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师姐施食仪轨:西安事变之谜

1923年9月2日，以蒋介石为团长的旨在考察苏联政治、经济、军事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在长达3个多月的考察期间，蒋的心得是，“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他的直接印象是，苏联对中国边陲抱有野心，策动外蒙独立不过是实现其野心的一部分。

1931年“9.18”事变后，苏联两次照会日本政府，表示采取“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保持中立。”日本在了解了苏联的态度后，放心大胆地迅速派兵占领了东北全境，而张学良未作抵抗，这是否与苏联有关，本人不敢妄加猜测，但张学良身边幕僚亲信中潜伏有不少亲苏的共产党人，张学良对这些共产党人言听计从，却有据可查。

日本占领东北全境并扶持出满洲国这个傀儡政权后，苏联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谴责日本，还多次向日本政府送出橄榄枝，主动要求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于苏联的多次示好，日本政府均予拒绝，但尽管如此，苏联仍不顾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做出了严重伤害中国民族尊严、无视中国主权的决定，悍然于1932年9月同意了伪满洲国向莫斯科、新西伯利亚等城市派驻领事的要求，客观上纵容了日本继续扩大对华战争。苏联这种助纣为虐行为的背后，包藏了极为险恶的用心。

1933年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后，企图进攻苏联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斯大林深感苏联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倘日本以满洲为跳板，向苏联的亚洲部分发动进攻，以策应德国，则苏联就处于两线作战的困境。为此，斯大林在当时最大的一块心病，就是想方设法将日本的侵略野心引向中国和亚洲。日本在中国东北已经得手，这是斯大林乐意看到的第一步。下一步想要达到的，就是让日本人把目光投向中国腹地，利用中国版图辽阔，幅员广大这一特点，牢牢地把日本牵制在中国，使之无暇配合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这就是日后日本在是否“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还是“北进”倾其大部主力进攻苏联而狐疑不决的原因。从这个角度说，斯大林确实是个具有远见的高超的战略家，而日本则缺乏这种战略眼光。苏联欲达到以牺牲中国而解除自己后顾之忧这个卑鄙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就要在背后默默地帮助日本人寻找机会，而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制造中国的分裂和内乱，一个统一团结的中国，既不会让日本下定最后决心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苏联来说，也没有任何好处。前面说过，“9.18”事变产生了伪满洲国这个怪胎，仅仅是斯大林乐见的第一步。日本在得到垂涎已久的中国东北后，军方与内阁就是否扩大侵华战争一直争论不休，始终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而日本的有识之士是断然否决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熟料，在这个背景之下，却突然发生了西安事变。不仅事起蹊跷，猝不及防，更使中国的政治、军事格局一夜之间变得扑朔迷离。人们不禁要问：究竟谁是西安事变的幕后推手？西安事变的发生，究竟对谁最为有利？是民族之祸，还是民族之福？

依张学良的人格特点，不乏正直爱国的一面，虽然政治上完全谈不上老谋深算，但在关乎民族大义和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还是自有主见，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他能审时度势，在决定国家统一还是分裂、他的作用显得至关重要、投向哪里就会改变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他义无反顾地举起了青天白日旗，以其“东北易帜”的无私之举，归顺了中央，决然站在了国家统一的民族大义立场，使中国避免了分裂，实现了统一。正是这样一个人，竟能发动西安事变，逮捕将要领导中华民族抗战的国家最高领袖，使国家再一次面临分裂的危险，并给了虎视眈眈的日本以全面侵华的大好时机，这些，是张学良在事发前没有仔细考虑到、还是另有所图？难道真的如张本人所说，实行兵谏的目的是为了逼蒋抗日吗？蒋早就持有的抗日态度、早就痛下的抗日决心、早就拟定的抗日部署，难道张作为参与全国最高机密的陆军副总司令一无所知？一个满口“拥护领袖”、曾经在国家统一这个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的人，会犯上作乱？置国家民族最高利益于不顾？

