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正值苏联解体、苏共垮台20周年。20年前的苏东国家剧变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挫折，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历史表明，苏联解体是苏共后期丧失党魂、蜕化变质的结果。而戈尔巴乔夫盲目的政治改组和匆忙的民主化正是这一过程的加速器和导火索。

　　2009年，美国苏联历史问题专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拥趸者史蒂夫·科恩：在《苏联的宿命与失去的抉择：从斯大林主义到冷战》一书中写道，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的“民主化改革”，最终导致了国家解体和政权的瓦解。

　　政治道路：改革还是改向？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就引起西方帝国主义的强烈仇恨，遭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疯狂破坏和捣乱。此后50多年，西方阵营除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外，更选中了“和平演变”作为与苏联进行政治和思想较量的手段。

　　冷战以后，西方国家积极利用“民主、人权”等借口，将其视为攻击苏联政治制度的有效砝码和利器，先后成立各种形式的民主基金会，在苏东阵营寻找政治代理人。美国“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旗下的刊物——《民主杂志》两主编之一、政治学家拉里·戴蒙德曾毫不掩饰地说，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人权”和“民主化”，就是要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

　　上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政治领导人逐渐失去了政治信仰，理想信念开始动摇，最后落入了西方国家设下的“民主、人权”等政治圈套。戈尔巴乔夫自己承认，他早就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因此在上任后便企图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他写道：“1988年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制度本身进行根本改革。由此进入了内容丰富的第二阶段的改革，这应立足于另一些意识形态观点，其基础就是社会民主思想。”上任后不久，戈尔巴乔夫便提出“公开性、民主化、改造”等口号，力图通过在苏联内部的“民主化”配合向西方退让、妥协的外交“新思维”。

　　1983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考察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苏东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信仰。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著名的苏联通小杰克·F.马特洛克、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等人也洞若观火。布热津斯基在1989年写道：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序在克里姆林宫出现一位修正主义的总书记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世界共产主义就会有瓦解的危险有朝一日，苏共要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苏维埃联盟随时可能解体。

　　苏共后期主要领导人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否定苏共历史，这对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讲，无异于是“思想自杀”行为。在短短的6年左右的时间里，这股打着“民主、人道”旗号的政治思潮不仅使得苏联改革误入歧途，而且葬送了74年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埋葬了国际共运中最具影响力的、有着90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

　　苏共领导：坚持还是放弃？

　　苏共是苏维埃政权和政治体系的根本和核心，苏联大厦维系在苏共这一重要的政治支柱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先削弱、后放弃苏共的领导地位。5年左右的时间里，苏共遭受了被改革——被削弱——被边缘——被分化——被抛弃的悲惨命运。失去了苏共也就没有了苏联。

　　思想上削弱。改革初期，苏联和改革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苏共。但在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思潮冲击下，苏共开始逐渐丧失引导改革和国家发展的能力，在政治生活中逐渐被边缘化。

　　原俄共领导人波洛兹科夫反思道：“改革一开始就出现重大失误，夸大了党内、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中保守主义的危险性，拼命攻击党，人为地培植反对派。本应从党抓起，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有力工具，本应用加强组织性来促进民主化，可是戈尔巴乔夫却背道而驰，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所有这些逐渐导致苏共成为舆论批评的众矢之的，许多人忧虑党的意识形态原则的摇摆不定。28大通过的纲领中苏共党的宗旨出现根本性的变化，组织基础遭到彻底的改变，大会还规定了各个联盟共和国的共产党拥有无限的独立性。

　　组织上分裂肢解。如果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共最高领导层就已冒出分裂的念头，那么苏共灭亡、改革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1985年12月，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利上书苏共中央总书记，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政治改革建议。建议在组织上将党一分为二：分成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全民投票选举总统，任期10年政府由在全民选举中获胜的党的总书记领导，等等。

　　法律上取消——由领导党变为议会党。早在1988年，一些非正式组织如“民主联盟”就提出废除苏共领导地位的问题。在1989年5月第一次人代会上和同年12月的第二次人代会上，“民主派”代表多次提出废除宪法中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1990年苏共中央召开二月全会前夕，莫斯科20万人举行集会游行，喊出“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审判苏共、实行多党制”等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