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谷川栞好漂亮:百姓要求高了难道是要错了吗？

　　中共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在回答《思想者》的提问中，笔者发现了一些有趣话题，但采访者没有加以追问，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下，也许网友读了也会有更多的疑问请教吴教授，不妨也能提出来，再通过他的回答，从而能否让我们草民的社会焦虑症的情绪能得到进一步缓解呢？我们期待着党的教育能深入到我们基层群众中来，让我们也照到党的一点雨露阳光。党校只教育党的领导、党员干部、普通党员还是不够的，我们也渴望听到党的直接声音。

　　1.吴教授在回答中提到有这样一种情况：“处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干部群体”，笔者不禁要问，为什么干部群体的处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为何普通百姓的处境越耒越糟糕？不是说不存在党的私利吗？处境比较好是如何形成的？为何没有当年的“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现实，而又在党的文件、报告上处处都在宣传吹嘘自己呢？这是疏忽还是忽悠？吴教授能直率正面回答吗？

　　2.吴教授也不得不承认，现在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焦虑，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同基本民生相关的部位，而为何在干部群体内焦虑却不那么强烈，其实质反映出什么社会现象？造成这种不公现象，究竟错在何方？干部群体可以不断有高要求，什么都享受公费和特权，而老百姓有一点点要求却认为高了，提出了要住房要工作要低物价就等于患了社会焦虑症，都被认为是错的。请问究竟错在哪里？如此社会不公，究竞是谁造成的？谁该承担责任？是老百姓吗？

　　3.吴教授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在逐渐走低，这还要作具体分析。应当明确，一方面是老百姓的最终消费率在加快走低，而另一方面享受公费消费的政府机关、权力机构、国营企事业的公费消费率却高得离谱，显然这是权力者在搞腐败，扭曲了中国最终消费率在下滑，如此混乱不堪局面，谁又该承担主要责任？为何不适用问责制？

　　4.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吴教授认为是由于社会和经济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行业之间出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不平衡现象，才使得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必然导致大量社会问题出现。

　　笔者认为，这仅仅是表面现象，过去也同样存在，但那个年代的腐败现象还不十分突出，信息传播相对落后，所以官群矛盾不明显。而现在的矛盾极大多数是由政府腐败所带来的利益冲突，特别是权贵集团互相勾结，打压民生利益，欺侮弱势群体，突发事件一旦发生，立刻被网络传播开来，影响也就不断被扩大，这是先进科技带来的一种压制不了的大民主，它的进步对维权的促进不可忽视。但这种民主很不稳定，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完全掌控在权力者的利益驱动下，随时随地被封闭，这样的矛盾如何得到缓解，需要法治而不是人治。

　　当前中国的基本矛盾是集中在官民和劳资两方面，具体表现在民生层面上，正因为焦虑情绪普遍存在，就很容被激化，执政者的焦虑是要求社会稳定，但浮躁心理，导致手段粗暴简单；维权方的焦虑是，对执政者执法不公、对权贵利益的偏护表示强烈不满，情绪容易急躁，一旦走火入魔，社会暴力冲突往往因某一事件会点燃导火索而一触即发，所以简单地维稳其效果是适得其反，没有从根本上去化解矛盾的源头，而是用救火方式去维稳，显然是被动消极无效的。

　　既然吴教授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是政府推动型的，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同时还应看到的是，中国推动型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两重属性。除了其积极作用之外，还有着一定的负面隐患，这就是公权容易扩张、腐败容易形成，等等。这些隐患进而会同民众形成抵触。”

　　那么政府应当主动积极地去消除负面隐患，阻止公权扩张，抑制腐败产生，而要做到这些势必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完成。然而这一届党政高层在这方面似乎不会再有更大的作为或具有这方面的能力能去做到的。目前给国人的印象，似乎政改只靠温总理一人在大声呐喊，显得高层在步调上很不一致，如此局面，让人对中央一直强调要统一思想而不得不要浮想联翩了。所以吴教授认为“人心普遍思定”，笔者认为这是从自己角度、自己的利益出发所设想的一种境界，只能说是偏面的，也是浮躁的，缺乏深度、广度和诚信度。在一个上下都患焦虑症的病国里，简单地搞安定是难以实现的。现实是残酷的，道路是曲折的，目标是明确的，实施是无力的，未来是微妙的。

