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中国的大学践行通识教育

　　本人做过关于通识教育的小课题，也曾写文章呼吁中国大学践行通识教育（与田汉族教授合作，该文曾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即使是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内也没有什么效果。下面转载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的文章，原文是《论大学本科教育改革》，原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第32卷第1期， 2011年2月。下面转载的是该文论通识教育部分的节选。本人基本同意钱颖一教授的观点，但严重不同意作者所谓通识课程分三类的做法。原因是我国目前大学通行的政治类课程可以说与通识教育根本就不沾边，不能算作任何意义上的通识教育，作者妥协的做法说是也算作通识教育的一类课程，这是曲解，甚至是误导，是和稀泥的做法。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是自我审查。在钱教授这样的人身上，还需要这种自我审查吗？还需要这种“生存智慧”吗？有关通识教育的其他论述，作者谈得都很好，本人深表赞同。——笔者
 　　三、通识教育的意义
 　　实现上述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途径是“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
 　　首先要纠正对通识教育的不准确理解。通识教育不是为了学生眼前的就业，而是为了学生一生的获益；通识教育既不是为专业教育打基础，也不是为专业教育做补充；通识教育本身是为学生成人这个目的服务。
 　　虽然通识教育有助于专业教育，但是两者是独立的。通识教育本身就有价值，无需通过专业教育才体现其价值。比如艺术审美本身就是最终价值。不管是什么专业，不管将来从事什么工作，也不管将来对社会的贡献如何，通识教育对所有的大学本科生都应该适用。原因是通识教育本身就是以使学生成人为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比如成为专业人才）的手段。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不同，通识教育不是传授毕业后马上有用的知识，它的目的不是为了眼前的就业。通识教育的根本是为学生今后的一生做准备，是为了人格养成，这是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的条件。通识教育会受到来自市场短期利益诱惑的压力，毕竟市场对立即有用的专业技能有很大的需求。
 　　在老清华，校长梅贻琦和教务长潘光旦—直主张“通识教育为主、专业教育为辅”。在1941年清华三十年校庆时，梅贻琦（与潘光旦合作）发表《大学一解》，指出大学教育的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因为通识是“—般生活之准备”，而专识是“特种事业之准备”；从社会需要来看，也是“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在老清华实际实行的教学方案中，各系情况不同，但至少大学一年级都是“通识教育”。当时一些系专业课相对于通识课的比例较高的—个原因是那时的研究生教育还比较缺乏，大学毕业就相当于硕士毕业，需要具备更多的专业知识。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中国的大学全面学习苏联的教育体制，采取的本科教育模式是学生从一进校就分专业，而且是“窄口径”的专业。那时课程体系按照“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来组织，除政治课外没有其他通识教育课程。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后有所改变，主要是专业口径有所放宽，但基本的教育模式没有变化。2000-2001年清华大学第21次教育工作讨论会提出了本科教育是“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虽然这—提法首次把通识教育放到了本科教育的重要位置上，但落脚点仍然是专业教育，通识教育还只是为专业教育“打基础”，而且在执行中，“通识教育”还不够“通”，“宽口径”也仍然很窄。
 　　从2000年至今，十年过去了。十年里中国的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的教育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本科大幅度扩招，研究生教育也迅猛发展。我们应该与时俱进，进一步更新我们的教育理念。考虑到历史的延续与现实的制约，我们主张渐进改革，建议新的本科教育思路从“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先过渡到大学本科教育实行“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这种并重具体体现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识教育为主，三、四年级以专业教育为主。这一新的提法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
 　　通识教育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习惯于教导刚进校的新生要努力“学习”（to learn）并且要正确 “定位”（to orient）。但是这些教导也许是帮倒忙，因为这些刚走出中学校门的新生需要的正是相反的东西。我们中小学的教育方式是应试教育，学生对付考试的办法是文科靠死记硬背，理科靠大量做题。他们进入大学后需要的不是延续、重复、强化中学的方式，而是需要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大学的通识教育可以帮助完成这—转变。大学的通识教育与中学教育的重大不同不在于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而是在于通识教育是—个忘记（to unlearn）、迷惑（to disorient）和再定位（to reorient）的过程。
