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技师是什么职称:当前改革的困境和出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13:51:38
  当前改革的困境和出路作者:迟福林来源:财新《中国改革》来源日期:2011-10-9
   [导读]迟福林认为,中国的发展问题始终取决于转型与改革。未来10年,中国将直面中等收入陷阱。处于历史转型时期的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以改变经济结构为重点的二次转型与改革。

  受访者: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主持人:胡舒立 财新传媒总编辑

  采访者:岳振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

  改革依然是“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主题,但是如何改?改什么?这样的问题一直备受改革研究者的关注。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也是一个转型与改革中的大国。发展问题始终取决于转型与改革。未来10年,中国将直面中等收入陷阱。处于历史转型时期的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以改变经济结构为重点的二次转型与改革。

  迟福林提出,第一次转型与改革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主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大经济总量;第二次转型与改革主要是改变经济结构,建设消费大国,实现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迟福林在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专访时说,现在中央提出顶层设计,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中国的转型、改革,已经到了需要再次进行顶层设计的时候了。

  中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

  财新《中国改革》:从2010年开始,你一直在强调中国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既然说到要进行转型与改革,一定是这个社会的很多方面都出现影响良性发展的弊病,这些弊病体现在哪些方面?

  迟福林:这涉及到“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背景判断。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阶段性特征和社会矛盾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应当讲两句话:一句话,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另一句话,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十分突出。就是说,经过30余年的改革发展,我们告别了以解决温饱为主的生存型阶段,迎来了以人的自身发展为主的发展型新阶段。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使吃、穿等私人产品短缺成为历史,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短缺逐步突出。

  从总体上说,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我国进入了一个公共产品短缺时代。

  财新《中国改革》:公共产品短缺具体应该如何理解?

  迟福林:我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要看老百姓的需求在哪里。这个需求,主要是公共产品的需求。

  老百姓的需求改变以后,对我们的整个发展模式、体制机制,对经济社会的转型,都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从公共产品需求到公共财政、公共信息、公共监督、公共参与,再到公共治理,已成为今天乃至今后相当一个时期经济社会转型的主要线索,成为结构性改革的深刻背景,同时也成为拉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这一变化,同过去的改革发展背景有了很大的不同。

  第一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基本公共服务还不到位。现在很多社会矛盾和问题都同公共产品短缺这一突出矛盾联系着,包括社会矛盾、社会利益冲突、社会与政府的关系等等。第二是公共产品供给的体制机制与现实需求不相适应。

  总体看,我们现在仍在维持以做大总量为主的发展方式,由于结构性因素,传统的发展惯性还大得很。私人产品短缺时代,做大经济总量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而在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已经成为历史。现实经济社会的许多矛盾问题,在做大经济总量的框架内是难以找到出路的。最近发生的几起重大油污事件,破坏了环境,影响了百姓的生活质量,甚至威胁到大家的生存环境。

  比如大连的PX项目引发的社会事件,实际上是社会冲突的一次集中体现。这样的问题,单靠做大总量是解决不了的,甚至粗放型增长形成的总量越大,相关的矛盾问题就越突出。

  很明显,现行的增长方式与社会的需求变化、矛盾变化不相适应。按现在的增长方式走下去,积累的矛盾会越来越多。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发展仍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为此,现在就想尽快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是不切实际的。问题在于,新阶段的发展目标选择是公平、可持续。不解决好过大的贫富差距,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没有大的调整,不能确立民富优先的改革发展导向,我们能实现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吗?两年前,我就讲过,“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这没错。但是,不解决好“分好蛋糕”的问题,就难以再继续做大、做好“蛋糕”。

  第三是我们解决矛盾问题的体制机制尚存在某些突出问题,容易激化矛盾。

  提供公共产品就需要提供公共信息,但是现在的信息公开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虽然有改进,但是在公开性和及时性上,还做得不够好。另外就是公共参与不足,很多事情需要公众参与,需要协商对话,但现实中往往是社会参与不足,很多事情仍主要靠行政强制决定。所以,需要转变思路,想办法去实现良性发展,也就是公平可持续的发展。

  改革进入全面利益协调时期

  财新《中国改革》:当下发生的诸多社会事件以及在政策领域的一些决策,都可能激起民怨。这实际上都是在敦促改革,但是我们看到,改革的进程并不令人满意,你如何评价这个现象?

