂得什么叫爱情？说这话的人是为要表明，现今的世道越来越糟糕，连小学生都被污染成这副样子了。

我不是在为这个邪恶淫乱的世道辩解。我只是认为，认识世界要以圣经真理来认识。现在的孩子们普遍早熟，这也许不错，但是并不等于过去的孩子就不成熟，连爱意都不会有。在我看来，现在的孩子和过去的孩子都一样，现代人的道德情况确实是每况愈下，但是这并不是说过去的道德标准就符合真理。

我们那时代的青年人并非不会产生男女之情，并非没有爱意的自然流露，只是因为环境和教育，使我们各人的爱意被压制住，不敢表达出来。现代人不同的是，他们敢于勇敢地表达爱意。其实表达爱意并非错误，但是要明白朦胧幼稚的爱意是否真是通往婚姻的爱情，那就是需要成熟的人来帮忙厘清的。

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我在学校的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一等奖。我记得很清楚，奖品是一本书，是一本书名为【蓝色的征途】的散文集。当时我如获至宝，很小心很小心地珍藏此书。妈妈想要将书拿出去给同事们看，向人炫耀获奖的女儿，我不肯，我生怕这本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书出去了就回不来。

可是有一天，我却郑重其事地将这本我挚爱的书送给了我们班的班长——一位叫汪哲林的男同学。

汪哲林是我第一个发生好感的异性。我能割爱将我获奖的书送给他，那是因为我认为只有他配得到我的宝贝。其实现在回忆起来，想起这个曾经住在我家不远处、理着平头的十岁小男孩，他究竟有什么动人之处值得我为他割爱？我一点也记不清楚了，我现在想到这事，对自己童年时的朦胧爱意不禁莞尔一笑。

我在初二时，发现自己喜欢上表哥了。我那时怎么会喜欢表哥呢？现在想来，原因就是表哥属于我当时难得遇到的那种喜欢类型的异性，我指的当然是外表。

我当时究竟喜欢哪种类型的异性呢？这跟我受的教育有关，也跟我本身的质素有关。

我是那种有【英雄和英雄崇拜】情愫的人，在我小学时，因为看了一些当时很应景的书籍，像【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之类的书籍，我喜欢上少剑波和卢嘉川这种理想人物，由此，也喜欢扮演他们的演员，就像张勇手等人。

可是在我周围，在我的同学中，很少有这类形象的人。我想来想去，觉得表哥的形象有点接近他们。

表哥比我大二岁，那时候，他的身材偏瘦偏高，戴着一副眼镜，文弱书生的样子。

虽然我敬佩英雄人物，但并不喜欢那类又高又大的英雄人物形象，只喜欢那种带有小资情调的英雄人物形象。举例说吧！在【青春之歌】这本书中，林道静爱过卢嘉川，后来又爱上了江华。我呢？如果我是林道静，我只会爱上卢嘉川，不会爱那位领导农民运动的革命者江华。

为什么我会这样？老实说，不知道。也许是不同的演员形象带给我的一种感觉，饰演卢嘉川的演员带给我的感觉很好，而饰演江华的演员带给我的感觉属一般般，我要的是很好的那种，一般般满足不了我。

又比如说【林海雪原】中的英雄人物，一般人都会对杨子荣印象深刻，敬佩有加，我却只会对少剑波印象深刻和敬佩有加。少剑波和白茹的那段情感描写是我最难忘怀的，他在日记本上写白茹的那首诗我到现在都能够背下来：

“万马军中一小丫，颜似露润月季花。 体灵比鸟鸟亦笨，歌声赛琴琴声哑。

双目神动似能语，垂髫散涌瀑布发。她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她是晨曦仙女散彩霞。

谁信小丫能从戎？谁信小丫能飞马？谁信小丫能征战？谁信小丫能万里剿讨动杀伐？

雪埋北国军令动，谁都嫌她太娇娜。 

小丫利词志不贬， 随军步履不要马。 小丫小力佩小枪，囊负灵丹雪原踏。

 山险涧恶人如堕， 林恐雪怖胆如炸。野兽蜂蜂多赛蚁，恶匪凶凶毒似蛇。容颜仍赛月季花。 

奶头飞跃千尺狼牙涧，威虎飞滑万座奇山峡。 蘑菇爷爷誉她是“灵芝”，夹皮叔叔誉她是“女侠”。 

冰天雪地大气凝，寒气刺骨如刀刮。勇士身僵神冻衰，足溃手裂难征杀。怎不使人双眉皱， 怎不使人两手搓。

小丫雪地觅妙药，彻夜不眠施医法。灵丹一敷溃痕愈，勇士体健心开花。

她是雪原的白衣士，她是军中的一朵花。她是山峦丛丛的一只和平鸟，她是林海茫茫的一个“小美侠”（我也这样称呼她）。”……

我一个才二年级的学生，每天就在“小美侠”的梦中。无数次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万马军中一小丫，林海茫茫的小美侠。偏偏我和我姐的名字一个叫妩娇，一个叫妩娜，我俩正好是一对谁都“嫌”的“娇娜”。

我喜欢被人欣赏，喜欢被人赞誉；尤其是被一些有文采的人欣赏和赞誉。自然在我眼里那些能够欣赏和赞誉女人，具有“骑士”风度的男士们也就是我心仪的异性了。

我感觉到那时我的表哥很欣赏我。现在想来，他其实并非真正地欣赏我，而是在当时还没有找到可以欣赏的对象时，临时性地把我当成了一个欣赏的对象。

表哥其实并不是我二姨妈的儿子，是二姨妈抱养过来的。我的大姨妈和二姨妈住在一起，他们都没有生育。大姨妈抱养的表妹是小姨妈的女儿，二姨妈抱养了表哥，表哥的亲生母亲是二姨妈的同学。

表哥的原生家庭很不幸，比我家更惨。他的父亲也是在“镇压反革命”时被枪毙了。他母亲一个人很艰难地带着四个儿子度日。表哥来到二姨妈家时，已经很懂事，知道自己是抱养过来的，知道自己的父亲死了，母亲在余姚的老家带着其他三个哥哥过苦日子。他被抱养进到二姨妈富裕的家中，很是乖，不敢说错话，不敢做错事。

大姨妈和二姨妈两个对孩子的态度都走极端，她们自己没有生养，不太会照料孩子。大姨妈对表妹太宠了，宠到一个地步，容让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老干部的姨父趴在地上，给表妹当马骑。然而，二姨妈对表哥很是严厉，吃什么穿什么都限制得死死的，学习成绩若是不满她的意，就会摆脸色，不停地抱怨。

我现在能够想象当年表哥刚刚进到二姨妈家里的各种感受。他肯定受了很多委屈，只能将一切的委屈吞咽下去。表面上他很乖，但是内心一定很痛苦。我是二姨妈喜欢的外甥女，表哥却连对我也不敢把自己的痛苦感受说出来。

延礽表哥高我两届，在学业上可以帮助我，他也确实愿意帮助我。我在吉安高中时，是第一届学英语的学生，在我们之前许多届学生都因为中苏关系（同志加兄弟）的密切，学习俄文。上海的表哥也是学英文，我们俩就一来一往，用英文通信。我不知道他是否像我盼他的信那样，也在“望眼欲穿”地盼着我的来信。

同时，我也不知道表哥是否明白我因出身不好而没有政治前途的苦恼。想来应该是会明白的，因为他自己原来的家庭也遭遇了许多的政治变故。然而，我想他也有可能并不明白，他现在已经是二姨妈的儿子了，二姨妈给了他一个不算坏的家庭出身，如此，他就无法明白我的感受了。

在新干剧团时，我跟表哥继续在用英文写信。我们能够使用的英语单词很少，于是这种通信只可能是一种操练，谈不上表情达意。有时候，表哥来信中的英语单词我不认识，就会去查字典。当然我给他的信件他肯定全懂，他比我掌握了更多的英语单词。

我在暗恋着我的表哥，故此对剧团的男演员一个也看不上眼，尽管他们在舞台上的形象很感人，很动人。那时没有“粉丝”一类的称呼，但是我知道，这些男演员都迷倒过很多观众。可是我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却从没有被他们迷倒过。

我对陈冲跟曾日盛好上了，很是不解，我也对那时在新干银行工作的另一个吉安姑娘何依萍被男友甩而痛苦得死去活来深表不解。我那时心想，她们为什么那么痛苦？不就是个男人吗？自己既有工作又有才干，还怕没有人喜欢你？他们甩你，是他们瞎了眼。我要是遇到这种事，绝不会那么痛苦，绝不会那么没出息。

有一段时间，何依萍求我去银行陪她。没有人陪她，她说自己会疯。她和男友原是同学，那人高中毕业考进了景德镇陶瓷学院，学习绘画，她则学了会计。他们已经订了终身，何依萍一心对待男友，把自己的工资很大一部分都给了男友深造，完成学业。何依萍的家境不是太好，她连父母都顾不上，却把收入的大部分供男友读书所用。

我见过这个男的，属于一般般，何依萍看得上他，是他的造化。可万万没想到的是，那个“陈世美”在串联时认识了一个北京的学生，爱上了人家，就把何依萍给甩了。他将所有何依萍送他的东西都还给她，还准备把资助他学业的费用也还给何依萍，总之，他一定要跟何依萍彻底了断，不留痕迹。

我在新干没有家，有时晚上也会去到别处过夜，其实我就是住在何依萍的银行宿舍，在那儿陪伴她。不知道的人都瞎猜我会去哪儿过夜？陈冲知道我跟何依萍关系好，一定是住在她那里。

痛苦不堪的何依萍把前男友退还给她的信件和物品摆在桌上，每天呆呆地望着。她让我看他们之间的通信，少不了有许多肉麻的话。我那时大概真是“情窦未开”，我并不是很认真地看何依萍要我看的那些“情书”，觉得挺没意思的。若不是看她那么痛苦，我根本就不想瞄上一眼。

直到后来，我自己经历过被别人甩的痛苦后，才稍稍明白当初何依萍为什么会死去活来的？由此我也就常常扮演一类角色，去安慰那些在失恋的极度痛苦中的人，我会咬牙切齿地告诉她们：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于那种“陈世美”，自己痛苦得死去活来实在犯不上。

我认为犯不上为那些人伤心，可是却不断地有人在为一些不值得伤心的人伤心。何依萍的痛苦还没有过去，最靠近我的陈冲又陷入了情感的困扰和痛苦之中。

曾日盛是新干县城的居民。成分不错，但是家境不好，家人无法给他找一个同样吃商品粮的女孩，只好为他找了一个吃农业量的女孩。那个女孩成分好，是贫下中农的子女。曾日盛心里不喜欢，却提不出反对父母为他包办的理由。

曾日盛喜欢陈冲，但是不敢表露出来，怕被戴上一顶嫌贫爱富的帽子。陈冲虽然家庭出身没有我这么糟糕，但是也不是什么红五类的硬档出身。当曾日盛爱上了陈冲后，我感觉陈冲已经接受了他这份爱意。

陈冲为什么会接受曾日盛？我不是很理解。也许是他出身好吧，也许他在业务上也很有前途。曾日盛是杨安陆的徒弟，虽然个子矮了些，其他方面的条件将来演些正面英雄角色倒也具备。

但是他们俩的关系始终隔着一层窗纸，没有捅破。我知道曾日盛还在犹豫，要不要违背父母的意念，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他还下不定决心。在我看来，这种下不定决心的态度实际上就等于没有爱情，最多不过也是一种朦胧爱意而已。但是陈冲这方面却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

可是有一天，曾日盛突然要走了，他要离开剧团去参军。这对全剧团的人来讲，都感觉是个不解的谜。他在剧团干得好好的，还是剧团重点培养对象，姚理汝死后，他已经是杨安陆的当然接班人，为什么突然要走？难道做一个毛主席的文艺战士，在剧团这个已然归于部队编制的地方呆着还不够吗？他为什么要离开去参军？

陈冲的眼圈红红的，我知道这事对她打击很大。她和曾日盛暗中恋爱，明处曾日盛却要离去，她真是舍不得他离去。然而，曾日盛似乎完全不顾陈冲的感受，毅然决然离开新干剧团，也离开新干的家了。

后来我知道了，他这是在躲避，他无法面对家里给他安排的这桩婚事。他既不能接受一个自己不爱的女孩，更不能接受自己不能爱的陈冲。其实我想，他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他如果对父母提出自己的意见，没有父母不输给孩子的，他也许就能争取到自己的所爱了。

但是他显然有更深层的考虑，不仅是违背父母意念这么简单的事，他在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

曾日盛不爱的那个女孩那可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女孩，那时候这种出身是硬档。如果曾日盛能够在婚姻问题上顺从父母的意见，那就意味着他坚守住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是个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然，他就是那种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假革命派。

曾日盛很看重政治前途。虽然在剧团里，业务很重要，但是政治思想和革命立场更重要。曾日盛想要在政治舞台上出人头地，就必须做出取舍。现在他的取舍已经显明出来了，他宁可舍掉所爱的人，为的是争取到一个政治上的好前程。他当时参军就在这种难以决断的取舍中迈开的一大步。

在那个非常时期，当兵不仅是解决工作的一种途径，当兵时期提了干就可以从农业粮户口转为商品粮户口。不仅有这些实惠，更有了美好的政治前途。当过兵的人，就是响当当的革命战士。一个人当兵，全家人光荣，由普通人家变为军属，这在中国那个年代是家喻户晓的事。

曾日盛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为了家庭的一份光荣，他横下一条心不顾陈冲的感受，去当兵了。他参加的部队还是文艺部队，故此他的文艺特长在部队里又得以发展。

这次我去新干开会，曾日盛故意回避很多人，却跟我有个别推心置腹的交通。

他把自己近年来的遭遇的痛苦向我诉说了很久，虽然他有了很好的政治前途，当兵回来后立刻提升为新干剧团的团长，但是他并不快乐，而且非常地不快乐。

我知道他在当剧团团长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得罪了很多人。他的骄傲和刚愎，不可能不得罪人。别的同事们也向我流露出对他的强烈不满，因为他实在是“左”得太出奇了。他的思维方式一直到文革结束很多年后，还没有改变。

曾日盛现在心里很不平衡，他觉得自己一辈子在文艺界贡献了自己，燃烧了自己，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他把地位看得很重，认为自己不该退下来，剧团还需要他，可是却被迫退了下来。也许他认为这是文化局长邱少云等人出于嫉妒给他使的坏，他愿意继续干下去，他们却过早地让他退了休。

曾日盛耿耿于怀的是自己在业务上的巨大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重视。他向我数点：他这个团长还兼任编导，近三十年来，他编导的剧目有近一千部。可谓成绩斐然啊！

现在他退了下来，为了家庭，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去从事他根本不爱好的工作。他活得很辛苦，更是很痛苦。

他告诉我自己的家庭遭遇到很大的不幸。他育有一儿一女，儿子结婚后也有了孙儿。原本该是幸福满足的，不想前几年儿子出车祸死了；这个打击还没有叫他回过神来，另一个打击临到他。

曾日盛的女儿脑袋上长了一个肿瘤，那可是致命的疾病啊！那段女儿在医院开刀的日子里，他看到女儿生不如死的悲惨样，真是很绝望很绝望。现在女儿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但是却没有谁敢娶女儿为妻。

如今曾日盛的年纪已经接近老迈了，人说“老年丧子”是最大的悲哀。可是我看最大的悲哀还在于他不肯受安慰。现在他和妻子死死地守着孙子，不让已经再嫁的儿媳妇来见自己的孩子，他们不断地向小孙子灌输对母亲的仇恨。在我看来，他真的很辛苦，更是痛苦。可是，他若是不转向神，没有人能够帮助他脱离目前的困境。

曾日盛要找我单独谈话的目的，是为了跟我倾吐他跟陈冲当年的事。看来他跟陈冲的事也是淤积在他内心一块很沉重的石头，搬也搬不开的石头。如果不找个人谈谈，他就太难受了。他知道我不会对他和陈冲怀有恶意，认为我是“善解人意”的人，因此很想借这次我来新干之际对我诉说。

他承认说，自己当年对陈冲是有亏欠。

然而，他又说，他当兵离开是不得已，那时领导已经知道他不愿娶现在的贫下中农为妻，已经给他提出过警告。是的，他是为了自己的前程，不顾陈冲的感受。但是他内心一直希望陈冲会等他，等他从部队回来，等他更有力量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他想不到陈冲没有等他，若干年后，陈冲给了他一封信，说是自己已经有了结婚的对象，准备要结婚了。

接到陈冲的信后，曾日盛是有后悔。但是那时候政治气候还没有多大的变化，因此他还在考虑自己的前途，为了政治前途跟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结婚，他那时并不认为自己作出的决定有什么错误。（剧团很多人都这样）

后来他转业回到新干，仍然回新干剧团。他当团长以后，陈冲也调回到吉安了。再后来他听人说有了两个儿子的陈冲终于跟丈夫过不下去而离婚了。他有一些对陈冲的歉意，知道陈冲的离婚跟他并非毫无关系。

一直到现在，剧团的人都传说陈冲过得很不好，这些都跟曾日盛有关。曾日盛不否认自己对陈冲造成的心理伤害，所以他想要弥补。我问他：“你怎么弥补？”他请我带些东西给陈冲，并请我给他陈冲的联系方式，他想要跟陈冲谈谈。大家对过去了的事已经没有什么必要追究了，但是他希望现在陈冲能够不怪他。

我答应自己会尽量劝陈冲不再怪他。

就是曾日盛不请我帮忙，我也会去劝说陈冲放下仇恨和埋怨的。陈冲直到今天，心里对剧团和对曾日盛还有怨气。她不会来参加这次的团友会，借口是带孙子没时间。但是我知道她觉得没意思，跟一些带给过自己伤害的人见面没多大意思。

我准备去吉安时找她谈谈，我要向她传福音。

可是，面对曾日盛，我却深表遗憾。直到今天，曾日盛已经遭遇到这么多的人生重创，他还是不思悔改，还是怨天尤人。我真不知他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继续对县领导生气加怨怪，继续对改嫁的儿媳辱骂加毁谤，继续用仇恨和偏见教育他可怜的小孙孙？唉！人啊人，不认识神的人是多么可怜啊！

回头再说说我在剧团三年演艺生涯中的情感生活。我那时因为内心有了“白马王子”，看谁都不怎么样。

北上串联时回来时，经过上海，我去姨妈家住了几天。那时正是我最最春风得意的时分，我穿着军装，带着井冈山红卫兵的袖章，在我的姨妈家，跟我的姨父——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也跟那和我一样陶醉在文革的疯狂中的表哥侃侃而谈，我的姨妈们当时也为我“飒爽英姿五尺枪”的英姿所迷恋。

我记得那时表哥看我的那种表情，充满了爱意。这种爱意我现在分析起来，应该只能算作对我身上那套军装和当时那个身份的痴迷，根本不是对军装包裹下的我有什么爱意。可是当时我不懂，我以为我和表哥之间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情谊，这种革命情谊比我们之间的亲戚关系更重要，也更加牢不可破。

