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江鸟类大全:中华民国国旗的历史

　　清朝末期革命党所使用的国旗有好几种：最初为兴中会所用的青天白日旗；后来为中国同盟会所修订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等到辛亥武昌起义，更增加了共进会的十八星旗、上海光复会的五色旗、惠州陈炯明所用的井字旗。这里分别叙述这些旗帜的来历以及使用次序。

  　　兴中会之青天白日旗   　　乙未（1895年）春天，孙总理、杨衢云等在兴中会香港本部“乾亨行”商议起义攻取广州的策略。根据兴中会员谢缵泰的英文笔记记录，那年阴历三月十六日（旧历二月二十日）兴中会干部开会，会议决定挑选革命者三千人由香港出兵袭取广州，并采用青天白日旗为国旗，用来代替满清政府的黄龙旗。   　　谢缵泰是杨衢云的密友，每次会议总是参与商讨机要，他的话是非常有根据的。这面旗帜是由陆皓东设计的。陆皓东在这次起义中英勇牺牲，是为了民族革命流血的第一人。自从这次重阳广州起义失败后，青天白日旗进一步用于军事行动是在庚子年（1900）闰八月被惠州三洲田革命军使用，其后尤列到南洋各港口创立中和堂，指定各会所都悬挂青天白日旗。此旗最早成了海外华侨团体的革命党徽号。当时旗帜上围绕“白日”所排列的外围光束，多少并未统一，可多可少，很多缝制的裁缝都为此莫名其妙。后来经过总理解释，才知道光束即代表天干地支之数，所以光束应当排作十二，来代表十二个时辰，自此旗上的光束之数才最终确定。   　　同盟会之红蓝白三色旗   　　乙巳（1905年）七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于日本东京。第二年冬，同盟会召集干事聚会编纂革命方针和策略，并讨论中华民国国旗样式问题，总理主张沿用兴中会之青天白日旗，因为这是陆皓东创作的，兴中会诸多先烈以及惠州革命军将士先后为此旗流血牺牲，不能不留作纪念。各党员也提出了不同意见：有提议用五色来顺应中国历史上的习惯；有提议用十八星，意指代表中国十八行省；还有的提议用金瓜钺斧 ，以发扬汉族的尚武精神；有提议用“井”字，以表示井田 之义；黄克强对于青天白日旗持有很大异议，认为它形式不美，而且与日本太阳旗相近。   　　总理为此与之力争，并且增加红色在青天白日旗上，改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其中红蓝白三色是符合世界上自由、平等、博爱的真义。可是仍旧因为意见分歧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后来经过章太炎、刘揆一设法调解，便暂时将此事搁置下来。于是各种旗帜的提议均由庶务干事刘揆一保存，成为一件久未解决的事。   　　之后在丁未（1907年）潮州黄冈、惠州七女湖、钦州防城、广西镇南关，戊申（1908年）钦州马笃山、云南河口，庚戌（1910年）正月广州，辛亥（1911年）三月广州数次起义战斗中，革命党都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之三色旗作为革命旗帜。黄克强担任主帅，也从来没有反对的表示，所以在革命历史上，青天白日旗是中华民国的国旗，是不争的事实。   　　潮惠革命军的国旗   　　同盟会干部制定了革命方针和策略之后，依照“革命方略第九章因粮规则第二节丁项军事用票第一条”的规定，革命军所发行的军事用票，一律都要冠以国旗标志，然后再颁发给革命军各都督以及同盟会各埠分会长使用。1907年春，孙中山以总理名义任命许雪秋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又任命邓子瑜为东军惠州区司令。我当时担任同盟会香港分会长，被特别指令辅助潮州以及惠州军务。   　　我接受本部颁到新定国旗方式后，就让妻子李自平在《中国日报》报社四楼，依样秘密缝制了四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分给许雪秋、邓子瑜每人两面，以备起义时所用。同年四月十一日，余丑、陈涌波等人在潮州饶平县黄冈城匆忙起义，许雪秋因在香港，未来得及前往。革命军攻克黄冈后，余丑等率领众人誓师并拍照纪念，照中就有人手持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想来清末革命军起义有二十余次，其中能够从容拍照纪念的，只有潮州黄冈这一次，而这次所用的国旗便是我颁发的。   　　