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牙陶瓷牙多少钱一颗:清明 v

核心提示：中国有句老话说，三十年不修家谱就是不孝。“叶落归根”的中国情结，让人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在故乡安度晚年，让身体和心灵都有一个最温暖的归宿。寻根是在异国他乡的人对家族文化的探究和对祖先的追寻：清明节扫墓、端午包粽子、中秋吃月饼、除夕包饺子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就是“根”——中华文化。有了“根”，中华民族才可以存在在世界民族之林，才可以骄傲。孙中山海外亲属孙美玲说：虽然我在洛杉矶出生，但我的根在中国，将来我一定会回来寻根。

中国有句老话说，三十年不修谱就是不孝。如果按着祖上所言，今日有相当多的人是不孝后人。好在，民间还有人在默默修谱。他们在寻找祖上的记忆，在续写家族的繁衍史。　

寻根是指世界各个宗族/民族依据文献资料和口头传承文学来探究文化发展历程，追寻宗族/民族的根源。寻根是一项国际性的活动，在华人思想意识中最为重要。宗族/民族寻根与其文化历史研究是有分别的，寻根带有浓重的民间色彩，可以只是通过民间习俗、节日庆典、宗族聚会、寻根游等多种形式开展，不具有学术研究的严谨规范性。但在西方，寻根主要是依据科学研究进行的，如：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等方式。

人类起源是物竞天择的结果，是大自然的造化，人类为了生存，从最初的旧石器时代逐渐发展而形成文明。文明起源于语言文字、信息记录，然后通过日用品、建筑在实用的基础上衍生了艺术，再之后就有了信仰、宗教、文化等。文明起源是严谨的科学文化研究，包含对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探究，如：生活用品、石器、化石、文字图画、工艺品等。通过各种信息来证实人类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人们对远古时期了解最多的是神话、传说，也许世界各个民族所留下的神话传说中，隐藏着人类文明来源的信息。如果把众多的远古传说贯穿起来，结合地球文明的发展轨迹，就可以理清地球各民族文明发展的脉络，找到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届时给地球人带来的将可能是莫大的惊讶——原来我们的文明来自同一个源头！相信那时候的人们将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重新界定自己的价值观，自私和贪婪将被人类所遗弃，代之而来的将是全人类人性的升华！

中华民族姓氏繁多，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人们不断繁衍、迁移，由最初的氏族部落，演变成至今逾24000个姓氏，称之为“盛氏中华”。随着姓氏的演变、分化、迁移，原本同一个祖先的族人分布在世界各地，甚至被区域同化。但这其中始终有一个“根”联系着人们，“根”源自于血缘关系，是一种剪不断的情思，也是亲疏观念的体现，在潜意识中，人们唤起对寻根的需求，渴望与族人紧紧相连。欧美各国的姓氏大多源于中世纪，最早的可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早在50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形成姓氏，并逐渐发展扩大，世世代代延续。秦朝以前姓和氏是含意不同各有所指的两个单音词。姓字的古形字是“人”和“生”组成的，意为人所生，因生而姓。据传说，姓氏最早起源与原始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关。氏族部落不但对图腾百家姓奉若神明，禁止食、杀、冒犯，而且把它作为本氏族统一的族号。在原始部落中，图腾、族名和祖先名常常是一致的，久而久之，图腾的名称就演变成同一氏族全体成员共有的标记——姓。姓的形成除与图腾关系密切外，还与女性分不开。那时是母族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姓”是“女”和“生”组成，就说明最早的姓，是跟母亲的姓。据考古学资料表明，西周铜器铭文中，可以明确考定的姓不到三十个，但大多数都从女旁，如：姜、姚、姒、姬、娲、婢、妊、妃、好、赢等等。不仅古姓多与“女”字相关，就连“姓”这个字本身也从女旁，这大概是母系氏族制度的一个特征性产物。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实行群婚制，兄弟姐妹之间可以通婚，在这种制度下，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在神话里流传着“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许多故事。许多古姓都从女旁，可见我们祖先经历过母系氏族公社的痕迹。夏、商、周的时候，人们有姓也有氏。在古代氏族发展的过程中，又衍生出“氏”这个称号。传说，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被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姓”是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所以贵族有姓、有名、也有氏；平民有姓，有名，没有氏。

中国人，特别是汉族社会中，宗族观念根深蒂固，同姓同宗在汉人眼里是一种很强的关系纽带。而姓氏，则是我们血缘的河流，溯流而上，我们可以追寻到自己的祖根，追访到自己的故乡。中国人姓氏的历史已经有5000余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姓氏。在世界其他地区，姓氏的产生不过是近千年的事情。欧洲大陆普遍使用姓的历史只有400年。日本在公元5世纪出现姓，多以所居地名为姓，因此多为两字姓，当时日本人一下子涌现出3万多个姓来。中华姓氏起源，可追溯到距今约5000余年的伏羲氏时期。伏羲是中华古史传说时代的远古帝王，在中华民族族谱大系列中，位居三皇五帝之首，冠居百王之先，被中华民族誉为人文始祖。

