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尔.汗肌肉:生生不息，纵横驰骋的蒙古人（之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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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纵横驰骋的蒙古人（之二·中）

(2008-01-15 23: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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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历史

杂谈

                       生生不息，纵横驰骋的蒙古人（之二）                                    （中）     作为成吉思汗的孙子和他最有成就的继承人，忽必烈大汗（1215~1294年，Hubilai，这个名字的词根是蒙语Hubi-Huv，意为缘分、命运、份额、财产、私人）是“蒙古人世纪”的最后的守望者和“鞑靼强制和平”的用心的建设者。1271年12月18日，他给孛儿只斤王朝加上汉语国号“大元”，笔者在本文的第一部分里曾提到过，契丹人在947年增加汉语国号“辽”以后，原契丹国名仍照常使用，蒙古王朝这方面的情况更加鲜明，在现存的元代汉、蒙两体碑文中，汉语写作大元之处，蒙语则写成Yehmongol ulus（大蒙古国），或者写成Daiön yeh mongolulus（大元大蒙古国）和Dai önhemeh yeh mongolulus（叫做大元的大蒙古国），因为忽必烈及其后代，不仅是中国的皇帝，在名义上也是包括西方诸汗国在内的全蒙古的大汗，所以忽必烈的汉语庙号叫元世祖，而蒙语尊号叫薜禅汗（Secen-haan，意为贤明的汗），他在北京修建的新首都不是也同时拥有大都和汗八里（Qan-baliq，突厥语意为汗城）两个名字么？台湾学者萧启庆先生指出，元代是“大元”、“大蒙古国”两号并存，“大元”国号主要用于汉地，是忽必烈给蒙古王朝所起的汉文雅号，目的是笼络中原的汉族地主维阶级，减少异民族统治的色彩（1）。尽管如此，当蒙古人被赶回草原以后，作为值得骄傲的“大元”和“大都”的名字，却长久地保留在他们的记忆里。——————————（1）见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国号〉——兼论蒙元国号的演变》。
    1279年3月19日，南宋剩余的最后一支抵抗力量在崖山（1））的海面上覆灭，忽必烈完成了中国空前的大一统。学者们一致认为，元朝的统一基本奠定了中国版图的规模，从这一点上来说，其与伊儿汗国的统一对于伊朗，以及某种程度上金帐汗国的统一对于俄罗斯（和后来莫卧儿帝国的统一对于印度），具有相同的意义。——————————（1）今广东新会县南40公里处。
   忽必烈汗的晚年，基于蒙古大汗开疆拓土和汉人天子扬威海外的虚荣心，他相继发动了对日本、越南、占婆、缅甸和爪哇的远征，结局是灾难性的，蒙古人在大陆上的扩张达到了极限，弥漫着恶瘴的热带雨林和汹涌着骇浪的海洋中的岛屿，是蒙古战士所不能适应的。垂暮的大皇帝已是耄耋老人，然而，那颗永远脉动的征服之心，使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蒙古苍鹰已经折翅在天涯海角了！     蒙古人的到来给中国注入激情澎湃的活力，全社会充满了开拓向上，积极进取的热情，中国人空前开阔了对世界的认识，西方人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中国（1）。格鲁赛先生对此所做的总结，历来被蒙元史学家们认为是“很富历史感”，“最精彩的所在”，所以，笔者在这里再次不厌其烦地引述这段评论，“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间的通路，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中国的绘画和波斯的绘画彼此相识并交流。马可·波罗得知了释迦牟尼这个名字，北京有了天主教的总主教。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的风暴，却将鲜花的种子从一个花园传播到另一个花园。