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沐擎炎景熙完整版:《瞭望》：解读胡锦涛“七一”讲话精神 奋进为人民

　　一篇“七一”讲话，浓缩了中国共产党90年征程，有光荣，有挫折；指明了百年乃至更长远的大计，有梦想，有路径。

　　“三件大事”，“四个选择”，“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一个制度”，“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四个保持”，“三个没有变”由这些系统整理的论断，可读出成竹之在胸。

　　翻阅中国共产党90年血与火、钢与铁的历史，有时令人掩卷长叹，更主要的是一部奋进史，浩然之气溢满这片东方大地。遥想当年，亿万工农，各界精英，把对这个国家与民族的热爱与希冀，倾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集结到她擎起的旗帜下，从救亡图存，走向崛起复兴。

　　然而，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只是庸人所为。不管过去有多么辉煌，当下有多大政绩，也不能一劳永逸。

　　归根到底，在中华大地上，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秉行人民的意志，顺应时代的潮流，才能引领人民，继续造就不世之功。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所明言，面向未来面临的问题还很多，对如今一代共产党人而言，这恰是再续理想、告慰先辈的机遇。催人前行的号角已经吹响，执政为人民的新长征，就从新的历史起点开始，它将是比二万五千里更漫长的路程。□　　（文/汤耀国）

　　历史最具说服力

　　历史和人民所作的“四个选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成就了党和人民为之奋斗的“三件大事”，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董瑞丰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节点，总书记讲话，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不可少。但回顾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为了给自己歌功颂德”，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谢春涛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而是通过历史，恰如其分地阐明中国共产党的贡献和地位，抑或说是，执政的合法性。”

　　在“七一”讲话中，胡锦涛把党的90年历史归纳为“三件大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件大事”的推进和完成，则是“四个选择”的进程——“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

　　历史的回顾，尽管最具有说服力，但也仅是确立起一整套逻辑的最初起点。“中国共产党要得到老百姓的进一步认同，还需依靠更多现实表现，展露更多出色的执政成就”，谢春涛说。

　　符合历史本来面目

　　《瞭望》：“七一”讲话简明扼要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归纳成“三件大事”，如何理解？

　　谢春涛：用“三件大事”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用高度凝炼的语言展现了党对这个民族、国家的贡献，准确，全面，也很有说服力。简而言之，三件大事就是中国站起来、强起来、富起来。

　　“三件大事”符合历史本来面目，而历史本身最具有说服力。90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是因为它真正赢得了最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

　　在领导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捍卫国家民族利益，真诚地解决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民生问题，努力地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党、政府和军队保持高度廉洁。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又取得了多方面的执政成就：政治上，建立了各级人民民主政权；经济上，恢复了被多年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外交上，荡涤了帝国主义的污泥浊水；国防上，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这几个方面的努力及成就，表明了新中国“新”在何处，也具体说明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解放”，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的我们未必有深切的感受，但对于亲身经历过新旧社会对比的人们，其体会应该是刻骨铭心的。

　　从1953年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近年来，因为改革开放使非公有制经济得到发展，农村也全面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有人认为改革否定了当年的改造。这完全是误解。当年改造建立起的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改革只是对原有基本制度的丰富和完善，绝不是要否定它。

　　不必讳言，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我们也走过弯路，甚至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失误。但是，这些失误都是在探索中发生的。因为没有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苏联模式，那就不可能完全不出现失误。对这些教训的总结，为后来走上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提供了深刻教益。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了教训。1978年，邓小平等领导人出访发达国家和地区，又意识到我们的落后和原因。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从而实现了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这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已经逐步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不可避免的”选择

　　《瞭望》：完成这“三件大事”的进程中，得出“四个选择”的结论，分别具有怎样的历史必然性？

　　谢春涛：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之前，这么多政党、这么多政治力量都进行了尝试，谁也没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真正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一百多年里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充分证明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以来，中国逐渐沦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相继不断地向外界学习，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曾先后有过两三百个政党，这些政党在刚成立时，往往都宣称救国救民，但绝大多数很快烟消云散。