凝聚·延续

同姓氏在汉人眼里是一种很强的关系纽带，这种微弱的关系以亲情把人与人之间联系起来。通过寻根，把已失散的亲情寻回；通过寻根，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通过凝聚亲情寻根，把家族史完善继而延续下去。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其形成与文明发展进程有紧密联系的。“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范围往往会有一个模糊概念起着作用。比如：因为中华儿女都是炎黄子孙，所以我们相亲相爱；天下同姓是一家，所以我们更应该互相帮助；因为在同一片土地共饮一江水，所以我们团结奋进……就是这种微弱的感情把人凝聚在一起。而寻根恰恰是把这种存在的感情展现出来，以完成人们的心愿。

文化传承

在姓氏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家族史和姓氏文化。尤其是在封建社会下的名族世家，都会有家谱、家训、祠堂、图腾、故事传说等，这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一般家族文化都包含：礼仪习俗、家谱、家祭、家法、称谓、门第、名号习俗、信仰、图腾等。日常生活中就会有意无意的把这种无形的文化传递给子女。寻根也是寻求、探索家族文化的过程，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和规范，寻根就是要找回在潜意识中隐藏的生命气息。

心灵归宿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人行千里，心中仍然记挂着故乡，古今多少游子抒发了思乡之情。“叶落归根”的中国情结，让人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在故乡安度晚年，让身体和心灵都有一个最温暖的归宿。但，事实却有许多人因为各种因素客死他乡，不能安眠于故土，留下了毕生的遗憾，也留下了感人的故事。

华人寻根是指在异国他乡的人对家族文化的探究和对祖先的追寻，一般通过族谱和家谱来寻找自己祖先的相关信息。华人都会懂得自己文化发源的重要性，所以像一些传统拜祭祖先文化：清明节扫墓、端午包粽子、中秋吃月饼、除夕包饺子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根”——中华文化。自从中国开放以来，有很多海外华人回祖国寻根，着深刻的表明：华人饮水思源，不忘历史，不忘祖先的情怀。华人对自己“文化根”的看法：玫瑰与教育一书中提到“做一个有根的中国人，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才会提高，民族优秀文化也才能被继承、弘扬和发展。如此，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才可以存在，才可以骄傲，才能避免成为人家文化、经济的奴隶。”孙中山海外亲属孙美玲说：“虽然我在洛杉矶出生，但我的根在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悠久历史，一直是我想了解的。将来我一定会回来的，回来寻根。”

中国文艺、文学的寻根倡导

文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虽然有些思想品位较低的文学作品在艺术形式上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富有独创性，对文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它的作用和影响却是短暂的，也是有限的。而那些真正伟大永恒的文学作品，都是既有很高思想品位，又有比较独创完美的艺术形式。思想品位是那些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灵魂。比如宋初的西昆派，追求艺术形式的精雕细琢，不重思想内容，其诗歌虽说词藻华丽，声韵和谐，但内容单薄，感情虚假，因此，虽在宋初风靡了几十年，但在文学史上并没有产生重要影响。

其实，没有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不可能有。甚至连那些只重形式而不关心内容的作品，也还是运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表达某种思想的。俄国杰出思想家普列汉诺夫用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个真理。

但是，如果说不可能有完全没有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那也不是说任何思想都可以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出来。赖斯金说得非常好：一个少女可以歌唱她所失去的爱情，但是一个守财奴却不能歌唱他所失去的钱财。他还公正地指出：文学作品的价值决定于它所表现的情绪的高度。他说：“问问你自己，任何一种能把你深深控制住的感情，是否都能够为诗人所歌唱，是否都能够真正从积极的意义上使他激动？如果能够，那么这种感情是崇高的。如果它不能够为诗人所歌唱，或者它只能使人觉得滑稽可笑，那就是卑下的感情。”这就是说，文学的思想品位有高下之分。因此，作家要在思想上不断地追求进步，创造更高的艺术境界。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所要达到的较高思想品位，就是当代中国需要“大力倡导”的四种“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

