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电视剧全集:皇帝的由来及其他

　　皇帝，在当下的中国，已经是一个贬义词。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当我们认真思考一下历史时，就会发现，皇帝曾经有它的巨大历史作用。人们曾经误以为皇帝的权力是不受“制约”的，这是不确切的，皇帝还要受官僚的制约。同样地，官吏的权力也是受皇帝制约的。任何“国家权力”都必须受到制约，社会才能正常，否则，国家权力可能会失去“国家权力的特征”而阶级化，其结果就是战乱。

　　看看约几千年以来的人类社会，自从有了私有制，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的争斗，通常，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斗各方谁也不会认为自己错、违反了法规，而且，谁也不可能当裁判。那么，谁能够来裁判呢？显然，只能是一个“超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人或机构，这就是国家权力的起源。

　　所以，国家源于阶级矛盾，它本身又担负着判断、调整或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使社会归于平静的职责。如果没有“国家”，那么显然，争斗会没完没了，社会就会始终像在远古那样，只能在部落内部由孚众望的酋长解决争端。而部落内的交往总是狭隘的，没有“国家”的话，人们也就无法完成更大范围的社会交往。而这是不合于3000年来这个历史阶段的人类根本利益的。所以，正是人类的总体利益，需要有国家这个“构造”产生并存在。

　　但国家这个构造，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现在流行一句说，说是当官的也是人。当然啦，县太爷也是人肉长的，既有七情六欲，而且也要吃喝消费。他又掌握着“警察和监狱”这样厉害的东西。所以，如果他也想获得那些利益集团的“利”，那老百姓是挡不住他的。而如果公权成了官僚的囊中物，那他们将比其他的任何利益集团都凶，如果他们横抢竖夺，人民就没法活，接着就是造反，动乱，天街踏遍公卿骨，大家一起玩完。所以，要使官吏们能够完成“社会之上”的国家职能，而基本不成为“社会之中”的强盗和凶犯，那就还要有一种更强有力的因素来“制约”他们！

　　这个因素，就是皇帝。显然，在古代，由人民制约官吏比较难，除非官逼民反，造反了，贪官污吏就会被人民所处置。显然，在没发生“暴乱”的多数时间内，要由皇帝来制约官吏。因此皇帝和皇权制度的产生，是当时人类总体利益的需要。

　　所以，皇帝的主要功能，是用来“制约”贪官污吏的，使得官吏阶层能够基本维持住国家的功能。

　　过去的教科书常讲，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而且是维护腐败的贪官污吏的总根子。其实是不合逻辑的。除了极少数亲近的人外，皇帝要维护贪官污吏干什么？要维护“土地主”的利益干什么？这不合乎逻辑。因为在皇帝心中，最神圣的是他的“天下”，是他的宝座；而且他要把这“天下”传给他的儿子、孙子、重孙子以至万代。传天下，这才是他们的最高原则。可能，皇帝需要许多有钱的地主们来支持他的朝廷，他也会制定一些有利于富人的政策。但如果贪官污吏当道，地主逼得穷人活不下去，引起天下大乱，皇帝和他的子孙们的天下还能有吗？皇家的利益还能有吗？所以，毫无疑问，就是为了他的宝座，为了皇家自身的利益，在需要的时候，有为的皇帝就会遏制或打击贪官污吏，会提倡或奖掖清廉，中国古代曾长期对官吏实行“本籍回避制度”，而且还会制定一些让官员周期性“调动工作”（希图避免官员和当地豪绅勾结）或一定级别的官员上任“不得携带家属”（希图防止告“枕头状”和“裙带风”）等“规则”，来尽力使官吏们的工作能够有利于天下的大致安定。这才是合乎逻辑的。

　　王力雄先生就认为，领袖与官僚集团的利益未必是全然一致，因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在于制约官僚集团，官僚集团必然反对政治改革，在大多数情况下，领袖会维持与官僚集团的铁板一块，以把持绝对权力。但是，领袖是个人，个人总会有变数，理想、高瞻远瞩、历史感、或是功利追求，乃至政治斗争的需要，都可能造成领袖与官僚集团的不一致。在历史上，也不乏极具超越性的领袖，包括毛/泽/东在内。超越体制之上的政治强人在一定程度上联合民众，往往能战胜官僚集团，极大地推动历史进程。

