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博友涛涛（blog.sina.com.cn/tao1h）之请，录入了丰县蔡生印的文章《王老师和周师母》。这是2000年临沂师范学院王汝涛教授80寿辰之时，蔡生印写的一篇贺寿文章，后收入《王汝涛学术研究——王汝涛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一书。全文如下：
王老师和周师母
丰县 蔡生印
菊傲严霜松耐寒，竹有亮节梅吐丹。辛苦磻溪老益壮，不钓虚名不捞钱。一生心血洒沂右，三千桃李艳蒙南。命与仇谋天帝醉，狂风暴雨二十年。
我爱读鲁迅的《藤野先生》这篇文章。每回读的时候，王老师和周师母和蔼可亲的音容就出现在眼前和耳边。
1952年秋季，我考入临沂师范。三年间，我们的语文课一直是王老师担任的。我是班级语文课代表，所以我们接触的机会就比较多些。不过却从未拉过家常呱。送拿作业的时候，我总是放下或拿起就走，有时他把我留下，了解班上语文学习的情况，这才停一会，把所知道的告诉他。
王老师那时还是个青年，留着平头，两眼闪着锐利的光亮。讲起课来，口齿清晰，抑扬顿挫，深入浅出，条理分明，情趣浓厚，富有启发性，同学们如坐春风，听得津津有味。以致（至）毕业后不少人成了语文教学的高手，不能不说是根源于他吧？
毕业后，我到沂南县高里区完小任教，经常跟王老师通信。假期回家，路过临沂，便到母校去看他。他多次赠书给我，有《楚辞》、《红楼梦》、《鲁迅全集》、《文章选讲》等，供我自学。我自幼心怀大志，这时候成名成家的理想便更加坚定了。在文学史上我感觉对唐宋时期特别爱好，王老师说他亦志在唐宋，巧合了。
“好货不如好行市”，“人好不如命好”。那时期，历史的潮流是“阶级论”、“血统论”行世，有个“出身好”的金字招牌，便一好成百好，就可以飞黄腾达直上青云，如果家庭出身不好，或直系亲属有什么污点，便一孬成百孬，成了当代的祥林嫂，别说成名成家，简直连生存的资格也没有了。叫喊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实际上犹如封建时代的农民，“走得慢了，穷赶上，走的快了赶上穷”。你不积极，就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你积及，又说是是魔鬼画皮，耍阴谋诡计。57年“反右运动”，王老师被打成“右派”，我虽没被打成“右派”，却因为父亲在肃反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我便是“反革命子女”称为“九种人”，同样打进了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56年国务院发布高等学校扩大招生通知，我参加了考试，取得临沂考区的最高分而落榜。我们同学多数进了高校，剩下的也都早早的提进中学。我的教学成绩十分出色，但弃置在高里小学五年之久，唐诗：“明知身被才名误，二十三年何太多”。可悲不可悲？还想什么盼什么呢？无奈之下，于61年初春步陶渊明的后尘，赋诗归田了。
下面补充一件小事。60年暑假后，我调到临沂市教育局教师函授学校，到汤头镇二中驻站。一天随中学老师到城南罗庄煤矿为伙房拉炭，一位党员干部率领，共10来个教师，二人合拉一车，排队向西南临沂方向进发。我坐在中间一辆平车上，猛地望见王老师迎面而来。他独自拉着辆空平车。面色黑瘦，二目无神，一身蓝衣服褪成了鱼白色。我立刻打了个寒噤，一颗心突突地猛跳起来，按说我应该跳下车，快步迎上去，叫一声“老师”，但是我却立即卧倒在车箱里，不让老师看见。老师到了我的近处，我则转过脸不敢观看。老师又到了我后面王雨亭（也是我同班）的跟前，他也低头而过，当时“好人”与“坏人”之间必须“划清界线”的，否则就是“立场不坚定”、“界线不清”。尤其像王老师如果和我们打了招呼，就要得个“搞非法活动”的罪名，要被批判斗争的，但在今天，我对自己的胆怯却十分后悔。
沂蒙秋色草茫茫，沂河流水悲且凉，山河有情山河老，二十多年恶梦长。
