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芯线价格:孙哲：清华教授谈中美智库的差距

　　基辛格曾言，作为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之间的区别，是学者可以有相对充分的时间思考问题，而决策者则必须在特定时间内做出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学者的相关研究，往往可以弥补政策制定的不足。但是，优秀的智库不能光做领袖的“外脑”，它们还应该是嵌入决策程序的“全能的影武者”，能够在政府需要时提供干练人才，能够在政府受到质疑时塑造共识，带动公众参与政策辩论，实现真正的民主与科学决策。要完成这些任务，智库本身的建设和战略规划能力的增强也非常重要。

　　在中美历史交往中，我们看到了“智力导航”的重要。兰德公司当初的一系列主张与中国交往的报告，最终影响了美国的舆论，开启了尼克松访华的大门。中美建交后一系列重大事件，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的台海危机、中国入世，还是时下G2概念与中美软实力的对比，都引起了双方智库热烈的讨论，思想界的交锋和交流一直影响着两国政治家的认知和彼此政策的出台。

　　在近年来的中美全面交流中，我们也看到了两国智库之间的不少差距。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两国智库数量对比悬殊。据美国统计，中国智库只有70家，不及美国近1800家的零头，也落后于阿根廷、印度等新兴国家，被排在“十大智库国家”之外。有人可能认为美国人夸大其词，但笔者觉得大致可信。别的不说，比起美国从已逝去的费正清到现在三十出头便十分活跃的四代“中国通”而言，中国研究美国的人数相对较少，人员分散更是不争的事实。

　　二是在影响力方面，双方差距更大。虽然有学者认为，双方参与国内决策方式“各有所长”，中国智库甚至可以避免美国那种时刻处于“知识紧张”的状态而享受研究过程，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美国智库对中国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中方智库对美国的影响力。有人曾感叹说，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20年，仅仅花费了大约4亿美元，便在中国学术界收获了巨大的影响力——现在活跃在中国知识界的学术带头人，几乎无一例外都得到过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即便不去多加考虑福特案例，美国智库在中国主办的学术会议不计其数是事实，而中国在美国主办的学术会议则不成规模也是事实。美方几个大型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甚至哥伦比亚大学等单位都在中国设有常驻机构，触角之广，令人印象深刻。相比之下，中国“走出去”的“孔子学院”之类机构因侧重点不同，尚无法承担中国智库角色。

　　当今中美关系的全面交往和复杂性，为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学界人士提供了其施展智慧的舞台。“时势”可以造出许多“英雄”。前不久，“中国最高级别的智库”的出现和其举办“全球智库峰会”的例子可以为中国智库建设提供许多正反两方面的反思。中国民问智库已踟躇前行，但方向何在？

　　强国须先强智。对中美关系而言，强智不仅需要懂得美国、懂得中国发展的兼具学识和见识的学者和专家，更需要中国国内凝聚人才的对美智库共同体的出现和相互合作。没有体制上的创新和大的战略动作，这个目标是达不到的。

　　当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我国对美交往中，有不少专家、学者凭借自己拥有的知识资源、人脉资源，不时剖析时政、指点迷津，为政府提供相关政策咨询。这方面最具突破性的进展便是已有知名学者受邀给我国政治局领导人授课，而国家有关对美外交部门如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建立了定期的会商机制，加强了与高级智囊人士、学术机构和高等学府的咨询及委托研究活动。我们很多优秀学者都参与了撰写内参的工作，他们也非常注意影响对美舆论导向。中央电视台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催生了一些明星学者，而前不久《环球时报》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学者意见“两极化”的追踪，也让我们昕到了中国学界的不同声音。中国学人作为一个人文整体正在崛起。

　　然而，对比中美现状，笔者更愿针对我国民间智库的建设提出三点建议，希望能为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策建言。

　　一是建议在战略上进行“结构性调整”，像鼓励民营企业发展一样，在国内形成对美研究“国家队”与民问智库力量的良性竞争发展格局。

　　现在较为流行的说法是，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其实这种认识还远远不够深刻。一方面，现在我国一些官方智库在体制内的生存模式，摆脱不了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双重角色。由于研究经费的短缺和管理制度的错位、缺位，一些智库只能惨淡经营。政府本身对自身决策咨询机构和官方智库过分信任的结果，反而是不少智库对政府决策部门而言可有可无。另一方面来看，相对于经济体制转型中已出现一些著名民营经济思想库和法律事务所而言，中国独立外交智库的建设步子迈得还不够大，政策上还有许多瓶颈亟待突破。我们应当大力鼓励民问智库的建设，在布局上逐步向多层次、多方位、跨学科、跨领域的方向发展，探索由企业、社会、新闻媒体、学会等非政府机构从事外交研究特别是对美政策问题研究的路子。

