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为何遇城屠城？残暴手段直逼侵华日军

核心提示：重要的问题还在于，究竟是谁改造谁？由于领导成员流民的成分很大，加上太平军一开始就缺乏正确的吸引群众的思想纲领，并无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一些做法就往往与游民文化的习俗相同或类似。他们所到之处基本不关心甚至破坏有关的生产和商业活动，就与游民那种流寇主义习性有关。其中一些做法，埋伏着异常危险的因素。

本文摘自《书屋》2001年第1期，作者：牧惠，原题：《游民文化与太平军》

一

从被誉为“农民起义的教科书”的《水浒》可以看出，农民起义军中有相当数量的游民，而且往往在其中起领导的骨干的作用。梁山泊中的喽罗，可能不少农民；但是，一百零八好汉当中，真正的农民端的屈指可数。在太平军的组成中，同样出现类似的情况。

洪秀全出身农民家庭，本来想走一条“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道路；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他一连四次考试连秀才这个最低级的“功名”也捞不到手。失望之余，曾经当过村塾教师，又因为他居然去掉私塾的孔子牌位犯了众怒而失去教席。于是，他彻底变成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所说的游民知识分子，而且是“心怀不逞的游民知识分子”，“他们希望社会动乱，希望改朝换代，从而在战火中一步登天”（第153页）。

冯云山的情况同洪秀全差不多，也是一个落泊的村塾教师，也是因为去掉孔子牌位而失去教席。他同洪秀全流浪到文化比较落后的广西因而达到传播和组织拜上帝会的目的，却被当地秀才王作新告发“结会滋事”而遭逮捕，后虽无罪释放，“但仍以其为无业游民，不许再事逗留桂省，以免多生事端”而被押解回广东（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23页）。“无业游民”这个称号似乎上纲过高，但也不是没点影子。

杨秀清以种山烧炭为业，“其人富谋略，怀将才，有威严，工诈术，具天赋的奇能——擅驾驭、操纵、调度、设计、发令、执行之长，崛起草莽之中而为紫荆一方山民之领袖（是土豪恶霸之流），且好结交四方豪杰（此见《桂平县志》），因而有非常的潜势力及号召力”（《太平天国全史》135页）。太平军密锣紧鼓准备起义时，杨秀清突然“得了”一种奇病：“口哑耳聋，耳孔出脓，完全不能理事”。“杨秀清的死党及时响应其‘政治病’，一体怠工作消极的抵制，由是尅期举事的大计划，遭到障碍，进行不利，且顿成危局”（《太平天国全史》第197—198页）。杨秀清为什么得“病”，在什么条件下“痊愈”，耐人寻思。不难看出，杨秀清作为一大批游民的领袖，他的消极怠工使洪秀全、冯云山窘迫非常，不能不妥协迁就。他带着大笔“资本”入股，坐第二把交椅是势所必然的。

萧朝贵是“生活漂泊无定，被迫搬迁过几次，……因逃避清朝官吏和地主催迫租税而四处流落”的农民（邢凤麟《萧朝贵与太平天国》）。他“向以打柴烧炭为生，亦仅亚于秀清之一方土霸也”。“起事前，曾回武宣本乡邀其兄二人附义，见却，乃诡称同赴某处修理祖坟，而暗使人焚其庐舍，二人不得不从军。”（《太平天国全史》第136、137页）这种做法，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宋江们“动员”秦明入伙的做法，联想到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谈到当时湘南特委那种“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主张。

韦昌辉，大地主，每年收谷租数万担。传说曾经当过桂平县署差役，往来各村催粮传案，借机发财。

石达开，李秀成说他“家富，读书，文武备足”，是有知识的富饶人家。石达开在被俘后供认他参加太平军的原因是“本县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于是率领家人，“献贼十数万金入伙”（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48页）。在两广，长期存在着土客之争，“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毛泽东选集》73页）。我在广西贺县马鼻村（客家村）读中学和在广东鹤山客家村打游击时，仍感到土客之争的某种表现，可见问题的严重。道光年间时的广西，浔州是土客杂居地区，广东的客家人大量涌入，因此土人与客人争土地、争好田、争坡水、争风水山坟、争松山、争草地之类纠纷时有发生，仅仅因为男女往来或唱山歌之类风流口角也可能引起械斗。客家人入籍广西较晚，同土人比较起来，在人数和政治经济方面大都处劣势。他们往往没有土地可耕种，又在械斗中屋宇被焚毁，变成流民，唯一的出路就是参加太平军或入伙别的什么组织。石达开实际上就是这些人的领袖，他率领了一千多人到达金田村。韦昌辉的参加太平军，其中也有在土客之中被排挤想报仇的因素。

秦日纲（原名日昌，因避“昌辉”讳改名）“初为贵县游勇，因事被革，往北山里充矿工”（《广西一览》，转引《太平天国全史》第139页）。他率失业矿徒千余人加入太平军。

……

以上这些人，或为流民，或与流民关系密切，甚至成为他们的领袖。而在当时的广西，政府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土豪劣绅敲诈，大族欺压小姓，土客之争不断，加上人多田少，天灾人祸频仍，饥民充斥，饿殍载途，幸存者无路可走，只好加入土匪（包括在河道驾艇行劫的艇匪）、会党。这种情况，形成洪秀全、冯云山的上帝会最好的发展条件。还往往成为上帝会团结联络、依靠的一股力量。太平军积极准备举事时，加入队伍的有相当一批客家人，也有土人，都是被人欺负而不能安居于乡土的农民或游民，另一类是因为天灾挨饿的饥民，因为瘟疫流行以为投靠上帝教可以邀福免祸的贫民。土匪会党们也有加入了太平军的。《太平天国全史》所引资料中举出的就有：

张钊（即大头羊）、田芳（即大鲤鱼）等，广东鹤山人，活动于浔、梧江面的艇匪，最初曾投入太平军，旋脱离而降于清军；

罗亚旺，广东潮州府揭阳人，初在粤为盗，败入广西，为大湟江匪首。率部投入太平军，改名罗大纲；

苏三娘，女匪首，拥众横行数邑，率部加入太平军，随征至天京；

邱二嫂，女匪首，先投归太平军，旋叛去。

邢凤麟《萧朝贵与太平天国》中谈到，萧朝贵曾回武宣家乡动员同族兄弟参加起义，加入者有大湟江的天地会首领。

太平军打出造反的旗号后，沿途有很多人入伍，其中同样有游民和土匪。如打到永安时，吸收入伍的，有胡以晃弟弟以章率领的二千鹏化山民，有贵县龙山的失业矿工，还有梁亚介、范连德等土匪首领，分别率部加入，梁亚介一股达二千人。全州一役，太平军损失了冯云山，去湖南，又在蓑衣渡中埋伏，锐气受挫，损失严重。在道州，太平军广招各属土匪会匪及附义人民二万人来壮大队伍。此后队伍又不断扩大。在郴州，“土匪之迎贼，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同时，又有广东仁化会党千余人北上来投。萧朝贵率李开芳、林凤祥从郴州出发攻长沙，不到一个月时间，队伍就从二千余人增加到五六千人，其中包括土匪。在武汉，一批“为害与贼相埒”的潮勇加入了太平军。……（均转引自《太平天国全史》）浙江太平（今温岭）人叶蒸云所著《辛壬寇纪》有关于太平军队伍不纯，大量流民涌入的记载。试摘录若干片断以见一斑：

壬戌正月初八，……土匪勾引贼入，带兵者何松泉，兵仅千余，真长发不过十余人耳。城陷之次日，各村土匪投降者万余，松泉惧其诈，移营城外。阅数日，知无他意，乃留兵三百，令余贼镇守。

