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单位oa软件:-杨虎城的转变和张学良的入党（西安事变系列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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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规模宏大的两广事变被蒋介石轻松搞定。当时除了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外，广东广西为中国最为强大的军阀割据力量。而此次事变中，两广中实力最强的广东军阀陈济棠所部20多万大军被蒋介石兵不血刃的全部瓦解，陈济棠张皇失措的单身逃往香港。随即中央军集中40万大军直逼广西，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虽然嘴上极硬，号称要决一死战，但已经无力回天，最终被迫宣布归顺中央，停止武装对抗。作为回报，蒋介石暂时让李白两人管理广西。在此次事变中，蒋介石将中央军10万大军进驻湖南，迫使有十万虎狼湘军的湖南军阀何健交出了该省的大权。由此，中华民国南部已定，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贵州六省均为中央控制，剩下只有云南和广西两个省军阀势力。在蒋介石看来，云南广西都是贫穷的省份，面积又非常广大，虽然两个军阀各有3万部队，但从任何角度来看已经不可能对中央构成威胁，只能勉强自保。事实证明蒋介石判断是正确的，云南和广西之后保持近十年臣服中央的地位，没有再敢于反叛。

南部，西部已定，东部中部本来就由国民政府控制，下面需要对付的自然是西北了。

随着两广事变快要结束，蒋介石将视线放回西北，准备迅速解决西北问题，消灭红军，肢解东北军和陕军十七路军。此时，张学良和杨虎城也明确感到暴雨临近，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杨虎城的迅速转变

早在4月，中共派出特使王世英跟杨虎城达成互不进攻的协议，当时中共领导人非常高兴。但这个高兴没有持续太久，因为之后长达4个月的时间内，杨虎城刻意拒绝再和中共接触，双方的合作没有办法再前进一步。

相比起张学良几乎每2个月的态度就改变一次，最终在6月决定干脆反蒋和中共一起干，显然杨虎城的态度非常不积极。

其实就杨虎城来说，这是必然的。

杨虎城和张学良不同，张学良在1935年去鄂豫皖苏区剿共以前，从来没有直接接触过中共，也没有接触过红军。张没和红军打过交道，也不知道他们的虚实，自然没有什么交恶的历史。

但杨虎城则和红军，则打了近10年交道，且有过极为不好的合作经历。

早在杨虎城在1928年北伐时期大败，被迫困居安徽太和县。当时他的老朋友，中共党员魏野畴试图让杨虎城将所部加入红军。杨虎城表示反对后，魏野畴策划杨部700多人在皖北阜阳兵变。这是中共策划杨部的第一次兵变，虽然拉走的兵力不多，但在杨虎城看来是很难接受的。

之后，从1928年开始到1933年杨部骑兵团团长王泰吉（中共党员）在陕西耀县兵变，拉走了杨部整个骑兵团2000多人。这几年内，中共在杨部中先后实施的大规模兵变就有8次之多，小的兵变有几十次，前后拉走正规军民团近万人，搞得杨部军方地方一团糟，人心浮动。

所以杨虎城一直认为中共在其内部活动，根本目的在于拉走他的部队，完全是利用他而已，和军阀没有什么区别。

其次，杨虎城对中共有着明显的不信任，这主要在于他和中共的几次军事合作。

1.杨虎城和盘踞在川北的张国焘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进攻的协定，但张部突然违背这个协定，出兵重创杨部十七路军。不但占领了汉中几个县城，还消灭了杨部数千人。驻守该处的杨虎城爱将-独立旅旅长王劲哉，依靠带领几个卫兵扔掉部队策马狂奔，才勉强逃掉性命。此举让杨虎城认为红军不讲信用，无法信任。

2.杨虎城和途径陕西的红二十五军达成协议，互不进攻，放红二十五军通过陕南。但红二十五军居然违背协定，连续三次伏击，将杨虎城苦心经营的西安警备师的三个旅全部重创，将三个旅长打死了两个，重伤了一个，再一次歼灭杨部数千人。其中让杨虎城最无法接受的是，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处死了他的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张汉民是杨虎城最喜爱的年轻将领之一，是个老共产党员，在杨部期间为中共做了好多事情。杨虎城派张汉民率领警备三旅尾随监视红二十五军，就是考虑到这点，认为都是共产党员会好说话，不至于火拼损失实力。但红二十军在和张汉民达成互不进攻的协议以后，居然背信突然打了个伏击，将该旅几乎歼灭。最让杨虎城无法理解的是，红军俘虏警备三旅1000多人以后，问谁是共产党员，让他们站出来。在张汉民等20多名共产党员站出来以后，全部被以叛徒罪枪毙，而被俘的其他三旅士兵军官却毫发无伤的被放回。此举让杨虎城认为红军过于凶狠，对自己人都如此凶残，无法和其有效合作。

