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模式评说

　　纪念建党90周年系列报道之一

　　中国政治模式评说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6期)

　　2011年，是我党建党90周年。深入探讨政党执政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深刻总结我党长期执政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认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是一项重大课题。人民论坛杂志将围绕建党90周年，进行系列专题策划报道。

　　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与争议成为焦点话题。近期，胡锦涛主席对中国政治体制作出重要回应，并给予高度肯定，“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和社会保持和谐稳定的事实也证明，中国政治体制是符合国情的，总体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展现了大国的自信，回应了学界与公众的关切。

　　本期“特别策划”评说中国政治模式，作为纪念建党90周年系列报道之一。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我们不能靠主观判断，更不能按着以往的西方价值观来判断，而需要用量化数据说话，用客观事实来证明。这里“成功”与否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自我的评价而是横向的评价。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胡鞍钢

　　●中国的政治模式在一个落后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表现出巨大的优势。

　　——北京党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姚桓

　　●政治体制的成败不应从体制本身是否“完美”来讨论。更不应从国家“跳出兴衰循环”的角度来讨论。世界上没有能让国家“自动”永葆青春的制度，正如不可能有“永动机”。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

　　●面对中国创造的世界经济奇迹，一些不赞成中国政治制度的人，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深层原因，是得益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包括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甄小英 

　　●近年来的各地调研使我坚信，科学发展观已经建立了一种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方法论和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陈红太

　　●中国政治体制的成功，还体现在自我完善的能力上。在发展过程中，任何国家、任何体制都难免出现偏差和错误，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能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果断纠正。

　　——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

　　●国人中也有中国版的“二元错乱综合征”者：一方面承认和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实惠，一方面骂着造就改革开放成功的制度，恨不得马上就把西方制度全盘移植到中国来。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邹东涛

　　●当政党一旦变成“选举机器”，这种“由争到斗到撕裂”的副作用，就更其明显了。而且争的结果是“多数决”，即赢者通吃，少数人的意见会被无情否定，少数人的利益并不能得到较好保护。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刘熙瑞

　　●忘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体”不行，贸然改变政治体制之“体”，会导致社会发展转向、变色、换天；但把政治体制中的“用”当作“体”而对政治体制改革畏手畏脚，不去改、不敢改，问题就更大。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

　　●应该看到的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在制度建构方面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要求。就目前的政治生态而言，应以县级政权改革为突破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建嵘

　　中国政治模式与标准问题

　　为什么对实现了大国和平崛起、创造了世界奇迹的中国政治模式，在判断与评价上会有如此大的分歧与反差呢？关键是“标准”二字。思想认识与价值判断愈多元，一个客观的、有说服力的、广泛认同的评判标准的确立就愈加珍贵

　　文/贾立政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6期)

　　一系列歧见的关键所在

　　近一段时期，中国政治模式即中国政治体制问题成为焦点。此情此景，与当年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争议有着惊人的相似。当时，关于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各种论调曾充斥西方媒体。然而，随着中国经济30多年持续高速成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些论调也逐渐消逝。现在，人们开始对成就了经济奇迹的中国政治模式品头论足，只是不再使用“崩溃”、“威胁”等极端词汇，而更多地体现出“适应与滞后”、“成功与失败”、“赞扬与谩骂”等认同与否定的矛盾交织。

　　在这种矛盾交织中，不乏正面积极的看法：

　　“中国拥有巨大的政治优势，这是中国总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中国政治模式能够顺应人民变化着的要求，吸收世界上先进国家的经验，适应世事的种种剧变。”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总体上是成功的。”

　　“中国之所以成功地应对金融危机，是基于她的政治体制能力，能够迅速作出重大的、复杂的决策，并有效地实施决策。”

　　“中国政党制度中的优势优点是多党制国家的政党做不到、甚至是不敢想的。”等等。

　　负面消极的意见也大量存在，如：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政治模式却较为落后、失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太慢，已经成为我国进步的最大障碍。”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等大多数问题，主要是由体制造成的。”

