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陆丰制毒第一村:“软”成都vs“硬”重庆---两个“芝加哥”之间的战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08:41:43
“软”成都vs“硬”重庆---两个“芝加哥”之间的战争
该文深入客观的分析两城未来10年的发展！（鉴于文章内容较长，蓝色大字部分为成都部分，红色为重庆部分）
（成渝两座四川的双子星城，既是合作伙伴加兄弟的关系同时又是竞争对手 这种复杂的关系成为了两地网民争论的焦点，甚至在某些时候在很多网民比较极端的论坛里造成啦两地网民的对抗！本来不想把这种争论引入向上论坛的， 但是想到 向上里的网友素质不同于其他论坛，所以在这里把这两天在《中国企业家》看到的一篇 关于成都与重庆，两座城市的深入分析研究的报告放在这里 供大家阅览及讨论。）
真正能够决定成都、重庆在下一个十年中位置的，不是各种耀眼的数字，而是能否妥善处理三个“很西部”的难题：即能否实现“民富”，推进城乡统筹;如何定位在产业承接中的角色;怎样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中国企业家》记者 何一凡
【《中国企业家》杂志】西部大开发是一场马拉松，参与其中的“队员”，耐力比爆发力更关键。在两个十年的交汇点上，西部各城市都设计了一套新标签。例如在金融领域，重庆提出要做“长江上游金融中心”，成都亮出了“典型中国西部之心”的城市定位，打造“西南区域金融中心”。其它西部内陆省会城市，如贵阳、昆明、兰州，已不在第一阵营之中。真正能够决定它们在下一个十年中位置的，不是各种耀眼的数字，而是能否妥善处理三个“很西部”的难题：即能否实现“民富”，推进城乡统筹;如何定位在产业承接中的角色;怎样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民富问题重要，是因为西部都有地域广阔的农村，最能说明发展状态的不是GDP，而是人均GDP。
重庆工业基础最扎实，但农村包袱最重，所谓大城市带农村，其实是小马拉大车，而且还要面对库区移民问题，局面复杂。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一直是统筹重点。成都周边农村以平原为主，没有自然阻隔，城市与农村社会联系紧密，两者人口也基本相当，压力比重庆小得多，是“大马拉小车”。成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孙平将统筹策略总结为八个字：“还权赋能、农民自主”，即将农民的权力还给农民，然后通过统筹让土地财富的能量发挥出来。
再看产业承接。金融危机后，产业西移已渐成大趋势。可二座城市也都意识到资源优势和成本优势难以长期持续，刻意回避再走沿海的老路，都特别青睐资金密集与技术密集型企业。
重庆的机械、化学、汽车摩托车、材料等工业根基深厚，劳动力资源丰富，但产业链不完整，与围绕市中心的“一小时经济圈”相比，“两翼”欠发达地区引资能力十分薄弱，严重失衡。它调整经济结构的愿望最迫切。成都工业基础薄弱，大型工业产品物流能力差，但胜在气质温婉秀丽，科技人才数量在西南地区首屈一指。近年成都放大、巩固软实力，同时注重“硬”发展，建立了亚洲最大的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提高自身的物流能力，努力发展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拥有世界500强的数量、外国领事馆数量、外资银行和外资保险机构的数量、拥有国际航线的数量都居中西部榜首。
政府是重庆经济运行中的主角，从管理、指导为主过渡到服务为主，是其面临的挑战。重庆民企活力旺盛，可总体上处于传统低端产业和粗放型增长状态。成都民营经济则十分活跃，特别是小企业生机勃勃。成都常务副市长孙平谈到，成都是60万家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撑了大半个江山，这是最大的财富。
难能可贵的是，成都已经主动跳出“市”的局限，与近邻简阳市、资阳市签订合作协议，承担起区域中心城市辐射职能，统一电话区号、统筹区域发展，在区域一体化中早走一步。从“西部之心”需要的对周边城市和区域的带动力上比较，成都胜出一筹。
然而，即便成都已经在以上多个方面领跑西部，但要作为“西部之心”承担对整个西部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成都还需努力。
