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市旅游局局长:被改变的我们的故乡

[导读]我们都回不去了，在时间里和空间里都正在被揉碎的故乡。那些等雨的麦子，留在村里的妹妹，年迈的双亲，天地里长出的房子，这些故乡具象的元素，在改变。
转播到腾讯微博
 
我们都回不去了，在时间里和空间里都正在被揉碎的故乡。那些等雨的麦子，留在村里的妹妹，年迈的双亲，天地里长出的房子，这些故乡具象的元素，在改变。
封面插画：被喻为“梵高奶奶”的常秀峰老太太画作《老房子》。她的家乡是河南方城县拐河镇杨家庄村江家村民小组，那里属于伏牛山区，是秦岭山脉的余脉。
又是一年。去岁，我们年轻的记者在纸上写道：“山川依旧，故乡的消息仍在流传。”
今年，还是我们年轻的记者，写出的却是：“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被改变。”
可是，你还是要想起她，以后仍然如此，就如去岁，我们在这里写道：
“你总是想起她，点点甜蜜，淡淡哀伤；你总是在守望她，故乡的消息穿过北方的冰冷，南方的潮湿，有时是一声春雷，有时是暮秋的一片晚霞。”
 
等雨的麦子，等雨的村庄
转播到腾讯微博
 
南河池村东头的干渴麦田，其实这些地距离扒淤河只有几十米的距离。 本版摄影：南都记者 孙旭阳
转播到腾讯微博
 
扒淤河在冬旱中萎缩，剩下少得可怜的河水。但村中肯出力气去浇地的人家更少。
转播到腾讯微博
 
麦地干渴，绿色的麦苗日见稀疏。
河南邓州南河池村
南河池村的一千多亩小麦，浇过水的连10亩都不到。举目望去，小麦地就像一张枯黄的地毯，绿色的麦苗日见稀疏。
放在20年前，这场干旱一定会引起无数村庄的恐慌。但现在，时代变了，种庄稼的老把式们即使还有点力气，也懒得扯起水管去浇地。
村委会主任说，种地不赚钱甚至赔钱，已经是村里的共识。
当大年夜的鞭炮声响起时，这里已经有120多天滴雨未降。
对那些一年回一次家的年轻人来说，旱就旱呗，等过完这个年，他们涌进南下北上的交通工具，一走了之，眼不见心就不烦了。
和两年前的旱灾一样，这个冬天里，即使麦地里旱得跟火烤过一样，人们还是在观望等待，观望邻居，等待雨雪。
南河池村唯一一口使用辘轳的大井，位于村子中央的村村通公路边，据说是40多年前，生产队为了抗旱而掏的。现在，它被旁边小卖部的主人安上了盖子，变成了一口手动压水的井。抗旱的传说已太遥远。过年的几天，每次我路过这口井，与其隔着一条路的空地上，总有一群人在赌钱。我熟悉的几个人，轮番坐庄，他们在桌面上转动两个硬币，然后用塑料小碗猛一扣，十几名赌客就开始押钱，猜碟子内的硬币朝向是否一致。钱押好后，庄家一揭小碗，赌客们或忙收钱，或干瞪眼。
这个简易赌场数十米外，便是麦地。麦地与麦地无限次接壤，接成了全国首批确定的商品粮基地之一———河南南阳邓州市。在河南粮食产量超10亿斤的50多个县市中，邓州名列20多位。南河池村所在的十林镇，是邓州市的产量大镇，位于该市最西北的角落。当大年夜的鞭炮响起时，这里已经有120多天滴雨未降。南河池村的一千多亩小麦，浇过水的连10亩都不到。举目望去，小麦地就像一张枯黄的地毯，绿色的麦苗日见稀疏。
放在20年前，这场干旱一定会引起无数村庄的恐慌。但现在，时代变了，种庄稼的老把式们即使还有点力气，也懒得扯起水管去浇地。对那些一年回一次家的年轻人来说，旱就旱呗，等过完这个年，他们涌进南下北上的交通工具，一走了之，眼不见心就不烦了。
唯一指望的，就是老天下一场雨，或者雪。
赌场故事才是村里的头条
2008年和2009年之交，河南冬旱，被媒体称为几十年一遇。麦收后，河南各地官方都表示该地一如既往地“增产”。两年前，河南大多数地区连续三个月无有效降水，这次比两年前更加严重。在邓州市，小麦自播种后，120多天无丝毫降水。
幸亏，现在的小麦品种都较之前抗旱。旷日持久的干旱中，麦苗倔强地拱出地面，又倔强地绿着，和它们的主人们一起等待雨雪。不断有麦苗枯黄，与土地一色，又归于土地。南河池村所在，是南阳盆地典型的丘陵地貌，有坡地，有平地，坡地存不住墒，麦苗干枯就多，平地墒情好些，麦苗就死得少一点。这样的对比，只是目测，没有人真正去数数麦苗干枯的比率，一切只有等到麦收后才见分晓。
在大集体时代，河池村曾修过一些排灌站和水渠，在上世纪80年代，这些设施或被拆毁取砖，或被偷去卖废铁。现在，河池村唯一称得上水利设施的，就是扒淤河上的那道河坝，将上游来水截留，成了一口200多亩的水塘。河坝修建于50多年前，由河池村的男女老少一筐筐运土垫成。扒淤河是与其平行的湍河的一条支流，湍河最后则流入汉江。
20多年来，河坝一直被村委会租给私人养鱼，在少数的几个年份，人们到河头抽水抗旱。因为离河坝比较远，占河池村1/5人口的南河池村，几乎没有地块可以从河坝抽水浇。冬天里，在河坝下游的小河沟里，还有少量的存水，南河池有不到1/5的地，可以从小河沟里汲水。这点水少得可怜，如果有20台以上的水泵伸入河沟，不到一天，河沟就会见底。
除此，没有机井，没有灌渠。人们用来抗旱的所有工具，就是柴油机、水泵和水管。
截至春节，从扒淤河的小河沟里抽水浇过的，南河池只有两三户人家的不到10亩麦地。小河沟里还有水，不过没人去问津。最常见的说法是，“急恁狠干啥？种地又赚不住几个钱。”事实上，如果自备柴油机和水泵，沿河沟浇一亩麦地的成本，也就是20多块，仅仅是十林街上的超市中，一包最贵的帝豪烟的价钱。
在这个春节，南河池村中，最吸引眼球的新闻，不是旱灾，而是一个在北京做包工头的村民，一个下午的功夫，就在赌桌上输了2.5万元。据说，腊月二十七那天午饭，他喝醉后，被几个赌友喊去，迷迷糊糊之中，输完了身上的现金，又开始借钱，接着赌，直到被人送回家里。
