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师白狼视频: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新疆

5、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新疆
　　按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新疆的日程表安排在1950年。
　　1949年1月，国民党政府鉴于全面内战节节失败，请求苏联政府居间调停。斯大林开始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拒绝调停，这是苏联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战争由阻止转变为支持的开始。当国共和谈破裂，中国共产党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和4月23日又发出《向全国进军的部署》，似有摧枯拉朽之势向全国进军，追歼残敌。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怕美帝国主义燃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当他们从国际情报中获悉，美、英帝国主义企图甩开蒋介石、李宗仁，拉拢西北五马(马鸿达、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继援)退踞新疆成立“伊斯兰共和国”，宣布与中国脱离关系，与中国共产党抗衡到底。对此，苏联陷入深深的忧虑中。斯大林担心美、英帝国主义的阴谋得逞，因为中共要解放新疆，当然美、英帝国主义就要卷入，从而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即使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的周边新疆成了美、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这不仅削夺了苏联在新疆的一切利益，而且有“卧塌这侧”他人鼾睡的威胁。基于这种民族利已主义思想，苏联趁1949年7月中共秘密派出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访问团在莫斯科期间，斯大林将以上情况透露给了刘少奇，要中共提前解放新疆，不使美、英帝国主义的阴谋得逞，并表示愿为提前解放新疆提供一切方便。斯大林向刘少奇建议，新疆有三区革命这支力量与国民党对抗，可资利用，先派人去伊宁联络，同时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大力度，加快挺进新疆的步伐，提前解放新疆，使美、英帝国主义的阴谋彻底破产。
　　刘少奇将此重要情报向中共中央汇报后，中共中央电示刘少奇派人从苏联直接去新疆，建立与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的联系。赓即，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派遣随同刘少奇出访苏联的邓力群，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并带三名工作人员和一部电台，于8月14日下午从莫斯科，取道阿拉木图，当地时间傍晚9时抵达新疆伊宁。邓力群先与苏联驻伊宁领导事馆接洽，通过领事阿里斯托夫的介绍和安排，从8月17日开始，邓力群先后会见了阿合买提江·卡斯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伊斯哈克伯克。穆奴诺夫、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并由阿巴索夫担任翻译。邓力群按照中共中央和刘少奇的指示，首先向三区各位领导人表明了他是中共中央特派的联络员，他此行的任务是和三区领导人取得联系，把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情况报告中央，请三区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同时按照中共中央的电示，邓力群转达了中共中央对“三区”革命运动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以及对“三区”领导人的关怀。邓力群代表中共中央先口头邀请“三区”方面派代表去北平出席全国新政治协商会议。并按照刘少奇的指示，说这是全疆性的代表，国民党统治区1名，少数民族4名，共5人。最好有2—3名系“三区”负责领袖，一位汉族代表(兼作翻译)。对代表行程的安排，从伊宁至满洲里请苏联派飞机送，从满洲里至北平由中共派专人专车迎接。8月18日，毛泽东以新政协筹备委员会主任的名义给阿合买提·卡斯木发出了正式邀请信。邀请“三区”方面派出五名代表(全疆性的)参加即将在北平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阿合买提江·卡斯木等人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们说：以前就听说要召开新政协会议，很想派代表出席，现在得了邀请，太好了。他们说趁开会的机会，还能亲自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一切、请示一切。他们从内心感到高兴，他们说：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复杂、艰巨的工作中还关心到处在偏僻的“三区”，并派出特派员来联络，我们愿真诚服从中共中央的一切决定和指挥，毫无保留地向邓力群联络员介绍“三区”和新疆的全部情况。邓力群在伊宁停留一个月，得到一个最深刻的印象：近代以来，新疆是帝国主义彼此争夺的一个重要地方，沙皇俄国、英国、日本、德国、美国都不择手段插手新疆，都想从新疆捞一把。在这种历史背景条件下，新疆的统治者之间、各民族之间，发生了各种复杂矛盾和斗争。今天由帝国主义豢养的蒋介石王朝行将全军覆没的时候，美、英帝国主义又策动“五马”，想在新疆搞什么“三种势力”，这当然是徒劳的。