　　5.吴教授最后就化解社会矛盾提出了他的观点：我们不能回避而是应当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并化解社会矛盾。就此而言，我认为，应当从标本兼治两个方面着手。从治本的角度看，应当特别注重从源头上着眼，也就是“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笔者对这个观点还是存有很大疑虑，认为他没有从根本源头上着手去解决当前最为严重的是党内腐败问题，这个问题还是被他故意回避了，实质也就是回避政改问题。所以说，吴教授认为应当从标本兼治两个方面着手的说法，就是虚伪的托词，根本不想触及既得利益者的私利，那么老百姓的群利怎么可能得到保障呢？其实这是两种根本无法调和的深刻的社会矛盾，不把人民群众放到最高的位置上，难道让权力者恩赐一点残羹剩饭矛盾就能化解得了吗？

　　荐文

　　中央党校教授解释社会焦虑症：百姓要求高了

　　荐文：李逊达

　　来源：中国青年报

　　核心提示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社会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

　　怎么看待当下社会普遍出现的焦虑情绪?焦虑情绪产生的原因何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显示出哪些明显的“本土化”特征?如何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中国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近日，为回答读者的种种困惑，中共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接受了《思想者》的采访。

　　社会焦虑情绪说明了什么

　　《思想者》：近来，大家常常感到当下的社会似乎弥漫着一种比较普遍的焦虑情绪——从不久前“达芬奇”假家具的闹剧到小商贩往“萨其马”糕点中加入有毒硼砂;从地铁滚梯事故初现到高铁事故频发，人们几乎每天都在为食品安全、出行安全、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失的负面报道大伤脑筋……您怎么看这些现象?

　　吴忠民：所谓社会焦虑，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现在，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无论是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农民群体的成员，还是处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干部群体、企业家群体的成员，无论是东部地区的居民，还是西部地区的居民，都有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少见的。从历史上看，除了战乱年代，人们没有像现在如此之焦虑过;往以后看，以后人们也会焦虑，但社会焦虑的波及面和强度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大。

　　《思想者》：现在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焦虑，显然是对社会生活中的高房价、高物价、通胀、负利率、腐败、分配不公、垄断企业的高收入等等现象的直接担忧和不满。如果让您排个序，您认为，老百姓最焦虑的问题是哪个?

　　吴忠民：每年的情况略有差别。但你恐怕已经看到了，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同基本民生相关的部位。

　　《思想者》：您怎么看待这种社会焦虑情绪?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吴忠民：正像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社会急速的转型、变革，意味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调整，大批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重新洗牌。现代社会意味着要面临着空前的社会风险。人们有时觉得无章可循，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这使得社会成员产生一种人生的不确定感，前景的不确定性，心里不踏实，人们对于未来不可预期。这自然就会形成社会焦虑现象。

　　《思想者》：按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老百姓的经济生活，从整体上看，毫无疑问是得到了大幅度改善;但为什么社会焦虑现象反倒出现了?

　　吴忠民：我以为，社会焦虑现象其实还反映了在中国现阶段，民众对基础民生问题、对于未来美好并且是否合意生活所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

　　《思想者》：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幸福指数相对提高了，不仅仅满足于温饱了，因此，人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才会产生焦虑。

　　吴忠民：是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以及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催生了社会成员个性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同时又使人们十分看重自身的经济利益问题，于是，这就造成一种普遍的现实感，使社会成员注重现实的日常生活，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问题，而摈弃以往禁欲主义以及过于理想化如乌托邦式的行为取向。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民生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出现严重欠账的情形，而且，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由于过于追求GDP、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凡此种种，致使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思想者》：您认为，最能反映民生状况的尺度是……

　　吴忠民：尺度是多方面的。比如，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准、最终消费率状况，等等。像公共服务问题有很多人谈过了。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最终消费率问题。这些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在逐渐走低。最终消费率是一个能够反映民生总体状况的重要指标。2009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48%(1979年为64.4%)。大量社会调查几乎都一致地显示出这样一种情况，民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位，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民众的生存状态，影响到民众对自己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而被人们比喻成“新的三座大山”亦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更是对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基本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十分广泛的不利影响。

　　《思想者》：您觉得社会焦虑对于社会会造成哪些不利的影响?

　　吴忠民：不利影响很多。社会焦虑会引发一些社会成员非理性行为和越轨行为的出现，会大面积降低人们对自身生活的满意程度。

　　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本土化”特征

　　《思想者》：有学者认为，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除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后，基本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成为城市的边缘人群。相对贫困人口扎了堆儿断了炊，大伙儿怎能不焦虑呢?

　　您怎么看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能否概括一下它的特征或特点?

