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对外关系

库屠左夫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发表时间：2010-8-19 08:58




作者：金冲及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从九大到十大期间，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取得重大突破，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形成了对外关系的新格局。

“*”最初几年，中国面对的国际局势十分严峻。美国侵越战争继续扩大，在南越的美军达到五十多万人。美国的飞机和军舰常常侵入中国的领空和领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每次都提出警告。苏联政府以重兵集结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多次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一九六八年八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六小时内占领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件事给中国刺激很大，更使中国把苏联的军事威胁作为国家安全战略全局的重点来考虑。

就在*九大召开前夜，发生了大规模边境武装冲突的珍宝岛事件。“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原不是一个岛，而是乌苏里江中国一侧江岸的一部分，后来因江水冲刷成为岛屿，枯水期和中国江岸相连。”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23页。它历来都由黑龙江省虎林县管辖。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大批苏联军人乘坐装甲车和汽车分两路侵入珍宝岛，突然袭击正在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人员，打死打伤多人。中国边防人员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十五日，苏联出动大批装甲车、坦克和武装部队，在飞机和远射程炮掩护下，再次侵入珍宝岛，并向中国境内纵深地区进行炮击。中国边防部队三次打退了对方的猛烈进攻。这件事震动了世界。

九大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委托长期靠边站的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由陈毅负责，向中央提出书面意见。当时，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一是中美、中苏之间会不会发生大战？二是苏美两国比较起来，谁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更大？三是对打开这种局面有什么新的设想？

这四位老帅都是富有战略眼光的。他们从六月七日至七月十日进行了六次讨论，由熊向晖记录并整理出向中央报告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经周恩来报送毛泽东。报告写道：“我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还不大。”它判断：“美帝不敢轻易进攻中国，主要理由是：（一）中美之间隔着辽阔的太平洋。美帝侵朝、侵越两次战争的失败，加深了它的内外困境，使它有了沉痛教训，申言不再参加朝鲜式或越南式的战争。中国不同于朝鲜、越南，美帝更不敢贸然动手。（二）美帝战略重点在西方。美帝长期陷于南越，已使它在西方的地位大为削弱。如与中国作战，需时更长，结局更惨。美帝尤其不愿单独和中国打，使苏修渔利。（三）美帝想把亚洲人推上反华第一线，特别想利用日本打先锋，但日本自己有侵华失败的切肤之痛。新中国远非昔比，日本反动派对中国不敢轻举妄动。”报告还作出一个重要判断：“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但真和中国大打，苏修还有很大顾虑和困难。”熊向晖：《历史的注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85、186页。

当时从国际关系的全局来看，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新变化：“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对比向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苏联凭借其迅速膨胀起来的军事力量到处伸手。而美国先是深陷于侵越的泥潭之中，后来又为侵越战争的‘后遗症’所困扰。苏美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214页。这种在一段时间内存在的新态势直接影响中国的周边状况。苏联当局确曾有过对中国实施突然核打击的设想，而美苏之间的矛盾超过了美中之间的矛盾。

陈毅等四人小组，在七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十六日之间又进行了十次讨论，并向中央提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熊向晖回忆当时讨论的情况：“四位老帅还反复研究，万一苏修对我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叶帅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陈总说，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参考。”他们在报告中写道：“国际阶级斗争错综复杂，中心是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目前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他们认为：“苏修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为“对华作战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苏修感到并无把握”。“苏修对侵华战争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迄今美帝的态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为它最大的战略顾虑。”在这份报告写出后，陈毅还向周恩来口头汇报说：“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熊向晖：《历史的注脚》，第192、195、197页。

这时，美国对华政策也在酝酿重大调整。美国的力量正深陷在越南战争的泥潭中，同苏联的角逐又处在被动地位。珍宝岛冲突更加快了美国决策者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

一九六九年就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这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他在*中写道：

“我认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这一想法，是我在一九六七年为《外交季刊》写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是在一九七○年二月采取的，那时我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个外交报告。关于中国问题的那一段是这样开始的：‘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

这年三月，美国国务院宣布放松对于去新中国旅行的大部分官方限制；四月，又宣布进一步放宽贸易限制。十月二十五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到美国去会见尼克松。尼克松告诉他：已经决定设法使对华关系正常化，要求他作为中介人提供助力。叶海亚允诺了。第二天，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尼克松同样要求齐奥塞斯库把他的想法转达给北京。尼克松回忆道：