3.陕北红军刘志丹在陕北起兵，先后两次大败杨虎城派来围剿的部队，前后歼灭杨部不下4000多人，还占领了陕北六个县的地盘。其实两军开战，有损失本没有什么。但杨虎城救过刘志丹一命，算是大恩德。当年刘志丹1931年4月在陕北彬县策划杨部骑兵旅旅长苏雨生叛变时候被捕，一同被捕的高岗（后来的东北王）由于名气较小，没有人认识他，侥幸逃过一劫。机灵的高岗自称是刘志丹雇来车夫（高岗是陕北当地榆林人），乘乱逃走了。高岗逃走以后，立即找人营救刘志丹，最终找到了杨虎城处。此时中央在陕西的国民党省党部已经得知这个事情，他们命令当地军阀苏雨生立即把刘志丹送到省党部或者在彬县秘密处决。杨虎城得知以后，顶着中央巨大的压力，命令军师杜斌丞找了个理由把刘志丹保释了。后杨送给刘志丹五十块银元路费，还送给他一支手枪防身。杨虎城是土匪出身，向来重义气。在杨自己看来，救命之恩是很大的。但现在刘志丹把他打的那么惨，一点不恋旧情，实在是不讲义气。由此杨虎城认为红军也不讲义气。

这三次接触让杨虎城认为红军不讲信义，很难和他们合作。而之前的八次兵变让杨虎城认为红军和他合作的目的无非是利用他。

除此以外，在当时的中华民国和中共合作叫做通匪叛国，按照刑法是一律处死。这个罪非常之大，即使杨虎城之流的一省之长也一样掉脑袋。

从四一二反共清党开始，无数国民党员因为通共被处死或者长期关押（后来如杨部杜斌丞，东北军黄显声之流都因为通共被处死），杨虎城看了很多，也自然知道利害关系。

由于以上三点，杨虎城一直非常谨慎，甚至退在幕后希望由张学良出头。

--------------王炳南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是杨虎城的世侄。

中共和共产国际了争取杨虎城，也费尽了脑筋。

4月，共产国际找到了杨虎城的世交好友王宝珊之子王炳南，让他回国做杨虎城的工作。

王炳南是杨虎城看着长大的，也是杨虎城当年资助才得以去欧洲留学的，双方交往很深。

王炳南的父亲王宝珊是辛亥革命陕西省领导人之一，从靖国军起，就一直是杨虎城的高级参谋，两人交往20多年，私交甚厚。

王炳南早在17岁时候就参加了共产党，20岁时杨虎城资助他去日本留学，后又去了德国。王炳南在德国时先后任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书记，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主席等职，和当时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关系很好。

当时季米特洛夫让王炳南从莫斯科回国去做杨虎城工作，给他的任务是：劝杨签订和中共的互不侵犯协定，停止内战，共产国际允许通过新疆给杨虎城帮助。

王炳南自知身份特殊，向来被杨虎城当做亲侄子看待，所以很快接受任务在4月回到西安。

此时的杨虎城已经和中共特使王世英达成了协议，但始终对中共不太信任。

这次见到王炳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回到西安，杨虎城高兴地说：我已经与中共某些人接触过，可是毕竟素不相识。现在你回来就好了，可以无话不谈！

王炳南将季米特洛夫的话转告给杨虎城，这是苏联第一次给杨虎城以承诺，杨听了非常高兴。两人整整谈了一整天，由此，杨虎城打消了相当一部分顾虑，坚定了和中共合作的念头。

后杨虎城将王炳南留在十七路军，还让其和张学良在上海的好友杜重远联系，后让王炳南去拜访张学良，由此加深了张杨的联系。

杨虎城对王炳南非常信任，本来想继续重用他，但自此王炳南突然发作了严重的关节炎疾病，这个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副部长被迫长期卧床，直到西安事变前期才恢复健康。

话虽如此，杨虎城比较是老政治家，并没有因为王炳南的一番话就彻底改变态度。

6月1日，两广事变开始，杨虎城的态度却迅速改变了。

其实道理很简单，杨虎城知道一旦两广事变结束，蒋介石必然回头彻底解决西北问题。

而就处境来说，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比张学良的东北军还要坏的多。

张学良虽然现在走投无路，但终究有二十多万大军。将来就算被迫跟红军彻底拼了，再被调离陕西，他的兵力损失一半以上，剩下部队也至少十万以上。

根据兵力来说，一旦全面抗战爆发，张学良那时候肯定能做个战区司令，一样统领几个军，控制一两个省的地区。

而且张学良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基本都听张的，也是张一手提拔起来的，一旦张不愿意，随时可以将他们换掉。所以东北军内部相对比较团结，老蒋很难将彻底瓦解。