镇南关炮台上的革命旗   　　丁未（1907年）10月27日，黄明堂、关仁甫、李祐卿率领革命军占据了广西镇南关炮台，镇南、镇中、镇北三台都高悬着青天白日旗。十一月初四因为弹尽粮绝，不得已下令退兵。当时清军采取包围的方式，围成环形向山上进攻，黄明堂等人率众冲围而出，退到半山腰，军中有一个小童回顾炮台上青天白日旗未及撤下，担心它被敌军得到，竟然孤身一人，冒死重登山巅，取回这面旗帜，全军将士都对此赞不绝口，实在是国旗史上的一段佳话。   　　庚戌新军反正的红旗   　　庚戌（1910年）正月元旦，倪映典率领新军在广州东郊参加革命，在此之前香港同盟会机关部门认为倪映典在运用新军方面已经成熟，于己酉（1909年）十二月赶制青天白日三色旗百面，供给新军使用。秘密制作军旗的地方有两处，一处在九龙城孙寿屏（总理之兄）农场，寿屏和他的朋友杨锡负责这项工作；一处在湾仔东海旁街七十六号四楼冯宅，由卢桂屏（我的庶母）以及陈淑子（胡汉民夫人）李自平（我妻）几位女士负责。孙寿屏的农场原本是借用陈少白的，与少白的寓所相邻。少白担心被英国警察察觉，再三警告寿屏，于是寿屏将布料、缝车等物品全部转移到冯宅，合力缝制，数日之内便制成三色旗百余面，由徐宗汉（后为黄克强夫人）等藏放在卧具之中，秘密运送到广州各机关备用。   　　元月初三，新军革命失败，倪映典牺牲，起事那天的报纸刊载了倪先生身穿蓝袍，骑马监督队伍前进的照片。手持的军旗，便是这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革命党人事前在城中预设了几处机关，原本约定举兵时分头纵火来扰乱清军耳目，方便新军发动起义。但高第街宜安里的革命机关于纵火后很快就被扑灭，徐宗汉 探听到藏匿国旗的被褥被警察全部移送到了区警察署，便托付女友庄汉翘取回原物。怎知那个被褥被火毁去一角，红布外露，警察官吏已查出这是革命党人所用的旗帜。汉翘当时还没有入党，根本不知道被褥中藏有危险之物，便到警局领取。警察说必须物主到警署亲自领取才可以发送归还。宗汉听汉翘说明原委，明白事情已经败露，便带着汉翘逃往香港。由此可知当天警察并不想对革命党赶尽杀绝，否则跟踪汉翘，徐宗汉与庄汉翘二人就不可能幸免。   　　革命军债券面的国旗   　　1911年三月黄花岗起义之前，总理到美洲筹募粮饷，曾使用中华革命党本部总理孙文之名，通过旧金山筹饷局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金币券正面刊有青天白日满地红之三色旗，反面刊有青天白日旗，都是由总理亲手绘制样图，交付会计李公侠印制。自此，美洲华侨认识了革命旗章。八月武昌革命军军势盛大，使用的军旗是共进会的十八黄星旗，却并非青天白日旗。保皇党报纸便以此为借口抨击革命党。   　　我时任旧金山《大同日报》评论编辑，为此撰写《中华民国旗之历史》一文解释，并且说明三色旗的意义：红是鲜血的颜色，因为宝贵的自由是用流血和牺牲换来的；青是天空的颜色，有公正之意，而公正便是民主平等；白是清洁之色，而人心清洁便能博爱了。这篇文章后来被上海《民立》、《天铎》两报以及商务印书馆印行成革命小册先后转载。   　　辛亥革命军旗章的异同   　　武昌起义之后，各省革命军所用军旗共有四种，一为共进会焦达峰、孙武等人使用的十八黄星旗，被武汉起义军所采用；二为上海江苏军政府的五色旗，由宋教仁、陈其美提议；三为广东军政府的青天白日三色旗，历来被革命军常用。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人民很久以前就认识了此旗。广州光复之前，广东商绅江孔殷率领清兵在顺德打败了革命军陆领、谭义的部队，在乐从的战后废墟中夺取了数面青天白日旗。之后江孔殷说服张鸣岐、李准弃暗投明，便想到悬挂革命军旗以示对革命绝无二心，很多地方都忽然想挂起革命军旗却没法得到，而江孔殷拿出他俘获的青天白日旗，高高地悬挂在谘议局 上；四为陈炯明在惠州举兵的“井”字旗。这面旗原本是1906年廖仲恺在东京提议设计的，廖陈二人籍贯都是惠州，陈听闻同盟会本部曾经有这项提案，所以采纳作为自己军队的标识，后来会师广州，才废置不用，改换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这四种旗都没有出离1906年东京同盟会本部提案的方式，虽然事实上青天白日旗已屡次用于粤、桂、滇三省起义之师，然而当日干部会议上，各省代表都参与其间，知道国旗一直没有最终确立。