 　　通识教育是“三位一体”，即融合价值塑造、能力培养、人类核心知识获取为一体的教育体系。这里首先是价值塑造，它包括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公民意识；诚实、诚信、正直、宽容的人格养成；有理想、有抱负、有责任感的人生目标。价值观是人生活的基准、生活的意义、生活的目标，是人的世界观，是人生追求的方向。目前的社会风气浮躁，急功近利，功利主义至上，短期利益驱动，个人、组织、社会的伦理道德风尚都不尽如人意。学生没有远大理想，满足于眼前就业；追逐短期利益，没有做人原则。这些都是价值观方面的问题。虽然我们无法指望大学教育完全塑造价值观，但是通识教育担负着重要的使命。
 　　第二是能力培养。当讨论到“杰出人才”的共同特征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无论是哪个专业（文科、理科、工科、医科或其他学科），无论将来是哪条发展路径（学界、商界、政界或其他各界)，他们都应具备勤奋、韧性、勇气、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等能力，而我们的学生目前特别缺乏的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这三种能力。
 　　首先是好奇心。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好奇心能够在正规的教育体制中幸存是一个奇迹”。几年前，四位诺贝尔奖物理学获奖者来到清华大学理学院与学生座谈。当问及什么是科学家发明最重要的因素时，他们没有选择勤奋、努力或数学基础，而是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好奇心。好奇心是驱动人类发现的原始动力。
 　　其次是想象力。爱因斯坦还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局限于我们已经知道和理解的，而想象力覆盖整个世界，包括那些将会知道和理解的”。凡是重大的创新，无论学术的还是应用的，都是超出了平常人的想象，都是超出了现有的知识局限。
 　　什么是“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是人的思维能力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有两大特征。第一，批判性思维是善于对通常被接受的结论提出疑问和挑战。无条件地接受专家和权威的意见不是批判性思维。第二，批判性思维又是用分析性、创造性、建设性的方式对疑问和挑战提出新解释、做出新判断。所以，批判性思维不是对一切命题都持否定态度。进一步说，批判性思维也不是认为所有命题都同样有道理，它是能够判断哪个更有说服力。一个人即使学会了人类的全部知识，但若没有批判性思维能力，他最多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但还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也不可能是一个有创造能力的人。
 　　谈到批判性思维，我们要正视两个历史包袱。首先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文化既不同于西方文化，也不同于其他东方文化，比如印度文化中有争辩的传统。中国自秦汉以后的文化传统强调服从权威、尊重师长，容易抑制独立思考。中国文化传统中也缺乏以实证和逻辑推理方式做分析性的论证。这些因素都不利于批判性思维的养成。其次是苏联教育思想和体制的影响。苏联教育模式重视班级授课制和课堂教学，强调教材和教师的主导作用，推崇整齐划一的教学标准和教学计划。这种偏向也容易导致片面强调知识的传授，不鼓励甚至压制学生的独立思考。
 　　我们过去总是以为学校就是学生学习知识的地方，而教师的职责就是传授知识。但是，学生到学校不仅仅是要学到新知识，更应该能够提出好问题。而提出一个好问题本身就包含了好奇心（不满足于现成答案，所以才提问题）、想象力（设想多种可能答案）和批判性思维（挑战已有结论）。它们都是关于如何思考，关于思考能力的。我们的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突出地表现为我们的学生不善于提出问题，更不要说提出好问题了。
 　　最后是核心知识的获取。人类知识面很广，通识教育中的知识应该是人类发明中的核心知识。这些核心知识应该既有历史知识也有现代知识，既包括中国的也包括世界的，既涵盖文科也涵盖理科。这与清华的古今贯通、中西融会、文理渗透的传统相一致。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核心知识应该是基础知识，而不是专业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很重要，但是应该在专业教育的部分讲授，主要是在大学的三、四年级和研究生阶段。
 　　通识教育在全世界都很重要，但在目前的中国尤其重要。第一，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存在巨大的扭曲，高考选拔制度下的应试教育已经发展到了极端严重的程度，而且形成了文科靠死记硬背、理科靠大量做题的中国特色的中小学学习方式，并导致学生缺乏独立思维的能力，更没有想象力和好奇心。大学接收的多是这样的学生。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大学第一、二年的通识教育来尽量纠正这种偏失。第二，目前中国大学教育中的专业教育不仅强势，而且专业设置过专过窄。这样的专业教育会让人的思维方式变得更加狭隘。所以只有加大通识教育的力度，才能矫枉过正。从这两方面来看，我们应该在通识教育上下更大的力气。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以学生一生为目的的通识教育不能鼠目寸光，更切忌急功近利。这是特别需要强调的。
 　　四、通识教育的内容
 　　我们建议把通识教育的课程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国家统一要求的政治思想理论课。目前国家统一要求的政治思想理论课共4门，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共14学分。这类课程开设已有多年，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关键是谁来教、如何上。
 　　第二类是“基础技能课”，包括中文、英语和数学三种。它们是技能课，但是基础性的，而非专业性的。也就是说，它们对所有专业都适用，尽管程度根据专业要求有所不同。