如果全国55万知识分子的右派帽子一直戴下去，那本是无可奈何的事，开国后冤案多着哩。春雷一声乌云散，天晴又见红太阳。有谁不欢欣鼓舞感谢“邓青天”呢？“右派”、“九种人”都得到了昭雪、平反。我想王老师大概还活着吧？便写信遍投临沂故人打听消息。
消息终于来了。高里小学一个姓丁的学生在临沂城里工作。来信说：“听说教师进修学院有个王汝涛，也是被打过‘右派’的，不知是不是。”我欢喜极了，心想大概是的。立即写了一封长信，快忙送到邮局。没过多少日子，回信来了，一看封面上的字体，端端正正，木刻铅铸一般，是王老师的笔迹，我立即拆开，上写：“生印：我真没想到会接到你的这封信。多年来，我多方打听你的下落，大海捞针一般。设想：一个是远远的流放了；另一个是被折磨死了……”看到这里眼泪滚滚，模糊不清了。这封信写得也很长，边哭边看。最后问我，“还愿不愿意回到教育战线上来呢？愿意的话，我就找找门路。”
不久老师又来信了。说，费了不少的力气总算说好了，月薪30元，暂为代理教师。如果不嫌钱少，最近就可以来。我觉得有了用武之地，又能回到老师身边，便于学习，就很好了，另外一切，都不是我所追求的。回信说，中秋佳节临近，“月是故乡明”，看过故乡的明月，即将就道。
历史跟我开玩笑，驱我去来招我还。山长水远五百里，天翻地覆二十年。风风雨雨田间老，真真假假处世难。师生相看浑如梦，不话昨天话明天。
农历八月既望，我匆匆首（道）途。一路上踌躇满志。远远望见烈士陵园塔尖的时候，便想起唐诗“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下了汽车，走出车站，心跳得厉害，为了使心情镇定，到一个较为安静的地方坐了下来。心想，几分钟之后便见到老师了，我们要拥抱着哭个够，把二十年来郁结在胸中的悲伤痛苦哭个千干净净。片刻之后，在小摊上买了条毛巾准备擦泪，迈开大步一溜烟向着学校走去。
叩门之后，出乎意外，开门而出的不是老师熟悉的面孔，而是一位半百上下的老太太。她不是盛装华服的城市打扮，通身深蓝，整洁朴素，文雅庄严，倒有六七分我们乡下吃得苦耐得劳干家庭主妇的风度，神情温和而善良，很有几分像我的母亲，她没有立即答话，目光凝视着我，好像等候我的问话。我怯生生的拘束忽地消失，说道：“我找王汝涛老师，我是他的学生，从江苏丰县来的。”
“丰县来的哪，好极了！”她立刻喜上眉梢，“我们正盼望着呢——快，屋里坐。”
她就是周师母，一边拉一拉凳子一边说：“你老师上书店去了，马上就回来的。”随手递过一杯茶，我接过茶说声“谢谢”坐在凳子上，便说起家常来。不大一会，老师回来了。但是并不是想像中的样子，他并不显得很衰老，依然硬实、爽朗、乐观，谁也没有流泪。打过招呼，便谈起工作方面的事。要我今天好好地休息，明天去地委招生办公室找马玉升（我同班）叫他打电话给罗庄矿中周福昌，周已为我找好了临时工作，可以干着等待文教局的安插。同时王老师传讯请九中的董得琰（老师的学生）、师范的李从军（我同班）来学院，选定时间，叫他们几个领我去文教局见黄局长。
事情非常顺利，两周以后，我便成了罗庄中学的代课教师。教高中毕业班一个班的语文。到得罗庄中学，还算不错。教师中有沙士龙是我师范时的同级，朱金城是王老师住“牛棚”时的难友，周脉圣是丰县老乡，教同班的数学，语文组业务组长是周福昌的爱人。
每到星期六的下午，老师各自回家，我则坐公共汽车到王老师家去。周师母像母亲一般热情，我像在自己家一样无拘无束。王老师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奇怪”，不烟、不酒、不喜欢吃喝玩乐，除了教书，就是看书、写书。我知道他是一个德才兼备品质极为高尚的人，曲愈高而和愈寡，这是必然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黑，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大圣大贤那个不是惜寸阴惜分阴拼命地工作着？我不愿浪费老师的一分一秒，所以从不跟他说废话。正经话说过，便钻进书室里看书学习。周师母有时看我太累了，便用怜悯的语气来劝说：“蔡老师，太累了，休息休息吧！”我便停止看书，跟她拉拉家常。