除了参赌者，赌博给村民也带来了不少乐趣。今晚赌场上的故事，第二天上午就会成为村庄的谈资。谁赌风硬朗，谁手气好，谁赢得多，谁输得少……这也是过年时才有的胜景。平日里，留守的赌徒们兴致也不低，但囊中羞涩，让他们的故事很难成为传说。
“风气坏了。”多个老者都这样说。他们从旧时代过来，多半个世纪里，村庄钦佩的美德都是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现在变了。谁能挣更多的钱，谁就是人群的偶像。赌徒被人看不起，往往不是因为他赌，而是他没钱还要赌。
二贵就是这类赌徒的典型。他每次只是5块10块地下注，赌瘾却很大，往大路边的赌场里一站，谁都喊不回家。他有3个孩子，最小的还不足周岁，这让他无法出门。在村子里，他唯一的娱乐就是赌钱。这让他和祖上的一切都切割起来。爷爷奶奶年近八旬，还照常上地干活。更早的，他的姥爷，13岁就开始赶大马车，30多岁累得掉光所有牙齿，最后在1960年代饿死。
鞭炮声中，南河池村跨入了农历辛卯年。在村东头的麦地里，有人放飞了两盏孔明灯，两个亮点在微微的寒风中扶摇直上，消失在夜空的远方。孔明灯在当地颇为少见，小贩给它起了一个更好听的名字，“许愿灯”。两盏“许愿灯”的灯罩上，都印着四个字———“恭喜发财”。
“发财”，是当地春联中最常见的一个词。几百年来，人们大年三十贴春联时，都会给牛圈贴张小签，“六畜兴旺”，粮仓上贴“五谷丰登”。现在，这些小签和粮仓、猪圈都一起消失了。
种地“既不经济也不光彩”
大年初七的上午，下了一场小雨，还没有把地面下湿就停了。母亲望着村外的麦田叹气，58岁的她相信一个说法：粮食是老天爷赐给百姓们活命的，庄稼都是受上天眷顾的“神苗”，即使受旱涝的亏，也不会全死光。
130多天一直旱的现实，动摇了她的信仰。“要是今年连麦种都收不回来，谁以后还敢种地？”老农民一般都没有城市人对粮食问题的乐观，“没人种地产粮食，你拿钱都买不来，吃啥呢？”
我家共有15亩地，又租了一个本家的5亩地，共20亩地，让留守在家的我弟弟耕种。在南河池村，一亩地一年的租价在180元左右。2005年取消农业税之前，很多人出租土地，只需要种地户帮助缴纳农业税。2005年后两三年，粮价不是太高的时候，一亩地租价只有100元出头。这点钱很少，几乎只具有象征意义，象征原主人的土地使用权。
这里的土地一年两季，冬播小麦，夏耕玉米。180元的地价，使得冬小麦的收益微乎其微。据《半月谈》报道，2010年河南农民种植小麦的亩均收益仅为232元。取此平均数，减去180元，只剩下52元，这还不包括我弟弟的劳动成本。他想赚钱，唯有着眼于夏季的玉米。去年，玉米丰收，一亩地平均收获上千斤，可卖上千元。减去40元的种子、90元的化肥、35元的旋耕费、20元的灭草剂，净落800元左右。
水利设施的缺位，使得上述这点收益，必须指望老天爷风调雨顺。南河池的耕地分两种，一种是平地，一种是坡地。平地墒情好，容易窝水，遇到旱灾可以抗一阵子，但夏天雨水太多的话，容易泡坏玉米的根系，造成减产；坡地墒情差，存不住雨水，夏天不容易受涝，但一遇旱灾，小麦和玉米都更容易干枯。
然而，事实上，很难遇到一个冬夏雨水都刚刚合适的年份。于是，收成的好坏，几乎全部由上天决定。
和其他留村的青壮年一样，弟弟也感到窝囊。前几年，他辗转珠三角的几个城市，月收入都在两千元以上。他有焊工证、驾驶证，还会踩针车、做鞋样，现在却窝在家里扒土坷垃，挣一点时有时无的钱。
在南河池，一名青壮年外出打工，即使只有小学文凭，在建筑队当小工，一个月的净收入也会超过2000元，这是最次的工种。还有在南方鞋厂玩具厂，或青岛的电镀厂做了技术骨干的，月工资三五千元的并不少见。
如果留在老家种地，按三口人9亩地算，一对夫妇一年最多能挣到一万元出头，还没有两个人打工半年挣的多。何况，打工的劳动强度低，也比较省心，没有种地劳累和焦灼。
邓州共有153万人口，其中常年在外务工者45万人，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是“打工村”和“空心村”。南河池就是一个典型，这个自然村不到600人，有将近200人外出。人均3亩地，大多由老弱病残耕种。我家所在的10组，是南河池4个村民小组中人口最多的。将近200人中，只有5个年龄在20岁到40岁之间的男子留村：一人因为做生意，其余4人因为超生走不开。
村委会主任说，种地不赚钱甚至赔钱，已经是村里的共识。早些年，村里劳力充足的时候，会在夏季栽种辣椒和烟叶等经济作物。近几年来，经济作物的比例锐减，人们都选择了玉米这样很好打理的粮食作物。
人们对经济作物的抛弃，除了人力不足，还因为经济作物不像粮食一样有保护收购价，这使得价格波动很大。以辣椒为例，一年之中，价格往往会在每斤2元多到十几元之间晃荡，农民囤也不是卖也不是，往往会对种植丧失信心。同样受害的，还有那些走乡串户的小贩，十几年前，乡间常有贩辣椒者赚大钱的传说，现在，贩辣椒的人改行的改行，出门的出门，剩下的几个，只有等辣椒价格狂跌的时候，才会重新拎起秤杆。
种地，在南河池村成了一种既不经济，也不光彩的行为。老弱病残可以拿生理弱势为自己开脱，年轻人要常年窝在家里，很可能连个媳妇都找不到。女方家里会问：他是不是没本事？要不，干吗不出门？
故乡，对年轻人来说，成了春节度假的一个去处。他们穿着真名牌假名牌的衣服，拿着有牌子没牌子的山寨机，回到老家，与亲朋好友们互比收入。
打工者“出息”，老把式没落
据说河池村方圆百十里，都是明朝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搬过来的移民。几百年来，这里沿袭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里招待客人，女人和小孩是不允许上饭桌吃饭的。