文学的多元论不但不了解不是任何思想都可以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出来的，而且不了解这些思想有价值高下之分。它不但放弃了思想进步的追求，而且为各种陈腐落后的甚至倒退的思想开了方便之门。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19世纪俄国伟大的诗人普希金，只写了两三首忠君的诗，穿上宫廷侍从的制服，立刻就失去了人民的爱戴。19世纪俄国伟大作家果戈理出版了反动的《与友人书信选集》，极力宣扬基督教的顺从和虔敬，拥护农奴制和专制制度，歌颂沙皇和教会，遭到了人民的唾弃。这不仅是一位作家在人民心中的失宠，而且是他文学作品艺术力量的减弱。果戈理在他发生严重精神危机时创作美化地主阶级的《死魂灵》第二部，终归失败，并付之一炬，就深刻地说明陈腐、落后、甚至倒退的思想多么严重地损害了文学作品的艺术力量。这在当前文学创作中也有相当明显的表现。在当前文学创作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新写实”小说和“新体验”小说。“新写实”小说是消极被动地适应社会环境，“新体验”小说是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环境，但是，无论是“新写实”小说消极被动地适应社会环境，还是“新体验”小说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环境，都没有用理想之光照亮世界。因为“新写实”小说和“新体验”小说在思想上的缺陷，它们的文学作品鲜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其中也有比较优秀的作品，但它们都超越了“新写实”小说和“新体验”小说的局限。“新写实”小说写了平凡人物在陈旧僵化的体制、习俗、某种宿命或必然性的制约下的垂死挣扎、妥协到毁灭的异化过程，少有光明和希望。例如方方的“新写实”小说《何处是我家园》里的秋月。秋月的遭遇应该说是一种残酷的悲剧，一个满怀爱情憧憬的清白姑娘，在和恋人私奔的途中，不幸被六个窑工轮奸。这样一下子毁了她的一生。但是，这种不幸的遭遇，未能在凤儿的百般努力下得以改变，反倒成了秋月堕落和沦落风尘的理由和根据。人物消极被动地认同某种所谓命运的摆布，没有挣扎，没有反抗，最后甚至还有点自鸣得意，悲剧被消解了。而“新体验”小说的有些作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对新的秩序不存任何疑虑地积极认同。他们或者积极地肯定，或者催促别人转变，以便尽快地适应社会环境。例如张字的“新体验”小说《垃圾问题》，居然认为“还是搬家公司好，只认钱不认人。看起来在城里生活，做人太难，并不如金钱万能好。天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说不定还是一种进步哩！”虽然作家相当深刻地认识和揭露了我们社会阴暗腐烂的方面，但没有能够认识和揭示出我们社会新生的未来的东西。因此，作家没有能够看到我们社会的正义力量，人民的力量。作家没有勇气面对矛盾，面对丑恶，面对腐烂，而是逃避。在为解决现存冲突的斗争面前，作家怯弱到把希望寄托在金钱这种颠倒黑白的力量上。可以说，没有钱的，或并不富裕的人读了《垃圾问题》会感到绝望和泄气。因此，作家这种思想上的倒退严重地损害了《垃圾问题》这部作品的艺术力量。

其实，一个作家如果在思想上是向前发展的，就会促进艺术向前发展。歌德的《浮士德》对于莎士比亚的《汉姆雷特》就是这样。在思想上，歌德要比莎士比亚先进，在艺术形象上，浮士德是汉姆雷特的发展。汉姆雷特只肯定了人的价值：“人类是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对于人生的意义，人的作用，只是用怀疑哲学的方式，提出“存在与不存在”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而未予以解决。浮士德则肯定人的作用，人生的目的在于行动、在于作出有益于社会的实践。显然，浮土德在人道主义的深度和广度上，发展了哈姆雷特。同样，一个作家如果在艺术上取得进展，那么也会促进其思想变化和发展。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发展就是充分证明。有一位契诃夫传记作者说，最足以见出契诃夫发展特征的，是他随着自己掌握形式技巧的程度而不断改变的对待时代的态度。这种新态度在材料的选择上显露出来了，它决定了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描绘，在这一时期他常常把自己的人物提高到能做自觉的思考，这证明他有着无可争辩的敏感和才能，能看出哪些力量不久会成为过去，哪些时代征兆应当算作将来的东西。德国作家托玛斯·曼在《论契诃夫》中引用了这段话，进一步说：它“肯定了已经获得的形式技巧与日益增长的道德批判的感应力之间的联系(所谓日益增长的道德批判的感应力，换句话说，就是一种日益增长的理解力，能理解到什么是已经为社会抛弃的、正在死亡的东西，什么是必定会出来接替前者的东西)；换句话说，肯定了美学与伦理之间的联系。难道美学与伦理之间的这种联系不会赋予艺术劳动以价值、意义和功用么，难道契诃夫对一切劳动的热爱、对游手好闲的懒汉和一切懒惰行为的斥责，其根源不正在这儿么？难道他对于建立在奴役之上的生活愈来愈明白地加以否定，其根源不是正在这儿么？”这种艺术与思想之间的联系不但相互促进，而且是本质性的。至于有人提出思想进步，艺术不一定进步，甚至还会退步的说法，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它割裂了思想与艺术之间的本质联系。