发贼……所领兵皆各县监犯盗贼之流，凶悍异常。

长发屡遣人到太，四出招兵，无赖者争投焉，有父母妻子挽留不住者。……六邑之中投之者十三万人，贼在太平说，非真乐为贼用也，惟欲掠取财物，乘间逃回耳。

贼以黄岩巨匪王明观为带兵官，太平林光发副之，往攻乐清之水涨……（下面写王明观如何凶残）。

十二，长屿李小亨扬言进城。李本赌徒无赖，不能自存，降贼封附天侯。

（夏）宝庆，黄岩巨棍……。咸丰初，长发乱，官募乡勇……惟宝庆出应募。……宝庆在军带勇数百，日以抢掠为事，遂致富。夤缘冒功，官至都司，授宁波参将。……十一年，长发至天台，宝庆潜降。与黄、太两县巨匪会饮于新河，结为兄弟，号十八党，……。十一月初旬，长发至太平，先一日与徐大度、毛昌大、蒋国兴等纠众至县城，劫掠一空。长发至，又随之入。次日知各乡团勇将攻城，即遁归。入见贼酋李世贤。世贤索其妻子为质，为贼招陶宝登降。未几宝登逃，世贤怒，乘夜使人斩之，并杀其妻子及其队下数百。闻者称快。

（高）子风效弟（子诰，十八党的发起人）之所为，交匪徒，蓄乡勇。十月之杪，长发陷天台、临海，将及黄岩，子风与夏宝庆、徐大度以吊丧为名，聚众据县城，索富户，俟贼至而降，得官如反掌耳。（《天国史事释论》第391—412页）

诸如此类的记录，满可以从有关著作中抄集成一个小册子。而且越到后期，这种情况越多。值得另提一笔的是，呤利《太平天国亲历记》说到，参加太平军的洋人如白齐文等，也是货真价实的流氓。“白齐文作过无数的诺言，结果却无一兑现。白齐文曾索取巨款，保证到上海去招募新兵，采购军火，取得协助，可是几经往返，他只带回了一箱箱的白兰地，使得官兵酗酒败事。……”（第533页）

二

太平军起义初期，说太平军纪律严明，不侵犯百姓好话的不少见；但是，这种“秋毫无犯”很快就被他们自己破坏了。

首先是打全州的屠城。简又文《全州血史》云：

城既破，胜军纵火焚烧，下令屠城，无论官民兵勇，老幼男女，一概不留，亦可见其仇恨之深矣。大杀三天，始下令封刀。至第四日，即随街高声呼喊：“老百姓可以出来”。全城兵民被屠杀者，或被焚毙者无数。（《粤氛纪事》载事后检查积尸千三百余具，另焚毙者未计。《盾鼻随闻录》则云：死者四千余人。据传说：实数尚不只此，当在万人以上。）（《民国丛书》第三编《金田之游及其他》第70页）

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替太平军辩护，说他们屠城的原因是“守军无故开衅，重伤南王，且民团助妖，抗拒天兵，致伤亡兄弟不少，由是施以严酷的惩罚”（第386页）。但这根本不能成为屠杀无辜平民百姓的理由。简又文在同书（396页）中摘录《人生》半月刊王恢《系太平天国兴亡的蓑衣渡》中就有不同意见：

太平军进至全州里之卢家桥，突遭陆植佩与王耀宗（著者先伯曾祖）所率之“六都勇”开炮轰击，乃与作战，向西北追逐勇丁数十里。勇丁死伤被俘数十人，各村屋宇被焚者六十余所。事过百年而该处人民痛恨太平军至今未已。故著者云：“谓其军纪如何良好，殊不尽然！”

此后，有关烧杀掳掠之类的事更是频频发生。

陈微言《武昌纪事》说，咸丰二年十二月城陷后：

初五日，杀人盈街。太阳惨黯无色。贼三五为群，入人家搜刮财物，加刃于颈，逼索金宝，如是者累日。

初八日，大雪，土著痞棍不良之人既降贼，以红帕裹首，日持刀四出，恣意搜括，视长发贼弥凶而狡，虽穷巷瓮牖之家，亦莫不囊空瓶罄，寸物无遗，时因目之为“本地王爷”，盖民畏长发贼，呼曰“王爷”，故于若辈云然。（《太平天国》四，第592、594页）

江宁李圭《思痛记》记咸丰六年他全家逃难和他本人被太平军掳获后的遭遇，要不是他也同时骂官军“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读去很可能以为他在造谣诬蔑糟蹋太平军。他一家有近二十位妇女被杀害，他和亲人被抓后，太平军将他们十三人的辫发连结一处：“不准动，动则杀却！”进屋后，“以长枪捣穿屋顶，全巷洞明，贼见箱只堆积几满，似欲呼他贼，又恐其分物，先拔短刀劈箱，翻腾金银物缠腰际，复拣成匹成段绸绉，以单夹衣作袱，令余众各负一包”。“一路尸骸衣物遍野，沟渠河荡中尤甚，被掳而狼狈行者，不绝于道，稍一趑趄，即身首异处。又有少年妇女，披发跣足，伛偻啜泣，贼或挈之随行，或缚于驴背上，或使被掳壮男，背负而走；多有乘间投路旁河渠死者，或哀号不已，怒而被杀者”。在囚室中，“忽数贼推门入，拖妇女去西首室内，遂隐隐有啜泣声，哀号声，不堪入耳”。为了杀鸡儆猴，太平军强迫他们看杀人：“拖一人至前，戮使众视。其人已倒地，贼握其辫发，就颈后砍之，一刀甫下，尚闻呼号声，二刀即不动，三刀头已断，仅连喉间软皮，割之使落，鲜血喷三尺外。……贼举首谓众曰：‘逃则照样’。说毕，向空掷下，提刀而去”。“过一大村落，屋毁尽净，临河大树以百计，树下各有死尸一二具，反缚树身，肢体焦黑无完肤，树亦无枝叶；盖贼及官军等掳人勒索不遂，则缚人于树，施焚如，酷毒一至于此”。“乔贼一日掳数人至，虑其逃逸，设毒计以警之，乃递刀与其同伴，使互相割耳，逼令自食。内一人不割，乔贼曰：‘汝不喜割渠耶？渠为汝何人？实告则赦汝。’其人曰：‘渠我叔也。’曰：‘汝不喜割渠，或喜杀其头。’乃召唤一人拽渠叔辫发使跪地，与刀令砍之，谓如不砍，即砍汝。复以他贼刀拟其颈，其人宁死不应。乔怒甚，立杀二人，更皆剖取其肝，即使同伴者捧入，炒熟分食众之（《太平天国》四，第468—480页）。这些残暴手段，真使人想到日本鬼子。

佚名《金陵被难记》说：

（咸丰三年二月）十一日，内城陷，八旗男女老幼皆被杀。十二三既，在大城内外及远近乡村，掳人当兵。农夫匠作及强力少年约数万，胁令上船往攻镇扬。……越日传言，进贡者免差，于是财帛猪羊米粮，贡者络绎不绝。孰知贼即以贡之轻重，分人之贫富，十四五日后，挨门扣户，括取财物，虽贫家升斗之粮，亦必搜尽。或将全家逐出，盘踞其屋。数日内，居民铺户，寂然一空。于是有举室自缢自溺自焚者，惨不忍言。（《太平天国》四，第751页）

