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排镀锡的作用:胸怀报国志 异乡献青春——记朱英烈士

胸怀报国志  异乡献青春——记朱英烈士

绥中县委党史办  田绍增

在巍巍的五花顶北麓，滔滔的狗河上游，人们传颂着一位来自异乡，身残志坚，英勇果敢，勤勤恳恳为人民奋斗终生的年轻区长——朱英烈士的事迹。

朱英、曾用名郎百千，河北省遵化县人。1921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他从小聪明伶俐，性格倔强。当时他的家乡冀东，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民不聊生。中华儿女誓死不当亡国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的抗日浪潮汹涌澎湃。1938 年的冀东大暴动， 1941 年的反“蚕食”、反“治安强化”运动，都显示了人民力量的强大。朱英身经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统治，逐渐懂得：不消灭日本侵略者，不推翻地主阶级，人民永远过不上好日子。要翻身，拿起枪；要革命，跟着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放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他下定决心，哪怕千辛万苦也要跟着共产党，翻身闹革命。

1941年，冀东的形势非常艰苦，日本侵略军反复“清剿”，到处是血雨腥风，朱英，就在这样恶劣的形势下毅然地参加了革命。

入伍后，朱英多次参加打击日军，保卫家乡的战斗。他勇敢杀敌，努力工作，样样走在前头，他立场坚定，工作踏实，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入伍后几个月，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中国共产党为保卫抗战的胜利果实，彻底解放受苦受难的中华民族，派遣了大批干部和军队进入东北。朱英也随着东征的队伍，被派到锦西县一区作助理员工作。这里虽然远离家乡，但他斗志不减，工作积极，1947年7月调到绥中县第五区任副区长。11月，又升任区长，一直为党为人民，顽强地奋斗着，工作着。

1948年春天的一天，朱英带着通讯员刘玉书到骆杖子工作。这时，天快黑了，村干部们看他实在太累了，劝他住一宿。可他说什么也不干，摸黑赶回了时杖子。（区政府所在地）。这里只剩下一部分区干部、区中队队员和俘虏来的 100多名土匪及土匪家属；还有区政府筹集的一驮子布，一驮子鞋，留给朱英安排处理。朱英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马上一一做了妥善安排。正待转移时，天已经亮了，一群荷枪实弹的土匪，气势汹汹地扑上来了，顿时枪声大作。朱英马上提枪上马，指挥区中队战士及区政府人员投入战斗，狠狠还击。这时有人建议把俘虏放了，把东西丢掉，轻装转移。朱英不同意，他坚定地说：“前方急待我们送去布和鞋，怎么能丢掉呢！大家要看管好俘虏，要节约子弹，瞄准了再打，不能放空枪！”经过他的周密部署，果断指挥，终于带领区中队和区政府干部，冲出敌人包围。

朱英身材不高，也不壮实，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他曾经负过七次伤，右脚有四个脚趾连在一起不能分开，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很是艰难，但在英雄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在各项工作中，他仍坚持处处带头，专挑重担。

1947 年腊月，区委书记张立春和区干部虞连庆在黄土台子被土匪杀害了，烈士的遗体要运回区政府。当时，由于土改斗争激烈，土匪非常猖狂而且时杖子离黄土台子几十里，山路崎岖，怪石嶙峋，非常不好走。但他不畏艰险，冒着飞扬的大雪，顶着刺骨的寒风，带领区干部和区支队战士运回了烈士的遗体。

1948 年10月初，朱英为了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和省、地、县委保卫胜利果实，加强防范，收缴敌人手中残存武器，防止敌人破坏的精神，首先对全区的情况作了分析，然后又作了详细的部署。经过群众举报和周密地调查，得知大杨树沟有个大肚子队名叫刘文仲的小头头，这个人十分狡猾，手里有一支匣枪，人挺难对付。他左思右想，决定先派魏宝田去打探，利用他们俩人曾在沈阳作过买卖的关系，劝刘主动交枪。可是魏宝田一去三天，没有音信，想必又遇到了困难，朱英决定亲自走一趟。

一天下午，朱英带着通讯员刘相钦骑着毛驴，向大杨树沟出发了。路上，他想好了对策，决定采取先软后硬的方法。他对通讯员说：“小刘，咱们到刘文仲家派饭，利用吃饭的机会对他进行教育。”