我们知道，文艺家是通过文艺这种意识形态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冲突，并且在这个范围内为这个冲突的解决而斗争。不同的作家之所以对这个冲突的解决不一样，是因为他们思想上不一样。《红楼梦》原作和续作在情节、结构上的不同，一是由欢而悲，一是由悲而欢，其根本原因在对小说所展现的基本冲突的性质及其解决方式的不同看法。曹雪芹写的是叛逆者与封建礼教之间的冲突，其结局只能是叛逆者被黑暗势力所窒息、扼杀。续作大多写的是黛玉与宝钗爱情上的争夺，结局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贾府也兴旺繁盛。之所以存在这两种写法？是因为存在两种不同的观念。而《红楼梦》原作与续作在艺术价值上有高下之分，难道不是因为它们在思想上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分吗？

因此，追求更高的思想品位，不仅是一个作家的世界观问题，而且是一个艺术成败和档次的问题。

核心提示：不仅仅限于清明节，多年来传统节日的味道就已经越来越淡，而当“节日”的概念被“假日”所置换以后，节日经济以及由此被挑起的民众度假消费狂潮便成为最为壮阔的时代景观。生产方式的变化、生活节奏的加快、信息的迅速传递，冲击了人们封闭的传统观念，出现了观念上“破旧”和行动上“立新”之间的矛盾，现代社会新的文化和思潮大量涌入人们的视野和心灵，构成传统节日的种种习俗和仪式以及人们产生的情感和心理体验也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淡漠。

不仅仅限于清明节，多年来人们就一直在感慨传统节日的味道越来越淡，而当“节日”的概念被“假日”所置换以后，节日经济以及由此被挑起的民众度假消费狂潮便成为最为壮阔的时代景观。节日观上的“政治正确”常常把我们的思维引向民族救亡法庭上了无新意的正义判词，似乎本土节日的式微都是外来洋节搞的鬼，于是，有了2005年圣诞节前后冒出来的“保卫春节”一类的盛世危言。关于本土民族文化价值应该如何保护的问题，人们已经争论了至少100年，而且还将继续在同一个层面延续下去，这遮蔽了问题的要害。

1．中国传统节日为何受到冷落

传统节日的“边缘化”，传统文化的受到冲击，西方节日的被追捧，究其实质，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意识形态的改变密切相联。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是单一的。

第一，我国的传统节日多是产生在农业文明时期，如春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都是建立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在农业文明的社会里，为了放松和调节生活节奏，人们往往会暂停手中的农活儿，腾出时间来过节。现代城市生活早已打破了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空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节日赖于存在的土壤发生了改变。

第二，生产方式的变化、生活节奏的加快、信息的迅速传递，冲击了人们封闭的传统观念，甚至出现了观念上“破旧”和行动上“立新”之间的矛盾，传统节日的丰富多彩难免要打折扣。传统节日多源于原始宗教祭祀活动，如春节祭灶、端午祭龙、中秋祭月等。进入现代社会，新的文化和思潮大量涌入人们的视野和心灵，很多时候，传统节日的由来及其文化渊源被现代人盲目地视为迷信，构成传统节日的种种习俗和仪式以及人们产生的情感和心理体验也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淡漠。

第三，中国节日遵循的是自然节气，同时受到传统宗法制度的影响，所以一般以家庭为基准形成闭合空间。进而言之，中国人的思维也以家庭为中心，以联络感情为主题，是相对封闭和狭隘的。传统节日可以看作是家人团聚的符号，主要是强化血缘关系，但往往把非血缘的他人拒之门外。

第四，传统节日载体单一。中国传统节日虽然沉淀了千百年的传统文化，可是挖掘尚且不够，载体过于单一，形式没有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缺乏与时代交融的过节理念和过节方式，又多停留在物质消费上，轻视精神交流。比如春节看“电视晚会”，中秋购买月饼，端午节吃粽子--这种一家一户的闭门过节，形式单一、呆板，没有新意，对于很多人来说反倒是一种负担。

2．洋节日为何受到青睐

西方洋节日之所以受到青睐，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洋节日没有固定的模式，且经过这些年在中国的传播改造已带上了某些中国特色，于是便具有了生动活泼、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形式，具有新奇、刺激、温馨、浪漫的特点，可以更好地满足人们放松和释放情绪的心理需求。比如迷人的圣诞节，人们能够沉醉于平安夜，互相祈祷一生平安。

第二，商家和媒体的大肆炒作。在国外强势经济文化大背景下，假日经济成为近年来国内最大的黄金增长点。商家和媒体看中了“洋节”的市场与时尚，展开宣传攻势，引领了民众对节日的消费潮流，使得洋节日能在中国“一火再火”。当传统节日的蛋糕被分割完毕，商家便瞄准了情人节、圣诞节等洋节这些新兴的利润增长点。

第三，洋节日为人际交流提供了媒介，适应了当今中国社会群体的需求。西方节日超出了家庭范围，是人际交流的产物，它更注重与非血缘者的接触，适应了社会群体的心理需求，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中国社会的认同，这是人们社会心理行为的一种自我选择。