有一回说起老师在农村“劳动改造”的事，在那里泥里来水里去，活太累了，吃不上半饱，还热一口凉一口地吃不好，老师犯了胃病，巴巴地支持不住，思来想去哪有办法，她只好每天跑到一家以前曾在此处做过小工的饭店去，先给他们帮一阵子忙，洗碗、刷筷子、抹桌子，讨得他们喜欢，然后才提出请求，买得少量的烩饼（当时不许买饼外带，把饼烩了卖，就无法外带了）想法子带回家，温热了快速送到工地。这样，老师才免于因体弱而患病。
有一回说起她们的婚事。她说老师是一个不懂得处世的书呆子，孤苦零丁远在外地教书，娶妻成家的本领也没有，三十多岁了还没有一个安身的窝巢，她和他结婚的时候老师已是三十多岁了。对女方的要求很低，她的文化很低，是个家庭妇女，王老师并不嫌乎。哪料想，结婚不长打成了“右派”，“右派”就不算个人。有位“领导”去动员她，“你和他离婚吧。”师母思来想去，他离家千里，无亲无故，又无能无力，我再离了他，他还能活下去吗？只有死路一条了，不能，不能做这种没良心的事情啊。干脆拒绝了。听到这里，我眼前一亮，忽地闪出一个高大的形象，这才发现，这位平时看起来容颜仅及中等、平凡而又平凡的人，竟有一颗闪闪发光金子般的心。人们读《说岳全传》至“黄天荡梁夫人击鼓助战”一节，谁不敬仰羡慕连声叫好呢？也许周师母永远也上不得史书，但是在我看来，完全可以和梁夫人比美的。
有一回说到家中儿女，我说我有五个儿子，都很幼稚，有人吃饭，无人做活，深以为累。她倒很羡慕，说：“你的命比我们好多了，我们连一个男孩也没有，三个都是女孩。”我笑着说“师母的思想落后了，封建时代，重男轻女，如今时代变了，男孩、女孩都一样了，试看社会现实，倒是生个男孩是祸，生个女孩是福呢，再说，老师桃李满天下，你们有成百成千的弟子呢。”说得她点头笑了。
可惜可伤，我二上临沂，二年之后，黄粱美梦破灭了。前一个学年，学生、老师、领导对我的评论全都不错，特别是在我一手培养下，学校考取了一个文科大专生。为了远大的打算，我向学校领导递了一份请示报告，请求新学年任教初一新生的语文，跟班到高中毕业，保证搞出个名堂来。不料报告递上，如同泥牛人海，他们右手接过，左手弃之了。反而将我“升了一级”，把一个复习班交给了我，行班主任事却不加班主任之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何况又是至轻至贱的代理教师，这是何道理呢。他们一字不提，我失望了。气愤之下，向学校作了辞职声明。又到城里向老师同学说了。王老师很气愤，但只有连声叹气而已。为了不干扰学生的学习，没有立即离校，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星期天的凌晨，悄悄地离开了学校。临行在宿舍墙上留言数语：
名利客，貂裘敝，黄金尽，悄悄动归程。有似渊明，不胜渊明。不赏黄花白酒，岂复无力躬耕。
颍川绿，首阳青，随遇而安，乐天知命。悠然归去，白杨西风。东西亲友，南北宾朋，临歧执手，呜咽洒泪送我行。
一晃五年弹指间，三上临沂意慨然。开春未有甘露降，急风暴雨到林园。再浇再培用心苦，重生重发意志坚，晚秋愿结小小果，一滴来把沧海添。
我们这号人，天生的痴情和愚顽。三上临沂的宗旨是同王老师研讨注阎古古集。我们合注阎诗，王老师提过多次了，因为我胆怯，才拖至今天。老师再三鼓励，我终于下了决心。我来到老师家，商讨了三四天，讨论得全面细致，具体透彻，犹如小学一年级的启蒙教学一般，老师举出例子，拿出样子，翻来覆去，不倦不厌。最后作了分工，老师注较难的一、二、五三册，我注较易的三、四两册。老师鼓励说：“你的水平我摸得清，一定能注得很好，不要怕，不会的地方留给我，碰到任何困难来信告我，我设法解决。”起身回家的时候，还给带足了稿纸、信纸、钢笔、墨水等等。
头三脚难踢。参考书短缺，拦路虎颇多，比方“堂蓑笑敬通”一句，就搞了三天不得其解，只好函请老师代释。阎氏好用奇文怪字，好引佛家经典，怕触文网，隐蔽绕圈处很多，有时很伤脑筋，用时一年，才告结束。
