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地铁3号线规划图:西安事变之后，杨、张放蒋之争

西安事变之后，杨、张放蒋之争

2011年03月25日　新浪读书

12月14日，一架飞机出现在西安上空，在西郊机场逡巡之后投下一个信筒，要求交给张学良。来信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学良的前顾问、澳大利亚籍英国人端纳。此时，端纳是蒋介石的顾问，他也深得宋美龄的欣赏。这次来就是受宋美龄重托，带着分别给张学良、蒋介石的两封信要求见蒋介石一面。

张学良看完来信，马上命令卫兵点烟火发信号，让飞机在西安降落。当天晚上，张学良陪同端纳去见蒋介石。

“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很好地对部下说明，你也不能虚心地倾听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况，我很担心……东北军官兵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安慰。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这次的事情。”

看了宋美龄的来信，已经摸透张学良底线的蒋介石，脸上渐渐有了笑容。

然而，12月16日下午，当端纳再次从洛阳返回西安时，南京政府已下达了对张、杨的“讨伐令”。国民党20余万军队已进驻潼关至华阴一带，战事一触即发。

12月16日晚，南京政府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会议，决定革去张学良兼任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12月17日，在何应钦通电就职“讨逆总司令”之时，国民党军对们完全可固守战场数月。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12月23日至24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同宋子文及后来加入谈判的宋美龄达成了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六项协议。24日晚，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表示以人格保证接受六项协议，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就国共合作直接同他谈判。

但是，蒋介石只同意以“领袖人格”保证，不肯签字。这样，在放蒋问题上，西安方面就出现分歧。有的人主张继续扣蒋，命蒋在西安发号施令；有的人同意放蒋，但坚持蒋必须签字；还有人则提出让蒋介石在西安对全国做广播讲话。

“25日放蒋介石，24日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因为张学良主张立即放蒋介石回南京而大吵了一架。祖父不同意那么简单的放，觉得放得不明不白，他主张是至少得签个文件，有个书面的保障；张学良认为把蒋介石赶快送走，想得比较简单。我祖父没有向外人透露这次争吵，因为他知道让蒋介石离开，一定会让他们俩人头落地；而张学良吵完架就告诉了宋子文1。”杨瀚说：“大家都反对蒋介石、张学良离开的这种轻率、危险的做法。我祖父当时就说‘蒋介石的人格是不可靠的。”

米暂沉的《杨虎城将军传》称：“一时盛传有杨不同意放蒋的说法”。史料显示，张、杨冲突，并非只是“盛传”，而是的的确确发生过的事实。

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载，12月24日夜，“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几决裂”。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也曾述及：在送蒋离陕问题上，与杨虎城发生歧见，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

《宋子文日记》也记载，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杨说：“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我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不满地离去。——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百年潮》2004年第7期。

但是，《反省录》所记依然语焉不详。张学良《敬告世人》书有更详细的叙述。张首述杨虎城幕中激烈派的态度及杨所受影响。张学良写道：杨虎城的反对蒋委员长返京，那不是出诸他自己，而是出诸杨的幕中渗透分子煽动杨，说我出卖他。所以当时杨虎城对我说：“你是受了蒋夫人、宋子文、端纳情感诱惑，有反初衷，你犯了温情主义，你是同蒋宋两家有私谊上的关系，可以和平了结。我杨某可是不肯作断头将军的，要干就干到底。

我说：“这样的国家大事，岂是私情问题，我们不顾一切的行动，是为了发动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在张学良亲自陪同下，乘飞机离开西安，当日抵洛阳。在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了杨虎城指挥。这份用红色铅笔写的手令写道：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于学忠）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以杨虎城代理余之职，即日。”

1966年，周恩来曾对杨虎城长子杨拯民说：“有人问我，‘西安事变’时如果把蒋介石杀掉会怎么样？我看也不过是日本人早打进来，革命力量早发展，抗日战争也许早胜利。结果未必坏。”

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杨瀚说：“在张学良的口述史中说，他说西安事变的主谋实际上是杨虎城，他是陪衬。用事实来讲，杨虎城确实是主谋，这个主意本身是杨虎城提出来的，还有发动过程，都是杨虎城做的。这从张学良的态度也能看出，送蒋介石走的时候已经明显变了，他已经不是当初发动事变的立场了，在处处为蒋介石着想，这也导致他最后被扣。”

杨瀚说：“我祖父做事机警沉稳，公事私情分得很清。西安事变前他未向家人透露任何消息，使我父亲杨拯民孤身一人在北平很危险。”而在“二二事件”发生时，杨虎城母亲孙一莲又被东北军扣为了人质。

事变前杨母由小儿子杨茂三陪伴，住在蒲城甘北村老家。事变后，他们以为住到县城的家里会比较安全。然而，东北军叛军把杨家包围了起来，不仅抢走了杨母的一些财物，还限制了他们的自由。

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今日已确知抗日前途有着，那么我们还要蛮干下去，必使内战扩大发生，而使蒋委员长失去领导，而走向相反的方向，那才是真的有反初衷呢！你怕死吗？你若是怕死，何必要发动这种大胆的叛变行为？我将只身护送蒋委员长入京，上断头台我一人承当，我决不牵连任何人。”

后经交涉，檀自新终于肯放了杨母。当杨虎城带着副官赶到东里堡迎接母亲时，老太太教训起儿子说：“你们干的这是啥事？亏你还五短长枪的，打了十几年的仗！一不做，二不休，你们既然得罪了他蒋介石，就不该随便放他，你比张学良大十几岁呢，就这么糊涂！”老太太把拐棍在地上敲得咚咚直响，“你们这是放虎归山，是造孽啊！”

“当时周围的人都惊呆了，我祖父低头听着母亲的责怪，他心里也是有难言之隐的。”杨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