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普利亚圣甲虫200: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作者：朱鸿召

来源：广西人民出版社

来源日期：2011-8-10

本站发布时间：2011-8-10 21:16:34

　　 核心提示：可是中国妇女一见他便吓跑了，说他长得太肥大，太粗暴，使她们的肉体受不了。

　　本文摘自《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作者：朱鸿召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早在江西苏区时期，33岁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中文名李德、华夫，作为共产国际特派员在参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同时，指望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过夜。“可是中国妇女一见他便吓跑了，说他长得太肥大，太粗暴，使她们的肉体受不了。”

　　他在瑞金所住的“独立房子”离共青团机关不远，当时共青团一位领导人的妻子非常漂亮。他便主动给她送礼物，这位领导赶快找中央汇报：这太不像话，得赶紧采取措施，不然要出事的。

　　中央考虑这事既不能不管，又不能对他进行警告或管束，便通过中央妇委的李坚，找到一位叫萧月华的女同志。她是广东人，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但为人十分淳朴。经过对她说服动员，“她像完成任何一件组织上交给的政治任务一样，奉命与国籍不同，语言不通，性格作风差异巨大的洋顾问结了婚。”

　　虽然成了夫妻，但从政治地位到生活待遇，两人却是极不平等的。李德享受苏区最高的物质供给，而萧月华依然和大家一样过着普通战士的艰苦生活，并且照常在原单位工作，只有到了晚上才到他那儿去履行妻子的义务。

　　他不关心她的生活，反而怀疑她偷吃偷拿了他的东西。“两人在夫妻生活上也很不协调，女方对李德只能从组织纪律以至‘党性’来要求自己，实际上对李德毫无感情可言。”

　　他们生过一个男孩，很黑，像娘不像爹。曾吃过李德闭门羹的毛泽东说：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

　　长征开始后，他们就分居了，到陕北几经周折，终于离婚。参见梅剑编：《延安秘事》下册，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605—606页。此书披露诸多历史细节，可惜没有与相关历史文献对照映证。

　　1938年，李德又与从上海来延安的女歌唱演员李丽莲结婚。1939年8月27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忽然接到通知，搭乘周恩来去苏联医治手臂跌伤的飞机，返回苏联。“我急忙穿好衣服，匆忙向李丽莲告别，她是周末从艺术学院回来的……”由于飞机推迟起飞，李丽莲赶到机场要求一起走，未能得到组织批准，只得留下来。见[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358页。

　　后来，萧月华、李丽莲都重新建立了家庭，并且终生都不愿意提起与李德的不愉快婚姻。

　　延伸阅读：延安时期的“跨国婚姻” 李德与肖月华、李丽莲 来源：人民网

　　延安时代的“跨国婚姻”并不鲜见，最为着名的要数李德和李丽莲。上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向中央苏区派出军事顾问李德，即奥地利人奥拓·布莱恩(笔名华夫)。李德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失误众所周知，这里只说他生活上的“毫末细节”。

　　李德到江西苏区时正值三十出头，自然有正常的生理上的需求。据美国着名专栏作家、《纽约时报》副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李德于1933年10月抵达中国时，满以为红军与其他军队一样，他指望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觉。但是苏区没有妓女。”(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

　　“李德寓所离共青团机关的宿舍不远。当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李德对这位年青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枕共眠。他主动给她送礼……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识到他在搞什么名堂。李德的不‘检点’很快传到了领导层面，这是从未遇到过的棘手事儿，但听任洋顾问如此放肆，影响确实也不好。一些同志，可能还包括翻译伍修权在内，采取措施挽救了局势。”最终组织上找到了一位名叫肖月华的年青农妇。

　　肖月华是出身贫苦的广东姑娘，长得虽不怎么漂亮，但为人厚道，当时在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身边工作。肖月华也是一位老革命，17岁那年由海丰县妇女协会执委、彭湃夫人蔡素屏介绍入团。

　　在领导“软硬兼施”的磨泡下，肖月华抱着“为革命牺牲”的精神同意嫁给李德。正如朱德夫人康克清所言：肖月华是把李德看成第三国际和革命的“代表”，所以凑合着与李德一起过了。也是据索尔兹伯里所言，着名女作家丁玲对肖月华嗤之以鼻：“她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乡巴佬!”

　　其实，丁女士此言差矣!这种有违人权和婚姻道德，由组织上定夺的婚姻“配给”，在中国，特别是在部队，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抱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观念，肖月华随李德到了延安，甚至在他的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当肖月华给李德生了个皮肤黝黑的儿子后，连毛泽东也调侃李德：“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

　　后来，毛泽东还一直记得李德、肖月华夫妇这个儿子。王炳南的德国夫人王安娜(安娜利泽，中共长江局国际宣传组成员)随夫婿抵达延安，毛泽东初次见面便问王安娜：“你儿子(王黎明)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像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的呢?”“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毛泽东不顾王安娜脸上的惊愕神色饶有兴味地寻根刨底。

　　当王安娜明确表示儿子是“黑头发、黑眼睛”，“接近中国人的颜色”以后，毛泽东才抚掌笑曰：“这真有趣!”“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像比你们强呢!”(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三联书店出版社1980年版)