省师探友越省游，西风吹去一世愁。秋去菊摇傲霜枝，冬来青松不低头。沂蒙山水处处美，齐鲁英贤代代留。墨翟鲁班不同道，子路颜回从孔丘。
时隔很长，老师来了一信，写道：“我的身体益发不佳，特忌用脑。注阎诗已成过重负担，你如果能接下这一工作的全部，我可以力疾作改稿的工作。能否近期来临沂，将一切交代给你。”当时我正有点小毛病（从墙上跌下来，腰右后侧受伤，用热水袋热敷，水过热，烫得起了泡，颇觉疼痛，行动不便）。但见了此信，什么也不顾了，马上束装就道。到老师家时，天黑一会子了。老师正挂着氧气卧床休养。我不敢惊动他，和师母小声谈话，他发觉了，立刻起身下床，师母劝阻不得，他跟我谈了足有半小时，实在撑不住了，才复上床挂氧休息。
次日，师母烧鳖精汤给我接风。饭后，拿出洗澡票、肥皂、毛巾送我去洗澡，还拿老师的衬衣让我换。回来师母看我行动不便，问明原因，急忙拿出云南白药，让我吃敷，我敷药不便，她又亲手给我敷上。她说，这药是她前些日子上市场翻了车，腿上伤情严重，女儿到医院专买的好药，见效快，药就剩下很多。果然，我的伤很快也就好了。
老师的健康也大有好转，便每天拿出一定的时间对我进行指教。可是这时候我的耳聋已颇为严重，老师不能大声说话，只得用笔谈来补救，但笔谈到底嫌慢，于是谈话时师母便在中间充作“翻译”，困难方才解除，此种情景，虽然有趣，思之心酸。和四十年前一样，老师对我总是先表扬后批评，多表扬少批评。首先指出我的注稿很成功，说他接触过不少的硕士研究生，古典文学的功底都远不如我，让一些教授来注，也未必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当然对我的缺点错误一点也不轻易放过。以前我自以为当了五年的小学语文教师，写字教学很认真，成绩还满好，应该有些水平了。老师指出：你把“使”写成“ ”，把“酉”写成“ ”，不规范的字到处有，这是绝不允许的。科研工作要不得半点马虎和虚假，不知的地方就承认，不算没学问，不丢人，写个“待考”、“不详”，比胡乱拚凑个解释强多了。我反躬自问，非常惭愧。
一周的时间，一场教与学的活动圆满地结束了。我提出到罗庄去一趟，看一看朋友和学生，当日或次日即回，一两天便可拔锚返丰。
到罗庄见到了朱金城，沙士龙老友，会集了伊作君、程志连、杨景连、李学忠、陆晓华、周俊等一群学生，他们举行欢迎会，大家并合了影，欢乐了三天。他们提了一个建议，要我不回丰县，留在罗庄从事写作，衣食住行他们推举专人来管理，我可以把精力全部投到写作中去。朱、沙二老师德高望重，主持了讨论，详细具体踏实，我想，在罗庄离老师近，便于请教，同意他的建议。回到临沂对老师和师母作了回报，当晚二位老人也同意了。老师并且拿出50元钱给我，说“以后我每月给你50元以作不时之需”。第二天早晨老师的主意变了，说：“罗庄的朋友学生虽然热情很高，但他们各有自己的业务，都是忙人，对你的照顾难以十全，我的健康又如此不佳，自顾尚且不暇，哪有精力顾你，你也不是小年纪了，万一有个不测，如何是好？我认为万全之计，无过于回丰县。”我觉得一切应服从老师，事情就这样定准了。
师母特地到市场买菜，包饺子为我饯行，把老师的一套衣服让我换上，另外还送我一件青呢子上衣。说：“这件上衣，是你老师上济南开人代会时所买，用了一个月的工资呢。只在开会期间穿了三天，回来就一直挂在这里。他早就对我说定了，‘这件上衣，我穿不着了，什么人也舍不得给他，给我的学生作为纪念吧。’你回到家里，切不要舍不得穿。”
老师觉得我们的这项工程是艰巨的，农村生活穷困，我到家不久，便寄来200元钱，叫我作为生活补助增强健康，冬至前又寄钱200元，叫我买炉子和煤球（以后又寄钱多次），信中还特别交待，晚上把炉子提出室外，以妨（防）中毒，尤其这番交待，表明对我的关心真算是无微不至了。人言恩格斯支持过马克思，称为革命的友谊，鲍叔牙帮助过管仲，称为朋友间最深的相知，成为千古美谈。我们小可之辈似乎不当和伟人名人同日而语，但是这究竟可以称谓什么呢？
一年的光景诗注全部完成，寄往临沂批改。老师很高兴，来信说：“万水千山已过，大的难关没有了，可是此稿庞杂繁琐，大大超过了百万字，不能出版。必须大削大砍，压缩到百万以下，60-70万字之间。”
