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工艺分为哪几种: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1年4月13日是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1885—1971）诞辰126周年，为了纪念这位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文学评论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创始人，由中央编译局举办的“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纪念卢卡奇诞辰126周年小型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邀请了北京地区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专家学者，来自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就以下三个议题展开了积极的发言和讨论：一、反思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二、以卢卡奇为主要开创者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生与发展；三、卢卡奇思想研究以及卢卡奇再评价。

一、反思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

　　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教授以《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的审思》为题反思了我国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状况，提出在本领域研究中需要具有一种“划界意识”。衣俊卿教授指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经过了30年的发展，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理论成果井喷式涌现，他对这种局面感到欣慰和高兴，同时指出该学科过分快速跃进和无限制膨胀，其前景令人担忧。从而他提出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应培养一种“划界意识”，并从三个层次作出了说明和解释。首先是基础性“划界意识”：我们应当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涉及的各种流派、人物和观点的客观的学术影响力和现实影响力做出切实而恰当的评估，从而在该研究领域突出重点和核心层。这种影响力的确定，不能仅仅以我们对其理论解释力和创造力的主观评价为尺度，还应当考虑客观的评价标准：这一理论阐述是否真正进入到当代人类思想和理论对话与交流之中并具有影响力，或者是否真正对社会实践、社会运动或社会进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第二是深层面的“划界意识”：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学术影响力和现实影响力做出评估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对每一具体研究对象的价值取向、基本观点，特别是其同马克思思想的真实关系做出具体的区分性评价，以便突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对马克思主义的强调。第三是“现实诉求”：回答为什么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即明确该领域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所期待的理论成果。衣教授强调，这种划界诉求所强调的不是一种“硬划界”，而是一种“软划界”；不是一种“刚性划界”，而是一种“弹性划界”；不在于“约束”和“规定”，而在于“提醒”和“启示”。

　　衣教授对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的认识引起了许多共鸣，与会者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欧阳谦教授分析了这种现状的原因，指出目前追求新鲜和热点的研究倾向与大学招生和培养方式有关，他肯定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译介方面的成果数量和质量有所提高，但也指出国际学界在该领域所关注的问题与中国的现实有差距。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冯颜利研究员指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的问题是：个案研究多、整体把握不足，翻译作品多、交流对话不足。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文兵教授认为，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内容过于分散，缺乏统一主题，而且大都只是对当代国外现实问题的批评，对于中国的借鉴作用有限。

　　会议的热点话题是衣俊卿教授所提出的划界问题，大部分与会者表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立波副教授认为，衣教授对划界意识的倡导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对研究的类型、话语体系和方法套路有所关注。北京大学哲学系仰海峰教授将“划界意识”理解为研究上的方法论自觉，认为这涉及到在资料收集中如何界划研究范围，是所有学科研究都面临的问题。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林艳梅副教授论述了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划界的必要性，她指出，现代西方思想家深受马克思影响，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要素，但并不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可以对马克思在当代的影响和作用有全面的认识，但并不妨碍我们进行划界。中央编译局李百玲副研究员也强调划界意识的重要，认为面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过快过热的发展，我们需要冷静和沉淀，尤其是在方法论上需要自觉进行反思，对本学科领域的范围和对象进行广泛的讨论，分析其价值观点和基本思想，看看哪些符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围、实质和精神，区分观点上相似、但在态度和方法上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那些理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段忠桥教授与衣教授的观点殊途同归，他针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众多、观点纷杂的现状，提倡一种自觉选择意识，认为研究者个体应当自觉对研究对象进行选择，选择的基本标准是：第一，研究应当与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一致；第二，研究对象应当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学说有继承关系，肯定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第三，研究应当关注影响力大的人物和理论，应当能够对原有问题有所超越，能够推进和解释新问题；第四，研究应当对中国现实有指导意义，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部分与会者强调在划界基础上的互动和交流。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杨生平教授认为，划界意识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需的反思和自我约束，否则这一学科无法深化发展；但在划界的基础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但要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互动交流，还要与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进行充分的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魏小萍研究员结合自己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经验，指出在国际学术界中马克思主义内部派别林立、彼此缺乏理解和沟通，她主张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划界的同时应当进行充分的交往和交流。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继锋教授强调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应当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依归，在此基础上首先应关注不同理论流派之间的继承性而不是断裂性，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下属不同二级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而不是差别与隔阂。