成都：西部之心
成都将“软”字诀演绎得炉火纯青：看似“绵软”实则内蓄刚劲，这是它最独特的竞争力。文 | 《中国企业家》记者 何一凡
古人拆“蜀”字，为“四”面围起来的一条虫，川人在盆地内是虫，只有走出门，方有望成龙。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曾同意这一说法，他记得二十年前，孔雀东南飞，以成都为甚。“高端人才去了，农民工去了，不但人去了，企业也去了。国有企业去了，民营企业去了，带动着大小项目都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成都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的存款，在西部吸收，要拿到沿海去发”。
如今，他看到了新格局。“我的几位好朋友，例如马云，过去他们不怎么谈成都，甚至也不怎么谈西部，现在都开始在成都布局。”几个月前，他去台湾，郭台铭请他吃饭，双方聊到虽然产业相差甚远，可富士康国内最大投资项目已经确定落子成都，未来双方在成都也有合作的可能。
越来越多的“龙”盘踞到天府之国，世界500强中有175家落户，类似成绩可以列成一张长长的名单。9月初，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公布《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报告，经过对中国内地1998个城市的筛选，成都紧随昆山、上海之后，成为台商未来最想投资的城市。
西部大开发十年后，成都出现了两条脉络：它有中国最多的茶馆;它是中国最大的宠物市场之一;它是中国最大的诗歌码头;它是全球离冰川最近的人口过千万大城市;它能把回锅肉做出一千种口味。另一方面，它的金融后台数量全国第一;出口总额居中西部首位;是中国四大交通枢纽之一;机场旅客和货物吞吐量均列西部榜首;是全国最大的蔬菜和生猪生产基地。这两条脉络联接在一起，勾勒出独特的“成都模式”。它的精致、悠闲、淡泊、宽容，与快速崛起的雄心不断摩擦、碰撞，形成新动力，令这个缺乏矿产资源、工业基础、港口优势的城市脱颖而出。
成都常务副市长孙平还记得，十年前做西部大开发规划时，市委采用了西部“战略高地”的提法，“当时感觉还比较冒昧，如今回过头来看，我(说这话)的底气已经很足了。”与他这个说法互为注脚的是，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在接受央视新闻联播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成都对西部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堪称“西部之心”。
软环境
2010年4月，“船王”马士基集团旗下的物流公司丹马士迁入成都，办公面积近
实际上，她并没有多少时间细细品味成都，因为搬迁后挑战性更强，可她并没有感觉焦灼。“我和同事们分享这种感觉，都说不清为什么，或许因为每天见到的人都是笑眯眯的吧。”
不要说“客家人”，生长于斯的刘永好也深有感受。新希望产业遍布全国，但他从未想过把总部搬离成都。“很多人觉得成都太休闲，不适宜创业，其实不对，这里人心态好，做事比较安心。该打麻将打麻将，该工作就工作，社会环境像火锅一样，什么都放进来煮，大家围在一起和和气气的吃。”
这种深入骨髓的文化积淀，其它城市无法复制。明末以来成都历经屠城血洗，一度十室九空，成为一片废墟，近代三百多年又曾出现四次大移民。几番沉浮，它有顽强的生命力，也有海纳百川的气度。
成都的另一种“软”，是优秀而廉价的人才蓄水池。抗战时期北方27座大学迁到成都，三线建设时期大批电子通信行业人才也集中于此，它有42座高校，在校大学生近60万人，是西南地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最集中的城市。“在其它西部城市的酒吧，几乎听不到有人说英语，但成都的酒吧与茶馆，有时会像大学的英语角一样。”重庆贝特投资公司董事董竹奔波于西部各大城市，对此颇有感触。
选择成都，是丹马士全球最大一次搬迁，几乎把其在深圳、青岛等沿海城市的相关业务全都搬了过来。“所有的搬迁流程文件上规定得一清二楚，就像《杜拉拉升职记》里说的，先迈左脚先迈右脚都帮你设计好了。”真正让冯慧敏忧心的是，能否在短时间内招募到所需的人才。
