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领翔科技有限公司:明万历人事之策:抽签决定选授迁除　党同伐异下的“掣签法”:组织选拔机制最后补丁

明万历人事之策:抽签决定选授迁除　党同伐异下的“掣签法”:组织选拔机制最后补丁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6月28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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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管理全国文职官员的机关,明代吏部掌品秩铨选之制,考课黜陟之方,对于官员的选授迁除原本是有一套严密标准的。
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5年)孙丕扬担任吏部尚书,独创“掣签法”,遇“大选(凡听选及考定升降者,归于双月,谓之‘大选’)、急选(凡改授、改降、丁忧、候补、归于单月,谓之‘急选’),悉听其人自掣”——官员们不论贤愚清贪,一律靠手气抽签安排工作。
虽然“掣签法”初创时适用对象多为外官以及具备了任职资格的候补官员,但影响却几乎遍及部选的所有范围(铨选内外高级官员除外)。
把官员的选授迁除直接视作随机事件,交于概率论来解决,毫无疑问,这是对组织选拔机制的一种彻底颠覆与反动。可《明史》评价孙,“丕扬挺劲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清人张廷玉亦称赞此举说:“孙丕扬创掣签法,虽不能辨材任官,要之无任心营私之弊,苟非其人,毋宁任法之为愈乎!盖与时宜之,未可援古义以相难也。”意思是,如果不是孙丕扬创建掣签法,官场营私的弊病将得不到制止,情况会更糟。这其实也是因时制宜,不可援引古代圣贤的话去责难他。
在看似不严肃、有违公平的表相之下,“掣签法”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有其深层的组织原因的。来自于皇权以及司礼监、内阁的影响或权力透支让吏部的人才选拔机制变得震荡、失衡、扭曲。虽然有诸种负面效应,但在宦权强过相权、派系斗争严重导致组织考核体系全面失效的背景下,孙丕扬以玉石俱焚的姿态调整肥缺分配制度,遏阻灰色权势集团的肥缺索取权自有其积极意义。
当考核机制成为党争工具,“掣签法”不啻为组织制度最后补丁。作为对劣币驱逐良币的一种组织变异反应,“掣签法”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宜之法,组织选拔机制的“次优解”。直至当下的现代公司组织,“抽签法”在一定的前提和背景之下仍有用武之地,当然,需在范围、门槛、硬件条件等方面设有严格的边界。
范军专栏
皇权不作为
先来看皇权的影响。吏部作为六部之首,是专司官员选拔的一个独立部门,其部门经理(吏部尚书)在董事长(皇帝)领导下展开工作,但这种领导应是宏观的,董事长不应对人事部门的具体工作进行过多干预。但有明一代,自朱元璋和朱棣始,直接和间接的干预就层出不穷。
朱元璋为了一个祭酒宋讷不被致仕(退休),可以将吏部尚书余熂下狱处死,此后接任的赵瑁也因罪被杀。人事部经理的生命权都得不到保证,组织正常的选拔机制当然就无从谈起了。至于朱棣,永乐五年(1407年),为了使解缙等近臣在六年考满后不被调离中央,违背组织程序,直接给当时的人事部经理(吏部尚书)打招呼令其“勿改外任”。工作作风之强悍,由此可见一斑。
但到万历年间,吏部的工作碰到了新问题——董事长对人事工作不表态,不负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这并不意味着人事部门可以自主负责,因为按照组织程序,吏部无论是选官还是考课都要取决于皇帝的旨意,董事长不发话,组织选拔机制就不能正常运作。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七月初二日,人事部门经理吏部尚书孙丕扬以“缺官多不补,政事久废”等缘由向神宗董事长打报告说:“数月以来,廷推、改调、升迁一概停止,因政设官之意不行。请陛下念国家多事之时,将近日推补官员章奏简发。如有不当,亦请明示,以便别推酌补。”神宗接到孙丕扬经理的工作报告,却没有做出及时反馈——人事部的组织工作就僵在了那里,停滞不前。
