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迷彩战术裤:陈独秀晚年受资助数万元为何会穷困潦倒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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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晚年受资助数万元为何会穷困潦倒而死？
2011年05月29日 09:40
来源：文史精华 作者：罗学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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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不至骗钱也”，这句话，他早通过台静农带到了陈可忠的耳中。你陈立夫、陈可忠不出我的书，我也决不用你一分钱！这样的事，陈独秀是完全做得出来的。只有为退这2万元他早已花光的预付稿费，他才可能把杨鹏升等诸多朋友，以及北大同学会的赠金不断地往这无底洞里填……直至弄得他最终当掉皮袍，穷死石墙院。
文章摘自《文史精华》2006年第1期 作者：罗学蓬 原题为《陈独秀晚年穷困潦倒之谜》
一
笔者研究陈独秀晚年生活多年，与所有研究家一样，认为陈独秀晚年经济十分窘迫。但让人大惑不解的是，陈独秀在江津3年多时间里，既有章世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薜农山、包惠僧、段锡鹏、杨鹏升、邓氏叔侄等众多新老朋友或多或少不定期的资助，胡适与赵元任也各赠陈独秀1000元，杨鹏升一人有据可查的便赠陈4500元。其中一位“晋先生”，先后资助陈2200元。“晋先生”究系何人？非但笔者未能查实，连陈独秀在辞世前一月余，即1942年4月5日写给杨鹏升的最后一封信表明，他也同样不认识这位“晋先生”：“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更觉惭惑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除此之外，他还有其他零碎收入进项。
1940年2月26日，陈独秀给写信前来问候他的病情的杨鹏升复了一函，谓：“顷接行严兄（章世钊）由渝转来十六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只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差足，先生此时想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旬愈不可，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惑无既，辱在行乞，并谢字也不敢出口也！”又谓：“一病十月，未能写作，颇为烦闷。”因杨鹏升在此信中谈到他的几位友好对陈独秀极为仰慕，都想资助他，又恐遭拒绝，故陈独秀又针对此事答道：“曾与编译馆约购一稿可以支取应用，不应以此累及友好，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并随信附去一首小诗，诗云：
连朝江上风吹雨，几水城东一夜秋。
烽火故人千里外，敢将诗句写闲愁。
（注：长江流经江津时，呈一“几”字形将县城环绕，形成半岛，故江津别称“几江”、“几水”。）
虽有杨鹏升等朋友施以援手，但陈独秀自尊心极强，宁愿受穷，也不愿接受朋友资助，故而屡屡婉言谢绝。1941年3月23日他复函杨鹏升问“千元汇票一纸”作何用，因杨函中“未示此款作何用”，意为不敢无功受禄。同年8月6日，又复函杨鹏升无意收到省行“千元兑票”一纸，并告：“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杨鹏升无奈，只得讲究“策略”，此后陈独秀在江津期间所用的稿笺、信封便全由杨鹏升包制包赠，这些信笺和信封上均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字样。
陈独秀对杨鹏升的大力资助，可说是既惭愧又感激。他在江津1939年5月至1942年4月5日3年期间，总共给杨鹏升写了40封信，连陈独秀临终前发出的最后一封信，也是给这位平生只见过一面的好朋友的。其间，杨3次接济陈独秀计2300元，托章士钊等人转寄陈独秀亦3次，计2200元。“晋先生”资助2200元，杨鹏升且赠印有“仲甫专用”的稿纸、信封，使陈独秀维持生计外，得以著书立说。
二
重庆薜农山，让陈独秀兼着一个《时事新报》主笔的虚衔，每月铁板钉钉给他寄来160元，北大同学会每月还有300元同样稳定的汇款。有一次迟迟没有收到北大同学会的汇款，陈独秀十分焦急，还给昔日的同事蒋梦麟写信催问。蒋梦麟于陈独秀逝世后，在《新潮》撰文说：“陈独秀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这段话提到了国民党政府“维持”（资助）陈独秀是符合实际情形的。一方面，陈独秀的风骨决定了他拒绝接受蒋介石的资助；另一方面，蒋介石想利用他的影响来反对共产党，所以一直没有放弃拉拢他的念头。蒋介石派戴笠、胡宗南前往白沙镇石珠巢拜望陈独秀，亦可证明此论不谬。
而类似于前面所提到的“晋先生”等古道热肠之辈，也还不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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