现在你看我这样描写自己过去的情感，一定会觉得很好笑吧。但是那时我们就是这样的，不光是我，很多青年男女都是这样的。我们所受的教育如同把我们这些少男少女的爱意收进并关锁在一个盒子里，这个盒子外面的标签上可以看到的东西就是“家庭成分”，就是“精神情操”。

我看到现在有些做父母的人，每每看到自己的孩子那么自我，就会觉得还是我们当初比较好。那时我们有理想，有抱负，有崇高的生活目标来体现我们的人生意义和价值。而现在的青年人则什么都没有，因此很多我们的同龄人会觉得现在的青年一代还不如我们那时。

持这种说法的父母有没有道理呢？貌似有道理，其实还是歪理，是真理被扭曲的所谓道理。

虽然说我们当时都自感有理想有抱负，可是我们有的是什么理想呀？被蒙蔽的一代青年学子，在个人英雄主义崇拜中完全完全迷失了自我。我们认为自我是自私的代名词，自我是狭隘的真面貌。我们不能为自己活着，要为他人活着。

然而，这个他人究竟是指谁？不用说，肯定不是指你身边的邻居，而是指远在天边最高层的领袖。也就是说，在我们那时代，每个中国人活着都是为了国家领袖，为了那位我们心目中像神一样的领袖。

现在我是知道了，人的心灵若没有真理的指引，是何等黑暗。现在我是知道了，上帝在造我们时，已经在我们的心灵放下了一个空间，那是他自己居住的空间。每个人心灵的空间都要被神来充满，否则就会是空虚，就会感受到无聊。神安置这个空间在人的内心，是引导我们进入他奇妙的途径。

然而，无神论的教育将上帝在我们心中本该有的位置赶走了，于是每个人都在谎言的欺骗之下，把心灵本该是神的位置让给了领袖。于是政治领袖成为每个人心中的神，对这些“假神”，我们崇拜，我们歌颂，我们不为自己而活，却为领袖而活。不仅如此，我们还将这种活法视为高尚，视为正确。

现代人貌似比我们这一代人活得明白了些。他们不再为别人而活，而要为自己而活。他们觉得父辈为领袖而活是错的，为自己而活才是聪明的活法。于是他们高度强调自我，把自我放在心灵的宝座上，放在本该是神所在的位置上。

现代人是否真的活明白了呢？当然不是。现代人在面对自我的无奈，无助，无聊时，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而这一切解决办法都得用钱，于是金钱成了他们的神，于是拜金代替了对领袖的崇拜。可是，人们心灵的那个空间是金钱怎么也无法填满的，因为那是个属灵的空间，一切属世的，无论是世上的人，还是世上的物，都无法填满人心灵的空间。

从小到大，我心灵里的那份朦胧爱意其实一直是指向神的，但我不明白。我一度把这份爱意指向某个人，我以为自己的审美比别人强，我以为别人看得上眼的我看不上是因为自己比别人强。在我眼中，文艺作品中的少剑波、卢嘉川是我的偶像，我的白马王子；在我的眼中，那些外表形象有点像我心中偶像的人，就像我的表哥，是值得我爱的人。

我现在知道自己错了，而且是彻底地错了，错得实在离谱。我现在知道上帝在纠正我的错误时，用的是我家庭出身不好使我无奈、无助这个非凡的手段，为的是将我从错谬中带出来。这是个极大的恩典。虽然那时我感受的是极大痛苦，但是若非上帝用这种非常的手段，我的错误肯定难以纠正。

这些都是后话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错了，更不知错在哪里？

我洋洋自得，以为自己的审美比别人强，以为自己的条件比别人好。我不懂为什么陈冲会爱上曾日盛这个在我看来一无是处的人，我也不懂为什么何依萍被她的男友甩了会那么痛苦？以我当时的认识，我其实还是没有脱离世俗的观念，我还是以外面的情况来判断人的条件水准，来判断人的前途幸福。

我那时认为自己的前途一定比别人好，我会找到比他们更好的对象，获得真正幸福满足的生活。

结果如何呢？这是一个无比纠结的故事，这个故事一直延伸到我现在的人生。

大致可以这么说，以属世的观点来看，我这个曾经不可一世、自以为聪明的人，在情感生活上是落到一败涂地的光景；然而，我更愿意以属灵的眼光来看，我确实在今天已经获得了真正幸福满足的生活。

我现在正在走的人生道路（或说天路历程），是一条十分美好的道路。我能走在这天道路上，不是由于我的聪明，而是由于神的智慧；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拣选，而是出于神奇妙的拣选。神给了我现在的丈夫，他才是最好的。这不是说，他的人品和各样条件是最好的，而是说神配给我的丈夫是最适合我的。在神改变我人生的轨迹中，我丈夫的出现是神预备的惟一的，也是最好的，使我进入救恩之门的那个人。

然而，我那时活在虚幻中，想象着这世上我将遇到的白马王子是怎样完美的一个人？看到别人遇到的都是我看不顺眼的人，还幻想着自己不会像他们那样，幻想着自己一定会遇到真正令自己满意也是真正爱自己的人。

第九章    情感初创

我对表哥的暗恋在我去上海探亲那次彻底完结。

在剧团三年多时间里，我虽有去吉安探亲，但也差不多常常会去上海。那时候的探亲假每年一次，每次十二天。我会用十二天的探亲假去上海玩。反正每月还有四天的月假，剧团里没有周日的休假，一般我会把周日的四天月假存在一起休，去吉安四天假不算太短，比较长的假期我就去上海。

我曾经以为表哥对我有过的一丝爱意就是所谓的爱情。结果我大错特错，等我回到上海，发现表哥跟他的师姐好上了。

表哥因是独子，没有上山下乡，分到工矿，他被分在离家不是太远、位于南市区斜桥的上海色织染纱四厂。

能够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表哥自然感到分外光荣。他在学校里可能是因为出身不够硬档，投入文革的劲头不足。进到工厂后，他在作为小组长的师姐提携下，也成了工人阶级革命队伍的一员得力干将。过去我身穿军装在有名的淮海路光明邨点心店隔壁那条弄堂里的荣耀转到他身上去了。

表哥走进走出，跟一伙戴着红袖章的工人阶级在一起，可神气了。

那位师姐提携了表哥，也爱慕上表哥。我后来猜想，当时表哥会和师姐好上，一定是因为师姐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地位高他一筹。师姐的外表不是那种会让男人动心的女子，果不其然，还未到他们发展到婚假阶段，这段感情就结束了。

后来，表哥跟他的师妹好上了。成为我表嫂的小师妹比我还小一岁，人长的很漂亮，家庭出身也不错。据说表哥移情别恋的行径给那位师姐带来很大的伤害。我听大姨妈说，那位师姐寻死寻活地要来二姨妈家拼命，并且论理。大姨妈说给我听的意思是表哥见异思迁，不是个好东西。

家里没有人知道我曾经暗恋表哥，表哥自己也不知道我内心有过这份情愫。我隐藏得很好，尤其是得知表哥在色织染纱四厂的风流轶事后，更把自己的想法烂在肚子里，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直到今天，我在键盘上敲字，才把青春年华的一段往事提了出来，为要做认真的反思和剖析。

我想最初表哥和师姐的关系肯定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表哥跟师姐走得近，是为了彰显在政治上的进步表现。当然，当他自己在政治上站稳脚跟后，他不再需要师姐的提携后，他移情别恋就是顺理成章了。

这位师姐的痛苦固然很令人同情。可是人的感情基础若是建立在政治基础上，即便当时没有破裂，也是迟早的事。所以中国话“长痛不如短痛”还是有道理的。等到将来结婚了，有了孩子了，却发现对方并不爱自己，忍受着一份不幸福的家庭生活，早点分开倒是更好些。

我呢？为此我有没有痛苦呢？老实说，讲不清楚，也不是记得很清楚。我想对表哥暗恋的那段情感应该没有给我留下什么难以治愈的创伤，也不是我的所谓“情感初创”。

我现在思想这些事，感觉已经有些失真了。也就是说，当时自己真实的感受已经很难找寻。后来各方面的情况都表明，表哥其实也不是我喜欢的那类具有“骑士”风度的人。他的移情别恋，他的附庸政治，甚至他后来身材和长相的变化，都让我觉得和他没有发展恋爱关系并不可惜。

记得当时我还是为此有过一段时间的痛苦和迷茫的。不过，这段时间似乎并不是很长，因为我生命中第一个追求者就在表哥已经开始恋爱时出现在我眼前了。

这位追求者是新干人武部的一名干事，名叫周晖隆。

周干事比我大七岁，是人武部负责文秘的干事。我们认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时我曾经因写大字报出了名，而且我写的大字报内容都是有关解放军支左的内容，自然人武部的官兵都看过我写的大字报，也就认识我这个黄毛丫头了。

最初跟周干事走得很近的人是县财政部长张某的太太老唐。

老唐老家在河南，她丈夫是南下干部，她就跟着丈夫来到新干。新干地方小，外地人很少，老唐作为活跃在新干社交圈的外地人，对人很是热心。她觉得自己有必要关心那些从外地来到新干的官兵们的婚姻生活，就常常约人武部的几个青年军官来自己的家中，热心于给他们做媒。

我不知道老唐为什么看中了我，觉得把我介绍给周干事很合适。大概她认为周干事是人武部的“一支笔”，而我也算是“一支笔”吧！再有可能就是她比她丈夫小十多岁，周干事比我大七岁在她眼中就不算大了。

当我意识到老唐的“阴谋”时，有点愕然。

说实话，尽管我了解到周干事确实是人武部的好笔杆，但是我没有觉得自己喜欢的人必须是那种驾驭文字能力很强的人。我左看右看，都不觉得自己会喜欢上周干事。

首先他比我大七岁，这可是我认为不合适的年龄。我希望自己的对象比我大一到三岁，七岁实在太大了。其次他的个子不够高，我喜欢瘦高的那类。还有，他会抽烟，他当着我的面抽烟的那种姿势让我看着极不舒服。再有就是他有一颗牙不是正常的牙，明显是补上去的。这颗补上去的牙镶有一圈银色的金属，也让我看着很不舒服。

可是，我不能说，我要把心里话说出来的话，别人会认为我太不识抬举了。我是谁？一个反动军官的女儿，有什么权利挑三拣四，尤其是对人民子弟兵的官长挑三拣四呢？

老唐常常到剧团来找我，要我去她家吃饭。不久剧团的人都看出了老唐在给我做媒，并且也知道对方是人武部的军官。

也许他们会觉得我很幸运，竟会有解放军同志看上我。我在剧团这帮人的眼中实在是算不得什么，一个反动军官的狗崽子，一个死不悔改的铁杆保皇派，像我这种死有余辜的人竟会被伟大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军官看上。他们肯定认为周干事是看走了眼，喜欢上我这种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思想又极其反动的人。

那时候，周干事跟剧团的邱少云关系不错。他们俩同龄，邱少云是个“老保”，家庭出身好，政治立场也相同，因此他们常常走动，你来我往的。周干事一定没少从邱少云那里打探我的情况，并了解我的想法。

我猜想邱少云一定没少劝过周干事干脆放弃我算了，何必背上这么沉重的包袱呢？在他们眼中，爱上我就会断送政治前途。我是个马蜂窝，不能捅的马蜂窝，周干事找我就等于捅马蜂窝了。

这次我去新干开会，和邱少云见面的交谈中，他对我的过分热情使我更加怀疑当初他是竭力反对周干事追求我的。

可是，老唐很积极。她不但在周干事面前不断地用当时的贬义话来说是在“煽阴风，点鬼火”，也在我面前不断地说周干事的好话，什么年轻有为啦！什么才华横溢啦！什么前途无量啦！好像我跟了他，就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了。

尽管老唐好心地撮合我们，但我实在无法将老唐讲的这些美好气质与周干事连在一起。

我不是说周干事不好，严格地说，在当初的审美态势下，他真的是很好的恋爱对象。然而，我这人身上的小资情调太浓了，尽管我为自己的小资情调套上许多美丽动听的革命名词，还是无法掩藏我生命本质里的某些东西。

一开始，我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我内心的“龌龊”思想，故意转移众人的视线，别把我和周干事想到一块儿去。我对剧团的人说，我没有和周干事在处对象，我是在替他做媒。我说，我尊敬周干事，他就像我的大哥一样，我为自己有他这么个解放军做哥哥，实在很荣幸。

现在的人讲起“兵哥”，有那么点调侃并不恭的意味。我们那时候对解放军的好感是现代人怎么也无法想象的。我们认为他们是“最可爱的人”，别说有一个解放军战士成为你的大哥，就算是有个在解放军里的熟人，都会觉得特别荣幸。

可是我说自己在替周干事做媒，不能空穴来风，总得有个具体事例吧。不然，怎么说得过去呢？

我虽然自己看不上周干事，但却觉得周干事应该能够找个好对象。我在自己的亲朋好友中为他物色了半天，把眼光瞄准了我的结拜“姐姐”赵美珍。

赵美珍那时正在南昌省委团校读书。北上串联时，我去南昌找过她。那时，我知道了她正在与一个中医学院的男生交往着，当时好像他们还没有结婚的打算。我听说那人是个学生，就觉得赵美珍不如找个解放军干部更好一些。

在周干事这边，我竭力地推荐自己的好姐妹。我说赵美珍出身好，人品也不错，又是大学生，且不是一般的大学，是出来就能成为领导阶级的那类大学校。赵美珍是我的朋友，我不会随便给他介绍的，我介绍的人一定是配得上他的。

周干事心里究竟怎么想的，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显然他对我急着给他做媒也是心领神会的。故此，他没有“辜负”我对他的一片“好心”，答应和赵美珍见上一面。并且很客气地说，赵美珍从南昌来新干的路费应该他来付，赵是学生，而他是有收入的军人，理应由他而付。

我不敢事先跟赵美珍说明请她来新干的动机。我估计自己要事先挑明，她定不来。如果赵美珍不来，我既无法在新干剧团的同事们中有个说法，也很难对周干事表明我的诚意。

我使用了一点小诡诈手段，先给赵美珍寄去一笔路费，说是有重要的事要跟她商量，请她务必来一趟。我们既是姐妹一场，而且她又收到我寄给她的路费，我估计她不会不来的。

赵美珍果然来新干了。

她听我说明我的意图，有点啼笑皆非。但是她很上路，答应我跟周干事见个面，按照我设计的方案，安排相亲。我呢，心怀鬼胎、忐忑不安地做这一切，惟一的目的是想要摆脱眼前的尴尬，既不至于伤害周干事，也不至于落下一个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贪图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话柄。

你真的很难想像，当时一顶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贪图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帽子会有多重？我得对所有出身好的人特别上心，对他们刮目相看，还是时不时检讨资产阶级思想对自己的侵蚀和毒害。不然就会被认为盼望资本主义复辟，盼望政权重新落到反动阶级的手中。

尽管我用老唐对我说周干事的那番美誉之言来表明自己做这件事多有意义，我告诉赵美珍她若是找一个军官会比找一个学医的大学生更有前途；非常遗憾的是，这件事还是没能被我捣鼓来捣鼓去给捣鼓成功。我后来知道了，赵美珍已经与她的男友敲定了关系。她之所以愿意扮一回相亲的戏，完全是为了我，她怕我下不了台。相完亲后，她回到南昌，任务完成了，她也就心安理得了。

周干事大概对赵美珍有点感觉。我估计如果赵美珍同意继续交往的话，周干事会放开我，专心与她交往。然而，赵美珍回到南昌后，就再也没有音讯。看来，我做这事不但对不起周干事，也得罪了我多年的好姐妹了。

既然我帮不了周干事找一个比我更好的女孩，就只有将自己豁出去了。我为了不伤害周干事，开始愿意在老唐的安排下跟他约会。约会的地点多数在老唐的家中，此外，就在人武部周干事的办公室兼宿舍里。

我们不能在外面约会。我是新干县的名人，周干事身着军装也很引人瞩目。别说两人熟视无睹地逛大街，就是去老唐的家和人武部，我都得煞费一番苦心。我记得自己常常是在午休时间里，那时候人会比较少。我会拐几个大弯，绕远路去老唐家和周干事的办公室，生怕被熟人撞见。

老唐是个热心肠的人，她在那个物质不是很丰裕的时代，把好吃的东西都摆上，给我们的约会增添色彩。

我们约会没有什么卿卿我我的表情达意，事实上那时候的我，根本对周干事没有任何情意可以表达。虽然我内心有很多美好的情愫，但是跟眼前的氛围完全不搭界。也就是说，我渴望的是进入诗意的环境，然而，眼前的环境却是紧张而且恐怖的环境。

好像那时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出身的问题。不过嘛！这出身的问题是很难深入地交谈的。我自己都讲不清楚自己究竟怎样出身不好？我既没见过父亲，他如何负罪于国家和人民，我又怎么晓得？所以通常我们只能往大处说，很笼统地说，没法结合到自己的实际来说。

周干事谆谆教导我：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想，他也许对这条阶级路线是最最看重的。若没有这条阶级路线为他打底，他那时根本不可能会找我。我现在想，当初他一定自欺地以为这条安慰我也安慰他自己的阶级路线和政策，是能得到贯彻执行的。不然，他讲这些有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当时周干事讲的这些与我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也许他想让我放宽心，对党、对国家放心，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放心。我不放心吗？恐怕是的，我过着惊弓之鸟的日子。但是，我怎么能够放心呢？每天在政治运动的动荡和恐怖之中，我无法放心，我只能是提着心、吊着胆地过日子。

不过，周干事可是个靠得住的人。人民解放军嘛！他靠不住还有谁靠得住？虽然我内心那隐隐约约的美好情愫偶尔还会露头，但是很快地又会被压下去。这年头，阶级斗争如火如荼地正在展开着，我怎么能够有这些小资情调呢？

记得在那段时间，我与周干事交往的日子里，留给我最深刻记忆的是那一盆盆燃烧的炭火。

我是个很怕冷的人，每逢冬天的日子里，我都喜欢呆在火边。那年头没有空调，在南方的城乡也没有暖气。

我最害怕过冬天了，夜晚难受，白天也难受。夜晚我冰凉的双脚总是到快天亮才暖过来，上半夜就蜷缩在被子里一动不动，任由寒意的侵蚀，直到实在困倦昏昏地睡去。

在大白天，只要哪里有火，我就往哪里靠。我最甜蜜的感觉就是坐在火盆边，用搅火棍轻轻地拨动火势，不让它快速、只让它慢慢地燃尽，同时我也会选一个最好的角度，尽可能地享受它散发出来带给我的那份暖意。

周干事知道我喜欢烤火，他平常尽量不烧火，省下木炭，让我来时为我燃烧。

那时候单位里会配给粮食，配给布料，也会配给燃料。没有任何人可以尽兴地使用这些配给物，因为严重不足，需要省着点花。我估计，单位配给周干事的木炭，他自己不用，单独一人时他干脆不生炭火，为的是等我来了大家一起享用。

周干事很体贴入微。他总是对我说：“你尽管用，我还有很多的；你看，用不完的，你别为了节省而冻着。”