　　“中国只是个身陷囹圄的大国。”等等。

　　为什么对实现了大国和平崛起、创造了世界奇迹的中国政治模式，在判断与评价上会有如此大的分歧与反差呢？关键是“标准”二字。当人们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尤其依据不同的标准，去判断一项事物成功与否时，得出的结论当然大相径庭。

　　标准的价值

　　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准则。标是标注，是衡量；准是准则，是规范。成与败、强与弱等是比较而言的，有一个基本的、一般的参照系，这个一般的参照系，就是衡量事物的标准。

　　标准的确立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正是因为标准的诞生，极大地促进了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科学领域，如泰罗制强调生产与管理的标准与标准化，都大大提高了一定历史时期的劳动效率和物质财富创造能力。当量化和测度政治时，标准体现的是一种以政治行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政治分析方法，即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

　　2000多年来，关于什么是好的政治体制，从东方到西方，从政治学者到政治家，从未停止过洞察与分析，探索与实践。古今中外，伟大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们在探讨政治制度成败标准时，都以对实践的深刻理解和思考为基础，以对时代、民族发展规律的敏锐把握、洞见为指引。这样的探讨，是严肃的，有价值的。尽管人们对制度的价值判断必然带有深刻的主观印记，然而客观的存在谁也无法回避，最终的标准仍然要看行为的过程和制度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人对政治体制的标准问题论述丰富。以结果和宗旨为导向，较少拘泥于具体形式，在借鉴其他政治文明的同时，保持了中国特色和传统精神的价值判断。远的不说，仅追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关于标准问题的讨论常常成为凝聚共识、推进改革的先声。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在停滞、徘徊、迷茫的中国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使广大干部群众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1992年年初，邓小平针对当时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争论，深刻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厘清了人们的思想认识，极大地推动了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经济的腾飞。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样化、文化多元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制度之争，在国家之间最高层次竞争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振兴的民族，不但要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而且要发展和创造出顺应时代规律的政治文明。思想认识与价值判断愈多元，一个客观的、有说服力的、广泛认同的评判标准的确立就愈加珍贵。有了这个标准，才会有客观理性的正确判断，进而才能判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与重点。

　　判断中国政治模式，该依据什么

　　符合政治模式自身规律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方向。作为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政治模式一方面受经济基础制约，同时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政治模式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现代民主政治的演进也有一个基本方向。中国政治模式同样必须符合政治文明的上述规律和准则。

　　符合国情，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在遵循政治文明一般规律的同时，一定是立足于特定时代和本国发展特定阶段的。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前不久在接受《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书面采访时强调的那样：“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和社会保持和谐稳定的事实也证明，中国政治体制是符合国情的，总体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不断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国际地位和竞争力。从国家层面看，政治制度须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相匹配。好的政治模式，应当让国家更加强盛，在国际上更有话语权。无论多么精巧的制度设计、多么理想的体制安排，如果其实施会导致国家羸弱、民族衰败，就不是值得效法、值得称道的。

　　实现社会和谐，丰富公共产品，增进人民福祉。从国内政治社会层面看，好的政治模式应当涵盖维持良好秩序、妥善解决争端、促进社会和谐的机制，应当具有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丰富公共产品种类、满足民众期待和诉求的能力。

　　稳定且高度认同的国家政权和政党制度。在一个好的政治制度下，民众对国家政权和政党制度的合法性有着举国一致的共识，在此种共识基础上，方能实现政通人和、定国安邦；方能进行高效的社会动员、资源整合、政策贯彻；方能有效集结民意民智，体现强大的战略决策和执政能力。

　　在以上这些叙述中，我们试图勾勒、描绘中国政治模式成功与否应当坚持的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标准。只是这些归纳和梳理还停留在较直观、较浅显的层次。目的在于提出问题，引起关注，抛砖引玉，展开讨论。