对这些疑问的回答，从业已公开的有关西安事变的档案材料中是找不到的。但是，我们仍能从张学良本人身上寻到一些蛛丝马迹。当是时，张最关心的是苏联的反应，他一直在密切注意苏联的态度和舆论的动向。但是，当张学良从收音机里听到《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论全是对他的责难时，他感到极度的震惊与愤懑。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辽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旅大市委第二书记兼旅大市市长的宋黎曾经回忆到，当张学良手拿《真理报》和《消息报》新闻记录稿遇到宋黎时，曾面对宋黎自言自语地说：“你们就这样对待我？”他还两次不满地问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当周恩来告知张学良苏联不会帮助西安事变的发动者时，张学良暴跳如雷，大骂“我被出卖了。”

张学良何以会有“你们就这样对待我”的质疑和“我被出卖了”的愤慨？这分明是在某种承诺没有兑现后才会使用的语言。如果在西安事变前有人、或有人代表某方给予了张学良某种承诺，张学良在这种语境下说出这种话来就合乎情理了。我们知道，在张学良的身边，潜伏着不少可以越过共党中央直接与莫斯科联系的亲苏的共产党人。他们表面上是在为张学良“打回老家去”出谋划策，实际上有着特殊的任务。他们到底执行的是什么特殊任务，可能永远是个谜。倒是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耐人寻味。日本政府和日本舆论在此时保持了高度的克制和冷静态度，一方面竭力澄清自己与西安事变无关，一方面警惕苏联是在从中渔利，告诫日本军方万勿借西安事变扩大对华战争，以免中了苏联调虎离山之计。在这方面，欧美舆论看得比较清楚，普遍认为这是苏联借张学良之手，意在将日本这股祸水引向中国，从而使自己摆脱日本的威胁，以便集中精力对付越来越咄咄逼人的纳粹德国。

可以设想，秘密潜伏在张学良身边的亲苏的共产党人，接受了莫斯科的指令，利用张学良抗日心切、急欲想挽回自己“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而急欲想打回老家去的心理，反复向其灌输蒋介石要借红军之手消灭和瓦解东北军的言论，使张学良深感再与红军作战，不仅抗日、打回老家去无望，自己仅有的东北军这点本钱，也将化为乌有。在这种双重压力和某种承诺的鼓励下，张学良难免冲动，因之以逼蒋抗日的名义孤注一掷地实行兵谏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张本人的性格的。否则，单从张本人的历史表现来看，在没有这些外力的作用下，是不会做出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来的。

无论从任何角度看，西安事变都是改写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除苏联外，在西安事变中获利最多也是最大赢家、且从此以后真正在中国政治舞台拥有了话语权的，当属已处在生死存亡之中的共党。西安事变意外地使共党转危为安，不能不说张学良才是最大的救命恩人。设若没有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共党在蒋介石攘外安内的围剿下，怕是凶多吉少。

怎么说呢？张学良！

由于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的对日态度与抗战决心不仅没有丝毫改变，且变得越来越坚定，使日本军方以及日本政府终于认识到蒋之国民政府不会对日妥协，加之日本没有像斯大林那样高瞻远瞩的具有全球眼光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到底被陷在了侵华战争的泥沼里而不能自拔，这正中苏联的下怀，也正是苏联千方百计想要达到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的愿望实现了。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政府和舆论一边倒地斥责张学良，《真理报》说张学良是在投机，假借反日为名，促成中国分裂；《消息报》则称张学良破坏了反日力量的团结。对此斥责，甚至连共党方面也大为迷惑不解。蒋介石当时还未有实质性的抗战表现，而是在攘外安内的政策下全力剿共，苏联对此当然十分清楚，何来扣蒋即是破坏抗日团结呢？逼蒋抗日，对共党和红军不是更有力吗？事实上，这正是斯大林的高明之处。他贼喊捉贼，一方面撇清了自己与西安事变的关系，继续让不知情的共党蒙在鼓里，另一方面是做给日本看的，意在诱使日本趁机扩大侵华战争，从而无力进攻苏联。

1941年，苏联与日本签订了《日苏互不侵犯协定》，紧接着又与伪满洲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予伪满洲国以公开正式的承认。此举，对中国人民民族感情的伤害，刻骨铭心；而抗战胜利后，又利用其国际地位趁火打劫，威逼国民政府承认外蒙独立，其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西安事变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大谜案。前苏联对中国的险恶用心，有待于透过层层历史迷雾求得真相的破解。这里，只是个人的一点心得，意在引起大家注意——前门拒虎，后门防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