其实在两年前,孙丕扬经理为了减少董事长的工作强度(当然主要目的是为了阻止其他部门特别是司礼监对人事部工作的指手划脚,横加干涉),大胆改革组织工作,推出“掣签法”,但神宗董事长还是不作为,视朝日少,还通过他的秘书司礼监内官向外发话说:“奏对数多,不耐劳剧,不临朝视政。”并令免在京升授官面谢。以往被吏部升授的官员都需入朝进见皇帝,当面叩头谢恩,以表对董事长知人善任的感恩戴德。现在神宗董事长令免升授官面谢,这让人事经理孙丕扬情何以堪。
神董不作为,董秘(司礼监)和总经理(阁臣)就有了大有作为的空间和能量。司礼监阴挠、阁部争权以及党派纷争,围绕着人事部用人权的种种阴谋与阳谋,从一个侧面反证出“掣签法”某种程度上的程序公正和势在必行。
司礼监阴挠
除董事长外,董秘(司礼监)是对吏部组织选拔工作干扰最大的部门。孙丕扬的“掣签法”主要是为了制止董秘们对人事部的权力侵蚀,以壮士断臂的决绝,从追求效率公正转而追求程序公正,似退实进。
董秘们对人事部具体工作的干预是这样:利用司礼监秉笔“批红”之权,插手官员的任免,甚至左右某些高级官员的去留,这是明的一面；暗的一面则是对人事部经理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
按明朝官制,人事部经理(吏部尚书)是正二品,董秘(司礼监秉笔太监)是正四品,中间足足相差四级。但这其实是明规则,潜规则是董秘之权不在人事部经理之下。司礼监秉笔“批红”之权,甚至可以改动内阁(总经理)的票拟,直接干预朝政。清代史学家赵翼《廿二史札记》中记载:“明代首辅权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上。”而嘉靖年间一位宦官对宦权势力消长的描述则是:“我辈在顺门上久,见时事几复矣。昔日张先生(注:内阁大学士中的首辅张璁)进朝,我们多要打个躬。后至夏先生(首辅夏言),我们只平着眼看望。今严先生(首辅严嵩)与我们拱拱手,方始进去。(见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八)”正一品的内阁首辅见了正四品的董秘需拱手问候,正二品的人事部经理又怎能阻挡其权力侵蚀呢?
英宗朝的董秘王振深得董事长信任,经常被称作“先生”,王侯公卿包括当时的人事部经理郭琎都要称其为“翁父”；宪宗朝的董秘汪直、梁芳领衔西厂,权倾朝野,当时的人事部经理尹旻根本不敢独立开展工作,为保住饭碗竟和其他部门经理一起跑到汪府叩头行礼,甘作晚辈；而武宗朝的董秘刘瑾则直接向人事部经理张綵下命令说:“凡进退文武官员,必须先与之详议,而后才能上报奏闻。”——你人事部想调进调出人员,需先跟我刘瑾商量着来,然后再报天子备案。权力倒挂已至于此,万历朝时孙丕扬为均衡博弈计,创“掣签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阁部争权
阁部争权也是“掣签法”作为平衡之法得以推出的原动力之一。神宗朝早期的总经理张居正越俎代庖,全面夺得人事部权力,万历九年(1581年)京察,张居正令借京察、大计等组织考察工作来打击异己。张居正之后,帝国的总经理先后还有申时行、王家屏、王熙爵、赵志皋、沈一贯、张位等人；人事部经理则是杨巍、宋纁、陆光祖、孙鑨、陈有年、孙丕扬等人。阁部争权系总经理与人事部经理争夺用人权,也就是官员的选拔权。
“掣签法”未推出之前,阁部争权火爆上演,一时有多少豪杰、多少狗熊,要看两部门间的能耐。万历十九年(1591年),人事部经理陆光祖弹劾总经理赵志皋、张位入阁是第一总经理申时行密荐所为,申总此举有徇私植党之嫌。他建议今后选官要推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也就是廷推,不要搞暗箱操作。而已然当上总经理的张位则对人事部紧抓人事权不放大为不满,趁机给人事部经理小鞋穿,结果人事部陈有年经理感到工作没法开展下去,连上十二疏乞休。
人事工作陷入僵局之际,孙丕扬推“掣签法”破局,多多少少缓和了阁部之间的权力之争。吏部主动放弃选官之权,你内阁也不要趁机有所作为。既然董事长已经不管事了,那就让一堆竹签来解决争端吧。