　　部分与会者对划界问题持有疑虑，主要来自以下几点认识：第一，出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处发展阶段的判断，认为该学科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应该呵护其成长，尽量少进行批判和约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梁树发教授认为，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情况复杂，很难在研究的起步阶段就进行划界，而是要鼓励和包容，在此基础上再谈论划界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贺翠香副研究员也提出同样的疑问：我们是否到了应该划界的时候？她担心如果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作出划界，那么许多研究将被排除掉，可能会造成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领域的萎缩，因此她主张一种更为合理的宽泛划界：只要受到马克思影响又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研究，就可以进入该研究领域。第二，出于对划界目的的不同看法，认为划界是为了追求本真的马克思理论或为了对立自己与他人的研究领域，担心由此可能带来学科的隔阂与孤立，甚至还担心由此带来政治上的批判。魏小萍研究员提出疑问：我们根据是否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学和国外马克思学等所作的区分，是否会导致一种政治上的划界？她主张还是回到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院长陆俊教授引用了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们”这一概念，说明我们当代人对于马克思的再理解是以“幽灵”的形式代替了马克思的直接在场，这一点造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关于马克思的正宗或本真理论的困惑和争论；而复数形式的“幽灵”说明马克思主义必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面貌，启示我们应当理解和宽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北京大学哲学系聂锦芳教授则主张作研究不应跑马圈地或画地为牢，而应提倡宽容和理解，应当探讨他人观点后面的动机和论证，只要有利于共同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加深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度，就应该欢迎和接纳。第三，出于对划界标准的取舍，认为划界是很难或不可能实现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安启念教授认为划界问题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思想关联的重视，但是判断一种理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其标准难以确定和实施，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理解的差异，必然具有时代局限性。他认为，应当根据实践标准去判断一种理论的价值：只要对中国建设发挥积极作用的理论就应该得到研究，就能够得到保存和发展。第四，出于对思想自由的追求，自愿悬置关于自身及其研究对象的学术定位和流派归属的判断，主张根据理论逻辑的自然延伸、自由地从事研究活动。清华大学哲学系韩立新教授不愿把自己的研究归属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或其他任一领域，他认为自己思想的正确与否只能留给历史去评断。

　　本着建设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领域的共同愿望，与会者对发展该学科领域的原因、任务、原则和方法进行了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郑一明研究员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建设提出了几点看法：首先，最初开始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徐崇温教授与其他学者的争论本身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发展，国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学科最终得以建立，可以说是争论获得的法定裁决和积极结果，此后没有必要再继续争论。第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地域差异具有政治原因，北京之外有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黑龙江大学等学术重镇，但在北京地区并无同等规模的研究基地，其原因主要在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定性问题。第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倾向是，老一代研究者停留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范围内，而年轻研究者乐衷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但该学科建立之后，研究重点应当从开拓领域转向学科定位、理顺和建设问题，这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继续深入发展所不可回避的问题。杨生平教授首先指出国外马克思主义可以提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是我们了解国外社会发展和重大社会思潮的重要切入点。他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同时注意马克思主义是发展变化的，因此要在国际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要从西方重大思潮的比拼和相互批判中去发现和研究问题。最后他总结了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1）分析研究对象；（2）反思主观视域；（3）结合理论与实际；（4）兼顾中国与世界，坚持开放式研究。仰海峰教授认为，我们只能在中国语境下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为此必须熟悉马克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思潮、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史和中国历史，必须跨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种人文学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今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只是处于知识规划阶段，具有知识储备的用途。他还提出研究应当遵循的“历史性原则”，提倡思想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

