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海湾怎么去:一份报告断"四人帮"夺权之路,王洪文叫嚷"十年后再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4 17:07:06
邓小平提醒大家:1975年王洪文说10年后再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还告诫:一定要趁我们老同志在的时候解决接班人问题,挑选好接班人,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老同志在,问题比较好解决,因为我们对人们的思想状况、政治状况比较清楚,能够看出来哪些人是拥护党的路线的,哪些人是不搞派性、讲党性的。如果我们不在了,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要天下大乱。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乱不起来。

 

审判“四人帮”(资料图)

1984年邓小平在国庆大典上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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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2002年第4期,原标题为“邓小平的求实与反思精神”



  恩格斯说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这就是说,历史是第一性的,是思考的基础,而思想的进程则是从对历史的思考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最初是从我们党在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开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作为这次伟大转变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能够为我们党和国家确立改革开放的总路线,与其“三起三落”不平凡的政治生涯过程,以及对历史的求实和反思是密切相关的。

  对“大跃进”的失误,邓小平坦言:我也有份

  1958年,在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过程中,党中央的决策出现了重大失误,“大跃进”运动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的挫折,人民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对于这段时间党的决策的失误,邓小平坦言:我也有份。

  其实,追溯邓小平对“大跃进”的态度,可以看出,他是不大赞成的。1957年10月,邓小平在一个讲话中,对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头脑发热的情绪就有了清醒的认识。他说:搞建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比较革命要困难得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多大的本事。所以,要把我们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国家,需要长期的刻苦的努力,需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建设。如果不一心一意,不好好学习,不总结经验,我们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跟头。他强调指出,什么时候都要从我们国家的实际出发。

  但是,一年以后出现的“大跃进”运动,显然是没有从国家的实际出发。当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铺开的时候,邓小平正在广西视察。看着那些小土群炉炼出来的所谓钢铁,这位曾经在法国钢铁厂干过这一工作的总书记很不满意。

  到了1961年,特别是在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提出纠正“左”的错误,邓小平与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立即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为尽快挽回“大跃进”造成的损失,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尽管对“大跃进”运动邓小平内心是不赞成的,但是,在后来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邓小平还是勇于承担责任,多次强调自己也犯过错误,在这段历史上也负有责任的。

  “这也许是我们党内许多老同志的共同悲剧。只要毛泽东在思考,他们就习惯关闭自己头脑中相应的那部分机器。”1980年8月,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拉法奇问时说道:“错误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

  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一次对“大跃进”承担了责任。他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邓小平对“大跃进”运动的总结,反映了他的求实态度和对历史负责的可贵品质。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始终要求全党,汲取“大跃进”的历史教训,从国家的实际出发,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政方针。在这一点上,邓小平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转折后,中国开始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进程。然而,中国究竟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有多大?到本世纪末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大多数人并没有正确的认识。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曾经出现过与1958年“大跃进”相类似的“洋跃进”。如何避免1958年“大跃进”的教训,制定出合乎中国国情的发展目标,是邓小平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认为,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197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两天后,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有很大的提高。“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说明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有了比较准确的定位。

  12月6号,在与日本大平正芳的谈话中,邓小平将“中国式的现代化”直接定位在“小康”。谈话中,大平正芳问道:中国的现代化确实是十分宏伟动人的。但是我想知道,你们的现代化蓝图究竟是如何构想的?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邓小平回答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关于小康的含义,邓小平后来有过多次阐述,最概括的解释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这实际上就是从温饱到现代化的中间阶段。

  “中国式的现代化”和“小康社会”概念的提出,邓小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为我们党科学地确立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及实施步骤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从我们国情出发,量力而行,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小康目标进一步确定为全党全国人民到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