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一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益。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上与之比拟。”（2）——————————（1）笔者在另一篇文章《忽必烈和元帝国的蓝色梦想》中已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此不做过多说明。（2）见格鲁赛《蒙古帝国史》，278页。
     可是，在如何处理保持处于少数的蒙古民族的传统与处于绝对多数的汉人臣民的关系方面，这个难题象一个“哥德巴赫猜想”一样难倒了忽必烈王室，汉地深濡儒学熏陶的士大夫们埋怨天子太过保守，而塞外浸透了游牧古风的草原贵族们指摘大汗过于汉化，北京的皇帝处在尴尬境地。1262年，仅做为蒙古帝国一隅的山东地面发生了一场本不足道的汉人军阀的叛乱，说它不足道，是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各式各样的变乱极为常见，这次叛乱和后来屡屡发生在黄金家族内部的，或者是反对忽必烈帝系的倾轧，或者是忽必烈后人之间的内斗相比，显然是蚍蜉撼树，但忽必烈汗的反应却过度紧张，他在接受汉文化的道路上采取了急刹车，一位作者把忽必烈汗的这种转变恰如其分地称为“梦想的破灭”！（1）——————————（1）见么书仪先生的文章《梦想的破灭——忽必烈在治国问题上的变化》。
    雄才大略的忽必烈汗尚不能解决的矛盾，他的接班人只能坐待这种矛盾的累加和激化。日益平庸的蒙古皇帝生活在悍将、佞宦、喇嘛和后宫的小圈子里，听任他们伟大的帝国陷入全面溃烂之中，连曾经是黄金家族重要支柱的蒙古军也在淫逸中虚弱沉沦，如果说孛儿只斤朝迁还有某种余力的话，那就是他们时刻也不愿停止自相残杀！
    在可怕的天灾侵袭和严酷的暴政压迫下处于赤贫的广大汉人农民，除了用1351年开始的总起义向蒙古王朝开火之外，他们别无选择。江南地区的一批社会精英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之后，终于决定与堕落的朝迁决裂加入暴动者的队伍，从而给予运动以纲领性的指导。1356年初，从草莽群雄中脱颖而出的朱元璋（1328~1398年）夺取集庆（1），建立了根据地，不久，他就有足够的力量扮演元帝国掘墓人的角色了。1368年9月10日，元朝末代皇帝乌哈笃汗（Uhagatu-haan，蒙语意为有才智的汗，这个尊号用在他身上有一种疯刺的意味）、或者称为元惠宗和元顺帝（2）的妥懽贴睦迩（1320~1370年，Togon-t?m?r，蒙语意为铁锅）从大都城可耻地逃走了，这个成吉思汗和薜禅汗的不肖子孙，“除了集中他的悲哀天才以哭泣他的不幸之外，没有其他办法。”（3）——————————（1）今江苏省会南京市。（2）元惠宗正是对蒙语尊号Uhagatu-haan的汉译，而元顺帝是明太祖赠予的庙号，从汉语方面讲，称他元惠宗更合适。（3）见《蒙古帝国史》，292页。
     今天生活在中国内地河北、河南、云南等省的蒙古族，大多是元代入居汉地的蒙古人的后代。大家知道，古往今来在蒙语中有大量来自汉语的借词，而在元代，进入汉语的蒙语当然也有，保存到现在的虽然不多，但据笔者所知，有下列一些：“猞猁”——来自蒙语Xilügüsü-Xilüüs，即一种林中野猫；“把势”——来自蒙语Bagx，本意为老师[这个蒙语又源自意指佛教僧人、居士的梵语Bhikshu（即比丘）]；“哈叭（狗）”、“叭儿（狗）”——来自蒙语Haba-Hav和Bagal，指玩赏用的长毛狮子狗；“喇叭”——来自蒙语Labai-Lavai，本意为贝壳、海螺、螺号（也有可能来自突厥语的Labay）；“戈壁”——来自蒙语Gobi-Gov，指表面布满粗大砾石的荒漠；“胡同”——来自蒙语Huddug-Hudag，本意为井；“站”,来自蒙语Zam，本意为道路、方向（不过有一种说法称，古汉语的“驿”字传入突厥语作Yam，从突厥语传入蒙语作Zam，又从蒙语反传入汉语变成了“站”）。上述各词，有的逐渐淡出日常用语，如把势；有的在一部分范围内使用，如胡同；有的则获得了蓬勃生机，如站字，我们今天说的车站、网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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