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家通惠家园二手房:三十年来清代陕甘西北回民起义论文概述

    刘金德

    摘清代的陕甘西北回民起义是研究回族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此问题，学界已有很多成果问世，今仅就三十年来学界对此问题研究的论文做一概述，以便于广大研究者和爱好者。

    要：

    关键词：三十年来；陕甘西北回民起义；概述

    关于陕甘西北回民起义相关的论文本人搜集到了60余篇，在这里可以将这些研究成果分为几大部分。即起义性质、起义原因或背景、起义中的“求抚”问题以及起义领袖人物评价和左宗棠对起义镇压和善后处理问题等等。本文试图通过上述几方面对这些文章做一归类和梳理。

    一、关于起义性质的研究

    陕甘回民起义的性质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讨论的焦点。而且分歧很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杨永福和张克非两位先生的《国内五十年来的回民起义研究述评》一文中，他指出了建国后至60年代中期国内学者关于起义性质问题主要存在反封建革命说；双重性质说；“回汉相杀”论等三种观点。改革开放以来则出现了农民反封建革命说；双重性质说；民族自卫说；性质变化说；民族斗争说等五种观点[①]。

    韩敏和邵宏谟两位先生在《论清代陕甘回民起义的性质》一文中认为“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以回族劳动人民为主体并联合一部分汉族人民共同反抗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农民革命。”同时作者对“回汉相杀”论这种观点提出质疑，他说“这种观点,夸大了回汉人民之间的矛盾,抹杀了阶级矛盾,否定了起义的反封建性质。[②]”吴万善先生在《关于陕甘回民起义中回汉“联合”问题的商榷》一文中认为韩敏、邵宏谟两位先生的《论清代陕甘回民起义的性质》这篇文章中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一，这种说法抹杀了这次起义反抗民族压迫的的最显著的特点。二，这次起义并不是‘农民革命’这次起义是回族人民反抗清的反动统治，主要是反抗清统治者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斗争。[③]”吴万善先生在《清朝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性质的再探讨》一文对其在1963年发表的《1862—1873年的西北回民起义》这篇文章中认为此次起义是一次“反抗清的反动统治”的斗争,同时指出:“这次起义具有突出的反抗民族歧视和压迫的特点”的观点进行了论证，对一些学者对该文提出的异议也进行了有力的辩驳[④]。何玉畴和吴廷桢两位先生在《论清代同治年间甘肃回民起义的性质》一文认为此次起义不是一次“以回族劳动人民为主体并联合一部分汉族人民共同反抗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农民革命”,而是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为争取民族生存权利的民族斗争[⑤]。李伯衡先生在《晚清陕甘回民起义性质之我见》一文中指出“史学界对它（晚清陕甘回民起义）的性质存在较大分歧。一说它是‘反封建的农民革命’；一说它是‘为争取民族生存权利的民族斗争’。还有一‘性质复杂’说,认为上述两个论点‘都难以概括它的较为复杂的性质’。此说似是前二说之折衷。”最后作者认为是一场民族斗争[⑥]。马汝珩先生在《试谈清咸同年间回民反清运动性质与领袖人物评价问题》一文中指出 “当然,我们说咸同年间回民反清运动的性质带有浓厚民族斗争的色彩,并不意味着对这次运动阶级斗争意义的全部否定,因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尽管这次运动以反抗清政府民族压迫为其主要目标,然而在运动实际进程中,群众的自发势力不能不给满汉官僚地主阶级以一定的打击。”“因此,从阶级斗争意义来说咸同年间的回民反清运动,也应属于中国近代史上各族人民反封建斗争的范畴,具有一定反封建剥削斗争的意义。[⑦]”马寿千先生认为“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春,陕西关中回民在太平军和捻军的直接影响下,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清起义”[⑧]。王天奖先生在《也谈左宗棠对陕甘回军的镇压》一文中认为“陕甘回军的抗清斗争不过是为了保卫民族和自身生存权利而战斗。[⑨]”霍维洮先生在其《同治年间甘肃回族反清运动性质再认识》一文中认为“长期以来,史学界把同治年间甘肃回族反清斗争视为以太平天国为主体的清末农民战争的一部分,认为它是一次反封建的运动。又因为这次运动明显的民族特征,而说它同时具有反民族压迫的性质。这些研究无疑是富有成绩的。但由于直接资料的缺乏等原因,人们对当时回族的社会状况和回族反清斗争内容的认识还很不充分,而对其斗争性质的论证主要是从清政府封建统治这一外部因素来进行的。笔者认为,回族反清运动、在不同地区,其性质各不相同,需要分别研究不可一概而论。就甘肃回族反清斗争而言,反封建之说尚有商榷之余地反民族压迫的具体内容亦有待于进一步分析”[⑩]。牛济先生在《清季陕甘回民起义运动管见》一文中认为 “同治元年(1862年),陕西、甘肃两省相继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回族人民反清武装斗争。”“它是清朝统治阶级长期进行反动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回族人民卫教保种的民族自救运动”[11]。杨东梁先生在《试评左宗棠对陕甘回军的镇压》一文中认为“回民起义从要求摆脱清朝统治者沉重的封建压迫和民族歧视的自发斗争，变成了回族封建主和宗教上层头目统治、愚弄回汉人民、制造民族分裂以达到一方目的的工具[12]”。汪受宽先生在《论清代同治年间西宁回族撒拉族起义的原因和性质》一文中指出，“不能因为起义的主体是劳动人民就轻易得出它的性质是农民革命的结论”[13]。关连吉先生在《清代陕甘回民起义中的“求抚”问题及领袖人物的评价》一文中则认为“起义的性质是与伊斯兰教有着特殊联系的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14]。马寿千先生的《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自卫抗清斗争述略》一文认为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反抗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生存的自卫性的抗清运动”[15]。