　　邓力群在伊宁停留一个月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偕同苏联驻伊宁领事飞抵迪化，同国民党军政领导联系。9月15日邓力群抵迪化(住鲍尔汉家)，分别同鲍尔汉、陶峙岳、刘孟纯、屈武、陶晋初、刘泽荣等国民党军政人员会晤。并向陶峙岳、鲍尔汉面交了张治中将军敦促新疆和平起义的两份电报。张将军在电报中说：“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兰州解放，新疆孤悬，兄等为革命大计……应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9月25日、26日，陶峙岳、鲍尔汉分别领衔通电全国，宣布起义，新疆实现和平解放。从1949年10月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就从玉门向新疆进军，到10月13日、14日、15日，二军的五个步兵团、战车营及二军指挥所先后集结哈密。到1949年12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军、六军全部到达新疆。
6、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驻伊犁惠远城
　　1949年11月12日，王震将军在鲍尔汉主席的陪同下，专程由迪化抵达伊宁，参加“三区革命”五周年纪念大会。在大会上王震将军首先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给大会发的贺电，向“三区”人民和民族军转达了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新疆全体指战员的亲切慰问。对“三区”人民在新疆的和平解放中所起的作用，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然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王震号召“三区”人民和民族军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新疆而努力奋斗。会后，王震将军亲自到阿合买提江·卡斯木等遇难烈士的家中亲切慰问，并找各族各界人士谈话，作了社会调查研究。王震将军在伊宁整整活动一星期，11月19日始返回迪化。紧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军十七师五十团团长刘光汉又偕参谋王友亮、陈坚，保卫股长赫风文，粮秣股长王传道，民运干事赵忠国等六名解放军先期乘飞机来到伊宁，同伊犁行政公署和“三区革命”领导人联系商量解放军进驻伊犁的问题。刘光汉等刚下飞机就受到伊犁行政公署、新盟伊犁分部、民族军(后改编为第五军)和伊宁各族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伊犁地处祖国西北边睡，各族人民没有见过共产党、解放军，更没有见过八路军、工农红军，今天终于见到了，幸福的时刻到了，人们都怀着神奇、敬重、激动的心情，热泪盈眶。刘光汉团长在机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自古以来，伊犁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勤劳勇敢的伊犁各族人民，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帝国主义特别是沙皇俄国和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下，水深火热中的伊犁人民同帝国主义、反动统治势力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捍卫了伊犁，捍卫了祖国边疆的完整和统一。特别是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领导的“三区革命”，“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新疆的国民党反动派，动摇了他们在新疆的统治，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战场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同“三区”的民族军是兄弟、是战友，共同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军十七师五十团将进驻伊犁，屯垦戍边，同伊犁各族人民一起共同担负起保卫伊犁、建设伊犁的光荣任务。最后，他向伊犁行政公署、新盟伊犁分部、民族军和伊犁各族同胞表示深切的谢意!
