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海炼化股份有限公司:贪官发迹之谜：善于“包装”、精于“做秀”

（一）“包装”、“做秀”是当今社会的一种时尚

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包装”、“做秀”，它已是当今社会的一种“时尚”。

为何？因为“包装”、“做秀”具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功能。譬如，“包装”、“做秀”可以提高人的知名度，一些不入流的演员经过“包装”、“做秀”，可以成为明星、艺术家；“包装”、“做秀”可以增加物的“含金量”，一些假冒伪劣产品经过包装、“做秀”，立即成为身价不菲的、驰名世界的名牌货；“包装”可以用来吓唬人，一些写了几篇狗屁不通文章的人经过“包装”、“做秀”，可以成为这个家那个家的；而且由于“包装”、“做秀”的最大功能是通过欺骗达到“立竿见影”，“见效快，效益高”， 因而当今的人们非常钟爱包装、“做秀”，这也就是当今“包装”、“做秀” 为什么发达的真实所在。

的確，如今的“包装”变成了“伪装”。

而如今的贪官污吏呢？这些贪官将“有本事”的能耐用到了自己的“红色包装”上，用到了“做秀”上。一个个对“包装”、“做秀”都有特殊的悟性，一个个都善于“包装”、“做秀”、精于“包装”、“做秀”，一个个都是天生的、无师自通的“包装大师”、“做秀大师，他们用“包装”、“做秀”增加自己头上的“红色光环”，用“包装”、“做秀”来增加自己的欺骗性，用“包装”、“做秀”来增加自己权力的分量，用“包装”、“做秀”来减少他人对自己的怀疑，用“包装”、“做秀”来增加自己的“安全系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贪官污吏们的发迹史就是一部精巧的“红色包装”、“做秀”史，煞费苦心地玩弄一种常见的“官场秀”——“廉洁秀”， 既立“牌坊”又作“婊子”，这也恰恰是腐败官员能边腐败边发迹的一个重要手段：将真实的赤裸裸的贪腐自我隐蔽起来。

《红楼梦》所嘲笑的：“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

（二）那么，如今的贪官污吏是怎么“包装”、“做秀”？

一是用语言来“包装”、“做秀”

贪官污吏都是当今的语言大师，他们经常在各种场合下发表各种大言不惭的“激励人心”的讲话。越是贪婪之人，越会做秀，越是趟进腐败混水的官儿，越会高唱“反腐倡廉”之歌!身居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职的成克杰说：“想到广西还有1000万人还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觉也睡不好。”背后呢？伙同情妇合贪4000万元。安徽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说：“反腐倡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长期任务，要坚决惩治腐败现象，严厉查处贪污贿赂、弄权渎职、敲诈勒索、以权谋私等不法行为。”然而在说这个话的当天晚上，他却“笑纳”了以荣升市长为由的“红包”100万余元。真是人前说人话，人后说鬼话。广东省委政法委原副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麦崇楷曾在大会小会上告诫自己的部属：“当事人送的钱是砒霜，吃了会死的。” 涉嫌受贿106万元。江苏省交通厅厅长章俊元，被有关部门“双规”。去年9月，在当地媒体刊登文章“深情说用权”。他说，“用好手中的权力切记“慎独”二字”。 “100（政绩—编者注）—1（腐败—编者注）＝0（功劳—编者注），一个人干得再好，廉政出了问题，所有功劳都没有了”。 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我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是运动，运动主要方式是打网球，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来5年内解决尚未解决温饱的160万人的贫困问题。我最容易动感情的是对我的下属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做法，说了不算，定了不干。” 马德说：“决不搞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 “带头保持清正廉洁”那些有利于个人功名而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影响干群关系的事，我们坚决不做。要形成一种敢于讲真话的良好风气，让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弄虚作假等不良风气无法立足”，然就是他，成为建国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的首犯，牵涉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等众多高官和绥化市一大批官员/共有265名官员涉案，其中包括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的众多处级以上干部，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余人。一位老干部这样点评：“这就是台上是人，台下是鬼，当面清正廉洁，背后大搂特搂（东北话，意为敛财）””。“现在省里根据人民来信在调查揭发我经济问题，请大家放心，我是经得起调查的。我从来不收别人的钱，我已上交了9万多元。我想，他们最后一定会查出个廉洁奉公的干部来……”；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曾锦城曾以写血书的方法，表示“我以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事”，可一年后，他就成了受贿30多万元的罪犯；福建省上杭县原女副县长罗凤群的“表演”更绝：“我若贪污一分钱，就将我开除党籍；我若受贿一分钱，就将我枪毙。并可一直枪毙到我的孙子。”而事后查明，罗凤群共受贿人民币20.3万元。

