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魂集数名称:高增长时代的终结

高增长时代的终结

    　　改革开放30年。30年中，中国经济平均以9.7%的速度增长。我把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归因于如下三个因素：第一，政治稳定；第二，对外开放；第三，市场化改革。政治稳定的作用无须多说。市场化改革不仅让资源落入最能利用它的人的手上，同时提供强激励促使人们努力工作，这是生产率提高的关键。而对外开放，则不仅为我们带来大范围交换的契约知识、大规模工业生产的生产知识、技术和资本，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持久的需求支撑。 当然，市场化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提供了需求支撑。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这个问题：其一，生产率提高，供给增加，本身就意味着需求增加，这就是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其二，通过改革旧体制的束缚，可以释放大量存量需求。例如，房地产就曾作为存量需求来开发，为中国经济做出过显著贡献。甚至高等教育，都曾被作为存量需求来开发和利用过。
　　在我的心中，一直把对外开放看得很高很重。这不仅是因为对外开放的上述作用，还因为很大程度上是对外开放在推动着市场化改革不断走向深入；而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没有和外部经济的互通有无，不能把众多的人口与世界的其它资源有效结合，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不可能发生。不会错，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注定是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注定是与高外贸依存度相伴随的。
　　简单述说过去，是要以此做参照，推断未来的经济走势。华尔街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世界经济整体性陷于衰退。中国当然不例外。眼下及今后一段时间，无疑是中国经济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不过，我并不担心这眼前的困难。中国的财政状况、国际收支状况空前良好，软预算约束的特征又没有根本改变，因而短期里要保八不是做不到。虽然我曾指出，用1998年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老办法应对这次华尔街金融风暴会给经济的长期发展带来隐患，宏观调控必需考虑局限条件的转变，但我从来不低估短期里中国集中力量做成一件事情的能力。
　　是的，我担心的，是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长期里，恕我没有那么乐观。我认为，中国经济从此将告别8%以上的高增长时代。
　　这次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大家都在问，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什么？的确，我们可以指责美国的货币政策出了问题，长期的低利率和货币扩张致使大量资金可以去追逐那些低信用资产；我们可以指责美国的金融制度出了问题，借钱缺乏真实抵押，金融缺乏监管；我们还可以指责以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有问题，美国大量印钞，但却可以没有通胀。
　　然而在我看来，这些指责不过是事后诸葛的高明而已。试问，考虑到货币政策的内生性质，通胀率不高，你会想到不能扩张货币了？至于金融监管，就连华尔街高管出身的美国政府高官都坦诚弄不懂复杂的金融合约，又如何监管呢？以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有问题吗？当然有问题，很大的问题，但是替代而又可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又在哪里？
　　其实，不妨把问题看得朴素简单些。我们知道，美国长期是一个低储蓄、高消费的国度。人们甚至怀着一种骄傲和羡慕的心理把美国人民的这样一种借钱消费、提前消费的生活方式称作美国文化。这个生活方式是把未来的消费叠加到现在，这无疑会导致短期的经济繁荣。而更重要的，是美国人民以现在为参照预期未来的收入前景；将未来消费叠加到现在，产生短期经济繁荣，现在的繁荣又进一步提升未来收入预期，这就形成了一个累进的叠加效果。如此累进叠加的结果必然是经济的短期巨大繁荣。当然，叫短期，时间其实可以不短。而有了以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的支撑，这个巨大的繁荣是可以延续较长时间的。这就是这一轮世界经济整体繁荣的背后逻辑。在我看来，过去十多年，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其实是一个非常态的高增长，受其带动的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一个非常态的高增长。扩张总有尽时，美国消费扩张的资金链断裂只是时间问题，或迟或早，金融危机是一定要爆发的。
　　现在，我们要问，金融危机会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带来怎样的改变？