　　举个例子来说，国共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汇聚了最广大的民心和民力。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所选出了第一届院士81人，其中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者9人，滞留国外者12人，逝世1人，其余59人都选择留在大陆。

　　为什么这些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知识精英会选择留在大陆？学者季羡林曾在晚年回忆：“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也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可以说接触过几乎所有的学说，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中国的问题。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推动中国不断向前发展。有了毛泽东思想，才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与中国共产党差不多同时成立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不少至今还没取得过革命胜利。而邓小平理论经过丰富发展，包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战略思想的提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历史充分证明了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和正确性。

　　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近代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以来，由于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独立以后的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难以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很可能成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加工厂和单纯的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甚至失去已经争得的政治独立。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大，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

　　为此，胡乔木曾说，就50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无论早几年或迟几年，保留多少私有成分，经济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具备多大程度的灵活性，“总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选择改革开放？由于照搬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发展滞后，老百姓生活没有实质性改变。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几乎没涨过工资，许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穷则思变”，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

　　1984年10月1日的35周年国庆大典上，游行人群中突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一句最简单的问候发自肺腑，映射出当时人民对于改革的拥护与支持。

　　而在后来的苏东剧变之时，中国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坚持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邓小平曾就此总结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过去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

　　《瞭望》：历史作出了选择，但为何要不断强调继续坚持“四个选择”？有何现实针对性？

　　谢春涛：回顾历史已经可以看出，“四个选择”的确是历史的结论，是人民的选择，而不是自吹自擂。但在今天，还有一些人不见得心甘情愿接受这一结论，不一一认同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这些人未必有多大影响，但客观上是存在的。因此，党中央不断强调坚持“四个选择”，不断通过历史来说服、教育全党和人民，目的就是增强大家的认同。

　　而且，胡锦涛总书记提醒全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光从历史上认同还不够，中国共产党要得到老百姓的进一步认同，还需依靠更多现实表现，展露更多出色的执政成就。也唯有如此，才能继续坚持“四个选择”。“七一”讲话随后以较长篇幅讲党的建设，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即是延续了这样一个逻辑。

　　中国共产党也深知，在前行的道路上仍有很多风险和考验。重大的基本的挑战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科学发展的挑战，我们要用科学发展观这一新的发展思路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社会和谐的挑战，我们要用平衡协调各阶层利益关系等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平发展的挑战，我们要使国际社会成员相信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是机遇，不是挑战，更不是威胁，从而赢造一个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空间；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挑战，我们要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实现各民族间的真正的友爱团结；执政党建设的挑战，我们要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使党在复杂环境下保持生机活力，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些挑战，并已有了有效的应对之策。如果党中央的各项主要战略部署能得到深入的贯彻落实，这些挑战和其他挑战都能成功应对。

　　经历过徘徊、焦虑、坚韧、突围、前行、奋进的中国共产党，正率领中国人民创造性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历史会再次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地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跨越各种障碍，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

“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方兴未艾、任重道远。它需要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李崇富

　　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概括了90年来的三大成就，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新的概括，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这三大成就，是党团结带领人民继续前进，开创工作新局面，赢得事业新胜利的根本，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

　　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和一个制度是一个整体。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于并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求索，是制度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精髓。

　　要真正理解和认真贯彻落实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必须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才能够在实践中真正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到既避免教条主义、固步自封，又不走歪路、邪路。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壮大，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初的艰辛探索，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和发展，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实际相结合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伟大成就。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作为贯穿中国共产党90年奋斗史的一条红线和主线，是一脉相承、逐步深化的历史过程。

　　“两次革命”产生“两次飞跃”

　　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相继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既指导和推进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又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现“两次历史性飞跃”。正如江泽民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其后，党中央和江泽民、胡锦涛，相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

