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海人事局:“绝对权力”导致九十年代腐败高峰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腐败高峰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腐败了的“第一把手”的“权力四化”的一种“副产品”，而“权力的四化”则是“一把手综合症”的必然产物。

（一）腐败了的“第一把手”的“一把手综合症”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在《党建》杂志2004年第5期发表文章谈：部分“第一把手”腐败，独断专行必须治理的问题。他指出：独断专行是“第一把手综合症”的最基本症状，大体可以用“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来概括。

人们日常所说的“第一把手”有二种含义：一是指一个单位或部门中的真正“第一把手”，如陈希同、胡建学之类的；二虽不是名义上的“第一把手”，但是，却是很有权势的真正“实权派”，如成克杰、胡长清之流，成克杰虽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胡长清虽非江西省的“第一把手”，但在其所管部门中所具有的权力来说，却是货真价实的“第一把手”， 仍然具有“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的特点。

的确，提出“将对‘第一把手’的监督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作为一个问题提出，若放在过去，不是被认为别有用心就是立场有问题，一个形而上的逻辑是：“第一把手”都是经过党组织部门左一关、右一关考察过的，都是往往被认为是“德才兼备”的才被选上的，都是让党放心的接班人，怎能轻易怀疑，甚至还要对他们监督，这不是在怀疑党的领导又是什么？

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的“第一把手”将“党的一元化领导”“变成了个人领导”。

对此，“我的权力太大，稍不注意，权力就会转化成金钱，监督机构对于我形同虚设。”（广西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

而那个胡长清则将监督形容为“牛栏里关猫，进出自由”，“我当上副省长以后，天马行空来去自由。”

“官当到了我这一级，就无人监督了。”（ 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

“国家的法令、法规在我这里也得变通执行。我同意的执行，我不同意的就不能执行。” （沈阳的土皇帝慕绥新）而任常务副市长的马向东也这样说：“沈阳市的事，大事和老慕说一声，其他事就是我说了算。”

原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的成克杰更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有人看不惯在宾馆的酒饭桌上就将土地批给广西银兴实业发展公司总经理周坤（当然是成的情妇牵线搭桥，并许诺重金的“信息费”），便对成的做法提出异议，恼羞成怒的成克杰便训斥说：“少啰嗦，我说批给谁就批给谁。”

“我在公司说一不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西安市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周长青）

“广西第一贪”李乘龙也坦言：“我任玉林市委书记五年，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话。玉林市公检法的领导都是我任命的，他们用的是市里的钱，对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不敢监督，所以监督机制对于我形同虚设。”

湖南嘉禾2003年，一家名为嘉禾珠泉商贸城开发公司的企业承包下了当地商贸城的建设项目，这一项目属于商业性建设。但嘉禾县政府不仅喊出了“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口号，还创造性地推出了“四包”、“两停”政策。公职人员必须保证他们的亲属，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拆迁补偿评估工作、签订好补偿协议、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甚至还要保证他们的亲属对拆迁及补偿不满意时，不集体上访和联名告状。不能完成这一任务的将被暂停工作、停发工资，或者被开除、下放到边远地区工作。

“作为‘一把手’，自然而然是‘一号’，是‘老板’，要拥有绝对权力，‘说了作数，定了算数，以我说的为准，以我定的为准’，‘说的就是政策，必须无条件执行’”（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原区委书记杨毓培）。

“一定要和县委保持一致。和县委保持一致就是和县委书记保持一致。我们历来都是党说了算，在卢氏县就是县委书记说了算” (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

……

这些大大小小的腐败了的“第一把手”的话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在这些权力者中，权力已经被绝对化到了“天马行空”的收起程度，因而可以无视任何法规，因而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了，如此这样，怎能不出问题？怎能不腐败？

（二）权力的四化：“权力的私有化”、“权力的商品化”、“权力的特殊化”、“权力的家长化”

为什么“第一把手”权力会这样被“绝对化”？就是因为有不少的“第一把手”将权力异化成“四化”了，这个“四化”，不是邓小平、陈云同志说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面、专业化”中的“四化”，而是“权力的私有化”、“权力的商品化”、“权力的特殊化”、“权力的家长化”。