　　马克思学是近年来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异军突起的重要学派，与会者也对此表示关注。梁树发教授对中国马克思学的兴起作了历史性回顾，同时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状况和流派作了简要介绍。北京大学哲学系杨学功副教授回顾了我国马克思学的建立和发展，分析了我国马克思学自身的划界问题。他认为文本研究不等同于马克思学，文本研究是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但不是其全部或主流。他指出，目前以马克思学为代表的学院派研究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基调，这些研究有意识淡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拒绝其意识形态功能，但是在中国思想界百家争鸣、尤其是新左派和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空前活跃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参与度远远不够，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针对现实政治表达自己的姿态。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曾枝盛教授则为马克思学辩护，提出在中国建设马克思学的几点理由：首先，马克思学与马克思主义有所区别，前者更注重实证研究，包括版本考证、手稿辨认和整理出版等等工作，而后者更注重抽象思维，结合理论运用的实际情况进行总结概括，二者互有交叉和补充，如果马克思学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会迷失方向，而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马克思学的文献工作则会内容空洞和缺乏文本依据。其次，我们需要马克思学以便能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对话。再次，从招收生源和学科建设的角度看，马克思学也是必需的。聂锦芳教授则通过分析西方马克思学的得与失，对中国马克思学的发展作了反思。他认为中国马克思学的兴起源于长期以来对马克思研究方式的经验教训总结，原先依靠思辨和想象而无实证文本依据的马克思研究的固有观念往往是错误的，西方马克思学提供了大量文本资料，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启发巨大。但是西方马克思学将思想工作与文献工作截然分开，不研究思想的内在逻辑，从而难以对散乱的文本材料进行衔接。另外，西方马克思学过于强烈的现实关怀妨碍了其理论价值，离马克思的原意越来越远。他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研究中应当取长补短。

　　与会者还就各自所研究的领域介绍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路径与新生长点。段忠桥教授主张应重点研究英美马克思主义，认为他们对当今时代问题有更好的思考，超越了纯哲学范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都有深入研究，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打开了更加广阔的领域。清华大学哲学系唐少杰教授则认为应加强对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汲取其经验教训，探索他们在与我国相似的社会状况下的反思和理论贡献，避免学术上的低级重复。林艳梅副教授也强调苏俄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应当从两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即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亟待深化推进的处境出发对两国的发展道路进行比较研究。韩立新教授从事日本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下个阶段他将着重介绍望月清司。除了以国别划分的研究之外，还有专题研究。欧阳谦教授认为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十分重要。文兵教授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的目前形势下如何建构一种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孔明安副研究员介绍了当前意识形态研究的状况。冯颜利研究员倡导关于公平和正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陆俊教授介绍了他正在从事的“网络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贺翠香副研究员认为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密切相关，对于中国现实非常有意义。

二、以卢卡奇为主要开创者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生与发展

　　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到60—70年代产生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定哲学思潮。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始终包含和交织着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二者的区别和澄清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初期的一个重要任务。如今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日益扩展，延伸到美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等众多学科领域，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对他们的研究是否还有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这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面临的问题之一。

　　梁树发教授举例指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性：卢卡奇留下的最重要精神遗产“马克思主义革新”即我们今天所谈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是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是诉诸总体性和主体性的辩证法，在这些方面的理论关注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和进步的体现，应该归功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科尔施指出马克思的全部普遍原理都有其特殊性，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主化和中国化提供了学理依据和哲学基础；葛兰西“实践的一元论”指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行为中的统一性，所代表的哲学精神值得肯定。最后，梁教授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对之要做历史的动态的理解，不能做简单的平面的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对他们的研究是一种思想资源，是我们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观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经验和规律的教育的思想资源，是进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门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各自具有不同人格精神和风格方法，这些都是研究值得借鉴的资源。

　　安启念教授认为，中国目前遇到的问题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时遇到的问题，所以研究他们的著作对认识和解决当前的中国问题很有意义，因为中国和西方社会一样经历了卢卡奇所说的“物化”过程。西方马克思主义承认科技作为意识形态对人的支配作用，又不甘心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奴役，希望否定和超越资本主义，于是求助于文化批判的手段，在这个方面为中国现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林艳梅副教授也肯定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她指出，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对于回到马克思、把握马克思思想原貌作出了突出贡献；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异化的批判，尤其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社会主义作出的深刻思考，是很有价值的；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理论逻辑研究与深入到历史社会背景的总体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三、卢卡奇思想研究以及卢卡奇再评价

　　在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蓬勃发展的这30年间，关于卢卡奇的研究也日渐加强：哲学方面专题论文的数量由20世纪80年代的30多篇、90年代的100多篇，发展到21世纪这10年间的300多篇；研究的质量也大有提高，成果形式由译介为主转向研究专著为主。尽管如此，我国的卢卡奇研究还有待持续深入的发展，例如卢卡奇研究的学科定位问题，卢卡奇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的理解问题，卢卡奇思想的前后期转向问题。