他这样对我，使我很感动。但是这种感动一点都不激动，这种感动能够温暖我的心，但却不能够焕发我的激情。我表面上已经接受了他，答应做他女朋友，但是内心我还是把他看做一个大哥哥，一个体贴入微的大哥哥。

有一点可以分辨出我对他的那份情愫不是爱情。我这个人是十分喜好争辩的一个人，凡是跟谁交往，意见不同总会争得死去活来，非争赢不可。然而，我从来不跟周干事争，他说什么我都不反驳，说好说歹我都无所谓。这并不是他说什么我都觉得在理，不是说我内心真佩服他的洞见；只能说是自己没有要跟他争辩的意愿，只想淡定地对待他。

这种日子大概过了多久，我已经不是记得很清楚了。总之，在我遭遇文革一系列的磨难之后，有这么一个阶段，我找到了一个避风的港湾，找到一个可靠的帮助我的人。那段时间是我最艰难的人生阶段之一。周干事的出现，无疑是上天对我的一种眷顾。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会瞎想，如果不是剧团突然宣布解散，不是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我跟周干事的感情会发展下去吗？如果我真的跟他成了一家子，他会幸福，我会幸福吗？

我的结论是否定的。像我这么个“不安分”的人，决不会真正以“淡定”看待人生的。未来世事的变化会带给我什么变化呢？我真的不知道。反正我不会像吕丽萍在“激情燃烧的时代”里扮演的那个角色，跟孙海英扮演的那个角色能够太平地一辈子过下去的。

我的性格性情当然不完全像吕丽萍扮演的那个角色，而周干事的性格性情也不完全像那个石光荣，他可比石光荣文雅多了，体贴多了。然而，可以说，部队那种粗线条的文化生活是满足不了我的，我必会将之看成是使自己窒息的精神牢笼，我一定要冲破和跨越这种生活的。

以后的情况好像有变化了，不知从何时起，我和周干事的接触在渐渐减少。到68年下半年，我们的关系差不多完全改变了，变得真像他是我哥，我是他妹。我们没有争执过，没有彼此怀疑过，但是关系的性质起了很大的变化。

当时我并没有为此不安，也没有为此难受。现在想起来，好像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一切都是自然而然。

直到今天，我才听人说起，那段日子周干事向上级领导打过报告，申请和我结婚的报告。可是上级领导没有批准，非但没有批准，并且要求他一定要跟我断了关系，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这次我见到陈冲，她惊讶地问我：“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吗？真的不知道上级不批准你们结婚的事吗？那时候全剧团的人都知道了，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也很感惊讶，我惊讶是别人都知道，而我这个当事人却蒙在鼓里四十多年。或许因为年代已久，很多事我真是忘记了。然而，想想也不至于忘得如此彻底呀！我怎么不知道自己跟周干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呢？我承认自己确实有跟他交往过，但是无论如何这种交往没有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啊！

今天我该怎么看待这件事呢？我只能归结于自己的健忘，不能去怪周干事背着我做了什么！是的，按现在所知道的情况来看，周干事肯定背着我向领导打过报告要结婚，如此才会有领导调查我的情况，查阅我的档案，才会有不予批准他和我结婚，才会有勒令他离开我，警告他注意后果等一系列的事件发生。

可是当时他为什么背着我做这些事呢？他应该跟我打招呼才是。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就自行其是呢？我心里真有点不是滋味。虽然已经时隔多年，而且那件事对我并没有导致什么直接的不好的影响，我甚至都不知道部队领导对我调查一事，但是现在听到这事，我心里真有点不是滋味。

也许我应该宽容地看待这件事，不必太过惊讶，更不应该生气才是。周干事这么做有他一定的道理。他一定是觉得这个“关”必须过，是很难过，但又必须过。他大概是不想让我跟他一起度这个难过的“关”，想要自己独自来承受。

这就是他的不对了，这么重大的事你能独揽吗？而且这件事明摆着是双方的事，不是一方能够独揽的事。他没有考虑我的感受，我有没有要承担负面结果的意愿呢？如果我不想承担负面结果，我明知批不下来，我决定放弃，我不想拿鸡蛋去碰石头，我不看好这种关系的未来，至少你得让我自己有过一番思考和掂量之后，由我自己来做决定呀！

可是我却像个傀儡一样，任人摆布。虽然我相信那段时间周干事经历了很多痛苦，经历了我丝毫不知、完全由他一人独自承受的痛苦，但是我还是很不高兴自己做了一回傀儡。为什么会做傀儡呢？当然有一个重大的原因，那时候我没有任何权利享受我的自由，看重自己的感受。

不过，我为什么到今天还会有“不是滋味”的感觉呢？虽然这“不是滋味”的感觉只有那么“一丝”，但却是不容忽视的非常负面的感觉，不该是我这个蒙恩多年的基督徒应有的感觉啊！我觉得自己的内心还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地方，我似乎还在一系列错误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里被捆绑着，还需要被神进一步更新和改变。

圣经说：【罗12:1-3】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这段经文的意思很明白，保罗告诉我们：世界的观念一直在影响我们。他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也即不要向世界看齐，而要心意不断地更新变化，如此才能明白神美好的旨意。保罗并且告诫我们，不要看自己过高，要看自己合乎中道。

这节经文审判了我的错误观念。是的，那段时日我跟周干事的交往确实不能算是爱情，至少在我内心，没有那种爱情的激动出现过。然而，周干事呢？他怎么看待我们曾经的那段时日呢？我觉得自己对他的感情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地步，可是我想过他没有，在他是否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呢？

我审视了自己当初的信心，当然不是对神的信心，因为那时我还没有信主。我那时既不知道有这位伟大的主，更不知道依靠他的指引和力量行走艰难的人生路。我审视了当时我对自己的信心，表面看我是个很自信的人，我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魅力找到一个比周干事更令我心仪的人，但是我在当时处于那样的政治逆势中，对自己是没有信心的。

我不是记得很清楚了，然而当时我确实与周干事交往过。这种交往也许对我而言，只是一种寻求政治上的庇护。可是对周干事而言，他却是认真的，他确实希望党的政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得到贯彻执行，他确实希望他的上级领导看我是个可教育好的子女。

我不是记得很清楚了，当时我对他的“依赖”是否给他一种错觉，错认为我把自己的前途交给他了，我愿意完全让他来决定我的一切。从表象上看，我对别人总是显得很不“安分”，可在他面前，我却少言寡语，从不争辩。

老实说，当我审视自己时，我怀疑自己已经不记得，或者是故意忘记那段时间我的软弱和失败了。我那时的处境应该是对他的追求持某种矛盾的心理，既不想应承，又不想拒绝。我对他的政治地位很看重，也很需要；然而，对他这个人的气质人品却感到不十分满意。

严格地说，其实不是他利用我，而是我利用了他。（我有一度经常讲自己的婚姻是文革的畸形产物，丈夫是趁人之危，趁我在文革时政治地位低下而得到我之类的错话。）

其实真的是我利用了他。那段时间我日子实在很是艰难，剧团没有一个人敢惹我，我既出身不好且又站错了队，没有人敢惹我。这时有一位当时在人看来位高权重的人出现在我周围，虽然剧团的人仍然不敢惹我，却也不像最初时那样整我了，最初时造反派们可是置我于死地那般地整治我。

如此看来，我真是错了，我错待了周干事，更错看待许可这事临到我的神。现在我当然明白了，在我当初还在母腹里的时候，神就拣选了我，在我每一次遭遇危难时，神都伸出大能的膀臂保护了我。可是，直到如今，我还在愚昧之中，不认识神奇妙的作为，还会为自己可怜的自尊感到有那么“一丝”的“不是滋味”。

说到底，还是我的骄傲在作祟。我以为自己真是多有魅力的一个人，我以为像我这样的人就该配得一份出色的爱。殊不知，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白马王子，所有的关于白马王子的信息都是虚幻的信息，都是魔鬼送进人的脑海里的欺骗谎言。真实的情况是世人都是罪犯，都违背了神的律法，不得不在律法的辖制下度艰难的人生。

我现在当然知道自己渴望的那份爱情从人这儿根本就得不到了。这种反思让我对自己更了解了，我其实真正渴望的爱是从神而来的爱，是神那种肯为我舍己牺牲的爱，谁能给我这份爱呢？既不是周干事，也不是后来我遇到的几个人，当然也不是我今天的丈夫。只有神，只有神给了我这份超越的爱。

经过反思，我也知道我想要的那种具有“骑士”“绅士”风度的人，人世间不会有的。每一个我曾经看为美好的男士，当我进一步了解到他们的为人后，带给我的都是深深的失望。换句话说，我在不停地寻寻觅觅，某些时候，我以为自己寻觅到了；然而，一经了解，又是虚空，又是捕风。

我自己不也是如此吗？我想，任何一个没有主的生命的人，恐怕也是不堪容忍我这种刻薄、敏感的女人的，我错以为谁跟我在一起都会感到很幸福；然而，事实上谁跟我在一起都很不幸。

再回到那段“情感初创”的日子吧！严格说起来，虽不是别人给自己的伤害，但是确实也是一种伤害，是来自无知无畏无奈无力等虚无世界加在我身上的一种伤害。

我无知懵懂地过着我的日子，周干事恐怕日子更不好受。他一定希望常常见到我，却又害怕见到我。他不敢在人武部召见我，只得在老唐家偷偷地约见我。我当时似乎感觉到了情况有些微妙的变化，但我不是太敏感于这类变化。

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我那么迟钝，为什么对这些事一点也不敏感，恐怕最根本的原因是我还没有预备好要做“新娘”，因而也就不在乎是否发生了什么事？对于我和周干事之间的关系会朝向何处发展，也就存着不在乎的态度。

记得就在这个时期，剧团已经有风声传来，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就要波及到我们了。

剧团自从体制改革之后，基本没演什么戏？除了八个样板戏外，没有戏可演。白养着这一大批人，而且是一批有各样问题的黑五类分子，大概真的不合适吧？总之，那时我们开始天天学习中央文件，意在让大家确信，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毛主席的文艺战士唯一的道路。

现在我知道了，从1963年起，毛泽东就认为中国存在—个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已经掌握了基层一大部分权力。到1964年，他认为，搞“四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

他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简称“小五界”）的领导权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了；在党、政府、军队里，也有一部分权力被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掌握。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因此，毛主席下决心发动了这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而要整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必须先从“小五界”下手，这就需要搞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小五界”下手搞“文化大革命”依靠谁？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之后，把目光落在了青年学生身上。他认为，青年学生最积极，最少保守思想，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正好适合在以“小五界”为重点的“文化大革命”中当主力、打先锋。

再到后来，毛泽东看到学校的秩序仍未稳定下来，而且全国的大学、中学都停课闹革命。加上全国各地都处于混乱之中，学生到了毕业期，却难以分配工作。怎么办？毛泽东想出的办法，就是让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工厂、部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战士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的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于是，大学生们逐步分配出去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展起来了。学校也相对安静了下来。

我们剧团属于“小五界”的文艺界，是这场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专政对象。几年下来，剧团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接下来呢？剧团也要跟青年学生一样，要去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继续接受改造了。

看来剧团真的要解散了，真的要让全体演员们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广大的农村去，到贫下中农当中去接受再教育。学习的内容告诉我们，只有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方才能够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舞台上塑造出英雄形象。

我当时根本不懂上山下乡意味着什么？我去乡下演过戏，乡下那种悠闲自在的生活很是吸引我。而剧团每天紧张的工作和生活是我不想要过的，除了练功就是开会，练功很痛苦，开会也很痛苦。我真想结束这种生活，既然大家都得走，我当时没觉得剧团解散是件坏事。

可是周干事的心情格外沉重起来。他感觉到我和他的事要结束了，如果剧团一解散，我和他的关系就完了。

有一两次，我们在一起讲到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下乡很苦的，问我有没有思想准备？我回答说：“在剧团也很苦呀！在剧团受得了苦，在乡下也受得了。”

他摇了摇头，看我这种不谙世事的样子无以解答。

第十章    剧团解散

我确实是个不谙世事的人。

应该不会只是我一个吧！但凡在城市出生的人，一开始都没有几个对上山下乡运动有认识，大家都觉得上山下乡挺光荣的。那时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既然毛主席这样说，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就应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才是。

那时候，我们对毛主席的崇拜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毛主席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我们相信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是必须的；反之，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就应该被历史的车轮碾的粉碎。——现代人是想象不到被历史的车轮碾碎是怎样的一副可怕的情景了。

有一首歌当时非常感动我。那首歌的旋律一直在我脑海里转动，我人虽然还在县城，心却被这首歌带到另一个不为知的世界去了。这首歌歌名叫【到农村去，到边疆区】，歌词如下：

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

祖国啊祖国，养育了我们的祖国；

要用我们的双手，把您建设的更富强。

革命青年，有远大的理想，革命的青年志在四方。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让生命发出更大的热和光。

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

亲爱的党啊，教导着我们的党啊；

要用我们的行动，来回答您的期望。

革命青年，有远大的理想，革命的青年志在四方。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让生命发出更大的热和光。……

我当然自诩为革命青年了。所以我也应该志在四方，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至于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那不是我该多考虑的事，只要是祖国的需要，我就应该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那块土地上。

你现在可以说我们都是一群疯子。是的，整个时代都疯狂了，整个中国都疯狂了。我在那个时代中，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怎么可能不疯狂？如果我要是理性地看待这一切，就必被人视为疯子。所谓的疯子不就是与众不同吗？不就是做法和想法都不入流，都显为极端吗？

何况我的理性那时已经被扭曲到完全变形的地步。我看事物的角度和方向都是理想主义那一套的，现代人常常说的一句话“现实一点”，如果针对我们当时来讲，就是不现实。可是当时我们不知道自己怎么不现实了？老实说，被现代人看做极端做法，就是当时的现实。我们受的教育，我们的价值观，当时就是这样的现实。

我记得那时有一个电影，叫【护士日记】，在那电影里，我自然也看到大西北的荒凉。可是，我并没有在意那些险恶的环境——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对人性的摧残；我只是以革命的浪漫主义来看待剧情和剧中人物，常常幻想自己也会在那种条件下浪漫地生活着。

我嘴里常常哼着：“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完全是一派小资情调的流露。

周干事在为我担心，那是因为他出生在农村，他是农民的儿子，知道农民的疾苦。他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会把农村想的太理想了，我只看到那是个广阔的天地，只看到那儿有花草鸟鸣，我完全没想到生活、生产中会遇到什么困难？

剧团解散的通知正式下达了。

大家都在议论。根据上级政策，剧团除了少数几个人外，全都得上山下乡。家在农村的，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家在城镇属于商品粮户籍的，可以自谋出路，也即自行找到接受的农村社队；如果没有任何出路，剧团会作出安排，去到指定的社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们吉安来的几个人在一起商量，我们要去哪儿呢？回吉安吗？吉安也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革命浪潮中，去到吉安也得下放到某个农村的社队。新干农村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农村，三年多了，我们在各公社，各大队演出，已经几乎走遍了新干的乡乡镇镇，山山水水，好像我们应该留在新干才是。

我突然觉得好无助，家里人帮不上我们，我们得自己设法找到自己的安家之处。可是，我怎么找呢？有哪个社队会要我呢？没有人要我就得接受分配了，会把我分到什么地方去呢？

别的演职员工都在抓紧时间谋出路，我却不知如何着手找到自己的去向？

方克成决定回吉安，他说到了吉安再说。可是听说不行，这次变动，户口只能迁往农村，不得迁往城镇。方克成回吉安的打算落空了，他只得另找出路。他的哥哥还是蛮有办法的，帮他在永新县找到一个地方接受他。据说那是他哥哥女友的家乡，他准备去那儿插队落户。

方克成行动的很快，是最早一个找到落户地点的人。

方克成去吉安的打算落了空，使我也死了回吉安的心。其实，我那时根本也没真打算回吉安，我一门心思要去农村广阔的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去吉安有什么意义？母亲不停地受审查，妹妹零零落落到处借住。我回吉安不会有被接纳的平安，既然这样，为什么还想去呢？

勒小荷的决定使我大吃一惊。她准备去三湖公社落户，她已经找到了接受她的社队。

我和陈冲都不理解勒小荷的决定。做出这个决定不是没有代价的，代价就是婚姻。

原来勒小荷为了找落户地点，决定嫁给毕小凡。剧团解散前，没有谁想到勒小荷会跟毕小凡结婚，好像他们没有谈过恋爱。然而，在决定自己何去何从的时刻，勒小荷把自己作为商品一样，卖给了毕小凡。

我现在看来，其实勒小荷嫁给毕小凡一点也不亏。毕小凡在男演员里，是那种演小生的料，他长着一张十分清秀白净的脸，看上去有那么点羞涩的表情，虽然缺少点阳刚气，但是却十分令人怜惜。也许男人更需要阳刚美吧，也许他不是我要面对的对象吧，别人认为勒小荷嫁毕小凡亏了，我却认为勒小荷当时的选择不算错误。

我记得在勒小荷决定与毕小凡结婚后，我和陈冲跟着勒小荷去到三湖毕小凡的家中。

那儿是橘乡，满是橘树。我非常喜欢那个地方，我看到的是一颗颗黄橙橙的橘子吊在树上，绿色的树叶衬托着，很美的一幅图画。我当然不是不会想到在这幅美丽的图画后面有多少的汗水，有多少的泪水？直到我自己进入了人生的下一站，在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中，过着汗水加泪水的痛苦日子，方才明白我想的有多么天真，我是个多么幼稚的人。

毕小凡的家是个很大的庭院。虽然比不上电视电影里的大宅院，但是与农家小宅院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可是，我们当时并不看重这些，我倒是听人家说毕小凡的出身也不太好，有点为勒小荷担忧。还听说如果毕小凡不是有一个在部队里当上军官的哥哥，如果不是因为他家是军属，弄不好也被打成地主，至少也是富农了。

勒小荷的出身并不比我好多少。她的父亲是反动权威，是右派分子。她妈妈在市医院挂号室工作。勒小荷的哥哥很会读书，也就是成绩很好的意思，好得在吉安市出了名。可是他竟没考取大学，原因就是家庭出身不好。她哥哥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因为出身问题没能考上大学，当时很受打击。

文革结束很多年后，我知道了北京遇罗克和遇罗锦兄妹俩的事。有一度，我把自己想象成是遇罗锦，把勒小荷的哥哥想象成遇罗克的样子。其实我跟遇罗锦各方面的差异都很大，勒小荷的哥哥跟遇罗克的差异自然也很大。但是因为经历有点相仿，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一处去了。

我还记得，当年我和陈冲一起去参观勒小荷和毕小凡的新房。然而，我很是困扰，对他们结婚一事很感困扰。我的年龄在农村已经是大龄了，但我的心智体现在男女感情上，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我看到他们的新房，心里涌出很多困扰我的问题，但是却不敢问，怕人家讲我思想复杂，满脑子是资产阶级的坏东西。

我喜欢看书，并且看过很多书，可是那个时候很少有讲“性”的书，这种讲“性”的书籍，被视为黄色书籍，看了就会被当成流氓开除的。当时社会上几乎找不到黄色书籍，所流传的书籍大多数都是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