3．关于东西方节日文化碰撞的思考

西方节日来势凶猛，但硬要说它们像当年的坚船利炮那么可怕或许有点夸大其词。西方世界的节庆文化虽然在基督教诞生之前就开始萌芽，其真正壮大则是在基督教君临天下之后。自利玛窦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利用儒学经典在中国传播圣经算起，基督教来中国已经四个多世纪了。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节日却没有得到有力保护。1949年以后，大多数节日都被视为封建残余而废除，幸存下来的也只有春节、端午和中秋，其中只有春节被列入了法定节假日。1949年以来我们的全民放假日只有7天，直至1999年国务院发布《全国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才增至10天。这样的水平与中国宋代的69天、日本的15天、韩国的16天、澳门的22天和美国的23天相比，明显过于低下。传统节日的被贬与洋人节日的嚣张构成了这个时代最戏剧化的景象。

为什么洋节大行其道而传统节日冷冷清清？学者们认为这是文化自轻和自我殖民。近代历史留给国人的不止是无尽怨怒，还有根深蒂固的自卑。落后与挨打成了人们对近代历史的习惯性总结，麻木自卑甚至憎恨因此成了大多数人对待自身文化的态度。

人类本身只是进化树枝上一个偶然分杈，人类历史背后的如铁规律不过是人类中心论调支配下的一种癖好，现代化进程也不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无法避免的归宿，更不可能成为解救人类的“上帝之城”，相反现代化进程所具有的侵略性对人类“文化生态”的打击却可能是毁灭性的。在这个看上去有点在劫难逃的境遇中，无论是中国传统节日，还是外来的各种洋节，其实都被抽空了，成为徒有其表的摆设而变了味道。比如圣诞节到了我们这里也就是一个消费日，或者时尚标签，不至于对中国传统节日造成多大的威胁。真正的危险反而来自我们自身，像中秋节这样温情的节日，却成为月饼商人炫技卖乖的秀场和无良政客们腐败和投机钻营的通道。

费孝通曾经提出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和文明古国，中国应有这样的文化胸怀和文化志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样的理想同样可以用来表达我们对待节日的态度，不卑不亢。在文化认同感严重缺乏的今天，不是变着法儿打着节的旗号来赚钱来消费，而是带着虔敬之心认认真真过好我们自己的传统节日，这或许才是我们的本分

核心提示：近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了严重的现实窘境。西方率先实行资产阶级革命，对东方的武力侵略之下伴随着文化侵略；而中国为了救亡图存，学习西方从武器到制度到文化，传统文化变得越来越遥远和陌生。从内部看，传统文化也遭遇了三次浩劫：焚书坑儒、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各国不仅社会经济广泛交融，文化也在碰撞与磨合中越来越密不可分；文化软实力也成为国家不断强盛与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重要标志；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保留本国的文化特性显得尤其重要。

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各国不仅社会经济广泛交融，文化也是在碰撞与磨合的过程中越来越密不可分；文化软实力也成为国家不断强盛与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重要标志；因此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保留本国的文化特性显得尤其重要。中国文化有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史，有五十六个民族共同构筑，文化根基厚重，文化独特性明显。

然而，近百年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本国寻求自身发展的要求，或多或少的淡漠了或者主动抛弃了一些本国的传统文化，而这些传统文化以其本身的内在精神而言，和我们如今所崇尚的西方精神并无二致，甚至更加精深博大。比如中国文化独特的“一本性”，中国文化以其固有的传承自炎黄伊始，至欧美列强侵略中国战争之发生，都生生不息的发展，而没有被外来的何种文化所吸收交融，反观西方文化却来自于希腊、罗马、希伯来等众多文化的融合（与我国古代各民族的文化交融不同）；又如中国儒家文化之天下一家思想与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亦有互通之处……

近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遭遇现实窘境。由于西方率先实行资产阶级革命，社会经济文化遭遇前所未有之巨变，同时代表了这一时代的先进前进方向。同时期的中国则处于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封建自守，固步自封，与先进的西方逐渐拉开较大的差距；而在西方的武力侵略之下伴随的文化侵略，传统文化同样变得毫无抵抗力；为了救亡图存，不得不学习西方，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到建立“民主共和国”再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学习的方面从武器到制度到文化方方面面，而我们的传统文化似乎就变得越来越遥远和陌生。这是外来原因。

