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火女的眼眸:胡适在香港讲演引起的风波

胡适在香港讲演引起的风波

作者：耿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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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1月，胡适应香港大学之邀，往游香港。年前，一些朋友曾经劝胡适不必前往。但胡适认为，此行不仅仅是前去接受香港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这是胡适所有35个名誉博士学位中的第一个)，也是想借此机会对他从未去过的香港、两广等地的教育文化事业有所考察，所以坚持践约赴港。
　　1月1日早九点半，胡适乘哈里森总统号船从上海起程，4日到香港。在港停留5日，除参加授学位仪式外，先后到各团体、学校讲演五次。8日晚乘船离港，9日晨到广州。在广州停留两日后，又应广西当局白崇禧、黄旭初之邀，于11日下午乘飞机去广西，先后在梧州、南宁、柳州、桂林等地游览。至1月25日返回广州，乘火车重人香港，次日(26日)乘胡德总统号船北返。这次从赴港到离港北返，全程共26天。胡适北返后，写了三万余字的《南游杂记》。
　　我这里要说的“风波”，是在广州发生的，而起因是胡适在香港的讲演。
　　前面说过，胡适在香港共作了五次演讲。其中三次用英语，两次用国语，1月6日在华侨教育会即是用国语演讲的。胡适知道港人国语程度不高，故讲得很慢，努力让人们听清楚。事后，根据记者笔记在报纸上发表的这篇演讲文字，据胡适自己说，亦无大错。但有几段话，却使广东当局大为光火。
　　引起麻烦的话语主要有：胡适称赞香港为东亚“第一个能实现义务教育的地方”，批评国内办了三十年的新教育，至今“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做得到办普及、义务、强迫教育”，因此，他希望香港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的中心”。胡适还批评“广东很多人反对用语体文，主张用古文”，“而且还提倡读经”。他在分析广州为何“守旧如此”的时候说：“一个地方的文化传到它的殖民地或边境，本地方已经变了，而边境或殖民地仍是保留着它祖宗的遗物。广东自古是中国的殖民地，中原的文化许多都变了，而在广东尚留着。”
　　胡适的讲话传到广州，军政要人首先作出反应。在1月8日的西南政务会议上，即有人指责胡适在香港发表言论反对读经。读经是当时广东最具实力的人物、粤军总司令陈济棠提倡的。一个手无寸权的读书人，竟在广东的大门口，公然批评一位当地最高的大员，这如何了得?所以，当胡适于1月9日早上来到广州，立即就碰到麻烦。
　　那天船一靠岸，首先是胡适的朋友罗文干派人送来一张纸条：“兄此次到粤，诸须谨慎。”罗文干有可能直接参加了西南政务会议，也可能是从与会者那里得到了消息。不过他后来对胡适说，是他占了一卦，不吉，故对老友发出警报。
　　接着，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吴康也派人送信来，其中说道：“适晤邹海滨(即邹鲁，时任中山大学校长——引者注)，先生云：‘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
　　原来按广东方面的安排，胡适到厂—州停留四天，在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第一中学等处要做十次讲演。现在吴康根据形势判断，胡适不宜再发表演讲，而且应尽快离开广州，怎么办呢?胡适是第一次到广州，不忍就这么匆匆离去。再则，胡适不是寻常书生，见过大世面，远非那种一吓就怕的人。当年他在上海，在《新月》杂志上敢批评孙中山，批评蒋介石，批评国民党；相比之下，今天批评广东提倡读经，算得了什么!刚好，当时任广东省主席的林云陔，是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即相识的老朋友。于是，胡适就在地方法院院长、也是同期留美的朋友陈达材陪同下，先去拜访了林云陔。陈济棠的总司令部就在省政府旁边。在林云陔的建议下，胡适又登门拜访了陈济棠。这一招颇厉害。尽管两人谈话并不投机，但仅仅是陈济棠总司令接受胡适拜访并交谈了一个半小时这一事实，就足可保障胡适在广州绝不会发生安全问题。
　　但讲演是不可能了。
　　胡适见过陈济棠，回到下榻的新亚酒店时，吴康又送来第二封信，转达邹鲁意见：“邹意留省以勿演讲为妙。党部方面空气不佳，发生纠纷反为不妙。邹先生云：昨为党部高级人员包围，渠无法解释。故中大演讲只好布告作罢。渠云，个人极推尊先生，故前布告学生停课出席听先生讲演。惟事已至此，只好向先生道歉，并劝先生离省，冀免发生纠纷。”
　　邹鲁请吴康转达上述意思的同时，就在中山大学贴出布告：“为布告事，前定本星期四、五下午二时请胡适演讲，业经布告在案。现阅香港华字日报，胡适此次南来接受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在港华侨教育会所发表之言论，竟谓香港最高教育当局也想改进中国的文化，又谓各位应该把它做成南方的文化中心。复谓广东自古为中国的殖民地等语。此等言论，在中国国家立场言之，胡适为认人作父，在广东人民地位言之，胡适竟以吾粤为生番蛮族，实失学者态度，应即停止其在本校演讲。公行布告，仰各学院各附校员生一体知照。届时照常上课为要。”
　　这个由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署名的布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前面提过，吴康转述邹鲁之语，表示他个人对胡适是一向推重的。只因当局的原因，不得不取消讲演，劝胡离省。而这个布告绝无勉强不得已之意，且用谩骂口吻，说胡适“认人作父”。足见邹鲁非寻常教育、学术中人，乃与广东军政当局同一立场，故有此两面派的表示。二、广东军政当局真正不满胡适的，是他公然反对陈济棠提倡读经。而这篇布告对此却只字未提，另外提出两项罪名，一是称赞香港热心新文化，一是批评广东保守。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胡适讲演的被取消，他在广东的冷遇，皆与军政当局无直接关系，而是胡适在港的讲演触怒了广东学界的感情。这样，邹鲁等于是挺身出来，替陈济棠们承担拒斥胡适的责任。
　　胡适当年在国内外享有盛名，被公认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而胡适本人又尊重传统道德，颇受许多老前辈如张元济等人的奖誉。至于在一般青年知识分子中，除最左和最右的，绝大多数也都很敬重胡适。因为这些缘故，那些有野心的武人政客也不想太跟他过不去。他们心里痛恨胡适的思想言论，却又不愿担反动顽固之名，所以才有上述那一段“戏中之戏”。
　　有趣的是，当胡适离开广东之际，中山大学中文系古直、钟应梅、李沧萍三人发出“真电”，给在广州的军政各当局，包括宪兵司令、公安局长等，把邹鲁的意思以更加咄咄逼人的口气强调出来，要求把即将离去的胡适截留逮捕法办。其电云：“昔颜介、庾信北陷虏廷，尚有乡关之重。今胡适南履故土，反发盗憎之论，在道德为无耻，在法律为乱贼矣。又况指广东为殖民，置公等于何地?虽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何乃令其逍遥法外，造谣惑众，为侵掠主义张目哉?今闻尚未出境，请即电令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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