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岳麓书院附件宾馆:陈独秀晚年穷困潦倒之谜

　　陈独秀（1879～1942年），安徽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中共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1929年，因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被开除党籍。1932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囚禁于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狱，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

　　多数人都认为陈独秀晚年经济十分窘迫。但让人不解的是，陈独秀在江津3年多的时间里，既有章世钊、蔡元培等众多新老朋友或多或少不定期的资助，还有其他零碎收入进项。既有这么多钱，日子却如此潦倒，这似乎成了一个难解之谜。

　　杨鹏升等朋友施以援手  屡屡婉拒

　　1940年2月26日，陈独秀给写信前来问候他的病情的杨鹏升复了一函：“顷接行严兄（章世钊）由渝转来十六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只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差足，先生此时想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旬愈不可，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惑无既，辱在行乞，并谢字也不敢出口也……一病十月，未能写作，颇为烦闷。”

　　因杨鹏升在此信中谈到他的几位友好对陈独秀极为仰慕，都想资助他，又恐遭拒绝，故陈独秀又针对此事答道：“曾与编译馆约购一稿可以支取应用，不应以此累及友好，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

　　虽有杨鹏升等朋友施以援手，但陈独秀自尊心极强，宁愿受穷，也不愿接受朋友资助，故而屡屡婉言谢绝。1941年3月23日，他复函杨鹏升问“千元汇票一纸”作何用，因杨函中“未示此款作何用”，意为不敢无功受禄。

　　同年8月6日，又复函杨鹏升无意收到省行“千元兑票”一纸，并告：“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杨鹏升无奈，只得讲究“策略”，此后陈独秀在江津期间所用的稿笺、信封便全由杨鹏升包制包赠，这些信笺和信封上均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字样。

　　陈独秀对杨鹏升的大力资助，可说是既惭愧又感激。他在江津1939年5月至1942年4月5日3年期间，总共给杨鹏升写了40封信，连陈独秀临终前发出的最后一封信，也是给这位平生只见过一面的好朋友。其间，杨鹏升3次接济陈独秀计2300元，托章士钊等人转寄陈独秀亦3次，计2200元。

　　润笔等杂项收入颇多  与穷字无缘

　　重庆薜农山，让陈独秀兼着一个《时事新报》主笔的虚衔，每月铁板钉钉给他寄来160元，北大同学会每月还有300元同样稳定的汇款。有一次迟迟没有收到北大同学会的汇款，陈独秀十分焦急，还给昔日的同事蒋梦麟写信催问。

　　1941年10月4日，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中有这样的句子：“函转某先生赐款六百元，已由省行寄到，既经兄代为接收，何敢言辞？即希代某先生致谢。某先生为谁？尚希示之！”用了别人的钱，连馈赠者的名字也不知道，这让陈独秀十分过意不去。

　　除了以上收入，陈独秀还有虽零零碎碎却颇可观的诸多进项。他所撰文章，也多多少少能为他换回些稿费。年节为人写对联，不少大户人家新房落成，恭请他写匾额，也绝对不会让他白写。他在江津城中的日常生活所需，主要也是由邓仲纯和邓季宣兄弟承担。逢年过节及过生日等，在江津油溪镇做稻米生意的大姐向荣和大姐夫吴欣然，也会给他一些帮助。后来他去了石墙院，房东杨庆余也未收他一文房钱。他在城关镇、白沙镇发表讲演有报酬，以他的名气，以人们对他的敬重程度，想必给少了也不好意思拿出手。他为地方名流们破石题字也有不菲的润笔。

　　更重要的是，国立编译馆为出版他的《小学识字教本》，已先后预付他2万元稿酬，这不啻是一笔巨款……凡此种种，他怎么可能就穷到把柏文蔚赠他的银鼠皮袍也送进当铺去换几个铜钱的地步？

　　按照月支出300元的标准，靠北大同学会与《时事新报》两处月入的460元，他的生活不仅不能算“清贫”、“拮据”、“穷困潦倒”、“晚景凄凉”，而应当是绰绰有余。

　　可以用来佐证陈独秀生活状况不差的证据，有他给台静农的信：“……之瑜若能在聚奎任课，薪金自当由校中决定，他很重礼貌，薪金不甚计较，前在博学，据弟记忆，月不过百元。”

　　这是他为何之瑜写的一封举荐信，虽出于文化人的面子“薪金不甚计较”，但也明确提出何之瑜在原来任教的学校报酬是“月不过百元”。而这“月不过百元”，也就是当时一般公教人员一月的收入了。

　　凡此种种，均能证明陈独秀与穷字无缘。

　　临终前当皮袍  因改书名与陈立夫争执

　　但同样能够有力证明陈独秀“穷困潦倒”的证据也比比皆是。与陈独秀、潘兰珍同住石墙院的郭碧新说：“其实我们都晓得，陈先生是马屎外面光，穷得造孽。潘兰珍每天下午都在厅屋里跟杨家几个婆娘打麻将，瘾大胆子小，输多一点，打出一张牌手都在抖。”