第一，“权力的私有化”。

权力是“公权”还是“私权”，这本来是一个不应该成为争论的问题。但是，在当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入到市场经济之后，尤其是当本是适应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个人承包制”向城市推广之后，一些公仆在这个问题上的心态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公仆意识”大大地减弱了，“老板意识”大大地增强了，既然这个公司、单位是我“承包”的，那么这个公司、单位当然是“我的”，我自然是“当然的老板”，所以他们不仅从内心喜欢听部下叫他“老板”，而且在日常工作中喜欢说“老板的话”，喜欢摆“老板的谱”，一举一动当然都是“老板的派头”，表现出来的当然是“老板的派头”。于是，他自然以老板的方式去管理他的一亩三分地。我们的社会“穷庙”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富方丈”？就是因为在体制转轨过程中一些心术不正的公仆钻了这个空子，他们无须像资本家那样要经过“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艰苦奋斗过程，他们以“个人承包”的方式轻而易举地就“接收”了公家的全部的资源，真的像当资本家、当老板那样去管自己“承包”的那个“庙”。不过，因为这些社会主义的“方丈们”没有资本主义社会老板那种因经营不善而有破产、债务、跳楼甚至自杀的风险，所以他们不必为企业经营的好与坏负责，不必为员工的下岗忧虑，不必为单位的发展而操心，只要我这个“老板”当得舒心、称心就可以，只要将那个封我当老板的官的口袋塞满就行（官话是对他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公权”变成了“私权”，腐败怎么能不发展起来。

第二，“权力的商品化”。

权力是不是商品，这本来也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公仆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国家给的，是社会给的，是人民给的，所以这个权应该是用来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但是，在物欲主义、拜金主义盛行的社会中，一些“公仆”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们商人可以凭经商发财，艺人可以通过演出到富，文人可以通过写稿拿稿费，那么，我这个管你们的“父母官”为什么就不可以凭我手中的权力去圆我的发财梦呢？那个臭名昭著的胡长清说得最也明白不过的了：“现在我花你们几个钱，今后等我当了大官，只要写个字条，打个电话，你们就会几百万、几千万地赚。”人们将权力的商品化看得很神秘，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些“公仆”太想发财了，太想致富了，贪婪、意志薄弱而又经不住诱惑，手中的权力也就变成了商品了。你不是要办事吗？我就千方百计地卡、拖，让你“明白”不出一点血是无论如何不行的；你不是想升官吗？我就来一个没完没了研究研究，让你“明白”要发达必须先投资的道理；你不是要想承包一个工程项目吗？我就来一个向你“通报”竞争这一项目的老板有几十家，让你“明白”要将这个项目搞到手没有“先期投资”是根本不可能的……就这样，当一个社会的公共权力都烙上了商品的痕迹之后，腐败的泛滥就会变得像脱缰的野马那样，要想收都收不住。

第三，“权力的特殊化”。

“权力的特殊化”，也称权力的特权化，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本来，人与人之间并无贵贱之分，当国家主席的和一个掏粪工人也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但是，这是理想化了的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决不是这样，所以邓小平说：“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总之，我们的一些干部成了老爷就是了。”有的人，一当官了之后，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就应该高人一等了，就应该享受一点“特殊待遇”了，而且官当得越是大，就越觉得自己了不起，优越感越来越大，于是就四处伸手，政治上要特权，经济上要特权，生活上要特权，一句话，只要是存在利益上的调整或重新分配，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优先权、占有权，而且在他们看来，这种优先、占有“理所应当”的。今年6月4日，河北霸州警察杜书贵枪杀无辜青年工人震惊了全国，激起了全社会的公愤。杜书贵枪杀工人的原因是什么？说穿了，实在不值一提，不就是杜为了要开快车而没有争上道吗？从杜书贵看来，你凭什么不让道？在霸州谁还能“牛”得过我？甚至你还敢跟我说理、顶嘴？真是大不逆道！于是，一怒之下就拔出枪就将人击斃了。理由就是这么简单，但这又是哪门家的理由？然而杜书贵就是这样想的，就是这样做的，一点后果都不顾。大众媒介上频频出现公安总是乱开枪、乱伤无辜案件的根子究竟在哪里？恐怕就在这个特权思想、特权意识，一穿上警察的制服就觉得了不起了，就霸起来了，就可以横不讲理，就可以目无法纪地乱开枪了。其实何只是公安有这个特权意识，它普遍得很哪！所以邓小平说：“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总之，我们的一些干部成了老爷就是了。”的确，若是对这个“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的问题“不坚决改正”，那么“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

