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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可望入黔入滇屠城初考
清《普安直隶厅志·武备》有一按语：“普安厅于康熙二十一(1682年)年始奉正朔，其先遭孙可望……之乱，蹂躏最甚，屠杀亦惨。旧志修于乾隆戊寅(1758年)，相距不过百年，已无一字述及，则当日之散佚已可知矣。”作为修志之人，读至此，不免感慨兵燹破坏之烈。然而，孙可望蹂躏屠杀的详情早已湮没无可稽，人们似乎也忘却了。一次，盘县籍友人郑健强告诉我：老辈人说，盘县城（明末时称普安州）确实曾被孙可望所屠,称“丁亥屠城”。此事就象个谜，吸引我总想探个究竟。
翻了一些书，孙可望其人大致情况并不难了解：
孙可望(?～660)，陕西米脂人。明末参加农民起义军，为张献忠居长的养子。张献忠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其部众称大西军。孙可望号称“一堵墙”, 以善战位至平东将军。清顺治三年（1646年）十二月，张献忠在川北西充凤凰山遭清军伏击，中箭身亡，临终前留下联明抗清遗言。遵照遗言，孙可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率部由川东入黔入滇。在大西军完全控制云、贵和川东南的广大地区后, 孙可望个人野心膨胀，威逼南明永历帝封其为秦王。永历居安隆所时，孙可望作威作福，操纵擅杀吴贞毓等大臣18人，其后试图称帝，未成。对一心“归明抗清”成为永历政权支撑主力并不满其所作所为的李定国、刘文秀等，孙可望既嫉妒又仇恨，先欲制服,后来发展到欲阴谋除之。公开破裂后,孙可望于永历十一年（1657年 )，亲率14万大军征讨李定国，结果将士反戈，为李定国所败。十月，孙可望逃到长沙降清，献出云贵军事详图，尽以滇黔虚实告之，并招降旧部,导致大西军的失败和永历政权的很快覆灭。事后，孙可望受封义王，隶汉军正白旗。遗民方文目睹孙可望进京，赋诗道：“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不久，孙可望不明不白地暴毙。官方说是病死,无人相信,野史一说“从出猎，毙于流矢” ，一说“被酖”。
但关于孙可望入黔入滇过程中是否屠戮百姓的信息，却仅得一鳞半爪，且记载和说法并不一致。
孙可望入黔，事在清顺治四年（丁亥，1647年）。
其间，有否“屠城”行为呢？《西南纪事》云：大西军“住遵十日，秋毫无犯。”由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校注的《贵阳府志》卷二注释［1］说：“《府志》据《明季南略》、康熙《贵州通志》谓‘孙可望屠贵阳西走’，但据《西南纪事》载，孙可望自綦江出发，即下令‘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屠贵阳城’之说不可信。”《西南纪事》是这样说的：孙可望进入贵阳，即“出示招抚百姓，十日后，百姓悉回。”《明季南略》卷之十确实也有“出示招抚百姓，十日后，百姓悉回。”的记载，其后却言“二月终，清兵至遵义，可望诸贼遂屠贵州（贵阳），渡盘江走滇。”清贵州巡抚（康熙二十六年至三十年任）田雯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所作《黔书·定黔》亦言：“丁亥正月，可望破遵义，入贵阳，出兵四路，搜捕箐洞。平(平坝卫)、威(威清卫)、龙(龙里卫)、新(新添卫)之间千里肃然。二月，攻定番城，屠之。三月，我朝大师西征，兵至遵义，可望闻风遁，屠贵阳城去。”此说与《贵阳府志》卷二《大事纪中》“顺治四年……，三月，流寇孙可望屠贵阳西走。”的说法完全一致。
各种史料因编篡者立场不同，所记有异甚至相反，并不奇怪，取舍却需要认真分析。“屠贵阳西走”、“ 屠贵州（贵阳），渡盘江走滇。”的记载言之笼统。“可望闻风遁”，也与孙可望乘云南内乱主动奔而取之的事实不符。但定番的被屠却有详细记载,似不可不信。
《贵阳府志》卷六十《录七·明守土政绩录第三》载 ：“顺治丁亥年,孙可望据贵阳。三月(应为二月)，遣其党艾能奇寇定番。……十二日禺中，城中火起，兵皆救火，城东隅陷，贼遂入城。…… 是日，文武士类死者数百人，在城官绅及其妻女无一存者，军民无算。能奇去，城中白骨相枕藉，乡民不入城者三月。卧龙司菩提寺僧拾而葬之，世所谓‘万人冢’也。”所记资料大概源于王睿《定番殉难纪事》。《定番殉难纪事》是这样说的：“顺治元年，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时蜀黔滇粤末隶版图。丙戌，王师西下，流贼张献忠死于蜀，其党伪平东将军孙可望率丑类破永宁、陷遵义。丁亥正月窜入黔省，官军如鸟兽散，贼焚劫原野，道路绝人烟。…… 会按察使张耀、参议曾益、都司陈瑞徵知定番弓弩手强甚，抵州结束土司，慕（募）兵为恢复省城计，…… 二月初五日，可望令伪定北将军艾能奇复来寇，师号五万 。……十二日巳刻，城内火忽起，人争灭火，贼乘势登城东隅，而城陷矣。…… 是日也，刀声如炮响，血甚流杵，城中数百人，上至官司，下至妇女，竟无一生者，……满城瓦砾白骨邱聚，四乡不入城者凡三月。卧龙菩提寺僧汪姓者，佣人拾遗骸聚东关，火而瘗之，俗呼为‘万人坟’。”