　　陈独秀死后为他装棺的胡品中说：“他又没啥经济来源。有次潘兰珍还托吴国兴进城，把陈先生的一件皮袍子（即柏文蔚将军送陈独秀的银鼠皮袍）拿到当铺里当了几个钱回来买米、抓药。我有心帮帮他，又没得这个能耐，我家里也穷。”

　　既有这么多钱，却又把日子过得来如此之苦，这似乎成了一个难解之谜。算起来陈独秀已经得到不少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呢？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原本对处于穷困潦倒之中的陈独秀也还是给予一定照顾的。如1940年5月13日，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请示国民党教育部，就陈独秀所编《小学识字教本》再预支给陈独秀稿费5000元一事。陈立夫大笔一挥：“前稿已否交来？照发。”此款决定在本年度高等教育救济费中列支。

　　陈独秀还有信表明：“最近寄来之三千元，弟尚未付收据”；“编译馆二百元已寄来，收据附上，请交该馆会计”。此“三千元”，“二百元”，仍是国立编译馆付他的稿费。

　　他的《小学识字教本》，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前后两次批示，预支2万元稿费给他。可后来，为书名二陈却发生争执，相持不下，陈立夫以为如今新学已起，“小学”二字不妥，要陈独秀更改书名后才付印。

　　陈独秀则坚持己见，拒绝了陈立夫的建议，并与仲纯等朋友强调说：“自汉代起即称语言文之学为小学，章太炎也以为小学之名不符，主张改称语言文字学，脱了裤子放屁，何其烦琐也！”

　　接到陈独秀的答复，陈立夫也来气了，你陈独秀不同意更改书名，我就不给你出！

　　穷死石墙院  生前固执有原则

　　陈独秀当时急欲想把国立编译馆当做一个较为稳定的经济来源，每月固定预支他一笔稿费，以后再用文稿相抵。虽然他与编译馆陈可忠也是朋友，但涉及到钱的事，不便开口，便托与陈可忠同在白沙的台静农向陈可忠转陈自己的要求。

　　1940年4月9日，陈独秀致函台静农：“馆中有款，望直寄弟寓……为编译馆编书事或可行，唯馆中可以分月寄稿费，弟不能按月缴稿，馆中倘能信任，弟亦受馆中之钱，必有与钱相当之稿与之，不致骗钱也”。

　　但他与国立编译馆陈可忠的交情毕竟不能和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同日而语，此事终未达成。

　　耗费多年心血的《小学识字教本》被打入冷宫，让陈独秀大动肝火。他是个遇事喜欢走极端的人，索性给为这本书作序的魏建功（魏与家人也住在白沙镇）写信，怒气冲冲地说道：“此书迟迟不能付印，其症结究何在耶？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另谋印行耳！（请问问陈馆长，如有此事，嘱他直言勿隐，以便弟早日筹备退还稿费！）如何，希有以示知！”

　　这不啻是给国立编译馆下的一份最后通牒。

　　至今未有人查到陈独秀是否还国立编译馆2万元预付稿酬的依据，也从未有研究家们提到还这2万元钱的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立编译馆最终未出版他的《小学识字教本》；而另一点则只能揣测，以陈独秀一诺千金、言之必果的个性，他绝对不可能给陈立夫、陈可忠等人留下一个耍赖的印象，“不至骗钱也”，这句话，他早通过台静农带到了陈可忠的耳中。你陈立夫、陈可忠不出我的书，我也决不用你一分钱！这样的事，陈独秀是完全做得出来的。只有为退这2万元他早已花光的预付稿费，他才可能把杨鹏升等诸多朋友，以及北大同学会的赠金不断地往这无底洞里填……直至弄得他最终当掉皮袍，穷死石墙院。

　　当然，这史料尚需史家考证。

　　即使堕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陈独秀也依然保持着他做人的原则。中共叛徒任卓宣汇给他200大洋，他一看汇款人的姓名，立即叫邮差按地址退回；朱家骅曾赠他5000支票一张，他拒之；朱家骅又托张国焘寄去，陈原物寄回；张再托郑学稼寄赠，陈不仅照退不误，并致函郑学稼：“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又特地嘱咐，“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张国焘接信和汇票后悻悻说：“仲甫先生总是如此。”

　　陈独秀生前拒绝了蒋介石的帮助，死后，蒋介石却领衔赠送5000元赠金，陈立夫、朱家骅也积极跟进，各有所赠。这笔钱是由北大同学会与何之瑜经手操办的，也就由不得已躺在黑漆大花板棺中的陈独秀接受不接受了。

　　摘编自石家庄《文史精华》

　　罗学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