于是老师砍削之后，分批寄回，我便一批一批地誊写，费时又经一年。我把喜讯告诉老师，请他筹备出版。过些日子来了回信。
你下了如许大的力气，吾甚慰。以为学生中受我真传者前后三人而已，你为其首。你退居林下，躬耕课子，长为老农以没世，斯不足为憾。晚年转而治学，进步甚速，我师生倘能使阎诗出版，则不虚数年之辛苦矣，注古人诗，造诣高者，改分体为编年，盖编年甚不易，稍一不慎，谬以千里，即贻笑于人。文革前(50年代)詹瑛撰《李白诗系年》，无法系年者约2/5，然已为学者推许。我以为我们改阎诗为编年，条件已趋成熟。惟更须重抄一遍，注亦须删改，须下极大工夫，不知你有此雄心否。
我曾经对老师表过决心：为了我们的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珠穆朗玛峰敢于攀登。于是就动手改分题（体）为编年。
说起来简单，干起来可麻烦很了。花时又近乎一年。
好事多磨，告捷不久，老师来信又有说法，他得知南京图书馆有阎诗康熙年间豹韦堂刻本的原本。打算托人把目录弄来，跟我们依据的张相文本校对一番，若有不同（即我们的底本有漏失），宜作校补。并说他的精力已无能完此重任，此举搞与不搞只看我的意思了。我会躲避么？决不会，便立即回信，作了响亮的回答：“愿意来一次更大的战役。”这些日子，我在养精蓄锐，枕戈待旦，时刻一到，便“横渡长江”，事情又出意料。老师来信告知，目录搞来了，他大体已校了一遍，二本无大的差别。南京本是张本的删节本，稍有移动处无须增补。只须把“前言”寄给老师，加以补充就可以了。
“圣人云：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司马迁的父亲临终把这句话作为给司马迁的遗言。司马迁牢记在心：“就极刑而无愠色”，终于完成了《史记》。
生印自幼胸怀大志，在小学读朱自清的《匆匆》，里面有这样的话：“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又将赤裸裸回去了。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地走这一遭呢？”刻骨铭心没齿不忘。我一生坎坷，碌碌无成，是不幸的，然而在不幸之中遇到了王老师周师母这样的好人，却感到荣幸。
最近听说有人发出倡议，出一本文集作为庆贺王老师八十大寿的献礼，这个倡议太好了。我既然忝列三千之数，焉能示弱。老师的八十大寿适逢千禧之年，而我们的《阎诗编年注》刚巧完功，可谓三喜临门了。老师的著作很多，但花费心血最大的，要算这一部了。而且这一部又将是获麟之作。再则还有一层重大的意义，这部著作的写作过程，又是一个教与学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他把著书立说的本领教会了我。我谨向大家提出殷切的希望和请求，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齐出一把力，写好祝寿诗文，岂不是对老师的又一份好礼物？
老师曾引《左传》语教我：“人生有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啊！父母生了我的肉体，周师母帮助王老师塑造了我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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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使”和“酉”的手写体，没有办法拼写，见谅！）
附录：蔡生印之子蔡乐榜的文章《我的父亲蔡生印》
我的父亲蔡生印
蔡乐榜
父亲出生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却生活在一个无忧无虑的家庭里。祖父是一位颇有心计，勤劳持家的有能之人，祖母也是一位能纺能织的能手，还有一位处处谦让他、保护他的兄长，因此他的童年相对是幸福美满的。