从本国内部看，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了三次浩劫。首次是距今两千多年前的“焚书坑儒”，当时只有《秦记》和博士官所藏《诗》、《书》、百家语以及医药、卜筮、种植之书可以保存，其余的各种书籍均在焚烧之列。“焚书坑儒”的直接后果是消灭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多元性。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虽说“焚书坑儒”惨绝人寰，但出于统一思想和统一全国的目的，有其必要性。第二次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时值中国遭受百年屈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遭受广泛质疑。于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主的新文化运动领袖展开了一场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当然，从徐复观等人的观点看，中国传统文化是存在民主的因素的，然此处之民主则全是西方之民主），反对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要求平等自由，个性解放，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伦理民主的主张，号召人们拿起民主这个武器和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提倡科学，反对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科学。不可否认，作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弘扬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并且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尤其是青年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但新文化运动者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全然割裂开来，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讲求文化“一本性”的国家来说是致命的。中国文化由此失去了根基，不得不求助于西方文化，于是无论思想价值抑或制度设计都不得不学习西方。中华民族由此抛弃了自己的文化沉淀，中华文化可以说已经濒于崩溃。最后是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国内外背景和个人因素，在此不加赘述，但可以明见的是，文化大革命将本已濒于崩溃的中国传统文化向更黑暗的深渊里踹了狠狠的一脚。存在了几千年的炎帝陵、舜帝陵被毁，孔子的坟墓被铲平，及至于叶剑英题匾的岳飞“忠烈祠”被毁，不禁感叹文化大革命革命之“彻底”。文化大革命导致了国人信仰丧失与文化断层的严重后果。而这仅仅从宏观上的三次大浩劫来说，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抛弃传统文化的现象亦不少见。比如近年来对传统节日、对国学的漠视等。

那么，是否中华名族的传统文化真的就弊病百出不合时宜？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弊病就是其封建性。究其原因，还是崇洋媚外的思想；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封建社会时期主导的当然是封建思想，我们不能说西方国家在中世纪的思想就是自由民主科学的，原因乃思想文化的发展是和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相辅相成的，当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思想文化中的封建性自然得以消除，并反过来促进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这是一良性循环，西方国家的发展史是这样，中国的亦然。在“五四运动”时，批判儒家思想是“吃人的礼教”，徐复观等人的观点认为“五四运动时代领导思想界的思想家，又多是一些只崇拜科学民主，在哲学上相信实用主义、唯物主义、自然主义的人，故其解释中国之学术文化，亦尽量从其缺宗教性方面看。而对中国之旧道德，则专从其化为形式的礼教风俗方面看，而要加以打倒。”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礼教只是一种宗教性的约束，和西方国家的宗教约束其实是一样的。台湾的柏杨先生有一个著名的“酱缸文化”理论，褒贬不一。按照柏杨先生的解释：“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混沌社会也。也就是一个被奴才统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靳丧，是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混沌社会。”自认为柏杨先生其实是把人类的共性价值和中华民族的个人的人生价值嫁接在了整个中华民族身上。比如柏杨先生总结出来的中国文化中的酱气，包括阉割（然希腊人首先发现了宦官的效用并广泛使用）、缺乏女权（英国人长期认为妓女不能成为强奸罪的对象，同时期的中国却对妓女同样保护）、心胸狭窄（两次世界大战包括对犹太人的种族大屠杀都是所谓心胸宽广的西方人干的）……可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种种所谓的弊病都是可以找到解释的。从现实而言，以日本和韩国的发展为例，两个国家同属于中华文化圈，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两国在发展过程中不仅没有摒弃中华传统文化，反而随着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表现出愈加重视的态度。从韩国近年来的“端午申遗”、“针灸韩国发明”等一系列行为可见（虽然其剽窃文化的行径的确令人反感）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理论的优越性，从日韩发展经验看，同样有现实的优越性。

我们认为，一个国家要发展，总要有其总括指导的文化思想。外来的文化，纵然一时能够给社会经济发展予以帮助，但由于其扎根的本土不同，适用条件不同，总会带来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孙中山先生基于国外民主自由之思想以及民主建国之经验，建立中华民国，但由于我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以及封建势力的强大归于失败；中国共产党学习苏俄经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要根据本国国情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可见一切舶来的东西也要基于本土的思想文化基础方能够发展壮大，割裂自身与传统的联系是大错特错的。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无论是党和国家，或者是普通百姓都意识到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不断呼吁保护传统文化的同时，探寻业已丢失的传统文化。世界各国孔子学院的广泛设立，就说明对过去被认为代表“吃人的礼教”的孔子或儒家思想的重新重视；这不仅是输出汉文化的，提高汉文化在世界上的重要性的一种手段，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我们重新肯定了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找回了中华民族赖以存在的根基。对于老外来说，孔子学院的设立只不过使他们学习汉文化多了一种有效便捷的途径而已，但对于国人来说，孔子学院的设立却表明我们重新拥有了久已失去的文化自信。当然这种自信显然只是初级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奥运吉祥物的选择中，因为龙在西方是邪恶的象征，为了照顾西方人的感情，居然把最能代表中国的龙踢出局，不敢承认我们是龙的传人。中华民族要想获得高度的文化自信，在之后的发展中不仅仅是把传统文化掏出来摆着让人看，还要基于这种传统文化的精神发展出新时代的并能造福于全人类的东西来。一种优秀的文化，从来不是只局限于有利本民族的。

近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之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对于如何探寻消失了的传统文化以及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包围之中将之发展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相信也只有通过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做出艰苦的努力，才能使中国的民族文化重新傲居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将需要一个长远的过程。