当然，我也看过有些描写爱情的书籍，像【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书籍里也有描写爱情的情节。也就是说，论情，我好像知之甚多；论性，我却是个白痴。结婚当然必须有爱情，但是结婚必然关系到性，也就是跟性有关。我那时怎么也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我想，连我也不懂，勒小荷怎么会懂呢？

虽然勒小荷年龄比我大，但是她看上去就是个少先队员，是个比我幼稚得多的小女孩。像她这个样子，马上就要结婚了，我有点为她担心，怕是她会碰到像鬼子进村那种可怕的遭遇。

然而，就是这么个少先队员，一个在我看来还不具备结婚条件的小女孩，为了有个地方可以接受她，就匆忙地结婚了。这种匆忙我很少见，从他们谈起结婚到去办证，大概也就是一周的事。时间很紧，不然，勒小荷就要由上面指派去一个可能条件很差的地方插队落户了。

那段时间我也有点犹豫，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如果我找不到落户地点，他们会怎么分配，把我分配到哪个公社呢？我在新干这些年间，已经知道了最富的公社是三湖公社，其次是荷埔公社和介埔公社。最差的是城上和桃溪公社了，其他公社条件也不怎么好，但是城上和桃溪的交通太不便利。由于交通不便利，物质的流通受到影响，百姓的生活自然就差了。

我当然不指望有这等幸运，会分到三湖公社去了。上头的文件已经明说，三湖、荷埔、介埔都不进人，除了本来就是那几个公社吃农业粮的人，都不接受其他人落户。勒小荷是从城市嫁到乡村，从商品粮到农业粮，这种情况可以接受，其他情况一律不行。

我那时心里矛盾着呢！既希望去到一个条件稍好的公社，又觉得这与自己的理想不符合。那些鼓励青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曲时不时在我耳旁响起，让我真有点不知何去何从？

好心的周干事，他看我那么不谙世事，实在是为我着急，虽然这种着急就像是“皇帝不急急太监”，但是他却是真的为我在担着心。我不知道去农村插队是怎么回事，他是知道的，因而他为我担心。

周干事曾经问过我：“你愿不愿意去我的老家插队呢？”

我于是知道了他的老家在遂川县，离新干几百里地之遥的地方。

他还说：“我家里虽然是农村，但是现在还算不错，比新干的农村条件稍好。如果你去我的老家，我的父母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不会让你去干你干不了的活儿的。”

我不是很懂他的话是怎么意思？那年头大家对家庭条件好不好，看得可不是家境，也即物质条件，而是看政治条件。可是周干事这话分明是指物质条件嘛！我知道他家的政治条件一定不错，是军属，政府给他们很高荣耀的地位。而且他已经提干了，他的家人当然更加享受他的地位带来的荣耀了。

然而，在我的内心，虽有看重政治条件一项，但还有自己要追求的革命浪漫主义理想的一项。如果我去到遂川周干事的老家插队落户，那算什么呢？岂不就是投靠别人吗？我希望自己闯出一番天地来，证明自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到广阔的天地里大施拳脚，战天斗地。我可不想去投奔别人，在“大树底下好乘凉”。

那年头，“大树底下好乘凉”是个贬义词，看过样板戏【沙家浜】的人都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现代人如果有一棵大树可以仰仗，可以在树底下悠闲地乘风凉，那是福气，是人人都羡慕的。可是在我们那时代，一个投奔别人、仰仗别人的人，是不被人看好的。

然而，我没有对周干事表露我的真实想法。像往常一样，他给我的意见建议，我都不答一句，未置可否。其实我内心是有想法的，但是这些想法讲给他听没有用。他是那种“务实”的人，而我完全不一样，说得好听的，我有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操，说得难听一点，那就是不谙世事，那就是“务虚”。跟周干事的“务实”正好处于两极。

我不知道我的不作答有否被周干事所误解？现在我回忆起来，觉得自己很诡诈，我这是在利用周干事对我的关怀。

如果当时我表示同意，不知道真的到他家落户要什么条件吗？是否也要跟勒小荷一样，摆上自己的婚姻做价码？如果我摆上自己的婚姻做价码，又无法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我岂不吃大亏了？就算周干事的父母会照顾我，不让我干我干不了的活儿，那我也吃大亏了。

别人会怎么看我，别人会认为我自谋出路，不服从组织分配，只为害怕去广阔的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只为逃避这种再教育。我觉得自己不能自谋出路，不能为要找一个条件好点的地方，就不服从组织的分配。

后来这件事不了了之。大概周干事意识到我不是太想去他的老家，更有可能他想帮我这么办，但是不容易。我现在既知道了他曾经打过报告申请跟我结婚不予批准，知道了他们领导让他立刻中断和我的关系，自然也就知道如果他真的去办理我到他的家乡去插队，会遇到什么麻烦？领导一定认为他这是对抗组织。

感谢主，他没有对抗组织，他接受了组织的处理，渐渐地远离我。环境也在帮助他渐渐远离我。虽然在过程中，他有过挣扎，有为我担心，有想过是否给我一条好一点的路走？但是组织的决定他是不敢违抗的。

他选择了听从组织，而不是选择我。

后来我在农村经受熬炼时，有后悔过自己当初没有听信周干事的建议，去他家插队。但是，这些都是后话了，我知道神给我预备的就是这条路，在这条路上，我会经历很多失败和痛苦，我也会经历很多学习和磨炼。

我们四个吉安人，小方去了永新，勒小荷驾到了三湖，只剩下我和陈冲。

陈冲说：“我们两个人是没地方好去了，听从安排吧！”

可不是吗？不听从安排又能怎样？

我们四个吉安人，跟剧团其他人还有些不一样。他们都是剧团的正式员工，我们还没有转正，算是学员。现在不管三七二十一，正式演员也好，没有转正的学员也好，反正一锅端统统下放到农村去了。我没有什么遗憾，我内心的那种革命情愫比剧团里任何人都要浓厚些，虽然我出身不好，但是我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决心不亚于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这次陈冲看到我，谈起剧团解散时发生的一些事，她说：“你呀！你呀！当时实在是太幼稚了。什么都不考虑，就一心想要赶快下乡。我就比你考虑得多了。你记得不记得，我那时天天吵着要给我们四个人转正，转正后再下乡。那时革委会的主任是蒋根茹，我天天盯着他要给我们转正。如果当时你的看法跟我一样，觉得转正这一步很重要，后来我们就不会吃那么多苦了。”

我听陈冲讲这些，感到十分愕然。我根本不记得这些事了，我也不记得我们下乡后因为没有转正，后来剧团的人全数安排工作，只有我和陈冲两人一直呆在下乡的地方；我甚至不记得剧团其他演员落实政策回城后，陈冲拖着我去县委找领导，一定要给我们安排工作的事，这些事我忘得一干二净了。

陈冲又继续说：“剧团解散那段时间，我已经感觉出解散是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不久又会变化的。所以我一定要转正之后才下去。但是你却满不在乎，后来后悔也来不及了。”

她还告诉我，自己当初曾经为转正的事去找过县委书记饶启文。那时我们找县委书记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不像现在县委书记像是大老爷们，少有人能够见到他们。

陈冲去找到饶启文，要求转正之后才下乡。饶启文其实也不知道政治态势会如何演变？他自己也还是不久前刚从走资派的角色里走出来，刚回到领导岗位上。他对陈冲的要求是这样回答的：“转正有什么意思呢？剧团都没有了，转正还有什么意思呢？死女仔，少操这份心吧，准备好上山下山吧！”

饶启文不是故意扫陈冲的兴，他自己就是这样认识的。他也以为剧团一解散，就不复存在了。既然剧团都没有了，转正不转正就没有多大的区别。谁也没料到中央的政策会变化那么快，剧团解散一年不到，就又重新作出安排，除了我们四个没有转正的吉安学员外，其他的剧团演职员工，有回到剧团的，那些没有回来的也算作干部，另行安排工作。

可是我们这几个啥事也不懂的小毛孩，尤其是我，眼睛只盯着下一步，根本没有考虑变化的事。

我在那时对毛主席崇拜得五体投地。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怎么可能改变呢？我以为下乡去是一辈子的事，既然农村是广阔的天地，既然青年知识分子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我怎么可能把这当成暂时的权宜之计呢？

周干事来自农村，他知道农村的生活和生产是怎么回事，他也明白我们这些城市的娇小姐很难适应农村的生活。可是我那时不把他的话当回事，越是艰苦的地方对我越有吸引力，当然就听不进那些理性的话语了。

此外，那时候我家里的人也没有谁提醒我别冲动，别把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想象的太好。我的母亲自从文革开始后，几乎没有一天不在被审的处境中，她对这场波澜壮阔的文革根本就没有自己任何理性的思考，得过且过是她的生活态度。对于儿女们经历到的苦楚，她有她的想法，也许她认为我们所受的苦比起她受的苦，根本算不得什么。

是的，我母亲确实受了很多苦。你可以想象，一个反动军官的太太，自从大陆解放后，经历了多少次的政治运动？从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我母亲就是运动对象。她被土改工作队隔三差四抓去批斗，最狠的一次还吊起来殴打。以后又经历“三反五反”，经历“反右”，经历“四清”，现在又是“文化大革命”，这一场场没完没了的运动，有多少人能够受得了呢？我母亲对运动采取消极对抗的态度，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自己得过且过也就可以理解了。

母亲根本顾不上我们正在面临的重大抉择。我们就要下乡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农村去改造自己并且改天换地。母亲对我的狂热没有说一个不字，我现在想，当时就算她想说也不敢说。那时我们做儿女的都把母亲放在阶级敌人的地位上来看待，如果她来反对我们，没准那时我头脑发热，就会站出来“大义灭亲”。

我姐姐经历过插队落户是怎么回事，她为什么不提醒我认真思考呢？我现在也想到过这个问题。

我姐从小就跟母亲分开，在别人家寄养长大。她对小时候经历的苦难耿耿于怀，母亲把她接回家时，她已经很懂事了。姐姐心里对母亲不早点接她回家很是激愤，因此在初中毕业后，就申请下放去农村，脱离家庭。那时候，像她这样的青年人不少，为了脱离不幸的家庭，采取“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摆脱不好家庭的例子比比皆是。

我在两派斗争激烈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去到姐姐下放的地方避难。在那里，我因整天在恐惧中，非但看不到那些知识青年面对的各种生活苦楚，看到的只是他们的安逸，他们没有像我遭遇到那么多的磨难。我想，这也是我始终耽留在幻想中，不敢面对现实的一个因素吧！

姐姐自身难保，当然不会对我的前途有什么意见建议。那时我们接触不多，除了姐夫接我去躲避造反派的追杀那次我们在一起好好地呆了几天外，平常我们从不来往。

我想姐姐对我心里也有很多不能释怀的嫉意，我从小就在母亲身边，她呢，从小就受了很多苦。接回家来后，母亲对我和妹妹的关注比她多很多，这些使她不但嫉恨母亲，也有嫉恨我。好在我的姐夫是个通情达理，也很有担当的人，在关键时刻，他还很为我着想，姐姐也一度为我，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可是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革命大趋势下，姐姐没有对我的狂热说什么，我以为是可以理解的。她其实也不觉得我这种热忱有什么不好。在她看来，也许农村生活是苦了点，但是在我们这种家庭中，姐姐心灵的痛苦大概远胜于农村生活的痛苦。再说她有姐夫，姐夫是个很受知青敬重的人，别说吉安知青，就是当地知青，也对这个城市来的青年人敬重三分。所以我认为姐姐在农村过的那一段知青生活不算太难，比起她受的别种痛苦，不算太难。

那时不仅是我，不仅是我的家，几乎所有的青年学生都跟我一样，把到农村去的理想目标想得太简单了。现代人觉得我们傻，觉得我们疯狂，但是在那个年代，我们的想法和做法却是很时尚，却是非常的现实。

我有过矛盾，有过挣扎，但是这些矛盾和挣扎都在“波澜壮阔”中化解了。我的家人没有制止我的疯狂，就算是他们会制止，我也不会听的。因为那是一种大势，所谓“大势所趋”也就这个意思。我不可能在这种大势面前，逆历史潮流而动。就算是我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也只会落个“蚍蜉撼树，螳螂挡车”的下场。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调整，剧团经历到解散，经历到分配，我们这四五十号人终于不得不分道扬镳了。我在新干剧团三年的演员生涯告一段落。

附篇一  冤家夫妻

郑妤莺和蒋柏林当年结婚一事，在整个新干县来讲，算是一件十分震撼的大事。我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新干县各行各业，城镇乡村，无人不知，哪个不晓，到处在传说新干剧团的饭师傅捡了个大便宜，娶了个美女演员做妻子。

我当年也很感吃惊。我是在离开新干剧团后才听人说起的，我做梦都不会想到，郑妤莺这么个在新干剧团还算出色的女演员，怎么竟会跟蒋柏林这个尊容比武大郎还要出采的饭师傅结婚？

谁都知道，因一部《水浒》的流通，武大郎“三寸丁，谷树皮”的形象，已经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当然谁都认为武大郎是个丑八怪，虽然他良心好，但是他给人猥琐的形象，使所有的女人和男人的审美都不会偏向于他。

蒋柏林比电影里的武大郎还难看。粗略地看他一眼，你会觉得他有病，是个弱智。但是给人弱智印象的人不一定难看，就像亚迪，看他的人觉得他怪，但不难看。蒋柏林大哥就两样了，他这个弱智的形象，不仅傻，而且难看。

其实蒋大哥一点也不傻，他会做很多事，不光是厨房里的各种事，剧团的各样杂务，他做起来可好了。不像我，我这个人看上去挺聪明的，实际上专做傻事，连个舞台效果也做不好。该出手不出手，不该出手反倒出手。

蒋大哥心眼很好，剧团的人都会同意我这么说。但是，心眼好的人做仆役也许行，但是做朋友，尤其是做爱人恐怕就不够了。在中国的文化里，心眼好和傻可以划等号。很少有家长教导孩子成为一个心眼好的人，成为一个肯吃亏，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宁人负我，我不负人”的人。

在剧团三年多时间里，蒋大哥是少数关心我的人物。但是这种关心不是能够到达人心灵层面的关心，只是一种生活层面的关心。也难怪，他是剧团的炊事员，除了在生活上，尤其是饭食上有机会接触到人之外，他还能做人的思想工作？别说他，就是剧团的党支书和团支书，也没有谁真能在心灵的层面给人以帮助。

前面说过，我在剧团演职员工中印象不好，是资产阶级娇小姐。很多人不但不想帮助我，还会故意给我难堪，打掉我的小姐“派头”。蒋大哥在这些为数众多与我作对的人当中，大概是唯一一个用同情心待我的人。

毫无疑问，蒋柏林出身好，他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他一家四个兄弟，都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由于家境贫寒，他的兄弟都未能成家立业。蒋柏林比较幸运，他由本家的一个叔伯兄弟介绍来到剧团做饭，从此结束了他的“橘农”生涯，也由农业粮户口变成了商品粮户口。

他的本家叔伯兄弟名叫蒋根茹，是剧团的男演员，专演反派角色，那种猥琐人物一类的反派角色。蒋根茹虽然文化不高，大概也就是小学毕业，有没有读完初中，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尽管文化不高，但他领悟力很强，所以对角色的领悟透彻，演技因而也很高超。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蒋根茹就被推到重要的地位上。他是剧团革委会主任，两派人员都在他的领导之下。他自己站在造反派一边，然而，也管着“老保”。他貌似自己很有领导水平，使少数派的“老保”势力也能够在剧团那些年间的政治舞台上，充分地表演或者说得好听点“展示”自己。

当时蒋根茹可谓有权有势了。然而，他的家庭却很不幸。也不知是否遗传基因的问题，蒋根茹的太太生了很多胎，但是只有一个女儿存活。这个女儿一看就是根“病秧子”，可怜兮兮的。最为稀奇的是蒋太太常常怀有多胎，也就是说她一胎至少两个孩子，最多的一胎四个孩子。

我在剧团那段时间，蒋太太又怀孕了。这回他们很谨慎，让蒋太太来到县城待孕。有天晚上，我听到有人声响，说是蒋太太要生产了。第二天清晨，有消息传来，蒋太太这一次生了三个孩子，二个儿子一个女儿。

我那时一点也不懂，为什么可以有那么多孩子在妈妈肚子里？我越想，越觉得十分可怕，尤其是听人告诉我，“这三个孩子就像三只小老鼠那样大”时，我满脑子都是老鼠在人肚子里爬来爬去的可怕形象。

后来，蒋根茹这三个孩子终于都没能保住，先后死去了。再后来，他那个已经快到十五岁，看上去只有十岁的女儿也去世了。我看到过蒋根茹流泪的样子，很可怜的样子。

但是，每一次召开批斗会，蒋根茹那种“苦大仇深”声色俱厉的样子还是让我感觉害怕，跟他流泪时的样子形成鲜明的对比。我那时总也弄不懂，一个人为什么会有两副完全不同的面孔？他为自己的孩子哀哭时，显得那么软弱，而奋起批斗别人时，是那么刚强。在我当时的认识水准上，我以为一个人要么是个坚强的人，要么是个懦弱的人，我无法想象一个人身上既有坚强的特质，有时却又会如此软弱。

好了，不说蒋根茹了，说他，是为了说明蒋柏林和郑妤莺这对冤家夫妻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这回我有机会跟这一对冤家夫妻走得很近，因此了解到过去很多凭猜想的事，真实情况究竟是如何的？

郑妤莺告诉我，蒋柏林的父母死得早，他几个兄弟都遗传了父母在外貌上的优点，只有他，整个地把父母的缺点集中在一起，成就为这副摸样。当年蒋根茹看他家这个样子，想到蒋柏林在早已成年的哥哥们身边，不但帮不了哥哥成立家室，反而会成为他们的累赘，蒋根茹既在剧团站稳了脚跟，就把远房兄弟蒋柏林介绍到剧团来做饭了。

蒋柏林很乖，不是那种惹是生非的人。他总是翘着那张厚厚的嘴唇皮，笑呵呵地对所有的人，无论是剧团领导还是跑龙套的群众演员。他不得罪任何人，事实上如果不是他，而是其他任何一个人在剧团做饭，肯定会得罪到某一些人。

人都说“众口难调”，这话道出了一个意思，做饭师傅不容易，一人难满百人意。

当然蒋柏林不是那么高级的厨师，烧出来的菜令所有人都满意的高级厨师。不是的，他其实厨艺平平，但是他却有一种在别人身上不具备的特征，他那种讨人喜的特质是与生俱来的。我现在信神了，我知道神不偏待人，神不会将所有的美好都加在一个人身上，尤其不会加给那种骄傲的人。

圣经说：【林前12:22-24】 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

这段经文的意思是指神的教会如同一个整体，就像人的身体，身体由各部分组成，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很重要，必不可少。虽然各个部位有些好看，有些难看，但是作为设置者的神会让不够好看的部位加上体面的装饰，使之变为俊美。