现在东北军反正也是没有地盘，将来再惨也无非是没有地盘。

但杨虎城就不同了，他现在就剩下地盘了

杨部虽然现有兵力5万，但除去不可靠和不能打仗的新建部队，能真正顶用的只有2万多人，靠这点部队，杨虎城顶多只能当个军长，集团军司令之内的，就像西安事变之后陕军主帅孙蔚如一样。

一个军长算得了什么？中国在抗战前有正规军就有182个师，总兵力超过200万人。一个军长不过领导2，3个师，只是民国军界一个普通的人物而已。

和杨虎城现在称霸一方，同中央分庭抗礼，和蒋介石几乎平起平坐，在陕西做土皇帝的地位来说，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更可怕的是，蒋介石一旦解决西北问题，肯定会控制陕西省，抢走杨虎城的地盘。

一旦没有地盘，靠中央补给以后，杨部一举一动都要听中央的。杨虎城部下非常复杂，很多将领素有异心，一旦处于这种情况下，很难再跟杨一条心。说不定很快就像当年福建十九路军，很快被中央瓦解收编了，最终落一个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下场（成为一个空有中将军衔的寓公）。

根据杨虎城判断，两广事变将会在8月底到9月初解决，其后蒋介石会将几十万大军北调，很快会对他们动手。

但杨虎城又接到密报，5月中旬日本扶持内蒙古的蒙奸德王和李守信在绥远成立了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并且扶持武装了伪蒙古和当地土匪汉奸部队共2万多人，蠢蠢欲动，多次宣扬准备武力占领绥远全境。

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示对日本入侵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并成立国防会议，同时调动在山西的中央军向绥远靠近，还大力支持绥远主席傅作义（阎锡山部将），准备跟日伪在绥远开战。

杨虎城认为有了绥远抗战的影响，估计蒋介石不会立即动手。

但早也好，晚也罢，最迟1936年底到1937年初，蒋介石一定会对杨虎城张学良动手。

此时已经到了8月，也就是说情况已经非常紧急了，再不破釜沉舟而是像之前那样犹豫回避观望，将来等老蒋的大刀砍到头上，真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杨虎城很沉稳，非到紧要关头绝不会出面和中共合作。

“小开”潘汉年和毛泽东秘书张文彬 

所以， 8月下旬共产国际和中共方面代表，也是秘密战线超级特工大师潘汉年从陕北到西安找到杨虎城，杨虎城内心已经很急了。

当时潘于在5月从莫斯科回到香港，随后在7月代表共产国际赶赴南京和中统陈果夫陈立夫谈判（主要谈苏联希望国共合作的事情），谈判没有取得很好的结果。

8月初潘汉年带着共产国际的让中共务必联蒋抗日的命令（中共由此立即改变之前反蒋抗日的观点，在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直接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提出实行国共合作，并且愿意“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请注意国共合作几个字，只是自1928年以来，中共政策最大一次转变）和一套苏联和中共联络的密电码赶赴陕北苏区（由此苏联可以和中共直接通过电报联络，之前从苏联带回的密电码因为各种原因无法使用，导致苏联和中共联络长期中断），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面谈。

后潘汉年被毛泽东派出张学良处，向张解释共产国际支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立场。

张学良听到潘汉年的汇报以后非常高兴，随即将其介绍给杨虎城。

但潘向杨虎城传达了共产国际对张杨同红军合作的支持，以及中共方面需要进一步合作的时候。

杨虎城仍然提出三点意见：

一是十七路军不能转变为红军，只能同红军合作。

二是即使三军合作，也不能由杨虎城单独出头，需要由张学良牵头，张杨两军合作一同形式（张杨两者合作，这样力量较大，杨比较放心）。

三就是杨虎城认为最重要的，必须由红军首先打通国际交通线，先可以获得苏联的军事物资援助，不然十七路军无法和红军进一步合作。

当时潘汉年表示这些问题都可以商量，但希望杨虎城能够直接设置一个电台，好直接跟中共联系。在潘汉年看来，这也是最基本的举动，也是杨虎城本人所需要的。但出乎潘汉年预料的是，杨虎城居然断然拒绝，他以西安有很多中统军统特务监听无线电报为由，不同意自己搞一个电台，说是可以通过张学良的电台代发就可以了。

潘汉年以多年秘密工作经验判断，杨虎城并没有什么合作诚意，所以他很快返回陕北，向毛泽东汇报情况。

毛认为杨虎城虽然态度消极，但是陕西的地头蛇，终究要争取他，所以毛写了一份亲笔信，上面明确写道：但为敌为友，在先生没有明确表态，又虚与委蛇的办法，似乎不是先生本意。全国各派联合逐渐有成就，但先生反而持冷静态度，对于秘密联系，暗中准备，都不去做，不是我们中共所希望的。

毛泽东派出自己的秘书张文彬，带着这份信在8月26日赶到西安，在31日晚于杨虎城的心腹秘书王菊人面谈（王菊人在1926年加入中共，算是老党员了，张文彬自己还是1927年加入中共的，比王晚了一年）。