第四，“权力的家长化”。

“权力的家长化”，这个问题的确有点根深蒂固，而且是积习难改了。为什么？因为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大家长制的社会，就是皇帝老儿一个说了算了。新中国解放之后，家长制一度有所收敛，但是，好景不常，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需要，家长制很快就复活了，“文化大革命”则将它推到了极端。当社会进入社会转型期之后，“城市承包制”的推行再一次激活了封建的家长制，不过，这一次家长制的复活带有以下二个新特点：一是从“中央集权性的家长制”变为“地方分散性的家长制”，即过去是中央带头搞的，而现在呢，中央反对而上方（基层）积极在搞；二是从“政治性的家长制”转化为“经济性的家长制”，即过去是为了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的需要而搞，现在呢，则是为了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决不要低估权力家长化对当今腐败的泛滥的影响：一是就像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有些高级干部不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响到自己的亲属和子女，把他们都带坏了。”结果是出现了大大小小、形形式式的所谓“苏哈托家族式（‘一家两制’）腐败”，就是高级干部与其家属、子女一起搞特殊化，一起搞腐败；另一个是因为在公司、单位实行的是家长化的统治，大搞“清一色”、“一条龙”，结果是使“串案”、“窝案”成为当今腐败的显著特点，一端就是一窝，一揪就是一串，后果非常严重。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权力的 “权力私有化”、“权力商品化”、“权力特殊化”、“权力家长化”，并不是单个出现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因此要克服权力异化现象，非要花大力气不可的。

（三）为什么会出现“权力私有化”、“权力商品化”、“权力特殊化”、“权力家长化”？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权力私有化”、“权力商品化”、“权力特殊化”、“权力家长化”？

第一，这是因为“第一把手”将党政大权一把抓，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时兴“一言堂”，权力不受约束，缺乏必要的监督。在选人用人问题上，用人唯“利”，用人唯亲，不按程序办，随意性大。什么都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什么都要请示他，什么民集中制，什么党委的集体领导，统统不过是一件摆饰，规章制度形同虚设，他的话就是圣旨，必须照办，不准在自己的班子里有任何一点“杂音”，凡事都由“一把手”决定，部门副职分管参与较少，有职没有权，副职养成了“绝对服从”的习惯，工作缺乏积极性、主动性。想一想，权力“强大”到这样的绝对化程度能不腐败吗？就以那个被判了死刑的成克杰来说，当时任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的他，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可以让银兴公司承接工程，可以命令计委为银兴公司立项，可以指令银行为银兴公司发放贷款，可以责任南宁市政府为银兴公司大幅度降低工程土地价，可以让财政厅将财政周转金让房改基金借给银兴公司，可以……总之，在“事发东窗”之前确是没有人能“管”得住这些“第一把手”的。

第二，这是因为当今的社会时兴“关系网”，而腐败了的“第一把手”往往都构筑“关系网”的高手，因而一个个都是“根深叶茂”的。这些家伙非常清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的作用，因而经常慷慨地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源”去为打通上边的“头头脑脑”（经常是买通），因而有很硬的后台，消息灵通极了，上头一有什么精神就马上紧跟，往往要比他人抢先一步；一旦有什么“风声紧”的预兆，就会暂时“收敛”一下，“收敛”的目的不是改邪归正，而是为了以后的东山再起；因为坏事都是自己亲自所干，所以他们以非常清楚漏洞在何处，所以往往会在事发东窗之前会采取“补救措施”，将它搞得“天衣无缝”，正因为这类的“第一把手”有这样的“能耐”一般人若是没有过硬的证据和比他有更硬的后台，一般是不敢也不会去监督的。看了湖南嘉禾县政府为促进拆迁而挂出的横幅“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慈禧就有一句类似的“名言”：“谁叫我一时不痛快，我就叫他一辈子不痛快”。这两句“名言”里虽然有个别的字词不一样，但其中包含的偏狭、霸蛮和无赖气，却是如出一辙的。