顾汝钰《海虞贼乱志》叙述他家乡被太平军占领前前后后的经历甚详，不止一处说到以黄老虎为首的太平军扰民的事实：

随后，黄、李又出告示吹了一通“封刀入城，秋毫无犯”后说，“尔等欲归家安业者，只须按图备办猪羊油盐等物，择一二确实之人，执旗前导，旗上大书‘纳贡’二字，后面缓敲锣鼓，抬着物件送进城来，我给予路凭；尔等归后，即行写明人数具册投呈，我即发给门牌，张挂门首，我兄弟见之不敢吵扰，尔等安居如旧，老幼男女高枕无忧。若然恃顽不睬，立即放出大队，踹为平地，鸡犬不留。我言及早，尔行勿迟，急切凛凛，毋违，特示”。恐吓之下，老百姓“备物书旗，纷纷进贡”。告示贴出后第二天，离城三十里的大镇梅里，当地的流氓正打算趁火打劫：

长毛已冲到天字号萧宅，哨马踹入北街，迳进信泰典当，管数者忙取坐簿跪献。长毛命领入首饰银房，见取不胜取，略取几件金器，喝令看守牢固，明日大队来取，将腰刀二把在门首槛上交插为记。长毛走后，流氓喊：“城无官，镇无毛，此时不发财，还有何日？”抢掠之中，还放火烧镇，折腾了一天一夜。长毛同盗贼一起扰民，谁轻谁重，天晓得！诸如此类，还有：

沿海民宅被烧几个，而白宕桥马松泰店伙计张殿才等，见长毛近前，连忙走避；仅存松泰寡妻周氏，抱着幼子巧林看店。毛问北来多少妖兵，周氏曰：“我们女眷不知其细。”长毛遂望店中开着袋枪，只一响满店皆火，烈焰冲霄，沿烧邻屋，西段街上只剩赵二仙新宅及成衣司戴德明家两宅而已。

予堂兄德容，因归王姓之次女贵贞分娩，三日持糕糖往问，适贵贞被逼，力碎贼毛阴囊，贼毛大叫而死，后贼持枪突至，贵贞料不能免，跃河自尽。德容见女尸浮河，夺贼枪只一搠，拴住门旁柱上，拔出贼刀，连手十余刺，枭其首。群贼大至，力敌半响，卒以年逾六旬，单身力尽，被贼背揪其辫，刀刺入喉而死。

继室姚氏性畏风波，不肯北行，与子戍春年甫周岁，同住邻家。今得来信，姚氏被逼不辱，赴水已死，戍春邻妪暂抚，现欲渡南收殓抱儿到沙。

吾市家家打馆，落乡里许亦然，市前后杀死男女数十，腥臭难闻。毛馆所遗物件，被土匪一抢而空，并各家日用器皿亦然搬尽，只存屋壳。独死尸却无一认收者。

甚至可以一点小事就胡来：

见各家无可食之物，忿怒纵火，一镇俱毁，仅存一篁多庙。（《太平天国》五，第357，359，369，370，388，391，392，393页）

太平军的劫掠，一部分是为了解决军需，相当重要的因素却是他们（特别是当官的）想得到金银财宝之类浮财。太平军在永安和攻打长沙时，一再重申“不得再行私藏私带金宝，须尽缴天朝圣库”，可见即使在起事初期，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于是，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记载：

贼踞城中，搜括地窖，有悍贼积钱至万贯，将据而有焉。未几逆酋令之他往，仓卒不能赍运，别掘坎埋之，移尸覆其上，并杀掘坎者，惟一人逃去。后他贼至告之，遂瓜分所有，酬以数百千，其人至今存。（周长森《六合纪事》，《太平天国》五，第168页）

搜括财物，倾筐倒箧无论矣。凡复壁、承尘、瓦缝、墙隙，敲破撞坏，百孔千疮。花石之阴，砖版之底，亦复发掘无遗。而败簏破瓮，浅显埋藏者，转未窥瞰。间有陈年深窖，发掘多金，而主人曾不自知者。如此逐户搜寻，日必数次。忽闻贼酋续到，又必大索数日，彼去此来，纤毫无剩矣。（潘钟瑞《苏台麋鹿记》，《太平天国》五，第274页）

城中富户逃出者，多窖金于地，往往泄漏为贼所得；而蔡吟涛家藏银三十万两悉被掘。于是按户勒捐之外，逼供藏窖，炮烙横施，日拆民庐，纷纷搜掘。（黄本铨《枭林小史》，《太平天国》六，第547页）

为了达到搜括的目的，有的太平军采用了“愈来愈酷”的刑罚。“贼与贼同队劫掠，各夺所夺，惟以先到手为强。或前行遇民团打仗，后者即乘间肆劫，饱获而归。或有非意之获，由间道潜行，惟恐相遇，对面竞呼兄弟，背面便以仇雠，魑魅伎俩，所不堪言。若引古语‘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比拟之，犹嫌文饰”。“破城半月后，虽榜示安民，严禁抢掠，而众贼不遵约束，若罔闻知”（《太平天国》五，第275页）。纪律完全败坏了。“奸淫之禁，伪示非不森严，而违令习为故常，至枭首游街，鸣锣示众，犹悯不畏法。……嗟乎！率禽兽以食人，而曰彼自为禽兽之行，果禽兽之罪乎？抑亦率禽兽者之罪乎？”（同上，第276、277页）潘钟瑞的结论是领导人应负主要责任：

难民看囊之钱，谓非所己有，而贼众抢劫之罪不问。严立奸淫之禁，而贼酋方广选女色。不许民间吸烟，见烟袋辄拗折毁弃，而众贼身畔各有短烟管；鸦片之禁尤酷，而搜夺烟膏及老枪等具，喜形于色。（同上，第284页）

曹大观《寇汀纪略》记太平军内讧后出走的石达开所部在福建汀州的情况。石达开军队的群众纪律仍然很差：

是时长发盘踞府城，勒令曾炳文出乡募富室金，曾辞以耳聋，贼割其耳，逼其副室投缳死。经理钱局许开晨藏镪巨万，被贼席卷一空；并勒令许开富绅姓名，使各输赀充乡官（有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左右司马伍长等名目）；上户出番镪二千圆，马四匹；中户出番镪一千圆，马二匹；下户出番镪五百圆，马一匹。劣衿市侩喜为乡官者，辄榜报条门首，逆党见之，不掠其室；其不输镪马之富绅，贼必羁囚之，拷掠无所不至。（《太平天国》六，第811，812，814页）

在外国人的著述中，也有类似的记录或评价。吴士礼《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有一节《人民之苦痛》，认为太平军辖境同清廷治下之境对比，前者的老百姓在太平军的破坏政策下过着苦难、贫穷、疾病、饥饿的生活，而清政府辖区则是河道上“船舶云集；耕耘得法的田直到江边，而整齐舒适之村落庄田分布于两岸，一一可覩”（《太平天国杂记》，第124—125页）。宁波怡和洋行负责人格林在致香港怡和洋行的信中说：“依我判断，这班叛党搞不出任何生意来，因为这儿的人对叛党极其害怕，他们是不会回来的。叛党在城里正在破坏所有的庙宇，把庙里一切留下来的值钱的物件抢走。”（转引《太平天国全史》第1943页）简又文《太平天国杂记》一书中，有他根据外国人一本著作改写的《太平儿》一文，此文指出，“此时（1853年）太平军声誉日堕，军纪亦日坏”，可见这些未必都是“地主阶级”的偏见。