丹马士对人才要求颇高，它有一套著名的马士基性格测试和IQ测试，江湖传言在沿海地区通过率也不足10%。然而来成都后，这恰恰成了最令她轻松的环节。丹马士的目标是组建千人左右的团队，半年多时间就招募了890多人。冯慧敏评价成都本地大学生整体素质与沿海没有差别，接下来的培训中，觉察到他们的付出精神、团队精神更加突出。跨国公司在成都组建团队，都有类似感受。
唯一令他们惊讶的是这里的“孩子们”观念更保守。某公司高层记得，与毕业生签合同时，对方吓坏了，觉得这么大的事怎么能坐下来马上就签呢?一定要拿回去和爸爸妈妈商量一下。不过他也发现，恰恰由于保守，成都的员工稳定性最强，轻易不会跳槽。
对成都之“软”体会最深的，莫过于动漫、游戏产业。哆可梦网络科技公司的两款网游产品尚未上线运营，以投资规模计，已是成都最大的游戏公司。走进该公司，就看到300多个年轻人带着耳机忙碌在开放的工作台前。公司副总裁皮大福介绍，他们最初也曾考虑将总部设在北京或者上海，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成都。这里的人文环境适合做创意产业，而且游戏行业各层面人才都具备。几所高校提供了足够的IT和美术人才，又有大量的小游戏公司，单独每家研发能力虽然不均衡，可构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已成为游戏外包的基地。各大游戏公司中有许多中高层是四川人，如今有回家乡发展的意愿，他最近就挖来好多人。
“对一个游戏公司来说，你所希望的一切都在这里。”皮大福挥了一下手，窗外，能看到完美时空、腾讯、巨人，以及日韩一线游戏公司的LOGO。这里还有英特尔的世界工厂、阿里巴巴西部基地等等，成都已经成为中国IT产业增长“第四极”。
“软”是成都的灵魂，在漫长的岁月里，它曾只在生活中发酵，而如今成为变革中的竞争力。
软调控
在深圳等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接近隐遁无形，在内陆，政府往往强力介入，主导着招商引资、产业规划、金融支持等领域的走向。成都的风格介于两者之间，明朗直接，但并不强硬。
坐在“海棠晓月”茶楼的二层，俯瞰宽窄巷子，细雨梧桐，青苔石板，每一个细节处均可咀嚼出韵味，顿生“时间就是用来浪费”之感。成都文旅集团董事长尹建华端起茶杯，环视着自己的产品，叩着茶碗说，“这里就是成都。”
成都文旅集团董事长尹建华，一直致力于将文化与旅游对接，做“大旅游”
文旅集团是成都市政府“软调控”的典型产物，而宽窄巷子是其第一个项目。2007年3月，文旅集团组建之初市政府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反对者认为国有企业进入这个领域没有必要，支持者认为成都正在服务业升级关键阶段，需要国有资本拉动。该集团最终定位于做“大旅游”，将文化与旅游结合，对一些需要大量基础投入、市场不成熟的区域进行开发运营，同时也为城乡统筹提供支撑。
宽窄巷子是清代兵丁胡同，为北方民居在川西的影子，本已破败，属于旧城改造范畴。文旅集团接手后投资达6个亿，复旧如旧，将成都的吃喝玩乐、消费业态都捕捉进来。尹建华认为，如果民营企业做这样的项目，一方面投资庞大，另一方面为尽快收回投资，可能注入太多商业元素，把味道就破坏了。
文旅集团招商中，别出心裁请来文化人开店，诗人翟永明、石光华、李亚伟等都在这里开了酒吧或餐厅。随便走出一位“店家”，可能就是雕塑、国画或者民俗文化研究的大家。 虽是“政府项目”，可宽窄巷子2010年市场估值不下于15个亿。之后的西岭雪山、大慈寺、水井坊等项目，都延续了类似思路。外地投资者看到了其中的潜力，蜂拥而至，香港太古集团等已与文旅集团签订合作协议。
2010年4月，张五常来到成都，称赞宽窄巷子是他见过的“搞旧文化消闲最高明的地方”。他随后写了一篇《从成都学得的创作定律》的博文，谈到了政府对市场要素的干预。“成都市政府有计划地推出了不少建设项目，论配套，一般搞得好-非常好。这是违反了弗里德曼当年之见：他认为政府策划的发展比不上市场的运作，一般失败。”
为了搞清楚答案，他多停留了一天，去拜访常务副市长孙平。他提出几个成都的政府项目，问权利的结构。第一项就是大名鼎鼎的天府软件园，他问对方软件园是否算成功的政府投资，本以为孙平会说：“当然!”殊不知对方回答：“很难说，还要多等多看。”孙平显然认为财政上该项目还没有打平，而增加就业的间接利益不容易算得准。张五常由此认为政府投资的成败准则也以市场来评价，但不单纯以市场评价，显然是走出弗里德曼推断的原因之一。