第三，这是因为在过去有一段时间内，一些人错误地将只适用于单个个体经济的“承包制”原封不动地应用于现代社会的权力结构之中，应用于当代的社会管理之中，应用于当代的大城市管理之中，并特别时兴“第一把手”的“组阁制”，结果呢？惨得很哪！“公仆意识”、“为人民服务意识”被弱化、淡化了，被强化的是“老板意识”、“雇主意识”，封建“家长制”不仅复活了，而且“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的现象很快地蔓延、发展起来，所以邓小平说：“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1]为什么当今的窝案、串案那样严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腐败了的“第一把手”将一些“要害部门”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的，什么纪律检查部，什么人事组织部，什么生产营销部等等部门领导人都一概由他来统管，由他来任命，由他来提拔，他人一概不能插足，听的就可以得到升迁，不听的就随便找一个“以党工作需要”之理由将其赶出这些部门，而且这类“调动”频繁，经常是“杀鸡给猴看”，经过这样“纯而又纯”的“选拔”，这些“要害部门”就很快变成“清一色”的了，这些部门也就会绝对地与“第一把手”“保持一致”。所以当一个单位的“第一把手”强大到这样的程度时，包括监督部门在内的人也就不会、也不敢去监督了。

第四，这是因为当今腐败了的“第一把手”的脑子实在是精明极了，腐败了的“第一把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喜欢作秀，喜欢当“两面人”，往往是台上是“孔繁森”，台下则是“王宝森”；台上慷慨激昂、热血沸腾，台下利欲熏心、投机钻营；他们还深懂舆论的力量，深懂利用舆论工具没自己发迹创造条件，因而经常会用不义之财去收买“笔杆子”，会不昔工本地去收买有影响的报刊、电视的贪财之徒为自己“吹喇叭”、“抬轿子”，千方百计地“包装”自己，将自己打扮成“新时代的开拓者”、“勇于向前的改革能人”等等，俨然一副“新生事物”的代表，造成一种“谁如果怀疑他，就等于怀疑改革”的错觉。就这样，在这类人的头上，官帽越戴越多，头上耀眼的光环越来越眼花缭乱，他也就越来越不可一世……人到了这样的程度，再想去监督他，也就更难了。

第五，这是因为当今腐败了的“第一把手”往往在加强领导的名义下，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于一身，从而使各种监督机制难于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对“一把手”监督难是个普遍性的问题。贵州省纪委驻省交通厅纪检组长、交通厅党组成员龚仕金在反思卢万里大案时就指出，卢万里案件的教训在于：“上级监督下级——太远；下级监督上级——太难；同级监督同级——太软；法纪监督——太晚。”说得很真实，却是现实的写照。

如今，谁也不会怀疑英国阿克顿教授关于“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2]这一说法的科学性。

总之，历史的影响、误人的时尚、“左”的干扰、不良的社会风气、变化了的领导心态等因素使相当一些“第一把手”变得“异常地强大”、因而能独断和专权，将“党的领导”变成了“绝对的个人领导”，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自己于一身，于是他们很快地忘掉了老祖宗的“公职活动是国家官吏的义务和天职”的教诲[3]，于是他们很快地“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4]，于是，无论是党内系统的监督（如本单位的纪监系统），或是党外系统的监督（如民主党派监督、社会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等），都只能一种摆设了。

最后的结果就必然导致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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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小平选集》第2卷，第331页

[2] 转引《依法治国与廉政建设》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4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299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