二是用形象来“包装”、“做秀”。

这类贪官极有心计，明明家里是贪污受贿几百万、几千万，然而在公开场合决不露富，衣着朴素，行装简单，一副没钱的样子。安徽阜阳市原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肖作新不仅长着一副白面书生的好模样，而且“口碑”极好，因为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玩女人，还是一个出名的“大孝子”。而背后呢？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贪官，伙同其老婆，在小小的1300多万人口的阜阳地区，三年时间内竟非法敛财2000多万。杜伟旗于２０００年３月从江西省弋阳县石油公司工会主席职位调任德兴市石油公司经理，在任一年零九个月期间受贿２１万元，平均每月受贿１万元，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该案令不少人大吃一惊，在人们的印象中，杜平时为人和善，生活俭朴，家里简陋得不能再简陋。这样一个节俭出名的人，怎会是个贪官？江苏盐城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祁崇岳，在10余年间先后贪污受贿200多起，非法所得达二三百万元，但他平时穿的是旧夹克，吃饭总是稀饭加馒头，亲戚看不过去，还总接济他。待到其戴上手铐，“观众”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叫“作秀”。建国以来最大卖官案的主角马德，在任绥化市委书记期间，收受贿赂高达2385万元，然而马德是个穿着随便、甚至比较土的人，其妻田雅芝连买菜回来的塑料袋都舍不得扔，一个个捋好存起来。然而，马德被双规后，在马德的家中及办公室，办案人员搜出裘皮大衣10多件，摄像机、照相机50多架、皮鞋500多双、衬衣200多件，以及各种名贵手表等物品，几乎全部原封不动地放着，自己不用也舍不得送家里的穷亲戚，田雅芝甚至将逢年过节别人送的礼品高价出售给市委的接待部门，一种典型的“守财奴”心态。

三是用虚假的行动来“包装”、“做秀”。

贪官们通过堂而皇之的表演，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四川省交通厅原厅长刘中山就是这样的人，故意做出几件拒礼受贿的事，并大肆宣扬，以获得廉洁从政的美名。一次，澳星公司派人将100万元的钱送给刘中山，他就专门让厅纪委和保卫处将这百万贿赂退回给澳星公司，从此，他就获得了“廉政厅长”的好名声。其实，这是一种自编自演的一场弃小捞大的闹剧，是专做给他人看的，刘的胃口大得很那！私自将1300余万元贪进了自己的腰包。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虚虚假假，真真实实，以假乱真，以真盖假。湘南烟草集团董事长黄大康就是这样的人，表面上看平时里是一个非常严格“自律”的好领导，生活上很是艰苦朴素，上下班从不动用集团为其配置的小汽车，经常骑着一辆破单车上下班，然而骨子里呢？却是一个包养情妇、贪污160多万元的大贪官。被称为“廉政局长”的武汉市市政建设管理局局长明九斤因受贿罪被判刑十年。明九斤有着众多“廉政铁事”：穿廉价的衣服，袜子上甚至还有窟窿；他明令禁止干部在外就餐，自己也尽量赶回单位吃饭；他对亲戚朋友“铁面无私”，弟弟、妹妹都下岗了，弟弟拉人力三轮车，妹妹帮人守摊。然而，明九斤却利用职务之便，受贿47万元。