　　中央编译局周凡研究员向大家作了卢卡奇生平图片展示，并进行了生动的解说。在解说过程，他指出，卢卡奇思想研究在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卢卡奇参与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布达佩斯学派，更为重要的是，作为20世纪有着世界影响的杰出思想家，他对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分析，他对物化世界的无情批判，他对马克思思想的原创性阐发，以及他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周凡研究员认为，尽管几十年来我国学界在卢卡奇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也存在着很大问题，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实际上，对卢卡奇思想的研究有三种学科定位：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内的卢卡奇；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内的卢卡奇；三是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之内的卢卡奇。在这几个领地之中，都深埋着值得我们开采的思想富矿。

　　韩立新教授关注卢卡奇著作中体现出来的“回到黑格尔”的趋势。他认为《青年黑格尔》在某种意义上比《历史与阶级意识》更重要，前者梳理了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和耶拿时期即1807年以前试图结合辩证法和经济学研究的思想脉络。卢卡奇在该书中指出，黑格尔认为异化等同于对象化，而马克思区别了二者，因此马克思高于黑格尔。韩教授对卢卡奇的这一观点提出了反驳，他认为，卢卡奇的这一判断只适用于《巴黎手稿》“第一手稿”中的“异化劳动论”，并不适用于“第三手稿”中的“对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哲学的批判”，如果用卢卡奇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不利于理解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

　　魏小萍研究员强调卢卡奇从前期到后期思想的变化，尤其是主体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以卢卡奇去苏联为界，此前他的主体概念主要指阶级意识，讨论无产阶级如何上升为主体，产生社会革命；此后他更关注的是历史主体，在某种意义上更接近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国内学者重视体现他前期思想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但对他后期著作《社会存在本体论》中的思想并没有充分关注。魏研究员认为，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说，他后期对主客体关系的探讨更有价值。

　　欧阳谦教授也关注卢卡奇后期思想研究，他指出，国外学者对于卢卡奇由前期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向后期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思想转向及其所使用概念的变化有许多研究，但国内学者对卢卡奇后期思想的研究很不充分。

　　贺翠香副研究员强调卢卡奇后期《民主化的进程》、《审美特性》和《社会存在本体论》三大著作的重要性。她认为，《民主化的进程》一书运用了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概念，例如“市民社会”、“类存在”、“人的有目的性的自觉活动”等等，试图为社会主义的民主化体制作出哲学论证，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很有意义。

　　针对关注卢卡奇后期思想的众多呼声，衣俊卿教授指出，深入研究卢卡奇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确实有助于理解他本人的思想，而且对于深刻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复杂格局都具有特别的意义。不过他认为，卢卡奇后期思想转折的问题十分复杂，不能一概而论：首先，关于卢卡奇前期和后期思想的划界问题还需要细化，除了以《历史与阶级意识》为代表的时期和以《审美特性》和《社会存在本体论》为代表的时期之外，还有直接受韦伯和齐美尔等人影响的前马克思主义时期，以及在《青年黑格尔》、《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理性的毁灭》等著作中体现出非理性主义批判思想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时期，这四个阶段中每次思想转变的深度和性质都需要加以评估。第二，这四个思想阶段是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还是保持不变的内在核心，这是有待研究的。卢卡奇思想的转折来自他反复宣称的自我批判，然而从理论逻辑和心路历程相互交织的角度分析，这种思想演化脉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清晰，我们不能将他的前后期思想简单对立或落入非此即彼的比较取舍中，而是应该超越理论表层的“转折”和“断裂”进入更深层的研究。

四、总 结

　　会议的最后，衣俊卿教授澄清并总结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的划界不是以权威的方式对他人的研究妄加评论，而是一种方法论和自我意识。划界不是政治上的论争，而是学理上的讨论，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探讨。划界意识不是为了追求所谓本真的马克思，一个本真的完全客观的无争议的马克思是不存在的，我们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对马克思进行解读，只能说马克思有一种贯穿一致的精神，即始终关心人的价值，他正是根据这一精神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某种理论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必须得到说明。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