在刘文仲家，朱英耐心地宣传党的政策，劝他改邪归正，把武器交出来。但由于刘文仲受地主武装的宣传毒害，对共产党信不过，不管怎么讲就是不交。朱英看耐心开导不行，就动了硬的，便吩咐人找来麻绳子，刘文仲一看要受皮肉之苦，不交是不行了，就说出了埋枪的地点。接着，朱英带着战士到他家的草垛里起出了一支乌黑锃亮的三号匣枪。

贫困的五区人民，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的影响，有些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缺乏正确认识，不相信共产党能够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取得革命的胜利。对此，朱英强调要搞好宣传动员工作，采取多种形式，让群众了解共产党，支持我们的工作。他常和同志们说：鱼儿离不开水，我们离不开人民群众，没有群众的支持，我们将一事无成。他在区政府，在老百姓家，在群众会上，常常讲一些革命道理。比如：共产党是为人民的党，是为了人民过好日子的，是人民的大救星，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还讲什么叫革命，什么叫为人民服务等等。由于重视了宣传工作和狠狠地整顿社会的种种混乱现象，很快地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团结了大多数人民群众，各项任务才胜利完成。

对山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朱英也非常关心，他经常挤时间到学校去，给师生们讲革命斗争形势、我党的方针政策。他还同师生们一起唱歌、弹琴、吹箫，帮助学校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受到师生们的欢迎。

朱英参加工作较早，负伤致残，作战有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摆官架子。对同志，对群众一视同仁，态度和蔼，平易近人。组织上看他走路不便，为了照顾他，给他拨了一匹马，但他认为马是战场上的好工具，在地方工作用不着，坚决不要，后来，组织上又拨给他一头毛驴，他才勉强留下来。就是这条毛驴，驮着他走遍了五区的山山水水，沟沟岔岔，哪里有任务，他就到哪儿，不怕险不怕累，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

朱英衣着朴素，生活廉洁。他穿一身便服，脑袋上常系着个小包袱皮，无冬历夏，热了，用来遮太阳、擦汗，冷了，用来御寒。他的行李非常简单，只有一个小薄被，冬天絮上棉花，就是一床棉被，夏天去掉棉花当夹被。没有褥子，也没有枕头，随时带一个小布包装着换洗的衣服，身上背一个牛皮文件兜，人到哪儿兜到哪，经常在河套、野地里过夜。

朱英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从不搞特殊化，县里下来什么待遇，发什么物资，他都先可别人来，自己能将就便将就，有时还退掉不要。

朱英一心一意为党工作，没有私心。他远离家乡，家中有老母、妻子和女儿，但从他到东北后，一次也没有回过家，他的女儿生下来以后，一直没有见过爸爸。

1948 年 10 月上旬的一天，乌云密布，阴阴沉沉，不久淅淅沥沥下起小雨，朱英和通讯员刘相钦冒雨到了谭杖子村。

在三间房子的村政府办公室里，朱英正在细心地向区干部张学芳和村主任刘文喜等人了解村上的情况。忽然听到外边有大声说话的声音，就走出去询问情况。执勤的民兵汇报说：有两个人刚从赵家沟山梁上下来，我们检查他们的通行证，他们说没有，搜查也没有搜出来，他们说是来串门的，我们准备放他们过去。失英上前对来人打量了一番，立即说：“不能放走，带进屋里来！”进屋后，经过讯问，破绽百出，加上口音不对，表情又不自然，肯定有问题。于是，他对村干部们说：“我写封信把他们送到县里去！”朱英掏出笔来，伏桌正要写信，那家伙一看不好，立即掏出手枪，照朱英就是一枪，朱英被击倒了。村干部刘文喜急忙扑向两个家伙，但被他们挣脱出来跑到院里。大家追了几步，就返回来看区长朱英。他已经昏迷了，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胸，鲜血浸了出来。大家赶紧把他放倒在坑上，进行了简单的包扎。通讯员刘相钦急忙打电话，向县委汇报。王炳田副政委接到电话后指示：“迅速组织抢救，连夜用担架把人抬到绥中来，不许停留。”

经一夜奔波，天亮了，担架到了绥中医院。县委书记李树仁，县长于仲明，组织部长松岩，都亲自到医院看望朱英，稳妥安排抢救治疗。但终因当时医疗条件差，失血过多，抢救无效，第二天晚上，朱英同志便与世长辞了。年仅 28 岁。

朱英烈士的一生，忠心耿耿，为国为民，他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