等到辛亥革命，各省起义同志也便根据当时的提议，标新立异，各树一帜，这便是十八星旗以及五色旗、井字旗伴随青天白日旗纷然并起的原因了。   　　总理对于国旗之新方案   　　总理因为黄克强批评青天白日旗形式不美，跟日本国旗相近，所以1908年在新加坡居住时尝试将青天白日旗内容再三润饰。将旗上青红二色增加小方格，并且在红色上添加白色横线，使得旗帜更加美观。曾经指导陈淑字女士（张永福夫人）绣制新旗式，给同志们出示，这个图案至今尚由张永福保存。民国元年（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时，发生国旗问题，总理便在总统府办公室内悬挂再次润饰了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旗中红色之上横向增添一些白线，每一条线代表中国一行省，总统府的职员以及宾客很多人见过，只是这面新旗式一直备而不用，总理始终没有向政府提出修改的建议。   　　青天白日用作海军军旗的原因   　　民元南京政府建立后，鄂、湘、赣三省用十八星旗。粤、桂、闽、滇、黔数省用青天白日三色旗，江、浙、皖及各省多用五色旗。各省派出的援鄂军以及北伐军，旗章各异，比较复杂。海军部请示大总统他们应用哪一种旗式，总理命令使用青天白日三色旗，并派遣海军部员邓某（邓世昌之子）慰劳沿江舰队，向海军将士说明青天白日旗与历次革命之间的关系。由此全国各军舰一律把青天白日三色旗作为国家的标志，在旗内红色之上横向增添一些白线，另定为中华民国海军军旗，至今一直沿用。   　　参议院折中制定国旗之经过   　　革命胜利以后，参议院迁到北京，因为国旗的问题，曾经发生激烈的争议，各执己见且不可开交。最后决定采纳折中派意见，议决沪军都督府所用红、黄、蓝、白、黑五色旗足以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赞成的人最多，所以确定为中华民国国旗。   　　武昌起义的十八黄星旗是陆军旗，而同盟会的青天白日三色旗是海军旗，由政府正式公布确定。总理听闻了这件事很不高兴，然而当时同盟会会员在参议院不能占过半数，而且参议院内共和党的同盟会分子只知道拥护武昌起义的纪念品，并不十分拥戴同盟会的意见，所以能把三色旗予以保留，制定为海军军旗已属幸事了。   　　中华革命党党证之国旗   　　癸丑民国二年（1913），各省讨伐袁世凯的军队失败以后，总理在日本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恢复了同盟会的旧制度，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青天白日旗为党旗，所颁发党证及委任状奖状上都有这两面国旗党旗。乙卯（1915）年，中华革命军在山东潍县及广东各地起义，也一律使用此种标志。1920年广东起义军得胜从漳州返回广东，总理再次在非常国会当选大总统，这才公然宣布废止五色旗以及十八星旗，制定青天白日为国旗军旗。1921年，陈炯明、叶举等突然叛变，总理无奈到上海避难，之后陈炯明的活动违背了总理和同盟会初衷，青天白日旗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中华民国国旗的确定   　　民国十二年（1923），总理在广东重新组织大元帅府，就职当日正式举行阅兵授旗礼，青天白日旗又一次在广州飞扬。同年，全国学生会在广州召集大会，邀请总理在开会那天莅临会场指导。行礼时，总理看见会堂上悬挂着五色旗，竟然拒绝行礼。演说过程中，便说明了青天白日旗与五色旗的不同，以及青天白日旗在革命史上的价值，众人方才知晓。   　　民国十三年（1924），总理乘坐中山舰北上，途经香港，舰上悬挂着青天白日旗。英国官吏派人通知孙中山：如果改成悬挂五色旗，我们就以礼接待。因为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作为国旗尚未经过国际认证。总理毅然不作更改。等到民国十六年，革命军攻克南京，很快又相继攻克了北平和天津，接着，张学良拒绝日本人的警告，命令东北四省全部改成悬挂青天白日旗，由此中国国民党统一全国。此时，世界各国也就不得不承认青天白日旗是中华民国的国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