　　11月1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批准，新疆省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正式成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军十七师五十团团长刘光汉等从伊犁回迪化后，就积极着手准备进驻伊犁事宜，到12月底派出先遣部队进入伊犁惠远城，具体安排全团指战员的驻防事宜。解放军到达惠远后受到绥定县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1950年元旦绥定县政府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解放军代表在会上发表了诚挚的讲话。五十团团长刘光汉在迪化元旦联欢会上正式向全团指战员宣布：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命令，五十团进驻伊犁。任务是屯垦戍边，开展地方工作，保卫伊犁，开发伊犁，建设伊犁。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支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我们要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刘光汉说，伊犁历史上是金戈铁马、征战频繁的战场，国防地位十分重要，从祖国的东南沿海说起，伊犁是祖国的西大门，与苏联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边境线长达400余公里，民族、宗教、涉外关系极为复杂。刘光汉反复强调说，同志们到伊犁去，要严格遵守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涉外纪律，搞好民族团结，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一切。接着全团层层发动，大会小会动员，在确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物资装备工作之后，于1950年1月8日，全体官兵冒着“三九”严寒，分期分批乘坐汽车向伊犁进发，到元月18日全体指战员已安全抵达惠远城。部队刚刚驻下，列斯肯、马尔果夫等五军首长就专程到惠远城看望五十团指战员，慰问来伊犁屯垦戍边的老八路。团长刘光汉、政委黄继甫陪同五军首长视察了部队驻地，首长们亲切地询问了部队情况，视察了营房和装备后。五军首长当即告诉供给部长，给五十团指战员配发各种冬季装备：皮大衣、皮帽、棉衣、毡筒、皮靴和粮、油、肉。隆冬季节，真是雪里送炭。刘光汉代表全体指战员向五军首长致谢，感谢五军首长的关怀。
　　1950年2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书记、新疆军区副政委徐立清偕同分局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邓力群率领工作组来伊宁县、尼勒克县做社会调查，五十团也派出民运干事赵忠国参加了工作组。3月新疆分局根据徐立清、邓力群的建议和提名，抽调以团长刘光汉为首的一批党员干部组成地方工作队。这次共抽调刘光汉、邵仲林(政治处副主任)、组织股长薛继卿、宣传股长王瑛景、教导队长吕兴银、后勤处副处长陈坚、副教导员梁俊卿、卫生队指导员李鸿斌、民运干事赵忠国和干部梁金祥、白云海、李振锋、顾跃文、王聚、何双牛、刘拴牛、魏全征、乔雪亭、郭西昉、杨福森、韩志样等23名党员干部，以及随队警卫员、通讯员、炊事员共计30余人，于3月中旬陆续到达伊宁县(今伊宁市)。新疆分局副书记徐立清在伊犁行政公署、新盟伊犁分部和伊宁人民政府联合组织召开的有700人参加的干部职工群众大会上向伊犁提出七大任务，即：(1)努力恢复与发展生产，帮助农牧民解决实际困难；(2)开展减租反恶霸运动，削弱农村封建势力；(3)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增进党和各族人民群众的联系；(4)充实、调整、健全各级政权组织，逐步实现各级政府中都有工人、农民、牧民和知识分子参加；(5)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6)慎重稳步发展党员，建立各级党的组织；(7)组织建立各种人民群众团体，为各族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创造条件。工作队遵照徐立清的指示，首先办起了伊犁地方干部训练班(简称地干班)，地干班以刘光汉率领的地方工作队为基础，及五军、新盟、行政公署和伊宁县政府的干部63人参加，学习班还以刘光汉、顿星云(伊犁区党委书记)、李恽和(伊犁区党委宣传部长)、阿奇木伯克·霍加(伊犁专员)、艾斯哈提·依斯哈科夫(专署秘书长)、乌斯满·孜亚(新盟伊犁分部主席)、薛继卿、王瑛景、牙苏凯等组成伊犁地干班学习委员会，刘光汉为主任委员具体管理学习班的学习，阿奇木伯克·霍加为学习班主任、艾斯海提·依斯哈科夫任副主任。首期学习班通过学习考察，按照入党手续，吸收18名各民族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28日，在学习班结业典礼上，中共伊犁区党委书记顿星云同志根据新疆分局批准的中共伊犁地方委员会名单，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伊犁地方委员会成立。委员：刘光汉、艾斯哈提·依斯哈科夫(塔塔尔族)、乌斯满·孜亚(维吾尔族)、吉兰诺夫(维吾尔族)、邵仲林、黄继甫、杨同太、尹德馨，地委工作机构分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
　　地委为了适应工作的开展，刘光汉书记在结业典礼上，宣布了以地干班学员为基础组成的五个县的工作委员会：(1)伊宁县工作委员会书记邵仲林，成员赵忠国；(2)绥定县工作委员会书记黄继甫(五十团政委兼)，成员牛树泰、魏全征；(3)霍城县工作委员会书记谢曼秋(汽一团政委兼)，成员梁俊卿；(4)巩留县工作委员会书记李鸿斌，成员顾跃文；(5)宁西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吕兴银，成员白云海、塔依尔(维吾尔族)。驻防博乐、精河的工兵二团也派出尹德馨、王光文、王丕兴、袁本华、刘凤歧、柳庭荣、王继州、王存广、张风景、尚志、张荣增等10名干部下去做地方工作。伊犁地委成立后，开始隶属中共伊犁区党委领导，1952年5月伊犁区党委撤销后，直接隶属新疆分局。从此，伊犁专区的一切工作均在中共伊犁地委的领导下全面展开。