    通观上述学界的诸多观点和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西北回民起义的性质问题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不同的立场来论述此问题，自然观点各异，不足为奇。

    二、关于起义原因或背景的研究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起义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或是原因。关于陕甘回民起义的历史背景问题，学者大多认为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下而爆发的。韩敏、邵宏谟两位先生认为“清同治年间,陕西、甘肃回族广大人民,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下,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起义。[16]”吴万善先生认为“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在陕甘爆发的回民起义,是当时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全国各族人民反抗清朝反动统治的重要方面军。[17]”同时他又指出“清朝同治元年至十二年(1862—1873年)在陕甘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回民起义,这是回族人民不堪清的反动统治和民族压迫而进行的一次英勇不屈的斗争。[18]”吴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更为详尽的指出“1862年清同治六年,在西北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回民起义。这次回民起义爆发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绝不是偶然的民族冲突。它是和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尤其是太平天国革命以及云南回民起义的影响分不开的。它是当时全国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西北回民起义也有其直接的内在的原因,这首先是由于西北人民受着严重的剥削压迫和残酷的统治而清统治者对西北回民又是通过极端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来实现其阶级统治的。因而,这次起义具有突出的反抗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特点。[19]”何玉畴、吴廷桢认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下,甘肃回族人民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清起义。这场起义是当时全国总的革命形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杨永福先生在其《再论晚清云南、甘肃回民起义的社会历史背景》一文分析了云、甘回民起义的的历史背景，他指出“晚清咸同之际的回民起义是在传统社会面临转型使命却又背负着巨大的人口压力的背景下发生的,是当时西部各种社会矛盾综合作用的产物。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认为清初以来的云南、甘肃回族社会,在文化同一性的前提下,基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不同,其发展历程及指向不尽一致；清政府在甘肃、云南的统治政策使上述指向的差异更加明显；回民起义前,云南、甘肃两地回族与汉族的关系日形紧张,矛盾的一面日渐发展。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作用于回民起义,使云南、甘肃回民起义外在的历史面貌表现出众所周知的差异”[21]。