在招商引资中，“软调控”亦大有用武之地。成都负责招商引资的部门是“投资促进委员会”，简称投促委，无论职能还是名称，在全国都无先例。这一改变是引资思路调整的投射。据投促委副主任周密介绍，成都早期负责招商的有三个部门外经委、经协办与招商局，带有一定计划经济时期色彩。2006年成都市主要官员出访爱尔兰，受到爱尔兰“工业促进署”的触动，开始筹备该机构。
和许多内陆城市一样，成都每一个区(市)县过去都在自己招商，村村点火，各自为政，互相之间有竞争，产业定位不明晰。投促委成立后，招商之外增加了一项统筹和规划功能，从2008年进行“一区一主业”，新企业按照分类入园，老企业逐步调整。目前，成都市与周边的资阳、雅安、眉山、德阳等地市建有5个产业功能合作区。周密介绍，对于不符合成都市产业定位的项目，成都市将按照合作区协议进行项目转移。这被认为是成都主动开始向周边辐射，带动成都经济区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这隐含了一种“外软内硬”的招商思路：对企业保持热情，对政府严格控制。据国家统计数据，2010年1-7月，成都实际使用外资22.9993亿美元，同比增长25.2%，位居西部城市第一位。连夜准备引资材料，主要官员三顾茅庐之类的招商事迹，在许多城市都曾上演，成都也不乏这样的桥段，但它一系列迎合市场规律的引资思路可能扮演着更重要角色。
“我去过西部的每一个大城市，成都是唯一在谈判中和我们说‘不’的政府。”一位跨国电子企业负责人告诉本刊，“他们会说，‘我们确实不具备某项条件’或者‘这项优惠是我们无法提供的’，但同时会展示最具优势的物流网络、服务体系，这样反而让我们觉得，用中文来表达就是‘靠谱’。”
对政府之手的力道，民营经济最为敏感。成都民营企业的特点是规模以下的小企业星罗棋布。虽然同样面临金融瓶颈等难题，但他们在中西部民营经济体中依然最为活跃，在城乡统筹、公共建设等领域，成都也对民营企业打开了一些通道。
“我所倾向的观点是，企业要做企业的事，政府要做政府的事，大家各忙各的，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和干预除非万不得已，尽量不要插手太多。”成都大型民营企业通威集团董事长刘汉元说，他认为在此方面，成都市政府做的不错。“它很慎用公权力的优势，主要着力在资源维护和基础服务上。”
工业依然是成都经济的底本，只是它的口味将变得“挑剔”，专注“高端产业”与“产业高端”，扮演西部大开发的引擎城市。
软硬兼施
应该继续“软下去”还是要“硬起来”?“软”与“硬”之间的比例如何搭配?是成都一直辩证思考的问题。
与重庆不同，成都最初没有自己的工业体系。孙平记得，解放时成都的工业只有“三根半烟筒”—其中有一家肥皂厂是不冒烟的，因此只算半根。后来30年，成都加快工业化进程，跟重庆的差距缩小了。
但成都发展究竟以什么作为核心竞争力?2008年底市委工作会议公开提出来一个现代产业体系的概念，要把总部基地和现代服务业作为产业体系核心，以高新技术为先导，以现代制造业和现代农业为支撑。
这一图景在2009年进一步明晰，提出成都要建设为“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在此概念下，第三产业自然成为主角。“服务业是在备受歧视的情况下茁壮成长的，与工业比只是小媳妇。在这种大背景下成都服务业仍能比较快速地成长，有理由对它寄予厚望。”孙平说。
不过，工业依然是成都经济的底本，只是它的口味将变得“挑剔”，专注“高端产业”与“产业高端”，前者主要为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物联网、云计算、生物医药、航空等。而产业高端，则主要针对传统产业而言，成都要着力发展的产业高端着眼于自身基础，包括汽车、石化、冶金建材、食品、制鞋及皮革、家具等传统自身优势产业。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使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化。
龙泉驿区汽车产业综合功能区。颇有汽车之城风范，且已成海纳百川之势
以前印象中汽车整车项目主要在重庆，成都做配套;但走进成都市龙泉驿区的汽车产业综合功能区，如同进入了一座汽车城。一汽、大众、丰田、神钢、卡特彼勒、南车、三一重工等公司等比邻而居。江森、麦格纳、德尔福、富奥、华翔等零配件配套企业，九峰国际、美国帅车、陆捷物流等服务企业簇拥在周围。吉利厂区占地达1000多亩，大片土地刚刚翻开，正在建设中。