　　你说会加强金融监管，我认为不错。你说会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我认为虽然没有好的可行的替代性国际货币体系，但人们的确会关注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可能是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这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是的，金融危机将根本改变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人们的消费观念。在我看来，美国的超前消费更多拉动的是世界其它经济的增长。我们总讲自己的经济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知否？我们的高投资、高出口、高增长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消费、低储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样看，我们这些年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乃是一种非常态的高增长。这种高增长是建立在西方国家借钱消费、提前消费的基础上的。一旦西方国家回归到消费的常态，我们的出口增长也将回归到增长的常态。那是说，从外需的角度，中国再没有了非常态高增长的条件。
　　而且，今天举世都在发展经济，又有众多前计划经济国家转轨市场经济，参与到世界经济的竞争中来，全世界多出了几十亿的劳动力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这使我们很容易丧失过去赖以发展经济的劳动密集工业优势：一方面，经过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劳动成本大幅上升，已经高于好些周边国家，而且制造业在为我们带来高增长的同时，其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弊端也日益凸现；另一方面，由于我们不恰当的立法和政策，我们的劳动市场正在失去弹性。这后一方面，有着不容易为人们认识的重要影响。要知道，人口众多既可以成为我们的优势，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劣势。人力是资产吗？一般地说，是资产，但并不绝对。假如人没有活干，不能创造收入，那么就不仅不是资产，可能还是负资产。人要穿衣吃饭，如果没有活干，不能创造收入，社会就会不稳定，甚至陷于动荡。所以我讲，就业永远是中国经济的第一要务。假如我们的劳动市场没有弹性的话，那么我们众多的人口就成为负资产了。
　　向前看，中国经济再没有像房地产那样的巨大存量需求可以开发利用了。没有错，好些人认为农村存在巨大的存量需求可以开发。但我的认识不一样。我认为，消费的根本在于收入。没有收入，叫人消费那是笑话；反过来，有了收入叫人不消费也办不到。追根溯源，不仅农民将来之收入提高依赖于制造业，就是他们既有的收入也是来自于制造业。这个问题，用不着什么深奥的理论来解答，我们只需到广大农村走一走，向广大农民问一问就知道答案。逻辑上，我们要靠工业发展来让农民富起来，而不是通过农民的消费来吸收工业的巨大产能。
　　不仅如此，通过改革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和释放国内需求还越来越困难。过去的改革，多是帕累托改进：有人受益，却没有人受损。例如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受益，但没有人受损，甚至全国人民都是受益的。又如上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虽然痛苦，但那是在企业亏损资不抵债的情况下进行的，没有多少既得利益可以维护。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再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就有困难，因为剩下的都是一些拥有高额垄断利润的企业。今天面临华尔街金融风暴，摆明了中国经济要由出口和投资拉动向国内消费拉动转型。但要增加国内消费，就得增加人们的收入，为此必须改革国民与政府之间的分配制度，降低政府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同时还要还垄断企业的垄断利润于民。然而这样的改革无疑有阻力。
　　当然，没有理由就要对中国经济悲观起来。我曾在英国呆过，知道他们怎样把休息和度假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听说北欧国家更是福利主义盛行，人们生活的怡然自得。但是中国不一样，大家都在玩命地工作，玩命地挣钱。至少像我这个年龄一代的人是这样。这是中国经济维持中速增长的重要基础。不唱那些乐观的高调，决不是不希望中国经济好。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经历过计划经济的苦日子，自己刚刚过上几天小康生活，而家乡亲人朋友的生活也刚有所改观，怎会不希望中国经济永远地持续高速增长呢？但毕竟局限已经改变。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我们的政策一定要对头。在重大问题上，在基本问题上是不可以犯错误的。在大经济冲击面前，应付眼前困难当然要放在优先地位。但是也要有长远视野。政策的重点不能是简单地保八，而是要把握住局限的转变，把刺激现实经济增长和塑造新的增长方式结合起来。过去我们的产出40%是要面向国外市场外销的。如今个别企业当然可以调头向内，但是要让所有外销企业都调头向内，这是不可能的。当然要大力开发国内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由出口和投资拉动向国内需求拉动转型，但是绝对不能放弃走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路子，在国家层面不能放松了对于外部市场的开发。同时，必须树立不救制造业就不可能最终救经济的清醒认识，而要救制造业，根本出路在于保持一个富于弹性、充满活力的国内市场，特别是要有一个富于弹性、充满活力的劳动市场，政府必须解除对于经济的过度管制。
　　我认为，政府要有这样的准备，未来中国经济很可能会回归到6%左右的中速增长水平。这当然不是精确计算的结果，不过是依据经验的直观估计。不过经济问题，特别是宏观经济问题，很难精确的对，求得大略的对就不错了。当然知道，保八的重要考虑是就业。但我们得承认，高速增长下有高速增长的就业方式，中速增长下有中速增长的就业手段。未雨筹谋，想在前头不是坏事。至少，政府要认真思考，看看新局限下8%的高增长还能不能长久维持。（原文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2009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