打工风的兴起，使得男女都开始“主外”。老规矩次第被打破：女人和小孩们开始上桌，从一定意义来说，他们已经成为这个家的客人。未婚同居开始流行，并得到双方父母的容忍。“闪婚”也越来越不稀奇，只要能在返乡的一个月内组成家庭，父母们已经没耐心做更多的考察和计较。
年前腊月里，22岁的孙良在5天内完成从相亲到结婚的全部流程，没人感到奇怪，甚至还有人羡慕他那么快就搞定了媳妇。更快的传说来自邻村：一户人家上午相亲拍板后，下午就趁着腊月集到街上买菜，第二天就开始办婚事。为了更好地生存繁衍，一切都在变动和简化，以适应这个年代。
30年前，一个小伙子家里劳力多，父亲会种地，母亲善节约，就会在相亲中占据优势。现在，相亲中最吃香的，是那些与土地距离最远的人，最好是掌握一门技术，可以一辈子不用种地。为了证明自己的这种能力，小伙子家至少要有一院十来万元的平房。这套房，显然无法从土地中刨出。不想打光棍，那就先去打工吧。
从5年前起，孙良就在青岛一家电镀厂打工，至今技术娴熟，月工资已接近5000元。他是南河池比较出息的打工者，这让他得以“闪婚”，成为尚未婚配的年轻人的榜样。
孙良年过七旬的爷爷壮年时，是村里种地的好把式。他养一头高大的黄牛，麦收时，这头黄牛独自拉一辆胶轮大车，满载着金灿灿的麦子，兴冲冲地从地里奔往晒谷场。孙良爷爷把猪皮鞭子挥得“啪啪”响，遇到小架子车时，他总是大吼“让开！让开！”
从十来年前起，胶轮大车就退休了，更快更有劲的手扶拖拉机取代了它。孙良爷爷赶了一辈子车练就的本领，也被历史淘汰。他试着去学开拖拉机，一次翻到沟里，就放弃了。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在家中也不再说一不二。拖拉机改变了村庄的权力结构，老把式开始让位于操作拖拉机的下一代，还有连拖拉机都不摸的孙子辈。
跟孙良爷爷一起的另一个老把式，也曾有一辆胶轮大车。年内腊月里，这个老把式卖了这辈子养的最后一头黄牛，得款7000多元，交给了大儿子。那头牛是南河池最后几头黄牛之一。
临过年，他想招待一个多年的好友，就让大儿媳做桌菜，结果惹恼了儿子，照着他的光头就抡起了椅子，打得他卧床不起。就在前年的大年夜，他92岁的母亲在生火烤火时，引燃了门口的柴垛，因为她独居，呼救无人，最后被烧死了。
两天后，我和父亲去探望。本家的这个老把式眼眶通红，跟我父亲说，“这人真是韭菜，一茬接一茬，我们都不中用了……”
这个家庭的故事或许过于极端，不过种地老把式家庭地位的没落，却是常态。在这个春节里，最为旱灾操心的，也就这些曾以会种地获得光荣的老把式们。而在年轻人看来，只要家里有去年的存粮，今年小麦就是旱光死完也无所谓。
拉水泵浇地，算得上拖拉机时代，南河池最重的体力活了。想要浇地，要么等年轻人出力，要么大家组织起来搭帮浇。和两年前的旱灾一样，这个冬天里，即使麦地里旱得跟火烤过一样，人们还是在观望等待，观望邻居，等待雨雪。
村里来了抗旱工作组
正月初八，河池村来了抗旱工作组，组员三人，两人为邓州市房管局的干部，一人为镇政府工作人员。据南阳网报道，新年上班后，邓州市召开抗旱保麦紧急动员会议，“会议要求全市上下务必将抗旱浇麦工作作为当前首要任务来抓，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全力以赴抗旱浇麦”。
会后，该市抽调了1800名干部，组成600个工作组，下到各村督导抗旱。河池村的这个工作组，便是600个小组之一。工作组面对的，是一二百万亩受旱的麦田，其中30亩属于严重干旱。在前年的大旱中，其中有4万亩绝收。
邓州市粮食系统一位干部称，近年来随着停收农业税，农村人口的外流，农民种粮保苗的积极性已大不如以往，所以政府的引导就显得尤为重要。数据显示，2007、2008和2009年三年，邓州市粮食生产常年占用耕地分别为155 .4、156.9和158.1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比率分别为63 .7%、64 .3%和64.7%。粮食面积的稳定，使得灌溉显得更加重要。在2009年几十年未遇的春季大旱中，邓州市引水3亿m 3，累计浇地254万亩次。
但在河池村，浇灌渠系无配套，基本没有井灌体系的地方，粮食生产大受影响。至少在南河池，村民们反映当年小麦普遍减产1/3到1/2之间。
村集体也显得无能为力。河池村15个村民小组，有7个常年没有组长。一位村干部说，村委会一没钱二没威信，无法组织村民抗旱，至于打机井修灌渠，更是“远得没有边儿的事”。
去年，当地小麦收购价达到0.94元/斤，而打一口机井至少需要一万多元。河池村村委会主任认为，在目前农户分散经营、分散地块的情况下，除非官方拨款，否则水利设施将永远无法建设。“我打一口机花几万块，就浇几亩地，不划算。问别人收费，谁会给我？”
官方数据则显示，邓州市种粮百亩以上的大户只有100人左右，少数达到5000亩以上，平均粮食单产高出一般农户5%~10%不等。而在河池村，没有一个这样的种粮大户。人们提到土地，最先想到的，就是一亩一年80块钱的补贴。没人喜欢种地。
过完初三，年轻人陆续离开了村子。大路边的赌场，已渐渐散了。孙良带着他的媳妇去了青岛，我弟弟则和村里的老弱病残，继续守着干渴的黄土，等待雨雪，等待电视新闻中的抗旱补贴。
前年，南河池村民们就领到了上级的抗旱补贴，一亩地8块钱。
农民老爸退休记
转播到腾讯微博
 
医疗和养老两大后顾之忧都基本解决，农民老爸也终于可以“退休”了。南都记者张国栋 摄
湖北秭归陈家冲村
我这才知道，除了合作医疗报销6000余元外，父亲另外还得到1000多元的大病救助，不过今年这一标准提高到一万元。