　　这样的讨论，应当成为全民的议题，应当成为时代的课题。当代现实政治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传统政治实践，所以也要求有更加复杂的政治分析与之相适应；同样，当代现实政治的发展、创新速度也远远超过传统政治实践，因而要求政治分析方法更迅速地更新、进步。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复杂性和创新性这两个特征非常鲜明，因此，对政治体制改革标准的判断与分析，也必然需要一套复杂的、不断更新的政治分析方法。

　　实践无止境，发展无止境。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实践中，判断政治制度好坏优劣的标准也不是简单的、静止的。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中说，罗马政体之所以优于其它国家，是因为它集中了民众的智慧，经历了世代的积累与探索。我们相信，集全党和全体民众的智慧，通过科学的论证设计，在政治领域、在更加复杂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我们一定能够作出积极审慎、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选择。

　　(作者为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

　　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它适合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也适应于越来越开放的国内外环境，还能够回应来自内外部的各种挑战

　　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

　　文/胡鞍钢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6期)

　　如何判断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和成功标志

　　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政治体制模式，也不可能有唯一的模式，政治体制具有多样化的类型，它们同时并存、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又相互竞争、此消彼长。这是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人口和国家格局的重大变化极其相关的。首先，世界人口大幅度增加，从24亿人增加至目前的近70亿人(为68亿人)；其次，国家数量也大幅度增加，从45个增加到193个(还有31个地区)，一方面战后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国家数增加，另一方面从1990年以后因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解体，又导致国家数增加；再有，平均每个国家的人口数由5300万人下降至3500万人，相对而言国家治理难度减小，经济更加活跃；最后，世界经济迅速地一体化、区域化和全球化，其结果也导致世界各国竞争日益激烈，不进则退，进慢了也是退。各国的市场竞争和技术竞争本质上也是各国制度的竞争，这已不简单地取决于哪个国家制度的好坏，而取决于该国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劣。

　　中国总人口则从1945年的5亿人上升至13.4亿人，与此同时也从一个贫穷落后、文盲充斥、东亚病夫、“一盘散沙”的社会成为极富活力、日益繁荣、统一团结的世界第二大强国。那么，中国是如何成功实现国家良治的呢？我们又如何从国际视角来衡量她的成功呢？进而证明她的政治体制是适宜的，也是成功的。

　　这里我们不能靠主观判断，更不能按着以往的西方价值观来判断，而需要用量化数据说话，用客观事实来证明。这里“成功”与否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只能使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案例”和“具体指标”；“成功”与否不是自我的评价而是横向的评价，并可以进行国际比较，而且只能在比较中鉴别。以下我从两个方面作简要讨论：一是从过去三十年(指1978-2008年)的长期发展角度出发，对100多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比较；二是从过去三年(指2008-2010年)的短期发展角度，对G20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进行国际比较，进而说明中国的发展成绩是最佳的，确实是“这边风景独好”。

　　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国际比较都表明，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它适合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也适应于越来越开放的国内外环境，还能够回应来自内外部的各种挑战，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充分显示出了巨大的发展优势和独有的竞争优势。这也源于过去30多年实现了中国式的政治制度重建与改革：一是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了政治领导集体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二是领导人坚持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三是公共政策决策实现了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这是中国为什么总是成功的根本原因。

　　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显著进步的秘诀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发展奇迹绝非偶然或仅凭运气，它是有其发展之道的。这个“道”也不是那么复杂、那么莫测，而是相当简明又顺其自然的。我们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数据库，选择了世界100多个国家的三类指标进行分析，一是GDP年平均增长率，以反映经济增长绩效；二是GDP年均增长率相对差异系数，以反映宏观经济稳定状况；三是人类发展指数(HDI)提高幅度，以反映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发展程度。我们发现，在1978-2008年期间，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中，经济增长率最快的20个经济体中，都是发展中国家；其中实行五年计划的国家有13个；其中经济增长率最快的前10个经济体中，则有8个实行五年计划的国家。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也不是国际的“巧合”。诚如邓小平所言，“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既运用五年计划这只“看得见的手”，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社会进步，也是运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提供良好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这是理解中国奇迹的一把钥匙。

