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本报发表对梁文道的专访，其中谈到：比较起香港、台湾来说，“大陆的文化圈比十年前更狂躁了———以前是急躁，现在是狂躁。大家争相要表态发言。每个人都在发言，都怕人家听不到自己说话，所以只好更大声、更尖锐、更抢耳。由于每个人都这么大声，所以人人都听不到其他人说话。”

　　似乎为这种“狂躁”作注解，近日，周立波与同济大学教授张生激烈骂战，倪萍和李承鹏因“脊梁奖”互相掐架，方舟子炮轰乐嘉学历造假……到底如何评价当下大陆文化圈的生态？对“狂躁”一词应该作何理解？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实习生 刘锋 孙晓颖

　　中国处于“2012年拐点”

　　羊城晚报：上周日本版刊发香港文化人梁文道的专访，他认为，“大陆文化圈比十年前更狂躁”。近些年来文化界“骂仗”不断，方舟子一人就一直“骂仗”缠身，最近还发生诸如周立波与同济大学教授张生的“骂仗”、倪萍入选“中华脊梁奖”风波，网络上泛文化圈大小不一的“骂仗”此起彼伏，现实中文学、学术、艺术、教育等诸多文化领域引起公众关注的事件可谓层出不穷……您是否认同梁文道对大陆文化圈的这种“狂躁”的判断？

　　朱大可：文道所用的“狂躁”一词，的确生动描述了中国文化的当下景观。但用它来概括你所说的那些现象，还是有点不够用。这些看起来很热闹的事件，性质和原因都各不相同。只用“狂躁”，不足以描述文化失调的复杂现状。

　　羊城晚报：如果从“狂躁”的本义出发，以批判的眼光看，像某些艺人在网上骂大街，某些议题上盲目的民粹主义口水战，甚至是现实中学术“大跃进”运动中的抄袭、造假，评奖风波，有些意见分歧的争议甚至发展到以性命相搏的程度，您认为这种狂躁症根源何在？

　　朱大可：在狂躁情绪的背后，是一种知识界的集体性文化焦虑。为什么会有这种严重的焦虑呢？我想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大家都在微博上叫喊，结果是谁都无法听见对方的声音，这是我说的“广场效应”，它引发了个人的表达危机；第二，权力冲突、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变得日益激烈，而且卷入这种冲突的人也日益增多，一旦置身于冲突的前线，很容易丧失理性，把对话变成肉搏；第三，中国正处于罕见的历史拐点，我称之为“2012年拐点”。面对这样的转折，个人选择性焦虑会变得更加强烈，它迫使每个人都作出并公开自己的选择。

　　脑健愤青和脑残愤青

　　羊城晚报：如果狂躁也可以分层级的话，文化圈或文化人如何克服这种低劣层次的狂躁？

　　朱大可：公共事务中的个人情绪，可以分为平和、浮躁和狂躁等不同等级。面对中国的现状，没有情绪才是怪事。但只要有良好的素养，就会节制自己的公共表述，把它变成一种理性的陈述，而不是低级的咆哮。

　　羊城晚报：刘再复曾经关注文化批评中“文革”导致的“语言暴力”现象，如果说那也是一种狂躁的话，与之相比，您认为当下的文化狂躁有什么新的特点？

　　朱大可：互联网平台上的语言暴力，现在基本转移到了微博平台，这种140字的短语暴力，特点就是刀具短小，出刀迅猛，节奏短促，杀气逼人。而且也因为短小，施暴变得更加轻而易举。在一个暴力成性的国家，微博为话语暴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羊城晚报：您对“愤青”现象是怎么评价的？它是狂躁的一种表现吗？

　　朱大可：狂躁意味着愤青失去了自控力，但这并不等于他的批判没有价值。愤青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品种：脑健愤青和脑残愤青。区别这两种愤青的唯一方法，就是看他说话有没有教养，此外更无其他标准。

　　需要会写“日记”的“狂人”

　　羊城晚报：与上述相反，当下现实中的学术批评、研讨会发言、主流媒体界似乎更趋向于冷静、理性，更倾向于以正面的、发展的、乐观的眼光看问题，以历史性、建设性的口吻谈问题，较少这种“狂躁”的表现？为什么？

　　朱大可：虽然大家都不喜欢失控的狂躁，但是那种故作乐观的国家主义理性，似乎更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年代，批判比赞美更有价值，因为只有它才能揭示病灶，并引导我们去改造令人生气的现实。

　　羊城晚报：如果将“狂躁”这个词中性化，就像梁文道说的，“大家争相要表态发言。每个人都在发言，都怕人家听不到自己说话，所以只好更大声、更尖锐、更抢耳”。为什么近些年来会出现这种争先恐后的发言现象？这种现象与民国时期文化圈自由的批评环境有何异同？

　　朱大可：跟民国时期的最大区别，是当时只有少数人在说，而大多数人在听，现在是所有人都在说，却根本没有人在听。这意味民粹主义时代的到来。知识界的狂躁，是对话语权丢失的自然反应。但如果没有精英的死而复生，中国文化的复兴将毫无指望。

　　羊城晚报：做一个总结，您赞成还是反对“狂躁”？

　　朱大可：我不赞成狂躁，但在大转型的前夜，我们可能需要会写“日记”的“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