出人意料的是,“掣签法”施行后,“百僚无敢以私干者,……请寄无所容,一时选人盛称无私,铨政自是一大变矣。”——百官们都不敢以私情打扰孙丕扬,请托之举没了空间,一时间吏部选人被盛赞大公无私,吏政也因此大变。“掣签法”的威力,可谓立竿见影。
“大计”沦为党争工具
明代考核文官的方法叫大计。包括京察和外察两种形式,其中列一等者记名,获得升任外官的优先权。这是一套正规程序,《到任须知》(明代地方官员考核的纲领性文件)里对地方官的政绩有三十一款考核,可谓细致入微。以地方官为例:府州县属官由本级正官初考,正官由本管上级正官初考,并报上级层层覆考,最后还要经按察司官覆考,报吏部考核。
但万历中叶以后,作为组织考核选拔机制的大计渐趋败坏,竟沦为官僚的党争工具。廷臣树党相攻之势日趋严重。这其中齐、楚、浙三党与“宣昆党”攻击“东林”,创“大东、小东”之说,称东宫(皇太子)为“大东”,东林为“小东”。一人稍有异议,即群起而攻逐之,高官非其党不得安于位,大计之权多为他们掌握,顺进逆退,时间长达五十年。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三月,大计京官在即,宣昆、齐、楚、浙诸党扬言说:“欲去叶向高,先去孙丕扬；欲去孙丕扬,先去王国(保定巡抚)、王图兄弟”。叶向高是万历后期内阁首辅,东林党元老。面对党派之争,他前后上奏达百余次,深为宣昆、齐、楚、浙诸党所衔恨。王图是吏部侍郎,陕西耀州人,和陕西富平人吏部尚书孙丕扬是同乡兼同事。他和其兄弟保定巡抚王国在政治上都是亲东林党的。由于叶向高位高权重,一时难以撼动,“宣昆”诸党人故有此说,是谓由易至难,逐个击破。面对如此嚣张气焰,人事部经理孙丕扬绝地反击,将“宣昆”诸党人汤宾尹、顾天埈以及王绍徽等一批人,分别予以罢免、降职或者调外。礼部主事丁元荐也向神宗董事长打报告揭发“宣昆党”党同伐异之阴谋,没想到惹火烧身,浙党首领姚宗文上疏攻击丁元荐,为那些罢退官员鸣冤叫屈,而罢退官员则相继攻击王图及孙丕扬,大叫计典不公,矛头直指文官考核制度。
事实上,在正统的官员选拔机制大计沦为党争工具之时,董事长神宗也是无计可施,烦恼不已。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五月十二日,他告谕吏部、都察院:“年来廷臣纷争,议论混淆。朝廷一再优容,置之不理。近日更加怀私逞忿,沽名妄言,攻击排挤,致大臣不安其位,皆欲就去,杜门不出,甚伤国体。自今以后,务必秉公奉职,勿徇己私,各立门户,结党乱政,互相纷争,颠倒是非,诬诋要誉。否则,必罪不宥。”神宗的告诫指出大计不行,党争横行,导致大臣们多不安心本职工作,个个想着辞职不干或闭门不出,很伤国体。他同时警告,今后再出现各立门户、结党乱政的情况,将严惩不贷!
但是党争的状态并没有就此罢休。由于“掣签法”适用对象多为外官,考察京官还是以大计为准,所以四年后的京察,矛盾再一次爆发。这一年,孙丕扬已不再是人事部经理,新任人事部经理郑继之老迈无能,京察工作被给事中徐绍吉等人取而代之。面对如此软弱涣散的局面,齐、楚、浙三党把持言路,以考评为手段,进一步逐尽东林党人,连退休家居者亦不能幸免——明代正统的文官考核制度至此全面崩溃,唯孙丕扬去位前留下的“掣签法”作为对劣币驱逐良币的一种组织变异反应,勉强起一点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作用。
或许还该再补充一点注脚,让世人看清“掣签法”的顽强生命力。明末,董事长崇祯励精图治,欲废“掣签法”,倡导保举法。但是保举一开,请托重又盛行,以金钱、人情上位的官员们很快成了贪官污吏的后备军。无奈,崇祯再行“掣签法”,规定无论险地和肥缺,官员赴任竹签说了算。由此,“掣签法”的程序公平在大明公司即将清盘的前夜,还为其催生出若干守土之士。如此看来,“掣签法”作为组织选拔制度的最后补丁,到底起了一点稳固系统的作用,虽然这作用聊胜于无。其实,即便到了清代,“掣签法”也未废止。因缺有肥瘦,地有远近,大清公司规定,外省官员分散任用,概由吏部掣签分发各省,以示公平。当然,这是后话了。
□作者介绍
范军,浙江人,年愈不惑。曾为报社记者、杂志主编、影视公司文学策划,出版有《最三国》、《帝国不语对枯棋》、《下一个出局者》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