“从产量上看，我们与重庆依然有差距，可车型和产业链都很完整，布局已经打开了。”市经委主任何礼颇为自豪。除建成中国第一高端商务车(中巴)生产基地外，成都正努力帮助一汽大成都基地新速腾、新捷达扩产，目标是建成中国轿车百万辆生产基地。丰田新普拉多、吉利全球鹰系列等SUV项目目标是年产20万辆以上，将巩固“成都造SUV”全国领先地位。
这是成都“硬”产业的一个注脚，它瞄准的不仅是整车，还有“硬”中的“软”，如汽车贸易、汽车娱乐、汽车研发，已经有一套规划，并且尝试过“汽车文化周”与全国超级卡车大赛总决赛等活动。
2010年初，国家信息中心公布了蒙代尔和厉以宁牵头的《西部大开发中的城市化道路—成都的城市化模式案例研究》的报告，两人联袂推介成都是西部大开发的引擎城市。将成都与芝加哥类比，认为成都面临着类似芝加哥在上世纪60-70年代经济转型时期的内外环境，成都要浓缩芝加哥从早期工业化到中期去工业化再到建设全球城市、信息城市的百年历程，行走在“软”与“硬”之间，它需要艰难摸索。
“认清一条道路不容易，坚持一条道路就更难。”成都常务副市长孙平说，“软与硬，这些问题每时每刻都有冲突，至今仍在不断调整与修正。”
重庆“绣带复兴”
重庆选择了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作为自己的榜样—它能否跟芝加哥一样，从曾经的钢铁和农业生产的工业重镇出发，越过中间的“工业锈带”，成功转型为以服务业为主要支撑的现代城市?
文 | 《中国企业家》记者 康庄
贵为中国第四直辖市，重庆按理说不应该与中西部其它省市或者城市进行横比，但中央今年决定还将继续深入进行已经进行了10年的西部大开发，在下一个黄金10年里，重庆、成都、西安、昆明甚至乌鲁木齐都是局中“棋眼”，免不了老被比。
重庆两江大桥的建设如火如荼，这座老工业城市试图绽放新的商机
不过，现在的重庆已有一堆硬梆梆的数字可讲—2009年，重庆经济总量突破6000亿元大关，增速名列全国第三，仅次于内蒙古自治区和天津市;金融业占全市GDP比重超过6%(根据重庆市统计局的数据，自1987年至2006年，金融业在重庆GDP中的比重从来没有突破过0.05%)，历史性地成为重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增长最快的行业。
这一堆硬数据，也是新一届重庆政府成立之后，通过一系列“硬”手段达成的：政府成立八大投资控股集团作为对国企进行资本运作的平台，对原有市属经济体进行强有力的整合，以至于重庆市长黄奇帆半开玩笑说：“我觉得我有点像重庆市政府的投资银行行长”;积极招商引资，引入惠普等大型制造加工企业，通过重塑新的产业集群来解决重庆经济结构的问题;通过大手笔让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户籍、分享城市居民保障体系，摸索城乡统筹之道，解决城乡二元对立矛盾.....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让现代经济学“失效”、让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高呼“看不懂”，这里面蕴含的道理就能叫做“中国模式”的话，重庆近年来的飞速发展，恰正是此一“中国模式”的注脚。
“八大金刚”
重庆前景咨询公司老总董苍山的办公室位置很妙，楼下就是著名的重庆解放碑步行街，这里据说可能是中国美女密度最大的地方，而且密度正在越来越大。从玻璃窗看下去，还可以看到重庆百货[44.00 0.00%]大楼生意一如既往地好，西部最高档的百货商场美美时代百货正在打围装修，准备再度提升奢华感。当整个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之下为“保八”艰难奋战时，重庆却以15%的速度飞奔向前。清华大学传播学教授李希光等为此撰文说，“重庆的高速发展证明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失效”。
董苍山不一定认同
重庆原为全国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汽车(包括摩托车)、机械等制造业发展历史悠长，但在中国工业发展更新换代的时候，重庆原有的陈旧工业基础和数量庞大产业工人，反倒成了一个城市发展最沉重的负担。近些年国企改制过程中，成都的下岗工人数量，远无法与重庆相比。
曾亲自参与过浦东开发全过程的重庆市长黄奇帆深知撬动老国企复兴之难，所以他成立八大国有投资控股集团，全面重组和掌控重庆国有企业，再创建重庆渝富资产管理公司，对市属国有投资集团进行“五大注资”，即国债注资、土地储备收益注资、存量资产注资、规费注资、税收返还注资，从而增加国有企业的净资本金，加大它们的融资能力。重庆发改委资金处处长刘旗借用黄奇帆的话说，“渝富实际上就是重庆的中央汇金公司。”