这段经文也可以这样理解，神的心意是特别眷顾那些看上去软弱的，不体面的人，只要他们谦卑，神就会改变他们的形象，加给他们体面和俊美，使得他们能够获得别人相顾。

我想，蒋柏林天然的素质中，有一些美好的东西使人会去忽略他外貌的丑陋。他那种喜笑颜开的样子，很容易带给人一种积极正面的感觉。为什么那些哭丧着脸的怨妇怨夫令人讨厌呢？那是因为这种心灵的苦毒会影响别人的情绪。

剧团食堂当年采用的是“分食制”。什么是“分食制”？那就是大锅饭，大锅菜。每顿只有一种菜，分在小盆里，每人一份。貌似这种“分食制”很合理，也公平，应该不会有太多的矛盾产生。但是剧团的人就餐往往有早有晚，于是难免就会有问题了。比如说，中午十二点是午餐时间，但是，通常十一点半就有人先到食堂等饭吃了；而有些人却因故晚来就餐，十二点半才去食堂吃饭。这一小时的时差就可能造成很多问题和矛盾。

蒋柏林每次都是先把菜肴分好，正常的次序是，早到的人先到菜桌上端上一盆菜，然后去向蒋柏林舀饭。蒋柏林手上有不同的饭碗，有盛三两的，也有盛五两的，各人根据自己的饭量大小让蒋柏林打饭。

现实情况是，去端菜的人会在放菜的桌子旁仔细端详很久，琢磨着下手端哪一盆菜才划得来。毕竟是人分的菜，不可能每盆数量一模一样，而且有些菜是荤素夹杂一起炒的，有人喜欢吃荤菜，就会仔细看哪盆肉多一些就端哪盆。总之，不管怎么做都是很难做到人人满意。

蒋柏林免不了会听太多抱怨的话。开饭早了，那些晚到的人会抱怨，开饭晚了，早到的人催个不停。尤其是舀饭，要三两米饭的人总觉得自己碗里没有三两，要五两的人也觉得不够五两。

这种“分食制”放在今天没有太大问题，现在基督徒办的养老院里都是采用“分食制”的办法。但在可别忘了，那可是个物质奇缺的年代啊！在那个百姓普遍吃不饱饭的年代里，就是大问题、就有大矛盾了。

据说以前的炊事员干不下去，就是因为不愿听抱怨的话。蒋柏林来了之后，抱怨的话少了很多，虽然还有，但是都被蒋柏林以他特有的方式解决了。

他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方式对付抱怨的人和抱怨的话呢？其实也不奇特。这位老大哥十分纯朴，他不像有些人会看人做事，见领导干部来打饭，就用饭勺往下压压，这一压就多出了许多饭了。蒋柏林不理你这一套，谁在他眼中都一样。

大家都觉得蒋柏林比以前的炊事员公平。虽然有时会因为某人早到某人晚到产生一些不同意见，甚至发生争执。但是最好不要把问题弄到蒋柏林身上去。谁要是惹毛了他，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扔下饭勺和锅铲走人，他这一走是不计后果的，才不管你有没有饭吃呢！最终的后果往往是要很多人说上很多好听的话，他才会回到厨房的岗位上去。

怎么说呢？上海话说这种人是“老实人脾气戆”。大家尝到过蒋柏林发脾气没饭吃的后果后，就没有人再敢惹毛他了。而他，并不是那得理不饶人的主，只要不触犯他，他通常是不会乱发脾气的。

那时我在剧团是个特例。我从小就喜欢吃蔬菜，不太爱吃荤。虽然在六十年代吃肉是种奢侈，但即使是那时我也不会太过贪吃肉食。我的这种特性在剧团里绝对是少数，蒋柏林常常表示不理解，别人都争着抢肉多的盆菜，我缩在后面，最后一个去取菜。我有时甚至将自己的荤菜跟别人换蔬菜吃，这在当时绝对是少有的事例。

也许是因为我不喜欢吃肉吧，也许是因为我从不争菜吃吧，蒋柏林对我很好感，他就不像别的人对我看不顺眼，老是找我的茬，有时他还会帮我说几句话，反正他出身好，也不怕别人说他立场不稳，同情资产阶级。逢剧团下乡过界时，他看我久不到站，还会走很远的路去接我的担子。

好了，我话又扯远了。还是回到蒋柏林和郑妤莺的婚姻上来吧！

这次我去新干第一晚，郑妤莺到新干宾馆和我同住一室，第二天他们夫妻俩又接我去他们家留宿，使我对这对夫妻一路走来经历了多少艰难有了很多了解。

郑妤莺的父亲是新干医院的院长。他有幸在文革前就去世了，留下年迈的发妻和小女儿郑妤莺在一起生活。郑妤莺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都是学医的，她是家里惟一没有继承父亲衣钵的女儿。

父亲刚去世那会，郑妤莺跟母亲在一起生活，没有任何问题，她甚至还比哥姐们还幸运，因为有母亲无微不至地关心她的生活。可是，这种好日子并不长久，郑妤莺父亲去世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郑妤莺的父亲虽然去世了，但是医院的革命群众还是在她家里贴了大字报，称呼她母亲为“地主婆”，并且扬言要对她母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她母亲对这种政治压力无力承担，却又不知该如何面对，只能是恐惧战兢地度日。

有一天，住在她家隔壁的副院长被革命群众揪出去批斗，郑妤莺的母亲亲眼看到那些人是怎样把他们的邻居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这位一辈子没有受过如此屈辱和打击的原院长夫人吓坏了，她躲进了自己为自己设置的“防暴网”中。

她的“防暴网”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空间，而是一个虚拟的空间。她天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生怕一出门也会被那些打副院长的革命群众那样，被他们痛打到遍体鳞伤，以致奄奄一息。

那种日子度日如年，偏偏那种日子漫无边际。处在高度惊恐中的郑妤莺的母亲，有一天突然听到外面的声响，她以为是革命群众来到自己家了，她吓得慌忙钻到桌子底下，浑身发抖。

郑妤莺竭力想要把母亲从桌子底下拖出来，她先是竭力地告诉母亲这不是真的，家里没有别人，只有她们母女二人。但是老太太不相信女儿说的话，她说自己看到那些人拿着棍棒正在屋子里，她只要出来就没命了。所以她死也不肯从桌子底下出来。

郑妤莺没有办法，只好采取拖的办法，把母亲硬拽出来了。可是她发现自己竟然不是瘦弱母亲的对手，那老太太不超过七十斤的分量，此刻显得格外沉重。郑妤莺使尽了吃奶的力气，还是没有办法把母亲叫出来。显然这时候的院长夫人已经完全失常了，她认为只有桌子底下才是安全的。

在新干剧团，郑妤莺是那种从不惹是生非的人，就像一般说的，是好好先生一类的人物。郑妤莺在剧团里虽然出身不好，但是因为她的谨慎，再加上剧团里出身不好的人多的是了，她没有成为专政对象和批斗对象。然而，很不幸的是她要面对已经因为遭遇恐吓失常了的母亲。

她想要从哥哥和姐姐处得到帮助，然而，他们对母亲的情况采取躲避的态度。

郑妤莺两个哥哥同样也在落难中。她的大哥还在监狱里没出来，因为有反党的右派言行，他被当成反革命关了起来已经有些年头了。另一个哥哥也是自身难保，没有办法把母亲接到身边去。郑妤莺的姐姐是个军医，在赣州工作。她为了自己的前途不肯管母亲，更不会把母亲接到她那里。郑妤莺还有一个弟弟，是吉安市立医院的医生，那时弟弟刚从医学院毕业，好不容易谈了一个女朋友，如果母亲跟他去吉安，那么不但女朋友会告吹，他弟弟的前程也必定受到影响。

这个身为“地主婆”的老妇人，生了一大堆儿女，貌似个个都很有出息，可是在落难时却没有任何地方好去，只能是继续呆在新干，继续跟着小女儿，过着惊恐万分的日子。

郑妤莺见母亲得了这个因惊吓而起的病症，很是担心，不知如何是好？有人告诉她，应该带母亲去萍乡，那儿有专治这类因惊吓而起病的名医。她若是带母亲去萍乡医病，母亲可望得到医治，恢复常态。

可是说说容易，新干去到萍乡好几百里地呢？盘缠可不是一笔小数目。郑妤莺当时经济情况也非常窘迫，她手头根本拿不出医药费，就是这笔盘缠，要筹齐也不是简单的事。

郑妤莺曾经向最好的朋友武涧秀借钱。可是武涧秀那时候也落难了。她刚结婚就遇到丈夫强奸被抓进监狱的可怕事件。为了打理丈夫的官司，武涧秀手边也没有钱可以借给郑妤莺带母亲去看病。看来郑妤莺真是走到绝路上了。

那时候，他们把剧团所有的人都筛选了一番（惟独没有向我告借，也许她们认为我不可能帮得了他们），他们感到很绝望，因为大家都没有钱借给郑妤莺带母亲去看病。

正在这时，革委会主任蒋根茹出面了。蒋根茹对郑妤莺和武涧秀说：“这件事还真不好大张旗鼓地说出去，你妈妈是地主，地主是专政对象，我们若是为地主出面借钱，那就是立场不稳。你想，我们怎能出面为你母亲借钱呢？”

正当郑妤莺求告无门几经绝望时，突然蒋根茹悄悄地对郑妤莺说：“你不要声响，也许你可以向柏林借这笔钱，我知道柏林已经工作了好几年，存了一点钱，他上无老下无小的，这点钱应该还是有的。你要是愿意，我去跟他谈谈，但这件事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蒋根茹这个建议给了郑妤莺一线希望。在蒋根茹的撮合下，郑妤莺第一次向蒋柏林借了四百元，那几乎是蒋柏林全部的积蓄。那年头四百元不是小数目，那可是一家人全年的活命钱。

于是，郑妤莺向剧团告假带着母亲去了萍乡。在这一路求医的过程中，郑妤莺心里充满了苦涩。为着哥哥姐姐们的无情，为着自己的无奈，她内心满是苦痛的感觉。她不是不明白蒋根茹的意思，她懂这个做兄弟的人是在用四百元做钓饵，想要让绝望中的郑妤莺明白，她现在的处境没有人能够帮助她，只有他蒋根茹和蒋柏林兄弟俩能帮助她。

可是在那时候，郑妤莺还在幻想自己有一天能够还清这笔债务，不欠他们蒋氏兄弟的钱财。如果她还清了债务，她只需要记住他们在她苦难时的出手相助，来日报答他们的恩就行了。当然，郑妤莺也并非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很渺茫，但是她只能这样去想。

从萍乡回到新干后，貌似母亲的病有点好转，不再是天天蜷缩在家中的房角边，不敢见任何一个人。但是这时候能够去到郑妤莺家中的人还是很少，对他们家心怀好意的人不敢去看望身为“地主婆”的前院长夫人，对他们家心怀恶意的人除了运动初期张贴大字报时叫嚣了几句外，后来倒也一直没有人去抄她的家，造他们的反。

总之，郑妤莺的母亲虽然也被判定是个“地主婆”，但实际上她并没有遭遇到那位我曾经向她踢出罪恶的一脚的老太太那种可怕的事，她这是自己胆小，将自己吓疯了。

其实，也不能说是自己吓自己，胆小的人没有几个经得起那种时代那种手段的逼迫患难的。现代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我们那时代经历的种种患难，那时候要不是特别经得起折磨的人，那些神经脆弱的人很容易就被吓疯了。我认识好几位朋友家中都有人因着突然临到的遭遇和变故崩溃了的。

这时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郑妤莺带母亲去萍乡看病回来不久，传来了剧团要解散的坏消息。这消息对每个人都不容易，对郑妤莺就更不容易。郑妤莺实在想不到办法怎么安置母亲，她没有像我们一样，只需要为自己将来着想，她还要考虑自己下乡后，母亲该如何安置？

郑妤莺再次与哥哥姐姐们商量怎么安置母亲？他们却再次表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母亲。看来，郑妤莺不但要给自己马上找一个接受她的社队，还要为母亲找一个肯接受的社队。这在当时的情况下简直比登天还难。在那个时代，有哪个社队会肯接受一个地主分子到自己的生产队里来？除非这人是本乡本队的人，否则绝不会有任何社队肯接受一个跟自己无关的地主阶级分子的。

剧团对那些找不到接收单位的人，最后还有一个指定接收地点的安置措施。然而，郑妤莺的母亲不是剧团的人，剧团没有义务安置她。所以当时郑妤莺为难极了，时间一天天的迫近，她还没有找到一个解决母亲落户的方案。

然而，就在这时候，她大哥刑满释放了；又一个难题出现在她面前，大哥也要有地方可以接受他的户口落户。这时候，郑妤莺简直要被逼疯了。自己的问题解决不了，还有单位帮忙解决；母亲的问题，大哥的问题，都是头大的不得了，简直没有一点办法解决的大问题。在这种时刻，郑妤莺真的要被逼疯了。

母亲知道女儿的为难，每天眼泪汪汪对着想不出办法的女儿，母女俩天天以泪洗面，过着生不如死的绝望时日。

就在这时，蒋根茹再次出头了。蒋根茹找到郑妤莺，对郑妤莺说：“柏林可真是个大好人，剧团就要解散了，他想也没有想要逼你还债。他知道你处在艰难时刻，说你没有办法，他愿意就这样算了，不要你还这四百元钱，这是他的全部家当。可是，你现在还有比还债更大的问题，你的母亲和大哥户口往哪里落呢？面临剧团解散，你有什么打算呢？”

是啊！照说剧团就要解散了，大家就要各奔东西了，郑妤莺也真是该把欠蒋柏林的债务还清了。

可是，郑妤莺拿什么来还给蒋柏林呀！不但已经欠下的巨债一时三刻无法偿还，就是眼下母亲每天要服用的药物，这笔费用也不是郑妤莺不多的收入能够支付的。她姐姐虽然有些钱寄来，但是因为瞒着自己的丈夫，能够寄来的也不多，大部分还得郑妤莺自己扛着，真是够难为她的了。

蒋根茹知道怎样来打动郑妤莺此刻那颗无比脆弱的心。他对郑妤莺进一步施加影响，告诉她有一条路，惟一的一条可行的路，那就是让蒋柏林来帮助她，只要郑妤莺愿意接受蒋柏林的帮助，她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得以解决。不但债务得到解决，母亲和大哥的落户这种当时最困难的问题，蒋根茹担保也可望得到解决。

时间越来越无法拖下去，到了要做决定的时候了。再犹豫不决，郑妤莺的母亲就没有地方可去了。她的大哥正等着她把接受单位（社队）的证明交给狱方，使他出监后有一个明确的去向。不然，她的大哥就算是刑满释放，也还要继续在监狱里呆着。那年头，户口和粮油关系是一个人的命脉，没有这两件宝贝，人就没有了活下去的指望。

最后，郑妤莺决定找蒋柏林谈谈。

蒋柏林一点都没有“趁人之危”的心思，他一点都不谙“趁火打劫”之道。

见郑妤莺来找他，蒋柏林说了一番很令郑妤莺感动的话。他说：“妤莺呐，你不要着急，我帮你是心甘情愿的，没有任何想法。剧团就要散了，我这笔钱就当是学雷锋做好事。你以后就有钱就慢慢地还给我，没有钱也不要紧的。你知道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人饿不着，就是有钱也没有用。这笔钱能够帮到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他闭口不提户籍的事，好像这事他根本就不知道，全是蒋根茹一个人的意思。

蒋柏林这种善解人意的态度加速了郑妤莺做出决定。

郑妤莺当时就看到了，像她这种人，如果一味追求情感方面的需求，追求两情相悦的婚姻基础，她知道根本就不现实。别说自己出身不好，且现今是出身占第一位的政治大环境。就算是没有母亲和大哥的户籍需要落实的大问题，也很难真正得到一份真正的两情相悦的美好感情。

郑妤莺曾经跟姚理汝有过一段感情，但是这段感情还在初级阶段，姚理汝猝死，这段感情也就跟着埋葬了。

在姚理汝之前，郑妤莺有过一个男朋友，是个现役军人。他们之间感情也很深，从高中开始就陷入过爱河。但是当那人当兵接着提干后，郑妤莺意识到他们之间完了。她知道，除非断送那个男孩的政治前途，否则他们最好赶紧分手。

郑妤莺选择退出，为了那人的政治前途，她毅然决然地放开了他。其实那人的父母和兄长都很喜欢郑妤莺，他们为失去这个善解人意的媳妇很感痛心。但是郑妤莺知道，一旦他们结合了，那个人的政治前途一定会受影响，那时，他们可能就不像现在这样赞誉郑妤莺，肯定会埋怨不止了。

郑妤莺对爱情已经深感绝望。她认为自己是个不配有爱情的人，认识到这点，她就决定舍弃爱情成全道义了。在她心中的道义，那就是尽孝。为了母亲，她准备牺牲爱情，跟蒋柏林结婚。

作出决定后，她把决定告诉蒋柏林：“明天我们就去扯证吧！”。没别的话，就这么一句。

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结果——蒋柏林肯定接受她。能够得到她，是蒋柏林天大的福气。蒋柏林当然对蒋根茹感恩戴德，蒋根茹不但帮助成全了这对冤家夫妻，还帮他们落实了户口问题。不用说乡里乡亲都很帮忙，这家几个兄弟都是光棍的家庭，能够娶进郑妤莺这样的媳妇过门，真是整个村庄的大喜事了。

郑妤莺的母亲嘴上不说，心里很清楚女儿内心的苦楚。她不止一次流着眼泪对郑妤莺说：“都是我害了你，都是我害了你。”在郑妤莺决定嫁给蒋柏林前那段挣扎的日子里，郑妤莺的母亲见女儿那么痛苦，哭着对她说：“你不要管我，就让我去死吧！”母女二人不止一次抱头痛哭。

郑妤莺的弟弟是个有情有意的小伙子。他知道姐姐在无奈的情况下作出了无奈的选择，他知道姐姐一点也不爱蒋柏林，只是为了母亲，勉强自己嫁给一个不爱的人。他曾经对郑妤莺讲过：“姐，你就不要太勉强了，我还是把母亲接到我这儿来吧！我管不了那么多了，跟她分手就分手，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承担这一切。”

郑妤莺很疼自己的弟弟。她宁可自己牺牲，也决不想弟弟牺牲。她对弟弟的态度略感温情，这也是她继续背负母亲这个重担仅有的一份力量，一种支持。

就这样，郑妤莺嫁给了蒋柏林。那时候没有婚礼，没有婚宴，什么也没有。但是郑妤莺最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她母亲和大哥的户口落进了三湖公社蒋家生产队。

虽然母亲和哥哥的户口有了着落，但是他们都没有去到蒋柏林的故乡生活。郑妤莺由剧团统一分配到了洋湖农场，她母亲户口和粮油关系在三湖，人却跟着郑妤莺在洋湖。

那时蒋柏林很幸运，他是少数没有下放的人之一。虽然剧团的人大多数都走了，但是少数留下来的人中有蒋根茹等八人。这八个人还在打理一些剧团解散的善后，他们要吃饭，蒋柏林还得继续为他们做饭吃。

这对夫妻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是分居两地。那个时代很多家庭和夫妻都这样，也就不足为怪了。