四是用奖章和荣誉来“包装”、“做秀”。

湖南省委杨正午书记在省纪委第五次全会暨全省反腐败工作会议上要求各级干部切实改变那种靠讲假话骗取信任、骗取荣誉、骗取官职的不正常现象；使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干部受到批评和惩诫。“荣誉腐败”就是通过各种造假手段获得“荣誉”称号，以此作为罩在造假者晋升仕途中的政治光环。什么“改革家”、“能人”、“功臣”、“优秀党员”等奖章和荣誉，尽让他人将“红帽子”往自己的头上戴。精心的“红色包装”至少可以达到这样的“效能”：制造一种“发迹”、“升迁”的假象，使他人轻易不敢碰他、动他；为获取更大的权力作“舆论准备”；“红色包装”越多就越能蒙骗组织、蒙骗他人，也就越能增加蒙骗他人的资本，可以以更大的“资本”压制“反对派”。

“做好”主管部门“一把手”工作外，还要疏通如下方面关系。首先要“搞好”与主管具体考核指标人的“关系”。既可以从这儿了解到“竞争对手”的相关信息，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又可以使其在考核各项指标优劣等级的具体操作中作一些“善意”的倾斜；还可以对你提供的一些经不起推敲的假数据假证件“高抬贵手”。其次要“搞好”横向联系。考核指标优劣的评定要根据被考核单位的工作成绩，成绩不能自夸，要相关部门提供证明件，因此必须“做通”相关部门工作，弄来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明。如此一来，上下联动，左右逢源，造假功成，无懈可击，大家得“路”，皆大欢喜。

五六十年代社会中就流行着“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王杰）这样一种的价值观。现在已经不是“见荣誉就让”，而是对荣誉的格外看重，因此，凡社会举行的重大评比活动，都会发生“与名争利”现象，如，最近，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央视国际等主要新闻网站对全国49名“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候选个人名单进行了公示。49名“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候选对象中竟然都是有一定职权的领导。其中各单位“一把手”则占了一半多，占大多数的公务员却没有一名“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候选人。这种现象也许是一种“工作疏忽”，然而却露出了一种“与民争利”的痕迹。至于那种“舍得花钱摆，舍得花钱待，舍得花钱吹”的高价去争荣誉、抢荣誉、买荣誉的现象，已经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了。更有意思的是，若是留心一下当今一些大贪官、名贪官的发迹史，哪一个都是这模范那先进的，哪一个都是荣誉桂冠一大堆的。几乎每一个贪官污吏都有一大堆的奖章和荣誉。譬如，湖南涟源钢铁厂原厂长、总经理宋焕威是全国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有杰出贡献的优秀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也是湖南省八届人大代表，荣誉一大堆，但收受贿赂310万元。还有那个被称为“文盲、法盲、流氓的三盲院长”姚晓红，酷吏一个，二三天就要抓一个、打一个，不抓不打死心里就难受，被他酷刑侍候的有千余人，当地人称之为“活阎王”，人人恨之、告之，然就在纪检检察部门调查他的非法之举时，他却被评为“山西省十大新闻人物”、“山西运城地区十佳人民审判员”。河南省灵宝市地税局原副局长卫建设，涉嫌受贿160多万元，另有300多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以这位副科级干部正常收入计算，他全家人不吃不喝，需要600年时间才能蓄积这笔巨款。卫建设在1997年一年的存款高达300多万元，几乎日进万金。但就是这个贪婪至极的卫建设，却连续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取得各种荣誉证书10多个，他因此成为当地税务系统的“老先进”，成了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铁面税官””。奥妙就在于腐败分子找到了一种廉价升迁的密诀：为自己脸上贴金，为自己头上多弄上几顶先进模范的“红帽子”戴戴。查一查贪官污吏发迹的轨迹，什么先进生产工作者，什么新世纪模范，什么优秀企业家，什么“三八”红旗手，什么人大代表，什么政协委员等等，要什么荣誉就有什么荣誉，将自己包装得红红的，不仅红得透亮，而且红得发紫。效果呢？当然是有的：谁都不敢怀疑，谁都不敢动。而他自己呢？贪的胆子就越来越大。有人说了这样一句戏言：腐败分子是社会帮助他们贴金贴出来的。于志安是一家超亿元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原中国长江动力公司（集团）的董事长、总经理，曾获得过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享受政府津贴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管理专家等荣誉称号，党给他的荣誉不算不多，头上的光环确是令人眼花缭乱，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1995年5月“失踪”了，去了菲律宾，原来，他早就将“长动”在菲的50万美元、年电费收入1000万美元的电厂变为“私人企业”了，如此名目张胆以权侵吞国家资源的人实为罕见。