据《黔书·定黔》所记，此后在进军云南途中，孙可望几乎是一路屠城而去。“至镇宁，参议武右文率众拒守，城破被屠。并屠安南、普安等城，遂入滇。”
对此，新编地方志的记载可资佐证：
2005年5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志·大事记》载:“顺治四年（1647年）三月，张献忠部将孙可望从四川退入贵州走云南，路经安庄逼攻卫城，城陷后，居民死伤无数，监军道伍（武）右文全家37人被杀害。”
1993年10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晴隆县志·大事记》载：“顺治四年即南明永历元年（1647年）春，孙可望率张献忠余部由黔趋滇，驻安南卫城永宁知州曾异撰及进士程玉成等率军扼守北盘江。孙可望强渡北盘江，曾异撰兵败，退守卫城，城破，曾战死（2002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岭县志》谓“曾异撰自焚而死”），葬于城东独秀山丁家园。”
普安（今盘县）被屠事除《黔书·定黔》提及外,乾隆《普安州志·师旅考》亦有载：“ 国朝,孙可望屠普安城。案：……孙可望陷普安，屠戮几尽，时顺治四年三月也。”民间亦有口碑,如郑健强所述，并反映在《盘县文史资料选辑》1963年第一辑上：“孙可望屠城时，全城五六百户人家尽遭惨杀，仅任、董二姓逃出少数的几个人。死尸丛葬于西冲先农坛（即农早庙）后面，此地称‘万人坟’。”盘县籍另一友人任天成曾告诉我，据《任氏家谱》记载,其祖上就是当时缒城而出幸免于难的。据郑健强推算，其时当在丁亥年三月二十一二日或二十三四日之间（《面对一尊石碑》,《新都市文学》2006·2）。只是孙可望当时意在云南，没工夫赶尽杀绝。《普安直隶厅志·地理》说：“孙可望攻陷普安，旋至粑粑铺，见山屯防守严密，不攻而去。”粑粑铺位于城南，有新城山，“为明末乡人避兵处”。
入云南后，孙可望“二十五日屠平彝(今富源县)，二十八日屠交水(今沾益县）)，二十九日屠曲靖。”（《平彝县志·沿革》，《明季南略》卷之十四亦记：“可望等诡称援师，由贵州兼程，于三月廿八日屠交水，廿九日屠曲靖。”）
贵州著名诗人吴中蕃之父吴子骐在大西军围困贵阳时，率乡兵在滴澄桥狙击，兵败被俘，不屈而死。是年,吴中蕃写下《丁亥纪乱》:
甚日春城铲贼壕，堪怜原野厌流膏。
天心巧设量人壑，地气全钟作柱蒿。
贼去兵来梳与篦，饥成疫作滤而淘。
低徊为想身亲事，史籍何曾得一毫。
后来吴中蕃为了挽救国家颓局，舍弃私怨，仍与孙可望同在永历王朝为官。“一生戎马内，毕世乱离间”的他，前后写了《春江行》、《移营》等许多著名诗篇。诗中“乱后人家少，三两便成村。…… 白骨篱边拄，玄狐屋上蹲。”“人生非死敌，荒冢亦成堆。”“江流宛转鹤盘旋，荒坟野鬼啾啾哭。”等诗句，便是当时战争灾难的真实写照。
大西军到云南后，率兵击败沙定洲，并进军禄丰，击败原云南副使杨畏知。杨在云南迤西一带颇有影响，且是孙可望的陕西同乡，孙可望派人前往招降。杨畏知愿降，但约“三事”：“一、不仍用伪西军号；二，不杀害良民；三、不焚庐舍、掠妇女。”（《南疆逸史》、《野史无文》、《西南纪事·杨畏知传》）孙可望等应允，迤西八府因此免遭屠戮。杨畏知之约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孙可望也通过约法三章取得地方士绅支持，在云南站稳了脚跟。然而，忠事永历朝的杨畏知最终不肯屈从淫威依附跋扈的孙可望，且“语多侵可望”，以致“ 可望闻之怒，使人召至贵阳，面责数之。畏知大愤，除头上冠击可望，遂被杀。”此是后话。
张献忠甲申、乙酉、丙戌三年屠四川，“孑遗者百无一二”。其中也有孙可望的“功劳”。据《蜀碧》载：1645（乙酉）年孙可望等四将军分道出屠，穷乡僻壤，深崖僻谷，无不搜及；得男手足二百双者升把总；正月出，五月回。笔者认为，孙可望这位“杀星”丁亥年入黔入滇之初似不会忽然放下屠刀。奈何屠城事史料星散、匮乏，正如民国间《贵州通志•前事志》执编者任可澄所言：贵州“文献之可考于今者千百不得什一”。普安州被屠详情，乾隆间“相距不过百年，已无一字述及”。如今又过了6个甲子，要全盘弄清更加困难。
本文名曰“初考”，意在引起爱好者的关注，以便搜索更多史料逐渐解开这一历史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