65岁的老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农民，沟壑密布的脸庞铁一样黝黑，老树皮一样的双手，留下在田间地头勤扒苦做饱受风吹日晒的标记。
不过从今年1月起，农民父亲也拿起了“退休金”，告别一辈子的劳作。
这不是我这个在深圳工作的儿子的功劳。父母卖掉了百年老宅，用这笔钱买了一份养老保险，再加上五年前实施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反倒替我解决了父母医疗和养老两大后顾之忧。
家里来了房产经纪人
父亲其实非常舍不得那个百年老宅。
老宅是一连排八间房屋，住着五户人家，我家占据其中一间，屋顶非常高，有两层阁楼。听父亲说，这本是当地一个韩姓地主的宅院，解放后打倒地主分田地，外公分得了一间，上面“农业学大寨”字样依稀可辨。另外，外公还分到十亩山林，三亩土地、数亩茶园。
父亲从部队退伍后，从邻乡入赘，靠着这些山林田地，养大了两个姐姐和我，还从里面刨出我上大学所需的几万元学费及开销。
我这个家庭里唯一的儿子到深圳工作后，日渐衰老的父母的养老问题成为家庭会议经常探讨的主题。
我曾经尝试让父母随我到深圳生活，但城里陌生的环境，淡漠的人际关系，躁动的气息，让熟悉的乡下宁静安详的父母过得非常不自在，他们仍然坚持回到那片熟悉的田园，照常春起播种，秋来收获。
因为三峡大坝建设，家乡湖北秭归变化日新月异，离秭归新县城不过十五分钟车程的地缘优势，也让我家所在陈家冲村的农民日渐富足，嫁在同村的二姐，花费十六万余元，盖起一栋三层半的小洋楼。
二姐实际替我承担更多照顾父母的责任。二姐家不过三口人，楼盖三层半，其中一层就是为父亲所盖，想的就是有一天父母老得不能再到田地劳动，随他们一起生活，也好有个照应。
2008年春，这栋洋楼建成入住后，家庭会议的基调是希望父母卖掉老宅，退掉山林田地，到二姐家养老，所需生活费由我支付。父母一直犹豫不决，一是觉得自己依然可以劳动，不想放弃田园收入，二是不希望就此吃闲饭，成为儿女的负担。
这时，一个八竿子打得着的亲戚频繁地来家里串门，他是一个农村房产经纪人，虽然在城市里，房产经纪频繁的骚扰电话让人不胜其烦，但在信息并不畅通的农村，房产经纪人颇为吃香。
这个我称呼为舅舅的经纪人带来一个好消息，说他有个远房亲戚因电站建设移民，希望住得离县城更近，实地考察几家房屋后，对我家有山林田园的老宅非常感兴趣。
经过四轮谈判，双方议定以35800元成交，其中800元是经纪人的佣金。
2009年6月的一天，双方正式完成产权交割，父母搬进了二姐家的小洋楼。当晚，父亲在与我通话中，没有即将开始新生活的欣喜，反为告别多年习惯的家园和劳作而不舍、忧伤。
30元换来6000元
即使是住进二姐家，无地可种，父亲仍习惯要干点什么，否则浑身不舒服，终也因此惹祸。
2009年10月的一个周末，我接到家里电话，父亲在背柴时，被一段木柴弹出田埂，摔得背上一块骨头骨折，需要动大手术，仅植入钢板手术就花费了九千余元，我拿出1.3万元，当时还担心这笔钱根本不够。
半个月后，父亲出院，告诉我还剩下好几千元，我大吃一惊，细问才得知，父亲在2006年起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每年交30元钱后，大病住院可享60%的报销，父亲的治疗总共花费1.1万元，合作医疗报销了6000余元。
秭归县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说，自2006年起，秭归县成为全国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试点县，起初每
人每年交10元钱，后增至每年30元，即可享受大病医疗六成左右报销，另外每次门诊可享受7元以内的报销额度。
在陈家冲村当村干部的二姐也说，她们起初上门代收保费时，许多村民还不太接受保险概念，也有些自认为体格强健，不用“白交这个冤枉钱”，她们多次召开政策宣讲会推介，征收并不顺利。
随着有些重病村民享受到大病报销回馈，农民的积极性开始提高，我所在的村征收率达到97%以上，已超过秭归县要求的95%以上标准。
陈家冲村党支书、村主任傅先玉还讲了这个一个典型例子：有个谭姓村民原是她的小学老师，她曾四次到他家中做工作，但父子俩仍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愿意交，最后只得作罢，仅三个月后，谭的儿子在帮人拆房时摔下来受重伤，花费了数千元，谭此时才后悔未参保，次年再开征收会时，他第一个冲上来交钱。
我的邻居也是一例：他一家四口，也认为自己身体不错不肯参保，但几个月后，其妻发现患子宫癌，前后花费两万余元，正在邻居后悔未参保时，他的姐夫、也是村小组长告诉他，已经为其垫付保险，他们因此意外享受到一万余元报销。
村支书傅先玉还告诉我，参保后，除了正常报销后，大病达到标准还有机会享受到大病救助政策，即大病医疗花费在5000以上，在扣除5000元的基本金之后，多出的部分也可得到救助。
我这才知道，除了合作医疗报销6000余元外，父亲另外还得到1000多元的大病救助，不过今年这一标准提高到一万元，如果搁在今年，父亲就不具救助资格。
这些可以看得到的回报也让合作医疗这种模式全面推开。秭归县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参合农民30.2万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95.5%，全县96.7万人次得到合作医疗补偿4713.9万元，个人最高补偿达到4万元，家庭最高补偿近8万元。
父母领到了“退休金”
医疗问题的解决已去掉我最大的心头之患，意外的是，连父母这样的农民退休问题，在秭归也逐步解决。
