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瓷砖工艺流程:听证会不是糊弄民意的傀儡戏

近日，成都几名“听证专业户”遭曝光。其中成都退休市民64岁的胡丽天，因被网友质疑为“听证会托儿”，成了网络名人。面对质疑，胡丽天接受采访时说，7年来被选上做听证会代表共有23次，是因“报名的人太少”，自己并不是托儿。23次中她表示同意的有13次，还有5次只被选为旁听代表，无权发言。剩下的5次，她分别提出了反对意见或改进意见。

这几名“听证会专业户”是不是“听证会托儿”，我想每个人会有自己的判断，但胡丽天所说“报名的人太少”，却表明当下听证制所遭遇的困窘。按说，听证会中的价格听证，与每个市民的生活都有很大关系，但市民却表现出对听证会的普遍冷漠。这种冷漠，不是说明民众不在乎价格的上涨，或对这类民主决策方式没有热情，其实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他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前些日子，就有一个参加过听证会的东莞市民表示，很多听证会只是哄老百姓的摆设，所选“出席者”多是内定的“自己人”，座位在前，而“反对派”人数极少，座位也在后面，即使有反对意见也很难被真正听取。胡丽天等“听证专业户”无疑属于这类“自己人”。听证会遇冷，不过是因民众一次次被所谓的听证会利用和戏弄，“看穿了”一些听证会走过场的本质。应当说，不参加听证会，恰恰成为很多民众一种理性的选择。

记得听证会舶来之初，媒体和民众对此均充满了热望，希望通过听证会能让民众的表达权、知情权和监督权部分地落到实处，让听证会成为民意通往公共决策的一个渠道。这些年，政府也逐渐建立了行政处罚、价格决策和立法的听证。但随着听证会进入民众视野，人们却发现某些听证会只“听”不“证”，请来听证的代表也多与各种利益集团有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价格听证，原本是为实现民众与某些利益集团博弈的参与监督机制，如今却往往沦为使涨价变得堂而皇之的一种附和仪式。

听证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也是民众维护自身权益的一个主要手段。其中的价格听证，不仅能让一些垄断的利益集团增强市场观念和社会意识，也可让地方政府节约行政成本，为公共决策提供更充分的信息，让决策能够更好地体现民意。然而从一些听证会的实际运作来看，效果有时适得其反，听证会往往成为某些利益集团抬高价格、制造虚假民意的工具。在一些听证会上，我们看到的往往不是各种声音的交锋和争论，而是衷心拥护、大同小异的利益代言。即便在一些事关民众冷暖温饱的问题上，我们也极少听到维护弱势群体的声音，民众的冷漠与反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当然，导致目前听证制度失效的原因很多。首要原因，是地方政府与某些垄断利益集团复杂的利益纠葛。由于地方政府需要得到一些利益集团来自税金等方面的利益支持，自然与这些利益集团有着一致的目标。由于很多行业并没有实现市场化的公平竞争，要让地方政府摆脱这些垄断利益的牵制，几乎不可能。其次听证会的主持机构，往往是政府管理部门本身，它们既是决策的制订和推动者，也是利益的享有者，自然无法保证作为主持者的独立性。西方国家早有经验表明，听证会只有由独立的、超越于各种利益关系的机构主持，才可能尽量少地被权力或利益集团操纵，才能真正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此外，目前的听证制度还缺少监督与审查的机构与程序。听证过后，既无部门监督与审查听证的内容，也无程序确保把听证结果反馈给民众，或贯彻到公共决策之中。连胡丽天这样的“听证专业户”对自己参加听证的结果，都往往一无所知，何况普通民众？政府相关的主管部门，即是听证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又是最终的裁判者与决策者，民众作为分散而独立的个体，自然无法与权力或某些利益集团相博弈，听证会流于形式几乎是一种必然。

听证会原本是为了吸纳民意，如今却成为糊弄民意的傀儡戏。大多数民众不愿成为任人摆弄的傀儡，于是才会诞生胡丽天这类甘当傀儡的“听证会专业户”。真正的问题，还不是听证会无人买账的尴尬，核心是这一情形表明政府公信力正在丧失。政府的公信力，可以说是整个社会和民众信用的基础，也是维护一个稳定而健康的社会的重要力量。一旦政府公信力屡屡遭受质疑，无法获得大多数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它就可能导致社会制度和法律的崩溃。目前听证会遇冷，还只是公民的一种消极不服从，表明民众对所谓的民主建设的失望。当这种愚弄民众的权力形式成为常态，当公民不服从的意志成为共识时，政府对社会资源的调动能力也会跟着受损。发展到一定程度，再好的制度与决策，也难以取得民众的信任。到那时一个小概率事件都可能引发无法遏制的社会震荡，最终将社会逼至动乱的边缘。

听证会与别的会议还不同，它承载的是民众的诉求与信任。这个制度一旦被大多数民众轻视或抛弃，那么今后推进民主决策的各种制度设计，都极难获得民众的信任与参与。如何让听证会回到制度设计的初衷，如何让各种听证会真正符合民主决策的本质，应当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