进入少年时代，他被祖父送进了学堂。那个时代，农村孩子因为家贫，能上起学的寥寥无几，我的父亲算是比较幸运的了。他生性好学，求知欲强，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在上小学时成绩就名列前茅，祖父一辈们都是文盲，没有人能指导他帮他，全靠他自己的努力。
小学毕业后，他本想弃笔从戎，效命沙场。但此时沛县中学开始招生，他决定报考继续上学，以便能实现更大的抱负。由于他基础好，一考就中。中学的课程比小学要多，老师们倾其所知而授。父亲更是如饥似渴的学习，不但把课本学的非常棒。在其他方面也大有长进，尤其是在文史方面更是一日千里。
中学毕业后，由于家里经济条件几乎撑不下去，说是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一点也不夸张。中学毕业后，因为当时的师范生是免费的，几乎所有的费用由国家出，他就选择了师范，并顺利进入临沂师专攻读中文专业。在此期间，他遇到了一位影响他终生的老师——王汝涛教授，王教授生前曾说过：“得我真传的弟子只有三人，蔡生印当列首位，亦可与我齐名。”师生二人有着共同的爱好，性格又很相似，真可谓志同道合。
父亲的成绩一直是非常突出，在专业上更是独秀一枝，王教授对他赞赏有加，爱之若子。这对他们晚年共同编注《阎古古诗集》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在读师范期间，所学的知识更多，接触的范围更广，这也为他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最后以全优的成绩毕业。
师专时期，他的生活是平静的，顺畅的，他生活在一个无忧无虑，无争无斗的环境中。正因为此，也为他日后的生活埋下了隐患。他几乎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不知何谓生活难，做人更难。过惯了顺畅的日子，完全没有想到以后会有屈辱艰辛的生活，在那凄凉悲愤的环境中他不知所措，无法接受。
1956年师范毕业后，恰逢北京师范大学全国招生，他又继续报考了北师大。考试结果出来了，他在临沂市名列榜首，这让他兴奋不已。按正常的情况，他进入北师毫无问题。可就在此时反右的政治运动突然而来，如泰山压顶，让人窒息。由于祖父犯了刑事罪，父亲没有通过政审，成绩再好也不能继续上学了。这种残酷的现实，对一位风华正茂，满腔热血的青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不公平的待遇接二连三而来，让他感到绝望。为了生活，他必须接受现实。他被分到了一个偏远的山村小学教书，许多不及他的人反而被留在城里。在山村小学里，他埋头苦干，一心一意教书育人。他教的班级成绩连连创造奇迹，但无论他怎么努力，教的怎么的好，都不被认可，反而处处找他的茬，给他定各种罪，批斗他。这让他的内心一次次受到重创。在那个讲成分，论出身的年代，一个人如有“污点”，全家都要受到牵连，哪里有什么权利和自由可言。
1962年父亲被下放到老家江苏丰县华山。1963年由于闹灾荒，全家五口实在无法生活下去，无奈之下，举家逃荒要饭，来到河南驻马店。一家人住在荒野的草屋中，过着悲惨凄凉的生活。父亲每天早出晚归，给人家干各样杂活，出尽苦力，仍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这样苦苦要了一年的饭，一家人才勉强回到了老家。