　　吴忠民：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中国是在一种比较特殊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

　　其一，与先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社会要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由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其他大部分后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社会还面临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独特的艰巨任务。巨量的事情，必然会造成更为广泛、复杂和突出的种种社会问题。

　　其二，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社会和经济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行业之间出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不平衡现象。这就使得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必然会导致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

　　其三，近年来，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迅速被中国各个阶层广泛接受和认同。这对民众影响巨大：民众空前重视现实生活尤其是物质生活，空前重视自身权益的维护。虽然这是一种历史的趋势，但在近期内客观上势必会对一些有碍于以人为本理念实现的现实问题提出质疑、形成不满，进而造成某些纠纷和抗争的行为。

　　其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是政府推动型的，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同时还应看到的是，中国推动型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两重属性。除了其积极作用之外，还有着一定的负面隐患，这就是公权容易扩张、腐败容易形成，等等。这些隐患进而会同民众形成抵触。

　　所以，特殊的时代背景条件，使得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呈现出一些明显的“本土化”特征。

　　中国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吗

　　《思想者》：我们知道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些后发国家步入中等发展发达国家行列之后，很快就盛极而衰;在这一阶段，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经济和社会都受到严峻的考验。请问，作为后发国家的我们，能跳出“发展悖论”的陷阱吗?

　　吴忠民：我认为，对于像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社会共同体——其人数规模比欧洲、美国、日本三大共同体总合还要大的国家来说，我们应对社会矛盾问题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本发展面的优势，即：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使得民众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这就为社会安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的支持;法治社会的逐渐形成，使得社会成员在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时逐渐地能够有章可循;近年来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和谐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实施以及改善民生政策取向的形成和实践，更是直接有效地解决或缓解了许多社会矛盾问题。二是，同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期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社会具有一些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独特优势。这些独特优势，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技术层面上的优势，但是如果得以充分开发，将会有助于不少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或至少是缓解。而这样一些独特的优势，却常常被人们忽略或重视不够。

　　《思想者》：您能否举几个例子，具体讲讲中国能够跳出“发展悖论”的陷阱，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吴忠民：首先人心普遍思定。中国现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这就是：无论何种类型的折腾，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而言，几乎没有赢家，几乎全部都是输家;社会稳定、社会的安全运行，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以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条件。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珍惜社会稳定。中国人期待稳定。甚至有外国人也发现，社会稳定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情结。

　　其次，强大的举国动员能力。一些由自然灾难所引发的公共危机，往往会激化社会矛盾，并最终演变成为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导火索。而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的举国动员体制和能力，恰恰能够有效地化解类似的公共危机，有效地防止其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在这方面，2003年中国抗击“非典”的行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救灾行动，都是典型的案例。

　　第三，务实、平和、宽容精神的传统。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极为注重现实生活，具有一种明显的务实精神。而且，由于中华民族源于多个民族，是多个民族融合而成，这就使得中华民族含有多个民族的基因，具有一种平和宽容的精神。

　　第四，家庭的重要缓冲作用。中国人对于家人几乎是负有无限责任，客观上这有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比如，中国的房价飞涨，大批年轻人依靠自己的收入根本买不起住房，所以其中的许多人是依靠父母和祖父母的帮助购买住房。类似生活困境的缓解，能够使受到家人帮助的社会成员不至于产生过多的社会怨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矛盾问题的加剧。

　　第五，互联网的减压作用。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4.85亿人。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矛盾问题有着两重意义的广泛影响。一方面是互联网对社会矛盾问题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如果运用得当，互联网则能够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产生积极影响——比如，有效减压、有效辟谣、有效批评、有效建议。

　　显然，如果能够将网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之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则可以获得大量的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从而有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或是缓解。

　　主动正视矛盾才能化解社会焦虑

　　《思想者》：我们知道，“七一”讲话中特别强调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前面我们说的最终消费率逐年走低等问题，都是关系民生的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如何化解社会焦虑情绪呢?

　　吴忠民：尽管中国现阶段面临着诸多的社会矛盾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也不必过于担忧，以至于失去信心。纵观现代化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在同等发展阶段都曾遇到过类似的矛盾问题，同时也都成功地解决了这些矛盾问题。

　　应当看到的是，解决这些社会矛盾问题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规范市场经济、建设法治社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

　　显然，我们不能回避而是应当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并化解社会矛盾。就此而言，我认为，应当从标本兼治两个方面着手。从治本的角度看，应当特别注重从源头上着眼，也就是“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比如，目前猪肉价格首现环比下降;国务院加快了供地的进度，保证保障房用地;为了抑制通胀，央行加息、收紧贷款、上浮利率种种政策接踵而至……

　　总之，只有正视矛盾，解决矛盾，才能化解社会焦虑，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