“在欢迎他的宴会上祝酒时，我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称称呼共产党中国，即称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我的外交政策报告还称它‘共产党中国’。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十二月九日，周恩来要叶海亚总统传话说，欢迎我的代表到北京讨论台湾问题。他强调说明这不仅是他的口信，而且已得到毛主席和当时还有很大权力的*的批准。周恩来最后以其特有的精辟口吻说了句俏皮话。他说：‘过去我们通过不同的来源收到美国方面的口信，这次是第一次从一个首脑通过一个首脑给另一个首脑提出建议。’”（美）《尼克松*》中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29、231页。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他说：

“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

“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3、594页。

毛泽东这些话，尼克松在几天后就知道了。一九七一年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上，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是中美关系上一个重大突破，引起很大轰动，被称为“乒乓外交”。“乒乓外交”，获得了“小球转动大球”的戏剧性效果。正如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所说：它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七月九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巴基斯坦政府的配合下，从*堡秘密启程，飞往北京。三天内，周恩来、叶剑英等同他举行了六次会谈，着重就台湾问题以及尼克松访华安排进行磋商。尼克松在*中写道：“使基辛格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他们在一起会谈和闲聊，相处了十七个小时。基辛格发现‘他对哲学的泛论、历史的分析、策略的试探和轻快的巧辩无不应用自如。他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美）《尼克松*》中册，第241页。

十六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称：“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公告》，《人民日报》1971年7月16日。宣布长期相互尖锐敌对的中美两国突然走向和解的这条不足二百字的公告，是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立刻强烈地冲击和震动了全世界。三个月后，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十月二十六日，双方就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

就在基辛格即将结束他第二次来华使命时，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正为二十二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进行表决。从十月十八日开始，经过一星期的辩论，有约八十个代表在会上发言。二十五日晚进行表决，该提案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一票弃权的压倒多数得到通过。“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当电子计票牌上出现表决结果，表明美国的建议被击败时，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挤得满满的会议厅中发出了长时间的掌声’，‘热烈掌声持续了两分钟之久’，对中国友好的各国代表‘高声欢笑，歌唱，欢呼’，‘还有一些人跳起舞来’。”《人民日报》1971年10月27日。第二天，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电文，告知二十五日联大通过的决议。毛泽东高兴地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机场。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欢迎。当天下午，毛泽东就会见了尼克松，对他说：“来自美国片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片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5页。基辛格在*中谈到对毛泽东的印象：“他微笑着注视来客，眼光锐利而微带嘲讽，他的整个神态似乎在发出警告说，他是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的专家，想要欺骗他未免是徒劳的。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美）基辛格：《白宫岁月》第4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13页。

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尼克松同周恩来进行了五次会谈。“在台湾问题上，尼克松重申了美国的承诺，即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也不支持‘*’；美国将谋求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并在四年内逐步从台湾撤军。”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559页。罗杰斯和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讨论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互设联系机构及互通贸易等问题。不久，双方就在北京和华盛顿互设联络处。

二月二十八日，双方在上海正式签订并发表了《联合公报》（通常称为“上海公报”）。这个公报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列举双方各自的观点。以台湾问题来说，中国重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的一贯立场；美国政府表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公报也宣布双方达成的共同认识，如：“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

尼克松访华和《联合公报》的发表，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两国从长期尖锐对立开始走上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为以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打下了基础。它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产生了巨大的连锁反应，迅速改变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格局。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访华决定快要发布前才接到通知，感到十分震惊。尼克松访华半年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正式恢复邦交，两国关系取得了重大突破。

田中角荣是一九七二年七月当选日本首相的。他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就表示：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内阁会议后，大平正芳外相又对记者说：日中完全实现邦交正常化时，日台条约仍然存在就是不可想象的了。九月二十五日，田中首相偕大平外相和二阶堂进官房长官来中国访问。周恩来同田中角荣进行多次会谈。二十九日，两国政府首脑共同签署《联合声明》。《声明》说：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

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两国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人民日报》1972年9月30日。

《声明》宣布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国自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中日邦交正常化，显然受到中美关系改善的重大影响；而它立刻宣布两国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又走到中美关系的前面去了。