五是用媒体来“包装”、“做秀”。

“红色包装”还可以用来堵住他人的嘴。你不是不服吗？你不是要告吗？那好吧，我就给自己多戴一些“红色帽子”，电视上吹，电台上讲，报纸杂志上捧，你越说我黑，我就将自己打扮得越红，将自己弄得红红的，就是与你对着干，以这种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力量，使那些想来查自己的人心里打鼓、发毛，最后来个不了了之。

河南灵宝市地税局原副局长卫建设是个“雁过拔毛”的家伙，贪得无厌，查清的他收受贿赂款为160万元，“查不清”的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财产”达300万元，这么钱需全家不吃不喝600年才能积聚。然就是这样一个巨贪，却在1998年恬不知耻地让人以他为原型，编造出一个催人泪下的小品《稽查局长》，说是一个税务局长勤奋工作，身染重病，因清正廉洁而无钱治病，女儿为治他的病到处去检易拉罐买了70余元，结果还捐给了希望工程。真实的情况是卫建设的确是得了重病，但是在西安换肾时他的部下给他“捐”（送“红包”）了四五十万元。

广西钦州市交警支队原副队长兼市公安局机动车检测中心原主任黄祥欢，靠走私、贪污受贿获赃款1200万元，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竟花费百万余元买通媒体，使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中华改革英杰》、《中国当代改革者》和《中国改革者风采》上，还花大价钱在广西一家报纸上以《能人黄祥欢》为题进行大肆吹捧。

还有那个被我国检察机关已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的、涉嫌特大贪污受贿的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她当了四五年副市长，温州市的一些老领导、老干部告状就告了四五年，检举信像雪花一样，不断飞到省市纪委甚至中纪委。然而这个精明的女人，面对这一片反对骂声和控告声，为了极力挽回民众中改变形象，就想起了媒体，想起了温州一些“颇有影响”的“文化人”，让他们当“文化雇佣军”，为她创作了报告文学、电视剧本等，为这名女副市长塑造在旧城改造和金温铁路建设中，如何冲破阻力、大胆改革、无私奉献的艺术形象。有名剧作家以杨秀珠为原型，策划创作了名为《丰碑》的电视剧，请来省话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王若荔来温州体验生活。王与杨“亲密接触”了近两个月后说：这个角色太生动了，“演技”比我高多了。

六是用“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来“包装”、“做秀”。

据建设部官员披露：中国662 个城市、2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长官意志严重、不按科学态度搞建设、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为什么当今社会的“形象工程”会如此红火？

因为如今当官的，都想“发展”，都想高升，因而都很注重自己的“形象设计”，不仅个人的外表形象，更重要的是对自己工作的“形象设计”：怎样让自己政绩直观而生动体现出来？怎样设计一些无需上级领导考察就晓得的政绩？怎样……于是，以“证明”自己“形象高大”的“政绩工程”就出来了，就时兴了。而实质上呢？这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既能“沽名钓誉”，又能“中饱私囊”，如此“一箭双雕”、“名利双收”的“形象工程”便成为当今社会的热门，成为当官者悉心钻研的一门学问，动不动就来一个“形象工程”。于是，好大喜功、盲目建设的形象工程在各地像瘟疫般蔓延起来。结果呢？“形象工程”就彻底异化了，变味了，畸变成“害民工程”、“耗财工程”、“面子工程”、“造假工程”、“享乐工程”。总之，对些所谓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还是老百姓说得实在：表面光，华而不实，实是“四拍工程”：迎合领导拍马屁，项目决策拍脑袋，保证增收拍胸脯，最后玩儿完拍屁股。