    关于起义的原因或背景还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任念文先生在《清末西北回民起义爆发的人口因素》一文中从人口的因素入手分析了起义的原因，他指出“清中叶以后,西北地区成为中原地区减少人口、输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导致西北地区人均耕地面积锐减。西北回汉农民对土地严重依赖,而人地比例失调进一步加重经济衰退,最终导致社会控制难度加大,社会矛盾激化。清末咸同之际,西北地区回、汉民族在人口膨胀的前提下,围绕对有限土地的占有以及经济方式的差异产生冲突,进而上升为族际对抗,这超越了清政府的传统社会控制能力,最终以民族矛盾激化的形式———少数民族起义告终。清末西北回民起义爆发,人口因素不可忽视。[22]”同时，侯春燕在《近代西北地区回民起义前后的人口变迁》一文“探讨了19世纪中后期, 西北地区回民起义前后的人口变迁轨迹及其影响。这段历史印证了人口再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相互适应, 人类社会才能协调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人口学的基本原理。从这一理论高度探讨近代西北的人口问题, 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人口问题的全貌, 有助于对现代人口问题的深入思考。[23]”同时，有的学者从回汉民族关系入手来分析起义的原因问题。杨永福、杨红伟两位先生在《试论同治年间甘肃回民起义前后的回汉民族关系》一文中指出“由于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甘肃回民起义前夕的回汉民族关系日趋紧张。起义发生后这种紧张关系进一步发展,尤其在初期比较普遍地存在互相仇杀的现象。同时,回民军领导人在主观上有改善回汉关系的愿望,并在实践中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未能根本改变民族关系的逆向发展。回汉民族关系对起义的结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加速了起义的失败。[24]”马寿千等先生的文章中也谈及到了此问题。还有的学者从宗教的角度论及了此问题。李松茂先生认为“宗教和农民起义有密切关系。伊斯兰教和回民起义有密切关系。[25]”冯增烈、冯钧平两先生《伊斯兰教在同治年间陕西回民反清起义中所起的作用》中也谈及了此问题[26]。晁天义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起义的原因，他认为“中国回族在形成和发展中曾经历了漫长的抗争历史。这些抗争活动的文化成因有三种：一、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属性与价值观；二、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普世性理想；三、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偏狭性。[27]”在《关于中国回族“700年战斗历史”的文化反思》一文中也论述了此问题[28]。

    总而言之，陕甘回民起义是在诸多因素共同影响下爆发的一场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回民起义。

    三、对起义中“求抚”问题的研究

    在陕甘回民起义中学者们讨论和争论较多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求抚”问题。关于此问题，学者们的观点不尽一致。

    关连吉先生在《清代陕甘回民起义中的“求抚”问题及领袖人物的评价》一文中指出“在清代陕甘回民起义的研究中,有一个与起义性质相联系的重要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就是如何看待起义中的屡次出现的‘求抚’问题。因为‘求抚’总是由出身于民族宗教上层的领袖人物出面进行的,而且往往与斗争的成败相关联,所以‘求抚’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与领袖人物的评价联系起来了。许多人对‘求抚’问题的看法上存在着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因而对求过抚的出身于民族宗教上层的领袖人物持否定意见,这是我们所不敢苟同的。[29]”欧阳跃峰先生在《论清朝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中的“求抚”问题》一文中认为：“在爆发于清朝同治年间的陕西回民起义中,起义者进行过广泛而频繁的‘求抚’活动。陕西回民起义军的‘求抚’活动与一般的叛变投敌行为具有明显的不同。在一般的人民反抗斗争中,叛变投敌只是少数人为了他们的私利而背叛大多数人的卑劣行径,这类事件只能零星发生于一时一地,且在其成为现实之前都是私下进行的秘密交易。陕西回民起义中的‘求抚’活动。一则具有普遍性,即差不多所有的起义军首领都曾进行过‘求抚’活动。二则具有集体性,即起义军首领在‘求抚’时并不仅仅代表他们个人,而是代表着整个起义队伍,是从全体起义回民的集体利益出发的。三则具有公开性,即陕西回民起义军的‘求抚’不是偷偷摸摸的私下交易,而是堂而皇之的公开活动,四是具有持久性,即‘求抚’活动贯穿了整个陕西回民起义的全过程。因而,把陕西回民起义中的‘求抚’活动与一般叛变投敌行为等量齐观,将其归结为‘求抚’者的个人品质问题,显然是说不通的。应该肯定‘求抚’反映了这场起义中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全面地探讨‘求抚’活动,对于回民起义研究的深入是大有助益的。[30]”霍维洮先生在《清代西北回民反清斗争中的抚局》一文指出“‘求抚’活动的普遍性、持续性和公开性是清末西北回族反清运动的一个基本特点。在打破了官府统治体系之后, 回民军用‘求抚’寻求与清政府建立起协调关系, 以保持武装反清取得的政治成果, 确立一种新的地方性政治格局。这种努力先后在西宁、宁夏地区形成长达数年的抚局。抚局包含着国家统一前提下少数民族的政治要求和民族关系演化等丰富的历史内涵, 值得认真总结。[31]”杨永福先生在《论晚清政府的“剿”“抚”策略与滇、甘回民军的应对》一文指出“晚清咸同年间,云南、甘肃回民起义发生后,清政府曾交替使用“剿”“抚”两手策略。杜文秀领导的大理政权多次拒绝了清云南地方官府的招抚,而求抚活动的普遍性、持续性和公开性,则是甘肃回民起义中的一个突出现象。甘肃回民起义的主要领导人都曾向官府求过抚,求抚活动遍及大大小小每一支起义队伍。在这些看似矛盾的历史表象背后,蕴涵着深刻的历史内容。[32]”同时还有学者对当时马化龙受抚的活动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如马通、马海滨的《论马化龙的受抚与被害》，马汝珩的《试谈清咸同年间回民反清运动性质与领袖人物评价问题》两文就专门论述了此问题。