偶尔蒋柏林休假会去到洋湖，然而，郑妤莺对他来到洋湖跟她团聚，并没有一种夫妻久别重逢的欣喜。郑妤莺满足于分居的日子，她说自己不看到他还好些，看到蒋柏林这副尊容，心里就会感觉很痛苦和委屈。

我不知道对这对冤家夫妻来说，过的是一种怎样的日子？究竟是痛苦还是欢乐，也许苦中有乐，乐中有苦吧！

这回我住在郑妤莺的家里，她讲了两件她和蒋柏林之间关系的事给我听。我想，从这两件事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他们的日子是如何过来的？

有一天，蒋柏林休假去到洋湖，这是好不容易才有的假期，蒋柏林兴致勃勃地去到洋湖农场。

晚上郑妤莺收工回来，已经很累了。一整天的农活干下来，对一个还带着不满周岁娃娃的人来说，确实是很累了。可是蒋柏林是好不容易才有假期的啊！他可是盼了很久才到妻子身边，希望享受与妻同在的欢乐时光啊！

那时，郑妤莺的母亲和郑妤莺同住一间屋子。她母亲的病得到控制，已经能够帮助她带孩子了。她们的隔壁住着另一位剧团的演员邓水秀，邓水秀和郑妤莺都是商品粮户口的演员，也就都由剧团分配到了洋湖农场。

到了晚上，蒋柏林想要与郑妤莺行房事。可是郑妤莺心里很厌恶这事，就拒绝了他。当时他们的床位与邓水秀的床位相连，而母亲跟他们只有一层布帘相隔。这也是郑妤莺拒绝蒋柏林的重要原因，她害怕母亲和邓水秀听见他们的动静。

可是，这么一来，蒋柏林这边过不去了。蒋柏林一口咬定，说是郑妤莺心里讨厌他。郑妤莺跟他说不清楚，也就扔给他一句话：“你说讨厌就讨厌”。

那边，还没有睡着的母亲从动静中知道他们已经陷入僵局中，但没有办法，只有干着急。

蒋柏林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不顾是深更半夜，就起身要离开家出走。他们吵闹的声音惊动了孩子，一旁的孩子哇哇哭个不停，郑妤莺也是怒火中烧。郑妤莺当时恨极了蒋柏林的不管不顾，她恨极了蒋柏林自私的欲望。当蒋柏林起身穿上衣服要离去时，郑妤莺此时完全不知所措了。

洋湖农场是在深山老林里。这深更半夜要离家出走，能去到哪儿呢？就算可以走到公路旁，但是半夜三更哪来的车子呢？莫非蒋柏林真是在荒郊野地里度过一整夜吗？

他们的动静不但惊动着郑妤莺的母亲不得入眠，而且也把邓水秀给惊醒了。见蒋柏林朝漆黑的夜幕里走去，郑妤莺的母亲和邓水秀都起来了，她们劝郑妤莺去把蒋柏林找回来。

郑妤莺一开始执意不肯去，邓水秀劝她也不管用。直到她的母亲流着眼泪，准备迈着小脚也不管不顾想要冲向黑暗时，郑妤莺才百般无奈地起身，把孩子交给母亲，自己出去寻找蒋柏林。

在一片婆娑树影的黑幕下，多了一尊人影。蒋柏林在一块大石头上呆坐着，就像一座雕塑。郑妤莺一路小跑过来，看到这块他们平常歇脚的石头上蒋柏林端端地坐着，她松了一口气。

虽然郑妤莺不相信蒋柏林真会去干自伤自残的傻事，但是她也了解到蒋柏林那股怪脾气不好弄。平常蒋柏林都不太跟郑妤莺计较，他知道郑妤莺嫁给他内心有多委屈；可一旦计较起来，郑妤莺不敢想象会有什么后果。

我想，郑妤莺如果客观一点，应该明白蒋柏林也是个人，是个男人，是个有自尊的男人。蒋柏林既是个有自尊的男人，那么一旦触碰到他心灵能够承受的底线，恐怕也真是不好对付的了。

郑妤莺对蒋柏林好说歹说，总算让蒋柏林明白，自己拒绝他实在是因为太累，也实在是因为空间太尴尬。蒋柏林大概念着郑妤莺的母亲不好过，总算是给了郑妤莺一个台阶，也给了自己一个台阶，回到了家里。这一折腾，天都差不多亮了。

这一夜，当然谁也没能睡好；这一夜，内心的五味杂陈感的不仅是郑妤莺，还有蒋柏林和郑妤莺的老母亲。这个老太太不知暗地里又多流多少泪水了。可怕的政治运动不知酿成了多少如同这对冤家夫妻正在品尝的一杯杯苦酒呢！

蒋柏林虽然看上去不聪明，但是他内心可一点也不傻。

郑妤莺强调说是外部因素迫使她拒绝他对她的亲密，蒋柏林才不相信呢？从结婚那天起，郑妤莺从来就没有跟他一起出门过。郑妤莺也许能够容忍别人想象他们是一对夫妻，也能够容忍别人看到这对夫妻有了四个孩子（其中有两个像极了蒋柏林，另两个却跟母亲像极了），但是郑妤莺却不能容忍有人看到自己跟蒋柏林站在一处和走在一起。

结婚多年来，郑妤莺几乎没有和蒋柏林一起上过街，购过物。她觉得他们在一起，必然会有很多双眼睛盯住他们不放，必然会有很多人在他们身后指指点点。她知道自己忍受不了这些，就在一开始向蒋柏林明说，别怪她不肯跟他一起上街。

这种夫妻之间魂里的享受是无缘的了，但是蒋柏林受不了没有性的夫妻关系。虽然他们已经有了四个孩子，这确实是上天特别恩待他们，给他们奇特的礼物；然而，郑妤莺告诉我，她讨厌性生活，这一点既是她的不幸，更是蒋柏林最大的不幸。蒋柏林可以在别的方面容忍她，但在这一方面，蒋柏林无法容忍。

唉！多次的政治运动一次接一次，不知有多少桩畸形婚姻被政治运动造就出来了。

可是，郑妤莺实在也发现了蒋柏林是她的福星。不光在落实母亲和哥哥的户籍时，蒋柏林解决了她家的大问题，还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许多问题都是这个看来很不相称的夫婿为她解决的。

他们刚刚完婚后不久，那时还没有孩子，郑妤莺母亲又犯病了。有一次，她不声不响地离家出走，等到郑妤莺发现母亲不见了，母亲已经离家几个小时了。

郑妤莺并非不知道自己的忧郁是母亲再次患病的导因，但是她实在高兴不起来。她母亲知道自己连累了小女儿，耽误了她的终身幸福。看到女儿那么痛苦，母亲想不到该怎么为她分担？于是再次离家出走，想要干脆死在外面拉倒。

母亲这次出走吓坏了郑妤莺。如果母亲真的就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么郑妤莺所做的一切不全是白费心机吗？是的，她已然得不到幸福的婚姻生活，但她希望自己能够成就一番道义上的作为。也就是说，她不可能成为一个好妻子，但她要成为一个好女儿，至少在她的家族中，在她的哥哥姐姐眼中，她是个勇于担当的人。

然而，母亲却出走了，为的是不愿看到女儿日日夜夜的痛苦和眼泪，她以为自己死了，女儿就摆脱了。她哪里知道自己这一走，更把女儿逼到绝境上去了。

郑妤莺发了疯似的，到处寻找母亲。然而，就凭她这副嬴弱的身躯，她能走多少路，跑多远，去漫无目标的寻找到毫无去向的老母亲呢？

倒是蒋柏林沉得住气，他一方面要竭力劝阻发疯似的郑妤莺不要过于忧伤，另一方面自己起来沉着地面对这个新婚家庭面临到的一大变故。

蒋柏林感觉到有一股力量正把他拖向南边。他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朝南边走去，因而他相信冥冥之中他得到了指引，岳母正在往南去的公路上艰难地行走着。蒋柏林拦截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对司机说明自己的用途，要求他沿着去峡江方向的公路慢慢开行。司机很同情蒋柏林，就同意了帮助他寻找岳母老太太。

一路上，蒋柏林睁大双眼看着马路两旁的每一个身影，生怕漏掉一个，与可怜的岳母擦肩而过。

那位司机知道自己是在帮助谁？他对蒋柏林充满了好奇，也充满了好感。在一个普通百姓看来，他们的婚姻简直是一段奇缘，是一段能够编出一幕好剧目的惊世奇缘。现在他有机会跟这幕还未成剧的男主角一起书写其中一段，他当然很乐意。于是，蒋柏林说什么他就应承什么，让开就开，让停就停。

他们一路开开停停，停停开开，好半天才开出县城不到三十多里。蒋柏林估计岳母也就走了这点路，他更不能大意了。

新干县境过了，到了峡江县境。他们的车继续前行，开得更慢了。

突然蒋柏林叫司机停车。他看到已经过去的马路旁边有一个身影，那人正低着头抖搂着脚下鞋里的沙子。司机听到蒋柏林的呼叫声，猛然刹车，拖拉机打了一个趔蹶，急刹住了。蒋柏林跳下拖拉机，往后近两百米的地方，他看到了自己的岳母蓬头散发，就像一个疯婆子那样坐在地上。

当蒋柏林把走失许久的岳母带回家中时，郑妤莺心里充满了对蒋柏林的感激和歉意。那一刻，她内心对自己说：“柏林是个好人，我没有嫁错人，我要好好地待他。”

当然这种感激之情跟爱情无关，偶尔出现的感激之情解决不了他们貌合神离的关系问题，他们的婚姻一直还是在摇摇欲坠的处境之中。好在政治运动很多年都没歇下来，好在上帝一连送给他们四个儿女。这些外加的条件，维系着一对没有爱情只有利益关系的夫妻，使他们艰难地在这个世上行走着他们的人生之路，直到今天。

我相信他们能够到今天还在一起，绝对是神的保守。郑妤莺和蒋柏林都不是那种情操很高的人，他们的道德观念也不过是一般社会上认可的那种。他们有怕，尤其是郑妤莺，她更加害怕政治运动自己会成为目标、对象，这是她不敢背叛蒋柏林的主因，不是她不想，而是她不敢。

四个孩子也是他们这段畸形婚姻存在至今的纽带。郑妤莺和蒋柏林育有两男两女，其中一个女儿郑妤莺给了自己的胞姐。郑妤莺的姐姐是个军医，嫁给一个官位不小的人为妻，但是他们终身未孕，郑妤莺为了巩固姐姐的地位，劝说姐姐收养了自己的大女儿。那时，郑妤莺自己也才做妈妈，为了姐姐，她把第一胎孩子送了出去。

底下三个孩子一直跟着他们，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子，因此郑妤莺和蒋柏林有了一个外孙，一个孙子，一个孙女，现在他们正含饴弄孙地过着他们的晚年生活。

我住在他家的那些个晚上，一直在劝说郑妤莺放弃她的遗憾感。她一直到现在都感到非常遗憾，认为自己错过了爱情。我知道她讲的爱情是跟那个军人的爱情和跟死去的姚理汝的爱情。

但是郑妤莺也承认这点，如果姚理汝还活着，他们也未必有结果，曾日盛就是一个好例子。姚理汝一定也会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放弃和郑妤莺这段感情的。

至于那个军人，郑妤莺直到现在还深表遗憾，她遗憾的是那人的婚姻生活很不幸福。郑妤莺告诉我，他们之间现在仍有来往，当然不是情人的关系，而是兄妹关系的来往。

见鬼去吧！我才不相信什么兄妹关系呢。我认为所谓的成不了夫妻就成兄妹这套说辞是自欺欺人，这种有情人无法成为眷属的遗憾固然令人痛心，但是正确的做法不是对外谎称现在是兄妹的关系。

当然，我相信他们之间也不过是那种惺惺相惜互表衷肠的呻吟而已，他们是那种不敢越轨的人。但是我真想让郑妤莺明白，真正的爱情在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少男少女卿卿我我之类的所谓爱情是经不起平淡生活中柴米油盐酱醋茶来考验的。郑妤莺跟那个军人或者跟姚理汝就算是有了婚姻的结果，也不会持续有爱的。

我现在知道，除了耶稣那种舍己牺牲的爱能够满足我们，任何世间的爱都无法使我们得到满足。也许我没有郑妤莺感受到的那么多的不幸，也许我的婚姻被人看起来还算正常，但是我却不敢说这就是真爱，不敢说自己已经获得了丈夫给予自己的真爱，同时我也诚实地说，若不是主耶稣改变了我，我从未对丈夫有过真爱。

我把自己的感受告诉郑妤莺，蒋柏林诚然没有令人倾羡的外貌，甚至他的长相给人过目不忘地难堪和难看。但是蒋柏林的心眼是很多人都及不上的。我相信如果郑妤莺找到一个上的了台面的男人，她一定不会得到比在蒋柏林身上得到的更多的关爱和照顾，当然，她的家人就更得不到了。

其实，如果用一种正确的审美观来看蒋柏林这人，他并不是真的那么难看。我这回去到新干，一直都由蒋柏林陪同上这儿到那儿，天天跟着他走东走西；我观看他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觉得他是个挺可爱的老头。我希望郑妤莺也能跟我一样，重新审视他。

当然，这不容易，除非郑妤莺跟我一样，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几天来，我一直在跟郑妤莺谈有关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问题。我不知道有什么效果没有？有一点比较肯定，当我用欣赏的眼光评说蒋柏林时，郑妤莺内心感到欣慰和满足。

我给他们拍了一张夫妻合影，两人在一起挺般配的。

郑妤莺告诉我说，他们过去的四十多年岁月里，从未合影过。然而，就在他们结婚四十周年纪念日那天，架不住儿女们的劝说和期盼，郑妤莺跟蒋柏林去补拍了婚纱照。看到他们现在在一起的照片，我一点都不觉得像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一点都不觉得郑妤莺是个美女而蒋柏林是个丑陋的武大郎。

兴许是架不住岁月的摧残吧！老实说，年岁大了的人，好看也好看不到哪儿去，难看也难看不到哪儿去。我想，在永恒里，或者说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这对冤家夫妻，谁知道究竟是谁更有魅力呢？

附篇二  团友聚会

我充满了期待，充满了憧憬，登上了去新干的火车。

在吉安火车站候车时，我在人群中寻找方克成和陈冲的身影。勒小荷肯定不在吉安，陈冲肯定在吉安；方克成可能还在永新，但是从永新到新干去，他有可能会在吉安坐火车。

如果我们能在吉安火车站相遇，既解释了路途的聊寞，也使我们有了更多时间的交谈，多好！

可是我没有找到他们，一个人也没找到。我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认识他们了？

有这种可能，我跟陈冲已经分开三十五年，跟方克成分开四十二年，和勒小荷最后一次在吉安见面距今也有三十多年了。那时我们都还是青年人，现在呢？我已年过花甲，方克成也快六十了。我们的外貌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不确定见面地点和时间，要在人堆里找他们，还真不容易呢！

我故意买早班车票去新干，如果到得早，或许我可以去我在新干最后的一站——新干造纸厂——看看。

造纸厂离新干县城不远，大概有五里地。我走过去也行，不然，叫个的士也无妨。总之我这次一定会去造纸厂，新干有很多令我牵肠挂肚的地方，造纸厂是其中之一。

从吉安到新干的路途只有两小时左右。我上了火车后，就给邱少云发了一条短消息：我是赵妩娜，现在正在来新干的火车上，请问我到站后，怎么联系你？

邱少云那天给我电话通知时，我问起他，到新干后我怎么找他？他说只要打他电话就行。我想也是，何况现在已经有了他的电话，就算没有，我也一定有办法找到他。新干不大，比吉安小许多，比上海就更不用说了。我常年在大都市生活的人，这点一定难不倒我。

曾经想过在吉安时就给邱少云去电话，告诉他我已经到了吉安，过两天就来新干。

可是一想，算了，别打这个电话了。人家邱少云可是个大忙人，为了张罗这次会议，他肯定忙坏了，哪里还顾得了我？再说，跟剧团其他演职员工相比，我在剧团呆的时间最短。他们请我参加这次会议已经是够看得起我了，我可别“骨头轻”，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可别让别人为我太过费心费力了。

在火车上发出短信后，我以为马上能够得到回音。可是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还没有回音。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心里有点不安。但是一想，也许邱少云不会发短消息，甚至不会看短信。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是这样，别说给别人发短信，就是别人发给我的短信我也不会看。邱少云比我年纪还大，不会看短信就情有可原了。

我准备下车之后给他打电话。反正人都来了，办法有的是。用手机打电话漫游费挺贵的，我可以到公用电话亭去打。总之，今天是报名时间，在新干县这个小地方，开这个有一定规模和意义的会议，我不会连会议的地点都找不到的。

过了金坪，离新干越来越近了。突然我的手机铃声响起。我赶忙抓住手机接听。

是邱少云的电话，他告诉我一个令我震惊的消息：这次原本计划在4月9日召开的新干剧团团友会延期召开了，改在5月2日。邱少云说是给过我电话通知，却不知我为什么竟然不知改期的事？

我不能在电话里责怪他。以我的直觉判断，他一定是忘了通知我了。现在在这种境况里，我已经大老远地赶来了，他的渎职已经给我带来了麻烦，为了推诿自己的责任，他谎言说给过我通知。

如果他真的给我打过电话，这么重大的事我不可能会忽略的。也许他确实往我上海的家去过电话，我不在，他就没有继续设法通知到我。总之，绝不可能是跟我讲起，而我却忘记了。不信神的人说谎算不得什么，我不想怪他，怪他也没用，只能自己默默地仰望神，让我知道如何来面对这个困难。

我不觉得问题出在自己身上，这一路都是神在带领我，包括从上海到江西这一程，神也给我有奇妙的预备。吉安教会有三位肢体跟我同一列车，并同一节车厢，我们一路交通过来，十多个小时的硬座也不觉得累，并且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在火车上与人分享福音。

我相信我来江西的时间都在神的掌管之下。

莫不是神不让我跟剧团的人多有接触，才使我错过会议时间？好像也不是啊！我计划来新干还福音债，剧团的人是重点福音对象呀！一开始我不知道会有团友会，我计划先找到邱少云，之后在他的帮助下，尽量地与住在县城的老同事见面，跟他们分享福音。这次团友会明明是神给我开的道路，怎么一下子就断了呢？

我没有太过惊慌失措。我知道“行路人不能自己定自己的脚步”，既然我的脚步是神所定的，那一定有神的美意。到时候再说吧！我既来了，一定有神要我做的事工，我随时注意他的引导便是。

邱少云很歉意地说：“你既然已经来了，我们一定会有安排，不会让你白来一趟的。”

他知道我乘坐的火车马上就要到新干了，就告诉我，他会安排小车去火车站接我。如果接我的车还没有到，请我在火车站稍等一下，一定会有人前去接车的。

我告诉他不必了，我常常出外，不需要麻烦别人大动干戈地为我忙碌。我只要了解到邱少云家附近有什么接待所，我到了新干后，自己在他家附近找住处先住下，然后去拜访他。

邱少云口气急促地说：“不行，来到新干了，哪里可以叫你自己找地方住？这次大会的筹委会负责接待你，你只管接受我们的安排就是了。”看来他还挺内疚的，如果我坚持自己解决吃住问题，恐怕他的内疚感难以消除。

