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字几画:试论苏联政治模式

试论苏联政治模式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对苏联解体进行阐释，最显著的结论是：原因不在于苏联模式。什么是苏联模式？起码包含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本文只注重后者。希望揭示苏联政治模式的本质。
　　
　　显然，苏联政治模式并非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毫无关系。实际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的解读是有政治含义的。众所周知，目前我国的现实是，贪污腐败泛化，民怨日深；长期积累的矛盾也处于显化期。此时此刻，对苏联解体的研究意义深远，不同的解读，就隐含不同的政治指张。笔者并非政治中人，不含任何色彩，只尽学者求真求实之责。
                              （一）
我们先关注几个基本问题。什么是权力？似乎不言自明。普通大众就生活于权力之下。但我敢断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大有人在。因为人们不喜欢读书，如果能精读《韩非子》就不致如此了。迄今为止，《韩非子》对权力进行了最深入研究。《君主论》也功力深厚，但没有韩非的势、法、术，三位一体，这样严密的体系。

权力又怎样运行呢？韩非认为权力依势而行。韩非在《难势》中写道：“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

韩非此论明辽简捷，揭示本质。权力本来就不是凭靠德行和智力来运行的，只凭借所占的权位，即靠强权运行的。此中智力只在权术中，才有用武之地。而势与术的关系是，权术是用来保住势位的，从而从属于势。由此可知，权力不仅远离公平正义，而且远离德与智。

但问题不能就此而结束。现在问题的关键又落在势上了。势又是怎样来的呢？这就演生出政治思想史这样一门大学问了。但韩非对此熟视无睹，可能他认为权势是天生的，传承的。而有关的问题，笔者无需详细论述，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足够读者细细品味。概而言之，此中有两条泾渭分明的主线：一者揭示专制王权之势的合法依据，一者是民主政制之势的法理依据。

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同样认为，世上实际存在的主权国大多数是透过征服取得的。这就揭示了王权之势的来源了。而卢梭在《社会契约》中揭示另一种现实。卢梭认为：“ 人生来自由而平等的，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如果自由被剥夺，则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力，可以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国家的主权在人民，而最好的政体应该是民主共和国。 ”总之，权为民所赋。

从上论述可知，关于权力的势的来源有两种思想，从而产生了两种政治体制：王权专制政体和民主政体。
                             (二)
徐葵在《关于苏联74年社会主义和苏联剧变的历史思考》说：“在斯大林体制下，苏联的无产阶段专政实际上变成了党的专政，而党的专政变成了领袖个人专政。苏维埃成了形式上通过党的专政机关作出决议和法令的工具，成为形式上的民主象征。”

事实正是如此。此中存在政党、领袖、苏维埃三大角色，致使苏联的政治模式既不同于王权专政政体，又非民主政体。要研究苏联政治模式的本质，必须研究此三者相容与矛盾，研究此中所包含的复杂博弈。
而这三者中，领袖的角色最重要。苏联本质上是领袖个人独裁专政，但其背后有常委和政治局。而领袖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的君臣关系，而是相对平等的同志关系。因此领袖的势位并非固化的，在终身制下，常常受到内部威胁。

另一方面，领袖的角色又完全建立在所谓的威信威望上，即来源于领袖和导师的角色上。换言之，寄系于对革命导师马克思、斯大林、列宁的信仰和理论的传承上。明白这一点，便容易诠释苏联每一届领导人为什么都热衷于建言立说。显然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都源自这种逻辑。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在所执行路线正确之上和政绩之上。显然，这样的领袖无法如韩非所谓的明主那样置身局外，又能功归于己，过失归于臣下。“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功，不自行虑而知福与咎。”

因此苏联历史上屡屡发生残酷的路线斗争甚至大清洗，根源正在于此。马闪龙在《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所言：“斯大林之所以需要发动这样一场意识形态的大转变，主要是同布哈林这个非同寻常的理论对手进行斗争。”显然，此论是有洞察力的。在苏联政治体制中，领袖既受到来自内部的威胁，也容易反应过度，甚至无中生有，假想出政敌。从而发生路线斗争和大清洗，引致社会动乱。

因此只能实行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统治。所谓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是指，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否定学术思想自由和艺术的多样化，混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压制学术自由。实际上就是搞文化专制主义，息窒学术思想，造成思想长期教条和僵化。显然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不仅创新创造没有能够体验到人生价值，而且要冒极大的生命危险。
　　
这样苏联既自我毁灭了生命之火花，也促使知识分子群体演变成其体制的强大的异己力量。从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如下的描述，可得有力的佐证。
　　
他说：“看着他们，不由得想起改革高潮时期，叶利钦从莫斯科四郊的科学城搬来十多万支持者，拉到练马场去搞游行。那可都是些有教养的成年人呵！而都不是普通人……直到现在，我的耳中依然回响着那充满火药味的，本能的，振振有词的宣泄和咆哮。”
　　
显然，没有积怨，没有仇恨，那来宣泄和咆哮！对苏联的知识分子来说，没有人生幸福的体验，没有灵魂的依归，只好挺而走险了！

苏联政治模式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领袖身后有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从而使这一体制有强大的统治力和社会动员力。这促使了斯大林成功地统治着天上、地下、人间三界，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在战争时期，由于目标单一性，这种体制有极高的效率。但在和平建设时期，由于目标的多元性，甚至千头万绪，一元化独裁统治，严重扼杀了人民的创造性，反而效率极低，甚至停滞不前。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苏联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读者是否注意这样的事实：中国经济改革成功，很大程度上利益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完全出乎决策者的意料，现在的经济学也无法解释。显然这些乡镇企业的生产要素生成于经济改革之前，但当农民的束缚被解除后，便使这些生产要素快速集结，形成巨大的生产力。此中揭示一个真理：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行行出状元，独裁的代价是停滞落后。其实，社会发展千头万绪，任何天才也无法代替全体人民的智慧。

苏联的历史告诉我们，正如李锐在《李锐反“左”文选》中写道：无情的历史说明，党如果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制度，个人专断的后果就是领袖犯了错误，必然导致全党，全局性错误。

总之，苏联政治模式和王权专制体制相比：在内部有更大的不稳定性，权力斗争非常残酷；但权力的传承维系于威信与威望，既没有王族、没有贵族，也没有官二代，即没有血统传承；因此更有正义性。而和民主政制相比，社会缺失创新创造力，纵使忽略人类对平等自由的偏好。当然苏联政治模式在特定目标下，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这是其它两种体制无法比拟的。（石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