张文彬当时年仅25岁，年纪虽轻，但早在17岁就参加中共的农运，后来还上了井冈山，担任过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也是个老红军了。1936年担任毛泽东的秘书，由于才能出色，很受毛的称赞。此次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也是信任他能力的意思。

张文彬来西安的任务很简单，就是中共希望杨虎城能够落实上次潘汉年谈得关于互不进攻，两军通商，协助共产党干部出入苏区，以及在十七路军建立和中共联络电台。

但王菊人的话让张文彬大吃一惊，王刚一会谈，开门见山提出：杨将军认为目前政治形势极为紧迫，抗日反蒋都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杨部有必要立即在西北发动军事行动，并且有了军事计划意见，希望中共，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召开三方会议，进行讨论。

仅仅10天之前，杨虎城同潘汉年面谈的时候，不但提出一堆要求，全是推诿，甚至连安电台这种小事也不愿意。现在突然180度的大转变，完全比张学良还要激进，这让张文彬顿时措手不及，难以置信。

张文彬第一个念头是，可能是杨虎城想试探我们未来军事行动计划和我们的诚意。

由此，张文彬做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回答，他表示杨虎城这样表示中共非常赞同，但杨虎城这样的表示尚没有合作的前提，还是希望杨能够脚踏实地做一些事情，而不是说空话。至于张学良情况张文彬不了解，无法答复，但如果真到了杨所说的地步，可以三方坐下来谈。

可见，张文彬对杨虎城的态度一点也不信任。

果然，在和王菊人见面之后六天内，杨虎城都以生病为借口不和他见面。

9月6日，杨虎城终于和张文彬见面，双方连续谈了两个小时。对于张文彬提出的包括互不进攻，互相通商，建立军事联络的要求，杨虎城完全答应，甚至主动提出要求中共派代表来西安长住，并且在西安设立一部电台。

同时，杨虎城向张文彬提出几点怀疑。第一，杨虎城表示十七路军现在还不可能离开南京国民政府。

这点张文彬表示，应付南京政府是必要的，但杨必须努力做些实际的抗日准备，以防备蒋介石的阴谋。

第二，杨虎城表示十七路军目前不可能改编为红军，但可以合作。

这点张文彬表示，红军不会挖十七路军的墙脚，但希望杨部真的能和中共合作。

第三，杨虎城表示红军必须要接受苏联援助才能生存发展，应该将根据地设在甘肃，宁夏和陕西的交界处。

张文彬表示根据地的建立，必须根据各方面情况再决定，不能简单决定设在陕甘宁。

第四，杨虎城担心红军无法获得苏联援助，也担心苏联只愿意援助红军，不会援助杨部。

这点张文彬表示红军获得苏联援助没有问题，而且苏联早已表示愿意援助一切抗日友军，这个杨虎城不用担心。

最后，杨虎城表示西北发动反蒋，必须由张学良来领导，但张学良子承父业，没有经过艰苦考验，关键时候可能靠不住。

这点张文彬没有正面回答，因为他对东北军不是很了解，但希望杨虎城能够帮助张学良。

可以看到，此次谈话杨虎城基本交代了自己真实想法，没有再有什么保留，甚至连怀疑红军挖他墙脚，认为张学良能力不足的话都说了出来。而张文彬回答也算中肯，但其中一些显然是开了空头支票。其实就苏联援助这件事，目前为止也没有明确的答复。

和杨虎城面谈以后，再次由王菊人出面达成几点协议，兑现了之前张文彬的要求。

尤其在杨部宪兵营副营长谢晋生（共产党员)家里设立了电台，这样杨虎城可以直接联络中共。

此次，中共和杨虎城的关系终于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杨虎城也明确表示准备联共反蒋的意图。

为什么前后变化这么大，其实很容易理解。

8月末，在桂系和国民党大佬刘斐，朱培德，程潜，居正等人调节下，桂系表示只要中央军不武力进攻广西，就可以宣布归顺中央。

9月4日，国民政府和军委会发布命令，李白二人和桂系大小官员之职位不变，新桂系官员则隆重在南宁就职，宣布服从蒋之中央。至此，两广事变解决，蒋介石没有费一枪一弹消灭了两广分裂力量。

消灭两广以后，蒋介石必然会立即转头对付张杨，所以杨虎城此时已经被逼入了绝境，再不做打算就要完蛋了。

在之前，中共先后跟陕北的实力派军阀两个师长高桂滋，高双成达成合作协议，由此陕西四个实力派都和中共搭上了关系，保证和红军的互不侵犯，陕西的形势稍有好转。

------------------张文彬在1942年因为从事反政府的地下活动被捕，1944年因为肺病在狱中去世，年仅34岁。

张学良的入党

形势逼人，连一向保守的杨虎城都这样，早在6月就决定跟红军一起干的张学良就更不用说了。

6月30日，中共派驻张学良身边的代表刘鼎突然密电中共中央，其实最关键的只有一句话：张学良申请加入中共。对这份电报，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次日，中央即在陕北安塞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了张学良的入党申请。会议中，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将张学良作为“特殊党员”接纳，认为此举对联合东北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最终中共决定允许张学良入党。同时也接受了张学良心腹67军军长王以哲的入党申请。