　　对此，许多真正了解中国的国外企业家和学者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例如，2009年11月，前美中商会主席詹姆斯·麦格雷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认为：我们(指美国)可以向中国学习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要设立目标、制定计划，全力推动整个国家向前走。中国人有五年计划，他们时刻牢记这些目标。又如，世界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最近在其新作《中国大趋势》(China’s Megatrends)一书中将“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成长”作为中国新体制(指不同于西方国家)崛起的八大支柱之一：“国家的长远目标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程序形成，政府制定优先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而人民各尽其责，在保持和谐与秩序的同时允许多样性的存在。” 

　　我最近访问了台湾，在一个经济论坛上以制定“十二五”规划作为案例，详细介绍了它如何实现“民主化”？如何实现“科学化”？又如何实现“制度化”？其大体分为11个步骤：历经了两年半时间的研究制定过程，先民主，后集中；再民主，再集中；现在还只是走到第9步，国务院正在就《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从而达到集中民智、反映民意、凝聚民心、提振信心的目的，还没完成这一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什么秘密，等于把中国的决策机制公开化，也就是我们说的“把黑箱变成白箱”。第二天《旺报》就有台湾的学者来抨击和反省台湾的决策机制，其中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台湾到了向大陆学习的时候了”。 

　　为什么中国能够交出令世人惊奇的答卷

　　由美国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了深重的创伤。不少主要经济体仍然深受其害。而中国几乎是一个例外。危机如同一次全球大考，也是各国应对危机体制的一次重大检验。这里我们选用G20国家的四个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来比较：一是经济增长率；二是通货膨胀率；三是失业率；四是财政赤字占GDP比重。

　　从20个国家的考试成绩看，2009年中国在G20国家中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最好，其中经济增速居首位，为9.2%，是为数不多的七个避免经济负增长的国家之一。2009年美国的-2.5%，欧盟国家的-3.9%以及日本的-5.3%，中国比经济增速第二的印度高出了2.7个百分点。

　　十分讽刺的是，2009年1月美国《时代》周刊幸灾乐祸地预言，“中国已经开始经济衰落，也许将比美国经济还要恶化”，“中国难以继续奇迹”，它“只是个身陷囹圄的大国”。3月2日该杂志还公开预言，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不会超过4%。但是这一预言很快(仅有10个月)就被事实所击碎，中国在这次全球大考中，率先复苏，实现稳定增长，实现了主要宏观经济目标，交出了一份令世人瞩目和惊奇的“答卷”。而真正经济衰落的却是美国自己，同时中国大大缩小了与美国GDP的相对差距，从危机前的4倍缩小为危机后的2.5倍左右。

　　为什么中国能够比较成功地应对金融危机呢？有哪些深刻的认识和重要的经验呢？首先，党中央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加深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优势的认识。其次，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主导和引导，市场驱动和投入为主。2009-2010年政府投资4万亿元，但是带动了10倍以上的非政府投资，两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50.3万亿元，保证了中国经济高增长。

　　各国的发展能力和国家能力是不同的，应对同一个国际金融危机的表现也是大为不同的。从中国情况来看：第一，全体中国人的集体学习、灵活应变、用于竞争的发展能力；第二，高效率的国家决策能力；第三，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第四，日益增强的国家财政能力；第四，充分发挥了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

　　由美国所发生并出口到全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空前的资本主义危机，中国成功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美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他们对这一资本主义危机的自我反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发表文章称赞：中国之所以成功地应对金融危机，是基于她的政治体制能力，能够迅速作出重大的、复杂的决策，并有效地实施决策，至少在经济政策领域是如此。相比较而言，美国却不具有应对危机的体制能力，它变得更加刚性。 在事实面前，这是他对20年前发表的历史终结论的部分自我修正或自我否定。

　　总之，“中国道路”不仅是一条从未有过的新路，还是一条越来越成功的新路。最好的选择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