三区革命运动与新疆和平解放    三区革命通常指1944年8月在新疆北部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专区爆发的各族人民反抗军阀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由于革命酝酿和爆发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及革命领导权掌握在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封建宗教上层人士手中，武装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后，一度形成了寄生在三区革命运动上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分裂政权。因此，无论是三区革命自身历史的发展，还是我们今天对三区革命历史的研究，都有许多复杂而矛盾的问题。对此，我们认为在三区革命的研究中应明确几条原则：一是将这一时期新疆各族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武装斗争，同少数封建上层的分裂活动严格区别开来，在充分肯定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正义性和革命性的前提下，痛斥少数封建宗教上层再次制造分裂的反动行径。二是将三区革命运动与寄生其中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分裂政权严格区分开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分裂政权的建立绝不是三区革命运动的初衷，而是革命前期把持领导权的封建宗教上层强加于各族人民的私货，是寄生在三区革命运动中的毒瘤。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三是分裂违背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一旦觉悟，便会同分裂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的革命派，正是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通过坚决和不懈的斗争，最终使三区革命运动摆脱分裂主义的桎梏，汇入中国革命的洪流中。鉴于以上几条原则，依照三区革命的发展与变化，应将运动的全过程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来叙述。
三区革命运动的二次革命    1．雅尔塔会议所涉及的新疆问题
    “临时政府”在中线对省城迪化的进攻是军事计划的重点。民族军集中主力于1945年9月初发起精河、乌苏战役。在苏联飞机、装甲车、炮兵的配合下，8日分别攻占精河、乌苏两城，先后歼灭国民党守军60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9月上旬，民族军进抵距首府迪化只有150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隔河与国民党军形成对峙。时国民党在迪化仅有六个营的兵力，不得已而制定了“死守大迪化”(指迪化向东到哈密、向南至焉耆、向西至玛纳斯县的范围)的应急计划。然而此时，苏联对三区革命的政策开始发生了变化。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了会议，秘密讨论了苏联对日作战和战后世界安排等问题。美方认为，对德作战胜利后，单靠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还需一年半左右才能击败日本；如果苏联放弃《苏日中立条约》加入对日作战，将会提前击败日本，大大减少美方伤亡。苏联方面提出加入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是要维持中国外蒙古“独立”现状，对此，美国予以了支持。在美苏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同意了苏联的这一要求。作为交换，国民党政府的决议认为：前提条件之一是苏联政府保证中国对新疆的领土及行政主权，并对“新疆变乱”(指三区革命)不再做任何支援，中国政府才考虑苏联有关外蒙古(独立)的要求。1945年7月9日，中方正式向苏联提出：苏联政府如能在帮助中国平定“新疆变乱”等问题上作出承诺，中国政府可以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让步。斯大林当即表示：无论延安、新疆均须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可以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发表声明，并答应中方关于制止从苏联往新疆“偷运”武器的要求①。此时三区革命的地位已降至苏联要挟国民党政府允许外蒙古独立的一个交换筹码，按照俄罗斯学者的观点，是在允许外蒙古独立的同时，两国“顺便解决了新疆问题，而且确认新疆是中国的领土，从而斯大林停止支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存在”②。8月，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随即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同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苏联在条约附件中声明：“关于新疆最近之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友好同盟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既然苏联曾全力支持三区革命获得成功，一旦形势需要，苏联就有把握和调整三区革命方向的能力，国民党政府深信这一点，甚至在条约签立后着手准备通过苏联的协助，于是年10月间用政治方式“收复”伊犁。