由于接收张学良加入中共事关重大，而中共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么重要的决定，必须经过苏联的批准。故7月2日，由当时党的负责人洛甫（张闻天）致电共产国际，请求对此事的具体指示。张闻天当天的电报上即有：“我党拟许其（张学良）入党”等语句。

之后，1936年8月9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4人联名给张学良写一封长信，谈了17个问题。信中开头就称‘李宜同志’，李宜是张学良与红军联系的化名。

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与张学良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计8条。这封信里称张学良为同志，称杨虎城却没有称同志。

同志的称呼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当时只有除了国民党员内部，共产党员内部，军统中统特务内部会互称同志，其他是不会称为同志的。在之前写给张学良的信都称为先生或者将军，从无称过同志。

但共产国际方面的态度很微妙，再多次研究以后，共产国际在1个多月的8月15日后，回电报道：关于你们申请张学良入党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心，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必须保持同张学良的接触……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军阀集团(即两广事变)失败之后，张学良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 最终共产国际的结论为：不允许张学良入党。

话虽如此，但目前对张学良是否入党问题，学术上仍有较大争论。而争论关键在于相关资料的解密问题。

可见，俄罗斯方面已经解密了他们的资料，当年共产国际已经明确拒绝了张学良的申请，因为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一向反苏，甚至出动部队查抄了苏联驻北平的大使馆，绞死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李大钊。而张学良自己在中东铁路事变中查抄了哈尔滨的苏联办事处，并且将东北境内的中东铁路苏联员工全部武装驱逐出境，双方由此开战，各伤亡数千人。加上苏联支持蒋介石，冯玉祥，盛世才等中国实力派都没有好结果，最后都被这些人利用后背叛。尤其冯玉祥曾经连续两次利用苏联后将其出卖（北伐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冯又是杨虎城的上级，属于同一个系统。苏联认为对这些新军阀都不能给与信任！所以拒绝张学良入党，在苏联看来是完全正确的。

但关键是苏联拒绝张学良入党，中共方面就没有同意张学良的入党吗？在这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中共就没有任何举动？难道张学良不是特别党员吗？

什么是特别党员？张闻天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从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特别党员是指那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担负特别的工作任务而受到特别管理的党员。

特别党员通常都具有特别的社会身份，主要是当时社会的中上层社会出身或其社会地位与中上层有联系。

特别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往往由党的中高级领导人担任，常常需要党中央批准。

对特别党员的管理也很特殊。当时中央组织部曾规定：一切有上层地位的党员，应该由适当高级党委直接管理。一不编入支部，二是由高级别的负责同志与之个别联系。这是为特别党员的身份保密。特别党员的党员身份不仅对党外保密，即使在党内也只有很少几个人知情。如杨虎城的心腹部将赵寿山1942年由毛泽东批准入党，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不知道这情况。另外如国防部作战次长刘裴（桂系著名军事家），作战厅长郭汝瑰（民国著名军事家），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吉鸿昌，他们也是潜伏在国民政府内的特殊党员，而他们身份也根本没有人知道。而吉鸿昌如果不是在就义前高喊我就是共产党员，谁又会知道这回事情。郭汝瑰如果不是在1949年率领国民党72军在四川宜宾起义，谁知道他是中共党员。至于刘斐更是厉害，他应该早在1920年就入党，之后潜伏了29年之久，不但骗了蒋介石，连一手提拔他的白崇禧都被骗了。直到今天刘的身份还是秘密，无法确定他如何入党的。而刘斐和郭汝瑰的地位非常特殊，他们几乎了解国军全部作战军事计划。刘郭两人合作，将内战中国府国防部制定所有的军事计划全部交给毛泽东，甚至文件还没有发到国军将领手中，毛泽东就已经先得到了。这也导致了国军在内战中的一再惨败！

由此可以看到，即使张学良是中共特殊党员，也是最为机密的大事。这种事也必定只有毛周等高级领导知道，或者就是当时张学良身边最亲密的共产党员，如叶剑英，刘鼎，宋黎等人才会知道，其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

西安事变后中，张学良被软禁长达70年之久，期间算是生不如死（张学良在回忆录中写到，其实他这一辈子就活到35岁，也就是西安事变之前）。中共方面虽然曾经希望释放张，但最终没有成功。如果有明确资料证明张学良是中共党员，那么中共无疑于见死不救，牺牲了盟友成全了自己（周恩来曾经说过对不起张学良这个朋友），政治上会遭受很大的问题。