　　通常，若不在革/命时期，官吏们不会怕老百姓，但是会怕皇帝。所以，正是皇权，对于政府官吏们的权利，形成了一个比较有力的“制约”。古代的小民们往往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有他们的道理的。皇帝倒是有可能站在人民一边的，不管他是为了万世留芳也好，为了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也好，还是为了人民也好；而官僚集团则天然地是人民的敌人。

　　历史地说，皇帝们在大多数时间里，完成了这个“制约”，当然并不理想。人们完全可以找到许多故事，来证明皇权制度低效、沉闷、草菅人命、使人民没有人身自由，甚至没有思想自由和幸福感。但若是没有皇帝，那么事情就会更糟。皇帝对官僚的制约，的确比较弱，但毕竟是一种制约。如果完全没有制约，皇帝不会在古今中外存在几千年。历史本身所选择的，自有它的逻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没有更好的选择，直到近代民主制度开创之前。

　　我发现，自历史上国家权力出现以后，“制约”这种国家权力，就成了“国家管理”制度的精髓。那么，皇帝本身的权力，是否受到制约了呢？

　　在大家的印象里，皇帝似乎是可以胡作非为，不受任何制约的，其实不然。一是，皇帝一家子毕竟比较人少，他一家人的享受由全国人民供应，难度不会太大。贪官污吏人数众多，直接面对人民大众，所以仍应当是被“制约”的主要方面。人民的负担，十成里面有九成装进了官僚集团的荷包，皇帝最多落了一成。二是，中国一直实行各种各样的“谏议制度”，而谏议大夫的工作不是别的，就是专门负责给皇帝提意见。可见古人并没有认为皇帝是“一贯正确”的。

　　第三，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理想，是圣明天子决策，清官贤臣施政。但实际情况是，官僚集团才是政权的实体。王安石变法，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可是在朝的士大夫集团反对他。大臣文彦博向皇帝说，皇上你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百姓治天下。这话说得一针见血。官僚集团是一个实际上进行决策、领导和统治的阶级，是幕后总指挥。个别人，即使显赫如皇帝，也不得不听命于它。还有一个例子，是满洲人道光皇帝要禁鸦片烟。道光不是坏皇帝，他俭朴，朝服破了要人补，不换新的，他连唱戏都不准，禁止一切浮华。道光要禁烟，最上层的大官也都没话说，可是下层因为有利可图，你就再禁也禁不住。再英明的皇帝，也无法对抗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再好的决策，也挡不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我在这里说了不少皇帝的好话，因为，近代以来皇帝挨了不少骂，有些骂，我总觉得是别有用心。骂倒皇帝不难，问题是为什么会有皇帝？为什么会有皇权制度？它肯定是适应某种“人们的需要”而产生的。不是谁想有，它就有；谁想没有，它就没有。皇帝当然不是好东西，但是官僚更不好什么好东西，而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才是最可怕的，不管是皇帝还是官僚，任何失去制约的“国家权力”肯定都会带来灾难。

　　近代以来，一个小小的辛亥革/命，忽然就打倒了皇权。而且，奇异的是，很短时间里，中国从根本上掀翻了“皇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几乎一下子，就把二千多年的皇权变成了“反面教材”。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迅速了账。皇权的法律地位，肯定是完全没有了。现在电视中虽然充斥着皇权时代的节目，清宫戏不少，使人们耳濡目染；而在学者中，也不少人有一股子“遗老”酸味，经常唠叨说中国曾有“君主立宪”的历史机遇，似乎很遗憾。但是，在今后的中国，建立世袭制的皇权制度，已经不可能了。这，当然是伟大的进步。

　　但是，没有了皇帝，贪官污吏却还在，并正日益猖獗，那么，靠什么来“制约”他们呢？历史将会怎么样发展？

　　北洋时期，虽然军阀混战，但军阀们还知道要“贿选”。在他们头脑中，民国，大概终究要选举的。

　　民国时期，官僚在贪污问题上几乎根本不受“制约”，因此，抗战胜利后有“五子登科”之讥，造成人民的极大不满。蒋的军队经常抢老百姓东西。蒋的金融系统一团糟，而超级通货膨胀则从人民身上剥走了大量钱财。