父母已年逾六旬，商业保险已不可能被接纳，他们随二姐居住后，我本计划好，每月支付500元的基本生活费，逢年过节再给些钱，在乡下生活应基本足够。
不过没等我这个儿子实施养老计划，养老政策开始惠及农村。2010年3月，我接到大姐电话，称秭归正在推行新农村合作养老保险，对于部分特殊农村人员，可参照企业超龄人员标准，一次性交纳37800元，从2011年1月起，每月可领取470余元“退休金”。
起初我以为是骗子公司在骗钱，还严厉要求大姐不要相信，但大姐详细了解后才得知，是秭归当地针对农村里的清退代课老师、乡镇集体企业下岗职工等七类特殊人员，由秭归当地政府组织参保，比照城镇退休人员待遇享受保险。
母亲曾在集体企业工作，后来被清退，因而也具参保资格，于是父母将出售老宅的35000元拿出，再添上2000余元的积蓄，买了这份保险，从今年1月起，母亲的银行账户就开始收到这笔“退休金”。
父亲不属于这类特殊人员，但也有意外之喜。自2010年10月起，他们这些农村60岁以上老人，每个月可领取到55元的“退休金”，纯属政府“白给”，自己不需要出一分钱。村支书傅先玉也半开玩笑地说，以前政府要农民交钱，现在不仅不收“皇粮国税”，还反给农民发钱，甚至六旬以上农民死亡后，还可领取800元丧葬费。
秭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主任胡毅成向我介绍说，2010年10月，秭归县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全国第二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县。
这一试点直接受惠是，截至2010年底，像父亲这样整个秭归县48052名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可领到55元的基础养老金，所需的每个月200余万元全由中央财政保障划拨。
因母亲已享受上述社会保险，她不能再享受这笔55元退休金，但两个老人每月加起来可领520余元，在农村生活已足够。
试点内容还包括，除了六旬以上老人，像二姐这样的年轻人，可参加标准在100-1500元/年不等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二姐和姐夫参加100元/年的档次，这样到60岁，他们每人每月可领60余元的“退休金”，如果交1500元/年，届时每月可领200余元。
胡毅成主任介绍说，秭归县符合参保条件的有22万余人，启动“新农保”之后，截至2010年12月底，参保人数已达19万余人，参保率达88%以上。
当然，这只是一份基础养老金，每月几十元的“退休金”只是让农民老有所依，仍不能完全满足农民“退休”生活所需。胡毅成主任也说，农保只是社会保险中的最低档次，政府还鼓励农民自行参加其他类商业保险，形成多层面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从传统的“养儿防老”的道德体系，转向制度养老。
“养老防老也有风险，万一儿子不肖或者不成器没有能力咋办？社会保险有政府作为后盾，才更有保险。”胡毅成说。
医疗和养老两大问题都解决了，我心里的石头落地，但要让当了一辈子农民的父母真正“退休”却并不容易。
在卖掉老宅后，父亲仍在承包经营权中留下的一块茶园和一片菜地，这个春天过后，又是嫩芽初上时，一直到10月，父亲又要弓着他受伤的老腰，在茶园里忙碌，“好歹有四五百元的收入呀”。
妹妹的爱情
转播到腾讯微博
 
妹妹的手机里只有小宝发来的短信，她开始珍藏属于自己的小秘密。南都记者刘伟摄
辽宁省大连市安波镇
在我模糊的印象里，妹妹还是个从不说话的小丫头，而现在，她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终于成为一次相亲事件的主角，只是沉默依旧。
24年里，始终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妹妹，没有人能读懂她的心思，对于即将到来的婚姻，所有的人也都没有把握。唯一庆幸的是，奇妙的爱情终于带来了一丝光亮。
在过去的一年里，一共有7次上门提亲的机缘。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山村，找媳妇成为贫穷衍生的另一道难题，妹妹也在此背景之下获得青睐。
被认可的他
正月初四这一天，姑姑家迎来一位特殊的客人。
他是如此重要，以致一向离群索居的姑姑几乎动员了所有的至亲聚集，从而形成规模可观的家庭大聚会，给这个埋在大山深处的东北小山村带来不少生机。这其中，也包括十几年没有出现过的我。
诚实，憨厚———他给所有人都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尽管母亲早逝，他与父亲依然拥有殷实的家底。事情发展到这里，结果也就基本可以预见。在今年的某一个吉日里，他将再一次盛装出现在这里，迎娶我那24岁的妹妹，作为他的新娘。
在我模糊的印象里，妹妹还是个从不说话的小丫头。但是现在，她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并最终成为此次相亲事件的主角。只是她沉默依旧，虽然微笑地迎接他的到来，但更多时候，仍然躲在人群背后。
在过去的24年里，没有人可以揣测到妹妹的心思，现在亦是如此。她可能“从未长大过”，生理的逐渐成熟，无法掩饰智力的缺失。
姑姑说，对于妹妹的婚姻，没有人有把握。而妹妹关于爱情的所有认知，均来自那些人为设计好的电视剧桥段，“是不是懂得婚姻的意义，没有人知道。”