我决定听从他的安排。

火车到站了，来接我的人会是谁呢？肯定不是我认识的人，不然邱少云会说出来让我放心。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我的一生也可以算是四海为家了，所以我不会为这等小事担心的。

出口处有不少人在接客，我想要判断一下自己的认人水准。常常跟一些未曾见面的人在公共场合约见，我总能不费力地找到要见我的人。这回我要再一次判断一下自己认人的水准，我很自信，一定不会有错。

邱少云并没有说来接我的人多大年纪？只说是姓周的局长。我最烦大人物出场了，还是个局长，我算什么？竟让一个局长来接站。可是我在电话里没法跟邱少云讲得清楚，只好顺其自然了。

既是局长，那来人一定是大腹便便的那种了。我准备眼睛盯住大块头，那种有着啤酒肚的大块头。

还没等我去注意接站的人，我听到出口处的来人中有一位对着我叫唤起来：“赵大姐，我来接你了。”

听起来很亲切，很熟谙，可是我不认识他。这位周局长有点像电影演员岳跃利，他见我那种热情使我感到很温暖。

他走过来接过我的背包，告诉我车子马上到，知道我来的消息已经晚了，小车一下子调度起来有点困难，邱局长让他先骑自行车到火车站来，随后有曾所长开小车过来把我接走。

我很歉意地说：“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不知道会议改期的事，结果给你们带来那么多的麻烦。”

我还强调说自己不需要他们接待，可以自行解决问题。他说不行，我来新干是贵客，怎么可能不接待我呢？他告诉我虽然是第一次见我，但他满有把握不会认错我，我一下车，他一眼就看出是我。

应该是的，他应该也能够认出我的。第一，我是个老太太，一般来说，小地方出远门的老太太不是太多；第二，我是个城市老太太，在这个小县城，城市老太太会很显眼，无论是穿着打扮，还是气质风度，来自城市的老太太还是一眼就能够认出来的。

这位周局长年龄比我稍小，他自我介绍说自己跟我是同事，虽然不在同一刻里同事，但也算为是同事了。剧团解散后，过了没几年又成立新的剧团，还是命名为采茶剧团，他曾是采茶剧团的演员，后来又担任了采茶剧团的团长，再后来跟邱少云一起在文化局工作。邱少云从文化局退休后，他时任新干县文化局的局长。

我很感谢这位现任局长亲自来接站，可见他们对这次会议有多重视。我们没有谈会议延期的事，我不想谈，这究竟是我的过错还是邱局长的过错，再多讲也没有用了。我已经来到新干，只想在新干完成我的短宣之旅，而眼前这位周局长，应该也是我这次短宣之旅的对象之一。

周局长告诉我，他先骑车赶来火车站，接我的小车马上就会到。我告诉他我不着急，离开新干已经三十四年了，这里的变化很大，我要好好看看火车站是怎样的情景？

我从小包里掏出数码相机，对准火车站拍了几张远镜头的照片，周局长替我看着行李。他一定想，这个老大姐挺时尚的嘛！也许他认识的老太太中，背着相机走来走去的人不是很多，我是他少见到的人之一。

过不多久，一辆小车停在周局长身边。从车上走下来一个人，仔细辩论后我知道了他就是邱少云。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邱少云也是老了很多，但是基本相貌还是没有多大改变，我不敢说在茫茫人海里能认出他来，但是如果告诉我一个具体地点去迎见他，我还是不会搞错的。

我们马上上了车，车上除了一位司机外，还有另一个人，加上我和周局长，车座已经满员了。

邱少云向我介绍开车的驾驶员，说他是新干看守所的曾所长。

听说是看守所所长为我开车，我心里别有一番滋味。也许没有吃过官司的人不能体会到我这别有一番滋味的意思，但是我这个曾经被当成专政对象的人，现在跟专政机关的人平起平坐，并且是他们的座上宾，那番滋味是不是很特别？

在车上我对邱少云说：“对不起，我觉得还是叫你邱少云比较亲切，不然，你喜欢我叫你邱局长吗？”

我的直率显然使旁边几位很好感。邱少云说：“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之间还用得着尊称敬语？”

是啊！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在过去，我们之间就是平起平坐的同事关系。他比我早进剧团几个月，我们基本上可算是同一批学员，直呼其名是很正常的事。然而，时过境迁，他已经是文化局的老大，我呢，还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不过，我内心马上又有一个声音出来说：“你是天地之主的儿女，你的地位跟他无法相比。”

是的，我没有必要内疚，为自己不能够跟别人一样对那些吃皇粮官饭的人说敬语而内疚。他们实在需要有人时不时地把他们从那官位上拉下来，让他们觉得自己没什么了不起，觉得是靠纳税人的钱养着自己，觉得应该对所有纳税人（包括我）持尊重态度，而不是享受纳税人对他们的尊重。

小车把我们载到一间大酒店门前，看得出来，这是新干县最大的酒店。我想要拦住他们，告诉他们我不住这儿，随便找到地方住下就行。但是我看得出来，他们这是集体行动，由不得我个人是什么想法。

邱少云说：“你不要管，你在新干期间一切需用都由大会负责。”

哇！好气派啊。可是我知道，这是虚浮的排场，这是做给我看的。可是这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所以我得设法从这个“套”里解脱出来。

酒店前台服务员见邱少云进去，马上笑脸相迎。邱少云问他们准备给哪一间房？费用是多少？那位前台小姐笑盈盈地说：“不是早都讲好了吗？不会多收你们钱的，今天也一样，每个单间一百三十元。”

好贵啊！这可是在县城，我去到一些小城市，住差不多等次的酒店也只要不到一百元。这儿好贵呢，我不想要花这么多钱，就为了这点可怜的虚荣，可怜的排场。

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不能把他们已经计划好了的事打乱，只能听从他们的安排。

邱少云告诉我，五月二号大会正式开会期间，包了这间酒店所有的房间。那时会有近二百多位原剧团会友从世界各地来这里赴会。哇！又是一个非常大而虚的排场和架势。

剧团后来的成员中，除了我们这些最早的演职员工里有一小部分重新进团外，还进来过很多新的演职员工，这些演职员工的成分比我们那时复杂多了。上海知青中也有人加入剧团，成为演员。有些上海知青回城后或退休后，去到了国外。

如今剧团组委会把原剧团的人都招聚齐来，这是一件符合民心的事，引来很多人的响应。甚至去到国外的那些人也准备回来参加这次会议，于是就有了世界各地都有人来这一说。

筹委会的人把所有在剧团呆过的人分成三大批，第一批是最早的一批，从1958年剧团成立以来到1968年剧团解散这十年里在剧团呆过的人，我属于第一批的人；此外，还有两批，1969年至1979年，很多上海知青是第二批的人；第三批是83年到现在还在剧团或者曾经在剧团呆过的人，这批人基本上又都是本地人。

我问邱少云我们这一批人中有多少人会来赴会？邱少云告诉我基本上都会来。非常遗憾，我错过了时机，会议改期的通知没有得到，我错过了与大家相聚的时机。但是我得设法多见到一些老同事，因此我跟他们见面的第一个议题，就是请他们帮助我尽量多地让我见到老同事。

他们告诉我，老同事们大都居住在县城，应该不难招聚他们。这使我很感欣慰，就算我参加大会，也不见得有机会跟老同事畅谈，我喜欢个别的交谈，对同在大会会议厅里见个面，点个头的交往不十分有意向和兴趣，如果能够与多一些的老同事作个别的交谈，更是我的目的和意愿。

我请问邱少云，可不可以尽可能地把原剧团在县城里居住的同事们招聚起来，就说我请他们吃饭，请他们来见个面。邱少云说是愿意帮我忙，既然我来了，错过了大会，大会筹委会愿意满足我这点心愿，就由大会来聚集第一批的团友吧！

我告诉邱少云，请客吃饭必须是我个人行为，不可以是大会行为。我不是说大会没有为我预备的这笔额外的预算，就是有，我也不能答应让大会出这笔钱。如果他们真的愿意满足我的心愿，那就必须答应由我来请大家吃饭，他们若是负责邀请人到场，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邱少云和几位筹委会的成员交换了一下眼神，算是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同意我的看法。我们讲定了下午五点钟，在新干最豪华的吉祥饭庄有个餐会。吉祥饭庄就在新干宾馆隔壁，新干人找这儿很容易。

说着说着，到了午饭时分。邱少云打电话请来几个老演员作陪（有我认识的，也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女演员），加上他们筹委会的四个人，在吉祥饭庄为我接风，大吃了一顿。

我抢着去买单，但是人家早已核计好了，不让我出这笔钱。看着这光景，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就先由着他们，我会用另一种方式来达到我此行的目的。

这几位筹委会的人看来对我印象很不错。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而且身份角色很不同，但是他们已经对我有了初步的印象，而且是不错的印象。

在酒店房间里的交谈中，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客套，比如讲到某位剧团演员的情感生活时，我对邱少云出言不逊地说：“邱少云，你凭良心说，如果处在今天的时代，你的家庭和婚姻能够保得住吗？我认为，若不是那时的道德观念和政治态势的压制，你邱少云早就跟老婆离婚了！”

感谢主，邱少云不会生我的气，我对他有了解，他不会因为我讲这番话而生我的气。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我讲的是事实。那年头，邱少云要不被政治压着，早就跟他那个在农村当妇女主任的乡下婆娘离婚了，也早就跟某个剧团的女演员结婚了。我知道邱少云在剧团里有相好的，但是他不敢越雷池半步，阶级斗争这根玄他不得不绷紧绷紧的，所以他纵然想，却不敢付诸于行动。

现在我们都已是“耳顺”“不逾矩”的人了。对以往时代经历的那些，我们都能客观地看待。今天的社会貌似有了进步，人性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今天的人在没有任何约束下，却仍然无法感受到真正的自由。貌似他们有离婚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并不能给他们一个轻松满足的人生；貌似他们有择业的自由，但是却被这种多选择逼到一个无选择的境地。

其他几位都是第一次见面，我不了解他们，但我认为他们跟邱少云一样，不是他们不想追求自己所谓的理想，他们也想千方百计地达成自己的人生目标，但是在那种时代，他们不敢。我自己其实也一样，我不比邱少云和他们四位当中的任何一位更高尚，若不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使我们不能为所欲为，我们比那些“恶棍”更可恶。

我将自己和眼前这些社会的佼佼者与“恶棍”相提并论，因为我认为，那时无论我们所谓的理想也好，人生目标也好，都是极其错误的，都是极端自私的，本质上跟那些“恶棍”所追求的没有二致，只不过这些既得利益者们处在“胜为王”的优势中，他们更被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的错误价值观所认同而已。

我看见那位姓蒋的某局座不断地点头，他一定很赞同我的“高见”。

我对邱少云说：“你一定不会忘记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要不是遇到文化大革命，遇到那种政治气候，我也是什么坏事都会干的主儿。所以我非常感恩，今天我并不怪自己生错了时代，所谓生不逢时之说，根本不是那回事。你认为今天的人就生对了时代吗？只要去问问你们的子女，就知分晓了。他们才不会觉得自己遇到了好时代呢？扪心自问，你们恐怕也不会认为孩子们遇到了好时代的。”

我进一步告诉他们我怎样绝处逢生的，是耶稣拯救了我，使我有了今天。我今天能够来到他们当中，就是耶稣的拯救。新干人多少都知道一点我在文革所遭遇的，剧团的人对文革时期我的经历更是清楚。但是我今天来到新干，是带着十分感恩的心来的，我不怪任何人那些年间对我怎样，我知道那些恶待我的人，其实他们经历的痛苦比我还多。

邱少云讲到刘导演，讲到刘瑾帨一直到现在还在落魄之中。他告诉我这些有一个目的，想要表明自己有多伟大，虽然当初刘瑾帨是造反派的头，邱少云由于加入保皇派，也受过很多的苦，但是邱少云认为自己姿态很高，不但不记恨他，还千方百计帮助他摆脱官司的缠扰，实在是帮不上忙，否则他很想帮助刘瑾帨恢复公职的。

对于邱少云的“自义”表现，我无话可说。外邦人都这样，都喜欢表功，好像自己多么有本事，又多么有爱心。

可是，我没有认为刘瑾帨曾经在我身上做的事是十恶不赦的，这点在邱少云的心中多少也该激起点涟漪。刘瑾帨让你邱少云受了哪些苦呢？我这个直接被迫害的人都不在乎这个，你有什么好在乎的。你邱少云又帮了刘瑾帨多少忙呢？你有职有权，站在你的地位上说句公道话，是否就够得上说是帮助他呢？我很想说，但是我知道他们不会明白，也就不说了。

我请邱少云务必请刘瑾帨一起来赴我为老同事们摆设的宴席。我是真心的，想要帮助刘瑾帨从一个好的角度来思考自己的遭遇，不然，他一直活在不平之中，会很痛苦的。我希望他能从不平中走出来，在余下的人生中，找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意义和价值。

邱少云讲刘瑾帨不会来。他是剧团几百号人中混得最差的一个人，他一定觉得在众人面前他抬不起头来，因此他不会来赶这个热闹。想来也是，然而我是真心地希望见到他，跟他谈谈，所以我再再地请邱少云一定打电话联系他，我虽不敢抱希望他能来，但我很愿意自己这份心能够被知晓，被他和其他有关人士所知晓，这样多少也给他带来一丝安慰。

午饭的陪客中，有一位是剧团的老演员，她叫郑妤莺。

郑妤莺被邱少云请来做陪客，一看到我就奔过来流着眼泪激动万分的跟我相拥在一起。我深知这个举动含义深广，作为一个老人，一个在小县城里生活的老人，通常不太会用这种方式表达情感的。她这样做，也许是再也找不到哪种见到我更容易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了。

我很高兴跟郑妤莺见面，并被告知她可以成为我在新干期间的全程陪同。

我觉得郑妤莺是最佳人选，邱少云真做了件好事，除了她恐怕没有谁更合适了。所有跟我同一时间在剧团的演职员工中，只有郑妤莺和蒋柏林这一对夫妇。其他演员的配偶都不在剧团，虽然这些做配偶的都知道我，但是因为没有同事过，彼此会有陌生感。而郑妤莺和蒋柏林对我都很熟悉，有他们给予我的帮助，我的新干短宣定会取得意想不到的结果。

说起这对夫妇，郑妤莺和蒋柏林，在剧团解散前，我还不知道他们二位日后会成为一对伉俪。下放以后，我听说他们结婚了，嘴巴张得可以塞进一个大苹果。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无论是自己的事，还是许多别人家的事，让我越来越能够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可思议的事了。

我得知郑妤莺和蒋柏林一切都好，也就是说，他们现在还在一起，没有离婚，非常高兴。我故意不去看郑妤莺眼神中的那种痛苦和迷茫，这些透露出来的东西使我确知他们的婚姻生活很不容易，但是毕竟时至今日，他们还在一起，就值得我为之高兴。所以我大大地“嘉奖”了郑妤莺一番，并向她表示我的敬意。

我的态度也令郑妤莺吃惊。也许别人对他们家的事都会流露出同情和遗憾，只有我，没有同情，也不觉得需要表示遗憾，反而我是那么地赞赏甚至是敬佩。我想，郑妤莺更需要的是我这种态度。

午饭过后，邱少云等人离开我，说是要为集合人去忙碌，把我交给郑妤莺了。我立刻向郑妤莺提出去她家看望蒋柏林的要求，我认为我要尽快地去向蒋柏林表达我的敬意，就像向郑妤莺表达我的敬意一样。

郑妤莺叫了一辆摩托改造的的士，两块钱把我和她载到她的家。她解释说，因为下午还有事，她要去老年文艺队排练，没时间步行，只好叫车了。为了节省时间，花两块钱不为过，可是她高低要自己来付，我就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

见到蒋柏林，我的情绪同样激动。他跟在剧团时没什么两样，只是头发白了，还是那一副咧着嘴傻笑的可爱模样。我怕吓着他，不敢跟他拥抱，就握住他的手，悄悄地在他的手心里塞了两张百元钱币。

他非常吃惊，我知道他是会很吃惊。

我告诉他，自己不知道买点什么礼物送给他才好，只好这样做聊表心意了。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在剧团三年多的时间里，要说对我好的人实在不多，他蒋柏林算一个。每次在“过界”的劳顿中，我都很吃力很痛苦，远远地跟在“过界”的队伍后面。没有谁可怜我这个“娇小姐”，只有他蒋柏林。他把自己那副沉重的戏担放下后，偶尔会赶过来接我一程。

这些陈年往事也许蒋柏林自己都忘了，但是我没忘。在新干的所有经历中，谁对我好，我都不会忘；至于谁伤害过我？感谢主，他让我都忘记了。现在看到过去帮过我的蒋柏林，我怎能不感激呢？

蒋柏林邀请我住在他家里，这个邀请正合我意。一个晚上一百三十元的酒店住宿费用，实在也太贵了。有这一百三十元，我还不如给蒋柏林呢！所以我答应次日就搬过来住在他家，白天去办事，晚上我还可以跟他们夫妻俩好好聊聊。

我在郑妤莺家只呆了一小会，就跟郑妤莺去新干老年文艺队去。郑妤莺告诉我，原剧团有好几个演员现在都在新干老年文艺队里，他们平日里在一起唱唱跳跳，就像当年在剧团那样，有时就下乡演出，也像当年在剧团那样。

当然这些都是义务，没有薪水的。其实这些人都有退休工资，也没有必要付薪水给她们。想到现在城市的社区里，每天不也有很多老人在以跳舞的模式锻炼身体吗？这些退了休的演员们，自然不会弃他们的特长而不顾的。

老演员们的特长好歹也有个发展的机会，那就是下乡到各乡镇去义务演出。过去是有票房收入的演出，现在是义务演出。在这个电视电脑等媒体发达飙升的年代，有偿演出恐怕是没人看了。

我跟着郑妤莺去到离她家不远的老年文艺队，在那里遇到三位过去的同事，据说不止这三位，还有好几位也在老年文艺队，不过今天没来。我的师傅“马婆”也在这儿，见到她我也很高兴，但是我没有像见到郑妤莺那样激动。我认为原因不在我，而在她，师傅显然看到我感觉尴尬，你知道，真的，很难对一张尴尬的面孔故作亲昵的。

这天在老年文艺队排练的老人中，有一位是退休的县委书记，还有一位是现新干基督教会的基督徒。郑妤莺把我介绍给他们。这位县委书记是我离开新干后在新干任职的，所以我不认识他。但郑妤莺介绍给他们时，好像我的名字对他们而言，并不陌生。

我的基督徒身份在我来新干前已经在熟人中人人皆知了，我有点怀疑他们对我如此热情也是因为我的现身份。当然我来到新干这几个小时里面，“三句话不离本行”，让人一听就感觉我在传道。但是究其根本，我觉得还是邱少云事先向众人说起过他去上海找我的事情。