　　蒋介石名义上并不是皇帝，但无疑是皇帝的变种。这种变种的特质，就是虽有皇帝的威风，但是对国家官吏却失去了皇权式的“制约”。那些既不能实施世袭制、又无法长生不老的变种皇帝，按照逻辑，通常就不会真心关心千秋万代，不会关心保护环境和资源，甚至也不会真心关心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死活，因为反正儿子不能合于法理地、自然而然地接班当下一届变种皇帝。那怎么办呢？似乎是：就只有自己活着时捞足了算，最好子女和亲属也发大财，然后再将贪得的财产转移国外……。因此，既非皇权、又非民主的制度，从逻辑上讲，应当就会使得“变种皇帝”的精神降到一个普通贪官污吏的境界。

　　毛泽东时代是清廉的，但是，也不尽如人意，至少，谛造者本人就不满意。在毛泽东看来，文革前的中国与平等的革命理想相违，实际上是一个官僚控制严密的等级社会。在职业和婚姻问题上，家庭出身的限制极其严格。在政治上，宣扬刘少奇的《修养》所提出的顺从人格。那时候的一个普通工人，工厂里的班组长就有权剥夺他的自由和经济利益。如果他反抗，支持班组长的车间主任就可以根据法规，把他捉将官里去。其他地方无不如此，支书，队长，办事处主任，派出所所长都可以是至高无上的”皇上”。反对他们就是反党。到了1966年初，则变成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正因为毛泽东对官僚政治的深恶痛绝，再加上他的特殊威望，才遏制了官僚政治的常规化和制度化。

　　在文革吃尽苦头的官僚集团决心防止再出现类似文革那种“劫难”，形成了一整套以“党性”、“组织性”、“纪律性”进行审查的机制，保证各级升迁者不能具有超越性，尤其是不能再产生毛泽东那种领袖。这样一来，官僚集团更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制约，终于发生了80年代末史上空前的惨剧。另外，取消医疗保障，实施“教育产业化”，否定按劳分配，国企工人大规模下岗……，当它们发生的时候，都没有任何不同声调。特别是在“国家权力”的内部，没有独立的分权机构，没有任何反对派制约，没有任何严厉而认真的批评。

　　如今对官僚的制约，简直是谈不上的。什么“三讲”，都是走过场，也不可能不走过场。这些官们怕谁？当然不怕老百姓，官们只怕上级，但上级也由于失去制约而正贪着呢，所以，贪污问题总是禁而不止。90年代以来，贪官越治越多，中国的贪污终于走向了世界之最。前两天报道说：国外还逃亡着500余名贪官，涉案约700亿元。仅仅据此公布，平均每个贪官的贪污就在1.5亿元左右，也就是说，1个官贪污的量相当于20多万民工的月工资，20万人可以站满天安门广场啊！整个官僚集团的腐化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甚至整个民族都抛弃了起码的社会道德，大量生产假酒、有毒食品、无效药品、肮脏的注射器等等，为了自己赚钱而不惜致他人于死地，而自己没有任何愧疚的感觉。这也是官吏们失去“制约”的明证。在这地步，虽然HW有心杀贼，却也无力回天了。这才是悲剧。例如据新闻报道，国土资源部说：“严重的土地违法问题几乎都与地方政府有关，中央政令在一些地方难以贯彻落实，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土地问题上比较明显。”这不是很可笑吗？若是以前的皇帝，在正常年景里，哪有管不住官吏们的事？情况说明，中国的地方政府已经失去了上级的“制约”，还谈得上什么指挥关系。为什么中央管不住地方？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甚至温总理给艾滋病病人的红包，地方政府都敢骗！最近还有教育部副部长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我听了心都凉了……

　　我很害怕出现这样一种前景：官僚集团成为社会真正的主人，并且是唯一的主人。

　　在社会各阶级中，由于地主贵族、资产阶级在革命和内战中遭受重创，而农民在政治上并不比一袋土豆更团结。那么，当工人阶级则被一步步地排除出政权之外，当工人被排除出生产资料的所有之外，这时候，官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拥有生产资料，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处于支配地位，占有剩余产品并亨有对剩余产品的优先分配权。在古代，官僚都受制于皇帝；如今，官僚本身就是统治阶级，取得了前所末有的独立地位。这意味着什么？显然，这是一个最坏的前景。难怪郎咸平要讲，中国现在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黑暗、最腐朽的时代”。