人民群众所受的伤害本来就够严重了，而太平军在一些地方（主要是在江浙一带）所设置的乡官，更是雪上加霜，火上加油。

所谓乡官，就是太平军在当地设置的为太平军服务的基层干部。这种肯于、勇于出来干的人，可以预料的大都是“无赖之徒”、“无恶不作积年土棍”、鸦片贩子之类痞子。

《海虞贼乱志》不止一处写到这些乡官如何奉太平军钱桂仁之命科索乡民，其中一段说：

钱毛奸见过钱逆，迳到梅里书院，传齐伪职，亲讲道理。讲道理者，即沿途比较也。分派统下头目，散往各镇，将庙中神佛移置别处，大殿改作天父堂，排书案，群毛执刀列两行，拘农民具限期，每亩赋役折价，涨价至二千零六十文，农民何力完办？到麦熟，有未清者，伪职代坐天父堂，看司马伍长交出欠户，当堂行杖，命所差随至其家，将所收麦子蚕豆尽行拿出作价抵偿。老幼男女见此情状，泣泪如雨。盖麦子蚕豆农家磨麦炊饭，炒豆加油盐作菜食之，以耕耘禾苗也。今被拿去，奚能种熟田亩？是以不胜哀戚。更有贫户无春熟者，责承司马伍长垫赔，抑或垫赔不足，关锁黑牢。黑牢者，拣庙中幽僻之室，另砌一间，白日无光，又无桌凳，推入其中，外面看守牢固，俟他熬苦不过，送信到家，将衣服器皿抵偿赔数，再出差钱及开锁之费。（《太平天国》五，第372—373页）

隐名氏《越州纪略》说：

乡官居于乡，为贼设伪居，稽户口，立门牌，牌价有数十百金不等，贫民不逮，并责于富民。有田者令输租亩人三分，民家租额皆下于局，各户赴局买票，数十百钱不等。曩称富人，重为刻剥，名曰“大捐”，千金万金亦不等。不受者，械击之。商家侨寓之民，砧斧尤亟。商人藏盐皆禁锢，据为己有，别立伪官曰“盐师帅”董其事，亦名乡官。凡贼所需，乡官率奔走恐后。为贼寿，鹤鹿皆生致以献，此非越产，不知何自来也。乡官既得贼势，乡官者，又仇于乡官，由是各报私仇，横行乡曲，衣锦梁肉，同于素封，饥寒苦况不知矣。然越州蹂躏，较善于他郡者，又未始非乡官之力也，抑亦土不甚瘠耳。（《太平天国》六，第769页）

王彝寿《越难志》具体谈到这些乡官为非作歹的事迹。其中一则是：

贼发门牌，下令民间，有不以牌悬门者杀无赦。牌纸需费银二饼，乡官肥己又加米也。小有田产则故掯之不与，意外需索，必满所欲乃已。一迁延，即以大锁锁至局，酷如治盗贼。百姓冤苦，多鬻男女以偿者。又发店凭、商凭；令把卡伪官按日抽厘。虎兄豹弟，层层刻削，以致市场物价腾贵，较平时倍蓰，垄断转或得利，而居民益窘矣。（《天国史事释论》第361页）

仅仅门牌一项，就有那么多花样，乡官成了肥缺，“伪职声势中倍利害，诸无赖投做听差者收不胜收。各伪职转令投毛，而民间偷鸡剪绺，掘洞橇门，一切匪类，公然有职司之体面人已”（《太平天国》五，第371页）。常熟一小地方的乡官柯福堂，挥金如土。他手下一个叫刘百川的，“倚势招摇，横行无忌。贩布北沙，获加倍利，带鸦片回南，存局中寄销获利更甚。甚而以局中银洋买布，过北带回鸦片抵偿，往来海面，无日休息，如是者仅一年余，已得数千，较之做长毛更有滋味，北沙人谁不瞻仰，本地人谁不畏服，真非帛不暖，非肉不饱矣”，“若长毛再立数年，百可为巨富”（柯悟迟《漏网喁鱼集》第89—90页）。还有更让人发指的。张德坚《贼情汇纂》讲到乡官在执行太平军不准剃头，剃头者斩的禁令时所采取的极可怕的野蛮措施：

贼立乡官之处，见有剃头者亦不尽杀，辄用粗砺砂石磨其头皮，顷刻血肉狼藉，而以盐擦之。酷虐如此，百姓安得不畏？（《太平天国》三，第317页）

（十一年）五月贼匪勒贡渐横，通元黄八十从贼设局，向承办七图贡银共万余千，已民不堪命。海盐全县核办三万两，至四月初七日，又勒加万五千。并欲征银，每两七折价二千零五十。茶院陈雨春，人颇诡谲，向办贡事，暗中指点，自谓可以瞒众，至征银事起，遂与奸书王竹川盘踞局中，炙手可畏。归应山亦从贼，先设完银局于其宅，名陆泉馆，黄八十嫉之，互相辱骂，归为黄缚，解屿城杀之。其子应生图报父仇，复被黄大老（八十子）计诱，杀于法喜寺中。五月初，又欲分门牌，写人丁，每牌乙元四角，每人日征廿文，每灶日一百，行灶五十。五月初九日用枪船先追完田银，士农畏其虎势，无不输钱完纳，仍以咸丰十年串票发之，至十一日共完千余。两局立班房于黑暗处，上下立栅，止容四人，常五六人入焉，大链系之，吓解屿城，必得清缴而出，轻者推入马棚。又闻屿城贼访得殷富者五人，札谕为师帅，办门牌，先欲借洋五百元为填款。此皆八贼指点，藉此图肥，于是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局中常聚五六十人，耗费日数十千，所收钱文，与贼不过十之一二。可怜割万民剜肉补疮之资，填匪类之欲壑，故入其党者罔不桀犬吠尧。五月初九日，竟将门牌灶费及外庄田银尽行发动。初十日为始，毋延顷刻，间有业主趁势收租，亦借枪船恐吓，追取甚紧。当此士民无所控告之际，幸有义民沈长大住海盐之周图，性颇侠，有智勇，明逆顺，闻贼局狠暴，心怀不平，欲集众毁其局，恐无从者，适该图地保将澉局银事与商，沈暗称曰：“今可激怒众人矣。”因谓曰：“汝何不遍问业主愿完否？倘拂局中意，必解屿城。”保遍问，皆愿。沈意阻，复曰：“既如此，业主必收租，再问各佃愿完租否？倘无力清还，业主控告局中，亦解屿城。”保又遍问，亦皆曰愿还。沈又曰：“事势如此，汝遍约明日，必每家一人齐至澉局，问明乡官姚成初（子亦诸生），每亩当还几何？”佃等皆踊跃。沈果智者也，先以逆挑之不动，继以顺赚之，皆踊跃矣。虽其人向游荡，然此举不愧为智勇义全备矣。遂于十一日麇集千余人至澉城，适黄湾数百人彼因上日局中强买，亦来寻衅，各攘臂打入，捆缚姚成初，局屋毁拆，成初跪求释之。众相约曰：明日寅刻，起身去打通元局，再攻屿城。沈曰：“众等如此，亦我一县之福。然而此行也，名正言顺，愿汝等无攫取财物，无妄杀戮。”众等惟命。通元局中闻风剃发，连夜逃亡。及明，沈先鸣锣，各处应之，沿路亦捉人帮打，共聚万余人。头裹白巾，手执木器，饰白为号。西行至石牌桥，见二枪船，获其一，烧毁之，并四枪匪掷于火。当时匪与洋数十元，求免，沈掷河不顾。南湖胡四老为局中走狗，先行逃避，众等欲烧其屋，其同居恐延害，哀求免之，其私屋尽被敲毁无剩。戴方桥王冒冒向从陈雨春在局帮办，亦声势赫奕，众索其人不得，同居出谓曰：彼止间半屋，断不可纵火。众乃舍之去。至茶院陈雨春及其侄七老两家，霎时焚烧尽。七老亦打造枪船帮办局事，并私打先锋故也。所开烟店屋亦皆打毁。众等遂蜂拥至通元，将黄八十家先踞截屋边，亦纵火焚之，忽火光中黑焰充天，众皆骇然，有知其谋逆者，指是私藏无数火药故也。局屋系强僭，惟打毁而已，锁系班系房六人，尽放出，皆曰：“今乃得见天日矣。”（《太平天国》六，第679—680页）

