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谓的教育机会平等的旗帜下，大学扩招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能够进入大学深造。四年的象牙塔生活成就了你，还是耽误了你的青春年华，大学的一纸文凭真正的成为你成功道路的入场券了吗？《纽约时报》近日邀请数名学者探讨这一问题。以自鉴，也以自省。

人们总是将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快速膨胀与大学毕业生惨淡的营生相联系，中国的大学教育至少是不完整的，严重的说，甚至是误导性的。

1998年，中国大学共录取了约100万名大学生，而到了2008年，这一数字已经攀升至600万以上。事实证明，中国在1998年的招生规模是恰当的，而随后的扩招超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

企业吸收了很多大学毕业生，但大多数“知识生产”由科研机构承担，而后者仅需要很少的员工。

中国大学教育的供需问题更多的取决于需求方，尽管国外分析师不断吹捧中国的发展，但中国经济的驱动力仍来源于手工劳动、低成本以及低利润的制造业。

尽管目前中国在以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进行知识生产，但绝大多数的知识生产仍由科研机构以及学术机构承担，而不是企业。知识生产是一个精英化的过程，它只需要极少数的工人。因此，中国无法吸纳如此多的大学毕业生。

大学毕业生的另一条就业出路是政府机构，但中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的官僚机构。鉴于政府目前的规模已如此庞大，它似乎很难再腾出更多的工作岗位。事实上，数以百计，乃至数以千计的大学毕业生正在竞争一个公务员岗位。

中国的公司部门也是吸收大学毕业生的巨大市场。尽管中国在科研上投入大笔资金，但大多数投资都流向政府赞助的科研机构，而不是企业。部分企业不得不同时应对金融、营销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着“秃顶”现象——他们拥有很多工人，但管理人员却很少。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很多中国企业事实上还只停留在工厂阶段，他们得到出口合同以及规格详单，然后便按照要求开始生产。这种企业根本无需自行展开营销及产品开发。

最后，服务业相当于中国经济的阿基里斯之踵。中国的服务业十分弱小，考虑到GDP增速，它的发展相比于印度、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国家十分缓慢。事实上，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使得中国更像中东地区的产油国，而不是一个正常的经济体。

中国企业部门管理方面的落后以及服务业规模狭小的原因十分复杂，但这些私营企业仍不得不面对扭曲的金融监管体制。

在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高校学历的价值似乎也掉得越来越快。这真是相当讽刺。对于许多毕业生来说，在教育和培训上投入成本根本无法收回。为什么？难道中国不需要有知识的工作者？ 

名牌大学享受着丰厚的国家资助，而其余的学校则主要靠自己。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大幅上升了7倍多。现在，每年有接近6百万的毕业生。难道这些具有学历和教育证书的毕业生不应该被嘉奖吗？难道他们应该被视为“像大白菜一样便宜”的人才吗？

问题主要是中国高等教育结构混乱造成的。

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导致了教育体系的等级分化。中国高等教育的等级分化过于严重。在这个等级制度的顶尖，是一小撮国立名牌大学（总共约100所）。这些学校被保护，使其免受扩招的影响。同时，占绝大多数的地方高校（95%左右）却要努力适应扩招政策。

就公共资源来讲，名牌大学享有丰厚的国家资助，获得的更多。而地方高校只能依赖于市场。这意味着，为确保收益，地方高校需要接受更多的学生。

日渐增大的差距必然导致许多高校教育水平下降。特别是新建的私人高校。这些高校严重缺少有经验、能力的合格教学人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就业市场自然出现了分歧。名牌大学和“硬”专业的毕业生——诸如，科学和技术——在需要他们能力和知识的首要就业市场中发现了更多的机会。

地方高校的毕业生，特别是那些“软”专业的毕业生，一般会被挤到更次的就业市场。这里的特征是：低工资、人事变动频繁。

中国大学教育的价值（之三）——高分低能的悖论

中国教育面临着一个尴尬的悖论。一方面，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一份起码比农民工收入要高得多的体面工作。另一方面，即便企业愿意开出更高的薪水，但是他们往往发现找不到合格的员工。

跨国公司在招聘员工时就面临着这一窘境。根据上海美国商会对美国企业的调查，37%的受访企业表示挖掘人才是他们摆在他们面前最大的经营难题。《麦肯锡季刊》的一份调查指出，44%的中国企业高管认为人才短缺是他们实现走出去战略的最大障碍。

我对此的解释是：这是由应试教育环境造成的。

中国曾经创造了用于遴选官员的科举考试制度，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创造，因为它使社会各阶层的人才不论出身背景，都拥有了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因此，通过科举制度，中国得以营造一个巨大的知识分子阶层。但这种制度逐渐变了味，因为它逐渐演化成一种死记硬背孔夫子经典的考试。

科举早已被废除，但它的影响现在以高考的形式仍然在荼毒着当今中国。一场考试就足以决定学生能否进入大学深造以及上什么样的大学。高考具有一考定终身的影响，因而它成为了整个教育交响曲的指挥棒。学生、家长、老师、学校领导乃至地方政府官员都致力于取得一个好成绩。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学生们便被免除了其它任何负担，或者被剥夺了做其它事情的权利，以便让他们能够安心学习取得好成绩。

结果是，中国的大学毕业生通常能够取得很高的成绩，但个人能力很弱。那些擅长升学考试的人特别注重书本知识，但当他们毕业时，他们发现老板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考试成绩。这就是为什么在麦肯锡的另一份调查中发现，仅有不到10%的中国大学毕业生能够胜任在外企的工作。

中国大学教育的价值（之四）——大学体系的等级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学文凭的含金量却越来越低。很多大学毕业生为教育与培训倾注了大量心血，但他们却没能换来回报。原因何在？难道中国不需要知识工作者吗？

在过去1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增长了七倍多，现在它每年能够输出近600万的大学毕业生。难道这些学生不应受益于他们所取得的教育证书，避免被视为仅有白菜价的命运吗？

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失序。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膨胀，中国的教育体系出现了阶层化现象，它渐形成了森严的等级体系，仅有少数精英大学（总计约100所）矗立在这个等级体制的顶端，它们能够避开大学扩招的影响。与此同时，绝大多数（95%左右）地方院校不得不吞下增长的招生规模。

重点大学能够能够享受国家赞助，他们获得了更多社会资源，而地方院校则只能更多的寻求市场力量，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招收更多的学生才能保证他们的收入。

二者之间差距的不断扩大必然导致众多高等院校教育质量的退化，特别是那些新创办的学校以及民办学校，它们普遍面临着教职员工短缺的窘境。

更糟糕的是，很多大学喜欢开设“软”专业，例如会计、商务/公共管理、国际商务以及外语，这些热门课程不需要占用很多资源，因而成为高校扩招的有效的途径。尽管这些专业毕业的学生受到就业市场的亲睐，但学生规模的激增导致市场供需出现失衡。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就业市场的分工化现象油然而生。重点大学以及那些“硬”专业的毕业生（例如科学技术类）在更强调知识及技能的一级就业市场能够获得更好的机会。

地方院校以及那些“软”专业的毕业生更可能被推向具有低工资高强度劳动特点的二级就业市场。

尽管如此，日趋成熟的中国经济将孕育出更多的机会，那些持有大学文凭的人，不管他们的专业如何，都将能从中受益。从长远来看，大多数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将呈增长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