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车载监控:欧福钦遍访中国三代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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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福钦遍访中国三代领导人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第43期 作者赵嘉麟)   

    1953年3月,27岁的弗谢沃洛德-奥夫钦尼科夫平生第一次来到中国。这位苏联《真理报》的记者,“不仅见证了许多重大事件,而且还结识了新中国的三代领导人。
毛泽东向他伸出了手
    当时,在新中国首都工作的外国常驻记者总共只有十几人,外国驻华使节也不多。因此,每次在北京饭店9楼举行官方招待会时,所有外国使节和记者都在受邀之列。周恩来为人随和、爱开玩笑。他知道奥夫钦尼科夫精通中文,于是便对这位《真理报》记者说:“你的名字太长了,应当简化一下,不如叫欧福钦——欧洲的欧、幸福的福、钦佩的钦。 ”奥夫钦尼科夫欣然接受。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虽然1956年是中苏十年论战的开始之年,但两国间兄弟般的友好关系尚未恶化。
    欧福钦回忆,在会议最后一天,毛主席意外来到了外国记者工作室。他问:“哪位是《真理报》记者? ”
    欧回答:“我就是。 ”毛主席向他伸出了柔软的大手,说道:“辛苦了,辛苦了!报道得很好! ”
    随戈尔巴乔夫会晤邓小平
    1959年,欧福钦结束在中国的7年任期后回国。进入80年代后,中苏关系逐渐解冻。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访华。苏联代表团成员名单中,欧福钦的名字赫然在列。这一次,他的身份是负责参与起草相关文件的专家。
    此次访问的重头戏当然是85岁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与58岁的戈尔巴乔夫举行的高级会晤。邓小平为这次会晤确立了主题——“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欧福钦回忆,他参加了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的会晤,但“我们没有被请出去,我只听到戈尔巴乔夫对邓小平说:‘我们应当用推土机把这个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然后所有改革才能够进行下去,否则所有一切都将掉进沙堆里’”。
    对此,邓小平回答道:“现在我们和您正行驶在一条乡间土路,也就是计划经济。它是坑坑洼洼的,但已经被车轧平了。而右边有一条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场经济。我们需要从现在这条路转向那条路。为了能够转过去,必须牢牢掌握方向盘,而您建议去掉方向控制!那么,您怎么将汽车从这条道路转向另外一条呢? ”
三次采访江泽民
    让欧福钦津津乐道的,还有他与江泽民的三次见面。 1956年,新中国正热火朝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长春一汽是“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重要建设项目之一。当年7月,该厂建成并试制成功第一批国产载重汽车——“解放牌”。
    欧福钦到一汽后,厂方向他推荐了几名年轻人接受采访,其中就包括曾在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实习的江泽民。欧福钦和江泽民同岁,两人很谈得来。不过,由于欧福钦在撰写稿件时将笔墨都用在描述第一辆“解放牌”如何装配上,因此没有提到接受了采访的那位中国工程师。
    欧福钦回忆道,当1990年自己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再次见面后,江泽民打趣地说:“太遗憾了,我当时和您谈了整整一个小时,但您没用我的一句话。”欧福钦马上解释其中缘由。
    于是,江泽民就把自己就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机会,给了老相识欧福钦。
    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年逾七旬的欧福钦成为采访此次活动最年长的记者。
    这次,欧福钦和江泽民单独谈了37分钟。江泽民说:“我们倒过来做个采访,我问您答。”欧福钦告诉记者,江泽民感兴趣的话题是,苏联体系是怎么崩溃的,怎么就一下子垮掉了,中国共产党要从中吸取哪些教训。
    欧福钦的回答是:“遗憾的是,我们(苏联)的共产党没有教育人民要有公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就是说,每个人自身就应该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者。虽然我们都 (参加选举)投票,但决定是上层做出的,而不是我们。这就产生了负面作用。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第43期 作者赵嘉麟)怀旧 (2011-7-27 21:37:03)欧福钦和江泽民单独谈了37分钟。江泽民说:“我们倒过来做个采访,我问您答。”欧福钦告诉记者,江泽民感兴趣的话题是,苏联体系是怎么崩溃的,怎么就一下子垮掉了,中国共产党要从中吸取哪些教训。
    欧福钦的回答是:“遗憾的是,我们(苏联)的共产党没有教育人民要有公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就是说,每个人自身就应该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者。虽然我们都 (参加选举)投票,但决定是上层做出的,而不是我们。这就产生了负面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