这里记下的，只是许多反抗事件中的一件。类似的材料有的是。失控的流民对太平军事业的有害无利，处处可见。太平军内部和太平军所统治的地域，根本无所谓政治工作、宣传工作。乡官竟帮地主收租，《天朝田亩制度》的有名无实，不在话下。

毛泽东在将近一百年之后谈到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这些游民无产者时说：“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毛泽东选集》第640—641页）。太平军显然没有解决这个难题。

三

重要的问题还在于，究竟是谁改造谁？由于领导成员流民的成分很大，加上太平军一开始就缺乏正确的吸引群众的思想纲领，并无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一些做法就往往与游民文化的习俗相同或类似。他们所到之处基本不关心甚至破坏有关的生产和商业活动，就与游民那种流寇主义习性有关。其中一些做法，埋伏着异常危险的因素。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谈到，六十年代出土的明成化年间（1465—1487）刊刻的《新编全集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四种》，其中《花关索出身传》一开篇就是刘、关、张三人一见如故，在青口桃源洞姜子牙庙王前设誓共干一番事业。刘备对关、张说：“我独有一身，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关、张为了表示决心，约定互相杀光对方的家属。“这种把家庭看作干‘大事业’的累赘，必须清除干净的想法只能是反映了沉沦在社会底层的游民为改变自己的命运，铤而走险之前的独特的心态。”（第8页）

太平军的做法，看似相反，实则相成：

各地教徒，由近及远，或早或迟，或个人或结队，陆续前来团营。其在各地出发之前，必先变卖田宅产业，举家以赴。其卖不去的屋宇什物则尽焚之，多具破釜沉舟之志，大有义无反顾之慨焉。《浔州府志》纪其事有云：“顾向之从贼者，类皆自逸去，而拜上帝会则必家属子女俱，产业贱售。或问其故，则曰：‘我太守也，岂汝辈耕田翁耶？’其妻妾亦笑谓戚邻曰：‘我夫人也，我恭人也，岂汝辈村妇女耶？’”亦可见他们气概之盛与期望之大了。（原引谭熙龄：《紫荆事略》）

瑶族（还有客家）妇女不缠足，是强劳动力和战斗力，因此不曾效法关、张将她们杀掉；但是，破釜沉舟的决心是相同的。我们在别的地方（如石达开、李秀成等人的遭遇）看到，这些家属同时还起着人质的作用。后来，他们还把这种“军事化”的组织形式运用到战领的城市，实际上瓦解了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同时也就无形中破坏了生产和流通的发展。

王学泰在《天地会与通俗文艺》一章中用大量篇幅介绍游民社会中的隐语、暗号。在太平军中，也有类似的做法：

贼中讳字甚多，如火为亮，华为花，讳伪天父名也。督为率，基为居，讳伪天兄名也。国为郭，明为民，王姓为汪姓，讳洪逆父母名氏也。秀为绣，泉为全，天为添，贵为桂，名福为复，讳天逆幼逆之名也。至以考为老，镜为鉴，清为菁，龙为隆，光为洸，丑为好，卯为荣，亥为开，不知其命意所在矣。尝见改本梁惠王一册，首曰：“孟子见梁惠相，相曰，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郭乎？”闻者为之捧腹者久之。更有所谓三更者，逃亡之称也；变草者，投效官民之称也。即在天条十者之内，打水炮者，奸淫之称也；打先锋者，劫掠之称也；外小者，百姓之称也。如此类者不一而足（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太平天国》四，第438—439页）。

这当中有封建帝王的避讳规矩，有沿习两广的风俗，把一些发音不吉的词改为吉利（如舌〔蚀〕改称利，书〔输〕改称胜，肝〔乾〕改称润，空〔凶〕屋改为吉屋）的做法，如卯在粤语中读为“”即没有，亥读为“害”，因此改为“荣”、“开”。其余的则属游民社会中使用的“隐语”。不伦不类的修改令人捧腹者，不止一处。例如，“王”字已让太平军诸王所专利，“文王武王”于是改成“文狂武狂”，同样贻笑大方。

《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和最近揭露出来的“地下组织部长”陈仕松曾经干过的“阿太”（瑞安土语中对此类巫师的叫法）一类迷信职业者当然也是属于流民。他们那种神仙附体，口出神言的装神弄鬼，在广西浔州一带称为“降僮”，在广西某些地方又称为“求仙”，完全是一套哄骗愚民的谋生手段。不幸的是，这种游民文化也传染到太平军中，成为拜上帝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篇评介电视剧《太平天国》的文章竟说太平军“禁止迷信巫师巫婆”，可以说是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的记叙比较可信：

秀全与云山既回到紫荆山，会众兄弟热烈欢迎。此时二人闻悉当其回粤时，拜上帝会中屡有奇事发生，因而在兄弟中生出纠纷及有分裂之象。缘当众人下跪祈祷时，忽有人跌在地上不省人事，全身出汗。在此昏迷情状之下，其人似乎有神附体，口出劝诫或责骂，或预说未来之事。其言常是模糊，听不清楚，或则为韵语。兄弟等有记录其较为重要之辞句者，至是尽以呈秀全鉴察。秀全乃按真理以审察各条而判辨各人之言孰真孰假。如此，乃证明杨秀清之言谓：“此等辞句一部分是由上帝而来，一部分是从魔鬼而来的。”

在此等神言中，其最重要而经秀全审判为真者，乃杨秀清与萧朝贵二人之言。杨本为极贫穷之人，但其入会则非常热心及诚恳。在会中，彼忽生哑病，两月内不能言语。会众均觉奇异，以为是不祥之兆；但后来复能言语，嗣后有神附体传言比别人为多。每次代天父上帝传言时，严厉肃穆责人之罪恶，常指个人而宣传其丑行。彼又劝人为善，及预言未来，或号令人应如何做法，其言辞大概留极深刻之印象于会众。萧朝贵则以耶稣之名传言，而其言则比秀清之言较为和蔼。黄氏有族人出言反对耶稣教训，且引人离道，此人即被逐出拜上帝会；其言即被定为假的，为魔鬼附身而说的。

又有许多患病者借祈祷之力而得痊愈。传言杨秀清有代人求神力治病之奇能。由记录上观之，则秀清似是自愿且祈祷将病者之病传诸其身，赎去其病，借使其人得愈，其后自己乃求除病。（《太平天国》六，第866—867页）

这里很清楚地说明，开始时“降僮”是未定身份的“有人”，洪秀全从中选定只有杨秀清、萧朝贵才是真的也即是可信的；内容也很驳杂，包括为人治病的原始降僮，最后发展到上帝会的一种天父下凡教导万民的思想工作方式。《天情道理书》说：

戊申岁三月，天公大开天恩，亲身下凡，出头作主，出头托东王金口，教导兄弟姐妹乃合天下万郭（国）人民，……。

指的是一八四八年三月杨秀清在紫荆山“传言”，教导大家不受妖言所惑，不为敌人所吓，在洪秀全、冯云山被迫离开的困难情况下，坚定信心一直干下去。这时，“传言”虽然是一种落后遇昧的产物，客观上仍起到一定可怜的积极作用。