那是在1986年，我那年在读华东神学院，学院暂时还没有自己的校舍，借位于陕西北路的怀恩堂做校舍。有一天，我刚刚下课，广播里叫我的名字，让我去门房，说是有人找。我万万没想到，找我的人是邱少云。

邱少云告诉我，他找我找得好辛苦。先是去吉安，找我第一个单位，人家告诉他我不在，已经去哪里哪里了，于是他找到第二个单位，人家又告诉他我已经离职，到上海读书去了。我去读书他不难理解，他知道我喜欢读书。只是他万万没想到，我读大学不是普通大学，而是基督教神学院。

他找我是要将一笔落实政策补发的工资给我。原来我们四个吉安人的问题已经得到落实，人事部门正式承认我们在剧团的工作和工龄，并把那段时间该给我们的工资一并补发给我们。作为剧团的领导，邱少云现在来找我，就是做落实政策的具体工作，补发给我该得的工资。

记得那年我见到邱少云万分高兴，但是少有人知道我高兴的真正由来。我不是因为见到邱少云而高兴，也不是因为他带给我一笔为数不小的金钱而高兴，我高兴的是他的到来，让我看到了我仰望的神是一位真神、活神。

这要从我当时的处境说起。

我那年是华东神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在我任主席时，有一位浙江籍的学生面临到失学的苦境。他父亲猝死，母亲还有三个小妹妹的生活陷入困境。他来找我，告诉我自己想要退学，帮助母亲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我当时不太懂得寻求神的旨意，以为帮助他继续完成学业就是神的旨意，所以我发动同学们为他捐款，自己也把所有的存款全数给了他。

这事之后，我有一度陷入了经济拮据中。所有的办法都用尽了，我才来祷告神给我开路，给我预备。不然，我连周末回家乘公交车的钱都没了。我对主说：“主啊！我仰望你，我知道我有些做法不合你的心意，求你赦免，也求你给我开出路，不然，我就尴尬了。”

就在这时候，邱少云来了，给我送来了一大笔钱，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我知道这是神听我祷告，在关键时刻，我得到了我要得的。

邱少云不早不晚，就在我求神预备的时刻来到。他肯定不是故意为我来上海的，他来上海也是为了别的事件而来，顺便来找我把补发的钱给我；我一般很少落到这种窘迫的境地，就在我十分困难的时刻，就在我求神给我预备的时刻，神用我想不到方式答应了我的请求，满足了我的需要。

那次邱少云来看我，对我的情况，对我从事的工作有了一些表层的认识。他很好奇，像我这么个极其好强的人，竟会会扑倒在神的脚前。那时我向他传了福音，当然他不会相信，他身居要职，不走到人生的尽头是很不容易相信的。

但是尽管他那时还不信，但是他和以后知道了我现在是基督教传道人的同事们，都对我现在的情况很感兴趣。也许每个人感兴趣的层面会不一样，有些人只是想知道信了耶稣会不会发财，有些人会多想知道一点信耶稣有什么其他好处？总之，大家都要看我的变化，我觉得这很正常。

我来新干就是要给他们看我变化的。我不是让他们看我变得更有钱了，事实是我并没有变得更有钱，论金钱，我比这些新干剧团的老同事们可能在经济上都差些。他们因为几乎都身居要职，家里条件现在都还不错，连剧团做饭的大师傅蒋柏林都盖了新屋，很宽敞的新屋，我与他们相比，实事求是地说，还不如他们。

但是我有比他们更大的变化，值得让他们一看。那就是我的心灵变得很开心，变得很宽广，这些变化比家境的变化更突出。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愿意与人分享我所拥有的一切，无论是我的信仰，还是我的钱包。如果我觉得对方有需要，我会很愿意拿出钱来与对方分享。

我现在知道了我的师傅“马婆”为什么见到我后一副尴尬的面孔。

她其实不必这样的，我不会因为她目前的困境就小瞧她的。师傅现在不如从前那么风光了，她的那位剧团人人心里都看不起却敢惹不敢言的丈夫，去世好些年了。丈夫的逝去对师傅是个很大的打击，她的二个儿子又都不争气，所以近年来，师傅心情很不好过。虽然表面上看，她还是天天来老年文艺队唱唱跳跳的，但是内心的痛苦还是溢于言表的。

郑妤莺告诉我，师傅现在有一些举动看上去很反常，她常常会去垃圾堆里拣易拉罐和汽水瓶卖钱。其实她并不缺钱花，可是她就喜欢这么做。剧团的人都很要面子，师傅近来好像不觉得这样会失面子，郑妤莺担心她“老年痴呆”了。别人跟她讲，你别去捡破烂了，又不是缺这点钱花。她表面应承，到时照拣不误。

我真不敢相信，那个原来整天在剧团里跑来跑去调皮捣蛋的孩子骁勇，如今竟会变得那么混账。母亲现在什么也没了，只剩下退休工资。骁勇近五十岁的人了，却对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死也不放过，非要榨干了母亲身上最后一滴血不可。

师傅遇到又嫖又赌的儿子真是大不幸，然而，仔细想想，也是咎由自取，骁勇没准还怪父母害了自己呢！是啊，这对父母是给了儿子他们认为的最好的，给他安排了最好的工作，给他预备了成家的房子和金钱，可是他们却没有教会孩子应该度怎样的人生？

我现在深知，做父母的给儿女们什么最好呢？不是财物，而是真理和行真理的心。不是名利，而是一颗感恩和敬畏的心。我为自己的孩子有世上最好的感恩，我若是离世归主，不担心亚迪没有出路，他已经走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了。

郑妤莺给我介绍老年文艺队的一位王弟兄，我跟王弟兄谈了谈自己此次新干短宣的意愿，请王弟兄为我代祷。我知道很不容易，剧团这些人要进到救恩的泉源中很不容易，他们现在都以为自己过得很不错，虽然年纪一天天在老迈，但是他们被这世界的王弄瞎了心眼，根本不知道等待自己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王弟兄有点伤感地告诉我，福音在新干这地很是荒凉，无论从信主的基督徒数量来看，还是基督徒的灵命质量看，都十分匮乏。我知道，到处都一样。但是，我们要求主来工作，求主拣选这些貌似风光其实极度困乏的人，让他们看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看他们排练了一会儿，郑妤莺带我去看剧团的原址。

感谢主，那座如同“庙宇”一样的剧团院落还在，不过已经没有人居住了。大门锁着，从破旧的门缝和窗棂朝里观看，我还能看到当时我们常常活动的场所，只是我过去住的寝室看不到。郑妤莺问隔壁邻居谁有钥匙可以给我们开门？邻居说管钥匙的人不在。很遗憾不能进到里面去，在我们原来住的地方拍上几张照片，只能将破旧的门窗拍了下来作为留念。

去剧团的这一路上，我也去到县人武部的门口和县银行的门口，拍了几张照片。

看到这两个地方，让我想起了人武部的周干事和在银行工作的吉安人依萍。我曾经跟他们走得很近，但是大家现在已经天各一方了。有的在别处我不知道的地方，有的则去到另一个比这个世界更为可怕的地方。

邱少云告诉我，周干事已经在前年过世了，他患上癌症，不治而亡。他去世前是遂川县纪检的主任。邱少云跟周干事一直保持来往，一直是最要好的朋友。

我为自己再也没有机会把福音介绍给周干事心感特别难受，不仅是他，还有剧团的“八伢子”杨玉林，他们都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问题并不在于他们在世上的时日是不是够长？问题是他们都还没有机会听到过福音，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世界归向不可知的永恒了。

郑妤莺带我去到剧院的原址，那里曾经是我们演出的地方，可惜我这三年剧团生涯中，在剧院开的批斗会比在剧院的演出还要多。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被铲平了，好像要盖新楼。郑妤莺讲不会是盖新的剧院，一定是商务楼。

我们还一起来到赣江边。在离开剧院不到二百米的地方就是赣江，那里还是老样子，跟我离开新干时没有多大的改变。郑妤莺不知我在搜索什么记忆？她看我一个劲地盯住一幢小楼在拍照，不知我跟这座赣江边的小楼有什么渊源？

这里留给我的记忆也太深刻了。不过那不是在剧团时留给我的深刻记忆，而是在我【新干岁月】的第三站——新干造纸厂时留下的一所心灵驿站。有关这里的事，我会在第三部详细回忆。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郑妤莺提醒我该回酒店了。是的，应该我在酒店里等晚上赴宴的同事们，可别让他们等我，不然，就太没有诚意了。

我们去到吉祥饭庄时，发现邱少云已经来到那儿，他在吉祥饭庄要了一个包厢，安放两张大餐桌的包厢。

我问邱少云为什么只定两桌酒菜，不是应该三桌吗？邱少云告诉我，有些人不在新干，另有些人不肯来，不是冲着我，而是冲着其他剧团的老人，他们不愿意跟来客中的某些人见面，因此就只好不来了。

我很难过，但这实属无奈。世上的事不如意十之八九，只有往好里去想了。

我听邱少云说起最后一任新干剧团团长曾日盛因为个人原因，在他任职期间，得罪了很多人。本来在剧团成立五十年时，也就是2008年，就有人提议召开团友会。然而，曾日盛竭力反对。现在他退休了，权利被拉下马，那些竭力促成团友会的大人物，成立了筹委会，举办了这次团友会。曾日盛大概觉得挺没面子的，就表示自己有事不能参加。

我知道，曾日盛跟我没有芥蒂，如果我只召见他，他一定会来见我，但是我把原剧团的人都请来，其间有许多跟他是冤家对头的，他就不来“丢人现眼”了。既然这样，就不勉强了。我相信但凡神要我见的人，纵然我有可能忽略，甚至抱有成见不想见，也一定能够见到的。于是，我没有遗憾（或者说调整自己的心情）把我这次来新干要见的人交在主的手中。

差不多到齐了。剧团的人变化真的很大。除了老柄师没有太大的变化外，其他人都老了。大家叫我一个个认他们都是谁？老实说，当中许多人我已经都记不起来了，可是一见到人，一报名字，立马几十年前的印象鲜明起来。

我掏出自己带在身边的小本本，一个个对照着，记在我小本中的人不到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有至少三分之二是我来新干前，在上海时搜肠刮肚也没有记起来的人。对此，我深表歉意，人啊人！何等有限，纵然我们不想忘却，却由不得自己。

我少不了要报知自己今天的身份，这个身份对他们来讲不很重要，但对我来讲，却很看重。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基督的仆人，今天见到大家，有些话可能没有机会也想不到要说，但我现在的光景希望大家有目共睹，我告诉大家，若不是耶稣的拯救，我是怎么个人，能否活到今天，真是一言难尽了。

不过，很遗憾的是，大家似乎不是那么认真地在思考我的人生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只是在一种好奇心的驱使下看待我的今天。我知道我所做的非常有限，怎么说呢？这些人的心田就像是一块从未挖掘的硬土。今天我在他们的心田里锄了几锄，稍稍松动了一下，然而，善道的种子撒下去是很难有好收成的。

我看到他们的光景，心里很为他们着急，但是他们自己可不着急。他们满足于他们今天那些虚浮的成就，比如他们告诉我周文生现在是银行行长，杨安陆是广播电视局局长……。好像都升官了，都发财了，他们甚至急于让我看到他们发迹的迹象，邀请我去他们的家做客。

我知道自己急不来，圣经这样说：【林前3:6-7】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我今天好像一个栽种的人，把善道的种子撒下去，谁来浇灌呢？不知道。他们能否成为一颗神森林中的参天大树？也不知道，那只在叫他们生长的神。我但愿神拣选他们，使他们的眼睛从世俗转向永恒，从物质转向心灵，只有回转，才有出路，如果他们坚持在今天的道路上走到底，肯定是末路穷途。

如果我和他们一个个地个别交谈，效果肯定要好许多。现在二十五人在一个包厢里，他们彼此也是难得见面，这个场合于是就成为一般意义的饭局了。我感到无比的无奈，除了仰望神的恩典和怜悯外，我也不能做什么。

饭后，我邀请一些人去我住的酒店继续交谈。胡志梅，张亚雄，郑妤莺，张干英等老同事都应我的邀请去到酒店的房间，我们得以在少数人的范围里，更畅通地交谈。

在酒店房间内，我把预备好的圣经和传福音的小册子摆在床上，请他们自由索取。我告诉他们，如果一个人一辈子看了许多书，惟独没有看过圣经，他所看过的书都是枉然。这些人都知道我是个喜欢读书的人，是个有书必读的人。现在我告诉他们，别的书多读没有好处，惟有圣经不读的话，就得不到读书的益处。

我带去的圣经只剩下一本——这是我要特地留下给鸡丰公社的民兵连长朱金根的——其他圣经都被他们索要了。

我但愿他们不是将这本宝书放在自家的书架上，而是希望他们认真阅读，变成他们属灵生命的食粮。当然，如果他们不信主的话，圣经不可能成为他们的灵粮。如果他们不信主的话，他们也不会去翻圣经，就算喜欢阅读圣经，不信主的话，圣经也只能是一种宗教知识，他们并不能真正地读懂。

在酒店房间里的小型聚会中，没有参加餐会的曾日盛来了。他听说我从吉祥饭庄出来了，就赶去新干宾馆跟我见面。可见他很想跟我见面，鉴于参加餐会的人中有令他不舒服的人，所以他放弃了餐会。

在其他老同事都逐渐离开酒店后，曾日盛一个人留了下来，他愿意跟我有个别交谈。我知道他心里有很多话要对我说，在原来的老同事面前，他不愿意多说。而我呢，我不会取笑他的落寞，不会指责他的错失，我会试着去理解他，也会给他一些我的意见建议。我想，是人，都愿意别人待他像我待他一样。

能够取得别人的信任那是神的恩典。曾几何时，我也是“痛打落水狗”那类人物，也是一个幸灾乐祸的主儿。可是现在我知道了，我们没有谁可以对别人肆无其弹地嘲笑和打击，我们自己也是一样软弱的人，并且是软弱的罪人，甚至是恶人。我们也会有罪恶导致的问题和痛苦，既然如此，就应该体恤和分担。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太7:12】 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节经文被看作是“黄金律”，因为它真是人生最好的指引。

这天晚上，郑妤莺自告奋勇留在酒店里跟我一起睡，一起聊天至深夜。

第二天，天下起雨了，但是，我没有因为大雨的拦阻，就放弃自己的行程。在蒋柏林的陪同下，我们撑着雨伞，穿着雨靴，出发去位于大洋洲公社的新干园艺场。

曾日盛说是愿意陪我去，但我知道蒋柏林才是最好的同伴。

我的判断没有错，如果是曾日盛同行，他一定会在那条泥泞的小路上劝我放弃，打道回府。我和蒋柏林已经快走到老园艺场的地盘了，曾日盛还来电话，说是别去了，那里已经没人了，几座破山有什么好看的？

曾日盛不懂我的心，或者园艺场真的已经没人了，或者我们确实已经找不到我曾经住过三年的屋子了，但是我还是想要去到那儿，去到我劳作的山头上，去回忆一下当年我怎样像华子良在华蓥山上发疯似的奔跑的情景。我那时也曾经上演过一出在山头上狂跑的戏景。

是的，诚如曾日盛说的那样，今天人也许已经走光了，今天屋子也许已经倒坍了；但是我坚信，园艺场的那一座座山不会被挪移。没有人真有改天换地，移山倒海的本事。上帝至少会留给我有一座山，供我回忆。

那里给我留下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我现在已经来到这里，我就是要再次体会当年的心境。

蒋柏林真是个好伙伴，他一言不发陪着我步行在泥泞小路上，并且尽可能为我开路，告诉我怎样走在草堆上不致滑脚。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路走，一路问，我们终于找到了园艺场的旧址。我不但看到了我原来在场部居住的屋子，还看到了场里好几个老熟人，更有我原来同一生产队的队长——一位叫黄拾根的老农。此话后表。

以后几天时间里，除了一个主日，我去到新干一座新建还未竣工的礼拜堂参加主日崇拜外，都是蒋柏林陪着我到处转。我尽可能去到过去常去的每一处地方，回忆着，思考着，祷告着，仰望着。

在新干的第三天，邱少云再次提出，筹委会要请我吃饭，请我一定接受邀请。他觉得自己这几天没有好好陪我，内心深觉不安。此外，还有几位头天没有参加我设的宴席同事们也想要和我见面，所以邱少云和筹委会的领导们一定要再请我在吉祥饭庄与那天没有到场的同事们聚一聚。

我答应了，吃饭是小事，与朋友见面是大事。虽然我不能立马见到向他们福音的果效，但我知道不会完全徒然的。事后也证明确实如此，一位陈老师，跟我一起到北京串联的演员，后来在某所中学任物理教员。他两次餐会都未能参加，却一再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跟我谈基督信仰的事。我也劝这位已近八旬的老人一定要思考永生的重要大事。

在新干几天的时间里，我也尽可能去到好几位老同事的家中拜访他们的太太。不过，我感觉到那些担任“官长”同事的家属们，跟他们的丈夫一样世俗，一直在比较谁家经济状况如何如何？尤其我看得出来，他们都在向我“摆阔”，以为我会为此向他们投射羡慕的目光。

几天下来，我最感恩的是认识了来火车站接我的那位周局长，他显然对我的信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在送我去新干火车站的路途中，周局长的女婿，那位开小车的青年人，也对我的信仰表现出好感和兴趣。我知道这几天接触下来，基督的信仰已经进入周局长的思维之中。虽然他还没有真正接受主，惟其如此，更需要我继续为他祷告，求主拣选他。真希望主的灵抓住他，使他脱离心灵的黑暗，进入光明之中。

邱少云和周局长都诚邀我五月二号再来新干参加团友会，周局长甚至愿意给我半小时的时间，让在大会中谈信仰和人生。老实说，这点对我诱惑很大，总共才一天半时间，大部分时间的安排是联欢会和座谈会，筹委会的朋友们愿意给出半小时给我，向全体到会人员谈信仰和人生，真够我刺激的。

可是我知道，尤其是这种时候，我更不能够随心所欲，我得听从主的带领。圣经说【赛55:9】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邱少云临走时说的那番话正是我所想到的。他说：“古娜，你这回早到，是更加划得来的。如果你在大会期间来，我们这些领导干部肯定没有时间关心你，不可能天天派人陪你。那样你只能自己找人作陪同，去你想要去的地方了。”

他想得比我还是简单了些。我不但想到了他想的这些，我更想到了这一切都是由神安排的。我要见哪些人，我要跟哪些人有集体的汇合，跟哪些人有个别的交通，这些都不该是我来决定的。

神早就安排好了这一切，我不知道大会改期了，但是我的神他知道。神既知道，还让我这个时候来，肯定有他美好的带领。这个时候我来得正好，我可以跟筹委会的各位这么密切地接触；我可以住在郑妤莺和蒋柏林的家中；我可以有机会请各位老同事吃一顿饭；我还可以在剧团同事的陪同下，去到另外几个与我关系密切的地方再次造访。

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下，一切都在神的带领之中。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只能说谢谢主，谢谢主一路的引领。

（第一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