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陈冠宇和王源什么关系:严中英和九龙池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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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池 （记者 潘泉 摄）
□李芮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严中英重游玉溪九龙池，发现他在1947年出任玉溪专员和玉溪县长时题咏九龙池的四首诗，仍镶嵌在大殿的墙壁上保存完好，不禁感慨万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他在故乡宜良岩泉寺的题诗，却在“文革”中被凿得面目全非。相比之下，确实不能不让人嗟叹。
“严诗窦字陈梅花”，这句宜良旧时的谚语，道出了有清一代严氏诗词在当地的声望和地位。作为滇军儒将的严中英，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诗礼世家。抗战期间，严中英曾任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九十三军参谋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九十三军开赴东北，他因病留在云南，后任云南省第六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1948年初因部下起义被指通共而受关押，1949年3月获释后从事革命活动，协助卢汉为云南起义做了大量工作。军旅之余，严中英承继家学，喜作诗文，曾发起成立了昆明金碧诗社，并于1946年刊出诗集《观海楼诗稿》。观海楼，是指他在宜良文庙学海旁边的祖居。
严中英题咏九龙池的四首诗，诗名《丙戌四十初度游九龙池遣兴》。一个“遣”字，道出了他当时的心境。时值多年抗战之后又起国共内战，经济破产，民不聊生，他本人由军队回地方担任行政官员，上司卢汉又被国民党中央系统排挤，几成光杆主席，经历多年军旅生涯的严中英，找不到任何的出路。在这样的境况下，他借游览玉溪风景名胜九龙池，由物及心，抒发出了心中的郁抑之情。这种心结，从四首诗中的第一首便可一览无余：
泉清何碍出山流，百里含膏润绿畴。
树隐人声知寺近，径随蝉唱入林幽。
风尘久负渔樵约，醴酒难消髀肉愁。
羁宦仲宣游衍惯，万家饥溺此登楼。
诗的首联和颔联，描绘的是九龙池的风物景致，落笔即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功底。九龙池位于玉溪西北的奇黎山麓，景区内溪潭遍布，巉岩耸峙，参天古木掩映着流丹飞阁，虽严寒而不冻，虽酷暑亦生凉，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不少诗文石刻，情趣清新，意蕴无穷。其大小泉眼日夜涌流，滋润着玉溪坝子西北四十二屯的广袤田畴，在水利尚不发达的过去，可谓“滇中粮仓”玉溪的最大福泽。严诗就自然、贴切地表现了九龙池的这种清幽和惠利。到了颈联，诗人笔锋一转，通过用典将退隐不能而又报国无门的情绪表达了出来，渔樵之约久负，髀肉之愁难消。尾联“万家饥溺此登楼”虽然模仿杜诗的痕迹明显，但用在这里十分恰当，尽管九龙池的清泉润泽百里，可诗人所见，却是万家饥溺的悲惨景象。这个时候，诗人只能和千年前的杜甫一样，登楼远瞩，面对着长空野旷，聊以“遣兴”，排解心中的抑郁之气。
严中英的几首题壁诗，情感真切，余味隽永，并在诗中反映了当时玉溪的民生状况，不失为吟咏九龙池难得的诗作。应该说，严中英自己对这几首诗也是很看重的，否则的话，他也就不会将其泐石刻碑。
时隔三十年后，年逾耄耋的严中英在1988年的编印的《玉溪市文史资料》第三辑上，发表了一首用同韵写出的《重游玉溪九龙池》。之所以发表这首诗，据诗前文字所云，是因为他故地重游，看到解放后的玉溪已不再是“万家饥溺”，而是“万家康乐”，心中备感欢欣，特意做诗对比。但读完之后，似乎觉得缺了点什么，与前诗不能相提并论。诗的开头，作者以“城乡改革汇洪流，科技之花遍九畴”入句，明显受到时代风气影响，以集体意识代替个人意识，颇似世所流行的“老干体”，也就缺乏了诗的意味。而他所写改革之初的玉溪是“万家康乐”，更多还只是一种期冀，一种愿望。诗歌注重意象，讲究意境，更不能缺少真情实感，以公众意志代替个人情感，只能使诗歌失却本真，丢掉韵味。作为一位具有200多年家学的诗人，严中英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但他在动乱年代长期错处，经历近三十年的“洗脑”，且在时隔多年之后惊喜地发现当年所刻诗碑仍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不由心生感慨，情动而为，出现这样的句子也就在所难免。这一点，我们是不能过多地去苛求这样一位饱历风雨的老人的。但与诗人题在故乡宜良的诗刻遭受破坏的愚昧行径相比，诗人自身的这种变化，无疑更会令人感到痛心。
严中英先生对劳苦人民饱含着感情，玉溪人民以自己的宽厚，有幸将一位前代将领的这种感情保存了下来。它让我们记住了，近代以来，有多少的仁人志士和普通民众，为了民族的富强和万家的康乐，倾注了多少的心血。它也让我们记住了，我们不能再用对文化的愚昧，去割裂我们优秀的文化，去割裂我们民族的灵魂了。
编辑：刘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