但是，越到后来，杨秀清的“传言”的消极作用越强烈了。杨秀清可以“突言天父附体，指其人所行何事，立即讯服，重则点天灯，五马分尸，轻则斩首，株连累累，时兴大狱，以示威猛，以眩神奇，故群丑畏悚”（《太平天国》三，第46页）。再进一步，就发展到使用这种手段来修理他加意防范的韦昌辉，“诡称天父附体，时挫折之”。石达开“每见杨贼诡称天父附体造言时，深信不疑，惶悚流汗”（《太平天国》三，第48页）。对于洪秀全，也不例外。《天父下凡诏书二》记录下杨秀清以天父名义让天王受杖四十，并教导洪秀全，“女官若有小过，暂且宽恕，即使教导，亦要悠然，使他无惊慌之心。譬如凿池挖塘而论，不比筑城作营，若遇天时雨雪霏霏，即令其暂且休息，以待来日。现下雨雪寒冻，毋用紧挖。如此安慰，彼必宽意乐心，知恩感德，勇于从事，事必易成”等等，逼使洪秀全作出“自今以后，兄每事必与胞商酌而后行”的保证。（《太平天国》一，第34、35页）洪秀全杀人，也被责：

东贼伪为天父下凡，至洪所谓曰：“你与兄弟同打江山，何以杀人不与四弟商议？须重责。”洪跪求，北翼愿代受责，再三始罢。（《太平天国》四，第720页）

最后，就是伸手要万岁了：

一日，诡为天父下凡，召洪贼至，谓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贼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又曰：“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贼曰：“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太平天国》四，第703页）

同洪秀全比，杨秀清对太平军的贡献确实更大；谁当第一把手更好，也不是不可以考虑。但是，他竟使用了这种露骨的愚蠢做法夺权，确实利令智昏，同时也是流民本性的大暴露。洪秀全尽管昏愦，也不难看出这番“天父传言”的用心所在，内讧是必然的结果。而这场内讧即火并的做法，也全是流民的手法，远远超过梁山泊上的火并王伦。《太平天国全史》引麦高文通讯载：

天明时，东王府内外尸骸堆塞，血肉遍地。其受伤未死者，亦狼藉伏地。“肯能”等浴血出走，践尸而过，曾亲见东王遗尸亦在府内。维时，暴徒蚁聚——乱抢、乱争、乱打、乱杀、乱叫——秩序大乱，杀气冲天。附近兵民纷拥入东王府，乘机抢劫，所聚珍宝，为之一空。又“有一大群人塞满外边院子，等候着那些在府内抢了东西携带赃物走出来者。府内之攘夺与府外之争斗，不管践踏男女、伏尸及受伤未死者之上——情形惨不忍睹。”（拙译载《逸经》33期）

如此滥杀无辜，不仅使得石达开等人震惊，更严重的是整个太平军失去了对上帝教和天父传言这些“神”的伪装的膜拜，上帝教基本丧失了原有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功能。

义和团在北京烧杀掳掠：见一枚火柴杀人全家八口

2011年08月12日 11:31
来源：凤凰网历史

        核心提示：时人记载，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数千名被怀疑为教民的男女老幼，在北京庄亲王府前的广场被杀。前门大栅栏曾有一家老德记西药房，义和团大师兄下令烧毁，周边商户苦苦哀求。大师兄说我们有法术，可以把火势控制在范围之内，当然，法术最后失灵了。

        凤凰卫视2011年5月24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今天我们将继续讲述义和团的故事。1900年春天，在袁世凯的镇压下，义和团逐渐离开山东，向直隶乃至京津蔓延，这时候朝廷突然一改过去的防民心态，转而开始支持义和团，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与当时高层的宫廷斗争息息相关。

        19世纪中叶以后，晚清曾经有过一段同治中兴，史称“洋务运动”，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现代化军队，派出了留学生开煤矿、造铁路。但是甲午一战中国败给日本，这巨大的刺激引发了“戊戌变法”，有识之士希望中国不仅要在军事上，更要在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开言路、立国会、废科举、办新式教育。慈禧负甲午战败之责，表面上已经退到了二线，由光绪来主持变法，但一切事与愿违。

        解说：1898年，光绪皇帝主持了戊戌变法，企图政治制度上向西方学习，但毫无行政经验的改革派太过心急，短短百天时间，一百多道诏令雪片般的从紫禁城飞出。

        台词：臣康有为恭请圣安。

         刘刚（《同网立志之路》作者）：这康有为也是，他有时候乱说话嘛，这个荣禄问他，他说这个你要变法，那祖宗之法怎么办，变不动怎么办，他说杀两个一品大员，问题就自然解决了，他就不懂得这样的一个，老佛爷跟皇帝的这样的一个权力结构关系，祖宗之法那是谁的权力，那是老佛爷的权力，那在庙堂里面，那是用来治理皇帝的。

        台词：关于变法维新的事，你看开头应该怎么做呢？

        臣以为第一步是立宪法。

        雪珥（民间学者）：实际上戊戌变法是由，就在光绪皇帝身边的一帮比较亲近的幕僚，但这帮幕僚呢在官僚体制当中，他是属于比较浅层次的，那么他们推进了一个非常激进的改革，这个激进的改革最大的失策在于把所有的人都推到了改革的对立面。

        刘钢：当时有一个叫这个，参加变法的那个，叫王照的人他就劝过康有为，慈禧这个人呢，她是只有权力没有政见的，绝无政见，他说只要她自身感觉到安全，你把所有好的东西，他说你都用以慈禧的名义往外推，她都可以推的。谈到具体的变法一些新政，慈禧她其实她并不反对。

         解说：可惜，康有为不但没有听王照的，还劝光绪夺太后的权，这引发了太后激烈的反击。

        罗澎伟（专家）：就是慈禧太后呢，曾经和这个直隶总督荣禄呢来密谋就是，利用在天津阅兵的机会，1898年来废掉光绪皇帝，所以呢荣禄啊就在天津为慈禧和光绪专门修建了行宫，但是没有启用，那么政变提前在北京发生了，废光绪的这个也没有成为现实。

        解说：1898年的戊戌政变翻转了整个权力结构，不但新法尽废，而且汉人温和派的势力也被削弱，满人保守派重新占据了中央要职。

        解说：但令保守派不快的是，外国人仍同情被废黜的光绪，把他当成一个失败的改革者来保护。1900年1月24日，北京大街小巷还挂着元宵节的灯笼，喜气尚未褪去，慈禧太后突然在颐和园召集王公大臣会议，决定立溥儁为大阿哥，并准备让光绪皇帝行让位礼，改元保庆，历史上称之为已亥立储。

        这次立储激起了外国使节和国内舆论的一片哗然，慈禧立溥儁为大阿哥总要有个官方解释，光绪在圣旨中说自己，痼疾在躬、艰于诞育，实际上是承认自己没有生育能力。

        雪珥：光绪皇帝他是一个性无能者，那么为光绪皇帝选择后代，是这个皇族内部、是中央最高层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既然光绪自己不可能有后代，既然我们不得不给他选择后代，那么就选择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

        解说：被册封的大阿哥溥儁的生父载漪是光绪皇帝的堂兄弟，与慈禧也有很深的渊源。

        雪珥：因为端王的媳妇，就端王的福晋是慈禧太后弟弟的女儿，也就是说这个溥儁是慈禧太后的侄孙，还是有血缘关系的，这就好比当时慈禧选光绪，不是因为光绪是皇族的后代，不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更在于就是光绪是她妹妹的亲生儿子。

        解说：载漪自幼好武，入满洲亲贵的精锐部队神机营，渐展露才华，慈禧将自己弟弟桂祥的三女儿许配给载漪后，他便成了端郡王，端郡王虽靠山过硬，但始终是首都卫戍部队的一名高级军官而已，从未参与过政治核心的决策。