再仔细看一看这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工程呢？

“形象工程”畸变成“耗财工程”。山西运城县花了2﹒8亿搞了个“像炮没有眼，像房没有板，干部升了官，农民得了砖”的“渗灌工程”。甘肃有一个人口只有13万、市年财政收入仅为1.9亿元、拖欠教师工资3000多万元、财政缺口上亿元的县级张掖市却兴建了一个总投资为2447.6万元占地4.9万平方米的大型豪华广场：地铺平滑如镜的花岗岩、大理石，四周矗立着高高的多灯头豪华广场灯，东侧是多喷头的圆形音乐喷泉，还有一幅巨型电子屏幕。钱从何来？银行贷款500万元，社会各界捐款300万元，捐物折合人民币150多万元，地区财政支持300万元，城市建设配套费支付300多万元等等，募捐为名，强行从工资中扣除为真（县级干部800元、科级干部500元、一般干部300元）。

“形象工程”畸变成“面子工程”、“门面工程”。河北馆陶县为了“面子”而造出了一个以墙代房的“面子工程”，它雄伟地矗立于交通要道、十字路口，远看是房，近看是墙；粗看是房，细看是墙；形式上是房，骨子里是墙！很不实用，所住人家连普通养家糊口都很困难，却被逼举债建房，其顶层就只能用拆下来的旧椽子、旧檩条和破苇箔棚起来的，形色和内容之间的反差实在太大，真是绣花枕头一包草。功能呢？就是为了满足当官装潢该县门面的需要。“形象工程”畸变成“造假工程”。有些地方为了形象工程而大唱“空城计”：  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中为树立阜阳市全国黄牛基地的形象，下令从全国各地买牛以应付检查，使老百姓深受牛害。山西绛县的领导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投资20万元建成了一个所谓优质种牛种羊繁殖示范场，到头来，只养了一头牛、一只羊供人参观，群众喜称这个养殖场为“珍稀动物园”。豫西国家级贫困县卢氏县县委书记杜保乾的多种嗜好之一，就是爱好名目繁多的工程：诸如万头猪场工程、万亩牧场工程、食用菌百里长廊工程等等。这些工程看上去都很美，听其介绍，观其外表，可堪称一绝，然而只要走近一看，一调查，却都是花架子，中看不中用。为何这样？就是要用所谓的“政绩”来掩盖他们的劣迹。

“形象工程”畸变成“享乐工程”。山西省沁水县端氏镇本是个十分贫穷的镇政府：学校教育经费严重拖欠，幼儿园常年漏水却无钱修缮，村小学极其简陋，然而就是这样，在“政绩工程”的启动下，竟盖起了一座很有气魄的镇政府大楼。据介紹，该大楼打破了沁水县四项“纪录”：一是它的规模、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在全县乡镇政府办公楼里名列第一；二是总共不到80名镇政府工作人员，平均每人50平方米，正职三间，副职两间，居全县第一；三是办公室配备沙发、高级办公桌、电视机、饮水机一应俱全，全县之最；四是耗资450万元，全县耗资最大。这样的政绩工程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干部享受“现代化的文明”。

总之，这些家伙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坏事越干越多就越加精心于“包装”、“做秀”。权力腐败者深谙中国现时的“国情”：对这些人来说，权力不仅仅是荣誉、地位的象征，而且还是捞取各种利益的重要手段，权力越大就越能进行各种性质的“交换”。为了满足其无底的私欲，这类人在干坏事的同时，就越精心于“红色”来“包装”、“做秀”，什么“改革家”、“能人”、“功臣”、“优秀党员”等等，尽往他人将“红帽子”往自己的头上戴。精心的“红色包装”至少可以达到这样的“效能”：制造一种“发迹”、“升迁”的假象，使他人轻易不敢碰他、动他；为获取更大的权力作“舆论准备”；“红色包装”越多就越能蒙骗组织、蒙骗他人，也就越能增加蒙骗他人的资本，可以以更大的“资本”压制“反对派”。

（三）“包装”、“做秀”泛滥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在官场以“包装”、“做秀”为主要特征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为什么会如此泛滥？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与我们社会难治的痼疾——“浮夸风”——的盛行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包装”、“做秀”为主要特征的“形象工程”的泛滥实质上就是一种“浮夸风”，而这个毛病则是我们社会的顽症，历史上，我们吃够了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运动和大办人民公社运动等浮夸风的苦头，然而我们没有足够吸取惨痛的历史教训，因而一到某种“条件”，立即死灰复燃，马上泛滥。有的向政绩中“注水”，一点点吹成一大片，有的干脆就来个无中生有，瞎编瞎造，搞“无米之炊”，有的则制造表面化假象糊弄上级、愚弄百姓，有的……在这个方面互相攀比，谁都不想“输”，谁都来一点“小创造”，一个赛过一个，就这样“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呈“星火燎原”之势，在全国漫延开来了。