  迟福林:对当前的改革形势,需要做客观判断。我的看法是,当前改革处于困境,或者说处于困难时期。

  从现实来看,很多需要改革的问题却改不了,有的甚至在走回头路。

  当前改革处在困境的主要表现为:

  (1)某些改革实际上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重增长、轻改革的倾向依然很明显,使一些改革流于口号,趋于形式化;

  (2)某些既定的改革久拖不决或决而不做,比如,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做过全面的部署,包括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等,都有明确的要求,但这些改革在八年后的今天仍未有实质性突破;

  (3)某些改革在既得利益掣肘下扭曲变形,比如,国有企业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4)改革共识普遍缺失,既有社会对改革的信心不足、对改革的评价不高,也有社会对一些改革方案的不同声音越来越多;

  (5)改革动力严重不足,突出地表现为部门改革、地方政府改革动力不足,有些甚至借改革之名谋取私利。

  财新《中国改革》:为什么会这样?

  迟福林:我认为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改革进入一个利益协调时期,利益关系的掣肘,以及利益集团的影响因素,使某些重要改革难以出台,即使出台也有“走形变样”的可能;二是政府改革严重滞后,并由此强化了行政主导的倾向,行政权力与垄断利益的结合,使改革大打折扣;三是改革导向不明,行动不力。改革越来越复杂,这就需要打破干扰,加大力度。目前,改革寄希望于顶层设计,寄希望于决心和勇气。

  财新《中国改革》:如何理解你所说的“改革进入一个利益协调时期”?

  迟福林:改革的确进入了以协调利益关系为重点的攻坚阶段。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真实地摆在我们面前。那么谁来协调这些利益关系?尤其是在贫富分化日益扩大的背景下,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也就是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和强化,是一个很普遍的倾向。作为公共部门,你自身的利益倾向都如此之强,那么,谁还能来协调利益关系?

  再比如垄断集团利益越来越强化,民间资本进不去,尽管中央说要让民间资本参与,但事实是,进展不大。

  在这些需要协调的利益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政府,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为什么搞不下去?由于现行财税体制、干部体制等机制的约束,使得行政主导的特色越来越强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面临着新的挑战。行政体制改革已成为改革攻坚的关键和重点。

  现在的问题是,谁来推动政府的改革?我们说行政体制改革是整个改革攻坚的关键和重点,但是这个“坚”由谁去“攻”?怎么“攻”?没有答案。这说明我们还是缺少一个权威的改革协调者。

  政府力量大不是好事情

  财新《中国改革》:现在有一个词语很流行,叫“倒逼改革”,就是说在某些领域,问题暴露以后,某种力量形成一种逼迫改革的势力,你认为这是不是一种正常的改革路径?

  迟福林:我认为,主动的改革很重要,被动的改革也很重要。现在的关键是,在一些方面,不是像你说的出了问题才去改,而是出了问题后去捂、去压、去堵,采取的是短视的办法,而不是从体制、机制上去解决问题。

  现在的社会矛盾很多,这就应该促使我们建立一种协商对话制度,拿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

  财新《中国改革》:这样的状态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会产生多大危险?

  迟福林:如果这样的情况长期存在下去,积累的矛盾肯定会愈来越多,风险也会越来越大。

  表面上看,经济增长仍然速度不低,但是依然靠的是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很强的惯性拉着经济增长仍在原有轨道上前行。这样,还能走多远?我看,越走下去,矛盾会越多,总有一天会走不下去。

  财新《中国改革》: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当前中国改革导向不明,你的看法是什么?

  迟福林: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问题,都取决于改革导向。最近两年,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产生了一种倾向,就是政府主导的力量越来越大,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小。

  这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要不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有人提出来,这个方向是错误的。尽管这是少数人的看法,但弱化市场力量的倾向有增大的趋势。这个背景下,很多改革是很难推进的。

  我们看到,改革的高层次协调和顶层设计越来越重要,越来越迫切。顶层设计不是个口号,而是一个现实需求。

  客观条件逼着中国进行二次转型与改革

  财新《中国改革》:那么你对“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前景是否乐观?

  迟福林:尽管矛盾问题很多,但我对第二次转型与改革,还是持乐观态度的。

  现实情况已经说明,我国面临着一次新的改革和转型。

  比如说,现在提出来要从扩大总量转向调整经济结构,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经济结构的调整,涉及到很多复杂的问题,比如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这就涉及到国民收入结构的战略调整,涉及到政府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调整,等等。

  如果继续以扩大经济总量为目标的话,就很难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在改变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形成消费主导的格局,寻求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才能实现改革发展的历史性突破。

  这就涉及到中国如何从投资大国转向消费大国的问题,涉及到发展导向,也就是“国富优先”还是“民富优先”的问题,这一切都涉及到政府如何从发展主义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的问题。

  我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现在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无论从国内经济社会转型的需求来看,还是从适应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来看,大家都开始看到了这样的变化,看到了变化中选择的出路仍是改革,是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改革经济结构为重大任务的改革,不能不推,不能不谋求新的突破。

  中央提出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如何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如何实现科学发展?在我看来,关键在于二次改革和二次转型,没有二次改革和二次转型,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是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