        刘刚：封他为端王，这个端王就是封错了的一个王，是吧，因为好像这个写的时候，把一个“瑞”字写成了一个“端”字，这小子干什么事他都是，可能这一辈子都干错事的一个主，而且是尚武啊，敢做敢为。

        雪珥：不学无术，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高干子弟，能够过这非常豪华的生活，没有什么政治理想，也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但实际上一直到义和团的时候，他只是一个郡王，那郡王上头还有亲王，亲王上头还有世袭罔替的郡亲王。所以端王的实际上他的政治品级并不高，但是因为他儿子成了未来的皇帝的接班人、候选人，所以他的实际影响力在不断地增长，在他的周围就凝聚了一批力量，或者说很多政治力量愿意向他靠拢、愿意去利用他。

        解说：戊戌变法期间，端郡王载漪曾哭着跪求慈禧出山挽救国家，慈禧觉得他政治上很过硬。

        雪珥：那么这个举动实际上是慈禧在向这个所谓的这些保守势力，实际上它是一种利益联盟，并不见得他们真的保守，它妥协的时候的一种，大家一种讨价还价之后的结局。

        解说：册封消息公布后，端郡王府立刻宾客盈门，据说端郡王还准备了大型酒宴，特接待外使来贺，但外国人谁也没来，端郡王自此对洋人恨之入骨。

       端木赐香：按照惯例他们也应该表示来祝贺，包括慈禧老太后都极尽巴结之能事，提这个各国公使夫人请她们吃饭，送给她们珍贵的礼品，慈禧老太后按照中国的理念认为，这些女人回去以后会吹枕头风，但是老太后也发现不对啊，我白请她们吃饭了，不但没有人来祝贺，甚至提前就放言了，我们支持光绪，如果发生有不利于光绪的那个结果，那么中国你们后果自负。

        刘刚：这各国公使是这样的，你做了就是你做了，那是你的官事，他也无权干涉，但是你要去征求他意见，他肯定不同意，他不能说他同意，他要同意的话他就参与了这个，所以的话，这个一个不同意的话呢，它就很麻烦。

         端木赐香：自此以后载漪痛恨外国人，不共戴天。

        刘刚：那么慈禧还可以从容的来布局啊，来展开她这一套，那载漪他不行啊，他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

         解说：此时天遂人愿，仇外的义和团运动在华北蔓延，端郡王说夷兵所持火器者，神拳复能制之，此天讃我也，必收用之，他后来曾在总理衙门设神坛，要用神仙来对付洋鬼，朝内保守人士也随声附和，同治皇帝的老师徐桐说，此天意也，异种自此绝矣。

        陈晓楠：1900年的3月，义和团已经蔓延到北京，在紫禁城神武门外的墙根下，每天呢都有一二十个少年操练义和拳，到了4月中旬，大街小巷到处都贴着告示，说义和团哪天哪天要烧哪个教堂，哪天哪天又要烧哪个使馆，坐镇中央的慈禧对此类汇报呢仅批一个“览”字，此时她对义和团一边默许，一边在观察。

        解说：1900年5月以前，慈禧尚未信任义和团，她不过想利用民间声势使洋人有所畏忌，不再动辄相欺。5月底，京郊芦沟桥一带的铁路、火车电线被毁，洋人四名被屠、四名受伤，各国公使要求调兵来京保护，慈禧有感事态严重，名严查首要、解散胁从、保护教堂教民，骂义和团为“拳匪”。

        端木赐香：这义和团是否可靠，她相信不相信呢，我认为她还是半信半疑，她受谁的影响呢？就是刚毅让他们去涿州。

        解说：6月5日，慈禧派大学士刚毅和军机大臣赵舒翘去义和团集中的涿州视察，一方面想看拳乱严重的程度，另一方面要看看所谓神术的真假。刚毅乃满洲镶黄旗人，1898年戊戌政变，他因力主废除光绪得到慈禧宠信。随同刚毅视察的军机大臣赵舒翘科第起家，是个明白人，他知道降神附体乃邪术，但刚毅在旁他也不好说什么，回到慈禧面前，慈禧问义和团神术如何，赵只是一味胡扯，形容义和团团民两眼如何直视、面目如何发赤，一旁的刚毅见状赶紧补充到，义民可靠，神术甚神，可以报仇雪耻。

        端木赐香：微访的结果，刚毅回去以后光做样子，义和团眼睛是怎样发直的，然后怎么练的。

        解说：实际上刚毅等人，抓住了的慈禧的心理，满清入关，即带进原始宗教萨满教之传统，一切家国大事都要遵循这一传统，而义和团所谓的神术与萨满教中的巫术不谋而合。

        刘刚：它实际上它这个萨满教，作为一个最隐蔽的、最核心的一个权力机构，它在控制着这个大清帝国，我们现在东郊民巷那个地方设了一个堂子，堂子就是他们萨满族祭天祭神的地方。其实真正的军国大事，像什么出征啊、废立啊，重大的事情，她是跟家里人商量、家族商量的，汉大臣再大的权，他是进入不了这一块儿的。

        解说：实际上，“老佛爷”这个称谓即有萨满教的意味。

        刘刚：“老佛爷”这个头衔的话呢，就很有点这个萨满化的那种，这个佛祖的那个味道，它整个这样的一个群众运动的话呢，它本身它又有那种原来的神道社教的基础，整个一个萨满化再包装一下，他们就团结在庙堂的周围了。

        解说：慈禧听罢沉默良久言，即使法术不可靠，难道人心也不可靠吗？中国积弱已久，所能凭靠的只剩人心了，若失了人心如何立国。

        刘刚：这个群众运动一起来，这属于无政府状态，但无政府状态并不是无权力状态，那么什么权力它出来了，庙堂里的这个君权跟神权。

        解说：次日慈禧即谕令，顽固派的领导人端郡王载漪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交部终于被保守派所掌控。三天以后慈禧从颐和园回宫，这时守卫直隶的部队是武卫军，其右军已跟着袁世凯调往山东，左军马玉昆部驻山海关，前军聂士成驻天津，卫戍北京的为后军和中军，有荣禄管控，荣禄为人油滑，慈禧有点信不过。

        端木赐香：荣禄是很精明的一个人，他反对老太后公开招抚义和团，甚至他也反对老太后废光绪，但是他保护不了光绪。

        雪珥：因为他们认为荣禄是靠不住的，荣禄非常的滑，那荣禄底下的其他的一些军队，尤其是袁世凯的军队是靠不住的，因为他完全受的是西式的训练，而且他的政治理念上比较偏右。

        解说：为防不测，慈禧特调董福祥甘军进城，驻扎永定门内。

        刘刚：慈禧要宣战的时候，人家问他你靠什么呀？她说我就靠董福祥，这个她说的很奇怪，她为什么要依靠这么一个人。

        刘刚：哦，原来董福祥的父亲，原来是哥老会的，这个哥老会又是从白莲教进入入甘（军）的一支，那么也就是说呢董福祥这个人，他的这个转向、他的来源，他实际上是整个义和团运动的一个先驱者似的人物，他早就在这么做了。而且他这支军队，这就像文革支左一样的，整个你这个义和团，你是这个你是一个造反派，你在造反，皇帝是可以用政府来镇压的，那么北京它所以弄不动它，政府弄不动这些人，就是因为有这个董福祥在支左，这个是慈禧太后真正的一个，她能依靠的一支萨满子弟兵。

        解说：此时甘军中不少士兵也已加入了义和团，甘军首领董福祥还暗中与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结拜了兄弟。