而如果蒋介石可以证明张学良是共产党员，国民党方面就会很轻易的证明西安事变就是中共策划的阴谋，也可以解释西安事变并非因为国府的无能，而是中共的狡猾。

另外，共产国际虽然做出明确答复，但中共有无将共产国际的消息明确通知张学良，这也是个秘密。要知道现在对比电报可以知道，自1936年初中共秘密与张学良接触后，就常常有选择地将共产国际的电告内容转告张，甚至到西安事变之后也是这样。这些目前为止都没有可靠的解密资料。

所以，这方面的求证是非常困难的，恐怕也这几十年内也不会有相关资料解密。

但最近一些其他资料似乎改变了以往的看法，中共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东北军将领阎宝航之子，阎宝航是张学良的好友）在张学良的葬礼上曾经和张的心腹将领之一，后来为解放军铁道兵司令的吕正操将军（吕在东北军中担任过张学良的副官，同张非常亲近）有过对话。吕正操将军明确说：张汉公是共产党员。

阎明复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时，主持东北军党史整理编辑的宋黎（担任过张学良秘书的共产党员，学运领袖）曾对他说过，当时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中，知道张学良是党员这件事的毛泽东、周恩来、李克农都已去世，尚健在只有叶剑英同志（叶剑英当时为驻张学良处的中共代表）。宋黎曾经就这件事去访问过叶帅，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宋黎把他和叶剑英谈话的内容纪录下来，装进一个信封，放在保险箱里。宋黎说，等我死后再拿出来交给中央。阎明复问他：为什么现在不报告中央呢？宋黎说：现在张汉公还健在，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他，他是中共党员的事绝对不能传出去。

话虽如此，目前宋黎，叶剑英，张学良都已经去世，这份文件并没有公布。

其实就目前国内情况来说，对待抗战，文革，三年饥荒这类世界早已定论的事情仍然不能正式，怎么可能去颠覆西安事变这类严重的问题。即使有这份文件，就现在来说也根本不可能公布。

--------------------------张学良在1936年两次申请入党，而杨虎城早在1927年就两次申请入党。区别是杨虎城的党员资格中共已经批准，但杨虎城因为投靠蒋介石国民中央政府，自己拒绝了。张学良的请求则没有得到苏联的批准。

现在已经得到证实的为，80年代叶剑英将军肯定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为中共党员，他同张学良都在6月提出申请，由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组织部在1985年公布了干审字460号档案，档案中可以查阅到共产党员王以哲的入党手续）。由于此时非常机密，连当时在东北军活动的共产党员基本都不知道王以哲已经入党这个情况，就更不用说张学良入党的问题。作为一个东北军军长的王以哲入党的事实，直到王在西安事变时被杀的50年后才解密。如果张学良本人是党员，至今不能解密也是必然的。

而且如果当时只批准了王以哲的申请，却不批准张学良，会对张有多大的打击？这无非是暗示苏联和中共不信任张学良。张之所以敢于反蒋，无非第一得到中共愿意和他合作，第二得到苏联愿意援助支持他的承诺。如果没有苏联援助的肯定，没有中共愿意军事合作的肯定，张学良单纯联合杨虎城反蒋同聚众集体自杀没有任何区别。

事实证明在西安事变中，张杨捉蒋以后，苏联拒绝援助张杨，中共也不愿意出兵。张杨虽然抓了蒋介石，但在仅仅二周内迅速垮台。张杨先后被捕，一个被杀一个被终生囚禁，东北军和西北军很快被瓦解，两个军事团体就此消亡，这可谓对张杨最坏的结局。

拒绝入党就是共产国际对张学良的不认可，这点稍微有点智商的人都会知道。这种情况下，张就是再傻，就真的毫无顾忌的冒着这么巨大的危险捉蒋吗？如果说苏联认为张学良是军阀靠不住，那张的部下王以哲军长难道就不是军阀？

有些人说，中共曾经第一次拒绝张学良入党，是因为如果张学良入党，只是争取了一个人，对全局不利。但中共为什么在几十天以后张学良第二次申请的时候，却同意了张学良的申请？当时情况有丝毫变化没有？

所以有很多东西是无法经得起推敲的。

所以，目前尚不能肯定张学良就是共产党员。但即使张就是共产党员，他毕竟还是东北军的领袖，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为第一位。以他之后的作为，他也没有像彭德怀，贺龙那样把整个部队拉走成为红军。

所以张学良入党的目的，和当年杨虎城两次申请入党如出一辙，也就是想彻底获得中共的支持，从而获得苏联的彻底支持，和新疆王盛世才入党的目的一样。

苏联对中国军阀虽然顾忌，但对中共的援助一向不遗余力。远的不说，9月11日，共产国际即欲从外蒙古提供给中共第一批物资，包括1.5到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弹药，足可以把现在陕北3万红军全部武器换一遍。后又准备通过新疆向中共提供一批1160吨箱装货物（用苏联卡车运输的话，需要近500辆），200万卢布和35万美元的现金，15万美元用于采购飞机的拨款和484名相关的专业军人，可见数量之多。