9月17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称：奉苏联政府之命告知民国政府外交部，近有穆斯林数人，自称新疆暴动人民代表，向苏联驻伊宁领事申请，暗示希望苏联出面为中间人，调停彼等与中国当局所发生的冲突。外交部答复：苏联政府愿意协助我政府，甚为感谢，请苏联驻伊宁领事通知“事变分子”派代表到迪化晋谒张治中部长，商洽和平解决之办法。同期，苏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关于“新疆伊宁事件”的磋商中表示：此事件为暂时现象，不久可平息③。苏联对待三区革命的政策由全力支持其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转变为在维护民国政府对新疆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前提下，取消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进而促成其与中央政府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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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与分裂的斗争
    苏联政策的变化只是外部条件，三区内部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的革命派的倔起及其与分裂势力的坚决和不懈的斗争，是三区革命摒弃独立、清除寄生的分裂毒瘤，进而使三区革命成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关键因素。这场统一与分裂的斗争，成为20世纪新疆历史上第一次由民族领袖带领民族群众反对分裂新疆的重大政治斗争。斗争的实质是拥护和平与中国统一，还是实行反汉排汉、分裂中国。对于三区方面来讲，和平谈判的过程，实际上是承认中国统一，取消分裂的斗争过程。斗争的成与败，关系到三区革命的前途，关系到未来新疆各族人民的命运，更关系到中国西北边疆领土的统一。对三区革命的严重蜕变而言，这场斗争实际上成为了三区革命运动的二次革命。
    形势的变化和苏联方面政策的改变都来得太突然，苏联的指令在“临时政府”内部引发了十分激烈的反响，也激化了原有两派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封建宗教上层集团乘机煽动蛊惑，坚持要走分裂的道路，声称反对同汉人政府进行任何谈判；在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领导层中的部分同志也附合艾力汗·吐烈等，要继续战斗到底。而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伊斯哈克别克、达列里汉等领导成员在苏联的支持下奋起反对和摒弃独立，积极支持与民国政府谈判的方针。这一时期“临时政府”内部的斗争已不再是什么观点或派系的矛盾，而是在维护三区各族人民权益的前提下，纠正以往的方向性错误，维护中国的统一，与以民族解放为名、坚持分裂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年9月上旬，民族军进抵玛纳斯河，大有一举攻占首府迪化之势。艾力汗·吐烈等随即利用军事上的胜利着手在政治上实施巩固和扩大分裂政权的计划。9月初，“临时政府”召开了政府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与民国政府进行谈判的决议，但提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必须以一个独立国家的名义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并要求苏联充当“两国”之间和平谈判的中间人。这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上仿效外蒙古独立的模式，要求公开承认“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并使“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独立问题国际化。艾力汗·吐烈亲自拜会了苏联驻伊宁总领事，请他向苏联政府转达“临时政府”的决议①。
    与此同时，艾力汗·吐烈还从组织上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权力。1945年10月22日，“临时政府”通过了114号决议，任命艾力汗·吐烈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并规定军事委员会统揽军事领导大权，“今后的所有军事行动和有关事宜，均应报请军事委员会批准后方能实施”。同时授予他唯一的元帅军衔。不久，又颁布了《各级政府组织条例》，规定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临时政府”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委员会所发布的命令、通知、决议即为法律，民众和各机关必须服从和执行。随后，财政厅、国家银行也划归“临时政府”直辖，“临时政府”有权通过上述机构监督所属各机关的预算和财政支出，财权也被他揽入手中。此外，还大大地增加了维护军队、购置武器装备的预算拨款②。
