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弥陀佛挂坠:暮霭里盏盏灯火唤归家

        电话中小敏告诉我，那几年他们家人一直抬不起头。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家家忙着搭地震棚。而袁家唯一的劳动力，作为被管制的对象，不但不能给自家搭棚、不能照顾病中的孩子们，还要奉命在烈日下蹬着板车挨家挨户给别人送木料，搭棚子。不但袁先生长期寝食不安，身心受到摧残；小敏——作为现行反革命的子女，也被剥夺了升学的机会（被迫去农村插队，与黑五类一起干活）、入党的机会，及工作的机会（连卖冰棍的单位都不敢雇用她）。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小敏连续两年都因爸爸的问题不能报考，眼看1979年高考来临，为了自己的命运，小敏只有最后一搏，三番五次地找到公安局及有关方面，最终有一天公安局来人到外文所，出示为爸爸平反的决定，大意谓他在1973年与许的来往是由许提出的，经组织批准的，所透露的情况不足以构成 “为美国间谍提供情报的反革命罪行”，决定宣布平反，并退回所没收的东西。爸爸感慨万千，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至此我的政历问题（共7个）已全部改正。从此，是个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人，可以安心工作了！”。当天下午，爸爸就接受了带研究生的任务；这一年，小敏也以优异的成绩被第二外国语学院录取，全家那个欢呼雀跃呀……
        我知道，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白天接受改造的袁先生，晚上仍是夜战，搞翻译，做研究。《美国歌谣选》那本书就是那时译出来的，直到1985年（12年之后）才得以出版。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由袁先生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 “不仅为渴望走向世界的文学青年打开了一个第一次眺望现代西方窗口，同时也为那个年代的一切文学创新提供了来自西方的高端范本。” 2008年，这套书在第九届 “深圳读书月”中被评选为反映改革开放历程的三十本书之一。
        夜半了，小敏柔声细语地讲着，我静静地听着，慢慢回想起多年前在我家门口常遇的袁可嘉先生，我从没见过他脸上挂着埋怨、忧愤的表情，他永远是那么祥和、谦逊，常常低头不语，背着手独自慢步在庭院之中。 “让我沉默于时空／如古寺锈绿的洪钟／负驮三千载沉重／听窗外风雨匆匆／把波澜掷给人海／把无垠还诸苍穹／我是沉寂的洪钟…… （袁可嘉《沉钟》1946年）”以前读这首诗没太有感觉，此时突想起这首诗，我竟不觉双眼充满了泪水。
        七十年代末始，我们家和袁可嘉先生一家同住永安南里社科院宿舍的同一栋楼、同一单元、同一层楼，互为对门。说起我的父亲与袁可嘉先生共事相识也有五十多年了。直到1997年袁先生离开北京到美国纽约女儿处定居，他们仍电话、信件往来不断。
        记得父亲在给小敏回信中提到和袁可嘉先生相识的时间：“我回忆确切的时间是，他1957年8月从外文出版社调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我当时在办公室工作（我于1955年调到文学所）。后文学所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我俩一同转入学部。 1964年9月，我俩又一起转到外国文学所，不久我们俩到安徽 ‘四清’。 1970年，我们又一起下放到河南学部五七干校。 1972年12月返回北京……文革后，我虽然调到外单位 （文学所、少数民族文学所），但我们还是邻居。”
        我真正了解袁可嘉先生还是他出国以后的这些年。因为，他经常与我的父亲保持联系，他让父亲随时传递国内信息，并积极关注着国内一些学术情况及所里的情况。

        记得最清楚的是： 2000年初，他多次写信给父亲、给外文所领导、给卞之琳先生，积极倡导举办庆祝卞之琳先生从文七十周年作品暨九十华诞活动，信中提出 “追求两种成效，一是引起国內社会对人文科学的重视，二是有助于国家统一改革的大业。”他在信中提出，成立筹备小组：联系有关单位，筹集资金方案，邀请国际友人等非常具体的建议，并提议会议名称为：《卞之琳文集》首发暨学术研讨会。信中还告知卞老：“我近来身体尚好，尽力争取回京一次，共襄盛举……”然而，2000年12月2日下午，当风尘仆仆从美国赶回的袁可嘉先生，得到的却是：卞之琳先生上午刚刚离去……

         2004年圣诞前袁先生给父亲信中写到 “二个月前，我们回京叙旧，促膝谈心，至感愉快……人日以老，心见其衰，但愿大家珍惜今日，乐观未来，活好每一天，实现每一天的价值．时不我待，勉哉！勉哉！”
        这些年，父亲与袁可嘉先生通信，很多是经我手发出，有打印好，有扫描手迹通过Email发给小敏的……一直令我感动的是，袁可嘉先生仍那么信任我的父亲，每每了解国内情况、了解社科院、了解外文所、了解一些熟知的老学者等等，大多是通过我的父亲。一次，父亲给袁可嘉先生写了很长的一封信，在谈到袁先生为新中国文化建设做的贡献时说， “可嘉，……你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自己的事业，作风正派朴实。是个勤奋好学、治学严谨的学者。 1973年你受到错误批判，使身心受到摧残。在厄运期间，你仍以坚强意志继续著书立说，表现出一个学者的崇高思想境界和品格……”收到信后，小敏很快打来电话告知，袁可嘉先生为此感到欣慰，并代表爸爸表示衷心地感谢。
        小敏说，爸爸一直想回中国想回北京，想叶落归根……

        后来的每次回国，袁先生一进北京的家门，衣帽未脱，就忙着给朋友们打电话，兴奋地说：我是袁可嘉，我又回来啦！
        袁先生最后一次回京时，小敏准备找人把北京家里的房子重新装修一番。动工前，袁先生坐在桌前，打开抽屉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当时的表情深深地印在小敏脑海中，至今挥之不去。看着表情沉重的袁先生，小敏拿着摄像机说：爸爸，你说两句吧。在这用了近半个世纪的写字台前，袁先生非常动情地说：多么盼望回到这个家，继续从事多年的著译工作呀！
        悲伤的小敏一直在自责，可能我们太自私了，硬把爸爸拉来美国，耽搁了他的研究事业……所以，在美国的这些年，我们尽可能地照顾好爸爸。爸爸手边没资料，我们分批从北京海运过来上千册书籍，每到假期我们尽可能带爸爸妈妈去旅游，去欧洲9个国家——爸爸研究彭斯，却没到过欧洲。
        在美袁先生一直辛勤耕耘，文章不断。直到2005年不能提笔，日记中断……
        站在我家后院阳台上，望着那早已是人去屋空、自然不可能有人再去精心打理的袁家后院，心中淡淡酸楚：庭院中秃枝点黑于暮鸦／秃枝颤颤垂下／墙里外遍地枯叶逐风沙／挂不住，又落下／暮霭里盏盏灯火唤归家／鸟有巢，人有家／多少张脸庞贴窗问路人／等远客？等雪花…… （袁可嘉 《岁暮》 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