返回家后，正赶上国家大力提倡教育，大办学校，每村都有小学，为了生活父亲又去做了代课教师。本以为这下能安定下来，谁知文化大革命又来了，这才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我们这样的家庭，必然首当其害，只有我们出力干重活脏活的份，没有我们说话反对的权利，干什么都要看出身，看成份，看你的三代宗亲。如有一样不合格，那就一边去。接踵而来的打击让父亲对一切都绝望了，认为只有当一辈子奴隶了。他不许孩子们再读书学习，“知识越多越反动”，他个人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口号越喊越响，许多人命都没有了，能活着就不错了，上学就别想了。
家里日子越过越难，得多抓工分才能养家糊口，我们全家都到生产队干活去了。在文革中，大伯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父亲也不能免。早上四点起床，晚上接近十二点睡觉，没日没夜的拼命干活，工分却比人家少。一天只吃一顿或两顿饭，而且都是野菜和杂面。衣服都是自己织自己做，老大不能穿了老二接着穿，然后再给老三。床上没有席子，没有被，都是麦草，一家人艰难的熬着。以前那个奋发向上，很有抱负的父亲再也看不到了，只能见到被生活压弯了腰，被现实磨平了的父亲。
1978年后，邓小平东山再起，重新执政，家庭状况才好些。空闲时间，父亲又摸起书本，并大胆地搞起家庭副业，买了两头毛驴，带着我们兄弟几个给人家拉石头，虽然盈利不大，但勉强能维持温饱。拉两千多斤的石头，装，卸，拉，每次都累的我们汗如雨下全身酸痛，受伤出血更是常事。不久华山封山了，石头不能拉了，父亲又养起了羊，边种地，边养羊。
从临沂回来后，父亲断断续续的教了一段时间的书，小学，中学都教过，但因为他性格孤僻，为人处事不能圆滑，不肯为“五斗米折腰”，都是无果而终。1980年，经过王教授的大力帮助，他又回到临沂，在罗庄区罗庄中学代高三的语文课。两年后，又因种种原因再次返回老家，从此再没返教坛。
回来后，他渐渐有了要和王教授合作，写点东西，研究个课题的想法。后经他们商议，选择了编年注释《阎古古诗集》这一课题。定下目标后，父亲就全力在这课题上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从入手到出版，返工四五次，每次都要写几十万的字。这一两百万字全是在简陋艰难的环境下写出来的。
母亲去世早，我们兄弟几个分家也早。父亲不想连累儿女，坚持一个人独立生活，他一边写书，一边种地养羊。他生活简单，不讲究吃穿。经常是馒头咸菜加稀饭，或者再多几棵大葱和生姜。穿的衣服，只要夏天凉快冬天保暖就行，至于样式、价格根本不在乎。父亲养着十几只养，这些羊是他的主要经济来源，他几乎吃住都是和羊在一起的，他自称为“牧羊叟”。在这脏臭的环境中，夏天要忍受酷暑，冬天要忍受严寒。为了能早日完成阎诗的编注，他坚持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一部《辞海》让他全部翻烂，其他的参考资料也让他翻得看不清楚了。他凭着顽强的毅力，终于完成了《阎尔梅诗歌编年注》。此书于2002年出版后，王教授和他都说此生没有虚度，虽死可瞑目了。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他没有想放下笔，他还打算为阎尔梅的《文集》作注，想把《蔡氏家谱》从新整理完善一遍。只可惜他还没有动笔，就突然走了（2007年9月21日），这无疑是个极大的损失。父亲是个善于写作的人，一生写下不少的诗词和文章，可惜保留下来的极少。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失败的一生。他自幼胸怀大志，勤奋好学，但他缺少忍性，耐性，策略性，每每都以失败告终。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在晚年，他用生命的余晖完成了《阎尔梅诗歌编年注》这部煌煌之作，最后得以丰沛布衣的身份，不留遗憾地驾鹤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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