    10月2日“临时政府”委员会通过100号决议：“建议国民党政府采取非武装手段，即谈判方式解决‘东突厥斯坦’的独立问题。”③这实际上是偷换了原定双边谈判的原则。随后派出的代表团也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为名义，团长是艾力汗·吐烈的追随者热合木江·沙比尔阿吉。苏联方面十分关注谈判的开局。有关“参加与中国人谈判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代表团安全穿过火线，并受到中国当局代表的接待”的专报迅速递送到了苏联最高当局，然后分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及马林科夫、米高扬等主要领导人。谈判的开始使苏联方面松了一口气，然而谈判的成功与否却使苏联方面更为担心，因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拟定的谈判纲领的要点是：代表团受命坚持“把新疆全部领土交由该政府管辖；中国承认新疆的国家独立性和确立中国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之间的平等关系”④。苏方认为，谈判的开始并不意味着谈判的成功，因此，在三区革命内部斗争中必须全力支持以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为代表的拥护统一与和谈的革命派，逐步扩大他们的力量，以保证谈判的顺利进行。1945年10月10日，阿合买提江增补为“临时政府”委员。同时苏联开始直接介入谈判的进程，全力协调谈判的成功。和谈开始后，叶格纳洛夫与兰格番格亲自前往伊宁，并于10月24日在精河先于“临时政府”会见了从迪化返回的热合木江·沙比尔阿吉等三名谈判代表，“听取了他们关于同中国人谈判结果的报告”，随即于10月29日电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等苏联领导人。他们还了解了伊宁、塔城、阿山三区基层对统一与和谈的态度，当天的另一份电报中指出：“谈判在被解放的几个行政区居民中间引起了‘纷纷议论’和负面反应。”⑤同期，苏联方面十分仔细地“讨论了进入新的新疆省政府的穆斯林(指三区方面)人选”，直到贝利亚本人首肯，这些人选才定了下来⑥。
    是年11月，三区召开民族代表大会，艾力汗·吐烈集团又利用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对和平谈判不理解，企图在会议上向苏联和以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为代表的革命派显示力量。艾力汗·吐烈本人在大会上不断进行分裂和反汉排汉的蛊惑煽动，并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团临时政府”改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⑦，企图造成既成事实的分裂。大会通过的决议宣称：“要继续为解放整个‘东突厥斯坦’而斗争”，“如果中国政府不给我们自由，我们就自己去争取，把民族革命扩展到‘东突厥斯坦’的整个领土上去”⑧。艾力汗·吐烈一伙利用人民要求摆脱剥削压迫、获得解放的心情大肆煽动分裂，“临时”两字的取消，暴露了他决心破坏和平谈判，继续推行分裂主义路线的顽固立场。同期，艾力汗·吐烈等指挥在南疆蒲犁(今塔什库尔干县)发动武装进攻，至1946年初，先后占领蒲犁、叶城和泽普，和平谈判再次受到威胁。
----------------------3．三区革命汇入中国革命洪流
    1946年4月上旬开始，和谈进入了最后关键阶段。经过苏联方面的多次协调，双方于5月22日就军事问题的附文(二)达成一致意见。5月25日，三区政府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授权三区代表签署该协议。6月6日，附文(二)正式签字，《和平条款》确立，和平谈判胜利完成。《和平条款》的全面签立，标志着“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已失去存在的意义，自动解体，三区政权重新回归为中国新疆省的一个区域性地方政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也相应失去了合法地位。艾力汗·吐烈本人在《和平条款》签立后自动离开了政治活动，以示对和平谈判和《和平条款》签订的抗议。1946年6月17日，苏联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将“原‘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  主席艾力汗·吐烈·萨比尔霍加耶夫召回苏联”。6月27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召开最后一次政府委员会议，会上宣布：按照和平协议，政府放弃自己的全权，而共和国本身将不再存在①。以“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分子艾力汗·吐烈为首的封建宗教上层企图借助人民起义分裂新疆的阴谋彻底破产了。政府委员会通过的324号决议规定：
    (1)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委员会改组为“东突厥斯坦”伊犁专区参议会，成员为32人，由阿克木伯克·霍加任参议长，阿不都海依尔·吐烈任副参议长。
    (2)原厅、局机关改为伊犁专署局级机关。
    (3)塔城、阿山专署自6月28日起由新组织的省政府酌情合理调整。
    (4)三区政府机关报《解放的东突厥斯坦报》改为伊犁专署机关报②。
    在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的革命派的斗争下，在三区乃至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苏联的全力支持和协调下，经过复杂而艰难的斗争，三区革命运动终于从艾力汗·吐烈集团的分裂和反汉排汉的方向性错误中解脱出来，实现了自身的又一次革命，重新回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剥削压迫斗争的正确路线上。只是在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三区革命重新汇入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洪流中，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进而与中国共产党携手，为争取新疆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而继续奋斗。