　　没有对官吏的制约，那是最可怕的政治。由于官吏手中的权力，远远大于当年的地主老财，他们在失去制约的情况下，使得“国家权力”失去了“国家”的素质，国家权力就会日益集团化、帮派化和阶级化，公权就会变成私权，这是很糟糕的。寻求某种“阶级利益”，这是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也就是说，官吏们是身不由主地向“利益集团”的方向滑过去。国家的“县太爷”们实质上就会变成部落的酋长，成了利益争抢中的帮派长老，那么，社会就难以避免地陷入原始的混乱状态中，就是在“政治上”回到了部落时代。

　　我希望国人，包括高层，认识到了，一个没有制约的国家权力，这是最可怕的，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

　　西方国家的历史证明：没有皇权（王权）制度，完全是可以的。那取而代之的制度，就是民主制度。而且，显然这是个更好的制度，人民心情更舒畅，生活更幸福，创造力更强。

　　目前的历史条件，尚不足以打碎国家机器。但是，人民可以而且必须参与国家管理，用毛泽东的话说：“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如此，形成多个独立的权力系统，相互制约，使得贪官污吏的生存不易。除了独立的立法、独立的司法和行政之间的制约关系（所谓“三权分立”），还有独立的工会、独立的新闻、独立的科研文化单位、独立的商会（行业工会）、独立的各种环保组织……，在整个社会形成了复杂而有效的“制约”关系。直到将来有一天，国家灭亡为止。任何制度都会灭亡的，就像皇帝已经成为历史名词那样。

　　国家权力要相互制约，这是必须和起码要具备的制度。是一元化还是三权分立好？在我看来，资本家甚至议员和总统，也不得超越法制，也要到法院聆讯，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有什么不好啊。

　　反观中国，一付眼镜动不动就几百块钱，广州开了家平价眼镜店，却遭到商会的封杀！东莞几千工人为抗议资方克扣工钱，在投诉未果后，就上街游行。结果防暴警察立马赶来了！很快判了五个工人，其中两个还未成年！对付资本家怎么从来不见你们那么雷厉风行啊？！

　　杭州市一名普通医生、58岁的赵华琼退休后，卖掉房子自费开办了门诊部，别的地方卖10块钱的药这里只卖5块，很多药就直接开成本价，要是看见病人是穿着很差的，甚至干脆就不收钱，白送了。有些个体医生天天写举报信说她违规行医，还打匿名电话威胁，这倒也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当地的政府主管部门也对赵医生严加“盘查”，比如一个民工的孩子先天性心脏病开刀花费了5万元钱，无力在大医院续治，只好来低价的赵医生处要求挂盐水消消炎，赵医生因为没有设立儿科起初是拒绝的，但可怜民工就只好处理了。然而“刚巧”区卫生局就来检查了，局长龙颜大怒，“立即执行”，处以罚款。从赵医生一句“他们以为我赚了大钱没孝敬他们”的“气话”，人们仿佛隐约看到了一根黑色的、官、医、药商的利益食物链，这医疗费还降低得下来么？

　　我常常想，在一个公开申明“一元化领导”的、没有制约关系的国家权力中，又怎么能够证明它就是“无产阶级”的呢？难道党委不受制约，就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吗？为什么无产阶级政权就得是“一个人说了算”、而资产阶级的国家权力就是相互制约的？这算是什么逻辑啊？如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人阶级的利益由于不能自主成立工会而得不到保障，但是资产阶级的暴利却因能够自主成立行业商会而得到很好的保障，这算什么阶级的专政啊？这到底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官僚阶级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就连北京奥运会的口号都冒出了“一元化”的气味。one world，one dream　：翻译成“一个世界，一个梦”就好了，偏偏要加一个“同”字。“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一下子就显现出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中国特色。幸亏洋人们多不懂中文，如果他们得知中文的口号是：the same world，the same dream，大概会友邦惊诧吧。在民国时期，墙上最常见的口号是：如“一个民族，一个党，一个领袖”，这是跟希特勒学的，纳粹德国流行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元首”。看来他们都喜欢“一元”，不喜欢不喜欢世界的“多元”。当然，多元性是世界的本质。因此，他们就失败了。

　　当然，希特勒和蒋介石都不是被几部法律，或者是几个知识分子的呼吁吓死的。事实上国民党时代也有好几个党，还有正儿八经的选举，但那只是摆设。应该有实实在在的制约力量。那么新的制约力量应该从哪里来呢？我还是相信，真正的力量源于大部分民众，而不是少数精英。不能把希望寄托在领导人的“睿智”上，只能寄希望于人民，只有人民组织起来，才可能保证中华民族有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