        刘刚：他这个军队的构成啊，他成分那跟这个运动的性质是那么的吻合，他的那些兵，他原来都是他哥老会，跟他就那么出来的，这些人跟这个义和团的这个，它天然的就有这种融合的东西。

        雪珥：当董福祥的甘军，这么一支最腐朽、最落后的甚至最残暴的一支军队进入北京之后，北京就被控制在极左边的势力的手中。

        刘刚：当时皇帝就说了，这个董福祥是董卓进京哪，那当时的话呢，董卓进京那皇帝，那是他是冲着我皇帝来的，但董卓进京还有个含义就是说什么呢，虽然你拿他来对付我，这个人的话呢，也有可能也有人来对付你的，他董卓他来了就不走的。

        解说：1900年5、6月间，拱卫北京的门户天津已成为义和团重镇，有两万团民。

        罗澎伟：天津是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的水旱码头，是南运河和北运河呢衔接的地方，所以呢大批漕民的到来，那么他都可以在天津呢，过去找到自己的生活来源，但是船民现在失去了生活来源，就成为一种没有职业的游民。

        航鹰（天津作家）：于是呢就形成了一种叫码头文化，就来到这儿以后就是拼命啊对吧，这个能成的就成了，不能成就饿死了，或者就又流浪到其他的像关外啊，闯关东去了，它就是这么一个枢纽，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民风，它就是比较勇猛，比较崇尚英雄，英雄崇拜呀、义气呀。

         罗澎伟：码头工人的下层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社会阶级，就是所谓的混混，因为他的生活没有保证，所以非常讲团结讲义气，但是呢往往在社会动乱的时候，对社会的破坏性也是非常大的。

        解说：天津义和团的首领叫曹福田，天津静海县人，他曾加入过清军，有很深的大烟瘾，当时领导了一支两千人的团民队伍。

        端木赐香：打仗的时候手中不拿武器，他拿的一根两尺长的秫秸杆，就是咱们那个高粱，高粱棍，两尺长，说凡是没有武器的跟着我走，一人拿一根高粱棍，当时就打那个老龙的火车站，说走到前线自动就会变成枪了，能搞到这种程度的人，我们怎么去高估他的个人品德去呢，我觉得定为混混或者，坑蒙拐骗也许更合适一些。

        解说：另一个领袖叫张德成，本是高碑店白沟河畔的一个船夫，因河运受洋人轮船海运冲击而失业，他平时往来江湖结交甚广，可谓一呼百应。张德成在杨柳青、天津西郊等地设坛十余处，号称天下第一团，自认坛主，是义和团中势力最强的队伍。

        端木赐香：张德成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个《西游记》里面的悟空学的，悟空要保卫唐僧的话，他会画一个圈，你不出这个圈，妖魔鬼怪就不会来了，咱的张德成是打仗的时候，是画三个圈，画三个圈，而且是，其实他们的文化层次也是很低的，就是学了看了点《封神榜》、《西游记》。

        解说：早期义和团成员多为纯朴善良之农民，但成员逐渐复杂，有些人以团民为掩护，趁机为非作歹，白莲教等地下帮会组织也开始渗入义和团，时人称这些人为“伪团”。

        端木赐香：其实不存在什么伪不伪，这本是就是个伪问题，因为义和团本身就是个大杂烩，它就什么样的人都有，而且我认为在非常时期，能登高一呼有人跟着他的，这种人我觉得道德品行方面，我们不能过分的高估他。

        解说：天津还有一种专门收妇女的拳会，叫红灯照，入会妇女统统穿了红衣红裤，右手提红灯，左手持红折扇，年长的头梳高髻，年轻的绾成双丫髻。红灯照的大师姐叫林黑儿，义和团风起，她弄了条大船停泊于贾家胡同北口的南运河上，自称黄莲圣母设水上塘口。时天津盛传，入了红灯照的妇女，跟着这位大师姐习拳不用几天，就能持红折扇徐徐扇动、升高登天，右手将红灯投掷哪里，哪里便是一片烈焰火海，威力宛如今天的轰炸机。

        解说：上谕称对团民要一视同仁，制止看其与匪与否，不管其会不会也。因怂恿义和团在外交压力下被免职的前山东巡抚毓贤也得到了慈禧的接见，慈禧亲赐福字，并将他平调到山西做巡抚，这是一个严重的信号，外国公使们对大清国的这种问责制度大惑不解。1900年春天，义和团开始自通州涌入北京外城，5月20日已经在华工作了四十年，时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感到危机四伏，他在信中写到。

         义和团成员们忙忙碌碌的，想搞出乱子来，如我妻子和家人在此，我会把他们送到日本去。

        罗澎伟：这种情况呢，已经当时被担任这个总税务司的赫德发现了，曾经警告过外国的侨民，但是呢他们没有引起来足够的重视。

解说：5月28日拳民摧毁了丰台火车站，英国公使馆通知英国侨民，如感到威胁，可到英国公使馆大院中避难。进入北京的义和团标准装束是头裹红巾、腰缠红带，如条件许可，最好还穿上红裤子。义和团对外来事物的愤怒，首先发泄在铁路、电线、教堂、洋建筑这些舶来品上，然后便是洋人和一切与洋字沾边的东西。

        外国人被称为大毛子，一律杀无赦，中国人教徒则被称为二毛子，其他通洋学、懂洋语，乃至用洋货者被称为三毛子，以至十毛子不等，轻则被殴辱抢劫、重则被杀，时人记载，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

       张鸣：当时有一个北京，北京城里有一个五城公署的衙役，这个人叫王大典，粗通文墨，每天义和团期间每天写日记，写的半通不通，但是每天写，他没有立场，他就看热闹，我通过他日记，你看出义和团干什么事了，第一个它就除了练团之外，就是杀人，杀什么呢？第一个杀这个教民、杀传教士，而且往往是抓那些妇孺，剁成肉酱。

       解说：数千名被怀疑为教民的男女老幼，在北京庄亲王府前的广场被杀，北京城成了屠宰场。前门大栅栏，曾有一家老德记西药房，义和团大师兄下令烧毁，周边商户苦苦哀求，担心殃及池鱼。

         雪珥：很多商人就说，你别烧这个地方会酿成火灾的，这个时候就义和团的那一面展现出来了，大师兄说我们有法术，可以把火势控制在这个店范围之内，当然法术最后失灵了。

         解说：大火延烧了三天，将繁华的前门一带烧成废墟，正阳门楼也受殃及，京城二十四家铸银炉厂，因集中于大栅栏也全部被毁，金融秩序大乱，北京的工商业陷于完全瘫痪。

         罗澎伟：因为中国可以说几千年来呢，一直是在这个中央集权的这种，极端的中央集权的极端政治统治之下，那么它的社会控制是非常严密的，特别是到了基层，可以说呢中国人一辈一生一世，特别是基层的老百姓一生一世没有表现自己的机会，表现出来就是一种爆发式的、就是一种破坏式的，我想这种历代农民革命都是如此。

         解说：局势已经走到了失控的边缘，1900年的春夏之交，大清国的首都北京在风声鹤唳中等待着的是一场大灾难的来临。

        陈晓楠：义和团的迅猛发展使在京的列强使节大为恐慌，他们纷纷要求清政府采取措施遏制义和团的发展。5月28号在京各国公使提出，派出使馆卫队进入北京，清政府同意了，但是提出了每馆以二三十人为限，结果列强先后派出了三百多人进京，大大超出了清政府的限制，这些行为对清政府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双方的互不信任在加剧，一场解难也在所难免。明天同一时间，请各位继续收看《国难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