　　理论创新依赖实践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两次飞跃”的现实基础，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进行了“两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中国社会制度上的革命和创新。其历史性任务，是通过人民战争，推翻旧中国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其途径，是党和毛泽东通过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即井冈山道路），以及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又开创了（以“一体两翼”、“和平赎买”为主要任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使我国在社会性质、社会形态上，发生了根本变革，从而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新时期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要“革”过时的、僵化的旧体制的“命”。即通过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以便找到一条适合国情、能够使我国较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这“两次革命”和“两次飞跃”，是贯穿党的90年奋斗历程，贯穿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事业的同一个历史进程的前后相继的两个发展阶段、两个密不可分的理论创新形态。其中，革命实践是现实基础和客观根据；而理论创新则是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思想指南。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旗帜，是我们的党魂和国魂，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巩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并逐步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行动指南。

　　与时俱进的统一体系

　　近9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及其实践，是一个循序渐进、统一而又分阶段发展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所指导和实现的社会变革，是我国新时期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其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第二次飞跃”的最直接的理论前提，它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根本的方法。因此，“第一次飞跃”是“第二次飞跃”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第一次飞跃”，就没有“第二次飞跃”。

　　以新时期实践探索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是对“第一次飞跃”的继续和深化。其意义非常重大而深远。如果没有邓小平在“第二次飞跃”中所倡导的改革开放，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那么，“第一次飞跃”所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逐渐丧失生机活力，就难以坚持和发展。

　　邓小平在“第二次飞跃”中创立的“邓小平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基本构架；其后，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先后又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我们党在新时期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及其理论成果，是对“第一次飞跃”及其理论成果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最直接、最切近、最关键的指导意义。同时，我们必须明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只有联系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发展及其中国化的全过程，正确认识和把握“第一次飞跃”与“第二次飞跃”及其理论成果之间客观的历史联系、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把握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继续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方兴未艾、任重道远。它需要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好地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而要做到“自觉推进”，就必须认真总结和坚持我们党90年来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借鉴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积极而慎重地认识和坚持以下四种基本关系的统一：

　　第一，必须坚持党的工作重点与指导思想的完整性的统一。过去90年，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业化探索、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等发展阶段。同时，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党的指导思想是一个有其逻辑层次、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只有坚持党的工作重点与指导思想完整性的统一，我们才能够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和精神实质，才能够真正理解和更好地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二，必须坚持社会实践的基础性与科学理论的导向性的统一。社会实践是理论的基础。一切理论都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和发展。同时，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实践，也离不开正确的理论导向。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社会主义、没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我们既要反对轻视实践、脱离国情、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倾向；也要防止轻视理论、迷信局部经验、只讲眼前实惠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坚持社会实践的基础性和科学理论的能动性和导向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基本原则。

　　第三，必须坚持理论创新的时代性与原理体系的相对稳定性的统一。实践在不断发展，时代在不断演进。故而，只有以反映时代变化、实践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其本质要求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把握时代脉搏、富于时代气息、引领社会潮流。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必须面向实践、与时俱进，在继承和坚持中，不断发展和创新。然而，一般说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要慎重对待，不能轻言“突破”、“搁置”和“放弃”。这是因为其基本原理及其科学体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这种“相对的稳定性”，根源于它的研究对象，即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对立物——社会主义社会，各自都具有在其社会性质上的相对稳定性，以及该社会基本矛盾的相对稳定性。

　　第四，必须坚持基本原理的普遍性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的统一。这种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体性的概念而言，其中“中国特色”，就是主要用以表征和体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而“社会主义”，则主要是用以反映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具有的共同本质、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即主要表征其普遍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我国特殊国情和具体实践的历史性的统一。

　　对此，胡锦涛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而继承毛泽东的事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邓小平，是坚持这种统一的典范。

　　综观之，只有坚持以上四个方面关系的统一，才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能够比较自觉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更好地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警醒中更好前行

　　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是应对考验、化险为夷的制度屏障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俊杰

　　实习生夏奕

　　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提出“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全党全国为之一震，海内外广泛解读随之而起。