 　　中文课程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中文写作水平和沟通能力。写作和沟通能力弱是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共同缺陷。比如，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写不好会议纪要和总结报告。所以在大学开设中文写作课非常必要。事实上，美国的一流大学大都要求本科生修（英文）写作课，有的要求还不止一门（比如MIT）。哈佛的英文写作课（Expository Writing）是本科生唯一的必修课，其他课程均为选修课。
 　　中文写作课不是大学语文课，而是训练中文写作能力的课程。一方面，这门课不是为了培养文学创作写作能力。另一方面，这门课也不是为了培养一般秘书所需要的公文写作能力。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能够写出有逻辑、有观点、有证据的短文、总结、调查报告、备忘录等，阅读对象包括单位管理层、政府部门领导、专业人士和大众。所以，这门课的重点是教会学生思维逻辑和对论点证据的组织，侧重于不同体例的规范，而非文字的华丽。
 　　由于中小学英语教育的改进，目前入学新生的英语水平普遍比过去有所提高。过去的英语教学首先关注阅读，其次是翻译。现在我们对学生的英语要求提高了，要求他们在经过大学学习后能够把英语作为工作语言，能够在毕业后到海外学习和工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在一、二年级突破英语的口语关，即具备自如的听说能力。具体要求是学生应该能够听得懂英语的授课，能够用英语做演示、提问题、做交流。其次是英语写作能力。学生应该能够用英语写电子邮件、短文和报告。
 　　数学一直是中国大学的传统强项，但是也存在一个偏向，即数学过多地侧重计算和求解，而缺乏对定理的证明和对抽象思维能力的训练。对大多数理科、社会科学等学科的学生来说，这样的数学训练是不够的，或者说是不合适的。数学不仅是定量分析的基础，更是训练逻辑思维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工科数学省略定理的证明，显得不够严谨。另一方面，工科数学对文科学生来说可能又显得过于复杂，很多解题技巧其实没有多大用处。所以，数学课程需要进一步改进。要根据学生的不同程度和特点开设出多个课组供学生们选择，特别应该加强定理的证明、抽象思维能力的培养，而减少某些解题技巧的训练。
 　　第三类是“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目前在不少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一个偏差是把通识课程当成简单的开阔眼界的课程，甚至有的成为了娱乐课程。这就是为什么学生反映有的通识课程很“水”。通识课程的另一个偏差是把通识课程当作为专业补充的实用性课程，比如让工科学生学习管理和法律课程就是这种思路的反映。
 　　首先要认识清楚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不应该是什么。第一，它不应该是点缀，比如文学欣赏课。第二，它不应该是给理工科学生增加有用的补充知识，比如实用的法律和管理课。第三，它也不应该是为专业知识打基础的课，比如专业课的导论课。
 　　那么什么课程可以作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呢？在确定具体课程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决定选择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原则。这需要回到我们的本科生培养目标——培养有素养的现代文明人，为杰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通识教育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提供基础性的教育，它是为学生今后的一生而非毕业后立即的生计着想。由此推导出如下三条选择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原则：
 　　第一，这些课必须是改变学生思维方式、观察世界角度的课程，而不是为了立即学以致用的实用课程。因此这些课程的精髓内容应该在20年、40年后还会记得。第二，这些课程必须以成熟学科为基础，必须有深度和系统性。因此这些课程不应是没有系统性的、松散的讲座系列。第三，这些课程必须覆盖足够宽的领域，而不能是很窄的话题，特别是所谓的热点话题。虽然热点话题在大学教育中也需要，但是应在高年级开设或者作为新生研讨课，而不应作为核心课程。
 　　如果用这三条原则来衡量，那么多数的管理类、法律类、工程类的课程就不符合第一条原则，因为它们太实用，也容易很快过时。而系列讲座课程则不符合第二条原则。多数关于当代问题和现实热点问题的课程都不符合第三条原则，因为它们讨论的话题过于狭窄。这些课程都很重要，学生也很需要，但可以在大三、大四或研究生阶段上这些课，而不宜在大一、大二上。
 　　根据这三项原则，我们建议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由如下三类组成：（1）人文学科，其中包括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2）社会科学，其中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法学中的法理学部分。（3）自然科学，其中包括物质科学和生命科学。
 　　国外的大学把这三类细分为若干组，通常在八组左右。比如，哈佛大学要求本科生的八组是审美与解释理解、文化与信仰、道德推理、经验推理、国际社会、世界中的美国、物质科学、生命科学。伯克利加州大学的要求也是八组：美国文化、艺术与文学、历史、哲学与价值、社会与行为科学、国际研究、物质科学、生命科学。两者大同小异。
 　　其实具体的课组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坚持基础性和覆盖面。这两所学校选择的课组的共同点都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性学科，都没有管理、法律或工程、技术等应用学科领域的课程。这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