但是，毕竟父母逐年老去，妹妹不能永远退守在亲情里。巨大的家庭聚会，也就成了一个严格的审查小组。在长辈的面前，他谨慎地回答着诸如年龄、技能以及生活习性等看似散漫的提问，用以衡量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丈夫。
小心翼翼隐藏在每个人的心里，除了妹妹。所有的家人都明白，一个不称职的丈夫宁愿缺失，妹妹需要的是一个隐忍耐心兼具的伴侣，否则，婚姻就会是一场灾难。
家庭聚会在下午3时左右落下帷幕，他算是通过了初考，急匆匆地返家，准备第二天更为艰巨的日程。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初五，审查小组要启程前往几十公里之外的他的家，那个躲在更深的大山深处的家，做最终的实地考察。
临走的时候，她去送了他。据说他们牵了手，但是没有得到当事人的证实。可以看出，她对他是满意的，因为她愿意尝试与他沟通，并没有表现出惯有的排斥。姑姑说，尽管妹妹的意见对相亲结果影响有限，但这显然是所有人乐见的局面，“如果她表现得排斥，以后的进程将困难得多。”
从后来的反馈中得知，除了交通偏远路途崎岖，审查小组对他那个在大山深处的家还算满意，其实是最重要的考察指标———家底殷实———得到了证实。按照习俗，这个事情算“八九不离十了”。
被忽视的她
他走之后，家人询问妹妹对他的感觉，她笑，不作答。关于牵手的印象，她仍是笑：不知道。
她依旧还是小时候的那副做派，不与任何人交流，哪怕是最亲近的父母。“她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每提及此，姑姑总是一脸的伤感。
妹妹自小就表现得与众不同，当同龄的孩子咿呀学步的时候，她只会躲在襁褓中发呆或者满床翻滚，呆滞的眼神中，映射不出任何现实世界的灵光；邻居家的孩子3岁左右已经清脆地喊着“爸爸、妈妈”，她6岁多才会吐出简单的词语，却始终连不成完整的一句。
那是1990年代初期的东北僻远山村，开放的风潮已在百里之外的城市风起云涌，但闭塞的气息仍旧盘亘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对于刚刚结婚的姑姑和姑丈，十几亩的土地才是立命的根本，孩子不会说话？那不过是发育晚罢了！
妹妹就如田地里的野草般慢慢成长。除了语言的障碍，她的另一些举止也被严重忽略。比如，经常性地抽筋。姑姑说，在任何可以伸直手脚的地方，都可以看见妹妹在抽筋，每一次到最后都是大汗淋漓，怎么问也不肯搭话。
另一个延续至今的举动则是漫无目的地空转，两眼空洞无光，又仿佛正沉浸在无尽的思索之中。人少的时候，一闲下来就转，阴天的时候格外强烈。这一切也曾引起家人的关注，但盲从的乐观与残酷的现实之下，这种转瞬即逝的关注并未转化为任何现实的行动，哪怕是一次简单的诊断。
都知道她病了，但谁也说不清楚病因———那时农村的孩子大抵都只是被自生自灭的命运绑定吧，在贫困的家庭尤是如此。
若把时空向前推溯，1943年的美国，精神科医生凯纳发现一个奇特的男孩唐纳德，他记忆力惊人，2岁半就能流利地背诵《圣经》以及美国历届正副总统的名字，但直到5岁仍不能与人正常对话，似乎生活在自己独有的世界里，旁若无人。
经过研究，凯纳发现这是一种病症，并命名为“孤独症”（也称为“自闭症”）。没有哪种病比自闭症更让人捉摸不透了。它像一把大伞，在这把大伞下，有的孩子有视力却不愿和你对视，有语言却很难和你交流，有听力却总是充耳不闻，有行为却总与你的愿望相违……
当中残联在2007年将自闭症明确纳入精神残疾，距离妹妹出生已有19年，距离美国男孩唐纳德被发现64年。这时，根据全国残疾人普查情况结论，儿童自闭症已占我国精神残疾首位，180万自闭症患者中，儿童大约有40万人。
一切都来得太迟了，当姑姑一家人终于明白，妹妹那迥于常人的秉性，正是儿童自闭症作祟时，1-5岁的黄金治疗期早已被错过，她失去了本可被救赎的一切机会。实际上，在1988年妹妹呱呱坠地的时候，自闭症第一次进入国人视野已有6年，但偏远的地理位置显然阻塞了信息的传播，这个名词在乡间一如唐纳德背诵的《圣经》般陌生。
更何况，自闭症孩子需要家长长期坚持训练，对于一个命运绑在贫瘠的土地上、年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的家庭来说，“治疗也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了”。
他们的爱情
所以，当爱情悄悄降临时，一切的重视与紧张都被视作理所应当。
他和妹妹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中间人对彼此的家庭知根知底，在率先获得双方家长认可后才开始牵线，在网恋盛行的现实社会中，这一旧有的习俗古老却又坚实可靠。
这也意味着他知道她的病情，但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忽略。他给她的第一件礼物，是一部国产的手机，从此，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沟通，或者说是“恋爱”———他们只发短信，不打电话，即便是见面也不讲话。
这无疑符合妹妹一贯的秉性，面对面的沟通存在着说不清的障碍，这在24年的人生中早已得到验证。但另一困扰又产生了，妹妹几乎不识字，不会拼音打字，遑论短信传情。
妹妹是读过书的。从7岁到13岁，她念完了6年小学课程，只是没有在记忆中刻下烙印。她不知道自己的同学是谁，老师是哪个；上课就是埋头玩耍，遇到老师提问，“要么不说话，要么就是躲在桌子下面”；考试时就用自己仅会的一些汉字把考试卷全部填满，从来都只有零分。