　　“四大考验”为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四大危险”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有鉴于此，胡锦涛指出：“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的中央党校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教授直言，在党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种种风浪与惊险层出不穷、从未间断，在新的历史环境与条件下，以新的概括和表述语言，向党发出了警号，意义重大而深远。

　　“对考验、危险的解读，要同实际行动，要同改革创新目标，最终要同我们百年大计目标联系起来。”叶笃初说。

　　为何严重预警

　　《瞭望》：在全球都在热议“中国奇迹”之时，党的总书记向全社会公开提党自身面临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为什么？是考验真的很严峻、危险真的很迫切，还是“盛世思危”，为防微杜渐，才有意识地把话说得这么严重？

　　叶笃初：如此光明磊落、公之于众，在我经历党内生活几十年中，确实是不多的。过去也说，其中分量和语气较重的通常只是在党内或高层干部中，这次则是直面社会，这就是党务公开、接受监督的实际行动。

　　这一次集中的概括很重要，过去的文件中，虽然分别也有一些表述，但是这次联系起来作统一整体的说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纸质媒体和网络中已开始流传“几个危险”这样语言学家称之为“标数式简称”的用语。如果就实质内容而言，对此的确应说形势比较严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必须强调，这次提出危险，绝不是消极的、悲观的，而是积极的、进取的，意在更加警惕危险，努力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使我们的科学发展、深化改革获得新的更大的精神动力。“安必思危，兴必虑衰”。你们说“盛世思危”，这样来讲也不为过。

　　希望大家注意到“七一”讲话中还鲜明地提出：要始终保持党开拓前进的精神力量、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的蓬勃活力、保持党的肌体健康。这“四个保持”总结了中国共产党90年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成功经验。

　　《瞭望》：在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上，与此类似的预警有过几次？

　　叶笃初：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遇到并获得消解的风险是很多的。在我的记忆和查阅文献记录中，比较大的如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曾预言可能发生的大事变，即问题、困难、危险，多达17条，要求全党应对非常的困难、非常不利的情况。同时又讲，我们一定要胜利，并列出了7条有利条件，或者说是光明方面。最后的结论是会取得成功。

　　还有一次是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可能因为胜利而产生骄傲、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四种情绪”也是“危险”情绪，是可能导致我们党失败的情绪。

　　改革开放初期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步阶段，邓小平也提出了若干危险，使党内有所准备、有所警醒。

　　可见，危险的提出就包含着化解的因素。党的几代领导人总是以高屋建瓴、审时度势的政治目光及宏大气势，及时指出在即将到达胜利彼岸的同时也存在着危险。

　　《瞭望》：世界连续执政超过50年的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只有三个，苏联共产党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已先后丧失执政地位。所谓“执政考验”，主要指什么？

　　叶笃初：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做好了执政考验的准备，从思想到办法，特别是1956年的党的八大，是党在执政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很好总结、有了很大提升。党章中特别提出了作为执政党的一个原则问题，执政党应该成为人民的工具，而不是把人民作为自己的工具。“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执政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谋是当然的，关心群众、服务群众也是当然的。

　　《瞭望》：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以前说得比较多，综合来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走向现代化，在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的全球化中生存、发展、崛起，今与昔、中与外，价值观、游戏规则都不太一样，这种图景可容乐观吗？当前是不是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

　　叶笃初：我的观点是非常乐观，且充满信心。当然，乐观不能不看到困难和风险的一面。“七一”讲话的结束语，一连说了几个“不”：“不停滞、不折腾、不为风险所惧、不被干扰所惑”，整个讲话是一篇热情洋溢、踌躇满志的阳光讲话，我们学习这篇讲话后应该要把奋斗精神提起来。