    然而，前述三区政府的324号决议还是留下了一条“小尾巴”，即决议中仍坚持将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而不用新疆省的统一称谓；称伊犁为“东突厥斯坦”伊犁专区。由此可以看出分裂势力的顽固性和新疆反分裂斗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复杂性与长期性。
    1946年7月1日，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省政府委员在迪化西大楼宣誓就职。按照协议，以阿合买提江·卡斯木为首的8位三区革命领导成员任职省联合政府委员，占委员总数(17人)的47％。阿合买提江等8人联名发表的《告新疆各族人民书》声明：“我们宣布在伊、塔、阿专区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三个专区分别直接归属于省联合政府。按照所签订的《和平条款》，全省人民得到了在我省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权利。全省范围内，在实现解放、平等、自由、民主的基础上，实现了统一与和平。”
    省联合政府成立之时，双方都对统一与和平抱有真诚的希望，并为此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在政治方面，三区宣布解散“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三区归于省政府统一领导。在随后通过的《新疆省政府施政纲领》中，又明确提出“保障全省和平，拥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的施政宗旨。在军事上，实行全面停火，继而三区根据《和平条款》对民族军进行整编。在经济上，三区金融代表与省商业银行举行会议，协商三区与七区金融统一方案。此外双方在交通与邮政方面也开始了统一管理的磋商。在省联合政府座谈会上，阿合买提江公开对“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分裂行径进行了声讨，他指出：“‘东突厥斯坦，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不能作为政治活动的理论。如果有人拿来做政治活动的理论，就是省政府的敌人，也就是全省人民的敌人。”他表示：“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三区是新疆的组成部分。伊犁是我呱呱落地的地方，是埋葬我们祖先的地方，中国是我们的祖国，是我们的家乡。我们所要求的是解放、自由和平等。”③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方面同意在七区任命由阿合买提江提议的人员担任喀什、阿克苏专员及吐鲁番县长等重要职务，以表示对和平与统一的诚意。
    三区革命运动的转折在新疆历史的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这一转折以思想路线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为主，其中可能没有战火硝烟，也不曾出现轰轰烈烈的场面，但却将100多年来新疆各族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引向了光明。三区革命转折的标志是实现了两个结合：将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同祖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结合起来；将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同反对分裂、维护祖国边疆统一的斗争结合起来。这两个结合的实现，标志着自20世纪以来新疆各族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终于摆脱了“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误导和束缚。此外，三区革命运动的转折是在革命内部民族领袖人物的带领下，通过新疆各族人民自身的努力奋斗实现的。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一批民族领袖人物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作为在中国同一国度内生活的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祖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进而能超脱狭隘的民族和宗教偏见，顺应历史潮流，带领各族人民将这一理论付诸革命斗争的实践。
    从全国范围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讲，三区革命运动是新疆现代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反抗军阀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三区革命的胜利和三区解放区的建立，大大地牵制了国民党在新疆的军事力量，配合和促进了新疆的和平解放。三区革命的胜利促进了深受封建剥削压迫的新疆各族人民反抗黑暗统治的觉悟，鼓舞了他们的斗争勇气。而三区革命所建立的解放区及革命政权对当地的管理，在使三区人民获得解放和新生的同时，也培养和锻炼出了一大批本地民族干部，组织起一支正规的民族军队，以“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的形式，建立起了团结新疆各族爱国进步人士的统一战线政党。所有这些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的奋斗，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个重要的贡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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