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校庆说校长 

百年校庆，讲历史，忆传统，免不了谈及历任校长。校长之于学校，犹如父母之于家庭，其影响勿须赘言。看校长资料，获两感触：一是清华百年历任校长，称得上灿若群星；二是校长体现的一些现象值得深思。

一.  百年清华究竟有几位校长？

我上学时（1963～1968年）只知两位校长：一是蒋南翔校长，他是时任校长。说了许多言简意深的话，至今记忆犹新。二是梅贻琦校长，他是反面典型——“跟蒋介石跑到台湾的只有梅贻琦一人，全清华没有一个教授跟他走”。至于其贡献、人品如何，一概不知，未盖棺而论已定。那个时代，一个标签足矣。

赶上百年校庆，才有机会了解历任校长，方知清华百年共19位校长：即，周自齐（1911.2 - 1912.4 ）、唐国安（1912.4 - 1913.8）、周诒春（1913.10- 1918.1) 、张煜全（1918.7 - 1920.1)、金邦正（1920.9 - 1921.10) 、曹云祥（1922.4 - 1927.12) 、温应星（1928.4 - 1928.6)、罗家伦（1928.8 - 1930.5)、吴南轩（1931.4 - 1931.6 )、梅贻琦（1931.12-1937.10，1938.2- 1948.12)、冯友兰（1948.12- 1949.5 )、叶企孙（1949.3 - 1950.3)、刘仙洲（1952.6-1952.9）、蒋南翔（1952.11- 1966.6) 、刘达（1978.6 - 1983.5 )、高景德（1983.5 - 1988.10)、张孝文（1988.10- 1994.1 ) 、王大中（1994.1 - 2003.4) 、顾秉林（2003.4至今）。

虽同是“一把手”，但职务名称却不尽一致：1912年前的两任校长称“总监”， 1948年至1952年建国初期，有三任校长曾叫“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院系调整筹委会主任”、“校务会议临时主席”等。但主流的称呼是校长。

仔细排排年代，发现校长任期有不少空挡。解放前，校长任期交接多有几个月的间隔，似乎成了规律，只是不知出于何种考虑。1937.10--1938.2出现的空挡，是抗日战争期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下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未设校长而致。另一个较大的空挡，是1950年3月至1952年6月，长达27个月只有党委书记（何东昌），没有校长。时值改天换地，百废待兴，无暇顾及，可以理解。

然而，最刺眼的是1966至1978年长达12年的校长空缺。那12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虽然什么荒唐事情都能发生，不可以常规论，但那12年清华大学处于不停业整顿状态，文革前入学的最后一批学生1969年离校，接着1970年工农兵大学生进校，直到1980年才全部毕业。有学生、有教学，怎么可能没有校长？1966至1968年，清华文革你方唱罢我登场，说不清谁当权。但自1968年 7月，“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清华就已经结束了“无政府”状态。同时还推送一颗政治新星在清华火箭般急速升空，那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迟群。1971年，迟群正式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升任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直至1976年10月被捕判刑。因此，迟群是第15任清华校长，不应存疑。

我就是那一期间（1968年12月）毕业的。借文化大革命的光，领到盖有“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红色大印，大红塑料封面的另类毕业证。文革结束后学校通知，交回工宣队发的毕业证，换为刘达校长签章的常规毕业证。我听话交回工宣队毕业证，至今后悔莫及——缺乏文物收藏意识啊。

这样算来，百年清华正好20名校长，平均任期5年。巧的是，解放前38年，解放后62年，正好各10名校长。

二.校长们的群体特征

看20位校长简历，最突出的印象是“海龟”真多，而绝大多数又是美国“海龟”，显然与留美预备学校的渊源有关。纯粹本土培养的仅有周诒春、刘仙洲、蒋南翔和迟群三位半（周诒春就读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是与美国和庚子赔款关系密切的教会学校，只能算半个吧）。

任职时间差别很大。任职时间最长的前三位为梅贻琦（17年）、蒋南翔（13年）、王大中（9年），而任职最短的前三位是温应星（2个月）、吴南轩（2个月）、刘仙洲（三个月）。影响任职时间的一个原因是时局动荡，任职时间最长最短的校长都出自1930年代前后。

20位校长中有两位是以军职入主校长，“捏刀管教育”。一是温应星，挟军阀淫威而来，亦因军阀势颓而去。二是迟群，借“军宣队”之势入主清华，随“四人帮”倒台被捕。历史惊人的相似。

20位校长中，有四人（张煜全、金邦正、罗家伦、吴南轩）因师生压力被迫辞职，且集中发生于1920至1930的十年间，可见当时学校民主风气之盛，学校自治能力之强。加上迟群被捕下台，蒋南翔被批斗打倒，非正常离职的校长几达三成，足显清华校长实在不好当。

对比个人资料，发现：前16位校长，“出身”比较复杂，既有来自“官场”的校长，也有来自“学界”的，简历介绍突出的是对学校发展成长的贡献，个人学术成就很少。而改革开放30年的校长，几乎都是学者出身，突出介绍的多是个人学术成就、获得的名誉地位、以及各种学术头衔，而对学校发展的建树、个性以及理念抱负的介绍却极少。能够想出的原因，可能是距今时间太短不好评价，还不至于无贡献可写吧。