收发短信，她起初请比自己小6岁的妹妹代劳。开始还好，短信总是重复那么几句：吃饭了没？干什么呢？想我了没？我想你了。他的电话号码是事先存在手机里面的，署名“老公”，后来她晓得了个中意味，便取他的名字中的一个“宝”字，改名小宝。她的手机里，只有来自小宝的短信。
爱情可真是奇妙的东西。现在，她又开始重新学习读写啦，尽管一个字往往要重复很多遍才有印象。遇到不会的，她只是针对性求教，或者先让人把短信写好存起来，需要的时候再自己发出———专属的感情世界里，她开始珍藏属于自己的小秘密。
她也开始尝试与家人的沟通，一次，“小宝”又发来短信说：“我想你了，你想我不？”歪着脑袋，她思索再三不知如何回答，便求助他人，妹妹笑而不答要她自己回复，她想了想，回复了一个字：想。
但家人始终觉得，她对于“小宝”的好感是朦胧的，她能感知人世间那种青涩的情愫，却无从理解真正的恋爱。问她对于婚姻的理解，她仍是摇头。对于男女之情其实更是极为害羞，每次电视里，只要有亲热的镜头，她都是迫不及待地换台，“不好看”。
担忧之余，所有的人还是采取了乐见其成的态度。这其实是一段难得的情缘，在过去的一年里，一共有7次上门提亲的机缘，有身材高大的退伍军人，也有“满头红发”的游手青年，但最终只有身材与相貌居中的“小宝”脱颖而出。土地在农村中的吸引力早已褪去，在拥挤的民工潮中，大量的适龄女青年涌入城市，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山村，找媳妇成为贫穷衍生的另一道难题，妹妹也在此背景之下获得青睐。
对于姑姑一家来说，妹妹得以回归家庭的怀抱才是最值得欣喜的事情。现在，情窦初开的妹妹开始不时征求家人的意见，开始与人交流，开始变得依赖———亲情终于久违地开始在家庭成员间传递。
如有真爱，请在这个乖巧的兔年降临在妹妹身上吧！
疯狂的房子
转播到腾讯微博
 
2009年4月24日，重庆市北碚区，一名农民骑车经过一排商品房。在城里买房，是一个沉重的梦想。东方IC
湖北荆门
城里的房子越来越漂亮，农村的房子越来越荒败。
随着襄荆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这条纵贯湖北省中部的交通大动脉，除了日夜运输物质与人力外，也将农村传统农业所产生的微薄利润，年复一年输出到高速路另一端的城市。而城市最吸金的黑洞，就是依然发烫的商品房。
香说，为两个儿子买房，家里今后十年的收入都基本预支出去了，这么多年根本拿不出一点富余的钱整修农田、疏通灌渠。
“今年过年想去哪，就让你们堂弟送一程，有车，方便，”电话那一端，姑母声音铿锵有力，仿佛又重新变回了当年那个小有名气的“文革”样板戏女演员。
当那辆锃亮的黑色本田CRV2·4自动四驱豪华越野车稳稳停在村口时，还是显得十二分的招摇。车刚买20多天，还未上牌。开车的堂弟军理着小平头，方形脸，手上戴着粗笨的黄金戒指。原来，短短三年里，他已经成了荆门一名不大不小的房地产开发商。
堂弟：建房暴发
全长185.4公里的襄荆高速公路，像一条笔直的灰白色带子，从湖北中心腹地纵插而下。公路两边，正是历史上有名的湖北粮仓所在地，也是今天全国重点商品粮基地之一。
冬天的原野空旷寂寥，车窗外不时掠过一丛丛枯林和零星的村庄。有了CR V，对于分布在一二十公里之内的亲戚朋友而言，距离已不再是问题。
“年前，军特地带我们去荆门商场买了一堆新衣服，还有上千块钱的首饰……”，姑母一路上不停地兴奋唠叨，毕竟她最疼的小儿子成家五六年后，如今又成功“立业”。军对自己的发家史，则谨慎低调，仅轻描淡写称“运气好”。
由于两个姐姐先后进城招工，上世纪90年代初，刚中学毕业的军也来到荆门闯世界。这个原本内向羞涩的孩子，加上学历不高，很长一段时间里，想在城里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都很难。他做过工厂临时工、公司保安，自己开过餐馆，所得均不足糊口。成家后，妻子暂无工作，新生的小女儿只能交给农村的母亲照顾。
三年前，荆门房价悄悄上涨。当地政府的统计数据表明：当年二手房成交3255起，成交面积44.52万平方米，在交易成交面积比上年略有下降的情况下，成交金额却同比增长了1.07倍。
“房子值钱了，当时大家几乎都看好这一行业”，军说自己在城里混了10多年，虽然钱挣得少，各路朋友却交了很多。当时有朋友向他透露，荆门城区南拓，市里正在规划建设一批新的经济适用房，地可以想办法拿到，但建设资金必须自己筹。
军动心了，决定跟朋友合伙去接一个开发场子，但所需资金可真不是个小数目。他回到老家，说服姑母，四处托亲戚朋友借钱，最终，一个在邻省做钢材生意的堂姐，借给了他一笔近百万元的启动资金。
以往小生意都没做好的军，这次甩手干起了大买卖。看地、付款、抵押、跑施工许可证、找工程监理单位、交验各种各样的施工材料质量报告……需要提供给政府部门的文件，就厚厚一摞达到近百个。“工程施工、进料的事我都不管，我干得最多的，就是到处陪吃饭陪敬酒”，军说，连续三年，他的第一个房地产项目所需要的各种通关文件、资料，绝大部分是在酒桌上达成的。
2007年初，这个位于荆门城南的房地产小区风光开工，小区规划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共5栋楼。由于资金紧张，工程时建时停。“一付完地价、交完上百种契税后，启动资金已经所剩无几，我们就先卖楼花，以1000元/平方米的价格预售，然后继续建，资金花光了，又继续卖房筹资，”三年后，小区全面封顶时，楼价已经翻了两个跟头，每平方米市价涨到了2500元左右。
军认为自己的房价并不算高，因为附近碧桂园小区均价2800元/平方米。