核心提示：八十多年前，英国哲学家罗素考察中国后说：“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具有自由精神、懂得快乐的民族。”美国外交官保罗•S•芮恩施，1913年参加中国祀孔典礼时，也曾深有感触地写道：“典礼给人最深刻的还是由于吟唱的神情，音乐、以及参加典礼的人的非常庄严的态度……中国人所以不愿完全抛弃这些传统，实在是由于他们有着爱好音乐的本能。” 一个越是现代的社会，人们越是需要有心灵的安慰、精神的支撑和情感的流露，在人的内心世界需求增多之后，有着丰富精神资源累积的历史传统，就越有可能和有必要复活再现。

在近些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之后，人们为什么对包括传统节日在内的中华民族历史传统，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传统与现代，这一对看起来相对立的概念和事物，人们正在赋予它以新的内涵和解释。一个越是现代的社会，人们越是需要有心灵的安慰、精神的支撑和情感的流露，在人的内心世界需求增多之后，有着丰富精神资源累积的历史传统，就越有可能和有必要复活再现。这一点，对于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中国，亦不例外。

八十多年前，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访问中国，在对中国进行了近两年的考察后，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具有自由精神、懂得快乐的民族。他所担心的是，在中国也像西方一样“现代”之后，现代社会的理性和效率，会不会放弃善和美的传统理想的追求。

在今天反思这位“世纪智者”多年前说过的话，中国人所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在“现代”的架构中，承传涵纳传统的自由与快乐？也就是说，如何在现代社会，做有着美好伦理道德与审美情感涵养和向往的中国人？

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的那些节日，正能够起到强大的心灵滋养作用。传统节日的那些仪式，千百年来都为中华民族所喜闻乐见，它们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内心情感的一种展现，包含了丰富的审美理想和伦理道德追求。如同任何具有自身历史传统的国家民族一样，中国传统社会中人的宗教意义的安身立命、审美意义的情感陶冶、伦理道德意义的慎终追远等等，这些基本的个人与社会美德，就大量散布在那些传统节日所包含的精神理想中。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围绕这些节日，历代墨客骚人，留下了太多脍炙人口的优美诗篇和美好传说。这些传说和文字，不是生硬的伦理道德教条，而是一个民族灵魂的生动活泼的展现。在袁世凯当政期间曾长期担任驻华公使的美国外交官保罗·S·芮恩施，在1913年参加当时中国的祀孔典礼时，就曾深有感触地写道：“典礼给人最深刻的还是由于吟唱的神情，音乐、以及参加典礼的人的非常庄严的态度……我不由地感到，中国人所以不愿完全抛弃这些传统，实在是由于他们有着爱好音乐的本能。“

应该看到，这些流传了上千年的传统节日，以及节日所具有的伦理道德和审美内涵，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社会与人生意义。为什么在中国“现代”起来之后，更需要强调这些节日并认为应当将它们修订为国家法定节日？我们还要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与传统社会人们有着大量闲暇时间不同，在现代市场经济生活方式和科层制管理方式日益普及、社会生活实现规范化和理智化之后，传统节日如没有相应的国家立法形式予以保护，它不可避免就会因为时间保证的短缺而受到冲击。因此，以立法的形式，将中国五大传统节日———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全部或大部，从单纯的民间节日形式上升为假期保护的国家节日，使人们有时间在这样的节日里，从各种节日仪式中感受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享受节日所带来的心灵愉悦，在今天就显得非常必要。（东原）

核心提示：传统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不过是现代社会、经济和文化转型的一种表象，国家化和市场化两股力量交织作用是导致其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现代性的扩张正使得“整个世界不断‘收缩’成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体系。”不管人们身处于这个“世界体系”的何种位置，也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都被卷入该体系的逻辑中。也为处于“世界体系”边缘位置的人们，凭借其文化场域中的权利在经济场域中的价值实现，参与到主导世界体系运转的隐藏于现代经济运行活动之下的规制的制定的修改，提供了某种潜在的可能。

传统节日符号现代转型的动力探析

传统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不过是现代社会、经济和文化转型的一种表象而已。从苗族传统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来看，国家化和市场化两股力量交织作用是导致其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在国家化方面，其进程主要体现为传统节日符号日益成为国家职阶系统渗透到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结构的有效工具。

国家行政力量在民族地区的渗透，从根本上规制了传统节日符号存在的形式。

清朝时期在部分民族地区，国家的正式行政管理机构只到县一级，但依靠“乡保”、“里正”等“准官吏”制度，实现了国家权力在传统社会的事实存在；而在另一些民族地区，依凭共同体内部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来维系的“土司”制度对国家的整体性负责，间接地实现了民族地区的国家化；“改土归流”使这些地区由间接控制变为了直接控制。1949年后，随着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在农村的广泛、深入开展，国家化进程在民族地区得到了空前加强。