而苏联对于后来成为苏联共产党员的盛世才也给与大量军事援助，仅在1933年12月就援助给盛世才300万卢布的军火，其中包括30架飞机（包含机组人员）、机枪、步枪、通讯器材等军火和战时物资。1935年8月，苏联向新疆省政府提供500万金卢布的借款，用以战后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偿付苏联军火款。1937年1月，苏联又向盛世才提供250万金卢布的借款。

就之后的行为来看，张也好，盛也好，一个是身边不明的中共党员，一个是确实的苏共党员，但都并非真正以共产党员自居。

中共和国府的谈判

---------------------陈立夫和其兄陈果夫一手创建了中统，是国民政府一股强大的力量。

张杨迫于形势先后作出了这样的行动，中共方面也在积极活动。

此时中共情况很不妙，他在陕北的部队有三万人，但仅有一万支步枪，弹药方面虽经张学良大力支持，但终究无力进行一到二次大规模战役。

蒋介石解决两广事变以后，迅速调转约30万大军北上，加上原本在西北的约10万中央军，中央军总数可能达到40万人。这些部队都是中央军的主力部队，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早在长征期间，薛岳领导9万多中央军，一路击败数量多达8万多人的红军，将其从江西中央苏区一路打到陕北苏区。一路上红军损失了接近10万人（沿途招兵），最终仅剩下约6000到7000人到达陕北。一路上，薛岳中央军仅在第二次遵义战役被林彪出奇兵击败一次，损失也不过只有几千人，其他和红军的交手都是完全获胜。当时中央军不过9万多人，而现在中央军数量多了4倍。红军数量却只有中央苏区的三分之一，此消彼长，将来作战结果结果可想而知。

除此以外，陕北虽然遍布沟壑，是防御的好地方，但如果蒋介石继续采用步步推进，层层紧逼的战略，红军就无法集中兵力打伏击战，自己的优势无法展现，很难获得决定性胜利。

另外，即使没有中央军的进攻，红军在陕北生存也非常困难。此时红军有3万多人，而陕北整个苏区人口仅有40万人，地广人稀。当时陕北很多村镇只有十几户人，一个县城只相当于江西的一个镇子大小。就算是在延西公路这样的大路边，也是经常走上几十里没有一户人家！

而在四川被击败的红四方面军4万多人和长征而来的红二六军团1万人，可能在几个月后到达陕北。这两支部队都是新败之师，战斗力虚弱，在短时间内无法起到什么作用。而一旦他们到达陕北苏区，红军总数就达到8万多人，相当于苏区每4个老百姓要养活一个红军士兵，这在自己也经常遭遇饥荒的陕北人民来说，根本是不可能的。

即使是之后的抗战，也大约100个老百姓养活一个抗战国军士兵，就这样也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红军处在这种绝境下，除了军事上奋力自保以外，也在寻求其他方式解决。

早在1935年蒋介石就希望苏联压制中共和谈，合法解决中共武装。

双方在苏联和南京多次接触，但双方在1936年初谈崩，苏联表示不愿意压制中共谈判，蒋介石愤怒的撤回正在谈判的驻苏联武官邓文仪。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方面在国内也跟中共搭上了头。

1月，中统陈立夫部下曾养甫（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学硕士，他和中共北方局有些秘密关系）联络上中共地下组织北方局的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张子华。国民党提出三个要点：1.中共协助国民政府联苏;2.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3.帮助国民政府先统一，然后抗日。

这也是国民政府之后和中共谈判基本点，一直没有变过。

由于周小舟他们不过是北方局，只是中共一个支部，不可能做如此决定性的谈判。所以国府安排共产党员董健吾，张子华两人赶赴苏区谈判（董张两人无法进入苏区，只要拜见张学良。由此被张发现蒋介石在和中共谈判）。他们此次带去几点交换条件，如果中共同意收编，国府可以不进攻红军，之后一致抗日，释放政治犯。

2月份董健吾他们赶到苏区时，毛周对国府的收编要求有明确认识：无非是取消苏维埃红军，纳入三民主义轨道，在共赴国难口号下节制红军，最终将其瓦解。

他们回复为，如果国府同意以下要求可以考虑谈判。这些条件包括：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容许红军迅速集中河北，准备抗日。释放政治犯，开放政治自由；内政经济上必须改革。

可见，中共提出条件和国府的要求相差很远。

其后，3月，苏联正式和外蒙古签订武装协定，也就是和外蒙古建立军事联盟，由此违背了之前和中华民国的约定，也是苏联占领外蒙，分裂中国的最好注解。蒋介石再次勃然大怒，由此基本停止和苏联的谈判。