　　其实，中美智库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官办”和“民办”的机制。“官办”智库的好处是动员能力较强，一有重大指示、方针、口号，举国上下便可动员干军万马来为一个口号造势，为一个主题“畅想”。但其不足，恰恰在于每个智库或个人都希望“受命枢廷”后“得君行道”，过于重视单一课题而对整个思想的“产业链”整体忽视，不知不觉中造成了智库之间沟通和协调能力相对较差、低水平的重复和国家资源的巨大浪费。例如，“和谐世界”的践行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不少智库出了许多政策报告，热衷于丰富这个概念的理论内涵和操作手段。但是，鲜有智库从我们国家内部“负责任的政党政府”角度去探讨推行和谐世界的民主基因改造前提，鲜有学者从制度预防腐败视角提醒我国可能面临的外交压力。对相关“学术链”的选择性研究，不能不说是一种官办智库无法超越自己学术短视的表现。

　　民办的好处是有相对的独立性，客观上有提供前瞻性见解的先天条件。但是如果没有成功的“旋转门”机制把思想产品转化为治国救民的现实政策，知识就会被权力所轻视。所以，为了更好地把知识与决策结合起来，我国应该在体制上设计特别通道，鼓励民间企业资助智库建设，出台相关减税政策，开放民间智库和基金会的注册，取消民间智库举办国际会议的禁令，简化申报程序，同时在有效管理的条件下，鼓励民间智库创办自己的学术刊物，丰富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之间的交流。

　　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改革魄力。但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经验证明，随着资本的流动和经济板块的形成，教育交流和人文建设一定会与之相匹配，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这是大势所趋。有胆识的政治家应该对我国的智库建设特别是民间智库的建设及时规划，有意识地让自己手中的权力服务于知识而无需过多担心知识会“和平演变”自己的权力。

　　二是就中美共同关心的大战略、大议题，鼓励民间智库积极参与、提出我方真知灼见，加大影响美方各界的力度。中国智库的话语权和议程设置能力方面的“亏空”，严重影响到中国软实力的建设和国家形象的塑造。例如，在有关中国和平发展问题上的讨论，中国的声音与我们的经济规模很不匹配。这种情况必须予以改变。这也是国务委员刘延东在今年访问美国时曾建议要加强中美人文交流，引起了美方的高度重视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中国大型国有企业花了诸多代价甚至刻意学习西方的商业并购手法，但还是蒙受巨大损失、走不出国门。官办智库在跟美国的交往中，或多或少面临同样问题。一些在国外举办的许多大型宣传活动，本身便是闭门造车、自以为是的产物。本想重新建构中国的伟大形象，结果反而成为到人家门口搭台唱了出反华大戏。这类按“官方剧本”机械表演的“行为艺术”要坚决予以避免。

　　应当说，在全球经济危机、气候变化、能源合作、台湾问题、中美军事危机处理等方面，我国现有智库的角色是任何民间智库都不可能取代的，但是要更全面、更有效地应对来自美国的多种声音和多方压力，我们也不妨考虑避免国家主义倾向，打破体制成见，鼓励民间智库担当起灵活“助攻”的角色。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正在从事一项“2049”课题，其中很多内容涉及对新中国建国100周年的预测。该课题得到了我国政府的认可和帮助。如果一个中国官方智库做同样的事情，其与美国政府合作的可能性很小。这就需要民间智库的介入和参与。又如，伊朗在伦敦办了电视台，用的是西方左派、反战人士，收视率很高。试想一下，如果是中国官方机构去做同样工作，西方左派、反战人士未必肯与我合作。相反，如果是一个中国的民间智库承担这类任务，则有可能由“助攻”选手变为主力队员而为国家作出积极贡献。

　　在中美共同关心的大的战略问题上，我们应当鼓励中美民间智库进行对话、交流和合作。国家应该为中国民间智库开展对美交流工作提供更多的便利、更大的平台。

　　三是在民间智库中发掘和培养领军人物。一个优秀的智库人员应当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专业素质。他不仅要有超一流的调研能力，还应该具有语言的魅力和对外交往中的游说和交际的能力。他不仅要有理论思考，也要有交涉和谈判的能力，能够“和风细雨”般地宣传中国的国家政策和外交方略。由此可见，今后中国对美外交要发掘和培养“多面的全才”和领军人物。一个智库是否能拥有这样的灵魂人物，便是这个智库成功与否的标志；这样的人物能否以自己的学术性和政策性的产品不断赢得同行的尊重，同时又表现出自身人格的魅力，是这个智库品牌传播和政策影响力的关键所在。

　　笔者本人曾连续多次参与了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主办的“圆桌会议”活动。这条所谓的“第二轨道”已成为公认的对外沟通渠道。比起美国那些大型智库，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实在微不足道。但就是几位现已年过80岁的老学人如斯卡拉皮诺、柴哥亚力教授等，十多年来不管两岸关系是否风雨飘摇，一直执著地奔波于两岸之间。这就是民间智库的魅力和影响所在。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