    就像上述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对“求抚”问题的深入研究是研究回民起义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对起义领袖人物评价问题的研究

    起义中的领袖人物一直是学者们研究历次起义的一个着眼点，不管他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有研究的价值，因为这关系到对起义其他方方面面的研究，陕甘回民起义同样如此。

    关于此问题讨论最多的一个领袖人物就是马化龙。如马通、马海滨《论马化龙的受抚与被害》一文指出“马化龙为清末同治年间宁夏回民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曾以金积堡为中心,联合陕西、甘肃回民军给清朝以沉重打击。此文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对学术界传统的马化龙受抚与被害说提出质疑,即马化龙并非时叛时降,而是同治四年只受抚过一次,后因左宗棠残酷屠杀,又激起反叛。同时马化龙也并非“凌迟处死”,而是被左宗棠派人暗杀。[33]”李楷顺先生在《同治年间宁夏回民的反清斗争与马化龙》一文中认为“范文澜同志在《中国近代史》中对同治年间宁夏回民的反清斗争,认为是反抗民族压迫的民族起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此后,有些同志在研究这次反清斗争中对领导这次反清斗争的马化龙有着各种不同的评论。为了正确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弄清历史事实。这样,我搜集了有关金积堡保卫战的一些历史资料,准备对马化龙作进一步的研究。[34]”李楷顺在《金积堡的陷落与马化龙》一文指出“同治九年正月十一日刘松山身死,清军内部混乱,马化龙又得到临挑、靖远回民军来援,陕甘回民军趁势分途进攻,清军伤亡甚重。清军雷正绾、周兰亭、徐文秀、张文齐等四军的粮路被截断,四路清军同时溃退。回民军收复各处战略要地。以陕西已奏肃清,自请交部议罪。当时内阁学士宋晋建议,让李鸿章到西北来,把左宗棠调到贵州去。可见当时的西北形势对清朝统治阶级来说,多么不利。[35]”进而分析了马化龙与金积堡的陷落的关系问题。何玉畴、王迎喜两位先生在《评金积堡回民起义和马化龙》一文“认为清同治年间以金积堡为中心的宁夏回民起义是一场反对民族歧视、求取民族生存的不彻底的反清起义。起义中的主要首领马化龙时而起义,时而就‘抚’,没有坚定的反清态度,他仅仅在这场斗争中代表回民群众向清朝统治者进行了有限的斗争。[36]”马寿千先生在《清朝同治年间的宁夏回民起义—兼论对马化龙的评价》一文也对马化龙作了初步评价[37]。马汝珩先生在《试谈清咸同年间回民反清运动性质与领袖人物评价问题》一文也对马化龙进行了评价[38]。

    除了马化龙外，学者们还对其他领袖人物领导的起义进行了研究。如李松茂先生在《清咸同年间回民起义评论》一文中认为“总起来可以说白彦虎在陕甘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斗争,是百折不回的反抗清朝封建压迫和统抬的回民英雄,到新疆后走上了错误道路。我们不能因他在陕甘的正确而不视他在新疆的错误,也不能因他在新疆的错误而否定他在陕甘的功绩,历史人物评价不是数学演算加减法,不好说他功过相抵还剩多少,但大体可以说,他是一个前期进行了英勇战斗后期犯了错误的回民英雄。[39]”吴万善、罗万寿两位先生在《论田五、张文庆起义》一文指出“清朝乾隆四十九年,继苏四十三起义不到三年时间,又爆发了田五、张文庆领导的甘肃回民起义。这两次起义有共同之处,都是马明心所创哲赫忍耶进行的反清斗争,且有密切联系,但毕竟是在不同时间、地点,由不同的领导者发动的起义,又各具特点,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史学界对前一次起义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而对后一次起义研究较少,对除田五之外的其他首领在起义中的地位,起义是如何引起和发动的,斗争经过,起义规模,统治者采取的政策以及这次起义的作用等,大多不甚明晰。[40]”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很多，在这不一一列举。