从资料看，清华前38年似乎是发展最好的时期。从1911年周自齐选定清华园校址，筹建、开学算起，唐国安改称清华学校，周诒春提出改“留美预备学校”为完全大学设想，主持修建四大建筑（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和大礼堂），到曹云祥正式建成清华大学，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从罗家伦招收女生，创设各研究所，到梅贻琦将清华发展到鼎盛时期，培养出许多照亮中国历史的大师级人物，也不过十多年的时间。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前些天曾评价：“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或许就可以称得上“世界一流”，至少是离“世界一流”很近。”而那38年，正是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接连爆发的动荡年代，是国家最艰难的时期。清华的校长们居然取得那样非凡的成就，弥显珍贵，令人倾慕。也说明“一流大学”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前人在国难时期能做到的，今人在“盛世”怎会做不到呢？

建设“一流大学”一直是清华的梦想。改革开放的90年代，张孝文校长提出了：“争取到2011年把清华大学建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的奋斗目标”。2011年4月，顾秉林校长在百年校庆献辞中写道：“在百年校庆之际，我们欣喜地看到，清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按照总体发展战略，迈出了重大步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阶段性成果”。显见，张校长的目标落空了。目前的目标是：2020年清华大学要在总体上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到2050年力争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三. 怎样才算是好校长？

百年清华20位校长中，经得起历史检验、影响具有时空穿透力者是哪几位？这无疑是个仁者智者各有所见的问题，难有定论。但从资料和媒体评价看，相对的共识大致是：

20位校长中，评价最高，且争议最少的当属梅贻琦。他是清华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也是对清华影响最大、最富人格魅力的校长，被台海两岸尊推为清华“终身校长”。

梅贻琦流传最广的至理名言，是就职演讲中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以这样的理念，加之超人的眼光和热诚，延揽了朱自清、闻一多、钱钟书、冯友兰、金岳霖、吴晗、李达、熊庆来、马大猷、华罗庚、林家翘、钱伟长、钱学森、吴有训、周培源、梁思成等一代翘楚。这句话今天仍被反复引用，针对性很强——仿佛梅贻琦80年前早知今日现状，预警在先。

与同时代的蔡元培、梁启超、胡适相比，梅贻琦没有多少传奇色彩，个人很少传世著作。有文章评：“梅贻琦是一个纯粹的大学校长。他不去追求自己的学术地位——现在的大学校长在科研项目上“有权者通吃”的状况在当时恐怕是丑闻；他也很少就政治、经济等公共事务发言，几乎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办好清华这件事情上，心无旁骛，直到生命最后一息。这才是他的最伟大之处，这也是清华的最大幸运。”

读资料，有几件小事印象很深：

 “一二·九”运动中，数千军警闯入清华逮捕学生。学生们怀疑校方给军警提供了黑名单，扬言要打教务长。梅校长对着大群学生，慢悠悠地说出了5个字：“要打，就打我！”何其伟哉。

梅贻琦长期独掌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却难以维持家计，须梅夫人挎篮卖糕赚钱贴补家用。梅校长一生没有积蓄，住院和殡葬都赖校友捐助。住院期间一直紧抱一个黑色皮包，病逝后才知装的是清华基金账目，笔笔清爽，毫厘不差。在战乱频仍、政局动荡、贪污成风的年代，竟能如此廉洁自律，“真是圣人行为”。

云南省主席龙云对西南联大创立支持颇大，其女报考西南联大附中落榜，十分不快。后听说 “梅校长女儿梅祖芬也未被录取”，愕然气消。此举使许多权贵显要再不敢张口为子女“走后门”考清华。

这些小事，就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校训的最好注解和案例。

高踞清华校长之颠的梅贻琦，无意中树立了大学校长的标竿和评价标准。由梅贻琦可以说，一个好校长至少须具备：坚定正确的治学理念，心无旁骛的全身心投入，清正廉洁的人格魅力。显然，个人学术成就只是锦上添花的附带条件，起码不是好校长的充分条件。

蒋南翔是任期仅次于梅贻琦、对清华影响深远的杰出校长，今天的清华几乎无处不刻有蒋南翔鲜明的印记。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这句载入史册、震撼几代人的名言，出自青年蒋南翔的手笔。

1952年，蒋南翔就职演说中宣布：“清华大学当前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深入教育改革，破除英美资产阶级的旧教育传统，逐步地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大学”。有文章分析：“潜台词就是批判并抛弃梅贻琦校长的自由理念和民主气质，将清华进行再改造”。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干的，而且干的彻底之极，有效之极。

他总结的许多话，至今难忘：“又红又专，全面发展”、“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真刀真枪毕业设计”、“给干粮更要给猎枪”，“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双肩挑”等等。文革前夕的1965年，蒋南翔更进一步明确：“ ‘清华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这句话是不全面的，应该说，我们不仅是培养工程师的，我们还是培养党和人民各项事业的接班人的。包括将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将在你们当中产生。”不论这些观点今天能否获得认同，但蒋校长既有提出这一目标的魄力，也有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这一事实，会令多少校长汗颜。