　　但是，这种组织上介绍乃至一手包办的婚姻十之八九是悲剧。果不其然，在李德移情别恋投奔延安的上海影星李丽莲之后，肖月华最终找到了毛泽东。听完肖月华的哭诉，毛泽东说：“博古那时把李德奉若神明，言听计从，要什么给什么，需要女人，就将你提供给他，实在是荒唐，造成这场婚姻悲剧。”不过，毛泽东最初也想做“和事佬”，毕竟这是桩涉外婚姻，尤其还与共产国际、与苏联人有牵连。但肖月华去意已决，经调解无效，边区政府民政厅同意离婚。

　　肖月华解放后任职湖南省交通厅(办公室主任)，尔后调回部队，授大校军衔。1983年11月3日病逝。

　　而令李德情有独钟的李丽莲身材颀长，俏丽动人，更兼天生一副好歌喉。1937年与后来成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一起离沪来延安。由于李丽莲不仅能演戏，还能歌善舞(为上海“天一”影业公司演员，曾在胡蝶主演的《皇后的新婚》等片中配唱)，很快担任了延安鲁艺音乐系助教。离婚后的李德与李丽莲正式结婚，李德也转为中共党员。

　　但好景不长，婚后不久，李德便于1939年8月奉命返苏，留给李丽莲的是无限惆怅与清泪涟涟。新中国成立后，李丽莲大部分时间从事民间外交，曾参加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并历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国际联络部副部长等，1965年4月在北京病故。定居民主德国的李德则于1974年去世。

延安“生活化”的历史再现

　　文/潘启雯 （摘自作者博客，2007年9月16日）

　　众所周知，“五四”和“延安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无法替代的，是探究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化所不能绕开的，现代社会在此初具雏形，现代文化也在此萌芽抽节。但在大众的眼里，延安最值得称道的，显然不是物质生活的粗略、温饱与安定，而是革命真理，是担当天下，是砸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理想、豪情和愿望，历来关注的都是其作为“革命圣地”的一面。然而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延安也形成了特殊的社会体系，既是社会，则必有其“生活化”的另一面，它和红色激情宛如杠杆的两端，共同保持着现实世界的平衡。朱鸿召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就是关注那常常被大伙忽视了的衣食住行一端，仔细回顾了1937年至1947年间延安民众的日常生活，挖掘出了许多新鲜、有趣的史料。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朱鸿召/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定价：30.00元）

　　从“延安日常生活”这六个字，我就发现作者在其研究领域上的勃勃野心，全书从饮食、人文、男女、风物四处着眼，写出了延安的物质供应、人的心理状态、情感世界，以及人与环境的博弈。《延安生活指数》是书中的第一篇文章，它最具代表性。因为缺少条件，沙漏、日晷甚至焚香等计时方式，和少量的手表形成了有趣的共存，在其背后呈现的是延安独特的时间观念；来自私人笔记的资料记录了冬夏不同的饮食供应，而由日本俘虏组成的日本工农学校每天变换的食谱里，出现了色拉和疙瘩汤这样奇妙的组合；国内局势的变化，在延安历年的物价记录中也强烈体现着，边币和法币的兑换比例、八路军连长的津贴、报纸的稿酬，也随之相应变化。

　　当我读到这些细微之处时，能隐隐感觉到当时那个社会的某种“不完整”与“不完善”。而将之处于整个中国的大背景下，会发现在现实条件的扼制之中，它反而拥有了“背水一战式”的活力，这活力甚至是当今时代所不具备的。它和简陋的条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虽然不像在战火中那样壮怀激烈，但确实如同《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样，在入微的生活中渗透了一种不可动摇的理念与精神。

　　大生产运动是延安生产自救的一个伟大创举，改造“二流子”运动自然又是大生产运动中一个非常有趣的分枝。朱鸿召详细研究了当时延安改造“二流子”的动机、步骤与成果，并发现它符合一切运动的基本操作形式。作者敏锐地从大量素材中抓取最能表现改造“二流子”的诸多细节，然后用特写式的笔法勾勒出来，只需短短几句，便画面感十足。在细节的穿插点染中，可以不按一语，而境界全出。加之时间不断地在过去与现在之间闪回对照，其中包含的情感却愈显得炽热。这不仅增添了阅读的乐趣和快感，也让大伙看到，通过改造“二流子”之后，延安的生产道德风气得到了空前的净化，提高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此外，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作者记录了许多边缘化的人和事，如延安医生“告御状”、一度时兴的交际舞等等，都是颇吸引人的有趣话题。作者聚焦在这些活泼泼的历史碎片上，强调了普通当事人的分量，记叙他们的经历，呈现他们关于延安生活的一手材料，并进行个性化的精彩剖析；就连土狼、虱子这些自然动物都充当了再现历史真相的佐证和道具，前者是“侵略者”的化身，后者却被推崇为“抗战虫”，既有趣、又感性。在作者的笔下，小心翼翼地打捞和护持延安日常生活的零散与片断，借以灌溉我们这个时代并不丰盛的精神家园，让这段历史变得鲜活而生动、丰满而厚重。

　　时间可以消灭一切，但是不能消灭记忆。记忆是历史的唯一保证，这也正是《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价值之所在：它把边区生活的衣食住行与民众真诚朴素的情感融为一体，在另一个时间里勾起、记忆、凭吊和讲述，让历史的解释变得灿烂多样。如果不考虑局势因素的话，它完全是一个日常社会的缩影，有其和谐的一面，也有矛盾存在。知识分子和政治干部、技术工人和红军干部、产业技术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之间都有意识上的差别，在消除这些差别、走向趋同的过程中，延安打造了其独特的、人文的日常生活环境。这种从平民生活逆行观察延安历史的方式，确实是我们极少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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