这边直到4月底5月初，中共北方局的周小舟等人再次和国府谈判，提出希望国府停止在山西队红军的进攻。

国府这边在5月15日再次提出了几点要求，其中要求红军将主力部队集中起来，赶赴察哈尔绥远边境靠近外蒙一侧驻扎，国内其他零散部队向国府投降。国府可以改组，加入抗日人士；和日本正式宣战以后，给与红军正式编制，一起抗日；希望红军领袖来南京谈判，同时帮助国府联合苏联。

可以说，此次国府提出的要求更为实际，也非常中肯。其中将红军移驻绥远察哈尔靠外蒙边境，表面上对红军有明显好处，也就是红军可以得到苏联的军援。

但察哈尔北部东部已经为日军控制，而日军扶持伪军准备进攻绥远。红军驻扎在察绥就必然要和日伪冲突，这样苏联如果支持红军，就必然和日本反目，对中国有利。如果苏联不支持红军，那么红军荒凉的察绥边境自然无法扩大，不被日伪消灭也会始终保持小规模，不会对国府再造成威胁，对国府非常有利。

此次谈判意图传到陕北苏区的时候，正好是两广事变开始，中共觉得情况一切大好，所以对这个建议不敢兴趣。毛泽东甚至直接说出：满纸联合抗日，其实是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我们导致日苏战争。

所以周小舟在7月再次和曾养甫谈判时候，虽然说了很多点，但始终在外围绕圈。

由于此，双方之后多次联络，均没有达成决定的协定。

其实当时蒋介石没有放弃武力解决红军的主张。最近一部电影《建国大业》，片子很烂，但蒋介石有一句话是真理。蒋对儿子蒋经国说：战场上打不赢，谈判桌上怎么谈都是一样的。蒋最明白政治手段的和平收编，只是军事行动的一种延续而已。

这边毛泽东周恩来自然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在和国府接触的同时，只要红军没有落入万劫不复的绝境，是绝对不会被不战而屈人之兵的。

 ---------------------------中央军开入西北，蒋介石宣称已经到消灭中共的最后十分钟。

双方最终开始正式有诚意讨论这个问题，则是在11月。

虽然在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3大方面军胜利会师，全国规模的红军长征终于结束。但此时红军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中央军几十万主力纷纷准备开入西北。而最可怕的是红军准备靠近苏联求生的宁夏战役基本失败，红军剩余最有战斗力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的5万大军在黄河一线，刚渡了一半就被中央军击溃。最终只有大约2万1000多人渡过黄河，剩余3万多主力在中央军的强大攻势下，被迫回到陕北苏区。宁夏战役失败，就意味红军无法得到苏联援助。而光靠渡过河的西路军2万多主力部队是无法占领宁夏，也很难穿过青海到达新疆（后西路军在马步芳的打击下全军覆没）。由此红军第一兵力大减，第二四面都是敌军，第三试图获取苏联援助也失败，按照当时情况是极有可能被中央军歼灭或者被打出陕北苏区的。当时红军高层已经开始计划再次放弃陕北苏区进行长征，形势逼人啊！

此时的谈判才是有实质意义的，由于战场上的胜利，国府方面此时非常强硬。

11月10日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见到潘汉年的时候，一改之前客气的态度，对潘提出中共方面要求一概不理，还说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陈立夫直接提出蒋介石的条件：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取消；红军目前可以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领袖一律出洋，半年后才可录用；中共的党和政府干部可按照适当比例分配到南京政府机关服务。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

如果红军按照这些办了，也就等于比无条件投降好一些。

陈立夫表示以上条件不可以商量，大有中共要么同意，要么就武力消灭的势头。

潘汉年这位特工大师也不是泛泛之辈，他直接质问陈立夫：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吧？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

陈立夫表示这些条件确实有些苛刻，但目前红军处境潘汉年自己知道，他可以和蒋协商，或许将红军保留数量增加到1万人。

后在11月21日，由于王以哲的配合红军作战（王以哲故意不进军，导致中央军一部突出），中央军胡宗南第一军一部孤军进入山城堡，遭遇了红军数倍主力伏击，损失了第78师第232旅。

胡宗南赶忙率领第一军后撤，由此红军稳住了阵脚。

由此，国府才在谈判桌上让了一步，在11月19日到22日潘汉年和陈立夫第二次谈判中，陈立夫表示同意红军数量扩大到3万人，并且同意留用红军军官继续指挥部队，其实也就是不在强调收编红军，可以有红军保留现有部队。

可以看到，条件有很大的变化，宽松了不少。由此可以说，这基本是之后西安事变解决的条款了。

而此时中共已经得知张杨将要行动扣将，形势会有巨大的扭转，并不看重这个谈判，所以双方在一次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