二是与一些官员升官欲过分强烈有关。一般来说，官员的“社会智商”要比老百姓高，然而现在连“农民都看得出是‘花架子’，我们的干部怎么就热衷做这种‘无用功’呢？”原因是什么？就在于官迷心窍、头脑发昏，什么都只为自己的升官着想，不为老百姓的死活考虑，“贴金工程”搞成功了，自己脸上有光了，自己的“形象”高大了，就能引起上级领导注意，就能官升一级，至于“演砸了”也不用负什么责任、花什么代价，因为我们的社会历来就没有追究领导干部失职、渎职的习惯，用一句“付代价”、“付学费”就可以将其打发走了，这样的好事谁不愿做？！

三是与腐败的泛滥有关。有的官员大搞以“包装”、“做秀”为主要特征的“形象工程”倒也并非为升官，而只是为了捞钱，将“形象工程”变成了一块谁都想啃的“唐僧肉”。在权大于一切的情况下，工程可以说自己定，搞工程的可以自己选，即便是搞招标，也可以通过玩权术变成自己可以操纵的……为什么许多“形象工程” 都变成了中看不中用的“银样鑞枪头”？都变成了“豆腐渣工程”，原因就是因为人人欲得而分之，人人可以损公肥私，可以一层一层地玩猫腻，可以一层一层地偷工减料，借工程之机大捞一把，

四是为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的所谓“凭政绩用干部”的政策所致。“凭政绩用干部”这一政策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出在对“政绩”这一个概念的理解上。真正的政绩应该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应该是扎扎实实的、脚踏实地的，应该是能受得住历史检查的。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一些领导所注重的政绩却是形式主义的、摆花架子的，他们热衷的却是“报纸有名、电台有声、电视有影的政绩”。因而急功近利，竭泽而渔，一些人所追求的政绩都是围绕着自己的晋升和荣耀，都是围绕着官位和虚荣。很多地方的上级领导及组织部门考察干部不是真正下基层，不是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干部评价机制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一些领导好大喜功，见表面轰轰烈烈就高兴，且检查工作走马观花，“坐着车子转转，隔着玻璃看看”，把一个地方的“形象”或一个干部的“政绩”与一两项“工程”划等号，因而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他们关心的都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如今为什么人们一见到统计数字就会摇头，就很不相信。？因为数字中的水分太大了，“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已经成为一种公开流行的秘密。

（四）面对“包装”、“做秀”我们的社会该怎么办？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突出地提出了“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的要求。

求真务实，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就要求全党：“实事求是，力戒空谈。”“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江泽民同志也一再强调：“中央三令五申，所有领导干部都要求真务实，少说空话，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架子，不搞形式主义”，“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时时处处坚持重实际、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必须大力发扬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

以“包装”、“做秀”为主要特征的“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的确到了不治理不行的程度了。那么，面对“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的异化、变味，我们的社会该怎么办呢？

一是查办，不能以“付学费”为名不了了之，更不能异地升官；

二是让其本人付一点“学费”，因“形象工程”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不能全由国家、老百姓承担，让那些“拍脑袋”者承担一点，也要让他们“心痛”一点；

三是发动媒体参与、舆论讨论，让广大百姓都知道，要有一点压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下不为例”；

四是加强行政立法，运用法的强制作用约束当官者的拍脑袋决策；

五是增强一点对干部考核的科学性，不要将一二项“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代替干部政绩的全部；当然，就像现在中纪委规定的那样，来一个“一刀切”，坚决不让搞什么“形象工程”。科学化，就是要进行科学的论证，让专家和有关部门充分地调查研究、客观地发表意见；民主化，就是在决策中实行民主，尊重集体智慧，不搞一个人说了算。监督，主要是指群众监督和人大监督，而人大的监督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