　　现在正是重要的关键时期，关键时刻。说得近一点，是完成“十二五”规划，说得远一点，建党100周年时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时间已经不多了。再往远处说，建国100周年，要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两个“百年大计”，今后五年乃至十年中，至关重要，所以到了关键的节点是肯定的。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无疑的，而发展、改革、创新任务很重，还有很多事情我们要做。比较而言，较多是在一些具体制度、体制方面，例如我们正在努力的，而且还要下功夫的有关文化建设及其体制等问题。总而言之，改革继续深化，发展不能停步，还是要解放思想，还是要敢于创新，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更亮堂，更富有活力。

　　如何化险为夷

　　《瞭望》：精神懈怠是思想层面上的问题，为什么作为第一个危险提出？是最大的危险吗？如何应对？

　　叶笃初：在一定意义上是个思想层面或精神层面的问题，但是它表现出来的是大量的实际问题、工作问题，是活生生、一个个的具体事情和困难问题。

　　从次序排列上，精神懈怠危险位列第一，它确实是第一危险。因为思想是源头，是根本。“诚于中，形于外”。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有什么样的实际表现。重视精神力量、重视精神状态，历来是我们党的传统。

　　常常说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在一定意义上，精神状态有决定性的作用。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内涵很广泛，大至信念动摇，小至无精打采，做事提不起精神，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老好人”，等等，精神垮掉了，一切就无从谈起。共产党最重视精神的原动力作用，红军长征时期，那样的困难环境，靠的就是精神。抗战时期，我们有些根据地很困难，延安的物资也非常匮乏，也是靠团结奋斗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有很多困难。改革开放，科学发展，都需要精神动力、精神支持、精神巩固。

　　《瞭望》：“能力不足”主要指哪些能力？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党员、干部，是否应有不同的能力要求？

　　叶笃初：对我们党来说，主要是指广义上的执政能力。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作过一个科学概括，就是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以后随着经验的积累，我们党在其他具体场合、具体问题上，还强调过处理灾难、安全事故以及防止突发事件的能力，节约资源、加强环保工作的能力，等等。能力的内涵是不断提升、不断丰富的，能力也处在动态和发展中。

　　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工作、不同职业，确实应有不同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我比较重视的是群体的能力。个人能力主要靠个人，集体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组织的养成、指导和推动。现在身担重任的“60后”、“70后”是很重要的一个群体，起着重要历史传承作用。新一代的干部群体，人们称“80后”，也要准备有接班的能力。历史上邓小平、陈云同志提出了老干部要学会带新干部，这也是一种能力。新一代干部也要善于向老干部学习，学习他们调查研究，学习他们深入基层，学会这一套也是科学发展的能力。

　　《瞭望》：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取得成功的法宝之一，如今执政的情况下，如何去代表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

　　叶笃初：我们党忠于宪法、忠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同时按照党章规定，履行党的宗旨，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实际生活中，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样，比较而言，现在当然要更多注意照顾、关怀那些弱势群体，例如贫困地区和进城的农民工等等。根本利益很重要，但鉴于社会状况还在发展中，有一些地区或群体需要更多的现实关怀，解决急切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党在这方面还需要不断地下功夫，做得更实、更好。

　　《瞭望》：领导干部下基层视察、慰问，接访、下访，多与群众直接打交道，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了吗？如何保证领导干部心里真正装着群众、为群众服务？

　　叶笃初：密切联系群众，要做的事情其实有很多。到基层去，用群众说的话，是要多接“地气”，这显然是第一位的。要说是联系群众，不打通这个通道，一切都无从谈起。

　　干部心里真正装着群众，为群众服务，首先当然是靠自觉，靠培养感情，同时也要制度约束。现在许多地方都有规定，对各级干部都有不同的联系群众的要求。我知道国务院一个部级单位正在有计划地派一百、几百位年轻干部进入村里，特别是经济发展比较差的、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的地区，派一批干部住在那里，建立长期联系与帮扶，每个干部在那里听群众呼声、要求和建议。这种做法是值得仿效的。

