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像在哪:再不出发就老了

资料图：刘畅

两年前那场打着爱情旗号不顾一切的行走——从北京到柏林，穿越13个国家，历时100多天，搭车88次（包括维族大爷的三轮车1次，伊拉克老农的拖拉机1次，吉普赛人的马车1次），行进1.6万多公里，被热血青年渲染为信仰的旅途，现在看来，更像一次出走。

爱情是谷岳的，与纪录片导演刘畅无关。在此之前，刘畅经历了一次生活变故。他自称是个微不足道的导演，给电影《无极》拍过纪录片，给电影《世界》拍过宣传片。长期“饭票”是到雅鲁藏布大峡谷、长江源等险峻的地方给Dis-covery拍探索纪录片。是自由职业倒也还安稳。

其实他算是个脚踏实地的人。出去玩、拍电影，这些就像是积木旁边的沙堆，他当然更爱玩沙子，可是他要把积木先搭好。好不容易到了要放最后一块时，之前辛辛苦苦搭的却一下子倒掉了，信任、依托、安全感一下子全没了，又不知道从哪里爬起来。

他帐户里只有10万块。梦想？算了吧，挣扎了10多年，无非是魔比斯环上又一只蝼蚁，以为有结束，爬到了才发现又回到开始的地方。

他累积的失望甚至严重到觉得这个城市抛弃了他。事实的确如此，他小时候在长安街沿线住，长大了就开始城市里的迁徙，从三环外、四环外再到五环外的睡城。既然生活已经把自己越赶越远，如果花上几万块钱可以逃离，何妨越走越远？

职业旅行家谷岳有很多粉丝，我不止一次见到豆瓣上有人称他为“行者的精神领袖”。24岁那年，他辞了美国GE的工作，卖了家当，从西雅图出发，带着一只背包，三台相机，和一张单程机票，花掉两年零一星期，走了18个国家，最终回到出生地——北京。他惧怕一成不变的生活，害怕洋房好车、中产阶层美好生活之下的枷锁。他的胆怯因为美国国籍而拥有双重标准，看你怎么解读。

说实话，刘畅的镜头比文字更具蛊惑力。没有了风景、配乐和同期声，刘畅笔下私人化的描述会让你意识到，搭车去柏林的实际不过是两个不再新鲜的老男孩与世俗生活秩序的斗争。

他们提到最多的是土耳其。这个并不富裕的国家和想象中不太一样，平和没有一点暴戾。行程中第二热情的车主就在土耳其，年轻的大学副校长不仅请他们去家里吃饭，第二天还专门请假带两人看古迹。

第一热情的车主也在土耳其，开着豪车在晚上10点多把两人送到并不顺路的地方，半夜拉着他们看古堡和夜景，还主动帮忙联系住处——一个四星级宾馆，房价100多美元。“我们打算哄走他，再找便宜的地方住。这位富二代却已经付了钱：‘你们坐了我的车，就是我的客人。’”

你也更能体会他们在乌兹别克斯坦穆伊纳克的释放。40年前前苏联启动的棉花农业计划，将这个城市丰沛的水源不断借调给中部，世界第四大内陆湖——咸海的海岸线已经向后退去150公里，它逐渐变成一座沙漠。

他们在沙漠里遇到了一个老水手，有60多岁，看着湖水慢慢消失，由水手变成了墓地看守者，看守这片文明毁灭后的遗骸。不是真的墓，铁皮渔船搁浅在荒滩上，锈迹斑斑，船龙骨露出来，像一堆白骨。这场简单粗暴计划经济造成的人为生态灾难，代入到老人单薄生命时，同场是灾难。在啤酒和劣质伏特加的作用下，闪烁着迟暮英雄的悲情色彩，“仿佛他的美好年华、青春、渔港的辉煌，全随着湖水退去，再也没有了。”

那天晚上，大家都没睡好，聊到很晚。谷岳拿出手机播放歌曲《思念是一种病》。“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

半夜三四点的时候，刘畅突然醒了，感觉有人在用手电筒晃他。睁开眼一看不是手电筒，是月亮升起来了，月亮太亮了，亮得像探照灯一样，可以清晰看到周围好几十条船。这片湖的最后生命在倒计时，13年后将彻底结束，无法挽回。

这个守渔船的老人成为刘畅公路电影的素材。他的作品里是一定要有小人物的。初步的构想里，电影主人公是一老一少两个男人，他们在生存重压面前渺小到惨兮兮的，喜欢上同一个姑娘，于是结伴出发去寻找姑娘指引的地方，到达后却发现是一片虚无。

刘畅刚刚总结出来，和谷岳所走过的路对他的改变是什么。他不再抱怨方文山是个什么东西，再恶俗的素材堆到一起都能圈走那么多钱，那些拍所谓商业片的人，拖着舔过资本屁股的脸转头就要拍文艺片。

虽然他说自己拉不到大的投资，也拍不了黄金甲这样的大制作，只能小打小闹。以前总觉得没机会，现在学会了制造一些机会。还有比19公里等了两天搭不到车更难熬的经历吗？

从搭车去柏林到一路向南，出去两趟积累的知名度没有给他带来实际的好处，小众的纪录片导演本来就搭不上同行们致富的快车。因为旅行，他还丢了一个单子，拍了5年的《勇闯天涯》因为撞档期不能拍了，要知道报酬占他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呢。不过邀他做伴的独立行者也多起来，一位诗人和一位歌手计划一路卖唱，穿越西伯利亚铁路。

川子的《幸福里》被刘畅用在了《开车去柏林》纪录片的片花里。

他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幸福里/四万多一平米/我每天赚钱很努力/花钱也很小心/可是要住进这幸福里/需要三个多世纪。

在房价4000/平方米的时候，“北京的房子真值钱啊。”川子卖了房子开酒吧，生意一直淡淡的。但他总归开了酒吧。

刘畅的一个上海亲戚，年轻时是医院的放射科医生，把美女照成骷髅。退休之后和另一个老头租了一辆车，搭着同样是租来的两个野模开到青海，风景好的地方脱了衣服一顿狂拍。虽然有点晚，但总算从骨头拍到了肉上。

在去柏林的路上，某辆颠簸的卡车驾驶室里，刘畅读完了从2000年就开始捧起的《在路上》。在他送我的样书的扉页上，有《在路上》的最后一句，“完全没有人知道，自己除了可悲的趋向衰老外，还将有何遭遇。”你还等什么？再不出发就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