节日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无疑是国家意识形态和行政权力渗透到传统社会中的重要渠道。国家通过对某些节日或节俗采取或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并加以或允许或禁止的规范，引导着包括节日在内的民俗文化向有利于国家倡导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在操作层面上，国家通过对具象化的节日符号的控制，构造出能在共同体内部形成某种集体认同的文化标识，“包涵着承载重叠和混合认同的空间和力量”，内化为贯彻国家意志的、规制共同体集体行为的某些机制或规范。从近几年台江“姊妹节”实际运作来看，随着不同阶段国家政策工作的变化，节日符号表达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到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到促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到普及“两基”教育验收，到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到促进民族团结等，都不同程度地彰显了当地政府当前工作的重心。

（二）在市场化方面，主要体现为传统节日符号为了适应现代经济活动的需要。

依据市场经济活动的规律，被目的性地改造或创造，功能指向“强烈地聚焦于其经济作用”，以期“能影响、带动经济的发展。”

当市场已经成为主导社会资源配置的基本途径时，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支配社会行为的意志。尽管“世界内容是完全中性的，但意志会突出强调这些内容中的这一点还是那一点则毫无先兆。一旦意志强调了某一点之后，人们就发现意志以纯逻辑的方式，通过已确定的理论客观性，转变成了别的观念，这些观念跟早先出现的意志有因果上的联系，如今变成了通向‘最终目的’之‘手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民族地区的普遍建立，市场俨然以各类资源赖以实现其最终目的的普世性的“手段”成为了现实社会的“纯逻辑”。传统节日符号作为异质性存在的民族文化资源，特别是在乡村文化产业和乡村旅游产业的场域中，被强烈地趋向于实现某种利益需求的工具运用。以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最直接表象的市场化，成为把节日符号视为“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并加以“资本化运用”的重要途径。通过苗族“长街宴”壮观的饮食消费场面，或“四月八”绚丽多彩的大规模游行、演出等来吸引游客，不过就是在市场化的语境下，当地人试图把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的一种方式而已。

伴随着市场化繁荣起来的现代科学与技术，被系统而频繁地渐次应用于商品生产和服务业方面。表现在节日符号上，则是各种现代技术随着市场的需求被目的性地嫁接到传统的节日符号中，成为“换装”了的文化景观。在贵阳“四月八”游演中，各种现代化的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花车的装扮以及演员的着装等，也可以看作是市场化对节日符号影响的另一种结果。

所以，国家化和市场化双重力量结构性地交织存在，成了传统节日符号现代转型的基本动力。上述苗族传统节日的现代转型，展现了两种力量交织作用的这一趋势。如果说，由于国家化进程在传统乡村的长期渗透而使得民族地区的节日符号在转型初期就具有了更多的原生性特征，那么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逐渐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主导地位的市场化，则继承了这样的转型趋势，通过经济利益的刺激使得节日符号以符合现实需要的“纯逻辑”方式“对其特定的生存环境不断适应”，并由此而得以继续存在。在现实中，由于国家化和市场化的目标高度重叠，集中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基本控制，两股力量交织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而难以在具体的节日符号转型中清晰地分辨出是哪一种力量在作用。一方面，国家化如同巨大的稳压器，把传统的社会机制和市场化社会机制都纳入到它的政治体制之中，使得传统体制在逐渐让予市场化的机制的同时也依然得以顽强地延续着自己的体系和逻辑，以便保障转型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市场化在依据现代经济规则重新建构传统社区的经济—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吸纳传统社会的某些元素，以便渐次地推进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建构，实现国家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控制。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国家化和市场化交织作用，共同推动了传统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并由此而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形成了某种张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国家化、市场化与地方性传统之间就形成了某种截然对立的态势。相反，正是这种张力的存在，为“地方性知识”的自我扬弃和自我革新提供了某种可能。毕竟，现代性的扩张正使得“整个世界不断‘收缩’成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体系。”不管人们身处于这个“世界体系”的何种位置，也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都已经或正在被裹挟着卷入了该体系的逻辑之中。国家化与市场化交织作用下的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为处于“世界体系”边缘位置的人们，凭借其文化场域中的权利在经济场域中的价值实现，参与到主导世界体系运转的隐藏于现代经济运行活动之下的规制的制定的修改，提供了某种潜在的可能。

费孝通曾经提出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和文明古国，中国应有这样的文化胸怀和文化志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样的理想同样可以用来表达我们对待清明节的态度，不卑不亢。在文化认同感严重缺乏的今天，不是变着法儿打着节的旗号来赚钱来消费，而是带着虔敬之心认认真真过好我们自己的传统节日，这或许才是我们的本分。费孝通曾经提出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和文明古国，中国应有这样的文化胸怀和文化志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样的理想同样可以用来表达我们对待清明节的态度，不卑不亢。在文化认同感严重缺乏的今天，不是变着法儿打着节的旗号来赚钱来消费，而是带着虔敬之心认认真真过好我们自己的传统节日，这或许才是我们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