社会上对蒋校长的争议，我看到的有：

1957年反右，清华抓出571名右派，包括学者钱伟长、黄万里，校领导袁永熙、周寿昌等，学生右派349人。当年为发展核技术，从全校精挑细选组成的“老物八”几乎全军覆没。有人说“蒋先生难辞其咎”。

北京工业大学老校长宋硕说过：“1961年，全国有近200名超清华录取分数线很多的学生，只因家庭出身或严重海外关系而不被录取。” 1961年清华年录取新生约1500名，200名已经不是一个小比例。我记得，1961、1962年是执行阶级路线最严酷的年代之一，这种情况直到1963年陈毅关于红专问题的著名讲话后，才明显改观。

蒋校长对这一切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不该发生的事毕竟发生在他的治下。但换个角度想，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其他人主政清华，情况会有所改变吗？换了张南翔、李南翔能不抓右派，招生能不执行阶级路线吗？历史无法假设，也无法重演，只能直面。

很少听到针对蒋校长个人品质的指责。我听说的，仅有文革大字报揭露的两件事：一是蒋校长喜吃蛋炒饭，开会太晚总要炊事员做一份“鸡蛋包着饭粒”的蛋炒饭。二是贺龙元帅之子贺鹏飞1963年未达录取线，蒋校长帮助安排到清华附中补习，次年才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前者被指为生活腐化，后者被指为牺牲原则讨好贺龙。今天重提两件事，对比现实，真有分不清是批评还是表扬之惑。

蒋南翔是清华唯一被自己学生批判斗争打倒的校长，他第一次踏进自己主持修建的主楼，就是被批斗。我们都参加过他的批斗会，高呼过“打倒蒋南翔”的口号。40多年了，想起来还有恩将仇报式的愧疚。

梅贻琦和蒋南翔都已辞世，他们俩是那么的不同，在某些方面甚至是针锋相对、截然相反的，但并不妨碍他们都成为公认的最杰出的校长，也不妨碍清华同时纪念他们，想来真是奇妙，值得深思、深究。

清华校长中，罗家伦和刘达常被荐入杰出校长之列。资料介绍：罗家伦“长校期间，增聘名师，裁并学系，招收女生，添造宿舍，裁汰冗员，结束旧制留美预备部，停办国学研究院，创设与大学各系相关联的研究所，对清华大学的发展有所建树。但他作风专断，不尊重师生意见，引起师生的“驱罗”运动，被迫辞职。”罗校长群众关系看来确实很差，他任中央大学校长也遭不少人反对。据说：蒋介石曾问过：“罗家论治校有方，为什么政府不少人不喜欢他呢？”答曰：“政府一些要人向他推荐教师，他拒绝接受。”正是他这种不唯上、不循私、不拘一格的用人思想，才延聘了一批学术大师，将清华推向辉煌。看来，历史最终还是给了他一个公道。

    刘达也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老共产党员。他的主要成就有三：一是拨乱反正，清除“文革”对清华大学的破坏，带领清华走出文革，为清华大学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二是提出清华从多科性工业大学转向工科为主，理工结合，兼有经管、文科的综合性大学的初步规划，恢复数学、外语、社会学和经济管理学等学科设置；三是提出把清华大学建成“高水平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大学”的奋斗目标。但给人的印象，是清华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点重新出发。

    刘达“拨”的“乱”，大多与迟群有关，若论影响不能忽略迟群。迟群在清华是有“政绩”的，他治下的清华对全国的影响，毫不亚于许多名校长。例如，文革中全国学习、影响文革走向的“六厂一校斗批改经验”，其中的“一校”就是清华。1975年，刘冰通过邓小平上书毛泽东状告迟群和谢静宜惨败，毛泽东批示：“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头争的反映”。导致全国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邓小平的再次下台。迟群还创造了清华校长的两个唯一：唯一纯粹凭借政治当上的校长；唯一被捕判刑的校长，1983年被判有期徒刑18年。

清华还有一个校长不好不提，即顾秉林校长2005年成为媒体热点人物，这是清华校长少有的现象。刘道玉老校长写到：“2005年5月11日，清华大学校长主持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演讲，演讲完毕赠送礼品时，校长念黄遵宪的《赠梁任父同年》诗时，由于不认识小篆的“侉”字而语塞，并进一步导致举止失措，把赠送礼物说成了“捐赠礼物”，接受对方礼品后又忘记说声“谢谢”。这本来是很庄严的场合，却闹出了大笑话，并遭到了普遍的批评。汉语言文字博大精深，谁都有念错字的时候，我也念过错字。我们无意苛求科学家要会认识篆体字，一定要懂得古诗文，但作为大学校长必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这件事并不能怪罪校长，而只是暴露了我们遴选大学校长标准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刘校长说得不无道理，但问题恐怕不是简单的“标准”和“方法”问题，要更深刻复杂的多，“标准”和“方法”只是冰山浮出海面的部分。

学生谈论校长，已属不敬，外行议论内行，更近不智。只有停笔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