　　在联系群众这方面，我想新生代的干部要更加努力一些，脚踏实地练出这一种硬功夫。

　　《瞭望》：如何判断当前的反腐形势？反腐倡廉工作力度很大，为何贪官仍层出不穷，且窝案频发？

　　叶笃初：这的确使党内外都感到有一些揪心。权威性判断是，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整体态势，可说是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的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由此，我们需要作较长时间的准备。有人说反腐败是世界性的难题，有些国家情况相对好些，但有许多比较糟糕的。不是世界上也有个什么排行榜吗？我相信我们会较快地好起来。

　　《瞭望》：总的来说，如何才能有效应对考验，化险为夷？

　　叶笃初：应对这些考验和危险，都需要持久地作出努力，这是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个部分。希望不要出现曲折，更不能停滞和后退。经过90年的磨炼，中国共产党既有强大的思想精神力量，又有强大的组织聚合力量，现在正在努力筑成强大的制度约束力量，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这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世界环境下应对考验，化险为夷的三个重要力量。□

　群众利益始终最重要

　　我们党能不能战胜风险领导人民继续前进，关键就在于党能否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袁元

　　实习生夏奕

　　“拜人民为师”、“把群众当亲人”在“七一”讲话中，胡锦涛用生动和充满感情的语言再次强调，“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

　　在这篇一万四千多字的纲领性讲话中，“人民”是关键词，先后出现了136次。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龚维斌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说，中国共产党在90年历程中完成和继续进行的三件大事，集中到一点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因如此，无论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岁月，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或是党在克服自身错误的关键时刻，人民群众都始终不渝、坚定不移地拥护和支持着中国共产党。

　　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三个关切

　　“当前中国社会处在快速转型之中，随着经济成分、分配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等的变动，人们的利益格局、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群众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龚维斌认为，历经90年的发展，在新的时期，党的群众工作拥有比以往更多的经济政治社会资源，但是也面临新的更大的挑战与考验。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回顾90年的历程，龚维斌说，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群众工作，将党和群众的关系，比之如鱼水，喻之为血肉，视之为种子与土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成就，都是通过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奋斗取得的。

　　龚维斌认为，作为执政党，唯有代表、反映、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紧紧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才能真正拥有长期稳固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力量。

　　而群众当中则蕴藏着极大的智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正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因势利导，顺应历史发展规律，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将群众不断探索产生的基层经验加以总结提升，加以完善和推广，最后形成政策和制度。“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顺利发展，关键就在执政党能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龚维斌分析，面对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面对着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多样化以及信息化带来的冲击，群众基础和党的自身队伍都在发生着变化。此时，要做好群众工作，必须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谁是群众。“群众”一词是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是我们党比较习惯的用语，而用社会学的眼光来看，“群众”是由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组成的。比如，从生活水平上来看，有较为富裕的群众，有刚过温饱线的群众，还有比较困难的群众；从城乡区域看来，有农村的居民群众，也有城市的居民群众；从所有制来看，有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群众，还有在非公有制经济、新兴产业就业的群众。2001年，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首次使用了“新的社会阶层”的提法，并将之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既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他们也属于“群众”的范畴。因此，要做好群众工作，首先就要善于发现群众在哪里，谁是群众。

　　第二，群众在想什么，群众有什么诉求。在新时期，群众诉求各有不同，因为其生活地域、阶层、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不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群众的要求也不一样。特别是在民主法制时代，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显著增强，这都要求我们必须了解各种各样群众的诉求，否则，群众工作就可能缺乏针对性、时效性、准确性。

　　第三，怎样倾听群众的呼声，怎样反映群众的诉求，怎样了解群众的心理和情绪。由于社会分工的日趋细化、社会事务的日益复杂化，如何采取最有效的方法收集最有效的信息，这也对党传统的群众工作方式方法提出新的挑战。“如果我们不能创新理念、创新工作方法，就有可能犯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容易发生脱离群众的危险，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带来损害。”龚维斌强调说。

　　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

　　“在改革开放纵深推进、攻坚克难的过程中，群众的要求表现为多样化、差异化，各种利益矛盾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能否真正做到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问计于民，问政于民，直接关系着我们的政策能否满足群众的要求，执政党能否真正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龚维斌说，群众工作“倒逼”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改革魄力与能力，考验着党风廉政建设。