“跟碧桂园目标客户不一样，它卖给小白领，我们主要是卖给进城打工者，我们房子俏，要怪就怪当地习俗不好，荆门周边农村一提起姑娘要出嫁，张口就提一件事：去城里买套房，这都是丈母娘经济惹的祸。”军所建小区的房子，100多套已售出约一半。
他顺口数了一下荆襄高速路周边城市城区平均房价：宜昌4773元/平方米，荆州3738元/平方米，武汉6432元/平方米，荆门2473元/平方米，“荆门远处于价格洼地，未来肯定涨”。而荆门市公开的官方统计数据也显示：去年底，该市中心城区商品房平均售价早已突破3000元/平方米大关。
堂姐：倾家买房
C R V驶下高速公路不久，即向右拐上一条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这条土路数十年未变，即使今天，路上走得最多的不是摩托车，就是拖拉机或耕牛。
军的另一堂姐香，住在乡间土路尽头的一小村庄。香今年46岁，已是一个有一岁多孙子的奶奶。自从嫁到这个村子以来，她几乎很少离开过。现在两个儿子都已成年，她和丈夫依然种着近十亩地，为长年在外打工的孩子们守着一个落脚的窝。
已是腊月二十九，村里还显得一片寂静，并没有以往家家户户忙过年的热闹，甚至连人影都较少。汽车开到香的院子前，正在屋内照看孙子的她赶紧迎出屋来，等客人进屋，又急急转身去了厨房忙乎午饭。“他们都还没回”，香解释，两个儿子和丈夫都还在荆门打工，家里只有她、小孙子和一个80多岁腿瘫的太奶奶。
站在香家门口稻场上，可以清楚看到襄荆高速公路上每天川流不息的车流。“晚上高速路上的车灯贼亮，孩子哭，就让他看灯灯”，蹲在院前池塘边洗菜的香说，正因为离公路近，他们村子与其他村一样，近十年外出打工的人达到90%，“家家户户都有，正过年几天还稍好些，有人回来，平时村子里很少有人走动”。
看到并不经常见面的姑母，香在客气中隐隐有些发愁。三年前，当时在广州打工的大儿子辞职回家说要结婚，她非常高兴，满口答应。没多久，刚办完婚事的长子长媳，又一起提出要到城里买套房，不想再回农村种田。香平生第一次关心起了城里房价。可城里一套像样的房子至少也要上10万元，她算来算去，搭上所有家底也远远不够。当得知堂弟军在筹资建房时，她便拿出所有积蓄，为儿子预定了一套房的楼花。
第一笔预购房款是通过姑母交的，然后是第二笔，第三笔……香说，这三年多来，每当家里有了收获，比如一年一季的夏粮收入、秋粮收入，都全部交作房款。更糟糕的是，凡家里孙子周岁、老人做寿等收到的人情钱，姑母做完客也经常“顺便”全部带走，充作房款。“到现在还欠好几千元，姑母说房价涨了，原先的预定价也要跟着涨”，香说，就算咬牙交完所有的钱，能拿到的也只是荆门城南一套90多平方米的毛坯房。
平日只能坐在院内晒太阳的太奶奶，看到香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也挪了轮椅过来照看同样坐在椅子里学步的重孙。“他奶奶（香）负担重喔，大儿子勉强结了婚，小儿子也在荆门打工，已经有了女朋友，家里经济条件不好，问他能否倒插门，人家就甩一句：哥怎样，我怎样，这哪里负担得起？”太奶奶的话一半是冲着姑母说的，姑母没有接话。
据沙洋县数个乡村不完全统计，像香这样背负城里房债的农户占全村70%-80%.凡家有成年孩子的，不管有无工作，都一律率先负债到城里买房。
趁客人吃饭空隙，香跑到家门口一块已收割完的空田里抽水浇地，用的是简易抽水皮管。“现在地里农活基本都我一个人做，大的抽水设备也搬不动”，香称，为两个儿子买房，家里今后十年的收入都基本预支出去了，而且这么多年，根本拿不出一点富余的钱整修农田、疏通灌渠，有时连春天买肥料都犯愁。村内的三五口池塘，也都跟她家门前的一样，淤塞了大半，岸边一片枯苇乱草，仅在塘中间露出些微白亮的水光。
村舍荒败
这一次姑母离开时，终于没提房款的事。原来年前的亲戚小聚，军还接到一个特殊任务：接堂姐回祖母故居祭祖扫坟。
接上香和小孙子后，也许土路太过坎坷，漫不经心坐在驾驶座上的军主动解释起他的“好运气”。“城中心的多层、小高层砖混商品房，不少是在宜昌、武汉打工挣了钱的人回来投资买的，我搞开发的钱，说到底也是承接了上一级城市富余溢出的资金”，“没有外地打工者，包括成功和不成功的，就凭全荆门城区48.5万城市人口，这几年竣工的商品房，人均都能摊上5平方米，早过剩了”。
在地里种房子，显然比种稻子效益高得多。去年底军的小区楼盘封顶后，他不仅全数还清了欠款，新买了越野车，而且还有一半房子等着“收获”。正因为如此，今天在荆门城南的掇刀开发区一带，不时可以看到成片成片的住宅楼眨眼就冒出了地面。
当天下午，当军带着一车亲戚回到姑母娘家时，却看到了另一番光景：村子愈来愈显衰老了———以前家家门前修理得镜面般平整的打谷场，现在多半长起了野草；以前村民汲水洗衣、莲叶碧青的河塘，现多已干枯贫瘠；村内不时可以看到一些摇摇欲坠的老宅，墙体或年久失修，或干脆倾斜崩塌，遍地颓黄。偶尔从断壁残垣中走出一老人，隔墙笑问，恍若聊斋。
在香的记忆里，还能笑着打招呼的老者全村已剩下不足五人。而30年前，这个有着近百户人家的村庄，至少有300-500个壮劳力。
据姑母估算，这村里至少10-15年没有人在宅基地上新修过房屋了。“70后的所有年青人都外出了，还修房子有啥用？”既然村内破房已无人修缮，村外传统坟地里野蒿过人高、荆棘茂盛，也就在意料之中了。香、军等人向村里亲戚借了柴刀、火柴，先是砍掉祖坟附近稍大的杂树，然后用火遍烧枯草，花了大半个小时，才总算整出了一桌面大小的空地。
香说，有天她做了个梦，梦见村头坟地里已经过世的老人们全活了过来，大白天相约相邀着走回人烟日稀的村内，“他们一边走一边谈天，大概是说村内没人住，需要他们回去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