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银魂白夜叉降诞完整:胡耀邦的富民思想和富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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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的富民思想和富民模式
张耀杰，文载上海《理财1周》，2011年7月15日
胡德平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发行。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与该书作者一样，最为关注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先驱者之一的胡耀邦，曾经留下实证印迹的思想脚步。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作为与会代表的胡耀邦在会议前夕的3月5日，给毛泽东写了长篇建言信。他在信中对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农村评论说：“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勇敢的思想家，但在这个问题上却放不开。他曾经不许集体农庄拥有自己的大型农业机械，更不许办工业，结果使苏联整个农村长期富裕不起来。”
斯大林设想把集体农庄的农民改造成为全民所有制的农业工人，用“产品交换”的形式建立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相互交往的全民所有制社会，并且以这种方法进入共产主义。胡耀邦在信中坚决反对抄袭斯大林式的这种苏联模式：“我怎么也想不通：斯大林的道路和形式有实在的可能性。……完全缩回到或者基本上缩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老框框中去，这是很可悲的”
在胡耀邦看来，中国必须走一条“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新路。为了实现自己设想的经济建设之路，胡耀邦向毛泽东大胆建言，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改革，全民所有制要有实际内容：“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丢掉那个把人们头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够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
胡耀邦这种共产共有、共富共享的富民思想与富民模式，在当年属于最有大胆也最为开放的前沿思维。用胡德平的话说，“耀邦同志在党的九大期间写的建言信，是他个性、思想历程中一次突出的表现。在那时，诸如此类的建言不仅毫无用武之地，而且是批剥逆鳞之举。”
该书收录的《耀邦同志如何看消费》的第三部分，有一个小标题是“‘文革’中的逆向思考”。其中介绍说，1967年上半年的一天晚上，“父亲问起北大、社会上的‘文革’情况，我又一次念经似的说起阶级斗争长、阶级斗争短的老套套来。这一次，他开口了，开始语气非常平静：你翻翻毛选一卷，有篇叫《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文章。毛主席在苏区红军时期就说，要造就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不能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父亲虽没说服我，但对‘文革’的理性思考不知不觉就始于这类思想交流之中。他的教诲使我终身难忘。”
1982年5月19日，胡耀邦召集宋平、刘毅、李朋、袁宝华、薛暮桥、马洪、郑必坚六人，集体研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所留下的《耀邦同志同几个主要经济部门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纪要》。在这份纪要里，记录有胡耀邦基于逆向思考对于中国模式的分析瞻望：
其一，苏联和东欧的模式，即高积累，加重群众的负担，或者采取大量的外国借款的办法，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这个模式并不是真正根据人民需要来搞的，所以不能成功。
其二，资本主义的模式，即追逐高额利润，加强对群众的剥削，大鱼吃小鱼，互相兼并，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
其三，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模式。可否这样说，不是先有第一部类的发展，而是第二部类的发展促进第一部类的发展，因为人民的需要和消费总是走在前头。……现在消费品的生产搞起来以后，实际上它也正在促进第一部类的发展。
胡德平认为，胡耀邦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分析较为一般化。“1982年以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一个也没有去过，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难免有概念化的东西”。作为证据，他专门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制定的并没有“加强对群众的剥削”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该“计划”所预想的最终目的，“是极大地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实现充分就业”。关于胡耀邦以消费促生产的富民模式，胡德平认为，“耀邦同志上面对社会主义模式的论述，已经提出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那就是人们的需求是生产的目的，人们需求的多少（稀缺性）构成了生产多少的‘指示标’。‘市场经济’的概念在耀邦同志的论述中呼之欲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如今的中国社会，已经超越日本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驱者之一的胡耀邦，基于他的逆向思考大胆设想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富民思想和富民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胡德平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