    五、关于左宗棠对起义镇压和善后处理问题研究

    学界对左宗棠在镇压北回民起义中的评价问题上历来观点不一，有扬有贬。这是由于学者们所参考的资料或是研究问题的立足点不同，故此出现这些说法不一的现象。

    杨东梁先生在《试评左宗棠对陕甘回军的镇压》一文认为“左宗棠对陕甘回军作战是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对这段历史,建国后研究者一般均笼统予以否定,深入、具体分析却嫌不够充分”[41]。因此作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关连吉先生在《左宗棠与陕甘回民起义》一文指出“左宗棠一生政治活动的高潮是在西北地区,在西北地区的活动又分为前后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同治五年到同治十三年（1866一1874）,主要内容为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第二阶段从光绪元年到光绪六年（1875一1880）,主要内容是进军新疆、抵御外敌,维护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关于后一阶段的内容,各种文章和书籍介绍甚多。关于前一阶段的内容,似乎论述不够。正确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应该考察其生平事迹的各个方面。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问题进行一番历史考察。[42]”王天奖先生在《也谈左宗棠对陕甘回军的镇压》一文中也谈及了左宗棠对三竿回民起义的镇压问题。

    关于左宗棠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后的善后措施问题也有学者论述。马志荣在《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族起义方略及善后措施述评》一文中指出“同治年间陕甘回族起义爆发后,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统治,清政府在一筹莫展中调左宗棠前来镇压。左宗棠是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老手,手段残酷,经验丰富,深受清政府信赖。他在镇压陕甘回族起义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极其残酷的反动措施,一步一步地将长达12年的陕甘广大回族为争取民族生存、宗教信仰权利的斗争镇压下去。本来这些理应受到严厉的谴责,但一些学术著作和文章的作者有意或无意地把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族起义和进军新疆联系在一起,认为左宗棠西来为收复新疆,才镇压了陕甘回族起义。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就是要使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族起义合法化,化罪为功。对于这种不顾历史事实的粉饰,笔者不敢苟同。”同时他说“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左宗棠在镇压陕甘回族起义中采取的方略及善后措施做些探讨,相信广大史学界同仁能够做出公允的评价。”“一、受命赴任调兵遗将筹措军费策划镇压方略；二、采取期抚兼施以剿为主的镇压措施；三、孤立削弱限制回族发展的替后措施。[43]”杨卫东先生的《关于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族起义及善后措施的再探讨》一文认为“左宗棠在镇压陕甘回族起义过程中提出了‘不论汉回,只辨良匪’原则和‘剿抚兼施’的方略,而后他采取了以迁徙安置广大回民和设法恢复农牧业生产为主的安抚措施。这只是进一步暴露了他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本质属性,其中并不存在对回族人民的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44]”赵法发、贾宏亮两位先生就左宗棠与西北开发问题特作一篇述评《1980年以来左宗棠与西北开发研究述评》，在文章中作者说“对1980年以来左宗棠与西北开发研究进行了梳理, 并分3部分做了述评。笔者认为,这个领域研究成果显著, 但也存在不少重复性的低层次的研究, 缺乏对学术‘规范’的遵守 ,研究视野狭窄, 研究方法单一等不足, 并对此问题阐述了笔者的思考和见解”。[45]

