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州东湖天玺:从动车追尾窥看人口、制度与国家

从动车追尾窥看人口、制度与国家

——人口优势创造中国高铁，制度问题让动车追尾

刘忠良

“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目前已经造成39人死亡。尽管有雷雨天气的原因，但按照高铁的安全设计，如果没有人祸因素是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的。中国高铁近年来突飞猛进，但制度或体制问题难保高铁平安。在我看来，是中国的人口优势创造了中国高铁，而制度问题却让动车追尾了。

人口优势创造中国高铁

短短几年，中国高铁技术迅猛发展，很快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我们是否深入思考过，一个发展中国家，有什么资本将自己的高铁技术迅速推向世界领先位置？

像高铁这样的大规模集成技术的快速发展，需要有三个条件：强大的经济实力、科研实力和强劲的市场需求。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高铁这样大烧钱和高耗科研人力的科研项目就无法进行。同时，如果没有相应的市场需求，这样的项目也没有必要进行。

首先，虽然中国穷，但由于人口众多，因而经济实力雄厚，有发展高铁技术的充分财力支持，所以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有经济实力支持高铁这样的烧钱技术项目。

其次，中国人口多，可以提供的相应科研人员也多，因而科研实力雄厚。相比于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现在中国的每千人科研人员数量是远比他们少，但由于中国人口多，可以提供的科研人员总量因而是十分可观的。对于人口比较少的发达国家，他们根本提供不了那么多科研人员去支持高铁的快速发展，尽管他们的技术发展水平比中国高。

第三，人口多才能市场庞大，有需求才有科研发展的价值。美国虽然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和科研实力也世界最强，但由于美国人口密度低，缺乏市场需求，所以美国高铁没有获得迅速的发展。同样，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由于人口少，人口密度低，没有必要发展高铁，所以这些国家的高铁技术没有获得相应发展。而日本、德国、法国，人口密度比上述发达国家高的多，有发展高铁的市场需求，因而此三国高铁技术在发达国家中最高。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尤其是东部地区人口密集，有强劲的高铁需求，因而有中国有动力去大力发展高铁。

    中国高铁的迅速发展，尽管有举国体制的因素，但人口多的优势无疑是最重要的，不然的话，中国高铁既无经济科研实力去推进，也无市场因素去拉动，高铁的迅速发展自然无从谈起。

制度问题让动车追尾

铁道部把此次动车追尾归结为雷雨天气，在舆论反驳之下显得非常单薄。曾有网友通过对高铁安全措施的种种技术保障措施推定，如果没有人祸因素，就很难发生这样的灾难。就在“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前几天——京沪高铁频发故障之后的7月14日下午，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时还称，高铁所有系统都是按照“故障导向安全”的理念设计的，具有非常高的安全可靠性。但危险的缺陷是，制度和管理有问题。

由于良好的监督和管理体制，日本新干线47年运行期间，没有发生过一起乘客在乘车期间的死亡事故，新干线列车也没有发生过一起列车相撞事故，只发生过三次脱轨事件，但无人受伤。死于新干线的大型哺乳类动物，只有一只被撞飞的母熊，导致了新干线唯一一次伤害致死事件。

2008年4月28日发生的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故中，两列火车相撞的原因正是源于内部管理混乱，是一起典型的责任事故。“海恩法则”是安全生产管理上一条著名原理，它核心要义提醒人们：事故背后有征兆，征兆背后有苗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铁路业内人士说：“其实近来频频雷击事件导致列车晚点，本就应该引起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

动车极为严格的安全操作、调度指挥规范。即使雷击导致信号失灵，但列车终究是归人来管理，“车是死的，人是活的”。据两车乘客回忆，撞击时，前车D3115次动车时速度大约20公里，而后车D301次动车时速则在100公里上下。如果调度正确，且两车驶出永嘉站时间相差约10分钟，后面车应有充分时间停车，这起事故应涉及信号系统和调度管理系统等方面问题。

中国高铁是在官僚化的铁道部之下建设运营的，其技术开发和建设运营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和管理，主导建设高铁的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今年2月份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免去其铁道部部长职务。一个官僚化部门去建设运营一个精密而复杂的高铁系统，一个老化的软件去运营一个先进的硬件，能保障平安运营吗？

此次灾难，暴露了两个严重的问题：1、铁路体制问题；2、谁来替人民看管生命安全问题。铁路体制问题，是如何摆脱官僚化，让运动员和裁判员分设，建立起有效的监督制约和运营体系。

谁来替人民看管生命安全问题，可以有热心民众的监督，也可以有热心媒体的舆论压力，但更重要的是人民权力的代表者——人大代表来替人民看管生命安全问题。比如说食品安全，比如说这次高铁事故，人大代表为什么没有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和使命去代表人民建设起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和安全问责？当人民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其安全时，当人民需要其代表替人民看管自己的生命安全时，人大代表哪里去了？为什么出现了人大代表的缺位？

官员不是直选的，人民就失去了许多对官员的制约力，这样的官员更多的是对上级负责而不是替人民负责，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官僚主义问题。而这时，人民只有依赖人大代表了，因为人民把权力赋予了人大代表。若人大代表缺位，那就很难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制度和进行有效监督，不论是食品安全，还是铁路安全，或者其他安全问题，迟早是要出问题的。

但可惜，最高权力的全国人大代表也不是民众直选的，而是一级又一级的间接选举出来的。按照这样的制度安排，全国人大代表向省级人大代表负责，省级人大代表向县级人大代表负责，县级人大代表才直接对民众负责。层层传递间接负责的结果几乎就等于无人对人民负责！

另一个问题是，人大代表是兼职的，只有每年3月份那半月才真正起到了人大代表的作用，兼职身份让人大代表很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严重的问题是，人大代表中约70%是官员，而官员不是官官相护就是官僚主义，难道让官员监督官员或官僚主义者监督官僚主义？这样一来，保障人民安全的制度保障也就被架空了，各种安全问题频发是这种制度的必然——不是食品，就是铁路，或是其他，整个国家的各种安全问题缺乏坚实的制度保障。 

其实，中国的许多问题，是由制度造成的，但人口多，成了许多问题的替罪羊。实际上，在许多方面，人口多是有许多优势的，比如发展航天、高铁技术，比如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就获得了比较高的经济科技实力。在知识经济的今天，在人力资本为王的今天，人口多是中国的最大优势，但同时制度是中国的最大短腿。比如说，人口多创造了发展高铁的优势，但制度却拖了安全的后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