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兴灵山冲在哪里:专家解读"七一"讲话:以精神之力解"精神懈怠"之危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使命感，对执政党现状做了深刻分析。我们要团结和带领人民继续前进、开创工作新局面、赢得事业新胜利，必须科学应对执政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在“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四大考验”的基础上，“讲话”首次提出了执政党面临“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等“四大危险”。这是我们党对“党情”认识的再深化。总书记为什么把“精神懈怠的危险”作为“四大危险”之首，内涵是什么，意味着什么，要求我们干什么，都需要我们认真加以领会。

必须正视“精神懈怠”危险。我们这个党成立90年了，已经执政62年，拥有8000多万党员，是当代世界政治舞台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党。但建党初期、执政初期那种青春勃发的锐利之气，那种蓬勃向上的英武之气，那种不畏艰难险阻的勇猛之气，在一点点减弱。一些党员和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宗旨意识不牢固，表现出精神滑坡、状态不佳、萎靡不振；一些党员干部认为干革命、搞建设、奔改革的苦日子已经过去，应该享享福了；有的党员干部看到市场经济中崛起的“老板”、“大腕”、“大款”吃香喝辣、灯红酒绿，于是心态失衡，开始远离基层，脱离群众；有的党员干部在物欲、权欲、情欲诱惑下失去操守，利用手中公权寻租。没有了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就谈不上“干事创业”、“开拓创新”的精气神。一旦“精神懈怠”，我们就会变成“温水青蛙”，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危险境地。一个组织，如果“精神懈怠”，必然组织涣散，四分五裂，缺乏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走向衰亡也是迟早的事。其实，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其终极原因以及必然结果，都可归结于精神懈怠的危险。我想，这就是总书记把“精神懈怠”危险置于“四大危险”之首的原因。

不要为“精神懈怠”危险所惧。当年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关于如何“走出历史周期率”的“延安对话”如雷贯耳。大国兴衰，文明交替，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初起时万众一心，最后灰飞烟灭。自然界的进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史都告诉我们，新陈代谢乃事物运动根本规律。但毛泽东以“民主”开出了中国共产党走出历史周期率的药方。“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指出的民主新路，不失为一条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好路，但如果缺乏法律、制度的监管机制，民主就不能沿着正确、健康的轨道发展。邓小平首次提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他说“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如今，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已经成为全党共识。“讲话”中特别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想，有毛泽东讲的“民主”，有邓小平讲的“制度”，有江泽民讲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胡锦涛讲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要我们真心实践之，我们就不必对党内存在的某种程度的精神懈怠危险而畏惧不前。

举全党之力解除“精神懈怠”危险。毛泽东当年在湖南搞农民运动调查的时候，背着雨伞走街串巷、进村入户，徒步很多地方，正因为对社会各层面的各种人物都有广泛接触，文章才写得那么具体、生动、深刻，对农民运动的指导才那么到位。谁能说这里面没有精神的作用？！我以为，用崇高的理想信念振奋精神是实现“不懈怠”的必由之路。“讲话”指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有了正确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发展前景”，“要始终保持党前进开拓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不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伟大目标可以激励我们更加奋发有为。面向未来，我们党要实现先后相继的两个宏伟目标：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两个目标，与我们党坚守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相衔接。面对这样的目标，我们既感到鼓舞振奋，更感到责任重大。有了奋斗目标，就有了共同方向、共同追求，就会锲而不舍，就会不甘平庸，就会在平凡中昭显伟大。

重庆正走在走出“精神懈怠危险”的路上。经过“打黑除恶”，重庆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大增；又经过“唱读讲传”，重庆进一步树立了“红色之城”的形象和地位。一红一绿（森林重庆）搭配出炫丽的重庆色彩！薄熙来去年在全市宣传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国家正日渐富强，大多数老百姓已经吃穿不愁，但如何使精神生活也富足起来，则是个远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我们提倡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就是要为年轻一代及所有市民提供优等的精神食粮，让他们能更多地欣赏古今中外灿烂的文化遗产，从而使有限的生命能在更高的文化层次上，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应尽的责任”。重庆有红岩精神，重庆还不失时机地把中国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转化为自己的精神财富。今年五月薄熙来会见“石油魂———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宣讲总队时特别强调了大庆精神的时代价值。他说，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们，战天斗地，在一片荒原上开出了大油田，不仅取得了丰硕的物质成果，还创造了振奋人心的大庆精神。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经济发展，绝不是光会算账就行了，如果那样，我们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色，有独特的优势，大庆精神就是其中之一，它包含着爱国主义、奉献精神，是我们独到的优势。现在有些人，一讲党的优良传统，一讲社会主义，甚至提到大庆精神，就说“左”了。不要在乎那些闲言碎语，该干的事就要干，该坚持的就要坚持。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的有益经验，但也必须坚持自己优良的传统与作风。在表彰“白求恩精神示范医院”、“雷锋式班集体”和“雷锋式学生”时，薄熙来谈到白求恩精神和雷锋精神。他认为，“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而且“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要发扬“钉子”精神，善于“挤”和“钻”。这些思想今天仍然有丰沛的生命力。所以我说，重庆正走在克服精神懈怠的路上，我们任重而道远！

中华民族是一个灾难深重，经历了多次“浴火重生”的伟大民族；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有深深的忧患意识的党。毫无疑问，也别无选择，我们将在风雨雷电的洗礼中继续砥砺自己的锐利之气、英武之气与勇猛之气。作者：苟欣文

（作者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