    六、余论

    除了上述一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陕甘西北回民起义问题。

    吴洁生先生在《清初西北回民大起义史实考略》一文中考察了清初西北回民起义中一些史实问题。他说：“顺治初年,由于不堪忍受满清封建统治者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西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对于起义,各史书记载不同,莫衷一是。为此,笔者作了一些初步的考证,以辨别真谬并求正于史学界。[46]”邵宏谟、韩敏二先在《同治初年陕西的回民起义》一文中用五部分，即“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圣山砍竹事件”；“横少八百里秦川”；“粉碎胜保的围剿”；“向甘肃撤退”五个方面论述了同治初年陕西的回民起义问题[47]。张霞光先生在《试论清代同治年间甘肃回民起义的策略问题》一文认为“建国以来,史学界对清代同治年间甘肃回民起义的策略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这方面的专家和学者。清代同治年间甘肃回民起义采取了武装反抗和积极妥协相结合的斗争策略,也就是一面坚持武装反抗,一面不断地向清政府进行积极的妥协,其中武装反抗是主要的策略手段。在这一策略的指导下,回民起义军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军事胜利。武装反抗是这次起义的基本策略。[48]”霍维洮先生在《西北回族自治斗争的起源》一文认为“民族自主和自治,是民族发展的普遍道路,它不仅是近现代历史上众多民族追求的重要目标,也是古代民旅关系中的重要问题。由于各民族自身的特点和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不尽相同,其自主和自治的道路亦多种多样,构成了民族发展史丰富内容的一个方面。清代,西北回族形成了相对稳定和独立的社会体系,于清代后半期百余年间,为民族自治而不懈斗争。本文试就这一斗争的起源来探索西北回族发展的特殊历程”[49]。霍先生在其《近代西北回族反清运动中的政权问题》一文中论述了西北回族反清运动中的政权问题。他说：“近代的西北回族反清运动的政权关系,学术界尚无专文研究。西北回族反清10年,控制甘、宁、青广大地区,摧毁了斗争区域清政府地方政权,政权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取得军事胜利的回民军,以抚局的方式实现了对其控制区的政治管理和与清政府的妥协。回民军重要领导人接受清朝的封职,在相对稳定的区域内建立了独立的官职系统,征收赋税,举办公共事业,使回民军由民族性组织逐步向地域性组织转化;同时,他们与官方有书信公文往返,资送军饷,并有条件地接受清政府官员。给合这两方面的内容,可以证明,西北回族反清运动中形成了民族性地方自治政权。[50]”杨永福在《对晚清云南、甘肃回民起义的再认识》一文把云南与甘肃回民起义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云南杜文秀起义与甘肃回民起义是有别于农民起义的一种斗争类型,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内涵；近代以来后人对回民起义的反思并没有到位,回民起义事实上是当时当地社会矛盾综合作用的产物；因此,采取新的研究视角,拓展理论视野,突破原有的研究理论框架,回民起义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间。[51]”杨先生在其另一篇文章《反清割据与自我管理:杜文秀起义与甘肃回民起义的政治目标》一文分析了杜文秀起义与甘肃回民起义的政治目标。他指出“杜文秀起义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建立起与清政府对峙的大理政权,形成了统一的指挥中心和一支集中统一的军队,并对所辖地区进行了有效的社会公共管理；甘肃回民起义则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和主张,四大军事政治中心各自为战,未形成统一的指挥中心。因此,两次起义的政治目标不仅异于太平天国,它们之间也存在着耐人寻味的差异。[52]”陈贤良先生在《晚清云南、甘肃回民起义的政治主张和口号比较之我见》一文指出“甘肃回民起义和杜文秀起义在政治主张和追求的目标上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通过“比较分析,结论是：甘肃回民起义没有提出明确的斗争口号,但其指向的似应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在此前提下承认中央政府，杜文秀起义则提出了明确的政治主张,有坚定的抗清意识。[53]”吴晓军先生《生态与社会失衡:近代甘肃回民起义探析》从民族学的角度论述了近代甘肃回民起义问题。他说：“近代甘肃发生多次回民起义,研究这一问题,必须立足于生态史和社会史,从生态环境严酷与人地关系紧张,回族社会地位的缺失,民族间的隔阂及统治者错误的民族政策等方面进行探讨。[54]”朱江瑞在《同治年间新疆各族人民反清斗争的特点》一文中指出“19世纪60年代,新疆维、回族的反清斗争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具有自己显著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宗教上层为领导,以民族、宗教关系为分野两个方面。[55]”徐晓萍在《伊朗巴布教徒起义与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的比较研究》一文从新的角度对伊朗巴布教徒起义与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的比较研究他指出“伊朗与中国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两个大国，具有四、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伊朗古称波斯，在我国史书上被称为安息国，其自汉代起就同我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两国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本文特撷取中伊两国历史的一个断面,即伊朗巴布教徒起义和清代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来作以比较分析,以求得对世界历史的通贯认识。而若按历史的时间横截面而言,似乎应把伊朗巴布教徒起义与中国太平天国运动作以比较,本文之所以取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为行文方便,下文将省略为西北回民起义)与之比较,却是基于伊斯兰教的考虑,因为在这一点上,二者有更多的共通点。[56]”同时应该知道早在80年代末期林吉先生就对陕甘回民起义问题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写成了《清代陕甘回民起义研究概述》一文，可是由于年代所限，对着以后的文章和成果固然没有辑录在内，为此，本人写成此文[57]。

    综上所述，关于清代陕甘回民起义的研究成果甚是丰富，但仍存在一些争论性的问题，还有待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由于资料和时间以及能力所限，今仅就学术论文做一概述，还望老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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