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崔坚证实，自2003年重庆市国资委成立7年来，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由1700亿元增长至目前的9143亿元，年均增长73%，规模由全国第19位升至第4位。净资产增长6.5倍，从376亿元增长至2448亿元。去年实现利润总额为201亿元，是六年前的25倍。除粮食集团因政策性亏损外，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已全部实现盈利。
当然，国有企业的急剧扩张、全面盈利，也带来民间“国进民退”的疑虑和议论，民营企业里流传着一句话：“国企把肉都吃了，我们只能喝汤”。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力挺重庆，他认为这是“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的榜样。崔举例说，重庆八大投中有的赚了钱，就承担了修大剧院之类公共设施的任务，而其它省市此类项目则一般是由财政出钱，最后实际还是由老百姓出钱。重庆此举相当于藏富于民，减轻了老百姓的税赋。
重庆统计部门的数据表明，非公经济在GDP中的比重，1997年为26.2%，2008年已经升至57%，这个数据支持了
最新的消息是，力挺重庆、提出“重庆模式”的
新集群
除了拯救老国企，重庆另一个宏大计划是引进单项投资上百亿的大项目，通过大项目及其配套、产业链的完善，迅速构建新的产业集群，引领重庆产业结构重构。据官方披露的数字，5年内，重庆正在实施的大产业、大投资、大企业、大项目、大基地战略，计划累计完成工业投资将超万亿。
重庆市长黄奇帆说，“这一年多时间里考虑的事情，可以写本小说了”，比如重庆引进惠普的故事。2008年全球共生产了1.6亿台电脑，惠普占30%，约5000万台。到2012年，惠普会新增产量6000万台。“我不跟沿海城市抢生意，不是简单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我就要这新增的量。”黄奇帆主动拜访惠普，承诺为惠普在重庆打造一个完整的、成本更低廉的产业链，争取到4000万台的订单放在重庆。以此为由，经王岐山副总理特批，重庆拿到了全国最大的出口加工区。但重庆的胃口不止于惠普。各方面成本降低，为惠普配套的零部件厂商过来，他们同时也为其它品牌生产，至少能再增加4000万台产量。黄奇帆用这种办法解决了新一代产业工人的成长路径：“他们这么一干，一下子几千亿出来，就要20万员工。”
用类似的思路，重庆还拿下了在环境问题上颇受争议的巴斯夫项目。该项目累计投资将达到45亿美元，是重庆迄今引进的最大外资项目，投产后，将形成年销售产值500亿元人民币的天然气化工集群，利税超过100亿元，可直接或间接带动库区25万人就业。重庆希望借巴斯夫项目，与中石化的川维厂、BP公司的扬子乙酰公司、长寿化工厂、长风厂等一起，发展为一个天然气化工产业链。
2003年，重庆外商直接投资仅3.11亿美元，但5年后暴增到27亿美元，成长的速度不可谓不快。去年美国DISCOVERY频道播出纪录片《资本主义的人民共和国》，称赞重庆通过看得见的手，创造了投资、消费和就业的多赢。
但是，重庆给自己的定位是“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相对于这个目标，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据2008年的数据，投资对重庆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在65%的高位，消费的贡献达57%以上。这两个数据的意思是，投资而不是内生的企业经营活力是重庆经济的主要动力;重庆还只是外地产品的销售地，而尚未建成辐射周边的地区中心。
“锈带复兴”
由于工业污染严重，重庆市区常年浓雾蔽日被称为“雾都”，老百姓出门必带雨伞，就怕突然下雨落下来的是酸雨。下岗失业职工的问题更是如出一辙。
尽管通过八大投解决了老一代产业工人的问题，通过招商引资引来了新一代产业工人，可是，新入局的富士康自己在深圳都遇到了员工不断跳楼的新问题，重庆仍然用与深圳差不多的经济规模、发展速度和制造业模式，如何解决必将到来的产业工人的新问题?