　　“七一”讲话将“脱离群众的危险”摆在突出位置，敲响了警钟。龚维斌认为，应该看到，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在工作的方式方法和理念上仍然存在一些偏差，与群众的需求尚有距离。比如，有的干部面临精神松懈的危险，不善于做群众工作，有的干部自身素质跟不上时代变化，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意识欠缺，易因处置不当，造成党群关系紧张，官民关系的不和谐，直接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损害的党执政地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

　　他分析说，从当前存在的“脱离群众”的问题来看，主要有这样几种表现：其一，因长期执政，某些领导干部的权力主体意识出现错位，自以为是，高高在上，替民做主的思想比较严重，总以精英自居，做决策、想问题不愿倾听群众的意见、群众的诉求。

　　其二，某些干部个人作风出现问题，对普通群众的要求充耳不闻，或者轻描淡写，不关心群众的疾苦，却热衷于交往大款、大腕，出入灯红酒绿的场所，其定政策、作决策，不能代表绝大多数基层群众的合理要求，可能只代表少数利益集团的要求，甚至于满足个人私利，扭曲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第三，有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害怕群众，不敢与群众打交道，不愿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做调查研究走马观花，蜻蜓点水。

　　此外，还有的干部在与群众接触过程中，不善于从群众角度思考问题，不善于用群众的语言进行对话，一说话就是首长腔，一提问就像审判官，居高临下；面对矛盾纠纷，不善于调解，仍以行政权力管卡压等传统手段为主，简单粗暴。

　　龚维斌指出，当前能否做好群众工作是对执政党的重要考验。一方面，要求党员干部能够在纷繁复杂的格局里抓住主流和支流，区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区分多数人的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善于既着眼长远和大局，又善于统筹兼顾、妥善协调各方面群众的利益。另一方面，要求党员干部，在价值观念多样化、新媒体日益开放的格局下，牢记宗旨和使命，要求党员干部提升能力和素质，特别是要提升做好基层群众工作的能力，学会与群众打交道。

　　把群众当亲人

　　“只有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龚维斌说，“七一”讲话中的这句话既朴素又深刻，令人深受教育和震撼。

　　他认为，要提高群众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做到“把群众当亲人”，首先，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心中时时想着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领导干部要像一些地方信访干部那样，“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群众来访当家事、把来访群众当家人”，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开展工作。把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最关心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和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评判工作好坏的标准和依据。

　　其次，各级领导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领导干部要真正沉下去，了解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了解群众的疾苦和情绪。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各级党政机关和干部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要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基础阵地，引导干部在同群众朝夕相处中增进对群众的思想感情、增强服务群众本领。最近几年，各地创新了一些“双建双带”、“三进三同”、“结穷亲”等活动，都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一些有益举措。

　　再有，各级领导干部要拜人民为师，加强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借助群众的力量，破解发展的难题，协调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还要加强对各级干部的培训，努力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方法和能力。要改革和完善对干部的考核办法，例如，增加对党员干部到基层调研次数、接待群众上访次数等指标，促使干部眼睛向下，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关心群众。

　　“对于党员干部来说，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好权力的来源问题。”龚维斌认为，必须明确的是，党员干部要清醒意识到，手中的权力来源于群众，“如果不能够更好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谋福祉，人民群众就会把他们的权力拿走。”正因如此，他建议，在干部选举、选拔、任用方面，要更多地增加民意的成分，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少数干部可能就会认为他的权力来源于上级组织部门，就会眼睛向上，而不是扑下身子放下架子，与群众打成一片，“解决好权力的来源问题，与权力的监督和约束的问题，对于做好群众工作，具有根本性的作用。”

　　此外，龚维斌认为，还需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做好群众工作搭建平台和载体，鼓励、支持和选派优秀人才到基层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坚强的战斗堡垒，成为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