重庆的办法是向芝加哥学经验—作为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与底特律、匹兹堡等并称“工业锈带”—它们有过制造业兴旺发达的辉煌历史，但是到了70、8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工厂大量倒闭，失业率迅速增加，遗弃的工厂设备锈迹斑斑。芝加哥选择主要发展金融、通讯、旅游、医疗等服务业，成效显著。芝加哥的成功转型与复兴，在于充分利用自身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审势度时改造制造业，积极培育新产业。
除了产业工人的问题，重庆8.24万平方公里的幅员面积中，90%以上均为农村。重庆户籍人口为3100万，城市人口约1000万。根据规划，未来几年将有上千万农民加入城市化进程，从农村移居城市。无论是城市人文商业环境、城市化进程，均面临冲突激烈的矛盾。2007年重庆获批城乡统筹试点时就有学者预言，重庆“小马拉大车”困难重重。
但是，官方还是提出了五个重庆的奋斗目标—“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五个重庆被薄熙来认为是科学发展观在重庆的具体体现，比如“打黑”名噪一时，不过是平安重庆的一个阶段性动作。去年全市在“五个重庆”上的投资额是2050亿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7个百分点。实际上，正是这7个百分点，让重庆去年实现了GDP增长15%左右的增速。
即使是打造软环境，在外界看来，重庆的动作仍然“够硬”。
两个“芝加哥”的战争
文 | 《中国企业家》记者 康庄
1997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重庆为中国第四座直辖市。以前巴蜀一家，现在川渝相争，曾被忽略的城市性格差异也逐渐被外人熟悉。
成都“软”，因其地处平原，天府之国，物产丰富，生活闲适;重庆“硬”，因其地处山区，濒临长江，码头文化，民风火爆。
然现实之中，GDP才是硬杠杠，是故成都提出要做“西部之心”、重庆则构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明眼一看，两者大有交集，亦大有一争。
耐人寻味的是，当要寻找一个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变革经历作为参照物的时候，成都与重庆都选择了芝加哥。芝加哥是美国老工业城市之一，也是北美大陆上的“1.5线”城市。曾以商业贸易和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久负盛名。但随着工业衰落，芝加哥曾污染遍地、失业率高企。面对复杂的城市经济、社会问题，芝加哥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对策，实施产业多元化战略，进行产业调整、转型与升级，到20世纪90年代芝加哥基本完成了经济调整与转型，史称“锈带复兴”。
说原本就是工业重镇的重庆像芝加哥不出意外，从计划经济时代工业基础就不够厚实的成都，为什么也要说自己的榜样也是芝加哥呢?事实上，成都在工业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超前布局新型现代城市—即所谓“三轴”模式，“复合城市化、要素市场化、城乡一体化”，主动放弃重工业化的部分红利，并把做“世界田园城市”列为他们的伟大目标之一。这是一条柔软的捷径。
现代城市发展一般都会经历一个“芝加哥循环”—从以单核城市集中发展为特征的传统城市化，到以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互动发展为特征的大都市区化的阶段。
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必将经历工业化、去工业化到新型现代城市这一反复过程。重庆和成都不同的做法，虽然代表了当下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两种选择，但其实“软成都”软中有硬，“硬重庆”硬中存软，都是在默契地往一个终极方向走，殊途而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